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拉斯基 -> 《共产党宣言》是社会主义的里程碑（1948）
八
创立一种新的社会哲学的人，很少能始终做这种哲学的命运的主人。一旦这种哲学开始发生严重的影响，它就获得一种威望，仿佛成了一种武器似的，这种威望使后来的信徒把它看作可以随他们心目中的特殊目的而赋予特殊形式的一种东西。到这个阶段，它总有成为正统教条的危险，而这种正统教条的任何发展都必须直接带来实践上的某种明显成就，否则就要被人看成邪说异端。这方面最好的例子也许莫如圣保罗[1]在他那《罗马人书》中为当时初创的基督教会所说明的那种社会哲学。这种学说很难同我们所理解的耶稣基督的说教并行不悖，事实上基督对社会哲学并无兴趣，他的注意中心是在现实世界之外，这个世界他认为是马上就要结束的。但是圣保罗既是个伟大的神学家，也是个伟大的政治家，他所关心的是要保障基督信徒们的未来的安全；因此他给他们立下一部政治行为的法典，借以把当时小小的教会和强大的罗马帝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危险减低到最小限度，至少在这些教会吵吵闹闹，敌视罗马，因而很可能危害自身的幸存的时期内，要达到这个目的。直到君士坦丁[2]在位，基督教被接受为官方的宗教，上帝的顺民开始继承大地的时候，圣保罗派的学说中才出现了新的比较大胆的含意。原来接受《罗马人书》的教训的人，对于圣安波罗修[3]严厉指责狄奥多西[4]，不知作何感想，这倒是个有趣的问题。
如果考査一下《共产党宣言》的历史，特别是在恩格斯死后的历史，任何人都会看到，就像在圣保罗派的学说影响之下那样，在《宣言》那么大的帮助之下建立起来的各个社会主义者的宗派，是怎样的在互相攻击，争着控制《宣言》的命运。当然，无论马克思或者恩格斯，都没有放弃过这样的信念：在大多数国家里，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通过暴力革命。但是，自从俾斯麦废除反社会主义的法律，德国社会民主党不顾一切反对，开始取得不断的显著的进展后，恩格斯就把革命的艺术放在十分重要的不同的前景里来考虑了。这一点再也没有比在他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新版于1895年3月8日所写的那篇导言里可以看得更清楚了。可以这样说，那个新的前景有四个主要原理为其特点。第一个原理是承认，普选权不像1848年革命失败后那种幻灭曾使那么多工人（特别是在拉丁语系国家里）相信的那样仅仅是个骗局；它也成了解放的一种武器。他写道：“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个迅速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发生效力了。……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在以后的一个段落里，他评论说：“世界历史的恶作剧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我们采用合法手段却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那些自称为秩序党的党派，却在它们自己所造成的合法状态下弄得无法生存。它们跟奥基隆·巴洛一起绝望地高叫说：La légalité nous tue——法制致我们于死地，而我们在这种法制下却长得肌肉坚实，两颊红润，好像是长生不老似地繁荣滋长。只要我仍不糊涂到任凭这些党派把我们骗入街巷斗争，那么它们最后只有一条出路：自己去破坏这个致命的法则。”
这是恩格斯提出的第一个原理。普选权可能是推进社会主义的十分有成效的工具，因此如果社会主义者诉诸起义的话，只能对反社会主义的政府有利；的确，由于害怕宪政所产生的结果，反社会主义的政府倒很可能被迫采取违法的行动。从这第一个原理，就得出主要是技术变化结果的第二个原理。他写道：“在起义者方面，一切条件都已变坏了。人民各阶层都表同情的起义，恐怕不会再有了；……这样，‘人民’将总是分裂的，因而也就不会有一个在1848年曾是那样有效力的强大杠杆。”新武器，新的技术组织，还有城市组织的实际性质，这一切都使街垒毫无用处了。即兴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将来可能还会有街道战斗。但是如果要这种战斗成功，“群众自己就应该明白究竟是为了什么进行着斗争，究竟他们是为了什么而流血牺牲。但是，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事，就必须进行一番长期和坚忍的工作”。
