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传记·回忆·评论 -> 〔美〕凯文·安德森《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1995）

导言

　　本书所描绘的列宁形象，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探讨中所呈现的形象不同。在深入考察列宁1914－1915年《黑格尔笔记》（Hegel Notebooks）之后，我认为列宁1914年之后的著作，尤其论辩证法的著作表明，列宁更接近诸如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和法兰克福学派成员这样一些重要的黑格尔主义者或“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苏联官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决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观点的人，但是我相信，本书是第一部以这种见解为中心对列宁进行研究的著作。
　　1980年，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有两个流派，他称之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古尔德纳把一大批黑格尔主义者、存在主义者和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归入前一类，而把一群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归入后一类。古尔德纳没有像众多一般学者那样把列宁归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写道：“在卢卡奇和科尔施（Korsch）之前，正是列宁开创了走向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列宁开创但并没持之以恒）。”^[1]古尔德纳大概谈到列宁1914－1915年的《黑格尔笔记》和其后的失败，并公开对它们作了大量讨论，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拉娅·杜纳耶夫斯卡娅（Raya Dunayevskaya）把这个问题称为列宁的“哲学上的矛盾心态”^[2]。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的美国以及在更早时期的欧洲，在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中间盛行着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激烈争论，古尔德纳分析了这些流派并把它们划分为两种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在《目的》（Telos）、《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和《理论和社会》（Theory and Society）等杂志上。
　　到了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的立场发生了转变，甚至激进的知识分子都日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产生怀疑，其原因不只是因为东欧和俄国共产主义的垮台。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层面上被认为是一种失败，因为它助长了集权主义并导致经济崩溃。批判的矛头不仅对准了列宁思想中的独裁主义和先锋队这方面的内容，而且还对准了列宁更具“乌托邦”色彩的著作，这些著作论述了国家和革命以及由工人、农民和士兵组成的苏维埃所实行的直接民主。1991年，以研究法兰克福学派而出名的左派理论家马丁·杰伊（Martin Jay）在一篇题为“苏联的垮台”的犀利评论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批判作了一点总结。虽然杰伊没有谈到列宁为苏联或者工人委员会辩护这方面的思想，但是他的评论很好地总结了20世纪90年代对于激进革命的反对意见，即使是来自“下层”的通过直接民主的激进革命：

　　因为列宁主义并不是社会主义在最新事件中的唯一牺牲品；毫无疑问，至少可以含蓄地说，列宁主义是另一种形式的解放组织，它在社会主义的幻想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已经超过一个多世纪。这种不同的形式就是工人委员会或苏维埃，它通常起着乌托邦的作用，与强调党的作用的“现实的”列宁主义形成对照。虽然苏联的称号只是在名义上得到维持，但是对于那些对独裁主义、官僚政治和国家共产主义进行批判的自由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它仍然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产生于19世纪工团主义的工人委员会，在我们自己的各种革命运动中都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1918年至1920年的德国革命、澳大利亚和意大利革命以及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但是，无论（在东欧的）结果如何，很显然过去那种把工人委员会作为避难所的依赖感将不复存在。^[3]

