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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度的人
第三章 对痛苦意识的征服：压抑性贬黜
我们已经讨论了发达工业社会的政治一体化，这个成就之所以可能，靠的是不断增长的技术生产力和不断扩大的对人和自然的征服。现在我们转来看看文化领域中相应的一体化。在本章，我们将用一些关键的概念和文学形象及其命运，来解释技术合理性的进步正在怎样肃清“高级文化”中的敌对性和越轨性因素。实际上，这些因素屈从了当代社会发达地区盛行的贬黜过程。
这个社会的成就与失败使得它的高级文化失去效力。对自立的人格、人道主义、悲剧的和浪漫的爱情的赞美，象是倒退了一个发展阶段的理想。现在正发生的事情不是高级文化退化为大众文化，而是用现实来驳倒高级文化。现实压倒了它的文化。人们今天所能做的超过了文化英雄和半神似的人物所能做到的；人们已解决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但人们也背叛并破坏了那些在高级文化的升华中得以保存的希望和真理。可以肯定，高级文化一直是同社会现实相矛盾的，而且只有少数特权者享受了这种文化的幸福并代表着它的理想。社会的这两个对抗领域一直是共存的；高级文化一直是随和的，它的理想和它的真理极少挠乱现实。
今天的新特点是，通过消除高级文化中敌对的、异己的和越轨的因素（高级文化借此构成现实的另一向度），来克服文化同社会现实之间的对抗。这种对双向度文化的清洗，不是通过对“文化价值”的否定和拒绝来进行的，而是通过把它们全盘并入既定秩序，在大众规模上再生和展现它们。
实际上，这些文化价值成了社会凝聚力的工具。自由的文学艺术的伟大性、人道主义的理想、个人的悲欢、个性的实现，是东西方之间竞争斗争中的重要项目。它们被用来激烈抨击目前的共产主义形式，每天都受到管理和出卖。人们未能考虑到它们同出卖它们的社会相矛盾这一事实。由于人们知道或感到广告和政治讲坛不一定必须是真实的或正确的，而且聆听和阅读这些东西，甚至听任它们来指导，所以他们接受传统的价值，并使之成为他们精神资质的一部分。如果大众传播工具和谐地而且经常不引人注意地把艺术、政治、宗教和哲学同广告节目混成一体，它们就使得这些文化领域成为它们的公分母——商品形式。灵魂的音乐也是推销商品的音乐。计算的是交换价值，而不是真理价值。现状的合理性集中在这种交换价值上，而且一切异化的合理性都服从于它。
由于竞选领袖和政治家在屏幕、广播和舞台上奢谈自由和实现抱负的伟大言词，这些言词便成为无意义的声音，只是在宣传、生意、训练和休息的语境里才有意义。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同化证明着理想已经堕落的程度。它从灵魂、精神或内在的人的崇高领域堕落下来，转化成操作的术语和问题。这里有大众文化的进步因素。这种堕落表明，先进工业社会正面临着理想被物质化的可能性。这个社会的能力正进一步降低那个使人的状况得以表现、理想化和控诉的崇高领域。高级文化成了物质文化的一部分。在这个转变中，它丧失了它的大部分真理性。
西方的高级文化——工业社会仍然承认它的道德、美学和思想的价值——在功能以及年代的意义上说，是前技术的文化。它的效力来自对一个不复存在而且不能重新得到的世界的体验，因为在严格意义上说，技术社会会使它失去效力。而且，甚至在资产阶级时代给了它某些最持久的配方时，它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种封建的文化。它之所以是封建的，不仅是因为它限于少数特权者，不仅是因为它具有内在浪漫的因素（一会儿我将论述这一点），而且还因为它的典型作品在方法上表现出自觉疏远整个商业和工业领域，疏远其斤斤计较和注重赢利的秩序。
当这种资产阶级秩序在艺术和文学中找到它丰富的甚至是肯定性的表现时（如在十七世纪的荷兰画家中，在歌德的《威廉.麦斯特》中，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小说中，在托马斯.曼那里），这种秩序仍然受到另一向度的贬损、破坏和拒绝，这另一向度势不两立地同商业秩序相对抗，控诉它并否定它。
这另一向度的代表人物，不是宗教、精神和道德的英雄（他们经常支持既定秩序），而是象艺术家、妓女、奸妇、大罪犯和流浪汉、武士、造反诗人、恶魔、蠢汉这样的破坏性人物——他们不靠挣工资生活，至少不按有秩序的规范方式生活。
