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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
亲爱的库诺：
您就您的案件写信给俾斯麦，这是完全正确的，哪怕让他出一次丑，并使倍倍尔有机会在帝国国会就此发表讲话，也应该这样做。载有总委员会会议报道的《东邮报》，您大概已经收到了，在那篇报道［注：弗·恩格斯（关于对国际会员泰奥多尔·库诺的迫害》。——编者注］中我谈了您的案件；这份报纸我是本月2日从这里寄出的。大概您也已经收到了4月24日和27日给您寄去的报纸。我还谈了关于纵火的阴谋，但是，这一点在报道中反映得很不好，每当我没有亲自来写此类东西的时候，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这篇报道明天寄给您。[478]
关于您的情况，我曾写信告诉曼彻斯特的一位从事棉纺业的朋友，毫无疑问，他会尽力帮您的忙。遗憾的是，现在他每星期只有两天时间在曼彻斯特，在最近大约四个星期内，他要在郊外他父亲的工厂里度过其余的时间，所以，在他完全回来以前，他能为您办的事情就很少了。我的另一个朋友是一位顾问工程师，他的交谊很广，可惜他现在恰好已经离开，要到德国去两个月。如果最近我不能告诉您什么好消息，那便是由于上述原因。
西班牙有巴枯宁分子的秘密团体，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详细情况可见布鲁塞尔的《自由报》关于萨拉哥沙代表大会的报道（第二篇），这篇报道您大概在近日的《人民国家报》上也可以读到。[473]好在一些优秀人物在代表大会上很快就看穿，这个秘密团体的利益同国际的利益是根本不相容的，由于对他们来说国际是最宝贵的，所以他们立即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而留在秘密团体里只是为了监视它，使它的活动瘫痪。其中有一个人［注：罗伦佐。——编者注］曾在这里出席代表会议［注：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编者注］，他确信，那里人们对他说的诽谤总委员会搞阴谋、搞独裁等等的话纯属胡说八道。此后不久，我们最优秀的人物之一——半法国人、半西班牙人［注：拉法格。——编者注］就到马德里去了，这样问题就得到了解决。西班牙人有一个很好的组织，他们有充分权利以此自豪。这个组织最近六个月来表现得很出色，但是，巴枯宁同盟的这些蠢驴出现在萨拉哥沙代表大会上，他们仅仅为了“支部的自治”竟要求把整个组织变成一个死气沉沉、无所作为的组织！这些先生对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所采取的也就是汝拉的蠢人搞的那一套，即对总委员会进行各种各样的指责和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取消授予总委员会的一切权力，把总委员会降为一个普通的通讯局。但是，西班牙的工人们嘲笑了这些空谈家，并一致要他们放规矩些。这是迄今为止对巴枯宁的一次最沉重的打击（巴枯宁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西班牙），这次打击也一定会对意大利发生影响。
我毫不怀疑意大利也存在着同样的秘密组织，尽管它可能不象在迂腐的西班牙那样有严格的纪律。在我看来，能最好地证明这一点的是，在那里全国各个角落都同时自上而下地提出同一个口号，几乎象军事行动一样准确（注意：这正是那些所谓为了对抗国际而经常向人民宣扬“自下而上”原则的人）。您不了解这个组织的内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即使是巴枯宁分子，也只有他们的首领才了解这个专为亲信者建立的团体。与此同时，在意大利也出现了一些良好的征兆。费拉拉人已有所觉悟，承认了章程和组织条例，并把他们自己的章程寄来请求批准［注：见本卷第465页。——编者注］，这也是同巴枯宁分子提出的口号完全抵触的。在意大利，最大的困难就是同工人建立直接的接触。这些该死的巴枯宁主义空谈家——律师、医生等等——真是无孔不入，他们俨然以天生的工人代表自居。只要我们能够冲破这种障碍，并和群众进行接触，那里的一切就会顺利进行，事情很快就会走上正轨，然而，如果没有落脚点，那末在任何地方，要做到这一点都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很重要的一点是您能够留在米兰，随后在必要时走访这个或那个城市，在一些主要的据点上，有一两个能干的青年，这样有半年的时间，我们就能对付这帮坏蛋了。
关于西班牙的警察机关，我只能告诉您这样一点，根据一切迹象判断，它是极其愚蠢的，内部也很不一致。例如，我们在马德里有一位优秀人物［注：拉法格。——编者注］，按照内务大臣［注：萨加斯塔。——编者注］的命令他应被驱逐出境，但是马德里的总督声称不必如此，因而他就安然地留在那里了。
5月8日。我刚写好这封信，就收到您从塞兰寄来的信。普鲁士警察机关的事[479]，我不明白。警察机关对您是绝对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的，只要您不给它以法律追究的借口，而这一点看来您是避免了的。也许是您的爸爸为了摆脱在那里碍事的儿子而故意编造了这样一出滑稽戏？
