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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2020年第二版增订版）第46卷
前言
〔说明〕录入自《〈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资料汇编·前言卷》（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
本卷收载列宁在1910年11月至1914年7月期间的书信。这一时期的列宁著作编入本版全集第20-25卷。
斯托雷平的反动统治使俄国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全民政治危机的因素日益增长和扩大。从1910年起，俄国政治形势出现明显的转变，工人运动逐渐恢复生机，无产阶级由退却转向进攻，开始形成新的革命高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必须根据新的形势制定无产阶级斗争的新策略，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但是，取消派、召回派、调和派、崩得分子等机会主义派别造成的党内危机并没有缓和，反而更加严重。党的三个中央机关中，除机关报编辑部外，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和俄国局都掌握在取消派或调和派手里。因此，反对取消主义，清除党内机会主义派别，争取党的统一，乃是顺利地组织和领导群众性革命斗争的重要前提。本卷书信主要反映列宁在这一时期领导布尔什维克为反对取消派、调和派等机会主义派别，为恢复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党，为制定和贯彻党在革命高涨条件下的方针路线和策略而进行的不懈斗争。
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拉格召开第六次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是布尔什维克几年来为维护党而同机会主义派别斗争的一次总结。列宁为这次代表会议的筹备和顺利进行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在会议之前写给尼·古·波列塔耶夫、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格·瓦·普列汉诺夫、阿·伊·李可夫、阿·伊·柳比莫夫和米·康·弗拉基米罗夫等人的一些书信中，列宁强调了对取消派进行坚决斗争的必要性，反对任何无原则的调和。列宁反对把取消派和取消主义加以区分的错误主张，指出没有取消派的取消主义是不可能有的，取消派是社会民主党的敌人，他们的思想是叛徒的思想，对取消派决不能迁就，决不能妥协，必须继续进行无情的斗争。列宁帮助一些布尔什维克克服在斗争中软弱无力、不够坚定的错误，尖锐批评李可夫“口头上大喊反对取消派，而行动上却被取消派所俘虏”，“上取消派的当”（见本卷第15号文献第24页），对前进派也是“相信空话，无视事实”，“而使自己在行动上软弱无力”（见本卷第17号文献第29页）。列宁在1911年5月27日给高尔基的信中写道：“为了避免失望和没完没了的争吵，我认为对‘联合’问题应当十分谨慎。说实在的，现在需要的不是联合，而是划清界限！”“我自己根据1908-1911年的痛苦经验知道，现在‘联合’是不可能的。”（见本卷第47页）
对于调和派，列宁明确指出布尔什维克在行动中同他们不可能有任何政治上和精神上的一致，同时又很注意同他们斗争的分寸。他在给列·波·加米涅夫的信中说：“不能号召同调和派分裂。这完全是多余的和不正确的。对他们要用‘解释的’口吻，绝对不是抛弃他们。”（见本卷第32号文献第72页）
布拉格会议把孟什维克取消派开除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从此布尔什维克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列宁在会议结束时写给高尔基的信中对这一成果表示十分满意。他写道：“不管取消派恶棍们怎样捣乱，我们终于使党和它的中央委员会恢复了生气。我想您会和我们一起为这件事情高兴的。”（见本卷第48号文献第94页）但是，取消派、前进派、托洛茨基分子和崩得分子的活动并未就此结束，他们联合在一起更加激烈地攻击布拉格会议。正如列宁所说，“代表会议引起了一场大战”（见本卷第56号文献第105页）。从列宁在代表会议后写的一系列书信中可以看到，巩固党的组织，继续同取消派、前进派、托洛茨基派等机会主义者的破坏活动作斗争是这一时期的中心问题。列宁谴责和嘲笑这些反党派别结成联盟，联合召开“自己的”代表会议，进行与布尔什维克党相抗衡的活动。他在1912年3月12日给格·李·什克洛夫斯基的信中写道：“崩得+拉脱维亚人试图制造一个有取消派参加的代表会议。让他们试试看吧！先生们，需要的是行动而不是空话！！你们（+托洛茨基+前进派）从1910年11月26日托洛茨基宣布召开代表会议的那天起就一筹莫展，今后也只能是这样。”