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恩格斯 -> 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恩格斯

恩格斯的生平和著作

卡·考茨基



（1）前言


　　除了马克思，没有人比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影响更大。要是他本人来写回忆录，那就会成为一部从头写起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史。他开始科学活动的时代，正是孕育着产生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和愿望的时代，在这以后他便同社会民主主义结了不解之缘。这决不是偶然的。
　　也许有人说，反映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大功绩的理论，即唯物主义历史观，绝不会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像社会民主运动这样的世界历史性运动起了决定作用。其实，这种看法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曲解。
　　当然，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社会是按自然的必然性、按铁的规律发展的，是受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原因所制约的。但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绝不认为，社会的发展是在没有个人有意识的干预下自动进行的。社会不是一个像植物或动物那样的有机体，社会的细胞是一些有意识的、能动的个人，而社会中的一切变化只有通过个人才能实现。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而不是任意发展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社会中起作用的动因有力地、不断地促使发明家取得新的技术成果，迫使工业家利用这些成果，迫使商人从事贸易和投机钻营等等。社会的发展不是不取决于个人的活动，但绝不取决于个人的意志。假如明天有人发明一种机器，能使十分之九的矿工成为多余的人，那么，这人肯定会对社会的命运发生极大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的发生完全不取决于发明家的意志。
　　社会影响着每一个个人，而每一个个人也影响着社会。但是，每个人影响社会的方式不一样，程度也不一样。任何人都不能随心所欲地规定社会发展的方向。这个方向是由物质关系决定的。但是，它的特性和进程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单个人的特殊活动。
　　并非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他们的天赋才能各不相同。但在有阶级差别的社会形态中，这些才能上的差别，同社会地位的差别所带来的不平等相比，也不那么重要了。某一个人在国家和社会中的权势和影响越大，他通过自己的活动促进或阻碍社会发展的力量就越大，就越能减少或增加社会发展时带来的苦难和牺牲。
　　有些人通过他们的官职（不管是世袭的还是选举的）所获得的权力来影响历史的发展。有些人则利用他们的财富来影响历史的发展。但是，也还有一些人，他们对社会关系有独特超群的卓识远见，能够把分散孤立的力量联合成一股力量，因而发生了巨大影响。尽管这些人并不掌握任何权力，由于他们能使发展摆脱迷途，不追求无法达到或毫无裨益的目标，为前进中的运动增添力量，赋予运动以连续性、目的性和统一性，因而能加速运动发展并减少其牺牲。
　　一个社会的阶级对立越是尖锐，个人的力量、财富和知识越是超越于群众之上，这个社会的发展史就越会成为个人活动的历史。当然，要了解这种活动，必须了解这种活动的物质基础。
　　阶级对立从来没有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样尖锐，而且也从来没有如此广大的群众受着个人力量的影响，因此，那些个人也似乎从来没有像在我们时代这样，在历史上起如此重要的作用。拿破仑、路特希尔德、俾斯麦、达尔文、马克思，这些人并列在一起，也许非常离奇，他们每个人对当代都有不可否认的影响，有的当时就显赫一时，有的鲜为人知，但影响同样深刻。
　　那么，如何解释个人的性格和本质呢？同社会的性格和本质一样，个人也是物质关系的产物。社会的本质取决于经济，经济又取决于技术状况、环境、气候和当地的自然条件，归根到底，取决于在时间和空间方面与经济相关联的社会关系。而个人的本质首先取决于生理上承袭的特征，然后取决于周围的“环境”，这种环境是由以下两个方面构成的：一是直接通过著作来影响别人的个人，二是个人生活在其中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
　　个人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特征取决于他的双亲和祖先的特征。在这一点上，情况可能是多种多样的。那些直接或间接与人交往的个人，也是如此。这两个因素构成了每一个人的个性和特征。
　　相反，人生活于其中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决定他生存的特征，这些特征，他与同时代人、与他的民族的成员、与阶级的同志都是共同的。
　　因为，一般说来人们是按同一方式组织起来的，如果观察一下他们的大多数，那么人们的本质特征只不过是他们的国家和他们时代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结果。如果这些条件世世代代不断地起作用，由此而产生的整个民族的特性就会成为种族的特性，即使产生种族特征的条件已经消失，种族特征仍将遗传并继承下去。但是，在漫长的时期内，甚至根深蒂固的种族特征也无法抗拒它所不相容的那些条件。归根到底，条件的变化在改变着种族特征社会关系的影响一次又一次地为自己开拓道路。
　　但是，不管个人的本质如何特殊、如何与众不同，不考虑个人生存于其中的社会关系，就绝对无法了解个人的本质。任何人或多或少地都通过自己的特性影响社会，社会则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着每一个人。
　　至于恩格斯，特别是早年时期的恩格斯，也应该探讨一下环境对他的影响。

（2）恩格斯的青年时代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工厂主的儿子，1820年11月28日诞生于巴门。他的故乡莱茵省是德意志在工业方面和政治方面最发达的地区。莱茵省这一边接近英国，那一边接近法国，有莱茵河可通航，又有丰富的煤和其他矿产资源。这一切使莱茵省比德国其他地区更早地出现了强有力的大工业和反封建的革命资产阶级，与此同时，也促使强大的、初具特殊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的诞生。在莱茵地区，小资产阶级不像在德国的其他地区那样占优势。这个地区还是德国少数几个保持革命传统的地区之一。这是因为莱茵地区在1815年以前的20多年间一直受着法国革命的影响，其中一部分甚至被法国占领，大革命所建立的观念和法律，在恩格斯的青年时期在那里还有相当大的势力。
　　当时，德国的哲学处于兴盛时期。18世纪的社会革命在各地相继发生，而且具有明显的特点：在英国是工业革命，在法国是政治革命，在德国由于种种特殊关系，仅仅是头脑中的革命，即哲学革命。同法国和英国相比，德国的物的革命进展较慢，也不很完善，而思想革命却很激进。
　　这种革命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发展到最高峰。德国教授们鄙视黑格尔哲学，认为它反动，为所有陈旧腐朽的东西作辩护。黑格尔说：“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是合理的，而一切合理的东西都是现实的。”那些仅仅看到当代陈旧腐朽的政治形式和社会形态的教授们认为，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只有这些是合理的，他们忘记了，新事物的萌芽的存在如同旧事物的残余的存在一样是现实的。
　　黑格尔哲学不是保守的，按其内在本质来说，是革命的。但是这不是警察意义上的革命，而是哲学意义上的革命。说黑格尔哲学是革命的，因为它是关于现存事物不断变革的学说，是新生事物不断产生和现存矛盾不断克服的学说。根据这种哲学的观点，一切都在不断流动，一切现存的东西都是要灭亡的，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哲学起了重大的作用。
　　同亨利希·海涅、费尔巴哈、马克思等人一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受到黑格尔的巨大影响。凭恩格斯在实践和理论上的经济方面的阅历，他不会把黑格尔学说变为简单的辩证法游戏，变为从观念中推论出现实关系的方法；他会把这种学说变成科学研究的手段，变成从现实关系中推论出观念的方法。最初，恩格斯打算在大学里研究政治经济学，所以，在巴门初等实验学校毕业后（这个学校以直观方式教授物理学和化学，对他后来进一步学习自然科学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他就进入了爱北斐特的中学。家庭关系和早年政治上的反对态度使他痛恨官僚生涯，在中学毕业考试的前一年就弃学经商了。在不来梅商业学校旁听时（从1838年起），后来在柏林当志愿兵时，接着从1842年至1844年在曼彻斯特他父亲有股份的企业工作时，他都没有间断哲学研究。

（3）第一部理论著作


　　在资本主义的祖国英国，他因研究过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眼光十分敏锐，很快就认清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在这里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能了解无产阶级的状况，看到他们的苦难以及他们的历史使命。他对无产阶级的兴趣大为提高，对当时还是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当时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尤感兴趣。他勤奋地研究这种社会主义和这种运动，不过他不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而是作为一个斗争的参加者。他成了宪章派[1]的机关报《北极星报》[2]和罗伯特欧文的《新道德世界》[3]的撰稿人。
　　在返回德国时，他取道巴黎访问早就有通信往来的马克思（1844年），从此，就开始了后来对双方具有巨大意义的友谊。他们的共同思想更接近了，很快就合作撰写了一部同青年黑格尔派决裂的著作。
　　黑格尔学说，总的说来，像德国哲学一样，也是一种思潮；这一学说认为，观念不是现实关系的反映，相反地，是独立的存在，观念发展是物质发展的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这种观点。他们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但摈弃了黑格尔哲学的教条主义的上层建筑。他们用唯物主义代替了这种思潮。他们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决意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意毫不怜惜地牺牲一切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以外，唯物主义根本没有更多的意义”。
　　这种新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在前面提到的《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4]一书中第一次提出的。该书于1844年在巴黎写成，1845年在法兰克福出版。该书大部分是马克思写的，内容与他当时所研究的课题有关，主要是历史方面和哲学方面，很少涉及经济学方面，但是已经有了明确的无产阶级的观点。
　　不久，他们的著作就越来越多地涉及经济学；马克思越来越深入地研究经济学。恩格斯在至今仍有重大意义的著作中阐述了他的经济研究的成果，这就是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恩格斯早先曾发表过经济学方面的短篇文章。这里首先应当提及的是在马克思和卢格1844年出版的《德法年鉴》[5]上发表的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篇文章很重要，因为它第一次试图用政治经济学来论证社会主义。当时，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的了解很肤浅（例如，关于李嘉图只引用了麦克库洛赫的简单化的解释）。这里，除了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即将同马克思成为它的创始人）的萌芽，也还有某些错误。不过，这些萌芽暂时还没有超出恩格斯在英国所看到的那种社会主义形式。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则完全不同了。恩格斯已经批判地对待宪章主义和欧文主义，要求双方协调一致，联合起来，因为工人运动应当成为给社会主义开辟道路的力量，社会主义应当成为工人运动的既定目标。
　　英国空想社会主义、欧文主义，一般说来，不理解工人运动、罢工、工会和政治活动。同样，工人运动、宪章主义也没有超出现存的雇佣制度的范围。对大多数宪章派来说，结社自由、选举权、正常的工作日、特别是小农土地所有制，不是推翻现存社会制度的武器，只是减轻群众苦难的手段。
　　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写道：

