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流亡生活一瞥

　　对伦敦的政治流亡者的生活已经写得不少啦！然而写得很不够。因为已经写的那些都不是地地道道的流亡者的生活。这些流亡者中，有的是动动笔墨、写写短文的人（说得确切一点，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随军观战之类的人物），有的则是绅士流亡者。后者是比较“高贵”的流亡者，他们在英国的资产阶级圈子里名声很好，通常是华宴上的嘉宾，王公贵族的高等食客。他们只是偶尔尝试一下流亡者的生活，好似出巡的侯爵或某种达官显贵尝一口救济院里的菜汤一般。
　　真正饱尝过伦敦流亡者生活的人，没有可能把他们的生活写出来。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有的早已成了饿死鬼，有的潦倒终生，有的则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为了生活，他们有许多别的事情要做。因此，他们以往的生活经历只能在心里回忆，或者向公众诉说，让别人去谈论吧。为了活着，他们要做的事情是够多的了。所谓活着，从字面上讲就是，他们还不曾饿死。
　　伦敦真正的流亡者生活，我是经历过的，只是经历得不多罢了。谁没有钢一般坚强的神经，谁没有铁一般健康的资本，谁没有适时的苦中作乐的幽默，谁就得无可挽救地倒下去。不过，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也许要在另一次才能写了。今天我要讲的是一个轻松愉快的小故事。这个使人开心（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小故事在事过很久以后，有时也还使人觉得好笑。
　　那是在伦敦流亡生活的初期。1850年，瑞士以一种与它的共和政体很不相称的阿谀奉迎的姿态，向所有对大国有所冒犯的流亡者们宣布取消他们的政治避难权。这件事发生之后，伦敦就成了人们在没有其他出路和办法时首先想到的最后一个避难场所。但是整个流亡者圈子里的人都畏怯泰晤士河畔，把那儿看成是一个巨大的喧嚣的“罪恶渊數”。加上那些历来对伦教贫民所作的凄惨得可怕的描述，以及当地漫无边际的浓雾，都充分表明，对大多数人来说，在英国流亡是一种“苦难”。
　　在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里，流亡者越挤越多。协会的救济委员会正在开会研究解决办法。由于经费有限，拟定出的方案是：租一所房子来建立公离。会上决定，成立一个“流亡者营部”，由办事严格的维利希领导。至于我，因为会说几句半生不熟的英语，便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同几个朋友一起进行必要的筹备，即办理采购一类的事情。不久，就在“河对岸”（泰晤士河南岸）找到了一幢合适的房子。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那是座落在坎贝威尔的一幢三层楼的建筑，屋前有一个普通的四平方米的小花园，屋后有一人高围墙围起来的庭院。此时就要购置一些必不可少的家具，尤其是床和烹饪用具。这下子，我们就遇到了执行使命中的最大的困难，那就是语言上的障碍。不过，尽管发生了各种各样可笑的误会和趣闻，一切还是办妥了。这里我就讲一讲其中的一个。
　　我们走进一家大的家具什物铺。我们全都带着志愿兵的帽子。陪同我的人满脸胡须，相比之下我自己倒不十分引人注目。我们惹起了店员们，尤其是女售货员们的几分惊奇。她们用半好奇半嘲笑的目光看着我们，我也并未因此感到惶惑。我是理所当然的发言人。老实说，当一个穿着讲究、举止文雅、身材高大的美貌妇女站在我面前，问我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到什么别扭。
　　我鼓起勇气，结结巴巴地说：
　　“We want twenty-five iron bedsteads！”（我们要二十五张铁床！）
　　“Very well！”（好的）—这位妇女微笑着答道。“Fünfundzwanzig Matratzen！”（二十五条褥子！）—我是用德语说的，还以为说的是英语呢。“Very well！”［好的！）
　　“Fünfundzwanzig Blankets！”（二十五条毛毯！）一 Blanket这个英语词还是我从作家库柏那里学来的。
　　“Very well！”（好的！）—这位妇女总是和蔼地微笑着。
　　“Funfundzwanzig Stühle！”［二十五把椅子！） “Very well！”（好的！）
　　“Fünf Tische！”（五张桌子！） “Very well！”［好的！）
　　这时候我停顿了一会儿。是呀，我们还需要什么呢？
