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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2020年第二版增订版）第47卷
前言
〔说明〕录入自《〈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资料汇编·前言卷》（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
本卷收载列宁在1914年8月至1917年10月期间的书信和电报。这一时期的列宁著作编入本版全集第26-32卷。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8月在欧洲爆发。列宁为了便于进行革命活动，从奥地利移居到中立国瑞士。列宁到达瑞士后随即写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即关于战争的提纲）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著名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表明了布尔什维克党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列宁想方设法恢复了同俄国的党组织的联系。从10月起，列宁通过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委员会驻斯德哥尔摩的全权代表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同俄国保持着联系。本卷中给施略普尼柯夫的书信有很大一部分应看做是给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与此同时，列宁竭力恢复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使该报在停刊近一年后于1914年10月19日（11月1日）在国外复刊。在大战期间，该报在反对国际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宣传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和策略、提高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觉悟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收入本卷的给维·阿·卡尔宾斯基的大批书信反映了列宁对《社会民主党人报》复刊倾注的心血和对该报一些具体工作问题的精心指导。
大战爆发以后，各交战国政府在“保卫祖国”的幌子下煽动沙文主义狂热。各交战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导集团第二国际的大多数领袖纷纷站到本国资产阶级一边，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俄国的孟什维克也支持沙皇政府进行战争。列宁从大战开始就组织并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左派，反对俄国和国际社会民主党内的社会沙文主义和中派主义。这是本卷书信的主要内容。
1914年10-12月期间列宁给施略普尼柯夫的书信着重解答了当时最迫切的基本问题，指明了布尔什维克的斗争道路。列宁在这些书信中表明了布尔什维克党对待战争、和平和革命的态度与策略，说明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口号，谴责了欧洲各主要国家社会党领袖的叛卖行为。列宁明确指出：目前最重要的是坚定不移地和有组织地同资产阶级沙文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作斗争，为此首先要同本国的沙文主义作斗争；和平口号在目前是荒谬的和错误的，不利于宣传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利于利用战争来加速资本主义崩溃的思想，只能帮助各国机会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摆脱困境；要本着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精神和方向去进行群众性的宣传工作，引导人们最终实现这种转变。列宁希望布尔什维克在战争的情况下也应当仍然是无产阶级革命者。
列宁的若干书信指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分裂。列宁在1914年12月给亚·米·柯伦泰的信中说：“欧洲战争给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莫大的好处，它把机会主义的腐朽、下流和卑鄙揭露无遗，从而大大推动了对工人运动在几十年和平时期所积聚的污垢的清洗。”（见本卷第51页）列宁反复指出，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中间，以卡·考茨基为首的德国“中派”即隐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最为危险，因为它“是巧加粉饰不易发觉的，它能迷惑工人的视线、理智和良心”，“目前我们的任务是无条件地和公开地同国际机会主义及其庇护者们（考茨基）进行斗争”（见本卷第15页）。列宁在1915年2月11日和9月19日给施略普尼柯夫的信中指出，无论在俄国还是在全世界，社会民主党的内部都正在形成新的主要派别，即沙文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和反沙文主义者。这种划分大体上是同机会主义者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划分相符合的。两派分歧太大，势不两立，根本不可能相互接近。