　　社会主义在其现有的形式下决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公共财产，因此，它必须降低自己的水平，暂时回到宪章主义的观点上来……社会主义和宪章主义的合流，法国共产主义在英国条件下的重现，——这必然是最近的将来就要发生的，而且已经部分地发生了。只有在实现了这一点以后，工人阶级才会真正成为英国的统治者。

　　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构成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这种结合的必要性第一次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作了彻底的表述。应当说，这部著作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这部著作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两年后共同创作的《共产党宣言》的论据大致相同（虽然还不是完全自觉的），这就是马克思最先明确提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不过，《宣言》中对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表述得更为突出。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新版（1892年）序言中说：

　　例如本书，特别是在末尾，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只要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无论就它对工人运动和空想主义的观点而言，还是就它描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方法而言，都是第一部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这种描述并不像许多劝人行善的书籍那样罗列一些工人阶级的苦难，而是根据工人阶级的状况叙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趋势。马克思在谈到《状况》时说：

　　1845年以后发表的工厂视察员报告、矿山视察员报告等等，都说明了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精神了解得多么深刻；把他的著作和过了18至20年以后才发表的童工调查委员会（1863-1867年）的官方报告稍加比较就可以看出，他对工人阶级状况的详细入微的描写是多么令人惊叹。

　　恩格斯和当时的社会主义者一样，在贫困中看到的不仅是贫困，而且看到了贫困内部所包含的高级社会形态的萌芽。我们一直受着现代社会主义思想的熏陶，未必能估计到24岁的恩格斯写这部著作在当时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那时人们对工人阶级的困苦不是轻易否定，就是哀声悲叹，惟独没有把他们的苦难看作历史发展的环节。
　　当代的一些装腔作势的、力图在社会政治上猎取高官厚禄的文人和副教授，不是依据科学社会主义先驱的著作，而是依据警察局的报告来研究社会主义。这些人在《状况》中，除了关于英国不久必将爆发革命的预言，找不到任何可以直接为他们利用的东西。他们扬扬得意地说，这一预言也并未实现。这些先生们忘记了，自1844年以来，英国实际上已经有过一次大革命：在1846年开始废除谷物保护关税制[6]，在1847年又实行了妇女和儿童的十小时工作日法[7]，从此，在英国，政府一再向工人阶级让步，工人阶级实质上已经达到了宪章主义的目标，取得了最重要的政治权利。诚然，这个预言没有完全实现，这是因为出现了谁也预料不到的情况：1848年发生了巴黎的六月战斗[8]，同年在加利福尼亚发现了金矿。金矿吸引了大洋彼岸英国的一些不满分子，一度削弱了工人运动的力量。
　　这个预言没有完全实现，这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令人惊奇的是著作中的许多预言都实现了。
　　我们的著作家们对《状况》的另一方面谈得很少，这恰恰是对德国政治经济学特别重要的一个方面。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在理论上没有任何成就，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作了阐述。德国政治经济学的惟一值得注意的功绩，是它记述了一些地区的工人的某些阶层的状况，例如图恩、施纳佩尔-阿伦特、布拉夫、查克斯、辛格尔、赫克纳等人的记述。这些记述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它们阐述了典型的、历史的重要事件，而且不完全是把互不联系的细节学究式地堆积在一起。这些记述都是以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工人阶级状况》为基础的。不过，只有少数人，如查克斯，才有勇气和诚意承认这一点。
　　现代德国经济“科学”，只有同时剽窃并辱骂马克思和恩格斯，或者如它声称的，“驳倒”他们，才能生存下去。谁在背地里剽窃他们的越多，谁的叫骂声就越高。
　　我们对《状况》谈得比较详细些，因为这是第一部科学社会主义著作。对恩格斯后来的著作就不再详细叙述了，因为其中的观点在《状况》中早已具备，后来在1847年的《共产党宣言》中作了系统的研究和发展。
　　《工人阶级状况》是作者在从曼彻斯特回到巴门之后写成的。但是，恩格斯觉得，居住在笃信上帝的巴门，在信神和非常保守的家庭环境里，是他无法忍受的。于是他就暂时放弃经商，去布鲁塞尔；1845年1月，马克思因普鲁士政府的坚决要求，被逐出法国[9]，也迁移到那里。这时，他们两人积极地开始了共同工作，很快就有了行动的理论基础。他们一方面要根据这个基础建立新的科学体系，另一方面又要在这个基础上引导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运动，使它成为自觉的行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理论和实践的紧密联系的标志就是一方推动另一方，这种联系具有明确的目标，他们为了这个目标奋斗了一生，倾注了全部精力。
　　同当时的德国哲学即同青年黑格尔派彻底决裂，是他们首要的科学任务。他们共同写了一部著作[10]，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施蒂纳、费尔巴哈、鲍威尔），当时没有出版。恩格斯写道：

　　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我们已经在知识分子中间，特别在德国西部的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一些人的拥护，并且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广泛联系。我们有义务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点，但是，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使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使德国无产阶级相信我们的信念是正确的。我们明确了这一点以后，就立即着手工作了。我们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11]，取得了《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2]……我们也和布鲁塞尔的民主党人（马克思是民主协会[13]副主席），以及《改革报》[14]（我向该报提供关于英国和德国运动的报道）方面的法国社会民主党人结成了某种联盟关系。总之，我们同激进派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刊物的联系是再好也没有了。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国际性的“正义者同盟”[15]的联系具有重大意义，它就是后来的共产主义者同盟[16]——国际[17]的前身。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必然是进行秘密活动的正义者同盟尽管当时有一些公开的工人团体，例如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18]是巴黎的德国革命者（其中大部分是工人）建立的，它在法国工人共产主义的影响下，既从事宣传工作，又从事阴谋活动，发展极为迅速，很快就在英国和瑞士建立了支部。年以后，伦敦成为同盟的中心，比利时和德国建立了同盟的支部。它从巴黎德国流亡者的同盟变成了国际性的共产主义的团体。
　　同盟不仅范围越来越扩大，而且目标也越来越明确。同盟的领导人对粗糙的法国工人共产主义越来越感到不满；魏特林的宗派共产主义[19]也很快委靡不振了。与此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主义运动的影响日益增强，他们的观点已经人人皆知。
　　杰出的同盟盟员、钟表匠莫尔，是恩格斯1843年在伦敦认识的，1847年春天他到布鲁塞尔拜访了马克思，从布鲁塞尔到巴黎后，又去拜访了恩格斯。莫尔代表他的同志们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同盟，表示同意摈弃同盟的秘密性质，接受新的理论观点。他们两人接受了邀请。1847年夏，在伦敦召开了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20]。恩格斯是巴黎成员的代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同盟不仅接受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一新的名称，而且成为一个完全新的组织。同盟从密谋者的团体变成宣传的团体。
　　同年11月底和12月初，同盟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21]。恩格斯和马克思都出席了。大会完成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的改组同盟的工作，消除了残存的矛盾和怀疑，一致通过了新的原则，并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宣言。
　　1848年初，《共产党宣言》问世了，油墨未干，就爆发了《宣言》所期待的革命。《宣言》本来的目的是要在思想上教育工人，这时，需要的已不是发展和宣传理论，而是斗争。

