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库恩·贝拉 -> 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从革命走向革命


一、从革命走向革命
二、以新生的力量继续进行阶级斗争
三、有原则的组织和一致的行动
四、共产党的策略
五、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共产党组织
六、对形势的看法
后记


一、从革命走向革命


　　无产阶级在匈牙利的专政失败了。国际反革命的这一胜利，推翻了匈牙利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盟，从而结束了无产阶级国际革命的一个阶段。民主的反革命——继苏维埃政府之后的社会民主党政府——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在昙花一现的短短三天内，.它恢复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恢复了旧的官吏机构和军队、宪兵、警察，恢复了称号和等级。它还建立了民主制，解除了无产阶级的武装。与此同时，旧统治阶级的一小撮人——职业军官却武装了自己。社会民主党政府奠定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国家的基础，并以此代替了工人阶级专政。它把土地、工厂、矿山归还给按资产阶级法制应该拥有它们的人，恢复了私有制的安全，把自己卖给了一个牙科军医、一个警察局长和五十个警察。[1]
　　随着民主制的建立，和平主义战胜了共产党人宣传的革命阶级斗争思想。在罗马尼亚、捷克、南斯拉夫军队和塞格德支持者武器的帮助下，协约国使布尔什维克的匈牙利实现了和平主义化。布尔什维主义所发动的革命阶级斗争停止了。与民主制一起，和平也来到了匈牙利。
　　民主的反革命打掉了匈牙利工人阶级手中的武器，但是改变不了膨胀成为帝国主义和走向四分五裂的资本主义使工人阶级所面临的问题。有待国际上来解决的问题，是使全世界的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对立起来，使阶级斗争进入最后的决战阶段。阶级合作的缝护者们无法把这个问题说成是专政还是民主的问题。牙科军医[2]、警察局长[3]和五十个警察生动地教育了民主的反革命领导人，革命进程只允许这样提出问题：要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就是资产阶级专政。
　　3月21日以前，匈牙袒=利的资产阶级没有力量实行专政。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宽大政策时期，资产阶级加强了自己的力量。他们在由机会主义者“变成的共产党员”的保护下，组织自己的队伍，从国际反革命那里得到支持。一方面协约国的间谍从内部成功地破坏了而产阶级专政，另一方面反革命从外部展开了进攻。面对这种形势，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人胆怯害怕，失去信心，一部分人则绝望地丢掉了武器。而资产阶级却在这时全部武装起来——力量不断壮大。这个事实比学校教科书的例题还要更清楚地说明，我们应该如何提出问题：如何掌握专政工具，恐怖究章是个什么样子的东西。他们在协约国军事代表团的旅馆客房里、老爷们情妇的沙龙和别墅里、教会的寺院里、工会官僚们的办公室里[4]。并行不悖地但并不是祖互毫无联系地策划的反革命，现在终于在民主制中开花结果。不过这朵正在开放的花苞还带着一点立宪制的民族色彩，目的是为了以后能在白色恐怖中全部绽开。工会官僚们给世界革命的旗帆绣上了民族彩带（当无产者手中还掌握着武器的时候），然后又用蛊惑人心的民族主义花边遮住飘扬的红旗（当社会民主党领袖及其老盟友打掉无产者手中武器的时候），最后造成白色恐怖统治全国，反布尔什维克和反犹太大组织到处横行，社会民主党人自己也遭受迫害.资产阶级及其军官夺走了无产阶级的武器。
　　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国家的官吏机构。那些政治经历和整个思路都习惯于议会主义和争夺选票的竞选政策的人，想方设法阻挠无产阶级去打倒官吏，因为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和搜罗选票的同志们不久前准备国民议会选举时还指望过这些人的选票。基干会员的人数不仅决定着工会官僚们的福利，而且还决定着工会官僚们没有斗争的安宁生活。工会官僚们无法理解，一个“受到赞扬的工会”会员怎么会变成无产阶级的敌人。
　　在一个夏天的夜晚，使资产阶级国家的整个官吏机构复活，这对民主的反革命政府来说，并不是件难事。不过社会民主党想以工人阶级的名义执政。然而资产阶级国家官吏们与工人阶级的关系——社会民主党从来不愿意了解这一点——，就同植物世界中寄生树与所谓干树的关系一样。寄生树从干树中汲取养分，不管植物学怎么称呼它们，实际上寄生树成了干树。资产阶级的官吏机构刚刚复活，就已经控制了社会民主党政府。经验不多的工会官僚们失去了管理官吏机构和官吏人员的权力。即使是在资本主义政府制度稳固的情况下和在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执政时期，官吏机构也会成为一个为自我目的而存在的东西。行政管理独立于资本主义当权者和立法机关之外，这在工会政府时期早该如此了。这个工会政府除了得到一点“未经辩论”即作决议的支持权和一、二个伪装外交家（级别并不高）的协约国军官在“私人谈话”时所表示的善意诺言外，充其量也不过还拥有一段在阶级合作时期和阶级专政时期都已名誉扫地的历史。
　　官吏机构与治安部队结合在一起，抓住所有的稻草，把一切民主，把自己建立起来的专政，，都说成是共同的理论。
　　政府的一个成员[5]还在领导军队。很难肯定他究竟是谁的人：是社会民主党的还是协约国军事代表团的。军队是已经被打败了的军队。不过造成这支军队失败的并不是罗马尼亚大贵族雇佣军的军事优势，而是内部的破坏。这种破坏的种子也是那些现在坐在政府里的人撒下的。工人团已经瓦解，农民团还掌握在军官手中。共产党指挥官及其政治代表领导的几支部队一直斗争到底。在无产阶级专政失败后，它们已经不能作为民主反革命的支柱。用假报告最后促使无产阶级专政失败的参谋部，正等待着同统一的布达佩斯治安部队、官吏机构以及塞格德白卫军实行联合的机会。反对可怜的和挣扎不动的民主制的，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官吏机构、治安部队和军官团。这种民主制是在工人阶级受骗上当之后，由一小撮工会官僚所代表的民主制。实际上，他们代表的只是一些民主词藻，而且就是在讲这些民主词藻的时候，也是吞吞吐吐的。无产阶级专政几乎没有经过任何过渡就遭到失败，比3月21日突然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还要更使无产阶级——不管是工业无产阶级还是农业无产阶级——感到意外。协约国的一个诺言[6]。而且不是半官方的诺言，再加上一种幼稚的、只对那些没有政治觉悟和马克思主义修养的人才会发生作用的信念，使他们以为国际资产阶级将会奖赏叛徒或者至少会宽恕他们。即使罗马尼亚入侵者没有从政府的存在中感到自已利益受到了威胁，上面所说的诺言和信念也不会使民主反革命政府有力量反对那些不顾更高阶级利益的对手。
　　可是工会官僚们的政府并不能满足罗马尼亚入侵者的利益。工会的好汉领袖们答应恢复匈牙利的资本主义，赔偿匈牙利资产阶级所受到的损失。他们的作用主要是满足匈牙利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恢复匈牙制的资本主义生产。但这并不是罗马尼亚入侵者的利益。他们的利益只有在损害匈牙利资产阶级利益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足。然而约束工会官僚的那些观点，并没有影响到那些追求资产阶级国家官吏机构、治安部队和军官团专政的集团对问题的看法。他们没有“生产利益”，他们也不需要用这种借口来掩饰自己的叛卖。他们亳不掩饰地和急切地要求权力，以保证他们公开的寄生生活。针对“生产利益”，他们披上了民族利益的外衣，以民族利益的名义宣扬“集中民族一切有生力量”的必要性。他们并不过分注意外衣的作用，也不想多花力气来掩盖侧他们的寄生利益。然而工会政府及其拥护者还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前，就已经用涂着国际主义油漆的民族主义来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国际主义。
　　所以，他们对资产阶级这样薄薄一层民族主义的外衣并没有什么办法。他们至多也只能以竞争者的身份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因为双方卖的都是同样的货色。如果社会党人扔掉自己的外衣，穿上民族主义的外套，那他们在群众面前只会更加陷入困境，他们同工人阶级之间本来就已经很细微的信任纱线会马上断掉。但是对这些卖同样货色的人，完全有权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不正是被他们盗用名义的工人阶级，即没有财产和最没有文化知识的阶级才是真正的民族阶级吗？
　　在这场由各种历史力量进行的斗争中，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并不了解各派力量的情况，他们本来是应该完全离开政治舞台的。在政治角斗场上，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无人身的相互斗争力量。这个灰色的人反对那个灰色的人，那个灰色的人反对这个灰色的人。但是，协约国帝国主义的某些利益集团在匈牙利需要社会民主党人。因为以资产阶级名义实行专政的寄生集团犯了一个错误，他们除了努力利用武器的权威外，还努力利用政治的权威来支持一个哈布斯堡亲王从而引起了国际纠纷。[7]
