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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西柏林
1894年11月24日于［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我已经写信给倍倍尔并向他指出，在政治争论中，一切都必须冷静考虑，决不要匆忙行事或者凭一时的冲动，我自己在这方面也常常吃亏。因此我现在也要向你提出一个小小的警告。
倍倍尔在会议上的做法是否不够聪明，这可以争论。但就事情本身而论，他无疑是正确的。〔618〕你作为中央机关报的编辑，当然应当起调解作用，应当通过争论消除确实存在的分歧，应当做到各方都能接受，只要党还没有分裂，就应当致力于党的团结。你作为编辑对倍倍尔的行为可能感到不愉快。然而，编辑感到不愉快的东西应当是党的领袖所期望的东西，就是说，有些人用不着总是把必不可少的编辑眼镜架在鼻子上，而且他们还可以提醒编辑本人，他作为党的领袖，有时不妨摘掉玫瑰色眼镜，用自己的肉眼来观察世界。
法兰克福党代表大会〔617〕前夕，巴伐利亚人在纽伦堡建立了真正的宗得崩德〔619〕。他们带着明白无误的最后通牒来到法兰克福。另外，福尔马尔还说什么各走各的路，而格里洛[1]则说，随便你们通过什么决议，反正我们不服从。他们宣布了巴伐利亚人的特权，并把他们在党内的反对者称为“普鲁士人”和“柏林人”。〔620〕他们要求党同意他们投票赞成政府预算，同意那种甚至比小资产阶级的政策还右的农民政策。这次党代表大会不是像以前经常做的那样，坚决制止这种行为，而是不敢通过任何决议。如果说倍倍尔在这种情况下谈党内小资产阶级分子活动的加强不合时宜，那么，我真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谈才合时宜。
而《前进报》在干什么呢？它紧紧抓住倍倍尔的攻击形式不放，说事情并不是那样糟糕，并采取同倍倍尔“完全相反”的态度，以致你因倍倍尔的反对者事后必然产生的“误会”才被迫发表声明，说你的完全相反的态度仅仅涉及倍倍尔的攻击形式，而就事情本身而论（在政府预算和农民问题上），他是正确的，你也是站在他一边的。6到我觉得，你事后被迫发表声明这一事实本身就向你证明，你所犯的右倾错误比倍倍尔可能犯的左倾错误要严重得多。
整个这场争论所涉及的归根到底仅仅是巴伐利亚人的行动，这种行动最明显地表现为以下两点：为了争取小资产者而以机会主义的态度赞成政府预算，福尔马尔为了争取中农和大农而在农村进行机会主义的宣传。这两点和巴伐利亚人的宗得崩德立场，是当前存在的唯一实际的问题。如果说倍倍尔正是在党代表大会置党于不顾的时候抓住了这些问题，那么你们应当为此而感谢他。如果说他把党代表大会所造成的这种难以容忍的状况看做是党内庸俗习气日益增长的结果，那也不过是他从正确的总观点出发来看这个具体问题，这一点同样是应当肯定的。如果说他急于对这一切进行辩论，那是他在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是在设法使下一次党代表大会能够对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不知所措的那些迫切问题作出完全正确的判断。
分裂的危险并不是来自倍倍尔方面，他不过是直言不讳而已。这种危险来自巴伐利亚人，他们采取了党内前所未有的行动方式，使《法兰克福报》的那些把福尔马尔和巴伐利亚人看做自己人的庸俗民主主义者欣喜若狂；这家报纸兴高采烈，而且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你说福尔马尔不是叛徒。也许是这样。我也不认为他自己会把自己看做叛徒。但是，你把一个竟然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使拥有1卜30公顷土地的上巴伐利亚大农和中农的现状（这种现状的基础是剥削雇农和短工）永远保持不变的人叫做什么呢？无产阶级政党是专门为了使雇佣奴隶制永远保持不变而建立的吗！这种人可以叫做反犹太主义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巴伐利亚分立主义者，随便叫什么都可以，但是难道可以叫做社会民主党人吗？！其实，在一个日益壮大的工人政党内，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增多是不可避免的，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就像“学士”、考试不及格的大学生等的增多一样。他们在几年前还是一种危险。现在我们能够消化他们。但是消化总得有个过程。为此就需要盐酸，如果盐酸不够（像法兰克福所表明的那样），那么现在就应该感谢倍倍尔，他为了使我们能够很好地消化这些非无产阶级分子而加了盐酸。
建立党内真正和谐的关键就在这里，而不在于否认和隐瞒党内一切真正有争论的问题。
你说，重要的是“引起有效的行动”。这好极了，但是这种行动究竟什么时候才开始呢？
[1] 卡·格里伦贝格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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