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弗·梅林〕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

弗·梅林

　　自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逝世以来，到今年8月5日已经10年了。恩格斯的逝世与其说是他已走到生命的尽头，不如说是他幸福光辉的一生达到了顶点。他天生能保持青春的朝气，甚至到年迈力衰时仍然如此。他对历史的影响也正是在老年时达到了顶峰，这时他既有拉萨尔的青春朝气，又有马克思的成熟老练。
　　当然，倘若由此得出结论，说恩格斯的思想成熟得很慢，那就不对了。相反地，像拉萨尔和马克思一样，他的思想很早就成熟了。恩格斯在比他们更年轻的时候就写了一部不朽的、划时代的著作，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伟大文献。他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才24岁。这样年轻就有如此光辉的科学著述，确实是少有的成就。这是对他的天才和能力的一个无可争辩的证明，也是他以后半个世纪中不断发展的起点。这位老人所做的一切正是他年轻时所保证要做的事。
　　当恩格斯最早写他的第一部著作时，他已经同卡尔·马克思认识了。他们不仅彼此通信，而且早就在一起用了几天时间计划合写一部著作，这就是后来发表的《神圣家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写作并没有受马克思的影响，确实有许多东西他还不太熟悉。
　　过了几年，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正像恩格斯经常说的，他是居于第二位的。在革命的年代里，^[2]他还只是马克思的助手，当然是一名最能干和最忠实的助手，后来大约有二三十年没有公开露面。
　　在年近60时，他发表了第二部巨著，这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历史中的一部划时代的巨著^[3]。恩格斯从他的临终友人的衰弱的手中接过武器，许多年以来一直领导着国际工人运动。
　　他在早年和中年所没有得到的一切，到晚年却得到了丰厚的报偿，正像他说的，甚至是太丰厚了，虽然他承认命运还欠他一些东西。的确，他同马克思的友谊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同时也是一种秘而不宣的痛苦。他为友谊所做的牺牲真是太多了，甚至最勇敢的人也难以做到这样的牺牲。但是，他自觉自愿、毫不勉强、毫不反悔地服从于更伟大的天才，这比他自己创造最伟大的思想功绩更为光荣。他深知马克思的威力对工人阶级的意义，所以他善于克制自己。如果说，许多不太有天资的人由于妒嫉天才而毁灭，那么，恩格斯之所以成为与导师相等的人，正是因为他也像拉萨尔那样，毫不妒嫉马克思。
　　有人绞尽脑汁地设想，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相遇，他们又会怎样，这简直是无聊。他们理应相遇，而且确实也相遇了。对这两位死去的人的不朽的一生，怀着感激心情的后代人自有评价。
　　恩格斯的一生和拉萨尔、马克思的充满狂风暴雨的一生相比，似乎要晴朗而平静些，不过也不是没有风浪，只不过小一些而已。命运以一种方式使他避免的东西，也许会以另一种方式更严酷地加在他身上。这种骤然的变动，甚至那个死去的人也未能避免，而这个活着的人却像一个泰然自若的哲人预见到了。
　　恩格斯晚年常说，在他看来，他所享受的过分的尊重，只有当他将来不在人间的时候才能恰如其分。
　　事实正是如此，现在危险的是对他估计过低，而不是对他估计过高。卡尔·马克思的形象是庄严崇高的，尽管虽然（也许是因为）那群侏儒小丑妄图爬上马克思的台座，摘下他头上的桂冠。马克思似乎高出于恩格斯。但是，如果没有恩格斯和他一起提高，他也不能达到这种高度。因为恩格斯向来不只是马克思的助手和解释者，这样的人在马克思生前或死后都是很多的。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一个有独创能力的协作者，他不等于马克思，但在精神上却是相近的。在某些方面，我们可以作一个类似的比较：莱辛的历史作用固然不容忽视，而莱布尼茨也是一个无所不晓的人物。我们谈到恩格斯，就不能不谈马克思，而谈到他们两人，就不能对他们的友谊一字不提。恩格斯从不抱怨他的命运。他常常说：“历史最后会把一切安排就绪的，那时我们已经去世，也将一无所知了。”
　　恩格斯从不计较他的荣誉，可是当他看到他播下的种子得到辉煌的成果时，他感到莫大的欢乐。在他的幸福酒杯里还有一滴苦酒，那就是马克思已经不在他身边和他一起共享这种美景了。
　　恩格斯的一生是有成果的，同时也是幸福的。数十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在短期的患病——他的愉快情绪使他忍住了患病时的痛苦——以后，恩格斯在75岁的高龄终于安然地去世了。
　　现在我们哀悼恩格斯，因为他已经不再和我们在一起目睹这场正在结出丰硕果实的革命的景象。恩格斯对于国际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过去10年所做的一切，当然不一定全都赞成。世上无不可代替之人，这句话当然是正确的，可是恩格斯要是能活得更长久，他的锐利的眼光和英明的指导就可能使现代工人运动少走许多弯路，这样说也同样是正确的。
　　如果恩格斯能看到使一切显得黯然失色的俄国革命的历史场面，他一定会感到欢欣鼓舞。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这场革命播下了火种，这在他们生平对国际工人运动所做的贡献中，并不是一件小事。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作为真正的革命家，始终认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大的转折点。他们在《新莱茵报》^[4]上早就号召反对这个肮脏血腥的制度。消灭沙皇制度，这是他们从未忽视的任务。他们的精神和学说培养了俄国革命的核心。东方的早霞正在照耀着长眠在英国首都的革命者马克思的坟墓，正在照耀着吞没革命者恩格斯骨灰的海浪。^[5]
　　当衰颓的欧洲被这场革命的雄壮步伐吓得战栗时，他们的精神显得更加灿烂，他们的思想显得更加锐利，他们的言论显得更加勇敢。他们曾为我们生活、战斗、创作了不朽的著作，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们，每逢他们的诞辰和忌日，我们都觉得同他们更加亲近。他们仿佛还活在我们中间，每次当革命新时代的曙光照耀着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世界，照耀着痛苦呻吟的贫穷世界的时候，我们都听到他们宏亮的声音。

^[1] 弗兰茨·梅林（Franz Mehring 1846-1919）是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马克思传》的作者。本文是梅林为纪念恩格斯逝世十周年而写的。

^[2] 指1848-1849年。

^[3] 指《反杜林论》。

^[4]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无产阶级第一家独立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主编是恩格斯、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等；报纸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核心，实际完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任务；1848年9月26日科隆实行戒严，报纸暂时停刊；此后在经济和组织方面遇到了巨大困难，马克思不得不在经济上对报纸的出版负责，为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现金贡献出来，报纸终于获得了新生；1849年5月马克思和其他编辑被驱逐或遭迫害，报纸被迫停刊。

^[5] 指海格特公墓，位于大伦敦的北部，在过去的城郊海格特（Highgate）的区域内。该公墓是一些无神论唯物主义者于19世纪上半叶为埋葬拒绝任何宗教仪式的自由思想者而修建的。这个公墓葬有马克思及其家庭的几名成员，还有英国的科学文化界的著名活动家（斯宾塞、法拉第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