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教书生涯

　　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曾经有人对我说过近百次，尤其是在我作完演讲或报告的时候，总有人说：“你确实是个真正的教师！”这句话并不总是褒意，但即便这句话含有贬意，我还是把它当作一种赞美来接受。这时，我就会不期然地想到：“真是秉性难移！”一个人可能选错职业，但却不能改变他的个性。人的个性是既可以加以戕害，也可以加以培育的。但不管给个性加上什么样的束缚，它依然如故地存在。就我的禀赋来说，我应当做个教师。我从事政治是选错了职业，这一点是我随时都乐于承认，而有时简直有点后悔的。但是不管走到哪里，在我这个选错的职业中，我作为教师的个性还不时地流露出来，而且流露得非常自然。
　　不过，我并不象大多数的流亡者那样是迫不得已去当教师的。他们中间有的经过“专门学习”，而更多的人并没有经过“专门学习”。这样的流亡者中，有上至菲力浦·埃加里戴的儿子，即后来的路易·菲力浦国王。这位后来的“资产阶级国王”曾在流亡伦敦期间为了六便士（50芬尼）去教课。以后，我也就三番五次地步了他的后尘。我偶尔觉得，我还真愿意多教几回书，因为我本来就是一名教师，一名职业教师，早在“流亡”以前我就教过书。那时我对教书一直很喜欢，虽然我对自己的老师并不始终感到满意。我在被赶到异乡国土以前，我的最终打算就是想当一名教师。一直到六十年代，我还带着几分可笑的忧伤之情，翻阅我的古典语老师奥托博士（一个出生于格里马的萨克森人）在我中学毕业证书上所写的评语。他为我写了许多我能当教师的赞语。可惜事后的情况并非如此，不可抗拒的必然性迫使我选错了职业。
　　我曾经在别处说过，当我无法在马尔堡呆下去的时候，我就接受了苏黎世弗吕贝尔模范学校的教师职位。那是1847年秋天。我很快就去上任。尽管遇到各种各样的周折，但这件工作还是使我非常愉快。这所学校当时还相当年轻，但是卡尔·弗吕贝尔却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教育家。他原籍图林根，是幼儿园创始人弗里德里希·弗吕贝尔的堂兄弟（大家都知道卡尔.弗吕贝尔的兄弟尤利乌斯·弗吕贝尔在维也纳幸免处决。他本来是社会民主党中的激进的大德意志派，而当时他已和米凯尔一样，属于俾斯麦的普鲁士一德意志主义者），看来这个家庭真出教育家的天才。虽然弗吕贝尔模范学校还很年轻，但已赫赫有名。尤其是在英国，卡尔·弗吕贝尔曾任家庭教师多年，在各界人士中广为阳名。这里还要预先说明，这所学校在五十年代初曾转让到当时是普鲁士上时的博伊斯特的手中。这位博伊斯特就是那位先在萨克森、后在奥地利当上内阁部长的博伊斯特的堂弟*"。他曾参加1848年的人民运动，在1849年维护帝国宪法运动中也曾一同战斗，以后客居瑞士，从事适合他的天赋的教师职业。在博伊斯特卓越的领导下，这所学校日益扩大，并且成为当今尚存的最好的私立学校之一。博伊斯特本人不久前去世，享年八十二岁。我和博伊斯特只有很少的、但却是最友好的交往。
　　这所学校在我去的那个时候还处于相当原始的形式，因而从它那里还能使人回想起最初的俾斯塔洛齐模范学校原来的样子。那是近乎穷乡僻壤般的简陋，但一切都是纯朴和美好的，尤其是伙食。在大得象谷仓似的大房屋里不乏空间。这类房子在我离开苏黎世将近三十年之后再去寻找的话，那就简直象大海捞针一样。这类房屋早已作为大城市发展需要的牺牲品而拆除了。它们简朴，没有一点奢侈，但是一切最基本的东西应有尽有，这在当时给我留下非常突出的印象。在我们不健康的文化中，我们已习惯于千篇一律，因循守旧，常常本末倒置地在次要的事情上付出过高的代价，而忽略主要的东西。教育成了一种最机械刻板的行业，我甚至愿意说，它已成了一种工匠的手艺。上课的形式和方法都是一成不变的，日趋僵化，并且被教员一代一代地往下传。