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政治领域的封闭

　　工业文明最发达的地区，形成了全民动员的社会，这个社会在生产联合方面，同时具有福利国家和战时国家的特色。与先前的社会相比，这确实是一个“新的社会”。传统的污点正被清除或缩减，各种导致分裂的因素正被控制。人所共知的主要趋势是：因有政府作为推动、支持有时甚至控制的力量，国民经济集中于大公司的需求上；国民经济与世界范围的众多的军事同盟、金融机构、技术组织和发展组合结合在一起；蓝领群众与白领群众之间、劳资双方的领导层之间以及不同社会阶级的闲暇活动与向往之间，逐渐同化；学术与国家目标之间形成了一种前定和谐；公众舆论的结合侵挠了私人家庭；寝室已向大众传播媒介敞开。

　　在政治领域里，这种趋势以对立双方引人注目的统一或结合形式表现出来。在国际共产主义的威胁面前，两党在对外政策上超脱了竞争着的集团利益，并扩大到对内政策上，两大政党的纲领在对内政策上更别无二致，以致虚伪和陈词滥调甚嚣尘上。对立党派的这种联合影响了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它掌握了那些把这一制度的进步置于脑后的社会阶层，即那些其生活一度体现着同整个制度相对立的社会阶级。

　　在美国，人们注意到资方与有组织的劳工之间的勾结和联盟。民主制度研究中心1963年出版的《劳工看劳工；对话》一书中写道：

　　“现在的情况是：工会在它自己看来，与公司几乎无甚区别。我们今天看到了这样的现象：工会与公司共同进行院外活动。当工会与公司为更大的导弹合同而进行院外活动，并力图把其它国防工业也纳入这一地区时，或者当工会与公司怀着碰巧能签订什么合同的希望，共同奔赴国会，共同要求生产导弹而不生产炸弹，或者生产炸弹而不生产导弹时，工会将不能使制造导弹的工人相信他们为之工作的公司是一个工贼集团。”

　　英国工党的领袖们为了增进国家利益而同保守党对手竞选，这个党很难保全哪怕最温和的部分国有化纲领。在已经剥夺了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西德，社会民主党正式放弃了它的马克思主义纲领，令人信服地证明它是温文尔雅的。这就是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的情形。在东方，直接政治控制的逐渐减弱，表明对作为统治工具的技术控制效率的信赖感正在增长。至于法国和意大利的强大的共产党，则坚持这样的最低纲领，即收起革命夺权的主张，遵守议会竞选的规则，从而证明了环境的总趋势。

　　尽管那种因为法共和意共受外来力量的支持而认为它们是“外来的”党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但这种宣传有着某种非故意捏造的真理内核：只要这两个党在当前现实中是过去（或未来？）历史的见证人，那么它们就是“外来的”。如果它们同意在既定体系的框架内活动，那么这不只是基于战术的基础，不是短期策略，而是因为它们的社会基础已被削弱，它们的目标已因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而改变（正如默认这种政策转变的苏联的目标已经改变一样）。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扮演着“被指责”为非激进的合法反对党的历史角色。它们证明着资本主义一体化的深度和广度，并证明着那些使得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质的差别表现为既定社会内部中量的差别的条件。

　　为找出这些发展变化的理由，看来不必作深入的分析。在西方国家，社会内部以前的冲突，在技术进步和国际共产主义这双重（而且相互关联的）影响下，得到了缓和与调解。在来自外部的威胁面前，阶级斗争被冲淡了，“帝国主义的矛盾”也被束之高阁。资本主义社会被动员起来反对这种威胁，显示出一种在工业文明早期阶段所不知晓的内在统一和凝聚力。这是一种有物质基础的凝聚力；同仇敌忾的总动员，起到了全面刺激生产和就业的作用，因而维持着高标准的生活水平。

　　在这些基础上，出现了一个行政管理的领域，在这个领域，生产力的增长和核战争的现实威胁的有利结果，就是使萧条受到控制，社会冲突得到稳定。这种稳定，就其未触及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发现的这些冲突的根源（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与社会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来说，是“暂时”的呢，还是这种以容忍矛盾来解决矛盾的对抗性结构本身的转变？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它又如何改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即后者是前者的历史否定呢？

　　对社会变革的遏制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是一场政治革命：无产阶级要摧毁资本主义的政治机器，但保留其技术设备，并使之为社会化服务。革命当中有连续性：从不合理的束缚和破坏下解放出来的技术合理性，在新社会里将继续下去，并达到尽善尽美。读一读一位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这种连续性的论述，是很有趣的，这对于理解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否定的观点，至关重要：

　　“（1）虽然技术的发展从属于某个社会形态的经济规律，但如同其它经济因素一样，它并不随着这个社会形态的规律失效而告终。在革命过程中，在旧的生产关系被打碎时，技术仍然存在，并从属于新的经济形态的规律，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2）与对抗性社会中经济基础的发展相反，技术不是通过飞跃，而是通过新质因素的逐渐积累和旧质因素的消失而发展的。（3）〔与本书无关，故略——作者注〕。”①

　　①Ａ.沃里金：“技术作为一种科学和一门学问的历史：一种苏维埃观点”，见《技术和文化》（底特律：韦恩州立大学出版社，1961年冬）第2页。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技术的应用尽管是不合理的，但在生产设备中还是体现了技术的合理性。这不仅适用于机械化的工厂、工具和资源开发，而且也适用于“科学管理”所安排的适合机器操作程序的劳动方式。国有化或社会化本身并没有改变技术合理性的这种物质体现。相反，后者仍然是社会主义发展一切生产力的前提。

　　诚然，马克思主张，“直接生产者”对生产设备的组织与指导将在这种技术的连续性中引起质的变化，也就是说，生产将趋于满足自由发展的个人需求。但是，既定的技术设备在社会的一切领域吞没了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也就是说，它成为把各劳动阶级组合在一起的政治世界里的控制和凝聚中介，这样一来，这种质的变化将牵涉到技术结构本身的变化。

　　而且这种变化预先决定于劳动阶级在根本生存上同这个世界相异化，他们的意识是对他们完全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中继续生存下去这一状况的意识，以致对这种质变的需要竟成为生死攸关的事情。因此，否定性先于这种质变本身而存在，那种认为自由的历史力量在现存社会内部发展的观点，乃是马克思理论的一块基石。