（4）革命时期的恩格斯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们匆忙赶到巴黎，然后去德国，在科隆主持《新莱茵报》[22]的工作。
　　恩格斯这段时期的历史就是《新莱茵报》的历史。但要叙述该报的历史就等于叙述自1848年起的一段历史。这当然大可不必，这里只要提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行动的特点仍然和以上所说的那样，既是理论家又是实践家，既是学者又是政治家，既是批评家又是战士。参加革命斗争谁也没有他们坚决，斗争中谁也不如他们不抱任何幻想。
　　同时，像1848年那样异想天开的运动也许还没有过，特别是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非常不成熟的德国以及德意志的奥地利。资产阶级中的革命派、小资产阶级和工人们以为，随着反动政府的垮台，天堂般的世界将出现在大地上。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些政府的垮台仅仅是革命斗争的开始，而不是终结；资产阶级所取得的自由只是提供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展开伟大阶级斗争的基础；自由带来的不是社会和平，而是新的社会斗争。
　　有人常说，1848年革命遭到了彻底失败。如果当时真有什么东西遭到毁灭，那也只不过是毁灭了幻想，这些幻想掩盖敌对阶级的内部矛盾，使人们以为工人、工厂主、手工业者是有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的兄弟。但是，他们只是在反对专制统治方面是共同的；革命暴露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同时也暴露了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依赖性。
　　小资产阶级是1848年运动的灵魂，运动的失败就是小资产阶级本身的失败。1848年意味着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破产。无产阶级支持小资产阶级，最后，却被小资产阶级出卖了。
　　当时工人阶级太年轻，太不成熟，也太分散，不可能完全靠本身的力量进行政治斗争。工人阶级无论在哪里进行政治斗争，都遭到了失败。
　　资产阶级的愿望并没有因革命而破灭。上了台的反动派实现了资产阶级的大部分愿望。大陆上的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分清了敌友，第一次认识到同资产阶级的对立关系，认识到小资产阶级不可靠。无产阶级第一次认识了自己，有了阶级觉悟、自我意识。自二月革命[23]以来，无产阶级开始成为一个自觉地进行斗争的阶级，特别是在德国。
　　小资产阶级是在一切方面，在经济、政治、道义上都遭受损失的惟一阶级，因革命的失败，真的是毁灭了。
　　所有这一切，在革命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但是在1848年，看清了这一点的报纸只有《新莱茵报》，看清了这一点的人只有《新莱茵报》的撰稿人。他们的任务不是用空洞的辞藻引起群众的幻想，而是以无情的批判消灭这些幻想。他们像利希诺夫斯基那样，尖刻地嘲弄法兰克福议会中的小资产阶级饶舌家们，嘲弄反动派及其打手。他们绝不用自己的批判使人们灰心丧气，无所适从。相反地，只有《新莱茵报》在大声疾呼：趁敌人还没喘过气来，必须坚决迅速地行动，无情地推翻一切旧制度的残余。
　　但是，《新莱茵报》敌不过当时的形势。反动派获得了胜利。莱茵省的部分地区，贝尔格-马尔克工业区的主要城市爱北斐特、杜塞尔多夫、佐林根，于1849年5月举行起义[24]，反抗即将上台的反动派。恩格斯听到这个消息，立即从科隆赶到爱北斐特，但是他只看到，起义很快被镇压，工人被资产阶级抛弃和出卖。
　　这就决定了《新莱茵报》的命运。5月19日，该报被查封[25]，马克思被驱逐，由于参加莱茵地区起义而遭受迫害的恩格斯，不得不离开科隆，他是从爱北斐特回到这里并在这里藏身的。马克思受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前往巴黎[26]，在那里正孕育着对德国革命极为重要的新事件。恩格斯前往普法尔茨（在普法尔茨和巴登都掀起过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参加了志愿部队，任指挥官维利希的副官。他参加过三次战斗和牟尔克河大会战。在这次会战中，13000名不听指挥、纪律松弛的革命士兵要对付6万多普鲁士军队和帝国军队，后者破坏了维尔腾堡的中立，从背后袭击才获得胜利。这样也就决定了巴登-普法尔茨起义[27]的命运，这是原先难以预料的。起义的灵魂是德意志南部的民主派，几乎全是一些小资产阶级分子，小资产阶级一切可笑而又可悲的特征在这次起义中暴露无遗。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分子参加，如果不是普鲁士作战无能，起义会比实际上失败得更快。
　　恩格斯在谈到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说：

　　从政治观点来看，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是本来注定要失败的。从军事观点来看，这个运动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它的惟一可能成功的因素不在德国，而在巴黎共和党人6月13日的胜利，可是6月13日的运动失败了[28]。在这次事件以后，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最多也只能算是一幕流血的滑稽剧而已。事实正是如此。愚蠢和叛卖行为彻底地毁了它。除少数人外，军事领袖们不是叛徒就是不称职的、无知的、怯懦的个人野心家。而那些少数例外的人也得不到其他方面譬如说布伦坦诺政府方面的任何支持。在下一次革命风暴中，凡是曾任黑克尔军队将军或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军官这惟一头衔的人，应该请他们立即退出去。对指挥官是这样，对士兵也应该照此办理。巴登人民身上本来具有非常好的军事素质，但是从起义一开始，这些素质就被滥用和轻视，所以就造成了我们详细描述过的那个悲惨局面。整个的“革命”变成了一幕不折不扣的喜剧，而惟一能够自慰的是，在人数上六倍于我们的敌人，其胆量却比我们少六倍。
　　然而，由于反革命势力嗜血成性，这幕喜剧却落得个悲剧性的结局。在行军中，在战场上不止一次地惊慌失措的战士们，在拉施塔特监狱的牢房里就义时却很英勇从容。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求饶，没有一个人发抖。德国人民不会忘记拉施塔特的执行枪决的刑场和监禁囚徒的牢房；他们不会忘记那些下达这些令人发指的命令的统治者，同时也不会忘记那些因自己的怯懦而导致这样恶果的叛徒——卡尔斯鲁厄的和法兰克福的所有布伦坦诺之流的人物。[29]

　　1849年7月11日，恩格斯随战败的队伍最后进入瑞士境内。他在瑞士停留了几个月。这时马克思到达伦敦。我们知道，他是受革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去巴黎的[30]，那里民主主义者准备举行不仅决定法国民主派，而且决定德国民主派命运的起义。恩格斯在上述引文中所指的1849年6月13日起义没有成功。因此，马克思在巴黎的处境得不到保障。他面临的抉择是：或者去布列塔尼，或者干脆离开法国。他决定去伦敦。
　　由于在瑞士没有希望找到进行活动的合适场所，恩格斯也去了伦敦。但是，路经法国非常危险（法国政府有时直截了当地把入境的德国流亡者经哈佛尔送往美国），因此恩格斯就取道热那亚，乘帆船经直布罗陀赴英国。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大多数领导人，以及大多数1848年德国的“大人物”[31],1849年秋云集伦敦。他们着手建立新的组织，以便重新开始宣传活动。看来革命的激情尚未冷却，还要准备新的起义。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理解的准备工作同大多数流亡者所理解的准备工作，差别甚大！这些流亡者把解决他们刚遭到失败的任务看作儿戏。他们越不接触祖国的现实，他们的幻想就越渺茫，他们的声明也就越浮夸。这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沉着冷静、不遗余力地巩固共产主义者同盟[32]的组织，对德国在宣传和批评方面施加影响，促进自己精神上的发展。
　　他们当时的批评活动和科学活动的成果，反映在他们1850年出版的、以在科隆被查封的《新莱茵报》的名字命名的月刊中。它是在汉堡出版的[33]。马克思在该刊物上发表了一篇评述1848年和1849年法国运动的一段关键时期的文章，这篇文章后来成为他的《雾月十八日》一文的基础[34]。恩格斯写了一系列维护德国帝国宪法运动的文章，这组文章我们在前面已经引述过。在他的另一些文章中，还应当提到《英国的十小时工作制法案》[35]。当然这篇文章现在只有历史意义，因为其中所提到的那些前提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读了这篇文章，你就会清楚地认识到，从那时起我们完成了一场多么重大的工业革命啊！但是，恩格斯的另一最重要著作是关于德国农民战争的一组文章。后来，随着70年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这组文章又出过小册子。这部著作第一次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前资本主义关系作了历史性的叙述。
　　同时，实际情况的发展向那些注意观察、而不是白日作梦的人表明：革命已暂时结束，别想在短期内再发动起义。尽管这样的结论令人心情沉重，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正视它，而且还有足够的勇气直截了当地申明这一点。他们始终认为他们的任务是打破幻想而不是鼓吹幻想。
　　在1850年11月1日写的国际述评中，他们认为商业和工业会普遍繁荣。他们写道：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大陆的秩序党内各个集团的代表目前争吵不休并使对方丢丑，这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社会关系的基础目前是那么巩固，并且——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是那么明显地具有资产阶级的特征。一切想阻止资产阶级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派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36]

　　现在，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正确的。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领会这个令人痛苦的真理。
　　有人相信革命只需要适当的善良意志，别的什么都不需要；有人以为想要有什么样的革命就可以制造什么样的革命；当时反对欧洲反动派的激进资产阶级在英国的绝大多数革命流亡者就是这样想的，他们都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新莱茵报》失掉了读者，不得不停刊。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发生分裂，同盟在德国的一些最有活动能力的成员，由于施梯伯的阴谋而被长年监禁。尽快起义的希望破灭了，社会主义的宣传也一度遭到同样的命运。