恩格斯坚持的第三个原理是：在适当地组织起来后，群众中社会主义力量的增长迫使反动力量采取违宪的行动。要阻止这种力量的增长，“只能运用秩序党方面的变革，即非破坏法律不可的变革”。这样，对秩序的威胁便来自右派了。他们的困境是这样的：只要他们一天保有政府，因而一天掌握政权，特别是掌握军队，那从这里便得出第四个原理。革命并不“以一次断然打击”取得胜利；如果群众方面的觉悟没有成熟，“少数人的革命”也不能“变成多数人的革命”。这种转变是经济条件不容许再扩大生产，因而革命改造业已成熟的相应结果。至于群众觉悟的成熟，那也不再是一朝一夕之功。恩格斯写道：“它不得不慢慢向前进展，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当恩格斯这样写的时候，显然他是要一劳永逸地取消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布朗基主义分子，取消密谋的传统、秘密团体以及可以由少数革命者发动政变，一举成功的信念。他是在警告社会主义运动，要提防1848年那种轻易的乐观及其后果，必须指望“‘人民’内部的互相对立成分将进行长久的斗争”。只有发生“世界危机”，才可能有革命的机会；也只有当群众有充分的自觉，并且支持革命所要达到的目的时，才能利用这个机会取得成功。
1917年列宁撰写了他的名著《国家与革命》，他把理论的主要结构建筑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那失败的一代所得出的教训上。但是必须了解，他给予马克思学说的解释已经由于俄国的条件而带有一种特殊的色彩，而他自己的许多观点则是他自己的斗争的结果，这种斗争首先是为了在那次失败的1905年革命前后的极端困难条件下夺取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多数，然后维持这个多数。他在1903年的大会上赢得了多数。可是他借以赢得多数的是大都与哲学思考无关的一套组织观念和战略观念。这一点很清楚，因为事实是：1904年前后，列宁失掉了普列汉诺夫的支持，丧失了对《火星报》和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控制，这时他高兴地接受了波格丹诺夫（Bogdanov）及其友人的支持。我们从他的通讯里知道，他是不同意波格丹诺夫的主要哲学思想的；普列汉诺夫曾经讥笑他的这种做法，并且告诉他：正如列宁主义的战略是马克思主义战略的修正，波格丹诺夫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正。波格丹诺夫是康德学派的唯心主义者，对马赫[5]所给予形而上学思考的新的看法深感兴趣。十分意味深长的是，在1908年以前，列宁一直认为这种哲学上的分歧是不重要的。在他看来，波格丹诺夫对马赫和阿芬那留斯[6]的兴趣是无关宏旨的。他在1905年举行的第三次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上说：“我怎么也弄不懂，这些作家（我对他们毫无好感）对社会革命抱什么态度。他们论述的是经验的个人组织和社会组织，或其他类似的东西，但确实没有考虑过民主主义专政问题。”
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从1904年到1907年，虽然列宁不同意波格丹诺夫的形而上学，他却并不介意，因为他们对革命战略的意见是一致的。后来在参加第三届杜马选举问题上，他们对革命战略发生了分歧，这时列宁就开始对波格丹诺夫及其支持者发动了坚决无情的攻击。令人发生兴趣的是，他一面在撰写《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面却告诉当时既受波格丹诺夫又受卢那卡尔斯基（Lunaoharski）的“信仰主义”影响的马克辛·高尔基（Maxim Gorki），说高尔基可以相信自己“在艺术创作问题上是权威，你从自己的艺术经验里，从即使是唯心主义的哲学里汲取这种观点，你一定会作出大大有利于工人政党的结论”。可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在1909年7月利用《无产者报》的编辑部会议，事前毫不通知，把波格丹诺夫及其支持者开除出布尔什维克“派”把他们的学说宣布为非法。当然，这一行动很不合法地推翻了1907年伦敦代表大会的决议，并且无视那次大会选出来的布尔什维克中心。据列宁解释，这是开除出布尔什维克派，而不是开除出社会民主党。他对编辑部会议说：“政角可以包括许许多多不同色彩的派别，其中极端派相互之间甚至有尖锐的矛盾。”但是不到三年，列宁就争辩说，只有他自己那个派别的布尔什维克才是代表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需要的；等到十月革命之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小组就成了政权的主人。那时候官方可没有赞扬列宁在给高尔基的信里和在编辑部会议上都谈到过的对工人党的那种宽广而灵活的看法；很明显，早先列宁并没有把他自己那个布尔什维克派别看作一个分立的政党，而是按《共产党宣言》的意思，主要看作是党的先锋队，并且是和党密切相关连的。在以后的年代里，《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事实上被列为圣典，于是在每一种思想领域里，官方的正统说法都可以被赋予列宁的权威；谁要是否认这种正统说法，那么他就犯了离经叛道之罪，不但成了思想上的异教徒，而且成了从伪善者直到革命事业的出卖者的几乎一切坏蛋。我认为，谁也不能懂得1917年以来共产党论战的腐蚀性，要是他不知道这场论战的实际根源是列宁写的一本书的话，这不仅仅因为哲学的分歧必然是政党行动的分歧，而主要因为列宁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不惜任何代价地一心要击败波格丹诺夫，要使波格丹诺夬名誉扫地，唯恐他自己对于党的战略的看法不能继续主宰布尔什维克派。