　　协约国帝国主义的各种利益集团和国际反革命的先锋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曾利用社会民主党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现在则想利用社会民主党反对恢复帝国的倾向。梦想夺取王冠的哈布斯堡亲王与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都是老相识。他们相互宣过誓，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曾向国王，亲王曾向共和国，相互用手指、嘴巴对着对方的耳朵，表示永远的忠诚。相互之间如此了解对方的人，是不可能过于相信对方的。因此，社会民主党就寻求协约国的支持。由于缺乏政治水平，社会民主党从未认清协约国的帝国主义意图。这一小撮以“伟大流亡者”[8]为首的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得到了国际反革命先锋战士的信任，又重新在政治上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们没有力量停止白色恐怖，甚至也没有力量制止迫害社会民主党的可靠干部，成千上万的人被关进了监狱。在布达佩斯，白色恐怖的治安部队杀害了成百的工人。而在这个时候，他们正在进行谈判。他们同协约国的代表进行谈判，后者答应保护工会政府的安全。他们同推翻工会政府的人谈判，可正是这些人监禁了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工会政府的成员，而且大肆屠杀有组织的工人。他们同蒂萨在匈牙利的残余政治家谈判，而这些人都在《新自由新闻》[9]报上公然宣称，他们之所以认为有必要把社会民主党的同事留在政府里，是为了有人承担降低工资的责任。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同这个也谈判，同那个也谈判。在佩斯谈判，在维也纳谈判，在瑞士也谈判。如果可能的话，在月球上也愿意谈判。他们唯一不愿依靠的就是工人阶级。他们极力回避依靠工人阶级。
　　不过他们的政策并不是毫无结果的。由于害怕哈布斯堡家族复辟，意大利人、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通过协约国强逼亲王遵守在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帮助下向共和国发出的誓言并离开自己的岗位。这样一来，前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就摆脱了困境，免得有人会由于他们在革命爆发后违背了向帝国作的誓言而追究他们的责任。
　　然而，官吏机构、治安部队以及军官团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为难。他们没有政治历史。为了弥补这一点，他们需要的只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一个代表。他们没有特殊的阶级利益，他们只是在一个认为在奥匈帝国里可以更好地保证本阶级利益的阶级中寻找自已的靠山。对他们来说，民族利益只是一块用来遮盖其寄生条件的毯子。所以从他们来看，不管是罗马尼亚入侵者的支持，还是协约国另一支盟军社会民主党的支持，都不是郡么臭的。
　　他们还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工会官僚集团的垄断对象。还有其他的社会主义者，基督教社会党人，基督教才是匈牙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匈牙利只有在基督教中，而不是在社会民主党中才能得到新生。社会民主党改组后虽然已从领导层中把全部犹太人以致没有逃亡国外、在旧领导人中远离一切共产党思想的人排挤出去，但它毕竟只是基督教匈牙利和匈牙利民族的一小部分。所以“基督教民族大团结”才是匈牙利通过犹太人尸体取得胜利的口号。他们从社会民主党那里把这个口号同社会主义的口号一起接了过去。社会民主党的基督教派领导人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就没有拒绝过建立一个反犹太人小组织的思想，他们只是由于自己的软弱本性才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那样激烈和坚定。他们刚刚平息了群众中反“犹太人民委员”的情绪，自己就坐上了“犹太人民委员”的位置。
　　工会官僚和党官僚都坚定不移地主张依靠协约国，而不是依靠深受白色恐怖残害和伴随资本主义而来的一切压迫的工人群众。依靠工人群众会违背他们的“生产利益”！煽动阶级斗争精神则是危险的玩火行为。它不仅会使目前的专政行使人、官吏、治安部队和白色军官团感到不高兴，而且还会“妨碍民族力量的大团结”和社会民主党与各历史阶级的联盟。就是对革命前的各党同盟者——他们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一起盼望协约国帝国主义来复辟资本主义和匈牙利民主制——也会造成不愉快。
　　总之，谁也不去依靠工人阶级。不论是留在国内、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已经名誉扫地的社会民主党领袖，还是从国外流亡生活中回来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对群众都没有话可说。而这些群众正是民主制的承担者。为了这种民主制，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和工会领导人扼杀了群众对自己的力量、未来、使命以及对革命的信心。他们没有向群众求援。他们分裂了群众的战斗队伍。他们说，工人阶级的当然使命是和平主义，因此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是多此一举，前途渺茫。他们还模仿运输食品的协约国火车的轰鸣声，说造成贫困的是布尔什维克专政，而消除贫困的灵丹妙药则是由于协约国的宽恕而受宠若惊的社会民主党。他们就是逋过这些宣传来破坏和分裂群众的战斗队伍的。
　　他们成功地散布了这些观点，从而分裂了工人阶级的队伍，打击了革命的力量，削弱了群众的信心，向国内外的帝国主义剥削者出卖了无产阶级。他们推翻了苏维埃共和国，监禁了共产党员，自封为部长后在二十四小时内就恢复了私有财产，复辟了资产阶级的整个政权机器，解除了无产阶级的武装，武装了资产阶级。他们既出卖了专政，也出卖了民主。他们根本没有想过依靠工人阶级，就把政权交给了一个牙科医生、一个警察局长和五十名警察。
　　工人阶级的共产党领导人和那些带着厌恶心情离开社会民主党的人，都被迫逃离白色恐怖统治下的国家或者被关进监狱。工人阶级暂时既无领导人，也不了解形势。然而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的失败只不过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一个短暂阶段的结束。资产阶级专致的形式有了变化。“各个革命前的党”参加了联合政府。劳动党，1848年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残余同基督教社会党人一起建立了基督教民族的大团结[10]。但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并没有变化。，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在胜利的道路上前进，匈牙利的革命无产阶级正在重新参加这场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并没有消灭掉无产阶级，因为消灭无产阶级也就会消灭资产阶级寄生的条件。
　　以建立工人阶级革命专政为目标的革命阶级斗争，正在向自己的奋斗目标前进，正在从革命走向革命！

二、以新生的力量继续进行阶级斗争


　　反革命的潮流埋葬了匈牙利无产阶级的统治，扫遍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运动。如果不是罪恶的社会民主党不断进行一系列叛卖活动，先是秘密地以后则是公开地同国际帝国主义反革命勾结在一起，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即使被切断了同伟大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联系，也能同这股潮流进行搏斗，也许能够坚持到西方无产阶级在当时不利的国际形势下采取革命行动。
　　现在不是研究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诞生历史的时候，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指出，对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生，国际形势的变化比匈牙利无产阶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具有更大的影响。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革命觉悟比革命的积极性还要差一些。如同秋天的牡丹，它深秋开花，但春天才出叶，匈牙利工人运动改良派的每一棵嫩芽也都是在工人阶级还没有取得权利和议会代表席位的时候就已经抽出来了。从阶级合作一直到议会主义，他们什么都肯干。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的伟大学校，它使以前在国际上微不足道的、在国内也只是刚刚出头露面的匈牙利工人运动经受了第一场考验。在社会民主党为实现民主制而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中，匈牙利工人阶级还不习惯于采取独立的阶级行动。在战争期间，工人阶级的领导党反对一切革命行动（连稍为超出一点框框的和平主义表现也要加以反对）。他们的官方表态实际上是对群众中不断出现的反军国主义的革命活动的隐蔽叛卖。在10月革命[11]前夕，革命的拥护者对官方工人党的态度是，如果可能的话，同你们一起合作；如果需要的话，就不要你们，甚至反对你们。;事实也确是如此，好多决定是在不要他们、不要这些领袖，甚至是在反对他们的情况下作出的。
　　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成立后，宣布停止阶级斗争，其结果是使一部分参与革命行动的人向左转，另一部分参与革命行动的人则被排挤出工人阶级的多数党。建立匈牙利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与社会民主党相比，年轻的革命工人党的地位是比较轻松的。只有工会还能够暂时使社会民主党免于彻底的崩溃。
　　无产阶级要求行动。资本主义彻底破产，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日益衰弱，这为工人阶级在任何时候采取行动都提供了大好的机会。但是，当时的工人阶级，除了很少一部分人外，没有上过革命的学校，缺乏革命的觉悟。工人运动中最先进的和最能采取行动的革命精锐部队也大部分受到强大工会的政策影响。工会以廉价的蛊惑宣传把自己打扮成左派，随时准备在合适的时候，把革命行动降低为工会行动。
　　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使匈牙利工人阶级同俄国工人阶级一起进入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前列。工人阶级的这一代成了自己的革命英雄。由于缺少革命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匈牙利工人阶级的觉捂只能限于匈牙利共产党成立后几个月的宣传教育工作所能给予的程度。