“我们已同取消派决裂，党已同他们决裂。让他们去试图创立另一个有取消派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吧！会让人笑掉牙的。”（见本卷第51号文献第98页）同时，在实际斗争中列宁又警告布尔什维克对待取消派不可掉以轻心。他强调指出，要是对他们不屑一顾，或“一骂了之”，那就大错特错了，“必须顽强地、严肃地、有条不紊地展开斗争。要到各地去解释清楚取消派的骗局”（见本卷第58号文献第107-108页）。1914年初，托洛茨基同取消派拼凑的反布尔什维克“八月联盟”彻底破产。列宁在同年7月中旬给伊·费·阿尔曼德的信中写道：“我们在1912年1月就把取消派从党内开除出去了。结果呢？他们是否建立了更好的党呢？？什么也没有。他们的八月联盟完全瓦解了”（见本卷第342号文献第500页）。
为了更靠近俄国，便于领导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和国内革命斗争，列宁于1912年6月从巴黎移居波兰，先后居住在克拉科夫和波罗宁。1913年1月和10月列宁分别在这两地召开了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克拉科夫会议和波罗宁会议（夏季会议）在巩固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加强党对革命运动的领导等方面起了极重要的作用。本卷的一些书信反映了这两次会议的筹备和进行情况。列宁在1913年1月12日给列·波·加米涅夫的信中对克拉科夫会议作了很高评价，认为取得巨大的成就。他说：“会开得好极了。其意义不亚于1912年的一月代表会议。对所有重要问题，包括联合问题，都将作出决议”，“全部决议一致通过”（见本卷第141号文献第234-235页）。
在同取消派的斗争中，列宁十分重视党的报刊的战斗作用。他不但亲自为报刊撰写大量文章，还时刻关心着报刊的方向。本卷中有一大批书信反映了列宁对《真理报》、《明星报》、《涅瓦明星报》、《我们的道路报》、《思想》杂志和《启蒙》杂志的关怀和具体帮助。1912年4月创刊的《真理报》，最初几个月对取消派斗争不力，回避分歧，不敢公开进行论战。列宁在给该报编辑部的一些书信中尖锐批评它没有执行鲜明的、坚决的、确定的政策，“不善于战斗”，“不追击立宪民主党人，也不追击取消派分子”（见本卷第94号文献第150页）。列宁指出：“《真理报》如果是个‘通俗的’、‘正面的’刊物，它就会毁灭，这是毫无疑问的。”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刊物应当进行论战，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混乱不堪的时代，没有论战是不行的。问题在于：是生动活泼地进行论战，向论敌进攻，独立提出问题呢？还是仅仅枯燥无味地进行防御？”“无论《涅瓦明星报》还是《真理报》，都应该走在大家前头”（见本卷第73号文献第132页）。1913年春党中央改组了《真理报》编辑部，加强了对报刊的领导。《真理报》的错误得到了纠正。1913年5月底列宁在给编辑部的信中肯定《真理报》的工作有了巨大的、确实的改进。对报刊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如同撰稿人的关系、版面和篇幅问题、新闻语调问题、发行问题、甚至减少印刷错误的问题，列宁也表现出无微不至的关心。1913年6月16日列宁致函《真理报》编辑部，一方面祝贺他们取得的成功，另一方面也批评他们在邮电职工七小时工作制问题上“犯了明显的错误”，要求在报纸上公开改正。他指出，错误改正了就好，不改正就会成为脓疮，就会失去很多朋友，对《真理报》来说，“现在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危险是失去广大读者，失去争取读者的阵地”（见本卷第186号文献第300页）。
列宁致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扬·安·别尔津、伊·厄·格尔曼、亚·鲁迪斯-吉普斯利斯的11封信表明了他十分关注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党内斗争的发展并给予布尔什维克以有力的支持。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党组织被孟什维克取消派所操纵，1912年参加了“八月联盟”。在列宁的帮助下，拉脱维亚的布尔什维克在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取得了胜利，决定同“八月联盟”决裂。列宁在1914年1月25日给阿尔曼德的信中对这一胜利表示由衷的喜悦。
这一时期，列宁还密切注意社会民主党第四届杜马党团的活动。在一些书信中列宁就杜马策略问题给布尔什维克代表作了具体指示，指出和纠正他们的错误，帮助他们准备重要的发言。
