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卡尔·李卜克内西 -> 《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1907） 第四章 军国主义的一些主要罪恶 1．对士兵的虐待或军国主义作为一个已经忏悔但尚未改过自新的罪人两种进退两难旳局面军国主义先生们的头脑并不愚蠢。这可以从他们所实行的极端狡猾的教育制度中得到证明。他们以值得注意的熟练技巧利用了群众心理学。由雇佣兵和居民中的渣滓分子组成的腓特烈大帝的常备军队，曾不得不以严瑾呆板的操练和殴打使他们结合起来，并担负起自己的机械任务。但对于一支我们从智力水平和道德水平都已有所提髙的全体居民中征集来的、以公民义务服役为基础组成的、并且对毎一个个人提出更多要求的军队，这些作法已不再适合。这一点已立刻为一些像香霍斯特和格耐斯瑙［注：1806年普鲁士军队在耶拿被拿破仑击溃后，这两个人曾对整个普鲁士军队进行了改组。——译者注。］这样的人所淸楚地觉察到，他们以宣布“后方的自由”来开始实行其军队改组［注：参看那个极有兴味、尽管是充满幻想的“有关军事惩罚的规定”。］。然而恶劣的待遇，野蛮的侮辱、殴打以及种种残酷的虐待，上文已经指出的，却仍是我们目前军事教育制度的惯用手段。 军界人士对虐待士兵一事所采取的态度自然并非从伦理学、文明、人道、正义、基督教义和其它类似的美好事物的角度来考虑，而完全是出自只求目的不择手段的狡猾观点。这种虐待对于纪律和军队本身的“精神”本身来说，构成了一种潜伏的危险［注：在曼拖菲尔1885年4月14日的深谋远虑的命令中曾这样说：“凌辱会损害并且彻底破坏人们的荣誉感，一个凌辱其下级的军官就是破坏他自己的地位，因为那些容许自己被凌辱的人不论在忠诚和勇敢方面都是靠不住的。……简言之，上级（从将军到少尉）如何对待下级，他们就会变成什么样子。”］，但关于这一点甚至在今天仍没有为人们所普遍认识［注：逃兵和应服兵役而拒绝入伍的人其为数之多对此提供了另一个标准。仅仅在“美好的德意志帝国”存在的头三十年里，就有15,000德国逃兵牺牲于法国的殖民地军队中，而法德战争中维昂维里一役的大血战结果也不过伤亡16,000人。参看杜美格“军国主义的牺牲品”。］。老兵们对新兵和不听话的人的欺侮，粗野的兵营恶作剧和各种各样的下流话，以及经常的拳打脚踢，“抛髙”，肆意殴打侮辱等等这一类事情，都得到大多数下级军官甚至军官们毫不迟疑的衷心赞许，他们甚至还肯定地队为这是必要的。这些和人民疏远并且敌视人民的军官们已被训练得成为心胸最狭窄的执行暴力政策的小型代表人物。因此为反对这些暴行所进行的斗争，在开始时就遇到一种几乎是不可克服的消极抵抗：人们在非公开的场合下可以私下地天天听到上级官员这样说：希望按照人类的尊严去对待那些“伙针们”，这不过是迂腐的人道主义者的愚蠢想法。当兵是一件粗野的差事。然而即使当他们完全认识到这种惩戒性虐待行为的潜在危险，他们又会发现自己要陷于这种与自然发展背道而驰的暴力制度所必然逐步走到的几种进退维谷的处境之一，这几类处境，我们在上文已讲过几种了。因为这些虐待行为确实是外勒训练所不可缺少的补助工具（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文将作进一步说明）而这种外勤训练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军国主义所不可缺少的，因为它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内在的自愿的纪律对它来说是一种不可达到的目标）。我们还须再一次指出：尽管有人对这种虐待行为怀有种种顾虑和惋惜，但是即使不是官方也是半官方仍认为这种行为是军事教育中一种虽不合法但却是不可缺少的手段。 除了军事上的顾虑之外，我们的军国主义者还受良心的责备，因为他们的诡计已被当场揭穿，也就是说，社会民主党对军队体制已展开无情的批判，而广大市民阶层也开始否定这种军事道德。军国主义虽然咬牙切齿地不得不承队：它并不是单纯由一些最上层的军阀们所策划和指挥的，而首先在物质上还要依赖于它所嘲笑鄙视的代议机抅，依赖于那个甚至包括“庶民”代表在内的国会；简言之，还要依赖于那些“暴民”；而这些人在享有国会议员不可侵犯权利的保护下，曾一再毫不留情地不断揭发它的缺点。军国主义虽然在恼羞成怒之下也队识到自己不得不好好地和这些庶民、“国会中的家伙们”以及那些被人鄙视和被人愚弄的“舆论”保持协调。问题是不要使资产阶级对军国主义所怀有的那种虔诚信仰受到过分严重的考验，这些资产阶级通常是随时准备答允一切可能提出的军费要求，但他们有时也会（特别是在财政困难时）不那么依顺的。此外还要尽可能使资产阶级和他们的选民们打交道时更好说话些，因为这些选民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大部分是属于反军国主义者的阶层，而且，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时往往就会皈依社会民主党。这些看来是最有力的武器必须留起来不给社会民主党宣传家使用，或者是必须从他们手中夺回来；因此军国主义就不得不采取隐秘和掩饰的战术。军事法庭的诉讼程序是秘密的，“没有―条光线透得过这一片黑暗世界”。如果有人真能透过去，这些事情就被全力加以否认，争辩和掩饰。但是社会民主党的火炬照耀得越来越远，它的光芒甚至照到兵营的围墙之内，透过军事监狱和要塞的铁窗。前一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期间在德国国会中进行的军事辩论是一场顽强的和热烈的战斗，一场使这个事实源到承认的战斗：兵营中的残暴行为对于军国主义说来并不是一种稀有的和孤立的现象，而是一种经常的十分常见的、有机的和固有的现象。在这场战斗中起到有力作用的是关于其他国家军事法庭诉讼程序的披露；它们证明了军队中的虐待是军国主义的一种惯常的属性，甚至在法国那种共和国式的军国主义中情况是如此，在比利时式的军国主义中是如此，甚至在瑞士的民兵军国主义中也程度逐渐加深地是如此。萨克森的乔治皇太子在1891年6月8日发布的法令（1892年初在“前进报”上刊载过）［注：这里说及的是：“高度的严重情况”、极度的虐待和“粗暴与野蛮的流露”，这些在前述材料被认为“几乎不可能”，并在严密的监视下“几乎不能实行”。“前进报”1895年2月8日发表了一个和这里有关的德皇于1890年2月6日发给陆军元帅的命令。香霍斯特及格耐斯瑙的命令（耶纳战役之后）及曼托菲尔的命令（1885年4月18日）是属于另外一个范畴，萨克森—迈宁根太子的命令也是如此。］，巴威略的陆军部长在1891年12月13日发布的命令，以及1892年2月15至17日间在国会进行的三天辩论所造成的印象，主要是由于社会民主党给予批判所产生的效果。经过通常所谓“考虑”和战斗之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于1898年最后获得我们在军法审判方面的改革。不错，改革后的审判程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允许法庭不对大众公开，因而使得军营中那些骇人的秘密得以用基督博爱的外衣去加以遮掩，但是它还是成功地（尽管有各种法令可以赋予人们以最严格的权力去据绝公众参加，尽管有卑尔斯案件中对法官的处分所引起的议纶纷纷的情况）将如此一大堆惊人的虐待案件放在公众的面前，以致一切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批抨意见，简直被扫荡一空，而军国主义将虐待士兵作为一种维护国家秩序的根深蒂固的制度而存在这一事实，尽管人们如何不愿意，已经几乎到处得到承认。当局曾或多或少诚心企图给予这个确实对于社会民主党的“挑拨”有很大好处的丑恶制度以打击，而且虽然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这会有什么重大成果，却仍然想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他们也厌恶这个制度，并且愿意尽最大势力去废除这一制度。他们开始采取很多严厉的手段打击虐待士兵的罪行。然而军国主义终究在维恃纪律，在训练那些携带武器的人民在反对他们自己的国际利益和民族利益的斗争中成为一种训服斗士这些事情上，比之在打击虑待士兵更大的利害关系。拿那些最卑鄙的折磨士兵们的人被处罚的情兄和几乎每天都发生的对士兵们的处罚情况（士兵们经常为了极其微小的触犯上级的行为以及在激动或醉后触犯上级的行为而被处罚）来比较一下是很有益处的，士兵对军国主义这个圣灵犯有任何一点最微小的罪过就被处以凶残苛酷的刑罚；而对其他的犯有罪过的人，则不管怎样也有一种比校宽厚的纵容和谅解。军事法庭在反对虑待士兵方面所进行的斗争，以及同时进行的无情地压制下级人员表现其自卫意识或平等意识的任何活动的斗争，自然得不到任何实际的效果。整个问题可以从萨克森迈宁根皇太子的事件中着得明白，这个皇太子曾勇气十足地号召那些士兵本人协助进行反虐待的斗争，以便能够比之过去任何时候更加有力地从根本上去打击这种罪恶。但由于他所采取的这冲大胆的步骤，很快就被迫离开军队。这一事件明显地说明了由官方去进行反对虐待兵士的斗争是毫无用处和完全没有希望的。 我们的鲁道夫·卡拉夫特同志所写的“兵营的牺牲品”这本小书以其专门知识去整理那些只能“来自内幕”的宝贵材料。社会主义者的报刊经常地每隔一段时间就辑录下来的关于虐待士兵（或水兵）的审讯材料，对此也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大批资料，可惜的是仍然没有编纂刊行。这是一个等待人们去作的重要而值得费心尽力的任务。 根据我们的基本观点，我们对军国主义絶不抱有任何幻想。贺斯在他的“军事惩罚有关法令”中写道：“经验教导我们，不通过鞭打的方法也能够教好入伍士兵们学会种种操练，认为这样作是不可能的那些军官不过是由于他本人缺乏必需的教练才能，或者是他对训练缺乏明确的观念。”