（5）进一步的理论活动


　　政治活动不得不停止一段时期。
　　1850年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国已无法从事文字活动；他们成了不受民主派和政府欢迎的人。出版商不愿出版他们的著作，报纸不接受他们的稿件。马克思又回到英国博物馆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准备写他的伟大著作《资本论》。同时，他还为《纽约论坛报》[37]撰稿，他担任该报欧洲编辑实际上有20年左右。1850年，恩格斯迁居曼彻斯特，重新在他父亲入股的棉纺织厂供职；1864年，他本人也成为股东，直到1869年，才得以脱身。有些女工不知道他为工人阶级做过许多事，她们也许是在“欧门-恩格斯”公司的线轴上才知道他的名字。
　　二十多年中，除了短暂的时间外，两位朋友是长期分离的，但是他们思想上的交往并未因此而中断。他们几乎每天通信，就政治、经济、科学等各方面的问题交换意见。
　　在曼彻斯特，恩格斯一面经商，一面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起先，他研究军事史和军事科学。1849年的运动使他深感研究这些问题的必要性，再说，他作为一年制志愿兵在炮兵中服役过一段时期，在这方面也有实践的基础。后来，他着手研究自然科学和他一向所喜爱的比较语言学。在1859年意大利战争时期，他匿名发表了一本军事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一方面驳斥了主张应当在波河上保卫莱茵河的奥地利的理论，另一方面又驳斥了拥护“小德意志”的普鲁士自由派，后者只顾欢呼奥地利的失败，却没有看到波拿巴是共同敌人。战后，第二本内容相似的小册子《萨瓦，尼斯与莱茵》出版了。在普鲁士军事冲突期间（1865年），他又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抨击了自由派和进步党人的矛盾和浅见，指出只有工人政党才能真正解决军事问题和其他一切重大问题。在普法战争期间，他为伦敦《派尔-麦尔新闻》[38]写了一系列军事论文，早在8月25日就正确地预言了色当战役[39]（9月2日）和法军的覆灭。
　　如果说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科学研究方面已经有了分工，那么在恩格斯迁居伦敦之后（1870年），分工就成为大大促进他们创作的一种独特形式。马克思继续为学术界制定和阐述同恩格斯共同发现的理论，而恩格斯的任务是：一方面，如有反对者提出异议，他就在论战中捍卫理论；另一方面，借助理论来探讨当代的重大问题，研究无产阶级对这些问题应持的态度。当然，这种著作方面的分工不是死板的；他们经常共同创作，不断交换意见。
　　恩格斯在很多地方谈到他在学术方面同马克思的关系。他在《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第10页）中写道：

　　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所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部著作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完成，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由马克思写的，只是由于外部的原因，我才不得不很遗憾地把它稍加缩短。在各种专业上互相帮助，这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40]

　　在给一位忠诚的老同志的私人信件中，恩格斯曾谈到他对马克思的态度：

　　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还做得不错。我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当现在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去拉第一小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这一点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强烈地感觉到。

　　对于上面谈到的分工，还要再说几句：马克思的科学工作集中于主要著作《资本论》，而恩格斯的研究成果则分散在大量篇幅较小的文章中。于是就有人以为马克思的著作难懂，许多人读解释《资本论》的书而不读原著；恩格斯被看成是通俗叙述的能手，大多数有思想的无产者都愿意读他的文章。许多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人，都是从他的著作中获得知识并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的。
　　对此再略微谈一点。我们的大多数朋友，认识到社会主义并非慈善事业而是科学，要理解社会主义，仅仅有善良的意志是不够的，还得要有一定的知识，于是就满腔热情去攻读《资本论》，接着会在价值理论上碰到困难，然后就弃而不读。如果他们先读恩格斯的小册子，认真学习探讨而后再去啃《资本论》，那效果就会完全不同了。
　　恩格斯这时写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关于时事问题的，虽然已经事过境迁，但并没有失去意义。有些文章出色地描绘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对我们来说仍然是有价值的，特别是由于目前的情况和当时也有相似之处。例如，《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一文，目前所起的作用并不小于恩格斯在《人民国家报》[41]发表并出版单行本的当年（1876年）。恩格斯当时写道：

　　无论到哪里，我们都可以看到普鲁士酒精……在我们看到有这种酒精的地方，这种酒精首先是用来……造假。它是使欧洲南部的葡萄酒能够适应海上运输、同时又使当地劳动居民失去这种葡萄酒的工具。正如阿基里斯的矛枪治愈了它所刺破的创伤[42]一样，普鲁士酒精攫取了工人阶级的葡萄酒，同时又向他们提供伪造的烧酒作为补偿！马铃薯酒精之于普鲁士，一如铁和棉织品之于英国；这种酒精在世界市场上是代表普鲁士的商品……目前，酿酒业表明自己是以现代普鲁士的真正物质基础……在上述各种情况下产生的需求越来越有利于这里的酿酒业，这就使它能够一跃而成为全世界的中心烧酒厂。在现存社会关系的条件下这只意味着：一方面形成了中等地主阶级，他们的小儿子们成为选拔军官和官僚的主要材料……另一方面形成了比较迅速增长的半农奴阶级，由他们来补充军队中“基干团队”的主要部分。……简而言之，普鲁士能够逐渐消化1815年所吞并的易北河西岸的领土，在1848年镇压柏林革命，在1848年尽管爆发了莱茵-威斯特伐里亚起义[43]而仍然领导着德国反动派，在1866年对奥地利作战，在1871年使整个小德意志[44]听从最落后、最保守、最愚昧、而且还处于半封建状态的那一部分德国的领导，普鲁士所以能够做到这一切，应当归功于什么呢？归功于烧酒酿造业。[45]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这本小册子阐明了无政府主义者1873年在西班牙的行为。
　　恩格斯写的其他一些时事文章，大部分是论战性的。论战又使他在理论的各个方面有所发挥。
　　所以，这些文章并没有过时，人们一再要求重印这些文章。恩格斯批驳小资产阶级蒲鲁东主义者米尔柏格的论战著作《论住宅问题》就是如此。这本小册子于1872年作为一组文章在《人民国家报》上连载，接着又出了单行本，后来在苏黎世出第二版时加了一篇评述德国工业新发展的序言，使读过第一版的人在读第二版时仍能获得益处。
　　1875年出版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也是由《人民国家报》收成专集的。这是反对巴枯宁主义者特卡乔夫的论战性文章，有了这一著作就可以用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俄国的情况和机构。尤其重要的是，恩格斯谈到了劳动组合和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以及这些机构对社会主义的意义。
　　两年后，恩格斯出版了反对杜林的论战性著作。这是发生在颁布反社会党人法[46]一年以前的事。一部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沉湎于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最严重的时刻已经过去了，甚至有人已经预见到德国国会中社会民主党的大多数会有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国家”的那一天；他们还冥思苦想如何用最简便而又稳妥的办法来实现它。社会民主党是冉冉升起的太阳，面向它的不只是无产阶级，还有一批有产阶级中的不得志者：不受资产阶级赏识而想从无产阶级那里找同情的天才、反对种牛痘的人、“自然”医学的拥护者、各种各样的文人和谢夫莱之流。困难的是如何把这些人同那些真正对无产阶级感兴趣而又不完全怨恨资产阶级的人加以区别。我们的一些同志，特别是青年和缺乏经验的人很愿意接纳这些归顺者，以为既然教授和博士也靠近社会民主党，那么胜利真的也就不远了。
　　但是，教授先生和博士先生根本没有打算同资产阶级断绝来往。当然，他们想通过社会民主党发挥作用，但同时还想通过社会民主党取得资产阶级的承认。对他们来说，首要的是让社会民主党受到尊重，把它变成一个沙龙，失掉无产阶级的性质。
　　必须阻止那些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分子的活动，他们就是这样影响社会民主党的。柏林大学讲师欧根·杜林无疑是这批沙龙式的社会主义者中最杰出最有才华的一个，此人颇有天赋。如果能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掌握自我批评的武器，少沾染些德国文人惯有的恶习即夸大狂，他是能够做些事情的。然而杜林先生认为，天才使他不必认真研究他曾以哲学家精神谈到过的那些关系。他不是那种凡夫俗子，而且要比谢夫莱更勇敢。他在柏林很有影响，特别是对党内的一些比较年轻的同志。这样的反对者是不容忽视的，因此一些有经验的同志都请求恩格斯，希望他亲自出来反击杜林，指出他的哲学空洞无物，并更好地阐述我们运动的性质。
　　这部通常简称为《反杜林论》（全名是《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的著作就是这样产生的。后来，这本书又不断再版。其中几章，除了论战部分，曾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题出版过小册子，而且也再版过几次。
　　产生《反杜林论》的背景早已被人遗忘了。不仅杜林对社会民主党来说已经消失，而且一大批学院式的和柏拉图式的社会主义者也都被反社会党人法除掉了，这至少有一点倒是好的，它说明我们的运动在什么地方才有希望获得支持。尽管情况已经改变，但是这本书仍然没有失去其意义。杜林的学问是多方面的：他的著作有关于数学和力学的，有关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有关于法学的，也有关于古代史等方面的。恩格斯在这些方面也是一样。他的学问也像杜林一样，是多方面的，不过属于另一种类型。他不仅知识面广，而且基础坚实，这一点目前只有专门的学者才能做到，甚至这样的人也是为数不多的。现代科学本身带有现代生产方式的特点，现代科学中越来越强调剧变的、快速的生产。现代科学的产品同现代工业的产品都是一样的：它们都价廉而质劣。这当然并不是说，质劣的产品，特别是时髦商品，就不值钱了。
　　正因为杜林先生的学问看来是多方面的，所以《反杜林论》才成为一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观点阐明全部现代科学中最重要问题的著作。《反杜林论》同《资本论》一样，已成为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