本卷收载的一部分书信反映了列宁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的联系。其中相当多的信是就布尔什维克同各机会主义派别的斗争问题和社会党国际局的实际活动写给该局书记卡·胡斯曼的。取消派在俄国工人运动内部陷于孤立，特别是在被清除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之后，便力图取得第二国际领袖们的支持。社会党国际局的领导人不顾是非，从中“调和”，竭力庇护取消派。列宁给胡斯曼的信是同取消派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向胡斯曼提供有关这一斗争的实际材料，对社会党国际局偏袒取消派的态度提出严正批评。1914年7月16-18日社会党国际局在布鲁塞尔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派的“统一”会议，就恢复党的统一问题进行协商，企图迫使布尔什维克同取消派实现“统一”。考茨基在1913年社会党国际局十二月会议上就曾鼓吹这种“统一”，声称原有的“党已死亡”。列宁痛斥考茨基的这一说法是“无耻、蛮横、骇人听闻和愚昧无知的”（见本卷第267号文献第408页）。列宁认为，比较明智的做法是拒绝参加布鲁塞尔会议。但考虑到俄国工人可能不理解这一点，便决定派代表参加。列宁指出，参加这次会议应该不是为了同取消派联合，而是为了揭露他们，并证明八月联盟是个空架子。本卷中给阿尔曼德的许多书信就是为准备参加这次会议而写的。
这一时期列宁还从事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的研究，这些问题都同实际斗争有密切联系。1913-1914年间列宁给斯·格·邵武勉的四封信阐述了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批评取消派、崩得分子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在给维·阿·卡尔宾斯基、《真理报》编辑部、恩·奥新斯基、伊·阿·古尔维奇的一些书信中可以看到，列宁在克拉科夫期间没有中断对土地问题的研究，他为写作关于美国农业的著作积极收集材料。在给加米涅夫、弗·巴·米柳亭、阿·马·高尔基等人以及《真理报》编辑部、《启蒙》杂志的一系列书信中，列宁批判了马赫主义和阿列克辛斯基、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的“寻神说”，指出反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哲学观点在党的队伍和工人群众中传播是有很大危险性的。
列宁在这一时期同高尔基通信频繁。他高度评价高尔基在革命事业中所发挥的作用，珍视高尔基对布尔什维克报刊的支持和帮助。同时，在通信中又坦诚地同高尔基讨论一些重大问题，批评他的某些错误观点，帮助他认清一些较为复杂的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
在1911年1月3日的信中，列宁批评高尔基对社会民主党国际政策的错误看法，指出“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没有战胜资本主义的保证”。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向工人揭露资本的罪恶，通过无产阶级的斗争来反抗殖民政策和国际掠夺，“并不会抑止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会加速它的发展，迫使它采取较文明的、具有更高度技术的资本主义方式”，而“这样对我们有利，对无产阶级有利”（见本卷第11号文献第16页）。高尔基一度把布尔什维克同取消派的斗争视为闹内部纠纷。列宁在1912年8月的几封信中尖锐批评这种观点。他指出，与资产者、自由派、社会革命党人的空虚的、琐碎的内部纠纷根本不同，社会民主党人内部的斗争“体现着具有深刻的明显的思想根源的各集团的斗争”（见本卷第79号文献第145页）。在1913年1月初的信中，列宁阐述了对前进派应采取的态度。在1913年11月写的一些信中，列宁坦率地批评高尔基以造神说代替寻神说的错误观点。
列宁在信中对高尔基的生活和健康状况非常关心。在其他一些书信中，如1913年8月间给莉·米·克尼波维奇的信，1914年3月2日以前给费·尼·萨莫伊洛夫的信，也反映了列宁对同志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
在《列宁全集》第2版中，本卷收载文献360篇。其中174篇是《列宁全集》第1版所未收的，但曾收入《列宁文稿》第5、6卷；67篇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的文献，是《列宁全集》第1版和《列宁文稿》都未收的。
在本增订版中，本卷比《列宁全集》第2版新增两篇列宁的书信《致卡·考茨基（1911年6月17日和28日之间）》和《致伊·费·阿尔曼德（1914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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