　　然而这个工人阶级毕竟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觉悟的（除俄国工人阶级外）最先进代表。不管历史对无产阶级革命在匈牙利的这一阶段会有什么评价，在一百三十二天的专政期间（这比革命的巴黎公社存在的时间几乎要长一倍），匈牙利无产阶级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以国际无产阶级的名义采取了行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他们在采取行动时，是懂得这些行动的国际意义的。要削弱这种觉悟，连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也没有办法。这些领导人从最肮脏的社会沙文主义河流划到国际主义河流，他们希望通过国际主义的思想来实现潜伏着的社会爱国主义观点。对他们来说，国际主义是对外政策的方向问题，因此在专政时期，他们曾在一定时期内保护过国际主义。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际地位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国际主义对世界无产阶级的重大意义。当各战胜国和战败国的工人政党在自己的黄色国际[12]里研究如何把各党的战时城堡协定[13]改造成为和平工业，以便给垂死的资本主义打强心针的时候，匈牙利无产阶级的每一个行动都成了打在世界工人阶级压迫者脸上的拳头。国际反革命清楚地认识到，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是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从东方走向西方的桥梁。谢德曼、德国社会爱国主义者以及出卖工人运动最成功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竭力用匈牙利的例子迫使协约国帝国主义对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主义生产让步。协约国和中立国无产阶级计划于6月21日[14]举行的、部分窒息在机会主义泥坑里的第一次统一国际行动，大部分是匈牙利无产阶级的行动和宣传引起的。冲击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浪潮在专政被推翻之后，反过来也对整个世界的工人运动产生了影响。专政失败后，协约国抛掉了匈牙利问题的社会性质，把具有伟大意义的布尔什维克问题降低成为低级的瓜分利益和殖民主义问题。
　　随着苏维埃共和国的失败，匈牙利的工人运动虽然没有重新陷入原来那种默默无闻、只有匈牙利社会沙文主义者作为代表的状态中，但是它在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中无疑已失去了自己的独立地位和杰出作用。这种形势为这么一些人提供了有利机会，他们在战争期间，在实行专政前后，总是反对工人运动的一切革命表现，要求无产阶级等待，一直等到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也走上革命的道路。这种机会主义是永远停止阶级斗争和掩盖最见不得人的阶级合作行为的合适遮羞布。等吧，等吧，永远也不要采取任何行动，以免损害各阶级之间的宝贵平衡和被破坏了的（这种时候他们不用“资本主义的”这个形容词）生产利益。等吧，等吧，应该象现实榜样所表明的那样，恢复最自由的私有财产、最自由的掬客贸易以致最自由的白色恐怖。否则，工会，生产，甚至谡个民族的存在，就会夔到成胁/等吧，不要采取任何行珈不要发动任何斗争，愉快地维护工人阶级的雇佣奴隶前吧！
　　主张采取议会办法的人和崇拜法制偶像的人，在匈牙利工人运动中暂时取得了优势。他们当然要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失败，重新提出自己“行之有效的老办法”。这种“行之有效的老办法”导致了工会社会民主党人的三天统治，造成了军官、警察和官吏的专政，引起了蒂萨残余分子的复活，从废墟和灰烬中恢复了革命前的匈牙利。这种“行之有效的老办法”可以用来使资产阶级专政具有“宪法”形式，让工人阶级更能变成农奴。
　　前面谈到，随着专政的失败，匈牙利无产阶级在国际上失去了它的主动精神，失去了以前在工人运动中的国际意义。但是，这并不等于“行之有效的老办法”、无所作为的等待取得了对革命策略的胜利。从阶级斗争方法看，专政的失败并没有为工人运动带来任何变化。民主的反革命战胜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但是它丝毫也不会造成匈牙利无产阶级把自己的主动精神交给“本国”资产阶级的必然后果。匈牙利无产阶级只是在国际上失去了它的主动精神。从国际阶级斗争的力量对比看，匈牙利新的革命变化，很可能将随着具有发达资本主义的德国工人阶级或者向无产阶级革命成熟方向大踏步前进的意大利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而发展起来。
　　但是，这种情况决不能成为同资产阶级进行任何阶级合作的理由。决不能让工人阶级接受这种阶级合作。工人运动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早在公开地或隐蔽地抵制无产阶级专政的措施，强调对资产阶级议宽大为怀，进行比任何外行外交都还要可耻的谈判，从而开始为工人阶级政权挖掘坟墓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下意识地或有意识地考虑这种阶级合作了。不管是从其实际结果W，还是从他们的思想认识看，这都是一样的。
　　所谓恢复生产，恢复遭受破坏的经济生活，团结全国各劳动阶层宿为此实际上就是这种阶级合作的新外衣。不过它并没有完全掩盖住他们对工人阶级生存利益的叛卖。
　　生产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它的唯一动力和目的是通过剥削工人阶级的劳动成果以取得资本利润。资本家不会出于人道主义，不会为维护民族力量而进行生产，甚至也不会为了保持生产条件本身而进行生产。匈牙利的资本主义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当工人阶级政权威胁到资本利润的时候，资本就进行怠工。在卡罗伊执政时期，他们到处埋藏原料，变卖设备，甚至把精密的机器部件抛进垃圾堆里。工人阶级从恢复生产中所得到的好处只是放下威胁资本利润的阶级斗争武器，把自己交给资本家的屠刀，任其宰割。然而就是这样做，也不一定能够恢复生产，因为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廉价的劳动力和剥削的无限可能性并不是生产的唯一条件。尤其是在匈牙利这样受外国帝国主义统治而无力自卫和专政已经失败的国家里，更是如此。
　　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和社会制度下，工人阶级的作用可以有三种，忍受剥削，推动剥削或者是反对剥削。在工厂生产中是这样，在政治生活中也是这样。他们可以不搞任何组织活动，或者无所作为，这样就可以忍受剥削。这是那样一些人的政策的结果，这些人由于期待、动摇和无所作为而完全陷入损害工人阶级的政策之中，他们以为自己可以象穆罕默德的棺材一样，摇摆于无产阶级运动的右翼和左翼之间。
　　工人阶级在执行阶级合作政策的时候，可以有组织地、积极地推动资产阶级对自己的剥削。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政党进行合作，在掌握和管理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工作中，不仅可以成为降低自己工资、提高面包价格的工具，而且也可以成为加强监狱，加强资产阶级压迫组织即国家，损害自己利益和未来的解放事业的工具。这种政策是各国社会民主党战争政策的继续，同时也是这样一种政策的固定化：为了“民族生产”的利益"不仅容忍把工人阶级赶进屠宰场，而且还协助别人这样做；为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利益，束缚住工人阶级的手脚。凡是懂得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工人阶级这一阶级斗争的唯一承担者和促进者的人，都应该把这种削去阶级斗争锋芒、停止和出卖阶级斗争的政策，看作是对未来社会的谋害。他们所说的“社会总利益”实际上是反社会的行动，是企图剥夺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基础，破坏生产和社会。
　　当匈牙利工人阶级自己成为生产组织者的时候，工人在专政时期很快就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同这种生产之间的区别。尽管当时缺乏客观的经济组织条件，缺乏对工厂技术和经济的集中管理，但是匈牙利工人阶级还是为建立劳动纪律和提高生产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这些条件之所以缺乏，部分是由于国际形势，部分是由于无产阶级政权犹豫不定的政策，但主要还是由于工会经济领导人与资产阶级一致进行的破坏。在专政时期，生产已不是剥削，而是满足劳动者需要的工具。在那个时候，至多只是一、一个工会领导人怀疑采取加强劳动纪律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措施的必要性。而现在这些人却在设法使工人阶级的全部力量用来恢复资本主义生产，也就是说用来恢复对工人阶级的剥削。
　　专政失败后，工会领导人虽然没有正式讲过，匈牙利工人阶级为了“生产利益”应该放弃使用罢工的武器，但是当他们提出“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安宁”的口号时，他们实际上是以社会民主党政治家的身份宣布从物质上和精神上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其目的已经十分明确，恢复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剥削，恢复有产阶级的压迫工具——资产阶级的国家。
　　阶级调和现在比战时或革命爆发后更能为这个目的服务。受到协约国帝国主义和匈牙利财政资本信任并参与组织政府的社会民主党领袖[14]向全世界宣布的口号——“安宁”，就是阶级调和的意思。“恢复生产”，“全体劳动阶层的政府”，“民族力量的大团结”还有最危险的一种形式——民主制，都是这个意思。
　　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和社会制度范围内，工人阶级——特别是资本主义的破产现在已经不可避免而且即将来临的情况下——只有竭尽全力，采用一切现有手段和取得尚未有的手段，组织和进行阶级斗争，夺取国家政权，发挥生产组织者的作用，才能为自己的阶级利益和生产服务。