　　今天，社会所禁止的恰恰是这种意识，这种“内部空间”，亦即超越性的历史实践的空间。在这个社会里，主体和客体成了总体中的工具，而总体以其极为强大的生产力的成就获得了它的存在理由。这个社会的最高承诺，就是为日益增多的人们提供更为舒适的生活，而这些人们，严格地说，想象不出有一个性质不同的言论和行动世界，因为遏制和操纵颠覆性想象力和行动的能力，是现存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些生活在富裕社会的地狱里的人，因使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做法死灰复燃的残暴行为而被迫循规蹈矩。对其较少丧失特权的人来说，社会关心自由的要求，满足了那些使奴役变得轻快甚至不引人注意的要求，而且社会是在生产过程中做到这一点的。在这种影响之下，发达的工业文明地区的劳动阶级，正经历着一场决定性的转变。这种转变已成为广泛的社会学研究的课题。这种转变的重要因素，列举如下：

　　（1）机械化使花费在劳动中的体力的数量和强度日益减少。这种演变对马克思的工人（无产者）概念有很大影响。在马克思看来，无产者即便使用机器劳动，也基本上是在劳动过程中花费和消耗体力的体力劳动者。为了私人攫取剩余价值而以非人的条件购买和使用这种人力，引起了对非人的剥削现象的反抗。马克思的思想谴责劳动者肉体上的痛苦和悲惨状况。这是在工资奴役制和异化——古典资本主义的生理学和生物学向度——中可感触到的物质内容。

　　“在前几个世纪里，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类使自己的生物个性适合于技术设备的需要：人是工具的附属物；不把人作为工具的附属物纳入其中，技术的联合体就不能建立。这种占有的本性，在其结果上，既是心理上的畸形也是生理上的畸形。”①

　　①吉尔伯特.西蒙顿《技术对象的存在方式》（巴黎：1958年秋）第103页注释。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仍维持着剥削，但日臻完善的劳动机械化改变了被剥削者的态度和境况。在技术组合内部，由自动化和半自动化的反应占据了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劳动时间的机械化劳动，作为终生职业，仍然是耗费精力、愚昧头脑的非人的奴役——由于控制机器操作者（而不是产品）的速度加快和劳动者的彼此孤立，更使得精力消耗①殆尽。可以肯定，这种奴役形式表现了有限制的、局部的自动化，以及同一个工厂里自动化、半自动化和非自动化生产环节并存的情况，但甚至在这种状况下，“就肉体疲劳来说，技术已取代了紧张操作和（或）脑力的奋争。”②对更为先进的自动化工厂来说，体力向技术技巧和智力技巧的转变更为显著：

　　“……与其说是手的技巧，不如说是脑的，如其说是工匠的技巧，不如说是逻辑学家的；与其说是肌肉的技巧，不如说是神经的；与其说是轮机工的技巧，不如说是导航员的；与其说是操作工的技巧，不如说是维修③工的。”

　　①见查尔斯•登比“工人周自动化斗争”（《新闻通讯》，底特律，1960）。

　　②查尔斯•Ｒ．沃尔克《走向自动化工厂》（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57）第19页。

　　③同上书，第195页。

　　这种技艺上的奴役，与对打字员、银行出纳员、超级市场男女售货员和电视播字员的奴役，并无本质区别。标准化和程式化，使生产性工作与非生产性工作同化了。资本主义初期的无产者，的确是负重的牛马，以自己的体力劳动获取生存的必需品和奢侈品，同时又生活在肮脏和贫困中。因此，他们曾经是他们社会的活生生的否定力量。①相反，在技术社会的先进地区，被组织起来的工人身上的这种否定性却非常不明显了，象社会劳动分工的其他人类对象一样，他们也被结合进被管理的民众的技术共同体中。而且，在自动化最成功的地方，某种技术共同体看来已经把工作岗位上的每个人，都融为一体了。机器向操作者逐渐输入了某种单调乏味的均匀节拍：

　　“人们普遍认为，一群人按一种节拍演奏交织的曲子，会使人产生满足的感受，更不消说这种曲子所完成②的东西了。”

　　而且这位社会观察家还认为，这就是“既有利于生产，又有利于人类某种重要满足”的“一般时尚”逐渐发展的缘由。他谈到了所谓“每个人群中的强烈的类感情的增长”，并引用了一位工人的话说：“我们大家都处在摇荡不定的境遇中……。”③这句话形象地描绘了机械化的奴役上的变化：境遇不是压迫性的，而是摇荡不定的。这种境遇摇荡着人类器官，不仅摇荡人的肉体，而且摇荡人的心灵，甚至灵魂。萨特的评论阐释了这一过程的深度：

　　①应该承认，马克思的剥削概念和贫困化概念之间有某种内在的联系，但后者有了一些新的定义，如贫困化或是文化方面的，或是相对于备有自动化设施、电视机等的别墅那样的水平而言的。贫困化意味着有绝对需要和必要推翻不能容忍的生活条件，而且在一切反对社会根本制度的革命的初期，都表现出了这种绝对必要性。

　　②查尔斯.Ｒ．沃尔克《走向自动化工厂》（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57）第104页。

　　③同上书，自第104页起。

　　“调查表明，引入半自动化机器后不久，熟练女工们在工作时会沉缅于一种性生活的梦幻中；她们会想起寝室、床、夜晚以及仅与一对男女独居时的个人有关的一切。但是，她们心中梦幻着的爱抚，却正是机器①……。”

　　技术领域的机械化过程，泄露了最深处的自由隐私，以一种下意识的、均匀单调的自动性，把性生活同劳动联系起来——这是一个与各种职业的同化过程相同步的过程。

　　（2）在职业分层中进一步显示出这种同化趋势。在关键的工业体制里，“蓝领”工人的劳动力相对于“白领”工人来说正在衰减；非生产性工人的数量在增加。②这种量的变化反过来涉及到基本生产工具的特点上的变化。在先进的机械化阶段，机器作为技术现实的一部分，并不是