贺斯在理论上当然是正确的，但在实际上他是远远走在时间的前面了。虐待士兵系源出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军国主义的本质。有一大部分人在智力上——另外更大的一部分人在体质上是不适合于军事上的要求，特别不适合于阅兵式操练的要求。怀有敌视军国主义和对军国主义来说是危险的这样一种人生观的年青人，参加到军队中去的数目不断增加。问题是要从那些“士兵弟兄们”中把这种思想淸除出去，而代之以忠于国王的新的爱国主义思想的人。然而甚至最巧妙的教师也不可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至于可供军国主义调用的那种教师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在这方面军国主义比之在通常情况下更讲求节约［注：1891年2月27日卡比利维就虐待士兵问题作如下耽明：“对于我们来说，—个受过教育的下级军官比之未受过教育的下级军官更有价值，因为比较起来前者即便被激怒也很少任性行事。”但这些“受过教育的”下级军官如果不是设法窃取又能除此何处呢？］。 军国主义的教师们只能过着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活，他们完全依赖于上级的好意，听从于上级的专横独断，如果他们不能完成自己的主要任务——按照军国主义的典型去造就士兵的任务——就可以预期自已会随时被解联，这是一种使得整个上级军事人员（军官和下级军官）构成的机构在军事指挥当局手中变得极其柔顺的最好方法。不用说，这样一些上级官员用一种神经过敏和无所頋忌的方法训练他们的士兵，自然很快就会发展到使用这样的办法：“如果你不自动去做，我就使用权力”。旣然上级对那些要无条件服从他们的下属操有生杀之权，因而这种权力最后就会导致采取虐待的方法。这一切都是一种自然的，而且从人情上说也是一种必然的连锁关系。新兴的日本军国主义也已迅速牵连到这种关系之内［注：参看例如1906年12月8日；“勃兰登堡时报”。］。这也使得军国主义陷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 最后，造成这些虐待士兵的原因，在世界各地彼此并不完全—致。最重要的是国民教育的水平，它在这方面产生强有力的调整作用［注：德国在这方面并不存在什么划分区域的美因界钱。在虐待士兵这个领域内最少在德国已经实现统一和全国一致了。］。因而甚至法国的殖民军国主义在这方面比普鲁士德国的首创老牌军国主义来说还校好些，这也是不足为奇的［注：参看杜美格著“军国主义牺牲品”，第370页］。 正是这种用暴力实施惩成的方式，同时也正因为它具有从制度中产生的必然性，我们社会主义者可以找到一种从根本上去反对军国主义并且是最有成效去和军国主义斗争的最好武器，号召愈来愈多的人民群众起来反对它，并将阶级意识灌输到那些如果不是采用这个办法就很难提高觉悟（或者只有用远为困难的方法才能提高觉悟）的那些阶层中去。虐待士兵以及带有阶级性的军事司法审判，是资本主义的不文明行为中一种最招人愤恨的现象。它们不仅是破坏军事纪律的暗瞧，而且同时也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中的最有力的武器。资本主义的这一个罪恶从两方面反过来打击资本主义本身。不管这个罪人如何傲悔，如何绝望地诚心悔改，或者以莱茵纳克·福斯［注：莱茵纳克·福斯——中世纪一部动物寓言中狐狸的别名。——译者注。］那种方式表示悔过自新，这些武器是不能从我们手中夺走的，因为这个罪犯不管他如何削发修行，也是不能改邪归正的了。 2．军国主义的代价或痛苦另一个进退两难旳局面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发展的学说——是关于报应有其内在必然性的学说。任何阶级社会都注定要自己毁灭自己。任何阶级社会都是这样一种力量，它常常想作恶事却常常作出了善事，并且，即便它不愿作恶事，也定要作出恶事来；由于它的阶级性质所带来的原罪，它必然要遭到毁灭。不管它是否愿意，它必然生出那个杀死它自己本身的挨底巴斯［注：挨底巴斯系希腊神括中迪比斯国王，他误杀了自已的父亲。——译者注］，不过这个挨底巴斯和神话中的迪比斯人不同，他是完全有意识地杀死自己的父亲。无论如何，就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就无产阶级来说，这种情况是真确的。 当然：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阶级也很想在十分舒适和安全的情况下来享有它的利润。但由于这种舒适与安全既然与资本主义的国内竞争和国际竞争不相协调，也和那些由于它损人利己而被牺牲的那些人的趣味不相投合，因此资本主义就在利润这个圣殿的周围建立一个刀枪林立的暴力统治的残酷堡垒，来保护雇佣劳动奴隶制度。虽然军国主义对资本主义来说具有生死牧关的必要性，但后者自然也不喜欢军国主义的庞大开支，并在内心上认为这是一种极不愉快的负担。不过由于在今天不可能再仿效古代卡狄米的秘诀，将龙牙播种在地上就生出武装士兵来［注：卡狄米系希腊神话中的能工巧匠，腓尼塞国王阿根诺之子，传说他曾将腓尼基人的字母传至希腊。在希腊创立迪比斯国，他击杀一条巨龙，将龙牙捅种于地，生出了很多战士。——译者注。］，因而除了忍受军国主义这个要以人作为祭品的火神并供奉它那无满足的欲望之外，别无其它办法。军国主义的这种特质给统治阶级带来何等痛苦，各国议会毎年对财政预算辩论就说明了。追求剰余价值的资本主义制度在金钱问题上最容易暴露出它固有的弱点。军国主义的费用浩大是唯一能够使它知道有任何限度的事物，最低限度当这些费用是由资产阶级本身来负担时是如此。然而唯利是图的道德观总是要设法找到一种出路，一种旣容易又卑鄙的出路，将军费负担的绝大部分或很大一部分转移到那些人民当中这样一些阶层的身上：这些阶层不仅是最弱的，而且建立军国主义主要是为了镇压和压迫他们。资本家阶级也正如其它社会制度中的统治阶级一样，不仅利用他们的暴力统治（这种暴力统治首先是建立在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之上）去使被压迫和被剥削的阶级锻造自己的锁链，而且要从他们尽可能多地负担这些锁链的费用。并不满足于使人民的儿女转变成为人民的刽子手，而且要从人民的血汗中榨取付给刽子手的酬金。虽然这种充满血腥的欺诈行为所带来的十分令人气愤的后果已到处被人们威觉到，但资本主义制度仍然至死不悟地忠于它的信仰，忠于它的崇拜黄金的信仰。 不错，将军费的负担转嫁到贫苦阶级身上，就会减少对这些阶级进行剥削的可能性。对此谁也不能加以诡辩，同时这也使得那个以剥削为乐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军国主义的以人为祭品的火神面前感到困扰。 军国主义像一个沉重的铅锤一样，压在我们整个生活上面。它特别是经济方面的一种铅锤，使我们的经济生活在它下面呻吟的梦魔，是吮吸着我们经济生活的血液的吸血卑，因为它将人民的最好的精力从生产和文化工作中年复一年地不断抽调出来（现时在德国就有655；000个最强壮和最富有生产能力的，大多数年龄在20至22岁的男子经常在海陆军中服役），同时也由于它那些疯狂地耗费的直接费用。在德国，飞跃增长的海陆军费预算到1906~1907年度（包括殖民地的预算，但追加预算未计在内）已达1，300,000,000马克以上［注：每一个在德属西南非洲作战的士兵对1906年的德意志帝国来说就意昧着每年花费9，500马克！］，其它军国主义国家所化的费用相对说来也不见得少些［注：例如法国在1905年为1，101，260,000法耶！自从1870年以来，法国在军费方面（不包括殖民地）的开支约达400亿法耶。］，甚至是较为富有的国家，像美国，英国（该国在1904—1905年度的海陆军预算为1，321,000,000！）比利时和瑞士，其军事开支也庞大到在这些国家的预算中占据一种统治地位。到处都是无限制地增加军费的倾向，快要达到国家财政支付能力的极限。 在“士兵手册”中载有如下为数十分可观的综合数字： “欧洲在1899年的军事预算为7，1849321,093法郞。它在军事方面服役的人员4，169，321人，这些人如果从事劳动（按照每人毎日3法郎计算）可以在一天之内生产12，507，963法郎。此外，欧洲在军事方面使用710，342匹马（按照每日2法郞计算）可以在一天之内生产1，420，684法郎。把这个数目加上12，507，963法郞，我们就得到13，928，647法郞的总值。这个数字乘以300，加上军事预算，等于损失了11，362，915313法郎的生产价值”。