我所以要陈述这段历史，是因为它那么出色地说明：当人们用狭窄的、死守教条的方式运用《共产党宣言》的宽广而灵活的观点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列宁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俄国，这自然产生了广大的影响，因为他的运用促成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但是这种影响也有不好和危险的一面，因为它引导俄国国内外的共产党人坚决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列宁主义的解释，无论是哲学的、伦理的、逻辑的、科学的、心理的、政治的、经济的或战略的，都是理解世界的唯一法门，而在共产党之外，无论科学或社会都无人能够真正懂得。如果承认苏俄共产党的组织方式是合理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俄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局——事实上是普遍真理的卫护者。因此，谁不同意它的观点，谁就是拒绝接受普遍真理，就是那种唯一有道理的社会主义的敌人，而这种社会主义的本身，当然就是俄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这等于说，在俄国共产党之外，谁也无权说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除非他接受俄国共产党领袖们随时宣布为正确而应该遵从的那条路线。
这种情况产生了一些后果，其可悲的性质怎么说也不会估计过分。因为，既然俄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最最关心的自然是保卫十月革命并巩固其成果，那么他们发给其他党的指示，无论在第三国际存在的时候或解散之后，就都包含着这样的内容。这就使俄国之外的共产党人俯首听命于莫斯科的指示，毫不企图独立地评定一下这些指示的价值和可靠性，就拿来应用于俄国之外的具体场合，在那里，无论历史遗留下来的条件或当前遭遇的实际情况都没有使俄国推荐的政策成为切实可行和值得欢迎。
早在1921年，列宁本人曾经警告俄国之外的共产党，叫它们慎防他所谓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这种病本质上就是指那些初生的共产党在它们诞生的阵痛中企图重复去犯列宁自己在1917年之前几乎斗争了整整一代去反对的所有那些错误。但是更不幸的后果影响还要深远。大多数主要国家里的工人运动都分裂了，一方是共产党人，另一方是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彼此之间的仇恨在每一方看来都比对共同的资本主义敌人的敌忾还要重要。共产党人组织了分立的政党，甚至组织了分立的工会。他们那么坚持社会民主主义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工人的一种方法，甚至有一个时期跟着莫斯科叫嚷社会民主党人事实上是社会法西斯党人。几乎直到希特勒取得政权的时候，他们还毫不犹豫地相信希特勒政府是他们取得胜利的必不可少的前奏；他不可避免地要迅速倒台，那时他们将成为剩余遗产的承受人。当这个政策的严重错误被发觉后，他们立刻变成统一战线的热心倡尊者，而且看不出到底有什么理由那些仿佛昨天还被他们谴责为“资本主义的粉饰者”或“工人阶级叛徒”的人们，能够不立刻同意让他们加入到他们一贯宣称要加以摧毁的那个政党的队伍里去。可是“统一战线”并不成功，而希特勒倒似乎得到了一切国家的资本家的相当可观的支持，他变得比以前更加危险了，特别是成了一名反苏的十字军战士，这时他们才从莫斯科接受了“人民阵线”这个概念，在这个阵线里，共产党人可以和任何政党联合，不管它的观点如何，只要它反对一切形式的法西斯主义。到了慕尼黑会议前后，可以看得很清楚，主要的资本主义强国并不反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扩张，如果它们自己的“重要利益”不被侵犯的话——这种利益它们认为并不包括苏俄的完整在内——这时，俄国的统治者就背着各国共产党，着手和希特勒德国签订友好条约，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一星期，此项条约果真由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在莫斯科签字了。