就象在其他事物和在其他领域里出现的情况一样，手段变成了目的，最根本的目的不见了。只是到了上个世纪，卢梭和俾斯塔洛齐等革命的思想家才重新想起学校的宗旨和上课的目的是：培育儿童成人。由于每个儿童都有独自的素质和天赋，因此教育好每个儿童是他今后进一步深造的前提，而且必须采用个别的方法来教育每个儿童，使其达到共同的培育儿童成人的目的。弗吕贝尔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利用进一步发展起来的科学知识，把在梅特涅反动统治时期所排斥的、几乎被人遗忘了的俾斯塔洛齐的体系在他的学校里重新建立起来。我看到我在大学时代关于教育的各种理想（它们大部分是在我与周围环境激烈的斗争中所产生起来的）在这里实现了，或者说，我看到了可以把我的才能付诸实践的尝试机会。我怀着火一般的热情、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使我感到奇怪的是，我发现我竟具有一种教育家必不可少的、而我先前自己也不曾相信我会有的素质，这就是对学生的耐心—不管他是儿童还是成年人。在平时我并不很耐心，因此往往给我带来许多不愉快。但是在学校里，尤其是在课堂上，我记得我从来没有失去过耐心。不过我教过各色各样的学生，不少学生对最有耐心的人来说也是一种考验。例如，我在伦敦的一所学校里，就教过一些年龄在十六至二十四岁之间被父母娇惯甚至有某种越轨行为的富豪们的儿子。我深深知道这些情况将给我带来很多麻烦，所以我事先作了充分的准备。
　　第一堂课，我就仔细观察我的这一帮学生，就好象驯兽师观察他的野兽一样。我的这种比喻丝毫不是轻浮地贬低教师的职业。但是我发现，凡是能够驯服人的人，也一定能够驯服野兽；反之亦然。话说回来，我望着这些小子们，用适合每个人个性的办法对付他们，而最主要的是，我知道如何透彻地表达出我瞧不起那些只有财富而缺乏教养的人。不久我就完全赢得了这些年轻小伙子。这样，我在那所学校工作的四、五年时间内，即在我离开伦敦以前，我从来没有和他们发生过任何纠纷。其中有一个我认为最糟糕的学生，是一个很有地位的宗教界人士的儿子。他对我敬慕到这种程度：一切看我眼色行事。到最后他甚至厌恶“上流”社会的生活，决定旅居到澳大利亚去。他的父母尽量给他思想上施加影响，但都没有能够改变他的决心。由于父母不同意，他在天气晴朗的一天，带着一个漂亮可爱的丫环从父亲家中逃出。他和丫环结了婚，并且搭乘下一班轮船前往澳大利亚。他在那里成了一个有钱的、有名望的先生，写了一本关于澳大利亚的很好的书。他和他的妻子过着最幸福的恩爱生活。他是按照他自己的意向和爱好把妻子培养起来的，也许他们很快就要庆祝他们的金婚了。
　　我虽然事先有过教书的经历，但我在苏黎世还完全是个新手。我的班上有二十一个孩子，其中最使我操心的是尤利乌斯·弗吕贝尔的儿子。尤利乌斯·弗吕贝尔的妻子是苏黎世的一个贵族的女儿，生于策勒家族。当他丈夫外出的时候，她就闭门不出。剪成短短的乔治桑式样的金黄色头发，蓝眼睛，虽然谈不上美丽，但却有焕发出青春的妩媚，使这位正处于二十几岁妙龄的少妇十分讨人喜欢。由于她受到年轻的革命潮流的鼓舞，并且和这一潮流中的许多代表人物相识，所以我不久也和她有了非常愉快的交往。这些交往帮助我克服了工作中遇到的某些困难和突然发作的怀乡情绪。我的教学工作比我自己事先想象的要容易得多。我和学生的关系都挺好，和教员关系也不错。此外，我还可以说，“上司”对我很满意，曾给我写了一张恭维备至的证书。
　　我自己还附带搞了一些教育实验。我在七个月内（其中不算由于政治事件、二月革命、前往巴黎等等而中断了的六个星期）给苏黎世郊区一个十九岁的农民的儿子补习古典语、德语和历史。这个农民的儿子只上过乡村小学，不仅德语水平差得很远，而且还从未上过拉丁语和希腊语课。我帮他准备得很成功，最后他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中学毕业考试，并于1848年秋天进入苏黎世大学。