诚然，这些人物并没有从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学中消失，但他们的残存有了根本的改变。勒索金钱的荡妇、民族英雄、垮了的一代、神经过敏的家庭主妇、匪徒、明星、有超凡魅力的巨头，起了一种和他们的文化前辈非常不同乃至相反的作用。他们不再是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形象，而是同一种生活的畸形者或典型，与其说是对既定秩序的否定，毋宁说是肯定。肯定，他们前辈的世界是以前的一个前技术世界，一个对不平等和劳苦状况怀有良心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劳动仍然是命中注定的不幸；但是，在这个世界里，人和自然还没有被当作物和工具组织起来。这个过去的文化，以它的形式和方式的准则，以它的文学和哲学的风格与词汇，表现了一个宇宙的旋律和内容，在这个宇宙中，山谷和森林、村庄和客店、贵族和恶棍、沙龙和宫廷都是所体验到的现实的一部分。在这种前技术文化的诗歌和散文中，其旋律表现的是那些漫游或乘马车的人，那些有冥想、沉思、感觉和叙述的时间和快乐的人。
这是一种过时的被超越了的文化，只有梦幻和幼稚的倒退才能重新得到它。但在它的某些决定性因素上，这种文化也是一种后技术文化。它最先进的形象和立场似乎幸免于被同化进管理的舒适和刺激中；它们继续意识到在技术进步的完善中它们再生的可能性。它们表现了同既定生活方式的自由和自觉的疏远，文学艺术甚至在它们装饰这些既定生活方式的地方，也以这种疏远来反对这些既定生活方式。
马克思的异化概念表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同自身、同自己劳动的关系。与马克思的概念相对照，艺术的异化是对异化了的存在的自觉超越——一种“高水平”或中介了的异化。同进步世界的冲突、对商业秩序的否定、资产阶级文学艺术中的反资产阶级因素，既不归结为对这一秩序的美学贬低，也不归结为浪漫的反应——对一个正在消失的文明阶段的怀旧式忠诚。“浪漫的”是一个用恩赐态度进行诽谤的术语，容易用来诽谤先锋派立场，正如“颓废的”一词更经常斥责的是一种垂死文化的真正进步的特性，而不是真正的腐朽因素一样。艺术异化的传统形象，就它们在美学上同发展中的社会不相容而言，的确是浪漫的。这种不相容性是它们的真理性的标志。它们在记忆中唤起并保存的东西涉及到未来：将使压制性社会解体的一种满意的形象。二三十年代伟大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和文学，以它们颠覆性和解放性作用，已经恢复了这些形象。在基本的文学词汇中偶尔有例子可以表明这些形象的范围和血缘关系，以及它们显示的向度：如“灵魂、精神和心灵”；“绝对之探求”，”不舒服的花”，“妻子儿女”；“海边王国”；“陶醉的船”和“长腿的诱饵”；“远方和家乡”；而且还有精灵朗姆酒，魔机和魔钱；唐璜和罗米欧；“建造大师”和“当我们死而复醒之时”。
单纯枚举这些词例便可表明，它们属于一个丧失了的向度。它们之所以失去效力，不是因为它们在文学上被废弃。有一些这样的形象适合于当代文学，并在当代文学最先进的创作中幸存下来。已经失效的东西是它们的颠覆性力量，它们的破坏性内容——它们的真理性。在这个转变中，它们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了它们的家园。思想文化的被异化了和正在异化的作品成了人们熟悉的商品和服务。它们大规模的再生产和消费只是量的变化，即不断增长的对文化的欣赏、理解和民主化吗？
文学艺术的真理性一直被视为（如果过去被视为的话）一种“高级”秩序，它不应该而且的确也没有挠乱商业秩序。在目前阶段，已经变化的是这两种秩序同它们真理性之间的差异。社会的同化力量通过吸收其对抗的内容而耗空了这一艺术的向度。在文化领域，新的极权主义正是在和谐的多元化中显示出来，在那里最相矛盾的作品和真理也能中立地和平共处。
在这种文化上的调和到来之前，文学艺术本质上曾是异化，维持和保存着矛盾——即对分化的世界、失败的可能性、未实现的希望和被背叛的前提的痛苦意识。它们是一种理性的认识力量，揭示着在现实中被压抑和排斥的人与自然的向度。它们的真理性就在于唤起的幻想中，在于坚持创造一个留心并废除生活恐怖——由认识来支配——的世界。这就是杰作之谜；它是坚持到底的悲剧，即悲剧的结束——它的不可能的解决办法。要使人的爱和恨活跃起来，就要使那种意味着失败、顺从和死亡的东西活跃起来。社会的罪恶，人为人造成的地狱，成了不可征服的宇宙力量。
现实的东西与可能的东西之间的紧张关系，转化成一种不可解决的冲突，在冲突中调和作用以作品的宽厚作为形式：
美成为“幸福的许诺”。在作品的形式上，实际的环境被置于另一向度上，在那里既定现实表现为它存在的样子。因此，它讲出关于自身的真理；它的语言不再是欺骗、无知和顺从的语言。虚构坦率地说出事实和事实的统治崩溃；虚构颠覆了日常经验，并表明这经验是残缺不全的和虚假的。但艺术只有作为否定性力量才具有这种神奇的能力。只有当形象活生生地拒绝和驳斥既定秩序时，艺术才能说出自己的语言。