十足荒唐的是自1939年9月1日冲突开始到1941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俄为止这一时期内，西欧各国共产党所表现的认识的团团转。它们长久以来接受的指示一直是这样说的：希特勒是任何地方的工人阶级的敌人，是资本主义反动制度的最高表现，因此在战幕揭开的第一个月里，它们所下的自然论断是，作为工人阶级力量的先锋队，它们必须带头致力于打倒希特勒。于是这些党的领导人极力促使党内群众注意，正如他们当中有人说的，不要仅仅愚蠢地“空谈革命词句”；迫切的事情是竭尽全力去和那“恶兽”作斗争。可是他们忘记了俄德条约，忘记了苏联领导人急于要避免被卷入一场肯定是破坏性的、很可能还是致命的冲突。因此，1939年10月7日起，他们的整个政策改变了。以前作为反法西斯十字军来加以宣传的，现在成了资本主义国家间特有的典型的“帝国主义的”战争。这个战争必须尽快结束；有种种理由应该同希持勒达成协议。在英国，共产党几乎进行了两年反战的宣传鼓动，其中包括谴责工党为“战争贩子”，因为它参加了丘吉尔先生的内阁；一口咬定战争的责任在英国身上，因为它犯了侵略希特勒德国的罪；在军火工厂里鼓励进行破坏活动;以及利用法国沦陷后英国遭受的多种多样的灾难，来坚持延长战争必将破坏工人阶级的说法。接着，德国发动了对俄国的进攻；于是，一夜之间帝国主义战争马上转变为争取自由的圣战了。这时丘吉尔政府受权督促全英国人民努力作战，这种努力的程度是没有限制的；在希特勒德国被粉碎之前，和平是谈不到的。自从俄国加入战争后，没有人曾经怀疑过各国共产党的献身精神和英雄主义，尤其是在那些被法西斯敌人占领的国家里。令人吃惊的是这种情况同希特勒进攻俄国前他们那种要同希特勒言归于好的劲头之间的对比。1939年8月23日和1941年6月22日之间，纳粹主义的性质并没有任何改变，所改变的只是希特勒的决定，他本来是要先征服西方，然后再征服东方。如果这些共产党人的和平运动成功了的话，他们定会大大加强希特勒发动后一进攻的地位。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对问题作任何独立判断的能力。他们只是服从俄国领导人的命令，叫他们怎样行动就怎样行动，甚至没有企图对当前的历史形势作一次具体的分析。他们完全忘记了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重要警句：“除非你有一个国家来在其中实行社会主义，否则宣传社会主义是没有用处的。”
除此之外，还必须加上1917年后俄国以外各国共产党道德败坏的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热衷于阴谋；依靠欺骗；残酷无情；大权独揽，专制命令；不屑光明磊落公平待人；只想以谎骗奸诈手段中伤反对他们的人或达到自己想望的目的；完全颠倒黑白，歪曲事实;只图眼前成功，不择手段，对此习以为常；用神经质的破口大骂来毁损任何不同意他们的人的人格；再加上盲目崇拜领袖，而日后说不定又无情地咒之为罪恶的化身——这一切都一直是全世界共产党人的正常行为。有突出才能的人们就此丧失了自己的思想和性格;他们把这些都交托给了他们的党，而党呢，又转而把它们连同它自己的思想和良心交托给了莫斯科。最后他们就成了机器人，只对领袖的命令作出反应；特别是在紧要关头，他们以一种机械的忠诚去接受这些命令，因而把共产党政策的无论怎么样的转变都看作是万无一失的洞察力的表现。他们一方面这样做，几乎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样做，另一方面却要求给予加入工人阶级各种组织的权利，并且声称一定忠于这些组织，可是人们到处都知道，他们所以要求加入的唯一原因，不是为了想支配那个有关的组织，就是要破坏它，使它奴颜婢膝地服从他们的领袖，就像他们自己一样。
要引用文件来证明上面提出的罪状，那是痛苦的，大槪也是没有必要的。这种行为有些可以用这样的事实来解释，那就是，这样做的人还刚从罪恶的长期专制暴政下解脱出来；有些人受到了反动敌人的那么严重的迫害，特别是在东南欧，或者像在匈牙利的白色恐怖下那样。也不能否认，部分原因是由于各国社会民主党的错误;举例来说，像在魏玛共和国初期由艾伯特[7]和谢德曼[8]领导缔结的那些联盟最后为反革命的成功铺平了道路，实在是无可宽恕的。1931年腊姆齐·麦克唐纳[9]和他的一伙合作者卑怯而有意识地出卖英国工党，也是不可饶赦的。这里所以要列数共产党人的罪状，主要是要指出，俄国革命以来共产主义运动的精神严重地否定了《宣言》的精神，否定了1848年取得深刻经验之后表现在马克思、恩格斯作品里的这个精神的发展。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另行组织任何分立的共产党，他们始终重视分裂工人运动的重大代价。他们承认，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灵活运用；他们从来没有企图机械地把对那些原理的教条式的看法强加给世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没有证据可以说，他们认为政权从资产阶级政党手里转到工人阶级政党手里意味着创造僵硬的专政，这种专政确立一种严格的正统学说，不但强加于其他公民，而且同样地强加于自己的成员；谁要是批评这种正统学说，那就是大逆不道。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曾经论证说：谁如果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谁就不能为社会主义的事业服务，或者他们曾经严肃地争辩过：因为共产党员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只有共产党员才可能懂得科学、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他们两位都是论战的猛将，惯于发出和接受厉害的打击，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绝对地永无谬误，因而竟可以建立一种实质上就是宗教裁判的制度来强制实施他们的信条。