　　在资本主义生产上遭到破产的时期，按资本主义方式重新组织生产，只会更加成为恢复生产和组织生产的障碍。通过阶级斗争及其革命手段尽快决定生产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是使人类免受新的野蛮破坏的唯一办法。帝国主义的发展使社会进入了阶级斗争的最后决定性阶段。这个阶段将或者以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或者以有产者和无产者这两个阶级的同归于尽而告终。所谓“遵守秩序的党”——其中包括社会民主党——实际上是反社会的党。它们一切放松或停止阶级斗争的行动都是反社会的行动。不是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时期依靠无产者劳动建立起来的全部文明被消灭的野蛮主义——这两者相互对立，决不相让。
　　匈牙利工人阶级失去了它在夺取国家政权后所起过的主动作用。但是我们必须再重复一遍，它只是从国际阶级斗争的角度失去了这种作用。所以决不能指责匈牙利工人阶级是阶级斗争的无所作为的旁观者或者是阶级合作的参与者。尽管社会民主党采用一切手段降低匈牙利工人阶级的觉悟，白色恐怖使用武器大榛屠杀它的先锋战士，工人出身的领导人的叛卖动摇了它对自己历史使命和未来的信心，但是我们决不能这样旨责匈牙利工人阶级。国际援助和国际革命没有及时到来，并不能成为失败的原因，因为四个月的专政只是拯敕世界无产者的国际社会革命的短暂插曲。
　　专政的失败使具备了革命经历的匈牙利无产阶级面临新的任务：
　　（一）阻止资产阶级在社会民主党走狗的帮助下安稳地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机构重建资本主义生产；（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预先作好组织上的准备，以避免革命的无产阶级不得不同社会民主党走狗们分享将要取得的国家政权；（三）为此必须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使无产阶级作好准备，避免象三月一样没有准备地去夺取政权。领导斗争，创建组织，通过宣传鼓动工作提高无产阶级的革命觉悟，这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匈牙利共产党的任务。

三、有原则的组织和一致的行动


　　专政全部错误的根源和失败的主要原因——当然不是唯一的，不过从策略角度来看是主要的——是工人运动的结构有问题。
　　在几十年的长期过程中，匈牙利的工人运动没有参加过整个世界工人运动的各原则派别以及各策略派别之间的斗争。世界各国工人党内由于理论或策略差别而进行的斗争，几乎没有触及过匈牙利的工人党。除了最后一个阶段外，这些斗争都没有在匈牙利工人党内造成什么派别，这些派别为了本派路线的胜利相互竞争，至少要动员本派的积极分子，或者要在这些人当中制造舆论。于是一个在精神上完全无所作为的党和工会官僚机构（它的目光受到议会主义和大小社会改革的限制），在组织上却成了具有无限权力的、站在群众之上的老爷。这个官僚机构脱离了它的委任，脱离了工人阶级，也脱离了群众的真正革命利益。它在国内政治中的影响越大，进行阶级斗争的愿望也就越小。群众的意志越是只能间接地得到反映，群众也就越是容易受骗。从这一点来看，匈牙利工人运动的组织是一个模范。九十年代以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只是各个工会的松散结合，但是它组织得很巧妙。为了对群众迸行无限的统治，它既使工人阶级群众保持行业之间的狭隘性，同时又实行工会官僚机构的严格集中化。这就是匈牙利工人运动很少有党的基层组织的原因。如果说有的话，那也只是一些为了谋求几个议员席位而进行宣传沽动的竞选机构。群众通过这些基层组织，对党的政策指导发生不了任何影响。工人运动这样的结构，保证了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严格统一以及官僚机构的全部权力，同时也确保工人运动不参加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斗争，不组成各种对立的集团，不分裂党。如果在组织严密的工会和党官僚机构中出现了工人运动的重大原则分歧和策略分歧，或者局外人偶尔迫使他们提出这类问题，他们也只是把它们作为内部问题处理，并尽量去掉它们的原则内容和形式。谁不愿把工人阶级的事业看作是官僚机构的内部问题，谁就是异教徒。谁要是试图依靠工人群众，谁就会遭到党和工会组织整个官僚机构的反对。
　　帝国主义战争甚至分裂了中立国家的工人运动，但是却没有能够打破匈牙利工人运动的这种团结。不过这种团结既不是原则的一致，也不是行动的一致，而是党和工会组织对无原则性、妥协性和出卖阶级利益的一致。随着党的领袖们同资产阶级的每一次妥协而来的，是党组织内部的妥协。这种妥协总是在既成事实面前，事后批准不断出卖工人阶级及其生存利益的行为。一旦这个官僚机构的秘密活动暴露在群众眼前，他们就马上拿出一块现成的、能遮盖一切的毯子来，这就是工人运动的所谓“神圣团结”。有了这一条，无耻的叛卖可以被美化成为正派的行动，由于反革命的懒散而作出的妥协会变成富有牺牲精神的斗争，胆怯的无所作为则会被说成是积极努力的工作。战后逐渐强大起来的革命派如果不满足于这个封闭团体内部“发表意见的自由”，而是要求宣传和行动的自由，那就只好另起炉灶，单独建立组织。工人运动的团结只是在革命后才分裂的。这不仅是采取革命行动，而且也是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的先决条件。在匈牙利共产党经过千辛万苦才迟迟成立之后，工人阶级多数党的左翼还在动摇不定。由于看不清形势，他们继续留在党内，成了社会民主党出卖无产阶级的参与者。由于重新开始进行已经停止的阶级斗争，工人运动终于分裂成为两派。从总的政治角度看，这也就是“统一的民主阵线”的分裂。作为工人运动的内部向题，成立革命的工人政党，是对改良主义、单纯的议会妥协政策、社会沙文主义以及工会和党的官僚机构的生死斗争。在匈牙利工人运动中，这是第一次公开发生的斗争。
　　革命的工人党首先是革命的宣传组织。以后工人运动的重新“联合”打断了革命的工人党在组织上和行动上团结工致的形成过程。
　　共产党在11月—3月革命时期所进行的工作虽然取得了成绩，但是还未能足够地提高无产阶级各广大阶层的革命觉悟。主要是在工人运动内部，有人强烈反对革命派。社会民主党作为执政的、参与管理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组织，通过国家政权工具，为革命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设置了很多障碍。除了这些障碍之外，对革命派的反抗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社会民主党推行的社会沙文主义。尽管工人群众愿意进行阶级斗争，社会沙文主义还是在工人阶级中为自己找到了土壤。很多人并不讨厌“革命的爱国主义”和“民主的国家利益”。特别是11月以后，大批小资产阶级分子涌进了工人阶级组织内，情况更是如此。
　　（二）工会推行的社会改良主义。它把社会福利政策作为工人运动的最主要问题.“为了恢复生产”而竭力想挤掉消灭雇佣劳动的问题。
　　（三）党和工会运动的官僚机构。它把整个工人运动都弄成了一个反对革命和支持阶级合作的机构。
　　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前的革命阶段中，革命的阶级斗争方法与妥协政策之间的斗争，没有最后定局。党和工会官僚机构尽管自称“他们的信仰更好”，但还是同共产党合并，从而回避对这场斗争作出决定。这次联合并不是由于原则的原因而进行的联合。从党和工会官僚机构方面来说，合并的原因与他们阻挠共产党进行革命宣传的原因是一样的。对社会沙文主义来说，国际主义只是一个外交方向问题。在当时的外交形势下，社会爱国主义者想在工人运动的共产主义派内寻求支持。他们想在国际主义的红色外衣下，实现昨天还刚刚宣传过的“领土完整”的口号。就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前的几天，工会官僚们还想把加强资本主义剥削的方法强加给工厂劳动者，但是现在也不得不向群众让步。这些群众不顾工会官僚们的一切阻挠，正在越来越坚定地以“野蛮的”没收工厂的形式，取消雇佣劳动，没收生产资料。最后，由于党和工会的整个组织机器公开保护资本主义剥削，几乎彻底暴了自己的假面目，使大批工人离开了他们。[①]
　　党和工会官僚们的机会主义从前表现为阶级合作，现在则号召人们“不要任何原则信仰”地团结起来[②]。年轻的革命工人党的共产主义纲领表面上被社会民主党领导“无保留地”[③]接受，但是由于缺乏严密的基层组织，它实际上被溶化在党和工会官僚机构所建立的、适合反对革命策略需要的、用于进行阶级合作和纯粹议会主义活动的社尝民主党组织之中。在小资产阶级占多数的党组织内，革命的无产阶级分子很难发挥作用。工会官僚机构的一个杰出领袖和资本家的主要代表人物说过[④]，工会领导“曾经为提高工资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而现在却在集中考虑将来如何降低工资的问题”。工会领导没有改变他们在不眠之夜所讨论问题的对象。在专政时期，它继续同资产阶级合作，同资本家一起秘密地阻挠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工作。专政失败后，匈牙利煤炭工业家的头头公开说[⑤]：“苏维埃政府决定取缔所有的煤矿公司，并把这些公司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煤矿企业。但是在工会领导人的协助下，这些公司挫败了这个计划的实现。”
　　可见，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官僚们根据形势的变化，在专政时期继续以不同的形式进行阶级合作。他们不仅仅同国际帝国主义反革命的前哨，即协约国各式各样的军事代表团，而且还同“本国”压迫雇佣工人的人和禁闭工人的人交朋友。
　　在无产阶级革命专政时期执政的领导党，无法摆脱那些无法摆脱阶级合作的人。作为专政基础的团结，使专政暂时无法清算叛徒。而专政的失败又阻挠了工人党实现摆脱这些家伙的努力和意图。通过从“团结”中必然会引出来的“平衡政策”，社会民主党的阶级合作策略在不断地施展自己的影响。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合作相结合一这真是难以想象的事。