单是德国一个国家，它的军事预算从1899年的920,000,000增至1906—1907年度的1，300,000,000，增加百分之四十以上。整个欧洲的军事“经常费用”现时已约达每年13,000,000,000马克，等于全世界对外贸易总额的百分之十三，日俄战争的费用还未计算在内。老实说，这的的确确是一个破产的经济政策。在俄国的波罗的海沿岸省份中，对革命运动进行军事镇压一事，在很长时期以来是委诸于那些受这种运动所威胁的贵族们去执行的。同样，美国甚至在和平时期也陚予企业主们以无限的可能性去把维待资本主义制度的责任和风险自已担负起来。这样一来，私家侦探就完全变成一种阶级斗争的合法制度。无论如何，这个制度也和比利时的公民警卫队一样，具有这样的优点：减少若干甚至使资产阶级也感厌恶的军国主义的伴随现象（虚待士兵、费用开支、等等），并且可抑留一部分极其有效的鼓动材料，不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敌人加以利用。然而，正如上文所说过的，这种决不是无产阶级所能接受的解决困难的出路，在资本主义国家照例是行不通的，至于那种在经济上负担要少得多的民兵制度，这些国家不久也不能实行，这是由军队在国内政诒方面不能不担任的职能，即阶级斗争的职能决定的。这种职能甚至形成了一种赞同废除现存民兵的明显倾向。 拿德意志帝国1906—1907年度的整个预算（数达2，397，324,000马克）和预算中用于海陆军这一部分的款项相比，我们可以看出：一切其它项目只是围绕这个庞大数宇的一群小卫星；一切税收制度，整个财政经济也是聚集在军事预算的周围——用诗人的说法，“有如群星之密集在太阳的周围—样。” 因此，军国主义严重地妨碍文化方面的进步（这是些能使现存社会组织的利益得到发展的进步），并且往往使这种进步成为不可能。教育、艺术和科学，公共卫生，交通制度，这一切都遭到极不公平的对待，因为在喂饱那个狼吞虎咽的以人为祭品的火神之后，就再也剩不下什么东西用于文化事业了。政府宣称：发展文化事业并没有受影响，这一点最多只能取得易北河以东的容克们的赞同（他们的文化要求是很低的），但却不能从其它资本主义社会的代表中博得一个宽容的欢笑。 数字提供了证明。只要此较一下这些数字就足够了：1906年德国军事预算达十三亿以上，而普鲁士的各种教育经费只有171,000,000；1900年奥匈帝国的军费开支为420,000,000，而用于初等教育的经费只有5，500,000。最近普鲁士的学校维待法令对教师薪金问题所采取的吝啬的决定，以及禁止提高城市教师的薪金的斯图特法令，就是最好的证明。 德国有充分的财力去完成它在文化方面的任务，而且当这些任务执行得愈完全，它们的费用就越容易负担。但军国主义却是这条大道的障碍物。 特别令人愤恨的是军国主义在德国——以及一些其它国家，例如法国——所采取的开支费用的方法。人们几乎可以这样说：军国主义是我国的带有压迫性而且不公平的间接税制的创始者和保护者。整个帝国的关税和税收制度，就是对群众（即我国人口中广大贫苦群众）的勒索榨取，同时也是造成下列情况的原因：例如1906年人民大众的生活费用比1900年至1904年这一期间的平均数字增加了不下于百分之十至十五。整个制度不仅对容克们（这个寄生阶级所以被供养得如此好，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军国主义的原因）有好处，而且它首先是为军国主义服务的。 如果说我们的交通制度（交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对于一个耳目灵通和深知自已利益所在的资本主义是有很大的好处的）远远不足以适应交通和技米进步的要求，而只是作为一种向人民征收特种间接税的摇钱树，这也主要是军国主义的过错。最近提出的斯坦格尔帝国财政草案的历史，甚至可以使一个瞎子都能看出其中究竟，人们几乎可以分文不差地核算出：这个草案完全是由于有必要填补军国主义曾经一度在帝国国库中造成的200,000,000亏空而产生出来的。从法案中所依靠的税收种类来看（这些税收是沉重地压在人民大众的消费品，啤酒，烟叶等等上面，甚至压在资本主义所必不可缺的交通制度方面）就足以很好地表明上文所说的这一点。 毫无疑问，军国主义在很多方面对于资本主义本身来说也是一种累赘，但是这种累赘牢牢地压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背上，也正如压在辛伯德［注：这个比喻见“天方夜谭”，故事中有一位老人要求辛伯德背他过河，当辛伯德背上老人之后，老人压在他的双肩上不下来。——译者注。］双肩上的那个神秘的强壮老人一样！资本主义的需要军国主义正如战时需要间谍，而和平时期则需要刽子手及其肋手们一样。资本主义可能憎恨不国主义，但它却不能没有军国主义，正如文明的基督教徒可能嫌恶违反圣经的罪过，但却不能离开它们而生存。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原罪，这种罪过可能在此处或彼处减轻一些，但是只有社会主义的火焰才能把它彻底扫淸。 军队作为在经济斗争中反对无产阶级的工具引言我们在上文已经看出，军国主义已经成为我们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所日益倾向于围绕它而旋转的轴心，同时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木偶戏中摆弄那些傀儡的牵线人。我们在上文也已看出：军国主义追求的是什么目的，它如何企图达到这些目的，以及在追求这种目的时它如何自然而然地必然产生致它死命的毒药。我们同时也已指出：作为一种保护国家制度的力量，作为一种将一定观点灌输给全国穿军服和平民服装的人的学校，它所扮演的是一种何等重要的角色——可惜收效不大。但军国主义并不以此为满足。甚至今天，在平静时期，它也在各个方面发挥它的保守影响，作为一种准备，一种预先练习，以便有朝一日当它在经过长期学徒阶段和担任一段工匠之后，可以大显身手，它正在等候人民勇敢无畏地起来反对其统治者的日子的到来，等候这个大变革的日子的到来。 到了这个日子，（军国主义的卫士们认为这个日子在今天到来比之在明天到来会使他们更髙兴，因为他们认为这一天来得愈早，毁灭社会民主党的大洪水就会更加肯定地泛滥起来）军国主义将用“以上帝的名义，为了国王和祖国”作口号，心满意足地进行大规模的开枪、发射葡萄弹和屠杀。1905年1月22日和1871年5月份的“血周”，将是一种理想和榜样。维也纳军团的指挥官苏恩伏尔特于1894年4月在一次欢宴资产阶级的宴会上许下一个动人的诺言，他说：“我也可以向你们保征，一旦社会的存在以及辛苦赚来的财产的享有权受到威胁时，我们将为你们的后盾。公民站在第一线，士兵们将飞驰前往援助”。 就是这样，铁拳已经举起来，准备随时投下沉重的打击。他们伪善地谈论“维待法律与秩序”“保护工作的自由”，而实际上是指“维持压迫”“保护剥削”。一当无产阶级表示出对军国主义不利的生气勃勃的情况，显示出自已的力量时，军国主义就立刻企图用闪耀的军刀来吓退他们，这种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的军国主义是国家暴力在反对工人力量时每一个行动的后盾，而且给于这种行动以最后的和就目前来说仍是不可战胜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是保留在警察和宪兵这些前卫部队的背后，以便应付更严重的情况，并且作好经常的准备以便用于各种十分明确的目的，帮助执行日常工作和在持续的小战斗中去巩固资本主义社会的支柱。资本主义的军国主义的特征正是在于它的这种—刻不停地和被狡猾地利用的多种才能。 士兵——作为自由工人旳竞争者作为资本主义的服役，军国主义充分了解到，它自己最大和最神圣的任务就是增加企业主们的利润。这样它认为自己有权甚至有义务通过官方或半官方的方式将士兵作为雇主们的牛马，让这些雇主随意使用；特别是让那些容克们利用士兵去补充由于对农场雇工的非人道剥削和野蛮虐待所造成的农业劳动者缺乏的情况。 派遣士兵去协助收割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这是违反和损害劳动者的利益的，如同士兵服役制度［注：指军官用士兵作其家务或个人勤务兵的做法。——译者注。］一样，这种现象也显示出，在这些对鹅步操法和阅兵操练患有偏执狂的人们所持论据的背后，整个是有害的和愚蠢的欺骗，因为这些论据企图证明由于纯粹的军事上的原因，服役时问必须很长，这同时唤起人们关于耶拿之战以前的连队制度那种并不偷快的回忆。还分人忆及的是1906年颁发的经常被人提及总指挥部的命令，例如普鲁士第1［注：众所周知的是“哥尼斯堡人们报”的编辑曾于1906年秋天因批评收获休假命令便以诽谤罪被判巨额罚金。］、4、10［注：参看1906年11月3日“前进报”所载的该军团司令部的命令。］及17军团总司令部的命令。至于在交通极度繁忙时期邮政局和铁路管理局雇佣士兵临时帮忙这种频频出现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不过在这里也应提一下。 军队与破坏罢工军国主义通过军事命令派遣士兵充当罢工破坏者，从而直接干涉工人们为解放自己所进行的斗争。我们仅须指出现任那个对社会民主主义者进行诽谤的帝国联合会［注：指的是于1904—1914年间存在于德国的反社会民主主义者帝国联合会，当时德国工人阶级称之为“德国造谣联合会”。——译者注。］的指挥人冯·李伯特中将的不久以前还被人提及的案件，此人甚至在1896年担任中校时就认为罢工有如火灾与洪水，是一种灾难，当然，对于那些雇主们（他觉得自己就是这些人的精神上的保护人和执行吏）这确是一种灾难。 就德国来说，特别声名狼藉的是：将被遣散的军人轻轻地放置到罢工破坏者的队伍中去，这种方法一直到1906年夏天纽伦堡的罢工期间还在使用。 具有更大重要性的是在德国以外发生的这三个事件：1903年1月荷兰铁路工人总罢工时期所采取的大规模军事破坏罢工，并以导致颁布一项取消铁路工人集会结社权力的法律［注：罢工于1903年1月30日开始，1903年2月1日胜利结束；3月10日反罢工法令已在议会提出，4月6日爆发总罢工。4月9日法令投票表决，4月13日总罢工没有取得成效就结束。资本主义制度的磨盘在“荷兰在危机中”时是工作的这样迅速。］为其发展的最高峰；1904年匈牙利铁路工人总罢工期间所采取的大规模军事破坏罢工，这一次军事当局变本加厉地不仅指挥现役军人破坏罢工，还非法地在超出服役时期以外仍然保待他们的番号加以调用，而且还无耻地动员属于第一后备军和第二后备队的铁路工人以及具有类似必要技术设备的其它现役军事人员，在军事纪律的控制下强迫他们参加破坏铁路罢工。最后，在1907年1月2日宣布的那次保加利亚铁路罢工期间，也曾大规模采用军事方式去破坏罢工。 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是1906年12月初在匈牙利由匈牙利农业部长和陆军部长勾结起来发动的反对农业工人的集会结社权利和镇压罢工的战斗。在这次战斗中特别强调要利用经过预先训练的士兵在收获期间破坏罢工。 