列宁除了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同社会沙文主义者格·瓦·普列汉诺夫、格·阿·阿列克辛斯基等人以及中派分子列·达·托洛茨基等人进行毫不调和的斗争，还组织并指导各国出现的一些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和左派团体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在写给荷兰社会民主党人戴·怀恩科普、安·潘涅库克和赫·哥尔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卡·拉狄克、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塞·霍格伦等等的大量书信中，列宁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和组织的原则性问题，以使他们采取更彻底更坚决的立场来反对机会主义。列宁在1915年7月24日以后给怀恩科普的信中写道：“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严格划清马克思主义左派同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派）、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界限。”（见本卷第134页）列宁强调指出，欧洲工人运动的全部斗争都应当针对机会主义，因为机会主义当时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内部的有组织的工具。列宁希望各国左派社会党人详细地研究、讨论、考虑和检验革命斗争的各种问题，并通过秘密报刊向群众解释。列宁在1916年10月25日给弗·科里乔纳的信中评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之一弗·阿德勒枪杀奥匈帝国首相事件时，要求把阿德勒的行为作一个教训告诉工人们：不能用恐怖主义，而应当有步骤地、长期地、忘我地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游行示威等等来反对机会主义政党，反对帝国主义者，反对本国政府，反对战争。
1915年9月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德举行的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是列宁在把各国党内的左派团结成有组织的力量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列宁在这次会议之前同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和各国社会党的左派的频繁通信反映了列宁为筹备会议所作的大量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在给怀恩科普、拉狄克、柯伦泰等人的信中，列宁希望各国左派社会党人能在革命策略的基础上团结一致，不让中派分子左右会议。在7月11日和26日之间给柯伦泰的信中，列宁认为左派应当发表一个有思想性的共同宣言，谴责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提出革命的行动纲领、反对“保卫祖国”的口号等等。列宁在7月22日给怀恩科普的信中又写道：“重要的是我们要旗帜鲜明地、通俗易懂地表述出革命的策略，更明确地揭示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捍卫马克思主义使之免遭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之流的篡改。”（见本卷第129页）
随着欧洲许多资产阶级政府从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转向主张缔结帝国主义和约，社会和平主义在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内大大抬头。在1916年下半年和1917年初的书信中，列宁揭露了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中派多数在空洞的和平主义词句的基础上同社会沙文主义者流瀣一气。列宁在1917年1月14日给伊·费·阿尔曼德的信中写道：“当前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正是和平主义。正是在这一点上，也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现在应该教导人们（特别是吉尔波和法国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对待。”（见本卷第495页）列宁在2月3日给阿尔曼德的信中再次指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同社会和平主义和中派的区别的主要点和实质在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同自己的国家的社会爱国主义和中派作斗争，把反战斗争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同为社会主义革命而进行全面的、刻不容缓的革命工作联系起来”（见本卷第516页）。列宁在3月5日给柯伦泰的信中指明，齐美尔瓦尔德右派已经在思想上埋葬了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多数派全都转到和平主义方面去了，联盟主席罗·格里姆又同瑞士社会爱国主义者结成联盟反对左派。列宁认为，需要帮助左派认清社会和平主义和考茨基主义极其庸俗，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极其卑鄙；需要帮助左派制定新政党的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列宁从大战开始就在许多书信中一再提出，左派社会党人的任务不是恢复旧国际，而是同机会主义者决裂，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列宁在1917年6月17日给拉狄克的信中写道：“不管怎样，一定要埋葬可恶的齐美尔瓦尔德联盟（“格里姆的”，因为它仍然是格里姆的）而建立专门由左派组成的、专门反对考茨基分子的真正的第三国际。”（见本卷第606页）