　　从这个方面来看，直接的革命的民主观念在20世纪90年代的今天突然陷入被遗忘的境地。这种观念至少从马克思论述巴黎公社的文章以来就开始在左派中流传，并且在像列宁、卢森堡和安东·潘涅库克（Anton Pannekoek）这样不同的思想家的著作中都能找到——这种观念不仅在1956年再度重现，而且在1968年的法国、1975年的葡萄牙、1979年的伊朗也再度重现（在宗教激进主义劫持革命之前）。这种心态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后结构主义者（poststructuralist）攻击马克思主义主体概念、天启或革命的契机观念的一种回应。后结构主义理论虽然提出了诸如同一性、差异性和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这样重要的问题，但是它没有给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解放理论留下任何空间。
　　在更加抽象的层面上，辩证法本身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攻击。美国实用主义者、海德格尔派（Heideggerian）的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在1992年发表的一篇《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的终结》的文章中，也站在后结构主义立场上总结了人们对辩证法的诸多攻击：“我希望我们已经达到这样一个时刻，即我们能够最终摆脱柏拉图和马克思所共有的信念，即在探索如何结束不公正状态的问题上，必定存在着一种与琐碎的实验方法相对应的宏大的理论方法的信念。这种信念认为存在着一些深层的东西——比如人的灵魂、人的本性、上帝的意志、历史的形态等——它们为某种主题提供重大的、政治上有用的理论，我希望我们在没有这种信念的条件下能够学会更好地生活。”罗蒂想要消除的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而且是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这种批判的、辩证思维的整个传统。他总结说，“绝不存在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因此“获得用来铲除那些无法忍受的不平等所必需金钱的唯一方法就是使像亨利·福特（Henry Ford）……甚至像是唐纳德·特鲁普（Donald Trump）这些人的活动便利化。”^[4]
　　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这种不成熟的论断几乎与马克思主义本身一样久远。最近，我偶然看到法国一家重要的杂志《形而上学与道德评论》（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将近一个世纪以前做出的这类断言，在这本杂志上，一位在当代已被大多数人所遗忘、研究黑格尔的马克思的最重要的“专家”写道，他“不得不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5]。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在30年以前提出一个相反的观点，他认为自从16世纪以来真正的哲学创造时期仅有三次，它们是笛卡尔（Descartes）和洛克时期、康德和黑格尔时期以及我们仍然生活于其中的由马克思所开创的时期。萨特宣称，没有人可以超越马克思，同样也没有人可以超越马克思思想形成的那个历史阶段，即资本主义。因此，他写道：“所谓的‘超越马克思主义’在最坏的情况下是向前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回归。”^[6]他总结说，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们经常求助于诸如18世纪“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这样一些前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原因之所在。
　　黑格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批判家们经常建议说，我们有必要接受资本主义及其全球经济的“永恒性”，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实行多党民主或小规模的社会运动，从而能够避免“极权化”的危险。我认为这类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张冠李戴，它更多地代表了一些激进知识分子对于现状的妥协，而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或者现实运动地理论需求的一种正确解读。这些观点根源于里根－布什－撒切尔倒退的社会方案，这个方案在工业化发达国家持续了十年的时间，这对于形形色色的左派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非常令人泄气的事情。同样，这些观点既源自于1989年东欧剧变的失败，也源自于20世纪70年代第三世界革命的失败，这场革命是为了在极权共产主义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之间创造出一条可行的“第三条道路”。因此，很多人不情愿地承认里根－布什在即将到来的数年里会取得成功。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当熊熊燃烧的洛杉矶大火拉响了美国人心中的警报时，当黑人、拉丁美洲人、激进的男女同性恋者以及更重要的是妇女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时，布什－里根政府仿佛在一夜间崩溃。共产主义和第三世界国家在面对危机时不是孤军奋战；西方资本主义已经陷入自从大萧条以来最深刻的危机之中，尤其是在欧洲，悲惨的失业景象再次重现。随之而来的是中西欧新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抬头以及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赤裸裸的种族灭绝，自由的民主国家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采取真正的行动来遏制恐怖事态的蔓延。在拉丁美洲，正当墨西哥政府庆祝与美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时，墨西哥恰帕斯州的土著农民在抗议中迎来了1994年。1994年，美国似乎要再一次向右转。根据这些深刻的危机，其中大多都与持续的、似乎难以驾驭的世界经济危机联系在一起，我相信，激进的知识分子——罗蒂的情况则不同——重新回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某种理论形态所需要的只不过是时间而已。
　　本书所探讨的一些思想实际上产生于20年前，即20世纪70年代。像1968年那一代众多激进学生一样，我读了像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tre）、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ior）、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罗莎·卢森堡（Rosa Lexemburg）、科尔内留斯·卡斯托里亚迪（Cornelius Castoriadis）和居伊·德波（Guy Debord）等这些人物的理论著作。后来一段时间，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我开始阅读托洛茨基（Trosky）和列宁的著作，并且与拉娅·杜纳耶夫斯卡娅建立联系，自那时起，她对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关系的研究以及她对人道主义的研究深深影响了我。她引导我阅读格奥尔格·卢卡奇、特奥多尔·阿多诺（Theodor Adorno）、卡列尔·科西克（Karel Kosik）的著作，当然也有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著作。