在法国，利用军队去破坏罢工也是众所周知的。 军事教育有系统地培养破坏罢工的倾向以及使得那些从现役军队中遣散出来的工人成为斗争中的无产阶级的危险人物（因为他们随时都准备好从背后去袭击本阶级的成员）这些事实，都必须看成是军国主义在国际上的成就。 4．罢工中军刀和枪杆的统治引言各地军事当局早就深信这样一种资产阶级的说法：，在毎一次罢工的后面，总暗伺着革命的九头蛇，因此，一且警察的拳头、短刀和手枪在所谓罢工骚动中不能立刻发生效力时，军队永远是随时准备用挥舞着军刀和射击着的长枪去驱散这些叛逆的属于企业主所有的奴隶。这种情况对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来说都是适用的。当然，这种情况在俄国更发展到最猖獗的程度，但俄国整个说来仍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因此由于它的特殊的政治和文化条件，不能作为一个典型来考虑。虽然意大利和奥地利在这些犯罪行为上名列前矛，但它们仍然比不上那些共和政体或半共和政体的国家。从历史上去判断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共和政体的功过时，指出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除了英国之外，再没有甚么国家，像比利时和法国这样的共和与半共和国家，它们的军人是如此甘心为了企业主们的利益去镇压罢工，以及在行动上是如此残暴嗜杀的。（对于它们，可以拿瑞士和美国这些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来加以比较。）当然，俄国在这方面，正如在一切残暴事情上面一样，是别的国家所无法比拟的。野蛮，甚至比野蛮更坏——野兽般的残暴，是它的统治阶级的整个文明的特征，同时也是它的军国主义的自然倾向。它的军国主义，从无产阶级发动第一次并不伤害他人的运动那时候起，手上就沾满了那些在极度贫困中呼号求助的和平的工人们的鲜血。我们在这里不宜引述一些个别的事件，因为这样作就等于从一条循环链当中任意零零星星地抽出个别的一环。其它一切国家的无产阶级在经济斗争中流了多少滴血，就有多少被沙皇专制制度杀害的（为了镇压工人运动的最初肇端就加以杀害）无产阶级的尸体。 在殖民地的军队和警察对于那些不甘心受最卑鄙的剥削和贪婪所桎梏的殖民地土著实行镇压的活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军事力量的使用具有类似的性质。不过我们不能对这个专题作更详细的论述。 必须提一下的是：从这方面说来，在军队本身和宪兵与警察之间，往往不能作出严格的划分。他们彼此是密切合作的，彼此互相替代、互相补足，并且是属于同一类的东西。为了说明这一点，别的不谈，在这里只提一下和问题有关的他们那种狂暴的好战性质，甘心情愿和随时准备好坚决地和残忍地以刀剑砍杀人民，就够了。这些对于警察和宪兵来说，主要也是兵营的真正产物，是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的结果。 意大利鄂太维真·迪那在两篇富有教育意义的论文中［注：发表于1906年5—6月份，8-9月丨分的“社会主义运动”杂志，论文标题为“在意大利对工人阶级的屠杀”。］曾对工人阶级在意大利被屠杀的情况作了历史性的叙述。他不仅论述了和罢工直接有关的屠杀，并且也论述那些工人们在罢工以外的经济斗争中举行示威时被屠杀的情祝。论文淸楚地阐明了在意大利遇到这种场合时，军队是如何迅速出现，由于一种何等微小的原因，就向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极端残暴的袭击，甚至向正在逃散中的群众开枪和乱斩乱杀也是何等司空见惯的事情。他总括这些情况时说：在意大利，“国王的子弹”每年约有五、六次甚至十次打碎了意大利工人的骨头。他栺出，这些屠杀的罪魁，意大利的资产阶级，是世界上最狭隘和最落后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这些资产阶级的心目中不是一种政治哲学，而是一种犯罪的情绪，犯罪的行为，而对公共秩序又是一种最危险的东西。他援引米兰报纸“自由思想报”在格兰密支里屠杀事件的第二天所写的这些话：“杀伤那些命该如此的人们——葡萄弹，这就是文明和秩序的最宝资的要素！” 看过这些例子之后，当人们听到甚至像基奥列特那样一个所谓民主的政府，不但不去责备军队所犯下的残暴野蛮行为的过失，反而正式赞扬他们“执行了自己的职责”时，也就不必感到诧异了。这样的事情看来也就吏为自然了：社会党议会党组在“意大利议会提出的要求对于在集体冲突中动用军队一事作出限制的议案，终被否决。 1898年5月的枪杀事件的第一个结果就是：澄淸了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使得瞎眼的人和目光短浅的乐观主义者也把情况看清了。下面是近年流血事件的接近全部的记录：
总计在23次屠杀事件中共死78人，伤218人！真是一次打丰收。 在意大利，动员军队去镇压实行罢工或为某种经济原因举行示威游行的工人和“农民"但没有发生流血的事件，就更是不胜其数了。在阿尔卑斯山脉的另一边，军队的这一种“演习”已成为毎日的新闻项目。 这里我们还要提及一件十分明显的事情，根据爱尔威的证言，正和意大利的情况一样，在对罢工工人和农民的屠杀方面，那一个国家也不可能赶上西班牙。西班牙这个国家，过去曾有一度在它的领土上面太阳是永不西沉的，而现在却像一个太阳总不升起的地方。 奥匈帝国如众所周知，在这个二元君主国的黑黄旗下，情况并不见得好些。社会党议员达辛斯基于1903年9月25日在奥地利国会上曾正确地作过这样的声言：“在罢工和群众示威期间，以及在民族情感激昂爆发的期间，军队总是用刺刀指向人民，指向工人、指向农民”。他在深入谈到奥地利政治方面的情况时，也曾着重指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即使在和平期间，军队也是唯一能使各种在种类上如此不同的因素强制粘合起来的混凝土”。他指的是1897年在加拉兹发生的事件和加拉斯列茨的流血惨案。1897年11月当巴迪尼首相倒台时，曾在维也纳、加拉兹和布达佩斯使用军队，并带来死亡枕籍的结果。我们还可忆及在格里西亚对工人们的经常屠杀（值得特别注意的一个事件是1902年在布鲁威斯基和在卡尼姆克的柔比尼对农业劳动者的屠杀。）以及法根奴奥、纽尔珊和奥斯尔宇楼的流血事件。这些事件必须归功于宪兵这样一个特别用于维持内部秩序的队伍，这个队伍部分地服从罪事当局的命令，部分地服从民政当局的命令，但整个是置于纯粹军事纪律的控制之下。1902年2月在特里雅斯特的总罢工中也曾发生和军队的冲突，死伤十人。我们必须提及的是1902年在兰堡的砌砖工人大罢工及随罢工以后举行政治示威期间所发生的事件，当时出动了轻骑兵，向群众开枪射击，杀死5人。至于1905年在茵斯布勒克发生的纯粹属于民族主义性质的骚动，却不在我们论述范围之内。 军事当局大规模镇压民众的暴行，近年来在匈牙利频频发生，而宪兵总是“完全而彻底地”执行了他们的“职责”；例如，在巴斯塔·泰马斯的骚动中，就曾毫无理由地向和平的农业劳动者开枪。应该记住最远的这一个事件：1906年9月2日在甸维特州当军队向彼得路西尼煤矿举行罢工的矿工乱冲乱打时曾发生了一次战斗，很多人受伤，受致命伤者两人，轻伤者一百五十人。 在下文另一处，我们还要简单地提一下关于在哈布斯堡王朝的二元君主国下，军队在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中所从事的其他小冲突与小战斗。 达辛斯基在上文所提到的那次演说中曾要求“刺刀不应参与政治”。然而，谁都知道，就是从该时起，刺刀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为热心和更加有力地投入政治活动中去。 比利时在比利时，屠杀工人已有一个长久的历史。1867年和1868年的重大，仅仅由国际工人协会进行干预来看也就可知了。屠杀开始于1867年的所谓马赛因尼的饥饿起义，当时手无寸铁的工人示威队伍被一个连队旳士兵所袭击和斩杀。随后又有1868年3月的沙里莱的杀戮，1869年在赛莱恩和宝林那兹的无耻屠杀。 沙里莱的屠杀系由军队和宪兵布置和执行的，以镇压那些由于限制采掘数量；和降低工资而陷于绝境的矿工，当时招致了国际工人协会在全比利时发起一个有力鼓动，并使国际协会的总委员会发表了一个宣言，结果也使得国际工人协会本身在组织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六十年代的这些景象，在1886年的所谓饥饿起义中又重复出现。在这次起义中除了经济问题之外，对普选权的要求虽然不太明确，但也起到一定作用。凡·特斯米逊将军（男爵）于1886年4月3日发表了他那篇声名狼藉的通告，在这篇甚至连众议院也加以谴责的通告中，他下令说：“武器可以无须预先警告就动用。”牺牲的人数是前所未闻的，仅在卢赫一地，一排步枪就杀死了16个工人。对于这一切，阶级性的司法裁判通过判处无数工人以重刑来表示它同意并强调这种作法。从1886年至1902年间在比利时几乎没有一次罢工是没有军队参预干渉的。在这一期间约有80人被杀。在1893年的总罢工中（在这里可以提一下：这次罢工带有政治性质），有很多人在战斗场地上牺牲。奥斯丹特、博格浩、蒙斯这些人的名字，对于有阶级觉悟的比利时工人阶级来说，好像用烧红的铁烙在他们的记忆之中。在记录着比利时资本主义制度罪行的账本里，这正是沾满血污的几页。只有在1902年才是最后一次动员常备军队和后备队去镇压罢工，这一次是由总罢工引起的。当时关于士兵们的意向和情感对当局不利的报告送到了闪阁，并且不久又被这些事实所证实：士兵们相当公开地开始表现出自己的革命意向，他们高唱马赛进行曲，发嘘声攻击他们的军官等等，干是引起将法兰德斯的士兵派到窝隆民族的地区，将窝隆士兵派到法兰德斯人的地区的作法，最后并招致了决定根本不使用常备军队。