列宁在整个大战期间非常重视理论战线上的斗争。在1915年和1916年，许多左派社会党人，尤其是尼·伊·布哈林、格·列·皮达可夫和叶·波·博什，否定帝国主义时代民主斗争的必要性。他们否定民族自决权，要求放弃最低纲领，在对国家的态度上提出不正确的观点。列宁在1916年10月5日以后给施略普尼柯夫的信中写道，在理论战线上，目前摆在日程上的，不仅要继续贯彻已经确定的反对沙皇制度等等的路线，而且要清除“那些非常荒谬和非常糊涂的否定民主的东西（这里包括废除武装，否定自决，在理论上错误地“一概”否定保卫祖国，在国家的作用和意义问题上摇摆不定等等）”（见本卷第416页）。列宁把这种思潮称为“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在1916年的许多书信特别是11月和12月给阿尔曼德的三封信中剖析了这种思潮，批判了它的主要错误。列宁指出，帝国主义同民主和最低纲领的关系问题愈来愈广泛地提出来了，必须阐明这个最重要的根本性的问题。列宁写道：“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始终拥护民主，但不是‘为了资本主义’，而是为了给我们的运动扫清道路。”（见本卷第441页）一般地说，离开争取民主的斗争，就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应当善于把争取民主的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结合起来，并使前者服从于后者”（见本卷第472页）。在完全拒绝民主要求的条件下进行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的提法，是模糊的、轻率的和自相矛盾的。列宁在一些书信中批驳了那种认为民族自决在帝国主义制度下不能实现的论点，说明了民族自决权的要求同整个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指出民族自决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完全能够实现。
许多国家特别是瑞典、挪威、荷兰、瑞士的一些左派社会党人提出了“废除武装”的口号，主张取消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中的武装人民的条文。在他们看来，要求废除武装就是最彻底地反对任何战争。列宁在1915年下半年和1916年上半年给怀恩科普、柯伦泰、罕·罗兰-霍尔斯特的几封信中批驳说，反对民兵制而主张废除武装的人是站在小国的小资产者、机会主义的立场上否认阶级斗争的观点，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大国的革命斗争的观点，因为“没有革命，几乎整个最低纲领都无法实现”（见本卷第136页）。列宁要求向工人们说明一个真理：“或者是支持方兴未艾的革命风潮并促进它的发展（为此就需要革命口号、国内战争口号、秘密组织等），或者是扼杀它（为此则需要和平口号、对“兼并”的“指责”，也许还需要裁军等等）。”（见本卷第102页）
一些左派社会党人否定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战争，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在帝国主义时代一般应该反对保卫祖国。在1916年8月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一封信中，列宁批判了布哈林的“在帝国主义时代不可能有民族战争”的论点，并针对季诺维也夫的糊涂观念论述了正确地确定时代同当前的战争的关系问题，指明不能由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典型现象得出“在帝国主义时代不可能有民族战争”的结论，不能笼统地反对“保卫祖国”，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也会有正义的、防御的、革命的战争。在同年11月20日和30日给阿尔曼德的两封信中，列宁深刻地分析了阿尔曼德抓住《共产党宣言》中“工人没有祖国”这句话来否定民族战争所犯的错误。列宁写道：“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a）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Y）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见本卷第445页）《共产党宣言》不仅仅指出工人没有祖国，还指出在民族国家形成的时期，无产阶级的作用有些不同。“工人没有祖国”说的是：“（a）他们的经济地位（雇佣劳动制）不是民族的，而是国际的；（β）他们的阶级敌人是国际的；（Y）他们解放的条件也是国际的；（8）他们的国际团结比民族团结更为重要”（见本卷第439页）。如果只抓住这一原理，而忘记了它同另一个原理（工人组织成为民族的阶级）的联系，那将是极大的错误。“这种联系就是，在民主运动中（在这样的时期，在这样的具体情况下）无产阶级不能拒绝支持这个运动（因而，也不能拒绝在民族战争中保卫祖国）。”（见本卷第446页）在1916年12月14日以后和12月25日分别写给尼·达·基克纳泽和阿尔曼德的信中，列宁说明了他们否认帝国主义战争转化为民族战争的可能性的看法为什么是错误的。列宁还指出：“不区别战争的类型，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见本卷第152页）列宁在1917年1月19日给阿尔曼德的信中写道，在当前的两个帝国主义联盟之间的战争中“我们应当反对‘保卫祖国’，因为：（1）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前夜；（2）帝国主义战争是盗贼争夺赃物的战争；（3）在两个联盟中，都有先进的无产阶级；（4）在两个联盟中，社会主义革命都已经成熟。只是因为如此，我们才反对‘保卫祖国’，只是因为如此！！”（见本卷第502-503页）