关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精义在于接受两个重要的原理。第一个原理是，如马克思所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第二个原理是，只要生产工具是私有的，那么掌握生产工具的阶级就利用政权作为一种强制的武器来维持它的所有权。这两个原理当然是建立在某些哲学的前提上的，其中的一个前提就是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因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既然相信生产方式产生不以人们意志或意识为转移的社会关系，就不能接受建立在主观的认识论之上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但是谁也没有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着重指出过，第一：生产方式决定经济范围以外的关系到什么程度，那是属于经验范畴之事，判断时会有正当的分歧。人们也不能丝毫相信，无论马克思或恩格斯曾主张他们的社会哲学，即使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要使大家必须接受例如爱因斯坦（Einstein）的关于宇宙的物质性的观点。任何人只要记得马克思如何热爱莎士比亚（Shakespeare）和巴尔札克（Balzac），就知道他多么不赞成强行要求艺术家的观察屈从任何特定时刻的党的“路线”。的确，上面引证过的列宁写给高尔基的信，说明他是和马克思有同感的；同样的，如果他对巴尔札克的态度可以作为他的观点的总指标的话，那么他似乎也把这种态度应用到音乐上去了。[10]
如果共产党人回答上面的议论说，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以来自然科学已经有了广大的发展，很清楚，社会科学也有了巨大的发展，而他们对于这些发展的解释具有至高无上的正确性，那幺我们就有权利知道这种说法的道理何在。只要一进行严肃的考査，那么马上就很清楚，原来他们的解释更加广泛地表达了列宁在努力把马克思的理论应用于俄国的特殊条件时所给予马克思的理论的延伸。列宁的努力是非常成功的，而十月革命的胜利则给予列宁主义一种威信，使任何对抗的理论黯然失色——这是十分容易理解的——尤其因为在别的国家，革命的企图都失败了；同时在欧洲大陆的广大地区，另一种马克思主义解释的主要代表人物却在反对右派的破坏法律的斗争中毫无成效，正是这种破坏，恩格斯在1895年曾经预言，将是反动的资本主义用来维持其政权的方法。这个经验是很难不予置信的；根据在于列宁所作的重大决定——在建立第三国际并审査要求加入者的资格时，正如向英国独立工党提出的著名的“二十一点”所昭示的，他把工人运动分成了两派。这两派在大多数场合，如果不是在理论上，至少是在实践上，一直是势不两立的。他想这样设法推进欧洲局势的发展，深信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次革命将把俄国从敌人那里解救出来。从这些事件看来，如果能够回忆一平下面的事实，那是很有意思的：正如恩格斯在1895年深信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在发动革命方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同样地，在一代多一点以前，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在流亡异乡、念念不忘祖国的时候，也深信俄国在革命中有着特殊的命运。起初他以为美国肩负着同样的使命，不过这个想法很快就消失了。他后来明白感觉到的一点是，他无法“相信人类的命运和未来是钉死在西欧的。如果欧洲不能通过社会改造使自己恢复过来，那么别的国家将自行改造”。他想到了，“充满精力、同时也充满着野蛮状态”的俄国。社会革命可能是产生于西欧经验的观念，但是他认为可以加以改造使它适用于俄国。在一段杰出的文章里，他写道：“我觉得，俄国政府开始对共产主义感到恐惧是有某种事实根据的，因为共产主义是颠倒过来的俄国专制制度。”