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不同于当代文学同样悲哀的爱情故事，因为她的现实生活对应者的谦卑词汇仍然包含了女英雄的形象，或者说她理解了那些仍然包含这些形象的故事。她的焦虑是命中注定的，因为当时还没有精神分析学家，而当时没有精神分析学家乃是因为在她的世界里这种精神分析学家还不能治愈她。她会把精神分析学家当作毁掉了她一生的那个永镇［小说《包法利夫人》中的地名］制度的一部分来反对。她的故事是“悲剧的”，因为发生这个故事的社会是一个倒退的社会，有着尚未解放的性道德和尚未制度化的心理学。当时即将产生的这个社会，现在已经通过压抑手段“解决了”她的问题。诚然，说她的悲剧或罗米欧和朱丽叶的悲剧在现代民主中得到解决了，这是废话，但否定这种悲剧的历史本质也是废话。不断发展的技术现实，不仅彻底破坏了艺术异化的传统形式，也彻底破坏了艺术异化的基础——也就是说，它不仅趋于使某些“风格”失去效力，而且也趋于使艺术的实质失去效力。
可以肯定，异化不是艺术的唯一特点。本书不打算分析甚至陈述这个问题，但为澄清问题起见，可以做几点提示。在文明的各个时期，艺术都象是完全被合并进社会中。埃及的、希腊的和哥特的艺术是大家熟悉的例子；巴赫和莫扎特一般也被用来证明艺术的“肯定性”方面。在前技术和双向度的文化中，艺术作品的地位完全不同于在单向度文明中的地位，但异化既标志着否定性艺术的特点，也标志着肯定性艺术的特点。
决定性的差别不是喜悦中创作的艺术同悲哀中创作的艺术、精神健全同神经过敏之间的心理学差别，而是艺术的现实同社会的现实之间的心理学差别。同后者的决裂，即神奇的或合理的超越，甚至是最肯定性艺术的根本性质；它还疏远了它力图影响的公众。不管庙宇或教堂对生活在它们周围的人民是多么密切和熟悉，它们依然对奴隶、农民和工匠的日常生活，甚至对它们主人的日常生活形成恐怖的或高高在上的反差。
不管是否被仪式化，艺术都包含着否定的合理性。在其先进的立场上，它是大拒绝——抗议现实的东西。人和万物得以表现、歌唱和言谈的方式，是拒绝、破坏并重建它们实际生存的方式。但这些否定方式歌颂的是它们与之相联的那个对抗的社会。它们创造的艺术世界，脱离社会再生自身和自己的悲惨生活的劳动领域，以其全部真理性保持着一种特权和一种幻想。
艺术尽管有过各种民主化和普及化，但它以这种形式经历了十九世纪，并进入了二十世纪。那种赞美这种异化的“高级文化”，有其自身的仪式和自身的风格。沙龙、音乐会、歌剧、戏院，旨在创造和产生现实的另一向度。它们的参加者要象过节一样进行准备；它们割断并超越了日常经验。
这种在艺术异化中展现的艺术同时代秩序之间的基本裂痕，正在逐渐被发达的技术社会所弥合。而且随着它的弥合，大拒绝反倒被拒绝；“另一向度”被同化进占主导地位的状态中。异化的作品被结合进这个社会中，并作为对盛行状态的装饰品和精神分析设备的一部分来传播。因此，它们成了广告节目，它们起销售、安慰或激励的作用。
大众文化左翼批评家的新保守主义批评，嘲笑那种抗议把巴赫的音乐当作厨房背景音乐，把柏拉图和黑格尔、席勒和波多雷、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摆在药房里的作法。相反，他们坚持认为，古典作品已离开了陵墓，重新苏醒过来，人民由此获得教养。的确如此，但作为古典作品而苏醒，它们却成了不同于自身的东西；它们被剥夺了它们的对抗性力量，丧失了作为它们真理性之向度的外化。因此，这些作品的意图和功能已根本改变了。如果它们一度同现状是矛盾的，那么现在这种矛盾已被克服了。
但是，这种同化在历史上是不成熟的；它建立了文化上的平等，同时却保留了统治。社会正在排除封建贵族文化的特权和专权，连同它的内容。美术的先验真理性、生活和思想的美学，过去只是极少数有教养的富人才能得到的，这一单向度的社会事实是过去的压抑性社会的过失。但这一过失不是靠平装本、普及教育、慢转密纹唱片和在剧院及音乐厅里不规定礼仪服①装新能纠正的。文化特权表现了不公平的自由、意识形态同现实的矛盾、精神生产力同物质生产力的脱离；但它们也提供了一个受保护的领域，使得被禁忌的真理能以抽象的完整性幸存下来——疏远压制这些真理的社会。
现在这种疏远已被克服——连同超越和控诉。乐谱和乐音仍然存在，但使它们成为另一个行星的空气的那段距离已被克服。②艺术的异化，象它在其中演出的新剧院和音乐厅的建筑一样，成了从实用角度来设计的。毫无疑问，这种新建筑比维多利亚时代的古怪建筑更好，即更美更实用。但它也是更“一体化的”——文化中心正在成为销售中心、市政中心或管理中心的一个合适部分。统治有自己的美学，而且民主统治也有自己的民主美学。不错，几乎每一个人旋开他的音响组合旋钮或跨入他的乐房，随时都可以得到优美艺术。然而，在这种普及中，优美艺术成了一架翻新优美艺术内容的文化机器上的齿牙。