　　我一向反对在古典语上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我在吉森的时候曾给自己创造一种学习方法。自从我知道施利曼也是用一种完全类似的方法学会希腊语以后，我就相当自信地在这学校里应用这种方法。附带说明，这是世界上最简便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只要求尽可能快和尽可能多地掌握词汇和习惯用语，而达到这种目的的最好办法，就是快速地大量阅读和不断复习读过的东西，一直到熟练掌握为止。必须看到，这种方法对学现代语的效果也不比学古典语的效果差。为了不使学习者感到枯燥无味，始终保持浓厚的兴趣，应该给他一些能使他入迷的书籍。把语法知识补上，那是教员的事情，如果是自学的话，则是学习者自己的事情。如果一个人真正学会了一种语言，那末他在学习另一种语言的时候，哪怕是最困难的语言，也就不再需要老师了，当然发音除外。可能我在这里关于教学本身说得过于琐碎了。
　　我在苏黎世的教师工作不久就结束了。起初，我离开海尔维格军团，还能安然无恙地从巴黎重新回到苏黎世。但是不到几个月以后，我又参加了第二次巴登起义，即所谓司徒卢威暴动，那次我就再也不能脱身重返苏黎世了，而是进了监狱。出狱后我又参加了维护帝国宪法运动，之后我就开始政治流亡，先是到瑞士的法语区，然后到了英国。我曾作过重返苏黎世的准备，想在那里长期安顿下来，可是这计划却被瑞士联邦当局阻止了。于是我只能在日内瓦落脚，但在日内瓦就没有从事教师职业的机会了。
　　1850年夏天，我到了伦敦。我以前曾向某些有间谍嫌疑的人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以什么谋生？在我到达伦敦之后不久，我也向自己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只是意思完全不同，而是“你依靠什么谋生？”我从遇难之中所抢救出来的东西，只够我维持几个星期。正在我十分危急的时刻，卡尔·弗吕贝尔还了我一笔钱，这是我在三月革命爆发以前借给他的。顺便说一下，这是当时唯一还给我的一笔债，因此我是不会忘记的。但是这笔钱也不够敷用很长时间。一个“学者”突然从他所习惯的生活环境中来到一个异乡国土，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而且命运直截了当地命令他：自己赚钱谋生吧！这时候，这个“学者”的处境要比一个工人，也就是说要比一个“手艺匠人”更糟糕。因为手艺活是没有国界的。德国的鞋匠、裁缝、钟表匠等等，他们能在英国或法国过着和在德国家乡一样好的日子，只要他们一旦克服了初期语言不通的困难和不再依靠“善良的同乡”的帮助，能够自立就行，甚至可以比在德国好过得多。但是“学者”的情况就不同啦！德国的律师、“哲学家”等等一旦到了“异乡国土”，那就一筹莫展，因为他们的法学、哲学到了那里就完全失去了价值。对于语言学家来说，情况略微好些，因为德国的教员在所有国家都视为珍宝，虽然并不总是受到尊重。至于医生，人们一般认为是到处都吃得开的，可是在英国却要遇到非常大的困难，因为那里的“医疗事业”和我们的作法大不相同。
　　好在我是学语言的，所以我的第一个想法自然是谋求一个教师职位。可是大家劝我别去。他们说，我们流亡者名声不好，没有人“保荐”，什么事也办不成。信教的是这样，不信教的更是这样！所以我也就只好放弃第一个念头，另打别的主意。可是能做些什么呢？什么都行。辘辘饥肠逼人急。我在日内瓦的时候曾练习过排字，并且差一点就以排字工为职业了。可是在伦敦能做些什么呢？正在这时，一个同伴给我带来一个佳音，使我增添了一线希望。英国邮政总局局长、一便士邮资制度的创始人—罗兰·希尔勋爵需要几百名新的邮差。我原先曾是一个很好的跑步运动员，现在我还有耐力，在找到更合适的工作以前，我为什么不能当一个邮差呢？