（6）国际


　　在描述恩格斯的创作活动时，我们几乎忘了他的政治实践活动。现在再来说说这方面的事。
　　在1848年和1849年的打击之后，欧洲大陆上的工人运动几乎完全停顿，60年代初又在各地活跃起来，不仅在德国、法国、比利时、英国，甚至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工人阶级也活动起来了。把分散而混乱的风潮变为统一的、目标明确的自觉运动，是1864年建立于伦敦的“国际”[47]的任务。这个团体的目的是在各国无产阶级中进行组织和宣传，决不像有些人常说的那样，进行阴谋活动。由于马克思有过人的才智，协会的思想领导就落到他的身上，他也胜任愉快。当然，恩格斯也参加了协会。不过，他是在摆脱商业事务并迁居伦敦（1870年）以后，才全力以赴地投入协会的工作。他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普法战争[48]引起的那场紧张的斗争当时已经开始了。现实生活对“国际”的力量提出更高的要求，没有一个人能袖手旁观。
　　1870年发生了一次变革，这次变革在暴力方面无疑足以与以往的革命相比。需要付出像普法战争那么大牺牲的革命也是少有的。这次革命不限于德国和法国，其他一些强国也借此机会撕毁条约和取消现存的财产权。这与“野蛮”的共产主义者无关，而是“秩序和法律”的捍卫者干的。维克多-艾曼努尔占领了罗马，俄国沙皇宣布，他签署的承认黑海海峡中立化的公约对他已经失去了约束力。
　　在胜利者及其同伴那里，革命来自上层，在失败者那里，当然来自下层。帝国在法国被废除了，保皇党的国民议会在签订和约以后，企图再次出卖共和国，这时，巴黎人奋起拯救受到威胁的自由。1848年的悲剧又重演了：小资产阶级把工人推上火线，在斗争中又害怕自己的同盟者，不让他们放手去干。但是1871年的无产阶级已经不是1848年和1849年那样了，它变得更有力量，也更成熟。巴黎的这场斗争拖延得越久，无产阶级从小资产阶级的肩上接过来的担子也就越来越重，而无产阶级成为革命运动的动力和支柱也就越来越明显。“国际”在巴黎的成员都是巴黎无产阶级中最有觉悟、最坚定的分子。尽管发动公社起义[49]的不是“国际”，但是斗争烈火一经点燃，公社的领导权，至少经济方面的领导权，已经转到“国际”手中。公社的责任落在“国际”身上，“国际”也决不推诿，宣称同巴黎公社团结一致。这也太过分了。“国际”早就使“头脑健全者”望而生畏，心惊胆战，如今公社失败，“国际”在大陆上就几乎到处都受到迫害。这时，有影响的英国工人都退出了“国际”。在英国，社会主义的时刻还没有到来，英国工人在政治上还是资产阶级激进派的附庸。所以，当“国际”由于宣布支持公社而使自己“声誉扫地”时，他们就退出了“国际”。此外，“国际”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的社会主义者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还不十分理解，甚至一无所知。这个斗争必定是政治斗争。斗争的目的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再为自身利益利用政权。但是，当时大多数厌恶旧政党的社会主义者，希望出现一个新社会，但他们不主张工人阶级同旧社会斗争，而是想避开它，不受它的腐蚀影响。因此，他们鼓吹放弃一切政治行动，放弃一切阶级斗争，指望通过一些进步人士的特殊的“宣传活动”，使人民群众相信社会主义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然而这些社会主义者都是热爱和平的人；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不可避免的矛盾只是一种不幸，而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他们希望用开导资本家关心他们切身利益的方法来消除这个矛盾，他们的那些“宣传活动”的手段都是不伤害人的，例如，建立生产合作社、社会主义移民区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填平了理论的社会主义和实际的政治的工人运动之间的人为的鸿沟，从而为将来改造社会准备了一支当之无愧的、足以完成这一使命的力量，这支力量就是为争取自身解放而斗争的无产阶级。他们重视整个工人阶级的力量，而不重视个别人的努力，他们认为受死亡威胁的无产阶级必然要反抗资本主义的压迫，不能靠人类朋友的善良意志。至于小范围内分散的尝试，他们宣布：社会的改造只能是各国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共同一致行动的结果，未来的那些合作社、移民区和共同体不可能产生新的生产方式，只有把具有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各民族联合起来，掌握生产资料并有计划地组织劳动，才能产生新的生产方式。
　　这个观点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曾表述过，它也是“国际”的主导思想。
　　看来，旧的非政治的社会主义时代实际上已经过去了。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性纲领的工人政党正在各地建立。1848年的革命粉碎了一切有思想的工人的错觉；他们本来以为存在于他们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并不仅仅是误解。阶级斗争已在欧洲全面展开。和平的、非政治性的社会主义已经没有多大地盘了。政治行动问题对工人阶级来说已经不是学院式的问题，而是生存的问题。
　　可是，非政治性的社会主义又重新出现，这主要是在西班牙和意大利这样一些工人阶级尚未完全觉醒的经济落后国家，或者像在巴黎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分子还占优势的地区，或者像在比利时这样一个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没有权利的国家，最后，就是在俄国这样一个还谈不上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国家。但是，这种新的、非政治性的社会主义已经不可能是和平的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已经非常明显。新的、非政治性的社会主义这时支持主张搞阴谋和暗杀的人的“宣传活动”，完全不提那些主张建立移民区和协作社的人的“宣传活动”了。那个要使旧的、非政治性的社会主义、特别是蒲鲁东社会主义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并创造现代无政府主义的人，就是巴枯宁。
　　在“国际”中，他的影响日益增长，必须进行抵制，否则将葬送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从事的事业，社会主义就可能从所有旧政党为之发抖的政治力量变成内部不团结的密谋派系，统治阶级就能心安理得地让警察像对付骗子那样来对付他们。于是，在马克思和巴枯宁之间就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导致“国际”分裂和解散的斗争。
　　恩格斯作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年他是比利时和西班牙通讯书记，后来是意大利和西班牙通讯书记），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我要说的只能到此为止。要详尽地叙述恩格斯在“国际”的活动不仅远远超出现在的篇幅，而且还得先研究那些目前尚未发表的总委会的记录和通讯。
　　“国际”解散后，恩格斯和马克思都停止了直接的党的实际活动。但是他们的活动对于社会主义在科学上和政治上的发展并没有失掉意义。
　　纠纷和迫害虽然加速了“国际”的解散，但解散“国际”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此，而在于它的目标已经达到了：各地的工人运动已充分开展，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已有深厚的基础，专门为此建立一个协会来保持正式联系反而成为束缚。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一再获胜，可以认为已能影响立法。不管事业如何发展，党的活动必须取决于所在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特点，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只注重宣传原则了。
　　运动越来越具有民族性质，这并不是说，运动忽视了国际主义的团结，而是说，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特点会对运动发生更大的影响，而运动必定又会影响那个民族和国家。
　　由于社会主义的成就，“国际”作为一个组织，也像昔日的“正义者同盟”[50]那样已经是多余的了。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团结，虽然谁也没叫他们这样做。
　　马克思和恩格斯居住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伦敦，同世界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杰出的党员保持经常的联系，所以他们能看到整个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特别是各政党的关系。广泛的科学研究和几乎半个世纪以来在无产阶级运动中所取得的丰富经验，使他们特别善于在各种党派的发展中区别主次和从属关系，善于阐明每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对于所面临的迫切问题应有的看法。他们的多次声明已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难怪世界各国的最有远见的社会主义者在危急的时刻总是愿意向伦敦的这两位老将请教，而他们也从不拒绝。他们开诚布公地直陈自己的看法，但从不想强加于人。任何一个无产者，任何一个珍惜无产者的事业的人，只要向他们请教，都会有所收获。他们是欧洲和美洲的战斗无产阶级的顾问。用不同的文字写成的小册子，许多文章和大量的书信都证明了这一点。