艺术的异化，连同其它的否定方式，都屈从于技术合理性的进程。如果把这一变化视作技术进步结果的话，便可以看出它的不可逆转性的深度和广度。现阶段按其可利用的新的实现手段，重新确定了人和自然的可能性，据此看来，这些前技术的形象正在丧失它们的力量。
①请不要误解：在其所及的范围内，平装本、普及教育和慢转密纹唱片确实是一种福祉。
②斯蒂芬.乔治，见阿诺德.舍恩伯格的升Ｆ小调四重唱。参见Ｔ．Ｗ．阿道尔诺《新音乐哲学》（图宾根，Ｊ．Ｃ．Ｂ．摩尔，1949）第19页以下几页。
它们的真理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和自然的一个未被理解和未被征服的向度，取决于对组织和操纵上的狭窄限制，取决于那种抵制一体化的“不可消除的核心”。在充分发达的工业社会里，这个不可消除的核心逐渐被技术合理性所清除。对世界的物质改造，要求对它的象征、形象和观念进行精神改造。显然，当城市、公路和国家公园取代了村庄、山谷和森林时，当摩托艇竞驰湖面，飞机划破长空时，这些区域也就失去了它们作为一种性质不同的现实，作为矛盾领域的特点。
既然矛盾是逻各斯的作用——“不现实的东西”同“现实的东西”的合理对立，那么它一定具有一种交流媒介。争取这种媒介的斗争，或者说反对它被同化进占统治地位的单向度中的斗争，在先锋派力图创造的疏远状态中表现出来，这种疏远使得艺术的真理重新成为可交流的。
伯托尔特.布莱希特为先锋派的努力构画了理论基础。现存社会的总特点使剧作家面临着还能否“在剧院里表现当代世界”的问题，即对世界的表现能否使观众认识到剧中所传递的真理。布莱希特回答说，只有在当代世界被表现为可①变化的东西，即表现为应被否定的否定状态时，它才能得到表现。应该学习、理解并据之行动的是学说，而戏剧是而且应该是娱乐、乐趣。然而，娱乐和学习不是对立的；娱乐可以是最有效的学习方式。为了讲出处于意识形态和物质之网后面的当代世界是什么，它如何被改造，戏剧应该割断观众同舞台上事件的自居作用。所需要的不是移情作用和感情，而是保持距离和作出反应。“间离效果”（Ｖｅｒｆｒｅｍｄｕｎｇｓｅｆｆｅｋｔ）应产生这种把世界当作它的现实样子来认识的分离作用。“日常生活的事物被抬高到超出不证自明的领域……。”②“‘自然的’东西应具有超日常的特点。只有以此方式，因果规律才能显示出来。”
③
①伯托尔特.布莱希特《戏剧作品》（柏林和法兰克福，苏尔坎普，1957）第7，9页。
②同上书，第76页。
③同上书，第63页。
这种“间离效果”不是附加在文学上的。它毋宁是文学本身对整个行为主义威胁的回答——企图挽救否定的合理性。以这种企图，文学的大“保守”同激进的行动主义齐心协力。保罗?瓦莱利坚持诗的语言具有不可摆脱的否定义务。这种语言的诗句“从不谈论不在眼前的事物”。①它们谈论那种尽管不在眼前却把既定言论和行为领域当作它最禁忌的可能性来纠缠不休的东西——既非天堂亦非地狱，既非善亦非恶，只是“幸福”。因此，诗的语言谈论那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在人和自然中可见的、可触知的和听得见的东西——和那种看不见、摸不着、听不到的东西。
①保罗.瓦莱利“诗和抽象思想”，见《作品》（巴黎，加利马德，1957）第1卷，第1324页。
诗的语言以表现不在眼前的东西为中介来创造和运动，它是一种认知的语言——但这种认知彻底破坏了肯定的东西。在其认知功能上，诗履行着思想的伟大任务：
“努力在我们身上使不存在的东西获得生命”。①说出“不在眼前的事物”就是破除现存事物的迷惑力；此外，它是一种不同的事物秩序对现存秩序的超越——“一个世界的开始”。②
为了表现在一个世界内部作为一种超越的另一种秩序，诗的语言依赖于日常语言中的越轨因素。然而，一切媒介为维护既定现实的总动员，已经协调了各种表现手段，以致越轨性内容的传播在技术上成为不可能的。自马拉美以来一直对艺术意识纠缠不休的幽灵——说出非物化的语言、传播否定东西的不可能性——已不再是一个幽灵。它已被物质化。真正先锋派的文学作品传播着同传播的决裂。先是在里姆鲍德那里，然后在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那里，文学反对在整个文化史上把艺术语言同日常语言联系起来的论述结构。命题体系（有作为它的意义单位的句子）是现实的两个向度得以汇合、交流和被交流的媒介。最崇高的诗和最低下的散文都共有这种表现媒介。所以，现代诗“破坏了语言关系，并使论述返回到语词阶段”。③
①同上书，第1333页。
②同上书，第1327页（涉及到音乐语言）。
③罗兰.巴特《文字的零等级》（巴黎，杜.塞维尔出版社，1953）第72页（我加的着重号）。
语词拒绝句子的统一的可感知的规则。它破除前定的意义结构，而且成为一个“绝对的客体”，标志着一个不可容忍的、自拆台脚的宇宙——一个不连续体。这种对语言结构的破坏意味着对自然经验的破坏：