从1902年起，比利时的士兵就已抛弃了作为资本主义看家狗的这个光荣角色，不再充当“站在雇主们钱柜面前的流动哨兵”，而正如上文所说，这个角色已转交给宪兵和公民警卫队去负担，最少就对内的军国主义来说，其情况就是如此。资产阶级为了保护自己的神圣的剥削特权，他们现在无论如何不得不亲自出马，并由自已来亲自冒险——如果在手无寸铁的群众面前，能够说得上有危险存在的话。在别的地方我们已经论述过这些公民警卫队在和国内敌人战斗时做了那些优异的工作。 法国在法国，阶级斗争的历史是用奔流成河的鲜血写成的。我们无须引述这些事情：1830年7月份的三天战斗中的大屠杀，1848年6月23日至26日的巷战中牺牲于卡芬雅克这个刽子手手中的10,000人，“小拿玻仑”在1851年12月1日的屠杀，以及用28,000个英雄所造成的血海——在这里，法国的资产阶级，作为愤怒悲鸣中资本主义的代理人与复仇者，通过大规模的谋杀，企图在1871年的红五月中淹没巴黎公社这个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奴隶起义；以及俾尔拉希斯墓地和联邦主义着的围墙，这些无比英勇的悲剧性的象征。上述这些都是具有最高度革命性质的斗争，军国主义在其中干出了骇人的勾当，但它们却不在我们的历史巡礼的范围内。 、 法国军国主义镇压手无寸铁的罢工工人的英雄事迹，可以追湖到很早。1831年11月爆发里昂丝栋工人的所谓“暴动”（他们的旗枳写着“不在动中生存，就在战斗中死亡”这些著名的动人词句）系因军对向和平的示威队伍开枪所引起的。在为时两日的战斗中，愤怒的工人占有了这个城市，国民卫军与他们和好，但军队很快就不战而重占该城。马克马电、圣欧宾和迪卡斯雄尔这些地方由于在第二帝国时曾为军国主义初次建下了功劳而闻名。在当时，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者曾经最激烈地反对派遣军队去罢工地区。一旦当他们上台执政，就立刻采取他们不久以前还加以抨击的那种波拿巴主义的方法：并且运用起来很快就超过原来的先例。只有当犯有这种罪过的人是一个教权主义者目或者君主主义者时，他们才受到责备，同时这也仅仅是出于政治上的愤恨。1891年5月1日在辐美斯，一颗莱页尔式步枪的子弹射杀了一个名为玛丽·布朗杜的少女，于是掀开了这个新政权实行血腥屠杀的序幕。这一天的战利品包括有：死10人伤35人，凶手是常备军第145团。但福美斯的屠夫们，康士坦及其助手萨比斯上尉，不久就找到了自已的伙伴。步辐美斯后尘的在1899年有沙隆，1900年有拉马丁尼克，其后又有朗威，军官们在后一个地方采用俄国的笞刑来批准和庆祝法俄同盟；最后，在1905年的五六月份又发生维里法兰的事件［注：参看1905年9月10日及15日的“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1905年4月17日发生骑兵冲击和枪杀人民的莫兹事件［注：参看“社会主义运动”第155和156期以及“社会主义生活”年合订本第一册第15—18期内所载的详细纶述。沙隆的国民议会（1905年10—11月）在社会党议会党组于议会质询期间提出的建议被否决后，曾研究就里莫兹和康士坦丁的有关报告书作出一个详细的决议。］。1905年12月上演了恭伯里的一出戏［注：1905年12月16日“新时代”。］，1907年1月20日，在巴黎大街上有一群要求以星期日为休假日的游行示威群众，被一大批军队所追击。 我们也不能忘记邓克特、克鲁澳特和蒙特苏，根据法国劳工联合会向都柏林的国际会议提出的报告书的叙述，在这些地方士兵们宣告了自己和罢工工人团结一致。［注：几年前“Z”少尉所著“罢工中的军队”这一小册子曾轰动一时。］ 在最近的反军国主义大审判中，麦斯莱的这个声言是真实的：“自从小小的玛利·布朗杜在福美斯被杀害以来，法国的工人阶级已经度过一个漫长的和充满了殉难者壮烈牺牲的阶段。”没有什么事情比之下面这个事实更能证明那些信奉“新方法”的人们所说的和平发展的勾想是完全荒谬的：反教权主义与共和主义的情楮和活动正在蓬勃增长（这一点人们可以从五年来法国的情况看出来〉，而法国的米勒兰主义［注：米勒兰主义系因法国右翼社会党人米勒兰而得名的一个机会生义流派。米勒兰于1899年加入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内阁担任部长。——译者注。］所带来的结果是，使用军队缜压罢工的“惩罚性讨伐”其次数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最近有两个社会党人参加的克里粲苏的激进派民主政府件不会带来什么转变。拉法格在“人道报”［注：1906年10月9日“人道报”。］上曾指出：现代的军队，当他们不进行殖民地掠夺时，就完全是为保护资本家的财产而服务的。”就法国的情况来说，他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 美国要证明所谓“权利平等的声调”，这种正在美国的社会生话和公共生活中普遍流行的声调，所意味着的是什么［注：参看桑巴特著“为何在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1906年）第129页。］，要证明资本主义制度一旦到了紧要关头就用“大炮的轰鸣”，用步枪和军刀的厮杀声〈这是资本主义借以用来和美国无产阶级作斗争的一种手段）来十分有效地加强这种“声调”，都不是难事。为了说明军队的征募方法和军队的部署及训练对于使用军队去对忖“国内敌人”具有巨大的重要性，下面这些事实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它们往住也带有一种独特的性质，这是由于工人阶级拥有良好的武器（这归因于美国的特殊情况）所引起的。 在大西洋的彼岸，正如在比利时一样，屠杀工人的时期是和失业工人的运动一起开始的。1874年1月13日，一支强大的警察队伍无缘无故地袭击一群游行示威的失业工人。在纽豹的汤普金广场，几百个重伤的工人躺在战斗场地上。 随后又出现了1877年7月铁路罢工的戏剧性事件。西弗吉尼亚州州长曾派出几连的州属民兵去镇压巴（巴迪摩）奥（奥亥俄）铁路的罢工工人，但结果证明这种兵力过于弱小。海耶总统派遣驰援的250名联邦军队也得不到较好的结果。在马里兰，民兵们枪杀了十人，抢伤的人更不计其数。在匹兹堡，州长征集了当地民兵，但他们拒绝行动。于是从本国其它地方调人的老伎俩被使用了。从菲勒特非亚派来的600名民兵和罢工者进行一次为时很短、但很剧烈的战斗之后被击败，第二天早就就逃走了。在宾夕伐尼亚州的胡列丁，曾调集民兵去镇压罢工工人，但这些民兵大多数与罢工工人友善起来，将自已的武器分给他们，并声言以武力对待一切有敌意的民兵队伍。有一个几乎全部由有产阶级分子组成的连队，在一个鲁莽军官的指挥下向群众开枪，杀死13人，伤22人，但这个连队并不能久享他们这种英雉功绩，他们在遭到痛击的情况下迅速撤退了。一度完全为罢工者所掌握的圣路易城，在经过动员了全部警察，再加上几连民兵为了“秩序”向执行委员会的司令部进行了认真的围攻之后，才终于重新占倾该城［注：参看希尔魁特著“美国的社会主义史”，这里关于北美洲的情况，大部分是引用该书的材料。］。 1886年5月恐怖笼罩着芝加哥城，这是由于私家侦探和警察们的活动造成的。麦克美克收割机制造厂的麦克美克先生，放手让自已的300名武装私家侦探去攻击罢工工人（据说是为了保护那些"甘愿工作”的人），于是就开始了一个由警察们进行的、不管男子与妇孺一律用枪棒乱殴乱打的血淋淋袭击，杀死了6人，伤者不计其数。这件事情发生于5月3日。5月4日就发生了有名的炸弹事件，引起了一次激烈的巷战，工人死4人，受伤的约50人，而警察方面死7人，伤60人。全世界都知道1886年5月4日事件所引起的骇人听闻的审判，这次审判对美国的民主的阶级性司法审判的实质提供了极好的证明。 从1892至1894年这二段时期里发生的事件值得作一比较详细的论述。首先是，1892年7月，在贺姆斯迪的卡尼兹珊钢铁工厂罢工期间，罢工工人与雇主们招来的武装私家侦探之间发生猛烈战斗，结果死12人，重伤20人，但私家侦探们被击败，最后由联邦军队占领该城，并借助于戒严令才压下罢工工人。几乎在同一期间，在爱达奥州的索达兰爆发了一个矿工罢工，该地的民兵只有100人，力量不足以干预破坏罢工者与罢工工人之间的战斗（罢工工人配备有良好武器）。只有在州长召来联邦军队之后，罢工工人才被击败。 布法卢的铁路调度工人于1892年8月实行罢工，在罢工开始之后立即召来当地民兵，但他们看来无意于阻止罢工工人的纠察活动。最后蕾察局长要求州长派出军队，于是该州的全部民兵在48小时内开到现场，恢复了“和平与安宁”。 同一个月，爆发了茵晏的铁矿工人奥利华泉与煤溪的煤矿工人罢工，当一部分民兵被罢工工人解除武装遗回之后，使得田纳西州长下令集中全州可供调用的民兵。这一次在镇压罢工之后，继之而来的又是残酷的阶级性司法审判行动。 最后，我们还必须提及一下1894年的芝加哥的普尔曼铁路罢工，当时美国总统不顾伊连诺州州长阿基尔特先生［注：1899年6月26 日对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者进行特赦的就是这个阿基尔特。］的抗议，派遣联邦军队与州民兵一道破坏罢工，12人被杀。的确，在这里正如上述的其它事件一样，法庭与军国主义合作，并且通过发布著名的禁令，大规模监禁的办法在镇压工人方面起到这样重大的论用，以致罢工的领袖道拔斯指证说：“压下我们的旣不是铁路方面，也不是军队，而是美国法庭的力量。”［注：参看希尔魁特著“美国的社会主义史”第190页、209页、236页、306页。］ 这种情况仍然是真实的：虽然民兵们常常失败，虽然罢工者常常配备有武器，但是在上述各个事件中决定工人们所以遭受锉败的仍是军事力量；因此，在美国，罢工工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被当地的警察、州民兵和联邦军队镇压下去的”，当然，此外还有“政府和禁令”的帮助。