（7）生命的最后几年


　　从1883年起，这一艰巨而重大的责任落到恩格斯一个人的肩上，同时，他还要完成马克思未完成的任务。此外，恩格斯还要完成同马克思分工时承担的任务：将唯物主义历史观运用于现代问题，捍卫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免遭攻击和歪曲。在担负所有这些任务的同时，恩格斯还必须继续他早已着手的、特别是在历史方面的研究，还要注意观察几乎人类全部知识领域中的各种成就。
　　恩格斯把执行马克思的遗嘱当作首要任务。他首先根据作者留下的札记对《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作了修订、增补并加注释。这一版于1883年底出版。
　　1884年夏，恩格斯发表了他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实现了马克思的夙愿：向读者介绍摩尔根的科学研究并进而发展他的研究。摩尔根在研究史前时期时，也有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历史时发现的同样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前行会科学扼杀马克思，现在又力图扼杀摩尔根。应当使摩尔根不致长期湮没，应当对摩尔根研究中的历史问题上的不足之处加以补充，将其纳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领域，使人类的早期历史和晚期历史在发展中融合为一。这些任务在一本146页的小册子中都完成了。
　　一年以后，阐述资本流通过程的《资本论》第二卷出版了。第一卷研究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第二卷研究资本周转的各种形式。所谓周转就是资本家卖掉生产出来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收入中除去他所消费的部分，再次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并重新生产新的价值和剩余价值。
　　恩格斯在执行马克思的遗嘱时，还积极为报刊写了一些十分重要的和成熟的著作，这我们可以称之为报刊活动。在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51]、斯图加特的《新时代》[52]、巴黎的《社会主义者》[53]等报刊上发表的许多文章，就是恩格斯在这方面活动的成果。
　　与此同时，他必须为他的著作的新版本和英文、意大利文、法文、丹麦文等译本进行校订、加注和写序言。最重要而艰巨的任务是校订第一卷的英译本。在出版第二卷和第三卷之间有一段较长的间隙时间。恩格斯直到逝世的前一年即1894年，才出版了叙述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首先是变剩余价值为利润的那一卷。这时，我们才第一次完全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谜。市场上的商品交换永远受价值规律的支配，也就是说，取决于以一定的劳动量的产品换取同样劳动量的产品的愿望。但是，当商品生产获得资本主义形式的时候，它就受利润的支配，而利润对价格的形成又发生反作用，使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价值。第三卷阐明了这一点，研究了剩余价值在各级剥削者之间的分配：商人取得商业利润，银行家取得货币资本的利息，地主取得地租。
　　由此可见，《资本论》第三卷论述了大量的极为重要和极其困难的问题。整理第三卷时必须从后来改写成完整论述的片断手稿中找材料，这比整理第二卷花费的精力要大得多。
　　第三卷差不多比第二卷晚10年才出版，这并不仅仅是由于它的难度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马克思逝世后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给恩格斯带来了大量工作。许多带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期刊开始出现并发挥作用，例如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斯图加特的《新时代》、巴黎的《社会主义者》等，都要求恩格斯撰稿。这时，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展，也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大量译文的出版，审阅的工作也落到了恩格斯的身上。由于他认真负责，这就更加重了他的负担。最艰巨的工作是审阅1887年出版的英文版《资本论》第一卷。
　　在过去恩格斯很少过问的那些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展，给他增加了通讯往来和研究对象。他要是不充分掌握情况，就提不出建议。在生命的最后10年，他对奥地利和美国的情况特别感兴趣；过去，他重视研究德国、法国、英国和俄国的状况，后来，他也同样热心研究奥地利和美国。这里提到的只是他深有研究的几个国家，其实他视野宽广，经常注意整个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情况他不熟悉，土耳其和埃及、意大利或西班牙、丹麦或比利时都一样。
　　当时他对奥地利感兴趣，是因为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相反地，他对美国感兴趣是因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将使这个国家上升到资本主义国家的顶点，首先使那些具有现代资本主义特征的企业组织得以发展。他这时最关心的是英国和美国无产阶级中刚出现的社会主义的阶级运动。以前，社会民主主义在美国主要是由德国人输入的奇花异草，它在这里没有扎根，也没有结果。恩格斯看到了变化的萌芽，对它发生了强烈的兴趣。
　　但是，以政治斗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很快就需要人们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1889年，在巴黎举行了新“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54]。
　　联合各国的彼此志向不同、有时甚至互不信任的各种社会主义分子统一行动，这是很不容易的。要做到这一点，难免会产生一些误解和混乱。这又给各国社会主义者所信赖并了解他们情况的恩格斯增加了工作量。
　　新“国际”的成功和胜利接踵而至，规定五月一日为劳动节，尤其是反社会党人法[55]的全面失败，就是辉煌的例证。这是我们的恩格斯一生中最高兴的事。这个胜利使他本人受到一次热情的欢呼。
　　总之，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不喜欢亲身参加运动。他们首先是通过著作，其次是通过书信，同为我们的事业而战斗的优秀战士的亲密联系来发挥作用，他们不喜欢在群众中做口头鼓动工作。在他们那时，别的国家都是警察国家，除了英国，口头鼓动还不曾在一个地方发挥过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雄辩的才能当然也就没能发挥。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重要的，那就是他们展开了批判，而且提出了崭新的思想。书面阐述比口头阐述更好。一个演说家很难做到字斟句酌，而用书面表达就可以做到反复推敲。另一方面，突然提出一种新思想，听众也很难理解，为此，必须反复而深入地思考，必须长时间地加以研究。如果是出版物，我就完全可以对每一句话作长时间的推敲，但口头讲述就不行，必须不停地讲下去，至于别人是否理解就顾不得了。
　　一个演说家只有向听众说出听众已经模糊感觉到的、想表达但又难以表达的话，才能给听众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如果演说家动人而明确地表述了听众没有明确感觉到的东西，那么听众就会认为演说家的精神，坚定而明确地反映了他们自己的精神，他们将会感到痛快，有所收益，并显得兴高采烈。
　　相反地，如果演说家向他们讲的是他们未曾思考的东西，这就会引起厌烦的感觉，他们听他讲，但不懂说的是什么。要想传播崭新的思想，最好还是拿起笔来。
　　当然，我们还应当找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尽可能避免口头鼓动的原因。
　　他们连党的代表大会也不参加，除非绝对必要，如将巴枯宁开除出“国际”的那次海牙代表大会[56]。他们当然知道，就他们的作用而言，他们是代表大会的中心，而就他们的演说才能而言，他们未必能显出智慧上的优势。
　　恩格斯比马克思更回避口头鼓动和参加代表大会。但是“国际”影响的急剧上升的吸引力太大了：在这里他能亲自向济济一堂的代表们表示祝贺，他对每一个通讯员都很熟悉。1893年8月，恩格斯出席了在苏黎世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57]。当然，这一次不是来参加辩论的。他受到了全体一致的长时间的欢迎，这是因为他创立并体现了被整个“国际”承认的《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在苏黎世，后来在维也纳和柏林的旅程中，热情的无产者欢迎他就像欢迎一个胜利者一样。
　　精神抖擞，朝气蓬勃，充满活力并渴望工作，恩格斯在73岁时回到了英国。
　　但是，死神正在向他袭来，无法医治的癌症已经开始折磨他。幸而恩格斯自己并不知道这是绝症。他希望很快康复，完成计划中的一大堆工作。当时，他准备着手整理后来我以《剩余价值理论》为题发表的《资本论》第四卷。他还准备整理马克思的篇幅比较小的早期著作，以及拉萨尔写给马克思的信件。后来，梅林把这些都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遗产》四卷本中。最后，他还想撰写“国际”的历史。这些工作够他干整整10年。1895年春天，他又扩展了这一庞大计划，1895年8月5日，这位不知疲倦的精神伟人与世长辞了。
　　1893年8月，“国际”在苏黎世满怀胜利的喜悦向恩格斯祝贺，同样，1895年8月，“国际”怀着深深的悲痛向故去的恩格斯告别。遵照他的遗愿，遗体火化后骨灰投入了大海。
　　恩格斯比马克思多活了整整12年。这在历史的长河中是非常短暂的。他逝世时的形势同马克思逝世时相比完全不同。那时在德国、奥地利和俄国，刚刚顺利开展的运动完全衰落，而在另外一些国家，运动只是软弱无力地初具端倪。
　　相反，1895年的局面是令人欣慰的。同年1月，恩格斯在给他在美国的老朋友弗·阿·左尔格的最后一封信中描绘了当时的形势：

　　在欧洲这里，今年将很不平静。在德国，农民问题被防止政变法草案挤到次要地位，这个草案是年轻的威廉干的事……这个年轻人把德国的一切都搞得紊乱不堪，谁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明天又会发生什么事；统治集团内部以及整个统治阶级内部的慌乱，越来越厉害，因此只有我们的人在讨论防止政变法草案时是轻松愉快的。……但克勒尔这帮尽说大话的先生们却很胆小，现在就已经怕这怕那，谁知道他们在需要行动的时刻是否会不害怕。
　　看看法国吧！那里和意大利一样，资产阶级完全陷入贪污受贿，使美国自愧不如。三年来，这两个国家最中心的问题，是找这样一个资产阶级内阁，它不是毫不受贿，只是在人人皆知的丑闻中不那么公开的名誉败坏，以便议会能支持它，而又不失最起码的体面。在意大利，克里斯比还能支撑一个时期只是因为国王和王储[58]在银行丑闻中陷得太深，和他本人一样。在法国，我们的45至50个社会主义者议员现在已推翻第三届内阁[59]，因为它有明显的贪污受贿行为，随后卡季米尔-佩里埃也垮台了。看来他是想作为社会的惟一救星以绝大多数票重新当选，从而获得更加巩固的地位。但这是冒险行为，无论如何，法国的一切也在动摇之中。今年，不仅在英国，而且在德国和法国，我们可能面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新的选举。而在意大利是最严重的危机，奥地利不可避免地要进行选举改革。总之，整个欧洲的形势日益接近危机。[60]