　　①让－保罗.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巴黎：加利马德，1960）第29页。

　　②《自动化和主要技术变化：对工会规模、构成和功能的影响》（劳联－产联工业工会部，华盛顿，1958）第5页以下诸页。索罗蒙.巴尔金《劳工运动的衰落》（圣巴巴拉，民主制度研究中心，1961）第10页以下诸页。

　　“一种绝对的统一体，而仅仅是在两个方向上——同各种因素的关系，技术整体中个人之间的关系——展开的一种个体化的技术现实。”

　　机器本身变成了机械工具和关系的体系，并因此而远远超越了个别的劳动过程，就此而言，机器削弱了劳动者的“职业自治”，并使劳动者与参与并指挥这个技术组合的其它职业融为一体，从而建立了它的更大的统治权。诚然，劳动者以前的“职业”自治，毋宁说是职业奴役。但是，这种特定的奴役形式同时也是他的特定的、职业的否定力量之源泉，即阻止奴役过程对他的人身灭绝威胁的力量之源泉。今天的劳动者正在失去这种职业自治，而过去这种自治因体现了对现存社会的抗拒，曾把他造就成与其他职业集团不同的阶级的成员。

　　技术变化趋于废除作为个别生产工具、作为“独立单位”的机器，这种变化似乎一笔勾销了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概念和关于剩余价值形成的理论。马克思认为，机器从不创造价值，只是把它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而剩余价值依然是对活劳动的剥削的结果。机器是人类劳动力的体现，通过它，过去的劳动（死劳动）得以保存并制约着活劳动。今天，自动化看来已从性质上改变了死劳动和活劳动的这种关系；它走到这样一步：决定生产力的，“不是个别产品，而是机器。”②而且，对个别产品的精确计量，也成了不可能的：

　　①吉尔伯特.西蒙顿《技术对象的存在方式》（巴黎：1958年秋）第146页。

　　②赛奇.马利特，见《论证》第12—13期，巴黎1958年，第18页。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自动化实际上意味着工作计量的结束……。自动化使你无法计量单个人的产品；现在你不得不仅仅计量设备利用率。如果把这概括成一种概念，……就没有任何理由，例如，按产品件数或按劳动时间付酬了”，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理由继续坚持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这种“双重付酬制”了。①

　　这个报告的作者丹尼尔?贝尔甚至走得更远，他把这种技术变化同工业化的历史体系联系起来：

　　工业化〔的意义〕不是随着工厂的引入而产生的，它“产生于对劳动的计量。一旦能够计量劳动，一旦你能把一个人拴在职业上而使他有固定岗位，并按单件计量他的产品，计件或计时付酬，你也就有了现代工业化。”②在这些技术变化中，最关键的东西远不是付酬制度、工人同其他阶级的关系和劳动组织。关键的是技术进步同发展工业化的根本制度相适应的问题。

　　①《自动化和主要技术变化：对工会规模、构成和功能的影响》（劳联－产联工业工会部，华盛顿，1958）第8页。

　　②《自动化和主要技术变化：对工会规模，构成和功能的影响》（劳联－产联工业工会部，华盛顿，1958）第8页。

　　（3）劳动特点和生产工具的这些变化，改变了劳动者的态度和意识。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广泛讨论的劳动阶级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的和文化的一体化”上。这仅仅是意识上的变化吗？马克思主义者通常给予的肯定性回答，看来有着惊人的矛盾。不假定在“社会存在”方面也有相应的变化，能理解意识上的这种根本变化吗？即使承认意识形态的高度独立性，这种变化与生产过程的转变之间的联系也不利于作出这种理解。需求和愿望上的同化，生活标准上的同化，闲暇活动上的同化，政治上的同化，均来自工厂自身即物质生产过程的一体化。能否在并非讽刺的意义上谈论“自愿的一体化”（赛奇?马利特语），确实值得怀疑。在目前情况下，自动化的消极方面占据主导地位：急剧增长的技术性失业，经理地位的增强，工人日渐软弱和无能为力。晋升的机会减少了，因为经理更偏向工程师和大学毕业生。①然而，也存在着其它的趋势。那种有利于现行机械共同体的技术组织，也产生了把工人同工厂融为一体的更大的相互依赖性。②人们注意到工人“参加解决生产问题”的“热忱”，即“积极为解决明显与工艺有关的技术和生产问题而出谋献策的欲望。”③在某些技术最先进的部门，工人们甚至表现出对这种部门的持久兴趣——这是在资本主义企业中经常可见的“工人参与”的结果。关于法国阿姆贝斯高度美国化的卡尔台克斯炼油厂的动人描绘，也许有助于刻划这种趋势。这个工厂的工人意识到了使他们依附于这家企业的关系：

　　①查尔斯.Ｒ．沃尔克《走向自动化工厂》（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57）第97页以下各页。另见伊利.奇诺伊《汽车工人与美国之梦》（加登城，双日出版社，1955），随处可见。

　　②弗劳伊德.Ｃ．曼和Ｌ．里查德.霍夫曼《自动化与工人：对电厂里社会变化的研究》（纽约，亨利.霍尔特，1960）第189页。

　　③查尔斯.Ｒ．沃尔克《走向自动化工厂》（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57）第213页开始。

　　职业的、社会的、物质的关系：他们在炼油厂学到的技艺，他们已经习惯了在那里建立的某些生产联系；在突然死亡、身患重病、丧失劳动能力以及最终年老体衰的情况下，他们仅仅因为自己属于这家工厂就可望获得各种社会福利，在他们一生中的生产时期之外也可以继续保证他们安全。因此，这种同卡尔台克斯炼油厂活生生的、不可断绝的联系，使得工人能够以出乎意料之外的关切和精明来思考有关这家工厂的财政经营问题。“企业委员会”的代表们，以股东们贡献于企业的忠实热忱，来检查和讨论公司的帐目。当工会因为需要新的投资而同意暂不满足自己的工资要求时，卡尔台克斯董事会的董事们，确实松了一口气。但是当代表们严肃地对待法国分厂伪造的资产负债表，并为这些分厂做出的不利交易而担忧的时候，董事们就开始表现出“合情合理的”焦虑，甚至敢①于在产品成本上竞争，提出节省费用的措施。