我也知道，已经有一些德国人被招收到邮政局去服务了。于是我往后的念头都打消了，尽一切可能去向主管邮政的当局报名。我焦虑不安地等候了一天，又等候了两天；第三天过去了，一直等到四十九年后的今天，还是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总而言之，我没有当上邮差，也没有当上排字工。但是肚皮一直在饿下去，而且景况越来越恶劣。肠胃辘镜作响，使我处在两者必取其一的境地：要末找到任何一种生计，要末饿死。我不愿意饿死，虽然曾有不少可爱的婴孩替我作出了示范—他们因为失去了母亲而饿死在摇篮里。我绞尽脑汁，四处寻求，但是毫无希望。最后我还是不得不去教书，作为救我命的最后一块小木板或最后一根稻草绳。
　　我已经说过，没有一个中介人便什么事也办不成。但是关于中介人，我也听到过最坏的说法。中介人的确是一种难以革除的弊端，可惜今天还有这种现象。我把各种资历证书找出来，把旧衣服刷干净，把几枚借来的半克朗（合21／2马克）塞进口袋。因为半克朗在当时正作为一般找寻中介人介绍职业的贽礼。我动身出门，一个个地拜见了这些先生们。我受到非常友好的接待，而我的几枚半克朗也就这样友好地被接待光了。他们对我那些优秀的资历证书恭维得甚至有点过分，而那些恭维话显然是我的半克朗钱币换来的。然后我信心不足地静候结果。我已经播撒了亮光闪闪的钱币，应该有所收获，应该开花结果了。但是我还是过于相信了他们。时间一天一天地、一周一周地过去，从我那些诚实的中介人那里却得不到任何音讯。
　　这时候我听说在海滨街的一条旁街—亚当街住着一位高级的经纪人，说他真的能介绍职业，而且是好职位，不过他规定的登记费是半镑（合10马克）。不仅如此，一切办妥之后，还要从第一季度的薪金中拿出一半归他。
　　我决定去试试这最后的解救办法。当一个人走投无路的时候，对于条件也就无从选择。全看这一着了。我借了一套合身的黑色西服，一顶大礼帽（这顶大礼帽在伦敦的雨雾之中还没有戴得太破旧）和一枚闪闪发亮的法定值为半金镑的硬币。为了谨慎起见，又加了一枚六便士的硬币。因为我曾从一个久住伦敦的朋友那里听说，在上等阶层里费用不是按金镑计算，而是按畿尼（这是一种奇特的早已不再铸造的古代硬币＊）计算的。这种特定的计算方式是用来在“上流”社会圈子里给每使用一金镑的公众加上一先令（合一马克）的人头税。幸亏我现在还有一枚六便士的硬币（合半马克），刚好可以用来作那半金镑的附加费。于是我到了那幢舒适、华丽的公寓。门上写着：

尼科尔森牧师
教会公职和教师职业介绍所

　　当我走进门去的时候，立刻碰到一个又高又大的穿制服的佣人和一个衣着讲究的年轻先生。后者用轻声耳语对我说，谁要是不花上半个畿尼，那就会象缺少《一千零一夜》中的那个胡麻根一样，尼科尔森牧师和他介绍所的门是不会为他打开的。因此我就奉献出了我的（说得确切一点，眼前属于我的）半个纖尼，而牧师这才给我把门打开。
　　一个高大的男子，胡子刮得溜光，系着白色领带，更使他的脸孔容光焕发，他神态矜持尊贵，从一张宝座似的大安乐椅上站起来，用一种更为腻人的声音故作谦逊地迎接我。每一个毛孔都散发出“尊贵的气息”，浑身僧侣气，这就是英国教士的典型。他开门见山盘问我的愿望和资历证书。我说，我想教书，当私人教师或学校教师都行；可以教德语、法语、历史、拉丁语、希腊语，不过后两种语言会带点德语腔调。尼科尔森先生对这一点并不介意。他是苏格兰人，他的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发音就带有苏格兰的腔调，这大约和我们德国人一样。我的资历确确实实是优秀的，这使尼科尔森先生非常满意。尤其是卡尔·弗吕贝尔为我填写的证书使他特别欣赏。我猜想他一定是弄错了。他把卡尔·弗吕贝尔和那位在英国非常闻名的幼儿园创始人弗吕贝尔混淆起来。不过我也没有急于去指出这个错误。