　　但是，阶级合作是工人运动这种组织结构本身的必然结果。在党内实行平衡政策也是组织结构的必然结果，因为建立在团结基础上的专政如果一旦失去团结或过早地分裂，马上就会垮台。这两派之间的斗争起初还只是隐蔽地以后则是公开地成了工人运动的主要问题。在专政失败前夕，双方已经在进行最后决战的前哨战。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以白色恐怖而告终。社会民主党官方领导人以及党和工会组织的民主反革命只是白色恐怖的序曲。白色恐怖虽然是件残酷的事，但是它很好地证明了共产党策略的正确。官吏集团、治安部队和军官团的嚣张，社会民主党令人可笑的软弱无力，小资产阶级党大批党员直接转为基督教社会党党员，打破了对阶级合作的一切幻想。白色恐怖与资产阶级无视民主形式的专政统治以及它们后来的自我消亡，很快就使人懂得，只有当工人阶级自己也愿意接受白色恐怖的遗产，即同意用一切手段保护私有财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府官吏集团寄生生活的时候，拥有无限权力的资产阶级才会愿意放弃公开而僵硬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并同工人政党在政府中进行合作。在白色恐怖之后，民主制只能以诺斯克的形式[17]出现。
　　根据这种情况，匈牙利工人运动今后时期的主要问题并没有变化。不论是在11月—3月革命阶段，还是在专政时期，主要问题都是如何决定革命的共产主义派和妥协的社会民主派之间的斗争。当时，社会民主党在关键的历史时刻建立了工人运动的“团结”，一种表面上的团结，从而巧妙地回避了这个问题的解决，推迟了它的最后失败。所以，革命工人阶级当前的任务应该是渴尽一切力量迫使他们作出这个决定，并且事先作好迎接这一决定的准备。
　　也就是说，必须进行反对叛卖的社会民主党及其参谋部——党和工会官僚机构的斗争。这是一场激烈而无情的斗争。任何关于“兄弟之争”和在工人运动两派争吵中资产阶级将会得利的空话，都不能影响这场斗争。
　　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通过社会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共产主义。阶级斗争的这一历史使命不允许某些无产者或某些无产者阶层以至无产阶级的多数进行叛卖活动。对罢工的破坏者从来也不能采取温情主义的软弱态度。任何人也不曾把反对黄色运动的殊死斗争或者比这还要激烈的斗争看作是兄弟之争。工人阶级从来不把资产阶级国家这一压迫无产阶级的暴力机构的宪兵和雇佣士兵当作兄弟，尽管资产阶级的这些工具中也有无产者出身的人。资产阶级不仅用物质暴力奴役工人阶级，而且还用精神暴力奴役工人阶级，利用无产阶级没有觉悟这一点为资产阶级政权建造支柱。保护私有财产的社会民主党，延长剥削存在、竭力模糊工人阶级革命意识和削弱工人阶级革命力量的党和工会官僚机构，同教会一样.也是资产阶级国家暴力组织的一部分。差别只是社会民主党在工业工人中宣传用特种石灰粉刷过的民主制，比教会的宣传更有利于资产阶级。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需要给自己的阶级统治披上“整个民族的全民统治的外衣”。白色恐怖之所以不能长期存在下去，是因为资产阶级不喜欢生硬而公开的暴力统治。资产阶级并不是由于温情主义、人道主义或道义上的原因不愿这样做，而是因为单纯的暴力统治使资产阶级无法对工人阶级发挥自己的全部优势。在白色恐怖时期，在公开专政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没有机会利用资本所提供的精神优势和组织优势，没有机会使用自己在长期统治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政治经验。对资产阶级来说，阶级合作比公开的阶级斗争要更舒适，更安稳。民主形式的统治不仅更安稳，而且更廉价，因为在专政情况下，资产阶级只能用自己的一部分力量，而且是比较花钱和对自己也更危险的那部分力量来反对无产阶级。另外，专政还会暴露自己统治的被掩盖着的基础——暴力。采取民主的形式，资产阶级可以利用工人阶级的政党去约束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可以节省统治费用。工人阶级参加管理政府的这种表面假象，是一种最好的、反对革命的保护剂。
　　象这样的工人党，是资产阶级窒息阶级斗争，约束工人阶级革命力量，保证资产阶级统治和节省资产阶级压制与剥削工人阶级开支的工具，决不能叫做兄弟党。尽管这样的党内也有无产者，也有觉悟不高和受骗的工人，但是对这个党的斗争，即使必要时斗争可能起出宣传的范围，决不能叫做兄弟斗争。
　　从上面说的情况自然而然地可以得出结论，革命的工人党反对妥协派的斗争决不会使资产阶级感到高兴和欢笑。在这场斗争中，资产阶级的作用并不象是发笑的第三者，而象是一个赌棍，他把自己的全部财产、工厂、房子、老婆和情妇，甚至自己的生命都押在这场斗争的结果上了。资产阶级不是在一旁欢笑的第三者，而是怀着紧张心情帮助妥协派进行斗争的第三者。
　　整个世界的阶级斗争情况表明，资产阶级的暴力机构已经大大削弱，以致没有叛徒社会民主党就无法维护统治和剥削。各国的社会主义叛徒党不仅在削弱工人阶级的觉悟，麻醉它的革命力量，而且在他们参加政府的地方，有时公开地，有时则比较隐蔽地参与用武装力量和暴力手段压迫革命的工人阶级。所以，资产阶级对世界各国革命的工人党和工人阶级叛徒之间的斗争不会感到高兴愉快，而只能感到忧心忡忡。资产阶级以盟友的紧张而忧虑的心情，利用一切手段，在支持叛徒。
　　两派之间的最后的决定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任何目的在于通过搞平衡来推迟或回避作出决定的努力，都只能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叛徒和阶级合作者，因此是有害的。
　　搞平衡的一般都是工人运动中的所谓中间派，即自称为左派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常常用革命的空洞词藻来掩饰和隐藏反工人阶级利益的政策。而他们的右翼朋友们则窃走了工人阶级的未来。他们总是动摇于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间，口头上倾向于革命派，而行动上则倾向于妥协派。对这种平衡派及其领导人的批判，比对那些公开充当资产阶级走狗的入的批判更为必要。工人运动中的这一批人是决定两派斗争和加快取得革命胜利的障碍，因为他们的革命词藻、犹豫不决和举棋不定，会使很多群众脱离革命行动并为社会主义的叛徒效劳。
　　匈牙利工人运动革命前的中间派已经消失。那些把实质看得比革命词藻更为重要的人，由于专政的教育，很快就参加了共产党的阵营。那些总是动摇不定的人则丢掉了自己的革命假面具，成了民主反革命的准备者和代言人。剩下来的一些中间派在专政时期和民主反革命时期都丢了丑，但他们还是在等待机会，以便把自己的毒汁重新带到工人运动中来。
　　同工人运动中的这些动摇分子结成任何组织上的共同体，都是非常有害的。如果说在专政前和专政期间同他们对话还算是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专政失败后，在革命阶级斗争的新阶段里，同他们彻底分裂则是历史的必然性。如果有些群众还跟着这些人走，除了用不断揭露和批判他们领导人的办法之外，是不可能使他们清醒过来的。
　　匈牙利工人运动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表明，社会沙文主义领袖们正是通过动摇派从工人运动革命派那里得到了宽恕，而这种宽恕却成了革命软弱无力的根源。为了坚定不移地继续推动革命，使群众革命化并坚定地夺取政权，让动摇派离开无产者运动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工人阶级的阶级团结是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必要条件，它能保证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过渡。但是阶级团结的基础是革命行动的一致性和坚定性。而行动的一致性和坚定性则要以清算工人运动内部敌人——主张阶级合作的叛徒和各式各样的动摇分子，把他们从工人运动中清除出去为先决条件。
　　对动摇分子和对戴着社会主义假面具的其他资产阶级走狗进行斗争的最好方法，是迫使他们表态和揭露他们。在阶级斗争的这个最后的、极其尖锐的阶段里，工人阶级的立场只能是：谁不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在反对我们。如果阶级敌人戴上朋友的假面具，甚至革命的假面具，那只能使他变得更加危险。必须严格地把革命的工人党同那些愿意与社会沙文主义者、党和工会官僚们搞任何平衡的人区分开来，在革命的工人运动中及早地清除这些破坏分子的萌芽。
　　我们必须经常强调，特别是有了专政的经验之后更应该经常强调，工人运动的团结不是领袖们的表面团结，不是同党和工会官僚们搞平衡，而是群众坚定而一致的革命行动。
　　正在重建中的匈牙利共产党的任务，是建立群众行动上的团结一致。党必须依靠严格的原则一致性，清除一切动摇犹豫，杜绝平衡政策，在组织上建立进行革命活动的工人党的团结，并以这种团结一致的精神在群众中做工作，从而参加国际革命工人党的活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群众在行动上的团结一致。

四、共产党的策略


　　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后，上升为统治阶级的匈牙利工人阶级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作用，比它在资本主义世界由于自己的分量而起的作用要大得多。它一下子就站到了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前列。从前，它在国际工人运动中远远站在后面。现在，它变成了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先头战斗部队。我们在上面说过，专政的失败从根本上改变了匈牙利工人运动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但这只是国际作用的变化，它不取决于国内形势。这同资产阶级打败无产阶级，白色恐怖屠杀监禁成百上千的人，大大削弱工人阶级革命先锋战士的队伍没有关系。资产阶级通过民主的形式，在无产阶级统治的废墟上建立了自己的专政，这同匈牙利工人阶级国际地位的变化没有联系。匈牙利国内经济形势对这种变化也没有发生重大的影响。在资产阶级暴力组织中，社会民主党和工会起着宪兵和神甫的作用。白色恐怖和民主制归根到底并不妨碍，而是只会促进革命工人运动的扩大和深入。在白色恐怖期间，在合法条件下活动的工人运动斗争亳无成效，以致合法的工人运动被利用来为资产阶级效劳。这些都明显地说明了合法化和法制化的破产。工人运动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恩格斯在《法国的阶级斗争》[18]一书的前言中曾自豪地说过，工人运动能够适应法制，法制“不会杀人”，并以此来证明工人运动的生命力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性。但是，今天这个论断已经变成了自己的反面。因为在工人运动的现有阶段，在今天的资本主义成熟时期，“法制会杀人”。尤其是在匈牙利，法制是杀人的，因为工人运动在资产阶级上台之后的一切非革命变化，只是加倍地有利于建立资产阶级的暴力机构。