　　①赛奇.马利特“技术工资”，见《舟》（巴黎1959年第25期）第40页。关于美国的一体化趋势，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一位工会领袖有一段令人吃惊的话：“许多次，……我们打算在工会大厦聚会，讨论工人已提出来的困难和我们解决困难的办法。到第二天我安排和经理会面时，问题已经解决了，工会没有因解决困难而博得信赖。这是争宠的战斗……。我们为公司所奋争的一切东西，现在正给予工人。我们必须找到的东西，是工人想要的而雇主却不情愿给他们的另外一些东西……。我们正在找这样的东西，我们正在找。”《劳工看劳工：对话》（圣巴巴拉：民主制度研究中心，1963）第16页以下。

　　（4）这样，新技术的劳动世界迫使工人阶级的否定立场日益衰弱：它不再表现为同现存社会活生生的矛盾。这一趋势因生产的技术组织对另一方，即对经理和指挥的影响，而①强化了。统治让位于行政管理。资本主义的老板和所有者正在失去作为责任总督的身份；他们在公司机器中正发挥着官僚的职能。行政人员和管理委员会的庞大等级制度，远远超出了个别机构而进入科学实验室和研究所、国家政府和国民活动中，剥削的有形根源消失在客观合理性的伪装背后。仇恨和破坏失去了其特定的目标，技术的面纱掩盖了不平等和奴役的再生产。在人隶属于他的生产设备的意义上，不自由随着作为它的工具的技术进步，以众多自由和舒适的形式被永恒化和强化。新的特点是，在这种不合理的企业中有压倒一切的合理性，以及那种塑造个人的个别冲动和激情，并模糊真假意识之区别的深刻的先决条件。事实上，无论是采用行政管理的控制（而不是采用饥饿、人身依附、暴力等肉体的控制），还是繁重劳动特点上的变化，无论是各个职业阶级的同化，还是消费领域里的平等，都没有弥补这样的事实：有关生与死、个人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决定，都是在个人不能控制的地方做出的。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地位提高了的奴隶，但仍然是奴隶，因为决定奴役的

　　“既不是顺从，也不是艰苦劳动，而是处于纯粹工具的地位，人退化到物的境地。” ②

　　①还有无必要去指责“经理革命”的思想？资本主义生产是通过为私人吸取和攫取剩余价值而发放私人资本投资来进行的，资本是人对人统治的社会工具。推行股票持有权，使所有者与经营权相分离等等，”都不能改变这个过程的本质特点。

　　②弗朗西奥斯.佩罗克斯《和平共处》（巴黎，大学出版社，1958）第三卷，第600页。

　　作为工具，作为物而存在，这就是纯粹的奴役形式。如果这物有生命，并择取物质和精神养料，如果它没有感觉到它是一种物，如果它是漂亮、洁净、自动的物，这种奴役的存在方式并没有被消除。相反，由于物化凭借其技术形式而走向极权主义，组织者和管理者本人便越来越依赖于他们组织和管理的机器。这种相互依赖，不再是主人和奴隶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关系在争取相互承认的斗争中已被破坏），毋宁说是一种将主人和奴隶都封闭在内的恶性循环。是专家统治着那些把专家当作设计者和执行者来信赖的人，还是专家的统治就是那些人的统治？

　　“……当代技术手段激烈竞赛的压力，已从责任政府官员们的手中夺回了创制权和做出重要决策的权力，并把这些权力交到技术专家、计划者和科学家的手中，这些人受雇于庞大的工业帝国，并对其雇主的利益负责。他们的职业是，发明新的武器系统，并说服军人相信其戎武生涯和国家的未来全仰仗于购买他们发明的东西。” ①

　　①斯图亚特.梅查姆《劳工与冷战》（美国友谊服务委员会，费城1959）第9页。

　　正如生产部门信赖军队是为了自卫和发展一样，军队也信赖公司，“不仅是为了它所需要的武器，而且也为了了解它需要哪种武器，这些武器值多少钱，以及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得到这些武器。”①恶性循环的确是社会的本来面目，这个社会由它所产生同时又遏制的增长着的需求所推动，按它预定的方向自我扩充并自我延续。

　　①斯图亚特?梅查姆《劳工与冷战》（美国友谊服务委员会，费城1959）第9页。

　　遏制的前景

　　这种生产力和压抑同时增长的链条，有没有被截断的前景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根据当前的发展来设想未来，假设一种相对规范的演进，即不考虑核战争的现实可能性。根据这种假设，敌人将“长期存在”，即共产主义将继续与资本主义并存。同时，资本主义有能力继续为日益增多的人维持甚至提高生活水平——尽管靠的是加紧生产破坏性手段、有条理地浪费资源和才能。即便有过两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制度造成的不可估量的物质和精神损失，这种能力还是表现出来了。

　　这种能力的物质基础将继续体现在以下方面：

　　（1）不断增长的劳动生产率（技术的进步）；
　　（2）基本人口出生率的提高；
　　（3）永久性国防经济；
　　（4）资本主义各国经济－政治的一体化，以及建立它们与不发达地区的联系。

　　但是，社会生产能力与其破坏性、压制性的使用之间的持续冲突，必然极力把技术装置的要求强加于群众，即取消多余的能力，创造购买为利润而销售商品的需求，以及为生产和增加商品而工作的欲望。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制度使趋于全盘行政管理，趋于完全依赖占统治地位的公共和私人的经理们的管理，加强了大型公有和私有公司的利益与其顾客和雇员的利益之间的前定和谐。只要劳动者本身仍然是一种支柱和肯定力量，无论是部分国有化还是劳动者广泛参与管理和利润分配，都不能改变这个统治制度。

　　存在着各种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离心倾向。其中之一在技术进步即自动化中是内在固有的。我认为，广泛的自动化不只是机械化量的增长——它是基本生产力特点上的变化。受技术可能性限制的自动化，似乎同建立在生产过程中私人剥削人类劳动力基础上的社会不相容。在自动化成为一种现实以前近一个世纪的时候，马克思就预见了这个爆发性前景：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本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劳动表现为不再象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①

　　①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下，第217—218页。

　　自动化确实表现为发达工业社会强大的催化剂。在质变的物质基础上，它是爆炸性或非爆炸性的催化剂，是量转化为质的技术动因。因为，自动化的社会过程表达了这种转变，或者说劳动力的变质；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与个人相分离而成为一种独立的生产对象，因而成为一个主体自身。自动化一旦成为这种物质生产过程，会使整个社会发生革命。趋于完善的人类劳动力物化，将通过割断个人与机器相联系的纽带——人的劳动对人的奴役机制——而打碎这种被物化的形式。在必然性王国里的完全自动化，将开辟自由时代的向度，人类的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将得以形成。这将是通往新文明的历史超越。