　　当我告辞的时候，他和我如此热烈地“握手”，以致我在那一会儿真的忘记了他是一个油滑的僧侣，而眼前竞出现报酬丰厚的教师职位的憧憬。果然，三天之后我接到了一个用粗体字印着“教会公职和教师职业介绍所”的高雅的大信封，里面是一封很礼貌的信，约请我第二天到办公室去商谈一个收入为120镑并免费供应住宿的学校教师职位。
　　这真是喜出望外的事。可是由于这个人竟表现出这样慷慨的同情，我的各种各样的怀疑也就产生了。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为什么不能象其他人那样得到这个职位呢？反正我也和其他人一样地付他钱，而这对经纪人先生来说肯定是最主要的。于是我第二天把大礼帽刷得比第一次还要干净，把上衣熨得尽量平整，在约定的时间准时地站在牧师的面前。他用比三天前和我分别时还要友好的神情接待我。他对我说，这个拟议中的职位是在布赖顿市一所最“上流”、最有名的学校里；我的资历在所有应聘者中是最优秀的；而我的保证人（城里一个十分有钱的商人，我在苏黎世时教过他的儿子）也是符合最高要求的。总而言之，这个肥缺看来是已经到手了，并且我已经在计算第一季度我该付的佣金和剩项是多少了。可是不多一会儿，我的这位尊敬的牧师就热烈兴奋地，用一种比先前还要甜蜜的油滑声调补充说：
　　“我只是还要向您提一个问题，我想您一定乐意如实地回答，然后事情就完全办妥了。在您将要去就职的那所学校里，上学的尽是“最上流社会家庭＇的子弟（他特别强调地说出“最上流”这几个字）！这些家庭主要是想让他们的子弟受到用基督教原则和基督教纯洁的道德，即用最纯洁的基督教教义所进行的教育。因此我有责任问您一下，您本人对基督教教义，对我们的上帝和救世主耶稣的态度如何。”说到这里，他的声音就象唱歌一样，完全是一种传教时用的鼻子哼哼声。我惊奇地抬起目光。而我尊贵的牧师也许从我的面部表情上看出，他的甘泪卿式的问题不是那么使我感到愉快。于是他把话题岔开，表面上想缓和一下气氛，而实际上更有激发作用。他说：“根据您优秀的资历，根据您的言谈举止留给我的印象，我对您本人是丝毫没有怀疑的。本来我根本用不着向您提这样的问题。但是我受那所学校校长的委托，要确定一下您的宗教观点。这并不是要您皈依我们教会的教义。德国耶稣教会的教义和宗教礼仪跟我们这里的新教教会是大不相同的。”他非常慈爱地向我微笑着，“这些您都知道得比我多。不过在德国到处宣扬不信教，而且大卫·施特劳斯博士的那本包藏祸心的书，使德国的基督教徒都中了毒。所以，在我们英国不得不对德国人有所戒备。英国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它信奉基督教，它的居民都虔诚地信仰基督。我想，您一定会作出对你我双方都满意的答复。”
　　他结束了他的讲话，带着疑问的表情望着我。他的声音竟变得这样甜蜜和油滑，以致使我想到，他的光滑的秃头大概一定会冒油，而且象扑粉似地撒了不少沙糖在上面，又滋润又甜蜜。唉，要是他看出了我心中的这些想法该怎么办呢！他大概惯于在乱七八糟的感情之中去尽可能找到基督的人类之爱吧，而我却希望把这家伙掐死才好呢。他不是甘泪卿，因此也不好用浮士德式的回答去搪塞，而只能小心翼翼地回避。万一我有一句什么粗鲁的话伤害了他或者让他对我信仰基督教产生一丝一毫的怀疑，那末这个收入丰厚、眼看就要到手的职位就会变成泡影。我就会重新、或者确切地说，会继续挨饿下去。于是我采用了尽量避实就虚的外交手腕。
　　“您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是非常自然的。但是，看来我是不应当上基督教教义课，也不应当用你们教会的教义去上课的。我确实从未认真研究过你们的教义，所以我只能上一些历史课、文学课和语言课，尤其是象德语和法语这样一些完全与宗教无关的课程！”—“对不起，”我尊贵的牧师温良友善地打断了我的话，“您得每个礼拜日或每隔一个礼拜日带着您的学生到教堂去一次，这是您职责之内的事！”—“噢，这我很愿意（我没有被这句话喳住）。凡是我的职务所要求我尽的责任，我都尽力认真地去完成。我能向您保证，我将不会用任何语言和任何行动去伤害我的学生们的世俗感情以及他们的宗教观念和信仰。”—“对于象您这样的绅士，这正是我所希望的，也不再期望别的。不过作为一个神学家（在我上吉森大学的名册上，我第一次注册的是神学系），您自己也知道，在形式和信仰之间是有区别的，我们不能仅仅具备一个形式。当您陪同您的弟子去做礼拜，而您却根本不相信做礼拜的意义及其道德上的必要性，那末这本身就不符合基督教的教义，而完全是亵渎圣神的犯罪。”