　　20世纪70年代，欧洲主要左派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的著作和翻译——从阿多诺的著作到以前未被翻译的法国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从卢卡奇到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加上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最新译作，包括首次翻译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the Grundrisse），把美国国内围绕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和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所进行的探讨推向新的高度。这本书是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一个产物，它探讨了与列宁全部政治和社会理论相联系的1914—1915年《黑格尔笔记》。
　　1979年，我在纽约城市大学乔治·费希尔（George Fisher）和迈克尔·E.布朗（Micheal E. Brown）的指导下，把该课题作为博士论文来研究时，我就觉得重新考察列宁的著作是很重要的，其理由如下：第一，虽然关于马克思的探讨基本上早已摆脱了正统马克思主义〔我认为它包括托洛茨基（Trotskyism）、毛主义（Maoism），也包括苏联官方的马列主义〕的束缚，但是，对列宁著作的探讨仍然被禁锢在正统范围之内，或者把它们看作与冷战时期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们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著作。有必要从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视角来审视列宁的著作，尤其是因为列宁是他那个时代唯一对黑格尔进行全面研究的重要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例如，在《列宁全集》第38卷中，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就大约有150页。
　　第二，列宁1914—1915年对黑格尔的研究要早于20世纪20年代初由卢卡奇、葛兰西和卡尔·科尔施（Karl Korsch）等这样一些重要人物所发起的回到黑格尔运动，他们当时在列宁的第三国际中都非常活跃。如果我们要全面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就有必要评估列宁的黑格尔研究对他们著作的影响。
　　第三，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内部，在那些关注帝国主义与国家问题的人和对辩证法与文化问题感兴趣的人之间经常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在革命的社会学理论中，也经常会出现一个相关的问题，理论家们在探讨革命的“原因”时，以一种宿命的方式强调社会的结构，着眼于社会学的社会阶级或者国家，那它们作为分析材料，而很少关注那些有助于引导甚至激发这些事件的政治和社会思想。奇怪的是，那些研究革命社会学的人很少运用像列宁以及托洛茨基和卢森堡（列举一些）这样一些重要革命家兼理论家的著作。^[7]毫无疑问，1916—1923年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创造了”历史。既然列宁的理论本身就涉及所有这些问题，因此，我希望从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个有利的理论视点重新解读列宁的著作，从而能够对这些问题给予新的理解。
　　第四，虽然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家和许多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提供了辩证法和人道主义的新概念，批判传统的工人阶级概念，但是他们没能清楚地提出一种新的主体概念来取代（或补充）传统工业无产阶级概念。列宁则从辩证法本身的研究走向概念化的主体性（subjectivity）新形式的研究，尽管是以一种有缺陷的方式实现的。例如，在研读黑格尔以后，列宁就提出，尽管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和兴起增强了资本的力量而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力量，但是也使新的反抗和抵抗方式登上了历史舞台，正如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所看到的那样。尤其是早在1916年，列宁就把爱尔兰、印度、中国和伊朗看作已经准备好爆发反抗西方帝国主义起义的国家。列宁或许比同时代其他理论家更好地预言到第三世界国家的解放运动，不久，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解放运动催生了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美国或其他西方工业化国家的黑人解放运动和新左派运动。20世纪60年代的这些运动反过来有助于给历史舞台提供依然较为新生的社会力量，尤其是世界范围内的妇女解放运动。这样，列宁给我们指出一条通向今天唯一可行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一条依靠多元主体性概念而不是唯一依靠传统工业无产阶级的道路。
　　首次构思这本书时，1968年的记忆历历在目，本书的写作不是为了描述过去，而是为了指向未来。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更新或重新评价的话，那么就要批判性地把握在马克思之后的时代中最伟大的人物——列宁的理论遗产。本书研究的目的也在于此。
　　第一部分由第四章组成，考察了列宁1914年以来关于黑格尔和辩证法的著作。在第1章中，我探讨了列宁开始研究黑格尔的背景：它不仅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第一次“马克思主义危机”，而且包括列宁回到黑格尔的理论背景。因此，我阅读了被列宁称为他的主要哲学导师——首先是马克思但也包括恩格斯和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Georgi Plekhanox）等人论述黑格尔和辩证法的著作。本书也批判性地评价了列宁1914年之前论述黑格尔和辩证法的著作，尤其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一书。
　　第2章和第3章详细地分析了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的笔记有时也含糊不清，但确定列宁对黑格尔感兴趣的主要原因却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情。在这两章里，我研究了下面这样一些问题：列宁如何阅读黑格尔？在黑格尔著作中，哪些部分让列宁感兴趣或者令其反感？当列宁在阅读黑格尔著作时，在关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主观、意识、否定之否定以及实践这类问题上，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哪些变化？他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己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所表达的观点？列宁对黑格尔的解读是如何类似或不同于后来那些对黑格尔进行详细评论的晚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解读，例如卢卡奇、马尔库塞和杜纳耶夫斯卡娅的解读？或者说，列宁的解读如何类似或不同于较早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解读，例如马克思本人的解读或是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解读？列宁对黑格尔的解读有哪些局限性？
　　第4章研究了列宁从1915年到大约十年后去世这段时间对黑格尔和辩证法的探讨。列宁的这些探讨包括对黑格尔其他作品所做的笔记，一篇论述辩证法的初稿以及很多公开发表的文章和提及黑格尔或辩证法的演讲。在写作关于战争、帝国主义和苏维埃联盟组织的文章的过程中，列宁在很多地方提到了辩证法。在以批评斯大林而闻名的所谓列宁的遗嘱中，列宁也批评了布哈林不懂辩证法。列宁在1922年的一篇文章号召马克思主义者要成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朋友”，号召俄国的理论刊物要留出更多的版面来发表和讨论黑格尔的著作。同时我也指出，列宁在1915年之后的著作有一种矛盾的心理：列宁在公开演说中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要远比他在个人的著作中更加含糊不清和犹豫不决。