任何人仔细硏究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接受“真正的社会主义”转而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含义这一段时期里的著作，都会看到这些文章包含着一种按其本性来说会把某些概念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排除出去的方法的轮廓。它摒除了布朗基式的革命概念，而这正是列宁所坚持的。它也摒除了群众“自发”起义的槪念，不能等待群众起来之后，再由有阶级觉悟的社会主义政党去领导以达到最后胜利，而这正是罗莎·卢森堡所热烈主张的。这是因为，这样进行的革命，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必须把权力集中在有经验的骨干分子的手里，而这显然会导致在夺得政权之后，由这些骨干来统治那些不成熟的群众。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恩格斯坚持：“最大的问题是要使工人阶级作为阶级来行动”；他还论証说，在美国的德国社会主义者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要把自己的教条强加给美国的运动。那是在1886年；仅仅一年之后，他就指出：马克思给予第一国际的一般规则的幅度就是它之所以有影响的理由。那时他写道：“我认为，我们的全部实践已经证明，可以同各个阶段上的工人阶级的普遍性运动进行合作，而无需放弃或隐瞒我们自己的明确立场甚至组织；我担心的是，如果美籍德国人选择另一条道路，那他们就会犯重大的错误。”
列宁面对着一个很特殊的形势。俄国的资产阶级是十分微小的，城市无产阶级比起广大的农民来显得非常弱小，同时还存在着罪恶的暴政和人民群众的愚昧无知的悠久传统。这些条件在西方民主国家都是不存在的。如果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后，想用民主方法来进行管理，那么即使他们打退了外国的侵略，压制了内战，他们想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企图也会因主要只关心个人土地私有制的农民的反对而无法实现。只是由于依照赫尔岑在把共产主义比作“颠倒过来的沙皇专制制度”时对专政所下的定义，赋予政权以专政的性质，他们才能够在俄国强行实施社会主义。专政使他们得以把国家强行推进到工业成熟的边缘，虽然付出的代价十分巨大，但没有工业的成熟，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从组织工作的角度来说，这是历史上最杰出的壮举之一。但是只有狂人能够否认：这样做的结果一定要使政权流于官僚主义化，这是列宁自己说过的。在我看来，否认俄国政治制度保持着民主化的可能性，这的确是不诚实的，但是除非言语已经没有任何真正的意义，那里的民主化还没有认真开始哩。为了适应俄国的特殊条件，以列宁为最高缔造者的那次革命是根据他创造的方法来进行的，这种创造无疑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它的中心原理是用这样的方法来使马克思主义适应那些条件，就是使无产阶级专政与其说类似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予这个名词的任何内容，毋宁说类似雅各宾党人心目中的公安委员会那样的东西。当他们说“摧毁国家机器”的时候，他们并不是说必须用戒严莱代替国家机器，而是说：胜利的社会主义者必须废除同社会主义民主不相容的资产阶级民主的那些东西一如作为一种特殊阶层的军队，以及在传统上和阶级成分上都和实现社会主义相敌对的官僚制度和司法制度。这一点，早在1918年9月，罗莎·卢森堡就看得很清楚了。她写道：“如果没有普选权，没有新闻出版、集会和言论自由，每一个公共机构里的生活就会松懈下来，成为本身的讽刺漫画，而官僚主义就作为决定一切的因素出现了，公共生活渐渐地僵死了，党的少数领袖却以无穷尽的精力和无限度的唯心主义实行指导和统治。在他们之间，领导权实际上掌握在十来个第一流的首脑手里，虽然工人阶级的一批骨干时常被召集在一处举行代表大会，但不过是为领袖们的讲话拍手叫好，为他们提出的决议案一致投赞成票而已。”
这是对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应用于苏俄后党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的一个预言性的描写。不管在俄国的条件下或甚至在接近俄国的条件下，这种理论是多么合理或多么必要，它缺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至于当列宁的理论应用到国际方面的时候，那就毫无例外地产生出激烈的自相残杀的冲突，各国党内都进行争夺权力的斗争。这就导致种种分裂，很多人愤怒地谴责对方的背叛和不道德行为，就像1914年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攻击第二国际的领袖而带来可悲的结果一样。用这样的字眼来考虑问题，并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字眼来考虑问题。恩格斯在马克思的赞同下写道：“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某甲或某乙‘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解释半点东西，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而且，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就只是知道某某人不可靠这一件事，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
