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拉斯基 -> 《共产党宣言》是社会主义的里程碑（1948）
六
《宣言》的最后一章基本上是针对即将到来的斗争而提出的正确的共产党战略的大纲。它肯定地说，共产党人将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利益而奋斗，但在支援当前的斗争中决不忘记必须帮助实现未来的目的。因此，如果他们在法国支持社会民主党——由赖德律-洛兰[1]领导的政党，那也并不妨碍他们去努力纠正这个党的仅仅是从大革命承受下来的空洞传统的那种倾向；如果他们在德国支持资产阶级进行反对专制君主制、地主封建制和小资产阶级反动观点的革命斗争，那也并不妨碍他们去唤起工人的觉悟，明白一旦资产阶级革命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必须立刻开始。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共产党人把他们的努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在十九世纪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无论比在英国或法国革命的时候都要进步得多，如果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了的话，那一定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他们总的态度是采取三个明确的原则。他们必须支持反对现实环境的一切革命运动。他们必须使所有制问题——就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成为他们参加的每个运动的中心问题。最后，他们必须“到处都努力争取世界各国民主主义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议”。他们的态度因此是明明白白，无可误解的。他们将始终支持工人阶级的政党，即使它们不是共产主义的政党，而不另行组织分立的政党；即使这样的一个党所奉行的纲领是不适当的，但是它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使它成为发挥共产主义影响的合式的工具。如果他们所支持的政党，像赖得律-洛兰的党那样，不是无产阶级的，那么他们所以要支持它，是因为它使工人有机会一则可以在政治上扮演较大的角色，二则可以进行巨大的社会改革。
《宣言》看待德国的态度，需要比较细致的分析。它说得很清楚，德国是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必须支持这个革命的缔造声，因为他们的成功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这个说法，我们必须拿来和下面的说法作对照，那就是，在写《宣言》的不多几个星期之前，在伦敦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亲自坚持说，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的对抗在英国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为发展，这个论断显然是从他们对宪章运动的判断中得来的。正如沙尔·安得列尔[2]在对《宣言》的出色的评论中所指出的，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把它同马克思在1844年发表的论黑格尔法哲学的那篇文章比较一下，在这篇文章里，他论证说，德国已经不可能进行一次局部的革命，因为在德国能采取革命行动的唯一阶级，是那个“完全丧失了地位的阶级”。在1844年的那篇文章里，他认为，那个阶级除了寻求全人类的权利之外，不可能寻求任何别的权利，因为它受的压迫和苦难是如此深重，要不是解放全人类，就不可能重新肯定自己的人的地位。在他看来，这个阶级就成了无产阶级；当它进行了革命的时候，通过自我克制，就会创立没有阶级的社会。
同1844年的文章相比，《宣言》是作了改变，对这种改变可以作一个简单的解释。正如安得列尔所正确地指出的，在前后相隔的三年间，马克思本人已经不再是格律恩和赫斯那样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已经了解到历更唯物主义的全部意义。因此他对于德国工人的想法不再是槪念化的，而是具体化了；1847年他理解到，德国工人不能直接走向革命的解放，因为德国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充分发展到使他们成为专心致力于用革命解除身上锁链的地道的无产阶级。这一点，后来在恩格斯于1861到1862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有的那几篇出色的文章[3]里，也给指出来了。他写道：“在资产阶级的各个部分，尤其是其中最进步的部分即大工业家还没有获得政权并按照他们的需要改造国家以前，工人阶级运动本身就永远不会是独立的，永远不会具有纯粹无产阶级的性质。而在这以后，企业主与雇佣工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就会提到日程上来，要延缓这一冲突再也不可能了；那时，工人阶级再也不会被虚幻的希望和永不兑现的诺言所欺骗了；那时，十九世纪的重大问题——消灭无产阶级的问题，终于要十分明朗地毫无保留地提出来了。”[4]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前的几年里所以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德国身上，我想有着一个个人的和两个历史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们毕竟都是德国人，都患着流亡者对祖国的强烈的怀乡病；谁读了他们的逋讯，都不会不看到，尽管对别国的兴趣也那么广，他们对德国发展的兴趣却那么浓，因此程度是迥然不同的。而且，他们还认识到，英国的运动至少已经暂时丧失了革命的内容，这是1848年4月10日伦敦宪章派举行示威游行未成一事所证明了的；看来，英国的运动不会提供重大变革的任何机会了。但是在德国，就像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第二篇文章里所写的那样，“德国人不是君主立宪派，就是或多或少地比较明确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5]。对比是那么尖锐，因此期待德国会提供重要的机会便是很自然的了。恩格斯写道：“由于这些因素，最小的冲突也要引起严重的革命。当时只有上层贵族和上层文武官员是现存制度的唯一可靠的支柱；下层贵族、工商业资产阶级、各大学、各级学校的教员、甚至一部分下层文武官员都联合起来反对政府；在这些人后面还有心怀不满的农民群众和大城市的无产阶级群众，他们虽然暂时赞助自由主义反对派，但已在以异常的方式议论着要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里；资产阶级准备推翻政府，无产阶级则准备随后再推翻资产阶级，而就在这样的时候，政府却顽固地沿着那条必然要引起冲突的道路走去。1848年初，德国已处在革命的前夜，即使没有法国二月革命的促进，这次革命也是一定要爆发的。”[6]
以上说明了《宣言》给予德国事件的特殊重要意义。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把这些事件看做是孤立的和自成一体的。它们不过是一幅广大得多的图景里的一部分，在这幅图景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国的无产阶级把革命的火炬传递给另一国的无产阶级。这是《宣言》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原因。这结束全文的名句并不是例行的空洞公式。这句话的精神是《宣言》全文所固有的，它表明一个阶级内部的互相依赖关系：既然资本主义社会把全世界掌握在自己手里，那么无产阶级要使自己的行动成功，就必须使这种行动国际化。这里预示了大约十六年后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成立大会上所说的话。他对圣马丁堂的与会听众说：“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义务。……工人们已经具备有作为成功因素之一的人数；但人数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过去的经验证明：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视这应该鼓励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工人阶级的解放要求工人们兄弟般的团结和合作。”[7]经历了1848年的热情和失败的人们，现在又在重申他们的信念：“立刻把各个仍然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8]，是工人阶级解放的不可缺少的条件达到这个目的既不是“一个地方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问题，而是包括一切存在有现代社会的国家的社会问题，其解决是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际上和理论上实行合作的”[9]。只有这样，工人们才能挣脱身上的锁链。
[1] 亚历山大·奥古斯特·赖德律-洛兰（Alexandre Auguste Ledra-Rollin,1807—1874），法国政论家、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领袖之一，《改革报》主编，议员；1849年6月13日后流亡英国。——译者
[2] 沙尔·安得列尔（OhaHes Andler,1866-1933），法国教育家，专门研究德国学术文化，主要作品有《尼采评传》六卷（1920-1931）——译者
[3]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些文章最早于1896年在英国以单行本出版，一直被当作是马克思的作品。当然很明显，恩格斯写这些文章的时侥，是跟马克思充分讨论了的。这里的引文见该书第一篇文章。'
[4]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驻 1961年版，第11页。正文中所列这组文章的写作年代约为1851到1852年。——译者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页。——译者
[6] 同上——译者
[7] 参看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01页。——译者
[8]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规章》同上书，第363页。——译者，
[9] 同上。——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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