　　作为民主反革命第一个成果的资产阶级武装，也没有使革命工人运动的条件发生重大变化。通过准备武装无产阶级和削弱资产阶级武装力量，通过适当的组织工作，共产党完全可以平衡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当然，不是通过合法途径和使用议会斗争手段。在民主反革命时期和白色恐怖时期，经济生活日益遭到破坏。国际反革命强加给人民头上的和平将进一步破坏它。但是这不会成为夺取政权和对生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障碍。毫无疑问，资产阶级战后更无法完成生产组织者的使命。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意味着资本主义复兴的经济平衡和正常生产，根本不可能实现。社会民主党在11—3月革命时期曾经宣传过，“我们不能实行废铜烂铁的社会主义化”，我们应该等他们把生产整顿好，随着资本主义在国际上的破产，社会民主党的这些口号也失去了信用。在战胜国的英国，煤的生产同匈牙利一样大幅度下降。在资本主义的德国，劳动纪律同匈牙利专政时期一样松弛。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的任务是什么，是很明确的。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无产阶级都应当接管政权，以便没收生产资料，把生产资料从剥削手段改变成为劳动者谋福利的手段。否则，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将不仅是一个剥削问题，而是整个工人阶级能不能生存的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的失败也没有改变这一点。机械理解马克思主义、反对革命的人认为，最好是在“肚子不痛”的情况下长入社会主义。可是历史的必然性却迫使工人阶级只要一旦有机会，就得接管政权和生产资料。共产主义虽然意味着物质丰富，但是历史的必然性必须经过十分长期的困难岁月才能把工人阶级带进共产主义的王国。
　　在这种形势下，匈牙利无产阶级没有任何理由在专政失败后使自己的策略独立于国际革命工人运动之外，重新走上等待救世主的策略道路。在选择斗争手段和确定斗争方法时，必须以国际工人运动和国内阶级力量对比为依据。
　　从国内阶级力量对比情况看，一个已经武装起来的和得到公开为维护资本主义效劳的社会民主党支持的资产阶级，决不会再一次象3月21日那样轻易地交出政权。即使国际形势以另外一种形式发生象专政得胜时期那样有利的变化，资产阶级也决不会这样做。在开始的时候，党和工会官僚们害怕起任何坚决而肯定的作用，甚至害怕起诺斯克的作用。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失败后不允许党和工会官僚们不起诺斯克的作用，否则就不让他们参加政权，所以他们过去的胆怯现在不得不变成反对革命运动的勇敢。这种勇敢一方面来自资产阶级的武装，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一些倾向于共产党的人离开了社会民主党。正因如此，工人阶级只能通过革命无产阶级准备起义的武装行动来夺取政权。
　　也就是说，夺取政权意味着立即爆发内战，爆发革命的阶级战争。只是夺取政权的本身就已经要求我们做细致的准备、组织和宣传工作。然而无产阶级——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评价的巴黎公社的教训所证明一不能简单地让原有的国家机器继续保存下去，而是要把它打碎，并且建立起符合自己目标的机器来代替它。为了做好这样的建设工作，事先必须作好双倍的准备。
　　这种准备工作就是革命的阶级斗争和直接的群众行动。这是无产阶级夺取和管理政权的唯一学校和准备。
　　保证不断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是首要的任务。这样做，革命的工人党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不让社会恢复表面的平衡，不让资产阶级和为它效劳的社会民主党得到片刻安宁，并顺利地重建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机构；（二）组织革命阶级斗争的精锐部队，唤醒或多或少有些漠不关心的群众。
　　不过，阶级斗争并不仅仅是各种力量分裂而不是为最终目标团结的、令人不安的游击战争。同出卖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利益，由于暂时利益（例如由于福利改革利益）而浪费工人阶级的全部和大部力量一样，如果工人阶级无组织地、没有经过适当准备地在政变中消磨自己的革命力量，同样也是严重的错误。
　　在革命的工人运动中，政变的价值和影响，不同于考验革命力量的价值和影响，而是在很多方面同工人运动改良派做小笔生意似的秘密勾结差不多。这种勾结为了暂时的好处或者为了暂时的形势而牺牲工人运动改造社会的伟大目标。但是任何人也不要误会，这里所说的事，同犹豫分子和动摇分子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为时过早”和“早产”是根本不一样的。在“为时过早”和“早产”等说法背后，常常是犹豫分子和动摇分子无能行动，缺乏意志和坚定性。这些说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是那些同资产阶级一个鼻孔出气的人的遮羞布。在专政前、专政时期和专政后总是强调为时过早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为的是至少在自己面前证明他们这些政客的谎言是正确的。他们所说的为时过早和早产是普遍有效的。他们宣称，革命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成熟，因此应该推迟革命的组织准备工作和思想准备工作。
　　无论是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还是从工人阶级本身看，就是在3月21日夺取政权，没收生产资料，开始进行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基本工作，也并不为时过早。当时，资产阶级已经表明他们无力组织生产，而工人阶级却表明他们能够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并且表达了自己的意志。这证明工人阶级作为阶级，在历史上已经成熟到可以夺取并管理政权。只是从领导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共产党来看，实行专政还为时过早，因为当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共产党在组织上还没有做好准备。由于同社会民主党合并，共产党的组织工作和加强革命思想教育的工作中断，因此无力从工人运动和苏维埃共和国机构中清除掉那些破坏专政的各种措施并同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勾结在一起的人。这些人同贴在革命身上的流氓无产者秘密地取得一致，表面上进行革命斗争，暗地里却象温床一样培育着他们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时期就已参与的腐化堕落。
　　工人阶级的最近历史任务是夺取国家政权。但是完成这项任务的并不是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从来也没有统一过的整个工人阶级，而只是这个阶级的革命的精华部分。在夺取政权道路上提出来的任何行动和可能性，都应该服从夺取政权的伟大革命行动的利益。为小小的社会改良而斗争，在小政变中分散浪费工人阶级的力量，都是同上述观点对立的。我们再重复一遍，由于资本主义已经成熟到垂死的阶段，所以今天或者明天夺取政权都不会为时过早。从阶级力量对比看，革命可能已经是当务之急，但是组织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准备程度也是考虑时机的一个因素。共产党在匈牙利的活动重点首先应该放在组织工作（包括武装工人）和宣传工作上。只有认真地做好这项工作，才能坚定地选择采取革命行动的时机，而这种坚定性又是一切起义和一切革命行动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资产阶级或为资产阶级效劳的社会民主党所逼迫采取的任何行动，即使是不可避免的，也只能是次要的。革命的工人阶级必须争取主动权。3月21日成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并不是革命的共产党采取主动的结果，而是工人运动中反对革命的一派胆小怕事造成的局势所带来的结果。共产党如果拒绝接管政权，那将会是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历史性错误，但是共产党对当时这种暂时形势的出现并没有起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因为工人运动的整个组织仍然是原来的、无能采取革命行动的组织。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完全有理由要求分享政权，而且能够使群众相信，他们也参与了推翻自己所保护的资本主义的斗争。
　　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准备革命的群众行动，保持革命的工人党的主动性，可以使工人运动的革命派不再被迫在专政时期同无产阶级政权的掘墓人——动摇分子或者出卖无产阶级事业的人分享政权。这样还可防止那些比流氓无产者好不了多少的阶层参与管理和领导政权。这些阶层只是在革命成功之后才参加革命。当然，这种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工作并不等于恢复等待救世主的策略和完全避免采取群众行动。控制主动权，不受挑拨，并不等于让资产阶级及其社会民主党走狗得到安宁。决不能错过任何一个机会去削弱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权机构。必须抓住一切机会使党和工会官僚们尽可能多地被迫抛掉社会主义的假面具，被迫以公开的面貌来维护资本主义剥削的利益和反对工人阶级。“把群众推向左面，把领袖们赶到右面”，削弱敌人，组织自己的力量。只有全力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才可能做到这一切。我们再重复一遍：必须集中一切力量夺取国家政权；工人阶级的一切行动必须服从夺取政权的需要。