　　本书的第二部分“1914—1923年列宁论革命的辩证法”着眼于1914年之后列宁的社会和政治理论。这些理论分布在列宁著名的理论著作中，它们连同《黑格尔笔记》构成了1914年之后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体。既然这些理论对布尔什维克和早期共产主义学说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十月革命和第三国际早期也起着积极的指导作用，那么这些理论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第5章开始着手探讨列宁著名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一书，认为这本著作来源于（至少是部分地来源于）他1914—1915年有关黑格尔的研究。认为这本著作来源于（至少是部分地来源于）他1914—1915年有关黑格尔的研究。人们认为，使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区别于其同时代布哈林和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的帝国主义理论的正是这种黑格尔主义的影响，列宁的著作也是经常地拿来与他们的著作进行比较研究。列宁把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作为新生的历史主体，作为他在《帝国主义论》（Imperialism）中所描绘的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的“辩证法的对立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辩证的。为了揭示列宁1914年之后论述民族解放著作中的创新之处，我不仅简要地考察了列宁较早时期的著作对这个问题的论述，而且还简要地考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卢森堡、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以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尔（Otto Bauer）和卡尔·伦纳（Karl Renner）等人的著作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最后，我对列宁民族解放概念的局限性提出批判。
　　第6章开始探讨列宁1917—1918年的著作，尤其是《国家与革命》这本最重要的著作。1917—1918年，列宁在分析作为直接民主形式的巴黎公社和俄国苏维埃时提出的新的主体概念，又一次被部分地看作其黑格尔研究的产物。本章也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列宁民主概念和局限性进行讨论。我认为，虽然列宁确实提出一套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的辨证理论，提出了国家与革命的辨证理论，但是他留给我们的却是一份极其矛盾的理论遗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列宁没能把他的先锋队政党的观念置于辩证法的批判之中，这一观念在1914年之前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而在1914年之后，损害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解放理论的丰富内涵。
　　第三部分“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直接回到马克思主义范围内的辩证法问题。在这里，通过研究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著作，来探索和分析列宁《黑格尔笔记》的独特影响。第7章讨论了从列宁去世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这段时期。我分析了1929—1930年《黑格尔笔记》第一次在苏联公开出版的背景，当时，苏联处于斯大林集权统治时期，“唯心主义”受到攻击，争论也迅速地消失。然而，笔记却很快在德国和法国公开出版了。我认为，在中欧范围内，人们部分地是通过列宁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在德国公开发表的著作而认识到列宁向黑格尔的回归，这种回归为卢卡奇、科尔施、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论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开创性著作营造出一种氛围。我也对这些用德语写作的哲学家们不得不对《黑格尔笔记》所作的具体的评述作了评价。我特别关注的是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Young Hegel）和布洛赫的《主体－客体》（Subjekt-Objekt）。另外，我也探讨了科尔施相对来说对笔记不感兴趣的原因。《黑格尔笔记》对法国也产生了影响，20世纪30年代，亨利·列斐伏尔在一篇论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长篇评论中对笔记作了介绍，这篇评论预示了列斐伏尔更加著名的《辩证唯物主义》（Dialectical Materialism）一书中的很多主题思想。最后，我也探讨了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杜纳耶夫斯卡娅、C. L. R.詹姆斯（C. L. R. James）和格雷丝·李（Grace Lee）的著作。这些理论家当时属于“约翰逊－福雷斯特派”（Johnson-Forest Tendency），他们是美国第一批利用杜纳耶夫斯卡娅的翻译对列宁《黑格尔笔记》进行严肃探讨的理论家，也是第一批把《黑格尔笔记》置于其全部辩证法概念的中心地位的理论家，他们把笔记看作与马克思论述辩证法的著作——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内——同等重要的文本。
　　第8章考察了较近的论述列宁和黑格尔的著作，不仅考察了列斐伏尔的《列宁的思想》（La Pensée de Lenine）、杜纳耶夫斯卡娅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Marxism and Freedom）和《哲学与革命》（Philosophy and Revolution），而且还考察了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一些新人的著作。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其他一些法国学者如同德国法兰克福的社会学家伊林·费切尔（Iring Fetscher）一样从一个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角度对这场争论作出贡献。本章也考察了由意大利的卢西奥·科莱蒂（Lucio Colletti），尤其是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在其著作《列宁和哲学》（Lenin and Philosophy）中所提出来的一些长篇反驳。这两位哲学家非常敌视黑格尔，并试图削弱人们早期对于列宁的《黑格尔笔记》的解读，正如他们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青年马克思的著作所抱有的极大的热情予以攻击一样。最后，我考察了杜纳耶夫斯卡娅的最新著作，在这些著作里，她对列宁1914—1915年对黑格尔的解读提出了很多严肃的问题，并且对列宁的整个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本研究试图揭示有关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与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探讨。相对来说，列宁的黑格尔主义仍然不为人所知，更谈不上答题了解列宁的黑格尔研究与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之间的关系。也许在今天，随着苏联的解体，人们更有可能对列宁的著作持一种肯定的然而也是一种批判性的评价，正如我试图在这里所做的一样。对列宁思想的探讨既有必要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人的狭隘界限中解放出来，也有必要从西方学者轻蔑、敌视、批判的狭隘界限中解放出来，这类事情很早以前就发生在马克思身上，甚至发生在像卢森堡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与列宁共事的革命领袖兼理论家的身上。也许本书是当代辩证法思想不断延伸的一个例证，即使对某些读者来说并非如此，但我还是希望我已经揭示了辩证思考对于列宁—革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之一——的重要性。