桢据希尔魁特［注：见同上书，第314页。］（他看来在这方面是有点过于悲观）的说法，每一次罢工都几乎毫无例外地以失败结束。 加拿大加拿大这块“自由土地”，1906年11月24日在汉密顿被工人们的鲜血染红了。在一次罢工铁路工人与民兵的冲突中，受伤的有50人，其中有些伤势严重。 瑞士瑞士在这方面犯罪记录确实不少，早在1869年，日内瓦政府就曾动用警察与民兵去镇压罢工工人。同年，华特州政府将外出进行军事演习的一个营用电报召回，让他们荷枪实弹进入工人实行罢工的城市。在1869年这一年，当丝织女工为要求改善她们的贫困情况而实行罢工时，巴斯奥州长用军队作为警戒前哨去镇压工人；同年当苏特冯的制瓶工人和雕刻工人罢工时，新的资产阶级政府为自己准备了武器与弹药，以便在可能时动员民兵。 在1875年发生了流血事件。柔利州政府动员民兵镇压2,000个被雇用来建筑圣哥达隧道的罢工工人。他们主要是为了反对可耻的实物工资，而实行武装反抗，据说与此有利害关系的雇主们曾将20,000法郞交给政府用于这次动员。实行狂暴进攻的结果，在这个阶级斗争的战场上有数人死亡，约15人受伤，1901年瓦莱州政府派出两个连队去镇压先普逊隧道的罢工工人时也曾引起流血。在这一次，有些工人受重伤。同年在特西诺州有两连的民兵负责对付罢工的意大利砌砖工人。1902年10月在日内瓦发生一个著名的事件，在这次反对一伙美国剥削者的罢工中，根据日内瓦政府的命令，工人们被驱集起来加以袭击。当时拒绝充当执行吏的士兵被监犊起来，并被判丧失其公民权利。附带可以提及一下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甚至很多没有被召集出来的资产阶级也将自已武装起来去对付工人。约在同一期间，在巴斯奥又动员了民兵去镇压罢工。1904年苏特冯的建筑业的罢工，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挑拨，但罢工进行得极有秩序。雇主们虽不乐意，但也无法可施，于是只得要求政府给予军事上的协助去镇压罢工；结果骑兵和一营步兵立即开抵现场，对正在进行合法斗争的无产阶级实行恐吓，迫使他们再受到资本主义的奴役。在圣钟尔州的勒克根，也曾在1904年出动了军队去镇压罢工者，据说是为了保护当时的水果和蔬菜的收获（实际上这种收获并没有遭受危险）。圣哥尔也将自已的民兵派赴罗亚沙赫，起因是当时该地的一个属于法国资本家的铸造厂正发生工资纠纷，激动的群众打破了几块玻璃窗。 1906年夏天，苏黎世发生了一个十分严重的事件：由于斩有生活必须品的价格大涨，该城爆发了几个为了要求提高工资的罢工，当时建筑行业的工人也由于同一原因宣布罢工。民兵毫无理由地进行干涉，并引起流血事件。他们以最野蛮的方式殴打和棒击罢工工人，还特别把外籍罢工工人曳至兵营，在军官的指挥下用马鞭抽打。此外，罢工纠察活动及各种示威均被禁止，关于这些无耻事件向总参议院提出的质询书起初被束之髙阁，最后被资产阶级的多数派一致压住，得不到任何讨论。更变本加厉的是；1906，8月24日有六个罢工领袖受审讯，锡格被控向民兵散发反军国主义传单，煽动民兵叛变，被判处8个月的徒刑，褫夺公民权一年，另外五人无罪稃放。 人们不能向资产阶级共和国和民兵期望更多的东西。 联系到前面提过的非现役军人的瑞士公民于1899年不准再保有自已的武器这个事实，上述这些情况就显出它们的特别意义。人们可以看出，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情况下，能够及时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企业主们就可以更方便地雇用民兵去为他们的利益服务。 1906年12月21日，国民议会以65对55票的多数通过了关于重新调整军事组织的法律中，有一个条款是这样规定的：假设若经济性质的冲突“危害到或扰乱了国内的和平”致有“动用军队的必要”时，也只有为了“维待公共秩序”的目的才能动用军队。整个法律以105票对4票通过。无疑，上述这个条款除了在今后给出动军队提出一种行为的准则以外，并没有什么意义。因此它是毫无价值的。从表示反对的人数是如此的少这一点，更可以看出它确实没有丝毫价值。 挪威挪威这个自由的国家，于1905年夏天完成了一次世界历史上最和平的革命［注：1905年6月挪威自治议会宣布脱离瑞典而独立，废除1814年起存在的瑞挪合并。瑞典的反动集团企图阻止挪威分离出去，但没有成功。由于瑞典工人的反对避免了瑞挪战争。——译者注。］，然后纯粹出于自己的喜好，又在国家之上找一个君主为首领。这个国家尽管墨守他那种农民的浪漫作风，却完全是循着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发展着。 在这个农民的民主主义的国家里动用军队去镇压罢工工人的情况也并不罕见。1903年5月1日的“梯文世纪”报载有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我们得知单单在1902年就发生了两起这类事件，一起发生在登达兰达伦，另一起发生在杜朗塞。 德国剩下来的还有德国。在经济斗争中使用军队，这对于德国这个国家来说，并不普遍。军队积极进行干涉的情祝是很少的，只有两个例外。一次是1847年的纺织工人的骚动，当时普鲁士步兵杀死了11个和打伤了24个贫困的和饱受折磨的无产阶级。然后阶级性司法审判把很多人送进监狱来表示同意士兵们的作法。另一次是1889年的矿工罢工，当时省长冯·海格迈斯特于5月10日召来的军队在莫特克矿上杀死3人，打伤4人，在布森杀死2人，打伤5人［注：德皇于1889年5月19日向见德皇矿工代表表明：“如果我觉察运动中混杂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鼓动不合法的反抗，我就会严厉对付，并将动用我的全部力量——这是一个巨大力量。”根据“自由思想报”的说法，他还表示：如果对于行政当局有任何最微小的反抗，他就会下令开枪将所有人射杀。］。在I892年2月，柏林失业工人发生骚动期间，军队没有采収行动，但根据可靠的报导，当柏林军队一听到失业工人计划在柏林皇宫前面举行示威的谣传时，早在1894年1月18日就已作好了行动的准备。 然而，军队的“温和”不能从德国执政者的性情特别温良公正这方面来找到解释。实际上恰恰相反！德国拥有一支强大的警察和宪兵队伍，组织得很好，可以为资本家效劳。德国享有最卓越的警察国家这个声誉，并不是没有理由的。警察与宪兵都准备有杀人利器，全部担负起在其它国家中由军队承当的职能，在瞬息万变的各种情况的需要面前，它们证实了自己比那些较笨重与转动不灵的军事机器更为合适，使用起来也更为方便。 在德国，罢工工人与警察或宪兵发生流血冲突的次数很不少，1900年的柏林电车工人大罢工和1906年的所谓布累斯劳暴动都不是例外。比窝特的被砍断的手是一种特别激人义愤的象征物，它说明了我国警察的盲目狂暴的蛮干行为，这种蛮干又是军事训练的结果。这只被砍断的手和那些被斩断的头颅，被割下的耳朵、鼻子、手指和身体的其它部分组成一个巨大的集合体，而且这些集合体的数字还在迅速堆加。 在德国，罢工期间政府用武装力量制造流血事件的数字，总计起来决不会少于在其它国家发生的数目。固然，即便要约略作―估计也是办不到的，因为不幸在罢工中被警察伤害的人数并没有适当的记录，也没有得到足够的注意。若在德国这些牺牲者的人数较少于其它国家，这并不是由于雇主们的和资本主义国家本身的好意和人道。关于这一点可以由这个事实得到决定性的证明：在德国每逢大罢工的时候，几乎一律下令士兵驻于兵营，禁止外出，并采取集合军队待命出动的措施。1905年1月8日至2月10日期间西非瑞安矿工的大罢工在这个问题上捉供了一个最重要的例子［注：也可看一下1906年9月的兰杜欧—凯撒劳特恩的事件。］。这一次所以能够不发生更大的流血事件，应该完全归功于德国工人阶级的清醒头脑，有节有度和严格的自制，锻炼有素和思想开明。我们也不应怀疑：例如普鲁士和萨克森政府，在经济斗争中借口适当理由决定以步枪，军刀，大炮以及其它军国主义的锣鼓旗号去援助雇主们时是绝不会有所踌躇的。 5．退伍军人协会与罢工考虑到军国主义如此竭力利用退伍军人协会去使那些甚至已经退出现役的人们也继续保持军国主义的情绪，并散播这冲情绪，几乎不用解释人们就会朗白：这些退伍军人协会对罢工也是要进行干涉的。固然，它们不能在对工人经济斗争的暴力镇压中起积极的作用，但他们仍然可以称得上是注定要破坏罢工的组织。最低限度，它的一些会员很容易被人们利用去为这样的目的服务。妨碍退伍军人协会被完全利用于这个目的，是这样一些情况：尽管采取各种预防办法，这些俱乐部中仍然有一定比例的反对派人物，甚至还有社会民主党人；加以在劳资冲突中由于耳濡目染，较之在其它场合下会更容易激起那些像羔羊般地最柔顺的和对社会问题最缺乏认识的工人们的愤怒，并使他们更快地对阶级斗争和他们本阶级的阶级情况有所了解；而过分的反对工人的活动却不但不能达到目的，甚至还会激怒了那些天主教的和自由派的工人组织。不管怎样，1906年6月在奥斯咸举行的萨克森—威玛大公国退伍和现役军人协会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对这个问题所进行的讨论，是十分令人感到兴趣的。讨论是由代表大会要通过一项章程而展开的，根据这个章程，协会中任何一个会员都有义务去促使将那些证实属于敌视政府的党派、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会员逐出协会。结果代表大会认为：不是一切罢工，而是一切违反了会员们对“忠心于皇帝、君主和祖国”的义务的那些罢工才被认为是一些表现出敌视政府和怀有革命情绪的行动。因为究竟罢工在什么时间地点之下会使这种忠心成为疑问，是决定于那些在退伍军人协会中理所当然地要左右一切的显要人物，同时也因为这些人物，正如我们的警察与法庭一样，过分惯于认为罢工（罢工往往直接或间接触及他们的切身利益）是社会民主党的阴谋，所以人们可以指望退伍用人协会在这祌工作范国内从事有成效的活动。