　　在发达资本主义的目前阶段，组织起来的劳工有理由反对无助于解决就业情况的自动化。他们坚持在物质生产中广泛利用人的劳动力，于是反对技术进步。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反对更为有效地使用资本，抵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各种强化措施。换言之，持续不断地阻挠自动化，可以削弱资本在本国和国际上的竞争地位，引起大规模的萧条，最终使阶级利益的冲突再度发生。

　　当资本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竞争，由军事领域转向政治和经济领域时，这种可能性便变得更现实了。苏联体制内的自动化，一旦达到某种技术水平，就能靠全盘行政管理的力量来更迅速地进行。这种对西方世界在国际上竞争地位的威胁，将推动西方世界加速生产过程的合理化。这种合理化遇到了本国劳动者的抵制，但这种抵制没有政治上的激进化相伴。至少在美国，劳工领袖的目的和手段并没有超出国家利益和集团利益的共同框架，而且集团利益服从或归属于国家利益。在这个框架内，这些离心力量仍是可驾驭的。

　　在这里，生产过程中人的劳动力所占的比例日益缩小，也意味着敌对者的政治力量的衰减。由于生产过程中白领阶层的份量不断增长，政治上的激进化应随着白领集团中独立的政治意识和行动的出现而产生——在发达工业社会中，这是一种不大可能的发展过程。把工业工会中不断增加的白领人员组织起来的每一步骤，如果成功的话，可以促进这些集团的工联意识增长，但很难导致他们政治的激进化。

　　“在政治上，更多的白领工人在劳动工会里出现，将使得自由和劳工的代言人们有更可靠的机会，把‘劳工的利益’同整个共同体的利益统一起来。作为一种压力集团的劳工群众基础将进一步扩大，劳工代言人将不可避免地卷入关于国民政治经济的更有长远意义的各种交易中。”①

　　在这样的环境里，对这些离心倾向的流线式遏制的前景，主要取决于能否调节既得利益及其经济以适合于福利国家的要求。这些要求有：大幅度地增加政府开支和政府指令，按全国和国际的范围制订计划，扩大援外项目，全面实行社会保险，大规模进行公共事业，甚至实行部分国有化。②我认为，统治利益会逐渐地和犹豫地接受这些要求，并把它们的特权让给一个更有影响的力量。

　　当我们转而讨论另一工业文明体系，即苏联社会中对社③会变化的遏制前景时。一开始就碰到双重的不可比性：（1）从年代上看，苏联社会处在工业化的一个早期阶段，很多部门仍处在前技术阶段；（2）从结构上看，它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本质上不同的（全部国有化而且实行专政）。

　　①Ｃ．赖特.米尔斯《白领阶层》（纽约：奥克斯福德大学出版社，1956）第319页以下。

　　②在不怎么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部分强大的战斗性的劳工运动仍很活跃（法国、意大利），它们集中力量反对以权力主义形式加速技术和政治的合理化。在最发达的工业地区，国际竞争的迫切需要也许会强化后者，有助于迎合根本趋势，并与之联盟。

　　③以下论述请参见拙著《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8）。

　　这两方面之间的相互联系，加重了我们分析上的困难。这种历史的落后性，不仅能使而且必然使苏联的工业化进程没有有计划的浪费和废弃，没有为谋取私人利润而对生产力的限制，而是在优先满足军事需要和政治需要之后或同时，有计划地满足尚未实现的生活需要。

　　这种工业化的更大的合理性，仅仅是那种一旦达到发达程度就可能消失的历史落后性的标志和优越之处吗？另外，在同发达资本主义竞争共存的条件下，这种历史落后性是否靠专制政权来全面发展和支配一切资源？因而，在实现了“赶上并超过”的目标之后，苏联社会能否放松极权控制以致达到发生质变的地步？

　　根据历史的落后性做出的论证认为，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不成熟性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解放必然是强力和行政管理的事情。这种论证不仅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而且也是从柏拉图到卢梭主张“教育治国”的理论家们的核心。嘲笑这种论证容易，但驳倒它很难，因为它的优点在于它几乎赤裸裸地承认那些有利于保护真正明智的自决权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

　　而且，这种论证还揭穿了那种压抑性的自由意识形态，即人类自由能够在艰辛、自私和愚昧的生活中开花吐蕊。的确，社会在能够成为一个自由的社会之前，首先必须为一切社会成员创造自由的物质前提；在它能够按照个人自由发展的需求分配财富之前，首先必须创造财富；在它的奴隶们认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和他们为变革它而做的事情之前，首先必须使他们能够学习、观察和思维。如果奴隶们被预定为奴隶而存在并安于此种角色，那么，他们的解放必然表现为来自外部的和来自上面的。他们一定是“被迫而为自由的”，“把对象看作是其现实的样子，有时看作是其应是的样子”，一定要给他们指出他们在寻找的“善的道路”。①

　　①卢梭《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第七章；第二卷第六章——见本书第22页。

　　但是，这种论证连同其全部真理性都不能回答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谁教育教育者？教育者拥有“善”的证据何在？这个问题仍然有效地证明它同样适用于某些民主的政府形式，即有关国家利益的重大决定均由选举出的代表们做出（或者说经他们通过）——选举是在有效的并被自由认可的灌输条件下进行的。对于“教育治国”，唯一可能的宽宥之处（这是非常软弱无力的！）在于，它所包含的可怕危险，也许并不比自由的或专权的社会目前正在经历的危险更可怕，付出的代价更高。

　　然而，辩证逻辑反对这种关于残酷事实和意识形态的语言，坚持认为，奴隶们在能够成为自由的之前，必须自由地赞成自身的解放，目的必须在达到目的的手段中起作用。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是工人阶级自己的行动，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就表明了这种先验性。社会主义一定随着第一个革命行动而变成现实，因为在进行革命的人们的意识和行动中，必然已经包含了社会主义。