　　这些文字表明，白发苍苍、病入膏育的恩格斯，在即将告别人世的时候，仍然满怀乐观精神，渴望战斗，充满胜利的信心；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保持往日的热情。他的不可动摇的信念使他在反动年代的艰难困苦中坚定不移。在胜利的时刻，这种信念更提高了他的声望。他在临终时坚信，更巨大更光荣的胜利在等待着我们。
　　他知道，他的事业将继续前进，在他所奠定的基础上发扬光大；他遗留下来的事业将由我们并通过我们的继续斗争达到最后胜利。
　　他进入只有我们才相信的那种永生的最崇高的行列。除了我们毕生所献身的事业，不存在任何别的永生；我们从事这一事业，因而也将获得永生。但是，只有在身后为毕生奋斗的事业永远留下精神方面烙印的人，才能达到这种永生的顶点。



[1] 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至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按照列宁所下的定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2页）。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其衰落的原因在于英国工商业垄断的加强以及英国资产阶级用超额利润收买英国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造成了英国工人阶级中机会主义倾向的增长，其 表现就是工联领袖放弃对宪章运动的支持。

[2] 《北极星报。全国工联的报纸》（The Northern Star, and national trades’ journal）——英国的一家周刊，宪章派的机关报；1837年由菲·奥康瑙尔在利兹创刊，名称为《北极星报。利兹总汇报》（The Northern Star, and Leeds General Advertiser）；1843年9月乔·朱·哈尼参加报纸编辑部；1844年11月起用现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1843-1849年报纸曾刊登恩格斯的文章、短评和通讯；哈尼离开编辑部后报纸逐渐转向宪章派右翼的观点；1852年停刊。

[3] 《新道德世界。合理社会的报纸》（The New World,：and Gezette of the Rational Society）——英国的一家周报；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由罗·欧文创办；1836年起曾几度更换副标题，最初在利兹出版，1841年10月起在伦敦出版；1843年11月-1845年5月恩格斯曾为报纸撰稿。

[4] 《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第3-268页）。

[5] 《德法年鉴》（Deut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编辑是阿·卢格和马克思；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第1、2期合刊；其中刊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在理论上完成了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彻底过渡的重要著作；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

[6] 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粮食的所谓谷物法，是为大地主的利益而在英国实行的。因谷物法而引起的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结果在1846年通过了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这一措施以及由此引起的粮食价格的下跌，虽然使生活费用有所减低，但归根结底还是降低了工人的工资，增加了资产阶级的利润。

[7] 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英国议会在1847年6月8日通过的，1848年5月1日起作为法律生效。该法案将妇女和少年的日劳动时间限制为十小时。但是，许多英国工厂主并没有遵守这项法律。

[8] 指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二月革命后，无产阶级要求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执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6月22日政府颁布了封闭国家工场的挑衅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强烈反抗。6月23日至26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6月25日，镇压起义的布雷亚将军在枫丹白露哨兵站被起义者打死，因此两名起义者后来被处死刑。经过四天英勇斗争，起义在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马克思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为资产阶级制度的存亡而进行的斗争。”

[9] 马克思由于参加《前进报》的编辑工作而被驱逐出法国。驱逐令是法国政府在普鲁士的压力下在1845年1月发布的。1845年2月3日马克思从巴黎迁往布鲁塞尔。

[10]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于1845年秋至1846年5月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第11-640页）。

[11] 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即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该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们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并同佛兰德和瓦隆工人俱乐部保持着直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之后不久，由于协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

[12]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 Zeitung）——布鲁塞尔德国流亡者创办的报纸，1847年1月3日-1848年2月27日由阿·冯·伯恩施太德主编和出版；起初具有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倾向，后来在马克 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成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者，威·沃尔弗从1847年2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7年9月起成为报纸的经常撰稿人，并实际领导编辑部的工作。

[13]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 1847年秋成立于布鲁塞尔，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所领导的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对该协会的成立起了积极的作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把无产阶级革命者（其中主要是德国的革命流亡者）和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进步分子团结在自己的队伍中。1847年11月15日，马克思当选为该协会的副主席，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吕·若特兰被推选为主席。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了国际民主主义运动的中心之一。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时期，民主协会的无产阶级革命势力曾设法武装比利时工人开展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但在1848年3月初，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以及比利时当局镇压了协会中最革命的分子以后，比利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就没有能力领导劳动群众反对君主政体的运动了，民主协会的活动成了纯地方性的活动，到了1849年协会的活动实际上已告停止。

[14] 《改革报》（La Réforme）——法国的一家日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1843年7月-1850年1月在巴黎出版，主编是赖德律-洛兰；1847年10月-1848年1月曾刊登恩格斯的许多文章。

[15] 正义者同盟是1836-1838年间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流亡者联盟分裂而产生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组织，后来这个组织逐渐具有了国际性。该同盟成员的观点反映了当时德国无产阶级的半手工业性质，受魏特林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的影响，后来又受“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空想的影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起决定性作用的影响下，正义者同盟于1847年6月初在伦敦举行代表大会，实行了改组，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16]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民主原则作为同盟组织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办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
　　　　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陷于停顿。1852年11月17日，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相当多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工作。

[17] 国际工人协会，后称第一国际，是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1864年秋创马克思和恩格斯主持的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 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激烈斗争，巩固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活动，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

[18]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全称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1840年2月7日正义者同盟的卡·沙佩尔、约·莫尔和其他活动家在伦敦建立的。有时用会址名称大磨坊街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组织。1847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一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在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50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

[19] 魏特林共产主义是19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由威·魏特林创立的一种空想的工人共产主义。他的学说在一些时候曾是正义者同盟的政治和思想的纲领，在科学共产主义产生以前，在工人运动中基本上起了积极的作用。然而，魏特林观点的空想内容旨在建立一种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这使他的学说很快就成了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的障碍，因为工人运动要求有科学根据的思想体系和政策。从40年代中起，魏特林的学说的落后面变得日益突出，他自己也日益脱离工人运动。1846年5月，在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克利盖的一场争论中，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同魏特林彻底决裂。

[20]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民主原则作为同盟组织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办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
　　　　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陷于停顿。1852年11月17日，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相当多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工作。

[21]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民主原则作为同盟组织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办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
　　　　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陷于停顿。1852年11月17日，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相当多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工作。

[22]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无产阶级第一家独立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主编是恩格斯、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等；报纸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核心，实际完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任务；1848年9月26日科隆实行戒严，报纸暂时停刊；此后在经济和组织方面遇到了巨大困难，马克思不得不在经济上对报纸的出版负责，为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现金贡献出来，报纸终于获得了新生；1849年5月马克思和其他编辑被驱逐或遭迫害，报纸被迫停刊。

[23] 二月革命是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原定于1848年2月22日在巴黎举行的反政府宴会和示威游行遭到禁止是二 月革命的直接原因。1848年2月22日至24日巴黎爆发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24] 萨克森“革命”是指1849年5月3-8日的德累斯顿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是维护帝国宪法运动中的第一起武装起义。萨克森国王拒绝承认帝国宪法，任命极端反动分子钦斯基为首相，并和普鲁士结盟镇压人民群 众，是这次起义的导火线。起义于5月8日遭到政府军队和开抵萨克森的普鲁士军队镇压。

[25] 1849年5月，在反革命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境。马克思的被驱逐和《新莱茵报》其他编辑的被迫害，造成了报纸停刊的原因。1849年5月19日用红色油墨出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新莱茵报》，报纸的编辑在致工人们的告别书中说，“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是：工人阶级的解放！”。

[26] 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是1848年10月26-30日在柏林举行的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其成员有卡·德斯特尔、爱·赖辛巴赫和赫克萨默。1849年6月初，马克思带了一份由德斯特尔开 具的该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资格证前往巴黎，以德国革命政党代表的身份与法国社会主义者取得联系。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是指聚集在《改革报》周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抵达巴黎时，代表下院中的《改革报》派的山岳党和保守派之间正酝酿着一场风暴。山岳党于1849年6月13日采取行动。

[27] 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即维护法兰克福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帝国宪法的运动，这是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阶段。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各邦拒绝承认帝国宪法，但人民群众认为帝国宪法是惟一还没有被取消的革命成果。1849年5月初，在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巴登和普法尔茨掀起了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巴登和普法尔茨起义在这一运动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地当时已经成立了临时政府，并组织了自己的武装力量。1849年5月初，两个普鲁士军队约6万人与一个联邦军团开始对两地实行武力干涉，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对起义者不作任何援助，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于1849年7月被镇压下去。维利希于1848年11月在法国贝桑松组织的志愿部队，后编入维利希军团，在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期间，于1849年5-7月参加了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战斗行动，恩格斯作为指挥官维利希的副官参加了这次起义。