实际上这种态度否认了《共产党宣言》所代表的思想的实质。《宣言》并不主张用一种专政来取代另一种专政；它主张把国家权力交给工人阶级，借以实现政权的民主化。它认为资本主义的衰落已经产生了一个充分成熟的工人阶级，这个阶级认识到必须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且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宣言》并不相信这种努力可以成功，除非一个特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经济条件已经成熟到适宜进行这种努力；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明白表示，他们认为任何别的看法都是不负责任的。他们谁也没有信仰布朗基主义的方法。他们都没有片刻相信过，在缺乏必要的经济条件的情况下，某个雅各宾式的现代的公安委员会可以用恐怖手段过早地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来。他们也没有想过，有意识地使各种民主制度解体，可以促使社会主义早日到来；刚相反，正如恩格斯一再说的，他们的看法恰恰是完全与此不同的，那就是，一个社会的民主制度愈有进展，那么右派势力就愈有可能会背弃民主制度而迫不及待地要实行专政。他们认为破坏各种民主制度是腐朽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会采用的最高手段，借以约束証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时机已经成熟的工人们即那种民主的阶级觉悟。正是因为这个原故，所以马克思在他的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里可以坚持主张，“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再没有什么比这句话更清楚地表明，对于反动势力为了破坏各种民主制度促使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出现的力量而作的努力，无论各种民主制度能够反抗到什么程度，这总没有那些物质条件的成熟所起的作用来得真实可靠。
批评列宁主义对《宣言》的解释，丝毫也不意味着有任何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相信存在着康庄大道，可以让你从资本主义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马克思评论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时所说的话，是有关这一问题的充分警告。他在1850年说：“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和国际冲突。”[11]但是他这样说，并不由于深信任何革命、任何政变的本身就可使工人改变自己，使自己适宜于接管政权。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猛烈地攻击魏特林，因为他不负责任地提倡在不成熟的条件下进行没有胜算的革命，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经历中很少有一比这更动人的时刻了。安年柯夫[12]十分生动地记述了这次攻击，他写道：“他那尖刻的回答实质上是说，使人民起来而不向他们指明这种行动的基础有多么坚实可靠，那简直是纯粹的欺骗。马克思告诉他，鼓动起不切实际的希望……决不能导致这些穷人的解放，而是导致他们的毁灭……你的所有这种做法正是在破坏你所从事的事业。”
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说得很清楚，根本性的变革不大可能会是和平的，其原因在法国史学家米涅[13]所著《法国革命史》的导言里解释得很明白。他写道：“当一种改革已经成为必要，而完成这种改革的时刻已经到来，那么什么也不能加以阻止，一切都只会推进这种改革。如果到那时人们能够取得谅解，那大家该多么幸福呢。如果富人愿意放弃他们多余的财物，穷人只满足于取得他们真正必需的东西，那么历史家将没有过火的行为和灾祸可以记录；他只要夸耀人类已经过渡到更明智、更自由和更幸福的情况去就可以了。但是各国的历史还没有提供过能作出这种通情达理的牺牲的先例；那些应该作出这种牺牲的人拒绝这样作；那些需要它们的人强迫他们这样作；于是通过强行夺取及其一切暴力行为带来了好处，正如带来了坏处一样。到目前为止，只有武力才是至高无上的。”
米涅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历史学家。然而这里，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前四分之一世纪的时候提出的却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围绕之而建立起他们的社会哲学的基本原理之一。同他们一样，米涅认识到，在历史的某些时期变革是必要的，如果这种变革受到抗拒，那么它们将通过暴力强加于人。也同他们一样，米涅看到，成为必要的变革是不以被迫面对变革的人们的看法为转移的，而受到变革的不利影响的人的确很少有对变革表示欢迎的。可是他同意，不管怎么样，当这样的形势到来的时候，暴力革命会带来好处。在这样的紧要关头，强行夺取既得利益阶级的权力是社会福利的源泉。