　　诚然，社会主义建设有其“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新社会“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①但是，自这个阶段一开始就发生了从旧社会向新社会的质变。在马克思看来，“第二阶段”正是在第一阶段中构成的。由新的生产方式形成的新质的生活方式，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出现的，社会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束和终点。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于革命的第一阶段。

　　①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10页。

　　同理，从“按劳取酬”向“按需取酬”的转变，也取决于第一阶段——不仅取决于技术基础和物质基础的创立，而且也取决于（这是决定性的！）创立这种基础的方式。“直接生产者”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应该开创一个把自由人的历史同人类史前史区别开来的发展过程。这是这样一个社会，在其中，以前的生产力对象第一次变成人类个人，他们有计划地使用他们的劳动工具，以实现他们自身的人的需要和能力。在历史上人们第一次能够受制于并依赖于限制他们自由和人性的必然性，而自由地和集体地行动。因此，必然性所强加的一切约束，将确实成为自我施加的必然性。与这个观点相反，目前共产主义社会的实际发展情况，推迟了（或者说因为国际形势而不得不推迟了）向第二阶段的质变；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尽管有革命发生，也仍然表现为量变。人的劳动工具对人的奴役，仍以高度合理化的、广泛有效而且有前途的形式继续存在着。

　　敌对性共存的局面，可以说明斯大林主义工业化的恐怖主义特点，但它也调动了旨在使技术进步永久化为统治工具的各种力量；手段损害了目的。假如没有核战争或其它灾祸中断其发展过程，技术进步将有利于生活水平的持续增长，有利于控制的持续松弛。国有经济在显著地减少劳动时间、增加生活舒适程度的同时，能够开发劳动和资本的生产力而不遇到结构性阻力。①而且，它可以实现所有这一切而无需放弃对人民的全盘行政管理。认为技术进步加国有化会导致“自动的”解放，并释放否定性力量，这是毫无根据的。相反，不断增长的生产力与其奴役性组织之间的矛盾——甚至斯大林也公开承认这是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特点②——有可能缓和，而不会激化。统治者所能提供的消费品愈多，下层人民对各种占统治地位的官僚们的依附，也就愈牢固。

　　①关于内在固有阻力和易消除的阻力的区别，见拙著《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第109页以下各页。

　　②“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见《斯大林选集》（中文版）下卷第590页等页。

　　这些关于苏联社会中遏制质变的前景，看来好象是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那些前景平行的，但同时社会主义的生产基础又引入了一种决定性的差别。在苏联制度内部，生产过程的组织确实使“直接生产者”（劳动者）同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相脱离，从而加剧了这一制度根本基础上的阶级区别。这种同生产资料支配权的脱离，早在短暂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英雄时代”之后，已由政治决定和权力确立起来了，而且自那时以来一直如此。但是，它不是生产过程本身的动力，也没有作为生产资料私有制产生的资本与劳动的分化而纳入这个生产过程中。因此，统治阶层本身是可以同生产过程相脱离的，也就是说，他们的更替无需摧毁社会的基本制度。苏联马克思主义认为，“落后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性质”之间的主要矛盾，可以非爆发性地解决，这两种因素之间的“一致”可以通过“渐变”而产生。①这种论点有一半真理。另一半真理是，量变仍需转变为质变，转变为国家、政党、计划等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独立力量的消亡。只要这种变化不触动社会的物质基础（国有化生产过程），它就仍将限于政治革命。如果这种变化能导致人类生存基础，即必要劳动方面的自决，那么它将是历史上最彻底和最完整的革命。不考虑劳动表现而分配必需品，把劳动时间减至最低限度，以及旨在促进职业交流的普遍的全面教育，这一切是自决的前提，而不是它的内容。尽管这些前提的创造是居高临下的行政管理的结果，但这些前提的确立将意味着行政管理的终结。当然，一个成熟而自由的工业社会，将继续依赖于牵涉到职业不平等的劳动分工。真正的社会需要、技术上的要求以及个人之间体力和脑力的差别，必然造成这样的不平等。但是，行政和管理的职能将不再享有以某种特殊利益支配他人生活的特权。向这种状态的转变，即使在全盘国有化的计划经济的基础上，也是一场革命的而不是进化的过程。

　　①同上书，下卷。

　　能否设想，共产主义制度以其现存形式将发展（或者说由于国际的竞争而被迫发展）那些有助于这种转变的条件？许多强有力的证据不利于这种设想。人们强调指出了这种顽固的官僚政治造成的强大阻滞力——但这种阻滞力正是在促进创造解放的先决条件，即同资本主义世界的生死竞争的先决条件这样的基础上，有其存在理由。

　　人们不需要关于人类天性中有一种天赋“动力”这样的观念。这是一个极其含混的心理学观念，完全不适合用来分析社会的发展。问题不在于，一旦达到有可能发生质变的时候，共产主义的官僚们是否“放弃”其特权地位，而在于他们能否防止达到质变的程度。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将阻碍物质和精神的发展，以使得统治仍然是合理和有利可图的，而下层群众仍然依附于职业、国家利益或现存制度。在这里决定性的因素，看来还是全球性的并存格局，这一格局早就是两个对峙社会的国内局势的一个因素了。全面应用技术进步的要求，在优越的生活水平上生存的要求，可以证明比固有的官僚政治的阻滞力更为强大。

　　常听到一种说法，认为落后国家的新发展不仅会改变发达工业国家的前景，而且会组成“第三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成长为相对独立的力量。我想就这种说法作几点评论。根据前面的讨论，有无证据表明，以前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会走上与资本主义和当代共产主义根本不同的工业化道路呢？在这些地区固有的文化和传统中，有无迹象表明了这样一种替代品呢？我的评论将限于那些在工业化进程中已经落后的模式，即工业化与尚未破坏的前工业文化和反工业文化并存的国家（印度、埃及）。

　　随着这些国家一起进入工业化进程的群众，是在自行推进的生产力、效率和技术合理性的价值上未经训练的群众，换句话说，是尚未变成脱离生产资料的劳动力的广大基本群众。这种状况有利于工业化同解放的新的合流吗？也就是说，有利于一种本质上不同的工业化方式，这种方式既着眼于下层群众的生活需求又着眼于平息生存斗争的目标来建造生产设备吗？