但是这对资本家们还没有对社会民主党那么有利，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没有甚么东西较之这种愚笨的举动更受欢迎，因为这只能使工人们启发工人们的认识，和削弱退伍军人协会。这些协会正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愈来愈有组织地不但把社会民主党人逐出会外，而且将所有受现代工人运动的精神所影响的职工会会员逐出会外。在较小的地方它们通过这些方法无疑会给职工会造成暂时的困难，因为它们吸收会员不仅使用通常的喧哗扰攘的游行宴会办法［注：关于退伍军人协会的“狂乱与喧哗的宴饮，（赛沙牧师语）见1906年12月8日的“社会民主党通讯”第21号。］，而且还以给予若干物质上的好处作为拉拢手段，这些好处往往只须缴纳一定会费就可以得到［注：参看1906年12月1日“莱比锡人民报”所载萨克森军人协会对射击会会员及猎人的招募文告。］。 退伍军人协会的活动得到阶级司法审判机关和行政当局的有力支持，这些行政当局还居然敢于采取这些奇特立场：将这些到处都表现出自已有政治宣传性质的协会看成是非政治性的组织。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中这类机关必然向军国主义所提供的帮凶式的援助，为了达到团结一致，以及为了彼此更大的共同日的的利益——保护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所捉供的援助。 6．军队在政治斗争中作为反对无产阶级的工具或大炮的统治正如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髙的和最集中的形式，军国主义在阶级斗争中进行直接和间接的政治于涉就是军国主义（它的本身又是政治权力的最集中的表现）活动的最高和最集中的形式。在这方面军国主义首先是作为一种经济力量，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而从事活动。将所有社会民主党人，将被怀疑为同情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无情地一律驱除出兵工厂（例如在斯班刀就是如此），将受军国主义势力支配的工人置于反动党派，特别是反社会民主主义者帝国联合会，这些德意志的黑邦行会的絶对控制下；把这些工人和社会民主党完全隔离，甚至最微小的接触也不容许；所有这些作法都证明了军国主义是如何透彻地理解它自己的主要工作——保护资本家——并如何以军事行动所特有的机敏性去执行这种任务。在这方面，克虏伯和斯杜姆也不能与军国主义匹敌，军国主义甚至超过那些其利益正受到军国主义以最大毅力保卫着的人，例如，在斯班刀的军火工厂中，反社会民主主义着帝国联合会的势力是如此猖獗，以致这个组织在皇家工厂中已确实成为每个工人的思想意识的监护人，—个工人的是否被解雁完全由这个组织来决定。对于上面这句话的另一个突出的证明就是1906年夏天解散军火工厂中一个对他们没有什么损害的非熟练工人的组织的委员会这个事件。 军国主义采用对那些让即便略被怀疑为对社会民主党抱有同情的工人社团或协会使用其地方的酒吧主人实行抵制的办法，曾产生很大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现已迅速下降。这种抵制的办法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首先，它可以尽可能地防止士兵们与革命的毒素接触，其实这也是前面提及过的所谓军国主义教学法的一部分。其次，它使得工人们更难于找到集会的地方，因为这种政策往往有组织地加以推行，以致工人们无法租到礼堂。在柏林，这样一种抵制已证实是行不通，因而差不多已被抛弃不用了，但在一些小地方，我们的同志们依旧在受这种恶毒诡计所騒扰，这种诡计自然也用于对付在经济斗争中的无产阶级［注：属于这一类事情的还有以军人抵制为恫吓，迫使人们不去公布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名单的做法，例如1903年国会选举期间，斯班刀有一个旅店主人在其旅店中公布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名单副本以减少所受到的监视，他就受到这样的恫吓。（参看“德国国会备忘录”第618号；1905—1907年。）］。 但这不过是军国主义各种伎俩中一些“小伎俩”而已。军国主义并不满足于以一种顽固粗鄙的方式叁与复杂的日常政冶小斗争，它还有更高的和没有止境的野心。它知道，在资本主义反动势力和革命力量的一切大的和最大的冲突中，一切严重的和最严重的冲突中，自己是皇位与祭坛的最重要和最强大的支柱，而在过去的一切大革命运动中它也曾将自己的力量投放进去，以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这里简单纶述一下就够了。 上面已经提到过在1830年的7月，1848年的6月和1871年的5月，资本主义的军国主义在和巴黎无产阶级进行搏斗的战役中所蠃得的可怖的胜利。我们也提到过1852年12月2日“小拿破仑”所策划的煽起骚动的作法。而1839年在新港和伯麦威村对宪法运动者的屠杀（10人被杀，50人受伤）更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因为这是发生在英国——“也有你吗，布鲁特斯，我的儿子”。［注：作者引用的是罗马统帅尤里·凯撒在被刺前的一句话，当他看到行刺凶手中有他的宠臣布鲁特斯时，他说出这句感叹语。——译者注。］ 两年以来，俄国曾一直处于不同严峻程度的戒严令下，但为了保护沙皇的基于鞭笞和残酤的野蛮统治，并残酷地镇压自由这动，这种办法已退而让位给野蛮的拳头、皮鞭、军刀、步枪和大炮。军人们将要把这个不幸的国家转变为一个陈尸遍地的大陵墓。只有那些正在增长的革命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军队的瓦解（这必然会和革命力量的增长齐头并进）才能肯定这样一个“基督教的”但同时也是自杀性的计划得不到实现。然而，正如上文所多次说过的，在研究资本主义国家时俄国的情况只能附在很大的保留条件来加以考虑。 在比利时的第一次选举大斗争中，常备军队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在1902年的比利时第二次选举大斗争中公民警卫队这个资产阶级的特殊阶级斗争组织就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奥地利，曾发生过1896年5月1日出动军队镇压在维也纳广场示威的工人的事件，布拉格、维也纳和格拉兹的事件（1897年），兰博格和特里雅斯特的事评〈1902年〉，这是我们上文已经纶述过的。此外，1905年的选举斗争中的政治行动，是军国主义的大规模政治行动的另一个有名的显著例子。大家都知道，当时的波希米亚正要转变成为爆发内战的战场［注：参看1905年12月的“青年工人”（关于枪杀I6岁的约翰·胡柏的情况）。］。1905年11月5日和28日，当选举示威正在举行的时候，布拉格城〈这时该城恰巧也发生矿工罢工）布满了军队，并被军队所包围，城郊高地为炮兵所占领，准备随时射击，约有80人确实为警察所伤。 在这里应该占一席的那些意大利事件，已经在别处论述过了。 现在让我们来谈一下德国，这个国家的最高军阀曾在一句举世知名的话里（这句话在世界各国反军国主义宣传的军械库中被认为是一个最有力的武器）给士兵们对第四诫提供的一种奇特的解释，他不仅在1895年色当战役周年纪念日的警卫军宴会上发表了反对“一群乌合之众"（他指的是社会主义者）的著名演说，而且还在1901年3月28日对他的阿历山大军团发出那个著名的号召。对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坚定的“宪法”的支柱来说，1848和1849年的德国的革命运动（有四分之三被市民阶级出卖，整个被他们置于危地）是被当时的战斗准备和华伦格尔将军的行动镇压下去，并被卑鄙剥夺了出生权利。我们再请读者们回忆一下1870年9月的布欧恩——洛査恩事件，以及斯曼和普特卡莫的充满血腥的狂语。当制定可耻的反社会主义法令的期间，这些“十九世纪的英雄们”曾在他们的狂语中预期和渴望能有机会迫使工人们发动革命，然后按照一种雄赳赳的、有技巧的像打猎似的军事姿态，用军刀排枪和散弹跑将这些劳动人民集体斩杀。“五一”示威和国会选举期间采取的军事行动直到今天还是人所共知的。和1896年强行剥夺萨克森人民的选举权―同发生的那些事件，以及军队在1905和1906年“绥靖镇压”萨克森民众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是十分著名的。在1905年11月的汉堡选举大游行中，在“红色星期三”，由汉堡当地居民组成的军队还被置于幕后，仅仅警察们的军刀和手枪就已够用了。他们执行任务的结果是，用两具尸首来点缀这个自由汉撒同盟诚市的街道。 1906年1月21日这一天显示了资本主义的堡垒的无比光荣。谁要是在这一天，这一安静的“神圣的”星期日里看到沿着柏林街道上大炮轰鸣的情景，就可以看见军国主义的五脏肺腑。这些大炮的轰鸣声音现今仍然索绕在我们的耳边，激厉着我们以百折不挠的坚毅精神，毫不姑息地向军国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 1906年1月21日为反对无耻的普鲁士三级选举制度而举行的示威，招致了军队的干涉。我们知道，如果问题涉及为了反动派的利益，要通过政变手段推翻帝国宪法，我们的军国主义是随时准备动用刀枪的。