这就是《共产党宣言》的主题思想。它给予社会哲学的贡献是四点极为重要而深刻的新见解。首先，它指出了不可避免的变革同使这种变革成为不可避免的原因之间的关系。其次，它把这种变革同社会的划分为阶级联系起来，而阶级之间的对抗则一直是人与人之间冲突的重要根源。第三，它说明为什么有理由可以假定，垂死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和新生的社会主义方式之间的冲突，将是社会划分为阶级而产生的所有那些冲突的最后阶段，同时说明，为什么当这些冲突终止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将开始一种新的更为丰富的关系，因为那时将终于最后摧毁那些阻碍人类主宰自然的加于生产的桎梏。最后，两位作者指出，人们将怎样意识到他们所占的历史地位，从而取得必要的知识，去采取下一有效步骤，踏着通往自由的长途前进。
[1] 圣保罗（St. Paul），《圣经》故事中初期教会主耍领袖之一，是基督教的第一个神学家和宣教师。《圣经》中《罗马人书》、《哥林多人书》等，据称是他所写。—— 译者
[2] 君士坦丁（Oonetantine，约274-337），古罗马皇帝，313年颁布宽容基督教的米兰敕令，334年定基督教为正式宗教，337年受洗礼。——译者
[3] 圣安波罗修（St. Ambrose, 340-397），米兰主教，改革家。曾因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下令屠杀萨洛尼卡居民，而禁止其进入米兰大教堂并迫令其当众忏悔赎罪。——译者
[4] 狄奥多西（Theodosius, 347-395），古罗马皇帝，392年承认基督教为国教并严禁异教信仰。一一译者
[5] 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 1838-1916），奥地利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物理学家。——译者
[6] 理査·阿芬那留斯（Richard Avenarius, 1843—1896） ，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与马赫共同发展了经验批判主义。——译者
[7]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 1871-1925 ），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右翼领袖之一，1919-1925年任德国总统，曾残酷镇压工人运动。——译者
[8] 菲利普·谢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 1865-1939），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右翼领袖之一，1919年2月至6月任德国政府首相，曾残酷镇压工人运动。——译者
[9] 腊姆齐·麦克唐（Ramsay McDonald, 1866-1937），英国反动政客，工党创建人和领袖之一，1924年和1929-1931年曾任工党政府首相。——译者
[10] 参看梅林：《马克思传》，伦敦1935年版，第527-529页。
[11] 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65页。马克恩于1852年10月底到12月初写了这一著作。——译者
参阅卡尔的富有启发性的评论，见《卡尔·马克思》（伦敦，1934年），第104页——作者
爱德华·哈莱特·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 1892-），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学家，除《卡尔·马克思》外，著有《对革命的研究》（1950）、《新社会》（1951）、《论布尔什维克主义革命》（1950—1951）等书。——译者
[12] 巴维尔·华西里耶维奇·安年柯夫（Pavel Vasilyevich Annenkov, 1812 —1887），俄国开明地主，文学批评家，回忆录作家，曾与马克思通信。——译者
[13] 弗朗斯瓦·奥古斯特·瑞丽·米泾（Francois Auguste Marie Mignei, 1796-1884），法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派历史学家，《法国革命史》（ 2卷，1824年）为其主要著作。——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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