^[1] Alvin Gouldner, The Two Marxisms(New York: Seabury, 1980), p. 47.

^[2] See Raya Dunayevskaya, Philosophy and Revolution: From Hegel to Sartre and from Marx to Mao(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1973] ), pp. 95 - 120.

^[3] Martin Jay, "No Power to the Soviets, " Salmagundi, nos. 88 - 99, (Fall-Winter 1990—1991) : 65, 69.

^[4] Richard Rorty,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End of Socialism," The Yale Review80, no. 1/2 (April 1992): 4.

^[5] See Charles Andler, "La Concepition matériqliste de l'histoire, " 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ed morale5 (1897) : 658.

^[6] Jean-Paul Sartre, Search for a Method ( New York: Knopf, 1963 [orig. French edition 1957]), p. 7.

^[7] 在革命的社会学中运用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方法，近来最有名的例子是赛雅达·斯科波克尔（Theda Skocpol）的《国家与社会革命》（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大卫·莱延（David Laitin）和卡罗琳·M. 沃纳（Carolyn M. Warner）最近在其《社会革命中的结构和讽刺》（Political Theory20, no. 1[1992]: 147 - 151）中对这种分析方法的决定论本质作了有趣的批判。他们写道：在斯科克波尔的著作中，“没有考虑到政治的、军事的或者是意识形态上的功能。托洛茨基或许已经解决或至少改变了结构”（第148页）。托洛茨基也是认真对待革命理论家的思想的革命的社会学家中一个极为罕见的例子，参见Michael Burawoy, "Two Methods in Search of Science: Skocpol versus Trotsky," Theory and Society18, no.6(1989): 759 - 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