　　这些落后国家的工业化，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它所发生的历史条件是，原始积累所需要的社会资本，大部分必定来自外部，来自资本主义阵营或共产主义阵营，或来自这二者。而且还有一个流行很广的设想，即现存的独立将要求迅速工业化，使生产力达到在同两大巨人的竞争中至少保证相对自主权的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不发达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必须尽快地抛弃前技术的形式。在那些连群众的最基本的需求都远未满足的国家，即首先要求在整体的数量上维持低劣的生活水平，要求机械化和标准化的大众生产和分配的国家，情况更是如此。在这些国家，前技术的甚至前“资产阶级的”习惯和环境的腐朽力量，对于这种外加的发展形成了强大的阻力。机械化过程（象社会过程一样）必须服从于一种无形的力量体系——把那些几乎一直奉若神明的价值和制度全部世俗化和毁灭掉。能否合乎情理地设想，在全盘技术管理的两大制度冲击下，将会以自由和民主的形式消除这种阻力呢？不发达的国家能否实现从前技术社会向后技术社会的历史飞跃，而在这个飞跃中，已被掌握的技术设备可以为真正的民主提供基础呢？恰恰相反，更有可能的是，这些国家外加的发展将产生一个全面管理的时代，这种全面管理将比建立在自由主义时代成就上的发达社会所经历过的管理，更为残酷，更为严密。总之，落后地区极有可能要么屈服于形形色色的新殖民主义中的一种，要么屈服于原始积累的或多或少恐怖主义的制度。

　　但是，另一种替代品似乎也有可能。①如果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和技术引进，遇到本国的和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的阻力——甚至在可感触到的更好更舒适的生活前景里也不能避免这种阻力——那么，这种前技术的传统本身会成为进步和工业化的源泉吗？

　　①以下参见勒内.迪蒙写的优秀著作，特别是《充满活力的地区》（巴黎，普隆，1961）。

　　这种国内的进步，将要求实行一种有计划的政策，这种政策不是把技术外加给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而是在其自身的基础上推广和改进这些方式，消除那些不是利用这些方式来保证人类生存发展的压迫和剥削力量（物质的和宗教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是社会革命、土地改革和减少过剩人口，而不是模仿发达社会类型的工业化。本国的进步在一些地区看来是确实可能的，这些地区自然资源充足，只要摆脱了压制性侵占，自然资源不仅能维持生计，而且足以保证体面的生活。在缺乏资源的地方，不是也能通过逐步的零星的技术援助（在传统形式的框架内）而使资源充足吗？

　　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些在老牌的发达工业社会里并不存在（而且从不存在）的条件，将会占统治地位，也就是说，“直接生产者”本身将有机会靠自己的劳动和闲暇去创造他们自身的进步，并决定进步的速度和方向。自我决定将由这个基础开始，为获得必需品而劳动能超出自身而趋于为满意的幸福而工作。

　　但是，即使在这些抽象的假设之下，也必须承认有对自我决定的严格限制。那种通过废除精神的和物质的剥削，为新的发展创造先决条件的早期革命，几乎不能认为是自发的行动。而且，本国的进步也以今天左右着世界的两大工业阵营的政策变化——抛弃各种形式的新殖民主义——为前提。目前，还没有这种政策变化的迹象。

　　福利国家与战时国家

　　可以这样来概括：由技术合理性的政治所造成的遏制变革的前景，取决于福利国家的前景。福利国家似乎能够提高被行政管理的生活标准，这是一切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固有的能力。在这些社会里，作为支配并超越个人之上的独立力量而建立起来的流水线技术装置，在其作用上则取决于生产力的猛烈发展和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削弱自由和对立，不是道德或精神的堕落与腐败的事情。毋宁说，就大量增长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使顺从成为一种合理的技术态度而言，这是客观的社会进程。

　　然而，福利国家尽管有其一切合理性，却是一个不自由的国家，因为它的全面行政管理限制了（1）“技术上”可得①到的自由时间，（2）“技术上”可得到的满足个人根本需求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与质量，（3）能理解并实现自决能力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智慧。

　　①“自由”时间不同于“闲暇”时间。后者在发达工业社会是充裕的，但就其受商业和政治的管理而言，并不是自由的。

　　后期工业社会（如果不是对个人来说，而是对整个社会来说）已经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对于寄生和异化职能的需要。广告、公共关系、灌输、有计划的废弃商品，都不再是非生产性的管理费用开支，而是基本的生产性开支的因素。这种社会必需的浪费性生产，为了更有效，则要求不断合理化，即冷酷无情地应用先进技术和科学。因此，一旦克服了某种落后状态，政治上操纵的工业社会的几乎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就是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断增长的劳动生产力创造了日益增多的剩余产品，无论是由私人还是由中央占有和分配，都能容纳已增长起来的消费——尽管生产力的闲置业已增长。只要这个天体雄居天穹，它就会减少自由的使用价值；只要被管理的生活是舒适的，甚至是“好的”生活，就没有理由执着于自决权。这是对立面的统一，即单向度政治行为的合理物质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社会内部越轨的政治力量被遏制了，质变可能只表现为来自外部的变化。

　　为了抽象的自由观念而拒绝福利国家，这很难令人信服。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曾经是前两个世纪的真正业绩，而在能够使得被管理的生活安逸而舒适的国家里，这两种自由的丧失似乎是微不足道的损失。如果个人都满足于行政管理带给他们的商品和服务的幸福，他们为什么非要为不同商品和服务的不同生产而执着于不同的制度呢？而且，如果个人都被这样地预先制约着，以致令人满足的商品中也包括思想、感情和向往，他们何必非要自己思索、感觉和想象呢？的确，提供的物质和精神商品也许是坏的、浪费的、低劣的，但绝对精神和知识并没有提出拒绝满足需求的论据。

　　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带有或不带有“新的”这一前置词）去批判福利国家，就其有效性而言，根据的是福利国家已超越的状况，即较低水平的社会财富和技术。这种批判的凶险方面，表现在反对全面社会立法和政府开支充分用于非军事防卫事务的斗争中。