由于孤独而可怕的客体只具有虚的联系，自然便成了这些客体的不连续体。任何人都不能为它们选定一个特定的意义、用途或效用。任何人都不能认为它们意味着一种精神态度或一种意图，也就是说，归根到底，意味着一种脆弱……。这些语词客体没有联系，都武装上了它们爆发性力量的暴力……，这些诗的语词排斥人们，根本不存在“新式”的诗的人道主义：这种暴躁的论述是一种充满恐怖的论述，意味着它不是把一个人同别人相联系，而是同最非人的自然形象相联系，如天堂、地狱、圣者、稚童、疯子、纯物质等等。①
①同上书，自第73页开始。
传统的艺术材料（形象、协调、色彩）只重视为“引语”，即在拒绝的语境中过去意义的残余。因此，超现实主义的绘画
把机能主义用禁忌所包含的东西汇集一起，因为它背叛了作为物化和物化合理性中的不合理性的现头。超现实主义重新获得了机能主义对人否定的东西；这些歪曲证明着禁忌对所欲的东西所做的事情。因此，超现实主义挽救过时的东西——一些特质，幸福的要求蒸发掉技术化的世界对人拒绝的东西。①
①Ｔ．Ｗ．阿道尔诺《文学笔记》（柏林－法兰克福，苏尔坎普，1958）第160页。
另外，伯托尔特.布莱希特的作品保留了在浪漫文学和拙劣文艺作品中包含的“幸福的许诺”（月光和蓝海；悦耳的音调和甜蜜的家庭；忠诚与爱情），使之成为政治酵素。他的人物歌唱失去的乐园和不能忘记的希望（“情人，你看见索霍区天上的月亮了吗？”“但有一天晴空万里”，“当初，那是个星期天”，“一艘张帆起航的船”，“毕尔巴鄂时代的月亮，那里值得爱”）——这歌是关于残忍、贪婪、剥削、欺诈和谎言的歌。被欺骗者唱出了他们的欺骗，但他们了解（或已经了解）了欺骗的原因，而且只是在了解这些原因（和如何去对付它们）时，他们才重新获得他们梦想的真理性。
这些在文学语言中重新进行大拒绝的努力，遭受了被它们拒绝的东西所同化的命运。作为现代古典派的先锋派和垮了的一代，都具有娱乐的功能，而不会危害善意的人们的良心。技术进步证明这种同化是合理的；发达工业社会中对悲惨状况的缓和，拒绝了这种大拒绝。对高级文化的清理，是征服自然的一个副产品，不断征服匮乏的一个副产品。
这个社会把珍贵的越轨形象结合进它无所不包的日常现实中，从而使这些形象失去效力，证明了不可解决的冲突已达到了可管理的程度——悲剧和浪漫文学、原型的梦想和焦虑正听任技术来解决和溶解。精神病学医生关心唐璜、罗米欧、哈姆雷特、浮士德，就象他关心奥狄蒲斯一样，为他们治疗。这些世界的统治者正在失去他们形而上学的特点。他们在电视上、记者招待会上、议会上和公共意见听取会上的出现，对超出广告剧的戏剧是很难适合的，①但他们行动的结果超出了戏剧的范围。
①传说中的革命英雄仍然存在，他可以蔑视电视和出版——他的世界是“不发达的”乡村世界。
非人性和不公平的旧习惯，正被合理组织起来的官僚所管理，而这种官僚的生命核心却是无形的。灵魂极少包含不能被敏感讨论、分析和民意测验的秘密和渴望。即使个人能反对并超越他的社会条件，孤独在技术上已成为不可能的。逻辑和语言学的分析证明，旧的形而上学的问题是幻想的问题；对事物的“意义”的探索，可被重新概括为对语词意义的探索，现存的言论和行为领域可以提出非常充分的解答标准。正是这合理的世界，单靠设备的份量和能力，封闭了一切逃避行为。过去的高级文化，在其同日常生活现实的联系中，是多样化的——敌对和装饰、呐喊和顺从。但它也是自由王国的表现：拒绝循规蹈矩。如果没有比这种拒绝更令人满意的补偿物，这种拒绝就不能被封闭。对对立面的征服和同一，在高级文化向通俗文化的转变中找到了它的意识形态的荣誉。这种征服和同一是在增长起来的满足的物质基础上进行的。这种物质基础也是荡涤一切的贬黜之基础。
艺术的异化是升华。它创造着那些同既定现实原则不相协调的状况的形象，但这些形象作为文化形象，是宽容的，甚至是有教益和有用的。现在这类形象失去了效力。它被纳入厨房里、办公室里和商店里；它开始为生意和基金而在商业上发行，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贬黜——用直接的满足来取代间接的满足。但它是从社会的“力量角度”来实践的贬黜，比以前更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因为社会的利益已成为它的公民们最内在的推动力，因为它承认的喜悦有助于社会的凝聚和满足。
快乐原则同化了现实原则；性在社会结构形式上获得了解放（或者说自由化）。这一观念意味着存在着压抑的贬黜方①式，，与这些贬黜方式相比较，升华了的动力和目标意味着更加偏离、更加摆脱、更不留心社会的禁忌。看来，这种压抑性的贬黜在性领域里的确是有效的，在这里如同在对高级文化的贬黜中一样，它是作为技术现实的社会控制之副产品而起作用的。社会控制扩大了自由，同时又加强了统治。也许讨论一下本能力量的社会用途上的变化，最能解释贬黜和技术社会之间的关系。
①见拙著《爱欲与文明》（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54），特别是第十章。