　　我的心血沸腾起来。对我说这样的话，完全是要我依附于英国的国家教会"。他嘴里所说的无非是虚伪的空谈，却偏要装成主教派特具的那种虚假的警句铭言！我真想指住他的咽喉，用拳头把那光秃的头盖骨砸碎。但想到饥饿将使人痛苦不堪，我还是鼓起勇气作了最后一次绝望的努力。
　　“对不起，”我用超人的力量把满腔怒火压下去，勉强说了这样几句话：“对不起，我不属于主教派教会，这您是知道的。但是，只要您同意我作为一个非教徒参加你们教会的礼拜仪式，您就可以明白，在履行职务时并不能把是否信仰礼拜的意义和它所包含的真理作为其道德上的先决条件。我将完全尽到我的责任，而绝对不会滥用我的职权去促使我的弟子产生与他们的父母和校长的感情相抵触的思想。我要出售的是关于德语、法语之类的分词、介词和动词的知识，它们既不属于英国的主教派，也不属于德国的新教派或天主教派。它们不属于任何宗教，完全是中性的。我关心的只是正确教好分词、介词等等，并且让学生学会。”—“好吧，我们不必再谈下去了，只是请您允许我向您提一个问题。您说得对，您是否赞同基督教会的某种仪式，在这里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关键的问题是，您究竟相信不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不相信人们会得到这位救世主的拯救？一句话，您到底是不是一个基督教徒？”
　　他望着我，和蔼地微笑着。在这种和蔼的微笑后面隐藏着使我感到冷酷的漠然态度。现在我才知道我被他要了花招。他的那种怜悯或者说同情纯粹是为了侮辱我，不过他也没有成功。美丽的牛奶罐打破了。我在这牛奶罐上所做的美梦既然象肥皂泡似地破灭了，那我就可以和法国国王弗朗茨一起高呼：“丢掉一切，只要留得尊严！”
　　我站起身来。他也站起身来，好象有点畏缩，大概从我的眼神中他没有看到一点友好的感情。于是我尽量克制住自己的感情，开始说道：“我反问您一句：您是一个基督教徒吗？基督是谁？基督是什么人？您知道福音书中的故事吗？福音书中基督所宣布和教诲的，您都身体力行了吗？您相信一匹骆驼穿过一个针眼要比一个富翁进入天国更容易吗？您是遵照这种教义行动的吗？您说英国是一个"基督的国家，，可是你们把信奉上帝的中国人用枪炮杀死，仅仅是因为他们不愿被英国的鸦片毒害，这难道也是基督的人类之爱吗？你们教会里的神父们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而成百万的英国人却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难道这也是基督的人类之爱吗？”我就这样一直说下去，慷慨激昂的情绪使我口若悬河，而且使我不熟练的英语也流利起来。我把我的全部忿遗倾吐而出。最后我向这油滑的牧师说，我蔑视伪善的说教，更讨厌他假仁假义的言辞。
　　他顿时变得哑口无言，然后畏惧地看着那只叫人的铃。这时我正站在铃的前面。他显然是想撒铃唤人。我缓慢地向门走去，眼睛盯着这个敌人。当我走到外屋的时候，听见牧师房间里发出狂暴的绝望的铃声。那个高大得象树木似的穿制服的仆人赶紧向他的“主人”跑去。当然我用不着等这个仆人回来，便迅速地把身后的门关上，穿过走廊，急忙走到街上。我的整个身心都为我向这个油滑的秃驴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而感到深深的满足。可惜的是，我这种高兴的心情正象一个曾经汗流浃背地锅下他所坐树枝的农民的心情一样树枝锯下来了，他很高兴，可是砰的一声，他自己也连同树枝一起掉进了泥潭。我也感到象是从天空中掉下来似的，从我仿佛在梦幻中坐了一会儿又锯下来的树枝上掉了下来。