　　为了准备夺取政权，共产党的任务是：（一）把革命的无产阶级团结在战斗的组织中，同工人阶级的叛徒在组织上划清界限，首先建立革命的先锋队；（二）向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宣传夺取政权的历史必要性，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的区别，宣传反对议会主义和建立苏维埃制度的实际必要性；（三）在工业和农业中反对想保证工业和平的工会和福利派，使工人阶级的注意力放在组织对生产的控制上；（四）任何暂时看来有利的利益或者可能性，都必须服从组织和宣传准备工作的利益。
　　革命的工人党的策略当然会受到国际形势方面的影响。专政失败后，对匈牙利来说更是如此。我们所理解的国际方面，并不是指社会民主党政客们用来掩盖自己反对革命的态度和叛卖活动，为自己在专政失败后的动摇行为作辩护的借口。这些人在苏维埃共和国被推翻后，或者重新回到改良派，成为公开的叛徒，或者重新充当革命派和改良派的中间人。组织革命的工人政党，在意识形态上提高工人阶级的水平，当然需要较长的时间在匈牙利共产党人还没有拥有决定性的战斗力之前，已经组织好的或者正在组织中的西方革命工人运动有可能开始为夺取政权而进行决定性的斗争。从匈牙利工人运动的策略角度看，对国际局势的评价并不是外交上倒向谁的问题（在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和国际帝国主义大国之间进行选择，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而纯粹是适应统一的国际策略和参加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问题。

五、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共产党组织？


　　决定工人运动革命派和改良派、共产主义派和社会民主派之间的斗争，是工人运动的内部问题。我们在上面把它作为现阶段革命的主要问题。清算资产阶级的帮凶，一方面是清算资产阶级本身的前奏，另一方面也是这场斗争的一个阶段。革命的最直接目标是消灭资产阶级统治，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因为不这样做就不可能剥夺剥夺者。组织新的工人阶级政权，以保证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是革命在下一阶段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是说，在建设革命的工人党组织和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时，可以忽视新的政权组织和经济组织问题。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社会革命的教导（共产党人扫除了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过去蒙在它上面的灰尘），必然会导致两个结论：
　　（一）无产阶级必须以自己的革命暴力来对付资产阶级国家的暴力；
　　（二）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必须继续使用暴力，以打垮资产阶级的抵抗，并在全体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的帮助下建立新的经济制度。
　　主张单纯的议会主义政策和阶级合作政策——这两者几乎是一回事——的社会民主党，对统治阶级放弃使用暴力。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也只是等待救世主和社会主义一起到来，而不是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可见，这些党的组织只符合下列原则和策略观点：用收集选票和争取选民的机构来代替战斗组织；为那些以保持私有制为生存利益的社会阶层广开大门。这样一来，党的组织不仅完全小资产阶级化，而且失去了它的灵活性。为了自己的生存利益，为了对付准备暴动的无产阶级而大批加入工人党的小资产阶级，任何时候都是党和工会官傥们的后盾。而这些官僚们任何时候都会是无产阶级进行冒风险活动的第一个障碍。为了保护自己的垄断地位和对付革命的少数派，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庸俗理论很愿意把党和阶级说成是一回事。它们根本不关心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党纲式的最后目标，它们把不同意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社会化或者对此抱无所谓态度的“选举人”或“工会会员”拉入党组织，尽量削弱党的阶级性质。就是在党和工会官僚们、即所谓的“社会主义者”想干的情况下，通过这些每采取一个重大步骤就得破产的组织，也是不可能推翻资本主义的。这些阶级成份非常复杂的组织，在合法的框框内能出色地担负起顺从的议会反对派的后盾作用，但是决不可能担负起解放无产阶级的作用。
　　革命的工人党即共产党忠于《共产党宣言》的教导，宣布只有通过暴力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19]，当然要根据另一些原则来建立自己的组织。
　　根据被无产阶级革命经验所完全证实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教导，只有作为有一定范围的阶级、即无产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同无产阶级相反，城市和乡村小资产阶级分子被资本主义发展所腐化，无力采取独立行动。不论他们有多么贫困，甚至比无产阶级还要贫困，他们也不可能参与领导社会主义革命。至于说小资产阶级在专政时期的地位如何，这是革命的下一步问题。在革命的准备阶段，无产阶级需要的是一致的、只是本阶级利益所要求的行动；亳无疑问，对那些以本阶层利益或偏离革命的特殊思想来干扰无产阶级一致行动和削弱其力量的人，必须把无产阶级组织的大门关起来。
　　列宁说过，革命的工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能够夺取政权，领导和组织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它是全体劳动者和被剥削者在“没有资产阶级参加并反对资产阶级”[20]的情况下，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导师、领导人和领袖。
　　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党不能不加选择地把所有人都吸收到自己的组织中来，因为它只有精心挑选自己的成员才能达到行动的统一。这种行动的统一是以统一原则和统一组织为先决条件的。对这种封闭的党组织，人们会很容易地指责它说，这样的党是宗派，它不适合于接受无产阶级的所有群众，它不是整个阶级的代表。
　　然而批驳这种指责也是很容易的。只有被庸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才会产生社会民主党这种把党与阶、级等同起来的观点。这种观点一方面掩盖了党和工会官僚们对革命少数派进行控制的企图，另一方面想在资产阶级民主制下为社会民主党的要求提供符合多数派原则的“合法”依据。这样做当然不会给包括和代表整个阶级的工人苏维埃留下位置。社会民主党虽然感到很不舒服，但他们还是没有办法把这些工人苏维埃从现实中消除掉。工人苏维埃有什么用呢？难道代表整个阶级的社会民主党不能以无产阶级的名义接收和管理政权吗？
　　工人党从来也不包括整个阶级，但是它代表——也只有这样才能代表——工人阶级的真正利益。共产党如果不愿失去自己的革命性质，就只能接受那些远离小资产阶级或工人贵族的议会主义、反对革命和阶级合作想想的革命者加入自己的行列。共产党并只限于对自已的党员进行宣传，它的活动也没有忽视本阶级没有参加党的群众。相反，它正是依靠他们和他们的生活条件在进行工作的。因此，指责共产党搞宗派主义是没有根据的。选择党员，意思就是共产党为了提高自己的革命水平从组织上把无产阶级的革命分子吸收到自己的怀抱里来。这些革命者都是有高度觉悟的无产者，他们因此而勇于牺牲，忠实可靠，严守纪律。这种觉悟使他们有可能在革命的形势下迅速提高自己的革命水平。
　　另外，专政的失败还在匈牙利造成了这样的形势，共产党进行合法组织活动的可能性已经完全排除。一个只有秘密工作条件的党不可能把自己的组织的所有的人公开，这完全是正常的事。还应该看到，共产党改造社会制度的手段并不是合法的，也不是宪法上所规定的。对暴力必须采用暴力，必须采取群众行动和准备无产阶级的武装起义。这是党的任务，甚至可以说是党的特殊任务。正因为党依靠群众，公开地宣布这种主张，所以党没有变成一般野心家和阴谋者的组织。党所承担的这项任务完全是革命性质的厂但是同资产阶级国家警察机关不断进行斗争，使党必须不仅对不可靠分子关闭自己组织的大门，而且必须精心挑选自己的党员。
　　由匈牙利共产党在组织上团结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不仅在党内，就是在工人阶级的一切生活中，也是有组织地进行活动的。
　　不论是在工会、工厂和合作社中，还是在工厂委员会、工资运动和罢工组织里，都必须有组织地取得领导权。在工会选举时，则必须进行反官僚的斗争。不仅要在党组织内组织小组，而且凡是有共产党员一起劳动或一起生活的地方，为了统一行动、团结斗争和利用宣传鼓动条件，都应该组织小组。在所有的工厂和所有的工作岗位上建立和扩大共产党的组织，这是当前首要的任务。在工人运动中，在工人共同生活和劳动的地方，取得一切职位和干部职务，是非常重要的。这在工会里更为重要，因为把工会从反对革命的官僚集团魔掌中解放出来是工人阶级的生存利益。
　　根据党的革命性质，另一条最重要的组织原则是严格的集中制。同精心挑选组织成员一样，这一条也是统一的革命行动的宪决条件。只有统一领导下的群众行动才会取得成果。互不联系的分散行动会蜕化成政变活动，耗费革命力量。一些没有人响应的局部行动，不仅会影响参加这些失败行动的人的情绪，而且还会影响那些不是不想革命，只是出于必然或其他考虑而无法支持和不能参加行动的人的情绪。
　　除了实行严格的集中制外，为了保持革命的行动能力和体现群众的意志，还必须消灭党的官僚主义。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依靠党员的积极性、革命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大公无私的工作外，是没有别的办法的。共产党不仅需要交付党费的党员，而且需要积极的、敢于斗争的和坚定不移的革命战士，他们大公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不仅能够发动革命起义，而且能够通过不断的努力，有组织地、有计划地准备革命起义，提高无产阶级群众的革命觉悟。参加共产党的组织不能成为日常的、无心无意的习惯行动，而应该是革命觉悟和牺牲精神不断存在和发展的表现。