在这个社会里，并非在机器上和操作机器上所花费的一切时间都是劳动时间（即不令人愉快但又必要的苦力），并非机器节省的一切精力都是劳动力。机械化还“节省了”里必多，生命本能的精力——也就是说，使它避免了以前的实现方式。这是对现代司机同流浪诗人或工匠，流水线同手工艺、乡镇同城市、工厂生产的面包同家制的面包、帆船同摩托艇进行浪漫对照的真理内核。的确，这个浪漫的前技术世界充满了不幸、艰辛和污秽，而这些东西反过来又是一切快乐和喜悦的背景。而且，过去存在着一种现在不再存在的“风景”，里比多体验的媒介。
随着它的消失（本身是进步的一个历史前提），整个人类主动和被动的向度已被非性欲化。个人从中得到快乐的环境——他几乎是把这个环境当作身体的延长地带而满意地神往的——已被苛刻地缩小了。结果，里必多神往的“宇宙”同样被缩小了。从而导致里必多的定点化和收缩，爱欲的体验和满足降低成性欲的体验和满足。①
①根据弗洛伊德后期著作使用的术语，性是“专门化”的部分的动力，而爱欲是整个机体的动力。
不妨可以比较一下在一块草地上做爱和在一辆汽车里做爱，在城墙外边情人活动场所里的做爱和在曼哈顿大街上的做爱的不同感受。在前一种情形中，环境参与并促进里必多的精神集中，而且趋于被性欲化。里必多超越了直接的性感应带——一个非压抑性的升华过程，相比之下，一个机械化的环境似乎封闭了这种里必多的自我超越。里必多不得不力图扩大爱欲满足的领域，成了不怎么“多形的”，而且在定点化的性活动之外不怎么能产生性冲动，而这种定点化的性活动却得以增强。
因此，技术现实减弱了爱欲的能量并增强了性欲的能量，它限制了升华的范围。它还减弱了对升华的需要。在精神机制上，所欲望的东西同所允许的东西之间的紧张状态似乎被大大缓和了，而且现实原则看起来不再要求全面而痛苦地改造本能的需求。个人应该使自身适应一个似乎不主张否定他的需求的世界——一个本质上非敌意的世界。
因此，机体注定要自发接受所提供的东西。只要更大的自由意味着缩小而不是扩大和发展本能的需求，那么这种自由就拥护而不是反对普遍压抑的现状——人们所说的“制度化的贬黜”。这种贬黜在我们时代的权力主义人格的形成中，是一个致命的因素。
人们可以经常注意到，发达工业文明是在更大程度的性自由上起作用的——“起作用”的意思是说，性自由成了一种市场价值和一种社会习俗的因素。身体依然是一种劳动工具，但可以在日常的劳动世界和工作关系中显示出它的性特点。这是工业社会的一个独一无二的成就——它之所以可能，靠的是减轻了肮脏和繁重的体力劳动，靠的是廉价而绚丽多彩的衣着、美的文化和生理卫生的便利性，靠的是广告工业的要求，等等。性诊所和女售货员、英俊而年轻的男性职员和招待员，是高级市场的商品；对称心如意的情妇的占有——一度是王公贵族的特权——推进了商业共同体中不怎么高贵的行当。
现存的艺术的机能主义助长了这种倾向。商品和办公室敞开了巨大的玻璃窗，把它们的全体人员暴露于外；在内部，高柜台和不透明的隔板拆除了。大公寓和别墅里单间的废弃，打破了以前把个人同公共生活隔离开来的遮栅，并且很容易暴露出别人妻子和别人丈夫的引人注目的特性。
这种社会化不是同环境的非爱欲化相矛盾的，而是相补充的。性被结合进工作和公共关系中，因此更容易得到（受控制的）满足。技术进步和更舒适的生活能够系统地把里必多的成分包含进商品生产和交换的领域。不管本能活力的动员如何被控制（它有时等于对里必多的科学管理），不管它如何成为现状的一个支柱，对被管理的个人来说，还是令人满意的，就如同摩托艇比赛、推割草机和开快车是一种娱乐一样。
这种对里必多的动员和管理，可以说明志愿的服从、恐怖事件的消失的主要原因，可以说明个人需求同社会要求的欲望、目标和激情之间前定和谐的主要原因。对人类生活中越轨因素的技术和政治征服，作为先进工业文明的特点，在本能领域也表现出来了：通过鼓励顺从、削弱抗议的合理性来满足需求。
社会允许的和向往的满足范围，大大扩大了，但正是通过这种满足，削弱了快乐原则，它被剥夺了同现存社会不协调的要求。这样一调整，快乐便导致服从。
同被调整的贬黜的快乐相对照，升华开始意识到了压抑性社会借以打击个人的遗弃作法，因而保留了对自由的需要。诚然，一切升华都受到社会力量的强制，但对这种力量的痛苦意识已冲垮了异化。诚然，一切升华都接受社会对本能满足的禁闭，但升华也超越了这种禁闭。
超自我，在审查无意识并嵌入道德心时，也审查潜意识压抑力，因为发展起来的道德心不仅审核个人的，也审核他那个社会的被禁止的邪恶行动。相反，因一个不自由的社会所认可满意的自由而造成的道德心丧失，则有利于幸福意识，这种意识促使人们接受这个社会的罪行。这是日渐衰落的自主性和理解力的标志。升华要求有高度的自主性和理解力；它是意识和无意识、第一过程和第二过程、思想和本能、放弃和造反之间的中介。在其最完善的方式上，如在艺术作品中，升华成为认识力量，在服从压抑的同时战胜压抑。