　　我逞这一时之快的结果，是长期的沮丧和为期更长的挨饿。
　　在尼科尔森牧师那里度过的一刻钟，直到今天还记忆犹新，就象昨天刚发生似的。去年三月，也就是我最后一次旅居伦敦的时候，我再也抵抗不住一种诱惑，想再去看一看那次成为我生活转折点的奇遇的地方。我果真去了。亚当街是属于远离大都市的生活漩涡、因而几十年的时间在那里毫无痕迹地逝去的街道之列。我发现那条街上直到今天依旧还有许多教师职业介绍所，甚至重新认出了我要再去的那所房子。它一点也没有变样，只是门上已经换了另一个名字，底层的窗棂上也添加了绿色的铁栏杆。要是尼科尔森牧师的“教会公职和教师职业介绍所”的字样还在那里，尼科尔森本人也还在那里，我是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的。因为我象半个梦游者那样，完全失去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我已经忘记了自从我最后一次和尼科尔森牧师见面之后，几乎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尼科尔森当时已是五十多岁的人，按照事物的自然规律，根据他那好人进天堂而恶人入地狱的说教，他早已在非此即彼的归宿之一中度过了数十年—看来他再也不会抱怨寒冷了*
　　我重新走到了海滨街，差一点被一辆汉萨姆式的出租马车0压死，这时我才如梦初醒一般。
　　自从我离开尼科尔森牧师之后，我再也没有到另一个代理人那里去，忍饥挨饿了好长时间。但是我没有饿死。在那个时候，我有时给私人授课，有时在几所不同的学校里教学，以此度过了难关。附带说一句，我当时仍在不断地倒棚，以致失去了我曾经得到的一个最好的职位。我原以为那个职位是笃定可靠的，因此我大胆地成了家。可是成家之后，我每天要花几个小时去照看孩子，而由于这种情况的变化，我便失去了那个职位。
　　一直到我离开英国的那天，我都在那里主要以教书为生。虽然我也做一些记者工作，但是记者这个行业特别不可依靠，因为能让我们这些亡命的激进分子工作的报纸，大多数都有讨厌的习惯，就是不付稿酬。
　　在我的教书生涯中，除了在瑞士执教之外，还在英国当了近十年的教员，主要是教语言，当然也教过其他的科目。特别使我愉快的是在伦敦工人教育协会里讲课的日子。工人教育协会也就是那著名的同时也受到各方面诽谤的“共产主义者俱乐部”，或者叫“共产主义者协会”（《共产党宣言》就是在这个协会里诞生的①）。我在那里讲了八年课，每周作关于时事政治或科学专题报告。
　　在我戏剧性地结束了和《北德意志总汇报》的关系之后②，我在柏林又继续呆了两年，以后被强令驱逐出柏林，结束了我在那里的三年生活。1862—1865年间我在莱比锡，在那里的工人教育协会继续我的教书工作……
　　后来，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令的颁布，使莱比锡工人教育协会遭到破坏，我的教书生涯也随之宣告结束，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重操旧业。我只是想说明一点：如果把我作为正式教师的真正从业时间全部算在一起，那末大约有四分之一世纪之久，所以我实在可以为我的教师生活举行庆典。

摘自《1901年世界新历画报》（Illustrirter Neue Welt-Kalender für das Jahr 1901), 1901年汉堡版，第44—47和49页。

感谢日天大仙人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