最近浩恩劳与德戴布陆所发表出来的“回忆录”已证明了：俾斯麦在1890年时正要解散国会，废除国会选举，把无产阶级群众赶到大街上，赶到步枪和大炮的枪口之前，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大众，摧毁社会民主主义，以便用铁和血在被杀害的无产阶级的尸体之上建立起一个俾斯麦的和容克们的反动保垒，我们也听说，这个计划未能取得德皇的同意，因为德皇想首先“补救工人们的有因由的怨望，并且愿意看到最低限度能作好各种事情来满足他们的合法要求”。我们知道，关于什么是工人们的合法要求，工人们的看法和统治阶级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反对国会选举权的敌对行为（浩恩劳的“回忆录”曾透露说，过去曾是共产党员的米格尔也属于反对国会选举权的最激烈反对者之列）正在不断扩大，最低限度在十分有势力的北德意志人士方面是如此，因此用手枪和大炮对社会问题进行“军事解决”的危险，今天比之过去任何时候都要迫近。如果像最近的报导所说，总参谋长海尔末·冯·毛奇被任命为总理，那么这显然是意味着那个声名狼藉军法党已经获得胜利。 在世界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缺少过“散弹皇太子”，散弹容克和散弹将军，人们应该作好一切堆备，以防万一，不能让时间有一刻白白过去。 7．政治斗争中的退伍军人协会谁都知道，退伍军人协会是密切参加政治活动的，但德国的正义女神由于有物蔽目，却看不见这一点。谁也都知道，它们在选举中是如何动员起来，如何强迫其会员退出反对方面的政治组织。必须提及的是：它们那种力图阻止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租用集会礼堂的所谓“忠于国王”活动。最近有两个事实应该特别提到：“杜依斯堡·贝克第16军团退伍军人协会”于1906年10月决定对杜依斯堡的“皇宫消店”实行抵制，因为这个酒店曾将它的礼堂租给矿工们开会；“另萨克森的退伍军人协会把那些租房间给工人组织的洒吧和餐厅主人驱逐出会。在一些小地方，这样的斗争方法获得不少的效果。但对于组织得很好的工人来说，这种方法是毫无用处的。 属于这方面的材料可供进行有系统的综合，在小型斗争中加以利用。 8．军国主义，和平的威胁各种民族主义的矛盾；由于人口增加而提出的扩张自己领土的要求；为了增加国家财富（也就是说，统治阶级的财富）并使本国在生产上尽可能地自给自足（这是一种由保护政策所产生的自然的补充性的倾向，对国际分工的日益广阔与日益活跃来说，只能具有极其微小的重要性）所提出的兼并那些有天然富源的领土的要求；为了改善国内的和对外的交通（例如取得可以航行的河流、海港等等。因为交通是经济躯体的新陈代谢，即贸易，所赖以进行的手段）而提出的要求；以及由于总的文化水平的差异，特别是政治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引起的互相敌视；——这一切，甚至在今天还能成为国际紧张局势的根源。然而正如上文所已说过的，现今能够引起国际间战争行动的最重要的政治紧张关系却是产生于不同国家在经济颁域上的竞争，产生于国际贸易，国际政治及其随之而来的一切纠纷，特别是殖民地政治纠纷。这些紧张关系的产生主要应归咎于工商业资本家中一些强有力的扩张主义者，他们可以说对于一个成功的战争有着利害关系。 然而必须承认，常备军（归根到底这是军国主义最明显的表现方式）的存在其本身就是国际和平的一种威胁，可以独自构成战争的危险。即便我们不考虑下面这个论据，上述论断仍是正确的：军费负担——这个“没有尽头的螺丝钉”——的不断增加，能够在一个国家中产生一种不让军事优势的有利时刻白白过去而不加以利用的倾向，或者是当相对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进一步不利于自己的时刻到来之前，采取一种被队为无论如何也是必须采取的军事决定。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这样一种倾向，在最近摩洛哥冲突事件期间的法国并不是没有影响的，但这种倾向对于战争爆发的时刻总是比对战争爆发的本身具有更大的决定性影响。 常备军（正如民兵在较小范围内所作的一样）产生—种现代的武人阶层，一群可以说是自幼年开始就受训练准备参加战争的人所组织的阶层，也就是一个从战争中找寻冒险事业和晋升的征服者的特权阶层。除此之外，还要加上那些在战争中大饱私囊的集团：武器、弹药、战船、马匹、军用装备物资和军衣材料，粮食和交通工具的制造商和贸易商，简言之，即那些军用品承包商；当然，在那些拥有民兵的国家里，他们也是存在的，只不过是规模较小而已。这两个对战争本身和制造战争有利害关系的集团，即喜爱冒险的军官们和不管战争成功与否也对他们有利的军用品承包商们，都是由一些有势力的人物组成的。他们和国家的最高官史有关系，他们对于那些对和平与战争拥有正式决定权力的人物能够给予巨大的影响。他们不错过将这种影响（这种影响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通过利用军国主义才能获得）转变为钝粹的黄金的任何机会，以大量屠杀无产阶级作为牺牲品献给自已利润的祭坛。他们作为殖民教唆者就把“亲爱的祖国”推进一种危险和费用浩大的冒险生涯，而给自已带来极大的利润，随后又作为一些建设海军的热心人士，为的是要用一种再度给自己带来极大利润的方式去挽救同一个祖国。 反对常备军和反对沙文主义—军国主义精神的斗争是一场反对破坏国际和平的威胁的斗争。“需求和平就要战争”这句古代格言，对于被军国主义国家包围的一些个别国家来说，可能是对的。至于就全体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就是不正确的了。而社会民主党的国际宣传所针对的正是这些全体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样的保障和平方法会有更大的产生战争的危险性。的确，对于我们当代的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具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来说，常备军就是准备战争的最合适的形式。 正如保待国际和平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从而也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利益一样，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向军国主义这个民族仇恨的挑拨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种扰乱妨碍和平的倾向的总和与精华进行斗争，简言之，就是向这个产生世界大战的严重威胁进行斗争，这是一场无产阶级引以自豪的，为人类文明而进行的斗争。这个斗争是无产阶级为了自已的切身利益而比须进行灼斗争，没有任何其它阶级能够感到如此休戚相关地进行这个斗争（个别的善意的现想家可以说是例外，但这种例外适足以证明这个法则的正确）。 然而军国主义同时也扰乱国内的和平，这不仅由于它对人民产生堕落野蛮的影响，它强加于人民以沉重的经济负担，以及增加税收和关税所带来的压力；不仅由于随之而来的腐败情况（比较惠尔曼、费雪、冯替普斯克，普特比尔斯基及其同伙的情况不仅由于它把已被阶级划分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民再分为两种阶级；不仅由于它虐待士兵的作法和军法审判制度，而更重要的是，它还是阻拦各种进步的巨大障碍，用强力关闭社会汽锅活门的一种精巧而有髙度效率的工具。相信人类必然走向进步的人们一定可以看出：军国主义的存在就是和平和这种不断进步的最大障碍，他们认为没有被粉碎的军国主义必然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的血红的“恶神混战的世界末日” 9．无产阶级革命的困难因此，消灭军国主义或者尽可能的削弱它，这是进行争取政治解放斗争的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军国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使政治解放斗争的方式和特性变坏了，因而使它们受到了决定性的影响。消灭军国主义，在今天更显得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由于军事技术，战略的高度发展，由于军队数量的庞大，由于不同阶级在地区分布上的不利情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经济力量的对比上无产阶级所处的特别不利的地位，今天军队凌驾于手无寸铁的人民之上、凌驾于无产阶级之上的那种优越地位；比任何时期都更为严重，就因为这个原故，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会比过去所发生过的一切革命都困难得多。我们常常记住这一点是重要的：在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动力，即革命的资产阶级，在狭义的革命开始爆发以前早已是一个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当时资产阶级既然有一个在经济上依赖于它而在政治上又受其支配的人数众多的阶级，它就可以利用这个阶级来为它火中取栗；资产阶级将封建主义这只破船打碎和抛在垃圾堆以前，可以先把它收买过来，反之，无产阶级却不得不忍着饥饿，用赤手空拳去将资产阶级能用金钱买到的一切东西夺取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