[28] 1849年6月13日小资产阶级政党山岳党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议总统和立法议会的多数派破坏法兰西共和国的宪法。这次示威被军队几乎不费力地就驱散了，并证实了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破产，6月13日的示威被驱散以后，当局开始迫害民主主义者，其中包括外侨。

[29] 见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108-109页）。

[30] 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是1848年10月26-30日在柏林举行的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其成员有卡·德斯特尔、爱·赖辛巴赫和赫克萨默。1849年6月初，马克思带了一份由德斯特尔开 具的该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资格证前往巴黎，以德国革命政党代表的身份与法国社会主义者取得联系。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是指聚集在《改革报》周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抵达巴黎时，代表下院中的《改革报》派的山岳党和保守派之间正酝酿着一场风暴。山岳党于1849年6月13日采取行动。

[31] “大人物” 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首领们的讽刺性称呼。这些人把政治活动变成升官发财、制造纠纷和策划阴谋的场所，并从事玩弄革命阴谋的有害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对这些人作了最透彻的分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277-407页）。

[32]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民主原则作为同盟组织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办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
　　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陷于停顿。1852年11月17日，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相当多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工作。

[33]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的杂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刊物；1850年1-10月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和纽约印刷，共出6期。

[34] 指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五月十八日》两篇著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129-240页和第127-240页）。

[35] 恩格斯《英国十小时工作日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299-310页）。

[36] 马克思和恩格斯《时评。1850年5-10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596页）。

[37]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美国的一家日报，由霍·格里利和托·麦克尔拉思等创办，1841年4月10日-1924年在纽约出版；50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40-50年代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坚持反对奴隶占有制；1851年8月-1862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报纸撰稿；美国内战开始后，报纸日益离开进步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遂停止撰稿并与报纸断绝关系。除日报外，还出每周版《纽约每周论坛报》（New-York Weekly Tribune）（1841年9月起）和半周版《半周论坛报》（Semi-Weekly Tribune）（不迟于1845年），1853年5月起《半周论坛报》改名为《纽约半周论坛报》（New-York Semi-Weekly Tribune）。

[38] 《派尔一麦尔新闻。晚报和评论》（The Pall Mall Gazette. An Evening Newspaper and Review）——英国保守派的一家日报，1865年2月-1920年在伦敦出版，为晚刊；编辑为弗·洛林伍德（1865-1880年）、威·托·斯特德（1883-1889年）；1870年7月-1871年6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报纸有联系，在此期间报纸刊登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和第二篇宣言（摘要）和恩格斯的关于普法战争的一组文章《战争短评》，以前还刊登过有关国际的代表大会的报道；巴黎公社失败后，鉴于报纸对公社的攻击日益增多，马克思和恩格斯遂停止撰稿并与报纸断绝关系。

[39] 色当会战是1870年9月1-2日在色当（法国东北部城市）附近进行的普法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会战。这次会战中，法军全部被击溃，按照法国司令部1870年9月2日签字的投降书，以拿破仑为首的10余万名官兵全部成为俘虏。法军在色当会战中的惨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灭亡，促使法兰西共和国于1870年9月4日宣告成立。

[40]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347页）。

[41]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德国的一家报纸，1869年10月2日-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起初每周出两次，1873年7月起每周出三次；报纸编辑部领导人是威·李卜克内西，出版社社长是奥·倍倍尔；报纸反映了德国工人运动中革命派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报纸创刊之日起就为之撰稿；他们认为报纸的活动具有重大意义，并密 切注视它的工作，及时批评它的疏忽和某些错误，纠正它的路线，使它成为19世纪70年代最优秀的工人报纸之一。

[42] 根据古希腊神话，希腊人在进军特洛伊城时，错误地同保持中立的密西亚国泰列夫（海格立斯的儿子）的军队交战。在战斗中，阿基里斯击伤了泰列夫，后者只是在伤口敷上从阿基里斯的长矛上刮下的铁屑以后才痊愈。

[43] 1849年5月中旬，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地区爆发了武装起义。参加起义的群众要求实施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帝国宪法，以捍卫1848-1849年革命的成果。这次起义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组成部分。起义者最后遭到了普鲁士军队的血腥镇压。

[44] 普鲁士在1866年普奥战争中取得胜利以后，于1867年成立了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其成员有19个德意志邦和三个自由市。1870年，北德意志联邦又吸收了德国西南的四个邦（巴登、黑森、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并于1871年成立德意志帝国。历史上把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联合的德意志邦称为“小德意志”。

[45] 恩格斯《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53-56页）。

[46] 非常法或反社会党人法，即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19日通过、10月21日生效的一项法律，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

[47] 国际工人协会，后称第一国际，是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1864年秋创马克思和恩格斯主持的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 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激烈斗争，巩固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活动，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

[48] 普法战争是1870-1871年法国和普鲁士为争夺欧洲大陆的霸权而进行的战争。法国为阻止德国统一并夺取莱茵河左岸地区，于1870年7月19日对普鲁士宣战。战争过程中，法军接连败北。1870年9月2日拿破仑第三三在色当投降后，法兰西第二帝国崩溃；普军长驱直入占领大片法国领土后，巴黎无产阶级举行起义，夺取政权建立巴黎公社。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在普鲁士帮助下镇压了公社。1871年5月10日双方签订了法兰克福和约，普鲁士获得阿尔萨斯和洛林及50亿法郎的赔款，通过普法战争，普鲁士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建立了德意志帝国。

[49] 巴黎公社是巴黎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1871年3月18日革命后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是世界历史上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巴黎公社从起义胜利之日算起共存在72天，终被资产阶级反动派淹没在血泊中。

[50] 正义者同盟是1836-1838年间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流亡者联盟分裂而产生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组织，后来这个组织逐渐具有了国际性。该同盟成员的观点反映了当时德国无产阶级的半手工业性质，受魏特林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的影响，后来又受“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空想的影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起决定性作用的影响下，正义者同盟于1847年6月初在伦敦举行代表大会，实行了改组，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51]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是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生效期间出版的一家周报，1879年9月至1888年9月在苏黎世出版，1888年10月至1890年9月27日在伦敦出版。1879-1880年编辑是格·福尔马尔，1881-1890年编辑是爱·伯恩斯坦；马克思和为该报撰稿的恩格斯都批评并纠正过该报的错误，帮助该报贯彻党的无产阶级路线。

[52] 《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是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
　　我把恩格斯和我的谈话详细地告诉格·瓦·普列汉诺夫，他向我说明了我所不理解的恩格斯不好意思的原因。普列汉诺夫说，恩格斯大概以为我指的是他的那些诗篇，因为某个德国人曾扬言一定要找出那些诗篇。——作者注

[53] 《社会主义者报》（Le Socialiste）——法国的一家周报，1885年由茹·盖得在巴黎创办，1890年9月以前断续出版；1902年以前是工人党机关报，1902年至1905年是法兰西社会党机关报；从1905年起是法国社会党机关报；80至90年代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

[54]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于1889年7月14日，即攻占巴士底狱100周年纪念日开幕。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欧洲和美洲20个国家的393为代表。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听取了各国社会主义政党代表关于他们国家工人运动的报告；制定了国际劳工保护法的原则，通过了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指出了实现工人要求的方法。代表大会着重指出了无产阶级政治组织的必要性和争取实现工人的政治要求的必要性；主张废除常备军，代之以普遍的人民武装。代表大会的最重要决议是规定五月一日为国际无产阶级的节日。代表大会就所讨论的一切问题，通过了基本上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决议，打击了试图把自己观点强加于代表大会的无政府主义者。

[55] 非常法或反社会党人法，即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19日通过、10月21日生效的一项法律，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

[56] 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于1872年9月2-7日在荷兰的海牙举行。和历次代表大会相比，海牙代表大会按其组成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各国的15个全国性组织的65名代表。这次代表大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领导并亲自参加下，从理论上、组织上彻底揭露和清算了巴枯宁等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破坏国际工人运动的种种罪恶活动，并把巴枯宁等人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后来建立各国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

[57] 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于1893年8月6日-12日在苏黎世举行。代表大会主要讨论了同工人运动的策略有关的问题。代表大会在8月12日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为恩格斯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在会上恩格斯发表了演说。

[58] 指翁伯托一世和维克多·艾曼努尔。

[59] 从1893年11月起，在法国有三届内阁垮台：杜毕伊内阁（1893年11月），卡季米尔-佩里埃内阁（1894年5月），又是杜毕伊内阁（1895年1月），后来，卡季米尔-佩里埃在1895年1月15日辞去总统职务。1月17日选出了法兰西共和国的新总统费里克斯·福尔。

[60] 恩格斯1895年1月16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9卷第366-367页）。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