着眼于这种升华方式的认识功能来看，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猖獗一时的这种贬黜，显示了它真正循规蹈矩的功能。这种性自由（和侵略的自由）使本能的动力摆脱了不幸和不安，而正是这种不幸和不安说明了既定的满足领域的压抑力量。可以肯定，存在着普遍的不幸，幸福意识是非常不稳固的——在畏惧、挫折和厌恶之上建立的一种贫瘠的外观。这种不幸，很容易促进政治动员；用不着为自觉的发展留下余地，它就可以成为新的法西斯主义生活和死亡方式的本能水库。但是，幸福意识之下的不幸，可以经由多种方式变成社会秩序的外力和内聚力源泉。这些不幸个人的冲突，现在比起那些造成弗洛伊德的“文明中的不满”的东西，更容易治愈；用“我们时代的神经过敏的人格”比用爱欲与死亡的斗争，更能充分确定这些冲突。
有控制的贬黜可以削弱对既定现实原则的造反，这种情况也许可以通过古典和浪漫文学中的性表现同我们当代文学中的性表现之间的对照来解释。如果人们从那些在实质和内在形式上为爱欲义务所决定的作品中，选择一些本质上不同的例子，如拉辛的《费德拉》、歌德的《选亲》、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那么，性始终如一地是以高度升华的、“间接的”、反映的形式出现的——但在这些形式中，它是绝对的、不妥协的、无条件的。爱欲的统治从一开始也是死亡本能的统治。在本体论的意义上，而不是在道德或社会学的意义上，实现就是毁灭。它超出了善和恶，超出了社会道德，因而它超出了这种爱欲拒绝并破除的既定现实原则的范围。
相比之下，在奥尼尔的酗酒者和福克纳的粗鲁者那里，在《欲望号街车》中，在《躁热的铁皮屋顶》下，在《罗丽塔》中，在好莱坞和纽约的狂欢、别墅主妇的冒险的一切故事中，性泛滥猖獗。这是无限地更现实主义的、大胆的、无所顾忌的。它是它发生在其中但从不被否定的这个社会的一部分。所发生的事情，肯定是粗野的和淫秽的、雄浑的和可口的，相当不道德的——而且正是因为这样，才是完全无害的。
性摆脱了作为它的不协调的梦想标志的升华形式（作为讲故事的风格、语言的形式），变成了压抑性畅销书的载体。不能说当代文学中的风流女人都象巴尔扎克所说的妓女埃赛尔一样：她是无限繁茂的温柔之花。这个社会把它接触的一切事物都变成进步和剥削、艰辛和满足、自由和压抑的潜在源泉。性也不例外。
关于被控制贬黜的概念，意味着可同时发泄被压抑的性和侵略性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似乎同弗洛伊德的关于在两个原动力之间分配固定量的本能活力的概念不相容。在弗洛伊德看来，性（里必多）的加强必然引起侵略性的减弱，反之亦然。然而，如果社会允许和鼓励里必多发泄是部分定点的性发泄的话，它将等于实际压缩爱欲能量，而且这种贬黜将同非升华的和升华的侵略形式的增长是相容的。后者在当代工业社会中极为盛行。
这种情况是否已达到了规范化的程度，以致个人在正常的国民准备过程中已逐渐习惯了自身被分解和解体的冒险呢？或者说，他们的默认是否完全归因于他们无能为力对付这种冒险？总而言之，不可避免的人为的破坏的冒险，已在人民精神和物质家务中成了家常便饭，以致不再能用它来指责或拒绝现存社会制度。而且，作为他们日常家务的一部分，它甚至可以使他们依附于这种社会制度。绝对的敌人和高标准的生活水平（和所欲望的就业水平！）之间的经济和政治联系是非常容易识破的，但也是完全被合理地接受的。
假定破坏本能（归根到底：死亡本能）是培育着技术上征服人和自然的那种活力的很大成分，那么，社会在不断增长操纵技术进步能力的同时，也增强了它操纵和控制这种本能的能力，即“生产上”满足本能的能力。因而，社会的凝聚力会在最深刻的本能根源上得到加强。最大的冒险，甚至战争事实，不仅会和无可奈何的接受，而且会和对罪行的本能认可相汇合。在这里我们也碰到了被控制的贬黜。
因此，制度化的贬黜表现为单向度的社会取得的“征服越轨行为”的一个方面。正如这个社会趋于减少甚至同化政治和高级文化领域里的对立（质的差别！）一样，在本能的领域亦是如此。结果是使把握矛盾和替代品的精神器官萎缩了，而且在剩下的技术合理性的向度里，幸福意识开始盛行起来。
这种幸福意识反映着这样的信念，即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不管怎么说，现存制度提供了商品。人民被引向到生产设备中去寻找有效的思想和行动的动因，而他们个人的思想和行动能够而且应该归结为这种动因。在这一转变中，这种生产设备还具有道德动因的作用。物化、万物的一般必然性解脱了道德心。