　　“Nothing else？”（不要别的了吧？］-这位妇女娇媚地微笑着。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不错，我们还要给我们的床铺配上枕头（Kissen），于是我脱口而出：
　　“Twenty-five kisses！”（二十五次接吻！） “What？”（什么？）
　　这位妇女的脸上顿时显出难以名状的惊愕。这时，其余的妇女开始吃吃暗笑，而当一个男店员面带冷笑赶紧走过来时，我还在大声重复：
　　“Twenty-five kisses！”（二十五次接吻！） “Wh-a-t？”（什一么？）
　　我面前的这位妇女霎时满脸绯红。而当其他人的窃笑声愈来愈响时，她难为情地把脸色一改，放声大笑起来。我觉察到一定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可是错在哪里呢？“没有人带两用辞典吗？”幸亏有一个人带着。我赶紧查阅词典：“K—i—s—s—e—n！”“Kissen，中性名词，英语是：pillow［枕头］”。我又很快翻到英一德对照部分：“k—i—s—s”“kiss，名词，德语是阳性名词Kuβ（接吻）！”啊呀，我的天哪！现在我才明白。我拍着自己的额头说道：“Beg your pardon！”（请你原谅！）“Twenty five-pillows.”（二十五个-枕头。）
　　“A-h，that is different！ Yes！”（是呀，那是不一样的！这就对了！）—这位妇女答道。
　　真的，可以肯定，这位妇女并没有对我这种出自无意的奢求感到恼怒，她倒是对我如此精确的数字更为惊讶。“二十五次接吻”—第一次会面就这样要求，显然是太过份了。结果还是令人很满意的一次普通的“握手”。我们付清了现款，把一切手续办完之后，便立刻撤退。自然，我被大大讥笑了一番。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还不得不让别人嘲笑。我作为精通语言者的名声也因此受到一些损害，而其直接后果是，由于出了差错，我在一段短时间内得到较少的工作。这“接吻的趣闻”也使我自己觉得非常可乐。
　　“营部”就在那一天搬了家，而且存在了半年多。维利希设法制订出来的纪律，严厉得差一点叫人造反。我在这里再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这位严厉的指挥官先生发布了一道命令，即每一个住在营部的人都必须在晚上十点钟以前回屋，违反者第二天就要遭到软禁。这引起了许多人的愤怒，因而早已有人议论要拒绝服从，并串通一气抵制禁令。有一天早晨，一个在头天夜里执勤的志愿兵极其秘密地告诉我们，那位严厉的指挥官先生自己就没有在头天晚上十点钟回屋，而第二天早晨他却躺在自己的床上，可以肯定他不是从大门进来的。
　　这倒是个好主意！我们知道维利希一向贪杯好伙。他一定是偷偷地溜进来的。莫非是翻墙越壁爬进庭院的？我们决定第二天晚上进行窥探。想好就干！夜里十点钟维利希果然不在屋内。前面街道上有我们的两个人在监视，后边庭院里连我共三个人潜伏着。时钟敲了十一下，不见维利希。时钟敲了十二下，不见维利希。时钟敲过一点，还是不见维利希。街道上空荡荡。听！远处的脚步声愈来愈近。哎！突然寂静无声。我们屏住气倾听着。墙后有轻微的磨擦声。这时墙上出现两只手，突然又伸进一条腿，接着探出一个头，小心翼翼地向四周张望。我们一算而上，把那条腿从三个方向象老虎钳似地紧紧夹住。“逮住了！”我们用压低的嗓门向被吓得张口结舌的维利希喊着。他很快就镇定下来（要不他怎么办呢？）强作笑颜说：“今后允许在外面呆到十二点！”他就这样应付我们，我们也只好答应在其余的伙伴面前不提这次奇遇。维利希以后在美国的解放战争中荣任将军，但是一直到他死前，他都没有原谅我这一次举动。
　　从此以后，在流亡者营部存在期间，再也没有一个人因为晚回来而受到惩罚。可惜这样的好事（我也只是偶尔为之）并不久长。由于协会经费枯竭，那些不愿或不能移居到美国去的人便开始了真正的流亡者的痛苦生活。不过，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将在另一次讲到，今天只是想说：没有一个人比我更深切体察到对“时间就是金钱”这句格言的可怕讽刺。我曾经把许多个月的时间白白地花费在奔走于教会安排的师资介绍人的写字间里。这使我想起，我是在一个金钱和盈利的国土上！我从未有过这么多的时间和这么少的钱，而且也从未有过象那一段时间那样的忍饥挨饿。那时，我竟有那么多的剩余时间，甚至可以用来弈棋。当然，我还没有遭到不幸—我是说，还没有饿死。
　　饥饿不仅仅是最好厨师，而且也是最好的教员——如果它还没有把学生过早地扼杀的话。

原载《1895年世界新历画报》（Illustrirter Neue Welt-Kalender für das Schaltjahr 1896），1896年汉堡出版，第38—39页。

感谢日天大仙人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