本卷收载的1916年有关出版《共产党人》杂志和《〈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的一批书信，也反映了上述的思想斗争。《共产党人》杂志是由《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协同皮达可夫和博什在日内瓦出版的，布哈林也参加了编辑部。该杂志只在1915年9月出了第1-2期合刊。在这个合刊准备出版的过程中，就出现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同布哈林、皮达可夫和博什在党的纲领和策略的一些最重要问题（如民族自决权问题、民主要求和一般最低纲领的作用问题等）上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在合刊出版后更加尖锐化。在这种情况下，列宁认为必须停止出版《共产党人》杂志，用《〈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取代。列宁在1916年上半年写给施略普尼柯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许多书信中，指出布哈林等人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性质的错误思想，批评季诺维也夫和施略普尼柯夫对他们采取的调和态度。由于列宁的坚持，《共产党人》杂志没有恢复出版。1916年夏《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开始筹备编辑《〈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
本卷收入的有关列宁批评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的不正确观点的书信，有助于读者了解列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过程。在1916年7、8月间，布哈林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写了一篇题为《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理论》的文章。列宁拒绝把它收入文集。列宁在1916年8月-9月初给布哈林的信中指出，该文对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国家问题上的区别所作的说明根本不正确，其所作的“社会民主党应该坚决强调自己在原则上敌视国家政权”的结论是错误的。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不同意列宁的批评意见。列宁在同时写给季诺维也夫的两封信中驳斥了季诺维也夫的不同意见，坚持认为布哈林的文章有原则性的缺陷。列宁在10月14日给布哈林的回信中指出，布哈林断章取义地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以致错误地表达原意，或使人得出不确切的结论。同年12月布哈林在《青年国际》杂志第6期上发表了他的另一篇文章《帝国主义强盗国家》。列宁在当月写了一篇短评《青年国际》子以批评。1916年夏天至冬天，列宁针对布哈林的上述两篇文章中的错误观点，准备写文章阐述国家的作用问题。在广泛收集材料、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之后，列宁的想法改变了。他在1917年2月17日和2月19日分别写给柯伦泰和阿尔曼德的信中说，他得出的非常重要的结论虽也针对布哈林，但主要是针对考茨基。他很想写一篇文章，分析一下布哈林的错误以及考茨基将马克思主义大肆歪曲和庸俗化的情况。列宁后来在收集的材料的基础上撰写了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名著《国家与革命》一书。
1917年3月（俄历2月），俄国发生了推翻沙皇政府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列宁得悉后在3月16日和17日连续给负责党中央国外部分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联系的柯伦泰写去的两封信中指出，二月革命是“第一次革命（由战争引起的革命中的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布尔什维克要继续反对保卫祖国，不要卷进同社会爱国主义者联合的尝试，要建立自己的特殊政党，要有更革命的纲领和策略，要把合法工作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要像从前一样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和斗争，要把新的阶层发动起来，不要信任和支持资产阶级政府，要作好由工人代表苏维埃夺取政权的准备，只有武装的工人代表苏维埃掌握了政权，才能有和平。列宁在3月25日和31日之间给阿尔曼德的信中指明：“我们所面临的革命完完全全是另一种革命。”（见本卷第561-562页）
本卷收入1917年3月18日-4月15日期间一批有关列宁和俄国政治侨民从瑞士返回俄国的书信和电报。
本卷所收最后一份文献是列宁在10月24日（俄历）晚去斯莫尔尼宫直接领导十月武装起义之前在玛·瓦·福法诺娃的秘密住所留下的便条：“我走了，到您不愿意我去的地方去了。再见！”这句简单的告别语，却充分表现了列宁义无反顾的坚强意志和坚定信念。
在《列宁全集》第2版中，本卷文献比第1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322篇。其中大多数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27篇选自1970-1985年间出版的《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7-40卷。
在本增订版中，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2版新增一篇列宁书信《致格·叶·季诺维也夫（1916年3月21日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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