　　斥责福利国家的压制能力，因而有助于保护福利国家以前社会的压制能力。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阶段上，这种社会是一种被征服的多元体系，其中，相互竞争的制度共同把整体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权力凝固化。而且，对被管理的个人来说，多元管理较之全盘管理要好得多。一种制度可以保护他免受其它制度之害；一种组织可以缓和其它组织的冲击；逃避和矫正的可能性是能被预测到的。无论怎样受限制，法律的统治也比超越法律或没有法律的统治，不知安全多少倍。

　　然而，鉴于这些主要倾向，必然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形式的多元化是否加速多元化本身的灭亡。发达的工业社会确实是各种起抵销作用的力量的体系。但是在更高度的统一中，即在保卫和扩大既定状况、抵制各种历史替代品并遏制质变的共同利益中，这些力量却彼此抵销了。这些相互抵销①的力量，并不包括那些反对整体的力量。这些相互抵销的力量趋于使整体形成免疫力，以克服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否定。对外的遏制政策表现为对内的遏制政策的延伸。

　　①对加尔布雷思的意识形态观的现实主义批判评价，见厄尔.莱瑟姆“公司的主体政治”，见Ｅ．Ｓ．马森《现代社会中的公司》（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9）第223、235页等页。

　　多元化的现实变成了意识形态的靠不住的东西，看来是扩大而不是减少了操纵和定向，推进而不是阻碍了命定的一体化。自由制度与专制制度的竞争，都把敌手当作这个体系内部的死敌。这个死敌刺激了增长和创造力，但不是通过“扇形”防御的大规模的经济冲击，而是通过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防御社会。因为敌人是长期存在的。敌人并不处在非常紧迫的局势中，而是处在正常的状态中。他在和平时期的威胁如同在战争时期（而且或许不止是在战争时期）的威胁一样大，因此他正被当作一种凝聚力而纳入这个体系中。

　　不断增长的生产力或高标准的生活水平，都不取决于来自外部的威胁，但它们对遏制社会变革并使奴役永久化的用途，却取决于来自外部的威胁。敌人是一切行动和毁灭的公分母。敌人不能等同于实际上的共产主义或实际上的资本主义——在这两种情形中，他都是自由的真正幽灵。

　　再说一遍：整体的精神错乱消除了特殊的精神错乱，并把违反人性的罪行变成合理的事业。当易受公众权威和个人权威激励的人们准备过总动员的生活时，他们所以通情达理，不仅是因为面前的敌人，而且也因为在工业和娱乐上投资和就业的可能性。甚至最疯痴的计算都是合理的：五百万人的灭绝总比一千万、两千万人的灭绝要好，如此等等。不要指望以这种计算来证明其防卫正当的文明会宣告它自身的终结。

　　在这种气氛里，甚至现有的自由和逃避行为也摆脱不了有组织的整体的控制。在被严密组织的市场这个舞台上，竞争是缓和还是加剧了更大更迅速的倾覆和毁灭的竞赛？政党之间是为和平安定还是为更强大而且代价更高的军事工业在激烈竞争？“富裕”的生产是在推进还是在推迟满足仍未实现的生活需求？如果选择前者是正确的，那么当代的多元化形式就会加强这种遏制质变的潜力，从而防止而不是推进这种自决权的“灾难”。民主将会成为最有效的统治制度。

　　以上各段所概括的福利国家的形象，描述了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奴役与自由、极权主义与幸福之间的一种历史反常现象。技术进步的现行趋势足以表明它的可能性，而爆炸性势力也足以构成对它的威胁。当然，最强大的危险，还是核大战的准备可以变为现实：威慑也有助于威慑各种消除威慑要求的努力。另一些因素也在起作用，它们可以排除专制和幸福、操纵和民主、他治和自治的友好结合——简言之，有组织的行为和自发的行为、受制约的思想和自由的思想、权宜之计和坚定信念之间的前定和谐的永恒化。

　　甚至最高度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义，作为经济调节者，也保留着对私人占有和分配利润的社会需要。也就是说，它继续把实现一般的利益同实现特殊的既得利益联系起来。与此同时，它继续面临着不断增长的缓解生存斗争的潜力同强化生存斗争的需要之间的冲突，以及进一步“废除劳动”同保存作为利润之源泉的劳动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永久保存了那些构成人类社会金字塔基底的人们的非人生活，即外来者、穷汉、失业者和无力就业者、受歧视的有色人种、监狱的囚徒和精神病院的病人的非人生活。

　　在当代共产主义社会里，外部敌人、落后状况和恐怖传统，使得“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成就的压抑性特点永久化了。由此便加强了手段对于目的的优先地位——这种优先地位唯有达到缓和才能被打破。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继续在全球规模上并通过全球性设施而非武力性地展开竞赛。这种缓和意味着真正的世界经济的诞生，即民族国家、国民利益、民族事务以及它们的国际联盟寿终正寝。这正是当前世界得以动员起来的可能性：

　　民族主义继续流行，是如此无知无识。二十世纪的军备或工业，不以在军事和经济事务上在世界规模上举足轻重的组织，则不能保障“祖国”的安全和生存。但是，在东方以及在西方，集体的信仰并不适应现实的变化。那些大国形成了它们的帝国或修补了它们的大厦，而不承认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变化，正是这些变化给了这种或那种联盟以效力和意义。

　　并且：

　　被国家所欺骗，被阶级所蒙蔽，受苦受难的民众到处都被卷入冲突的氛围中，在这氛围中他们唯一的敌人是那些故意利用工业和权力的神秘性的主人。

　　现代工业和恐怖权力的勾结是一种罪恶，这种罪恶较之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制度，要现实得多，必然性①的辩证法并不必然地消除这种罪恶。

　　①弗朗西奥斯.佩罗克斯《和平共处》第3卷，第631、632、633页。

　　当代世界上仅有的这两种“君主式”社会制度之间命中注定的相互依赖性，表明了这样的事实：进步与政治的冲突、人与其主人的冲突，已经变成全面的。当资本主义遇到共产主义的挑战时，它就遇到了它自身能力的挑战：在削弱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私人谋取利润之后，使全部生产力取得惊人的发展。当共产主义遇到资本主义的挑战时，他也就遇到了它自身能力的挑战：提供惊人的舒适、自由，并减轻生活负担。两种制度都有这些未被认识到而被歪曲的能力，而且在这两种制度中，归根到底理由都是一样的，即反对那种会使统治的基础解体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