在这种一般必然性中，内疚感没有任何地位。一个人可以发出消灭成千上万的人民的指令，然后声称自己根本不受良心的谴责，并心安理得地生活。在战场打击法西斯主义的反法西斯主义力量，收获了纳粹科学家、将军和工程师的利益；他们具有后来者居上的历史优势。最初作为集中营的恐怖东西，现在成了训练人民适应反常状况的实践——人类的地下生活和每日摄取放射性物质。一个基督教牧师声称，以一切可利用的手段来阻止你的邻居进入你的避弹所，这同基督教的原则并不矛盾。另一个基督教牧师和他的同事意见相左，说这违背了基督教的原则。谁正确呢？技术合理性的中立立场表明它凌驾于政治之上，但它也表明这是虚假的，因为在这两种情形中，它都是为政治统治服务的。
“集中营的世界……不是例外的畸型社会。我们在那里看到的是我们每天都身陷其中的地狱社会的形象，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这个社会的典型。”①
①Ｅ．爱奥奈斯库，见《法国新闻杂志》，1956年7月号；引自1960年3月4日《伦敦时代文学副刊》，赫尔曼在1959年的一份兰德研究报告（ＲＭ—2206—ＲＣ）中提出：“应该研究在象非常拥挤的避弹所那样的环境里（集中营、俄国和德国使用的拥挤不堪的货车、部队运输船、人满为患的监狱……等等）人口的幸存，从中也许可能发现一些有用的指导原则适用于避弹所方案。”
看来甚至最隐蔽的越轨行为也可以被压抑住，以致对一切实践目的来说，它们已不再是社会的危险。或者说，即使它们的爆发会导致个人的功能素乱（如一个广岛领航员的情况），但这种爆发并不会扰乱社会的功能。精神病院治疗个人的功能紊乱。
幸福意识没有任何界限——它安排着同死亡和破坏的演习，在演习中娱乐、协同作战和战略意义结合起来鼓励社会的和谐。兰德公司把学术、研究、军事、气象和健康生活统一起来，在它的《兰德信息》第9卷第1期中以“安全胜于悲伤”为题，以开脱性的装腔作势风格报导了这些演习。火箭在跃跃欲试，氢弹在弯弓待发，宇宙飞船在太空遨游，问题是“如何保卫民族和自由世界”。尽管如此，军事计划者仍忧心忡忡，因为“把握时机的代价，试验和犯错误的代价，也许高得可怕。”于是，兰德公司应运而生；兰德公司伸手救援，而且“象兰德安全计划那样的计策开始进入画面”。它们进入的画面是不分类别的。它是这样一幅画面，在这幅画面上“世界成为一幅地图，导弹纯属象征〔象征主义的安慰性力量万岁！〕，战争只是〔只是〕写在纸上的计划和计算……”。在这幅画面上，兰德公司已把世界美化成一种有趣的技术比赛，人们不必紧张——“军事计划者用不着冒险便能获得有价值的‘综合’经验”。
演 习
为了理解演习，人们应该参与演习，因为理解就是“体验”。
由于防卫计划的演习者差不多都来自兰德公司和空军的每一部门，所以我们可以在蓝方设置一个物理学家、一个工程师和一个经济学家。红方也将有类似的配置。
演习的第一天是就有关演习的一切事情下达共同简令并制定规则。当两方在地图上各自的地盘就位时，演习就开始了。两方都从演习指挥者那里得到它的政策报告。这些报告一般是由控制集团的一个成员准备的，他对演习期间的世界形势做出评价，提供关于敌军政策的情报，指出军队应达到的目标、军队预算。（由于每一次演习都要考察范围广泛的战略可能性，这些政策应有变化）。
在我们假设的演习中，蓝方的目的是在演习的始终保持威慑能力，即保持能击退红方的力量，这样红方就不愿冒险进攻。（蓝方还获得关于红方政策的情报）。
红方的方针是获得优于蓝方的力量。蓝方和红方的预算同实际的防卫预算相一致……。
我们不胜宽慰地听说，自1961年以来兰德公司已“在我们迷宫似的地下室——快餐部下面的某个地方”进行了这种演习，“贴在蓝房间和红房间墙上的菜单上，列举了双方可购买的武器和导弹构件……大约七十项”。演习有一个“演习指挥者”，他负责解释演习规则，因为尽管“用图表和说明书制定的规则达66页”，但在演习期间还是不可避免出现一些问题。这个演习指挥者还有另一个重要职能：“无需事先通知演习者”，“他可以引入战争来检验现存军事力量的效力。”但接着，字幕打出“咖啡、饼子和意见”。休息！“在此后的时间演习继续进行——直到1972年结束。那时蓝方和红方都销毁了火箭，在‘善后’会议上坐在一起喝咖啡吃饼。”然而，不能太松懈了：实际上存在着“一种现实的世界形势，它不能被有效地变换成安全”，于是就需要“谈判”。我们感激它：这种在现实的世界形势中留下的希望是超出兰德公司所及范围之外的。
显然，在幸福意识的领域里，内疚感没有任何地盘，算计清除了道德心。当整体危若累卵时，唯一的犯罪就是反对整体或不维护整体的罪。犯罪感、过失感和内疚感成了一种私事。弗洛伊德在个人的心理中揭示了人类的罪行，在个人的病史中揭示了整体的病史。这种致命的联系被成功地压抑了。那些同整体相同一的人，那些作为整体的领袖和维护者而就职的人，可以犯错误，但他们不会不舒服——他们没有内疚感。只有当不再坚持这种同一性时，只有当他们离任时，他们才开始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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