不管怎样，我在这封信里给您寄去五十法郎的银行券，情况详述于后。在塞兰我没有通信地址，但是我现在马上就写信给布鲁塞尔市圣约翰医院的塞扎尔·德·巴普（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委员），让他写信告诉您几处地址，同时我也就此写信给阿尔弗勒德·埃尔曼，他住在列日市圣马丁山街57号（不知他是否还在列日）。要是最近您没有接到德·巴普的信，那您就给他写封信，并告诉他是我让您找他的。要是您到列日去，那就去找一下埃尔曼，我在这里给他附上几句话，他可能会给您一切方便；这样做比我通过邮局写信给他要好些；他可能已经不在那里了，不过反正您离那里相当近。只要有一封信寄不到或被邮局拆开，那您就很可能暴露。
关于贝克尔，我将在下封信里告诉您一些相当滑稽可笑的秘密。
忠实于您的 弗·恩·
给埃尔曼的信只能交给他本人。他也是生活在反动家庭里。
5月8日晚。由于我要进城去取随信附上的那五十法郎的法国银行券（日期：1871年10月11日，号码：2648626，左上角：626，右上角：Z106），没有来得及把这封信用挂号寄出，而汇款又非寄挂号不可，所以我还有时间跟您谈谈贝克尔的事。这些事又一次说明，世界历史是由一些多么渺小的阴谋构成的。老贝克尔很久以来一直对组织问题抱着自己的1848年以前时代的老看法：建立一些小的联盟，为了使这些小联盟有一个总的共同的方针，它们的领导者相互间应保持一定程度的组织联系，有时还要搞点秘密活动，等等。这里还要加上一个也属于那个时代的想法，即德国组织的中央委员会应设在德国境外。当国际成立和贝克尔掌管了瑞士等地的德国人组织时，他在日内瓦建立了一个支部。这个支部又在瑞士、德国等地建立了一些新的支部，因而逐渐变成了“若干德语支部的总支部”，并企图不仅充当居住在瑞士、美国和法国等地的德国人的最高领导，而且充当德国和奥地利的最高领导。这完全是1848年以前的革命鼓动的老办法，而只要它是建立在各支部自愿服从的基础上，那也就是无可非议的了；但是，这位非常可爱的贝克尔只是忘记了一点：这些微不足道的手段和目的，对于整个庞大的国际组织来说，未免太不相称了。然而，贝克尔及其朋友们毕竟还是做了一些工作，并且始终是坦率而公开地作为国际的支部。
与此同时，德国的工人运动发展起来了，摆脱了拉萨尔主义的桎梏，在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领导下表示原则上拥护国际。这个运动变得非常强大，并且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以致不承认日内瓦总支部的领导；德国工人召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选举了自己的领导机构。然而，德国工人党同国际的关系始终是不明确的。这种关系纯粹是柏拉图式的，甚至个人（极少数例外）也没有正式会籍，而建立支部又为法律所禁止。结果，在德国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只要求享受国际会员的权利，但不肯履行义务，只是在伦敦代表会议之后，我们这里才坚持要他们也履行义务。
现在您可以了解，德国的领袖们和日内瓦总支部双方之间不仅必然会出现某种竞争，而且必然会发生一些冲突，特别是在交纳会费的问题上。至于总委员会在这里象通常一样究竟表现了多少权威主义，您从下面的事实就可以看出：总委员会从来没有过问这些事，完全听任双方自行处理。每一方都各有是非曲直。贝克尔从一开始就很重视国际，但是他想采取早已过时了的形式；德国的工人们希望自己管理自己，而不愿受日内瓦的地下会议所控制，在这方面李卜克内西等人是正确的；但是实际上，这些人竭力企图使国际服从于德国的特殊目的，并利用国际来为自己谋利。总委员会只有应双方的要求或者在发生严重冲突的情况下才进行干预。
显然，李卜克内西把您当成了贝克尔的代理人，当成了为日内瓦总支部奔波的人，看来，他对您的不信任都是由此而来的。他也是一位1848年时代的人物，过于注重这类微不足道的琐事。值得庆幸的是，您没有经历过这个时代，我指的不是从二月战斗到六月战斗之间的第一次革命高潮，这是很了不起的，我指的是从1848年6月开始的民主资产阶级的密谋活动和随之而来的1849—1851年的流亡活动。而现在，运动的规模大大地扩展了。
我想这一点能够说明您在莱比锡所受到的待遇。对于这类琐事不必特别注重，所有这些事情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行消失的。当您碰到国际的比利时会员时，您可能也会失望的。首先，您对这些人不要抱过大的希望。这是一些很好的人，可是就整个说来，事情在一定程度上在走老路，在他们看来，空谈要比行动更重要。在比利时，高喊自治和权威主义的空话也可以招徕很多人。好吧，这些您会亲自看到的。
忠实于您的 弗·恩·
注释：
[478] 意大利政府企图诬告国际工人协会会员在米兰农学院纵火，恩格斯在1872年4月30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就此作了报告；该报告刊载在1872年5月4日《东邮报》第188号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中。——第459页。
[473] 指拉法格在布鲁塞尔《自由报》上以《西班牙》为题发表的几篇关于西班牙联合会萨拉哥沙代表大会的通讯。第一篇通讯写于1872年4月9日，发表于4月28日《自由报》第17号，5月4日《人民国家报》第36号作了转载。
第二篇通讯是揭露秘密同盟的，发表于5月5日《自由报》第18号，5月22日《人民国家报》第41号作了部分转载。——第456、459、467页。
[479] 库诺在1872年5月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他获悉普鲁士警察机关正在搜捕他，所以他不得不逃离德国。——第4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