　　马克思在他年轻时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出过一个无产阶级的口号：“我算不了什么，但我必须主宰一切。” [21]共产党的任务就是从组织上为这个主宰一切作准备。等到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把节日，而且要把平日也变成增强道德和提高觉悟的欢庆日子。

六、对形势的看法


　　马克思说，上层阶级的堕落腐化再一次纠正了工人阶级所犯的错误。[22]
　　联合起来的官吏集团、军官团和警察机关由于社会民主党的有利活动，在协约国帝国主义帮助下，以资产阶级名义实行的白色恐怖，比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宣传机关的一切工作，都更能在工人阶级面前揭露资产阶级民主。它说明，阶级合作——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甚至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无产阶级的某些阶层也无法放弃这种主张——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而是工人阶级完全服从资产阶级的利益。
　　在匈牙利，无产阶级中一部分人由于胆怯，一部分人由于失去希望而丢掉了武器，出卖了自己的专政，犯了错误。而无产阶级求得解放的唯一道路和办法就是建立自己的革命专政，把它作为由资本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但是资产阶级抛弃了十一月秋玫瑰革命的成果，公开表明他们只是在民主制是使剥削永久化的合适手段时才需要民主制。他们的这种愚蠢行为纠正了无产阶级的错误。专政，公开的和坦率的革命专政只是符合无产阶级生存条件和解放利益的形式，但是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和剥削利益决不能容忍这种专政。
　　目前的匈牙利局势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无产阶级失败以后，起着专政遗嘱执行者作用的工会——社会民主党政府被赶离还未坐上的软皮椅和政府之后，结成统一政党的反革命资产阶级很快也就分裂。在专政期间，无产阶级能够生产，能够建立新的经济制度，因为它本身在劳动，也只有它的劳动是生产性的。而白色恐怖只能恢复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恢复剥削和创造剩余价值的借口，但它恢复不了作为剩余价值（这是剥削的基础）物质形式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
　　白色恐怖、官吏集团、军官团、警察机关以及独立于资本家之外的寄生虫的统治，都靠资产阶级所取得的剩余价值过现成的日子。他们的支持者来自那些没有自己特殊的阶级利益，但与他们具有共同特点的、即都靠社会费用生活的阶层：被资本主义生产搞破产的、活不成也死不了的、但又抓住私有制的破烂不放手的小资产阶级；无论在反革命时期还是在革命时期都想抢劫掠夺的流氓无产阶级》作为白色恐怖分子继承人的流氓资产阶级；预备做官吏和军官的青年人。教会伸手为这些家伙们祝福。教会被苏维埃共和国的反教会措施吓坏了。它唯恐自己的财产和收入被没收，以致于公开停止实行宗教十诫，借口说什么这是犹太人发明的。
　　当社会民主党还敢于讲阶级斗争这个词，不仅敢于讲民主，而且还敢于讲社会主义的时候，当他们还不得不担心工人阶级采取有组织行动的时候，白色恐怖的基督教招牌是挂在社会福利这条绳子上的。但是当社会民主党工会领袖们为了坐上部长和国务秘书交椅的愚蠢自私行为——为的是更加取得协约国的信任，彻底忘掉布尔什维克的历史——而公开宣布停止阶级斗争的时候[23]，社会福利这条绳子就变成了民族的绞索。社会民主党的好汉领袖们的毒牙不是被别人拔出来的，而是自己吐出来的。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抛弃了讲社会福利的表面，成立了暂时管理政权的基督教民族党[24]在这个党里，高级官吏和高级军官占了绝对优势，他们在下级官吏和下级军官中恢复了严格的纪律，以致他们再也不想去听这些人的意见了。
　　不过这个党也没有阶级基础。它的统治基础是白军的武器、协约国、依靠协约国的资产阶级以及社会民主党的无能为力。
　　这个党同大多数资产阶级政党一样否定十月革命[25]，同社会民主党一样仇恨无产阶级革命.它可以以资产阶级的名义执政，因为联合在银行里的地主、工厂主、银行家都是共和国的敌人；它可以根本无视社会民主党，因为它的白色恐怖是比那些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名誉扫地的或极为重要的流亡者的口头宣传更能迫害共产党的手段。
　　追求剩余价值的资产阶级，想要实现在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领袖们允许下取得的剥削杈利，想自己掌握政权。它不允许自己的雇佣军靠它的资助取得完全独立的地位。因此，支持基督教民族党的只是一部分高级僧侣和大地主——他们的利益只有靠白色恐怖来保护——，而其他部的资产阶级却另外组织了政党。在迫害工人阶级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老的自由派把反犹太主义写上了自己的旗帜，而犹太人出身的民主派也同意这样做。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另外组织政府，以区别于基督教民族党。白色恐怖虽然恢复了工人的雇佣奴隶制，恢复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暴力机构，但是这个政权还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这种政权缺少根本的经济内容，它只是为政权自身服务的政权，而不是为资本主义经济利益服务的政权。
　　弗里德里希们的集团是真正的贵族保守派的新富翁集团，它有时不得不为争取农民而喊几句反对大地产的口号。小农党[26]对教会土地和大地主的土地十分眼红。战争时期的高利贷和专政时期对城市的剥削，填满了他们的口袋，他们想把日益贬值的货币变成土地。然而基督教民族党是不能去碰教会和大地主的土地的，因为这是基督教民族党历史的基础。于是小农党也要求分享政权。
　　金融贵族和大工业资产阶级要求局势安定，要求停止恐怖活动。然而弗里德里希们中的一部分人却只能以恐怖活动来满足：流氓无产者和流氓资产阶级只有通过公开掠夺才能取得自己生存的条件。 .
　　协约国帝国主义也需要安定的局势，以便搜刮战利品。它希望采取共和国的形式，如果匈牙利资产阶级更喜欢王国的话，它也不反对建立王国。匈牙利的大资产阶级认为，王国会更可靠地保护它的利益，因为比起共和国来，王国终究离开布尔什维主义更远一些。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局势的发展却在迫使大部分人倾向于共和国。这一方面是因为目前执政的人都是保王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协约国并不大喜欢哈布斯堡这块招牌。特别是那些建立在奥匈帝国废墟基础上的国家里，成立王国会遭到强烈的反对，因为这些国家会把匈牙利王国的成立看作是匈牙利帝国主义的复活。所以，在匈牙利能够拯救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只有那些在拿破仑三世政变前曾经维护过法兰西共和国的人。马克思在谈到资产阶级的作用时曾经指出：“于是我们就看到，这些保皇党人起初还相信能立刻实行复辟，尔后又咬牙切齿地同意保存共和国形式。”[27]
　　总之，匈牙利资产阶级当前形势的特点是：对付工人阶级的一切活动企图或哪怕只是意愿时，他们是一致的；但是在本阶级内部，则是四分五裂的。一个不仅脱离了整个人民，而且也脱离了统治阶级而独立的国家，更确切些说是一个治安机构，对资产阶级的统治也只能容忍到其寄生利益与资产阶级统治利益一致的地步。而资产阶级则想努力突出国家的经济性质而不是其治安机构的性质，以掩盖国家的专政和恐怖形式，取消官吏机器和治安机器的独立性，自己直接掌管政权。
　　但分裂的不仅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也是如此。这种分裂一方面表现为社会民主党的分化，表现为工会和党的官僚们的团结由于争夺国务秘书职位而遗到破坏（农业工人联盟退出了社会民主党）[28]，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工人贵族企图完全放弃阶级斗争，否定工人运动的国际性，想把工人运动置于民族的基础之上（《钢铁工人报》编辑万察克·亚诺什的讲话）。[29]
　　社会民主党在十月革命之前就已经完全是各种不同社会阶层的联合，而不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基督教社会党的成立使它丢掉了一部分党费交纳人，革命无产阶级同它的分裂则使它失去了更多人的信任。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摆脱了流氓无产者和社会民主党流氓领袖们的、正在新生的匈牙利共产党——第三国际的匈牙利小组，重新担起了团结这些革命力量的责任。匈牙利共产党将象一年前，在去年3月把匈牙利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一样，将在比较有利的国际形势下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对这一点，并不需要特别乐观的人才能看到。
　　推翻了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的国际反革命浪头，在更强大和更革命的俄国无产阶级岩石上碰壁了。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唤起了协约国无产阶级的良心，加强了保卫俄国工人阶级政权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运动.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后，德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长大成人，抛弃了政变策略。加入独立社会党[30]的工人们越来越高声疾呼，要求同黄色国际彻底决裂，无条件地加入莫斯科派，加入第三国际。他们同动摇不定的领袖们决裂，抛弃了这些以自己的犹豫不决来削弱国际革命和推迟解放事业的领袖们。
　　意大利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人决定加入第三国际[31]，准备建立自己的专政。英国和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机构，由于革命罢工的结果，受到了从未有过的严重打击。在法国无产阶级运动中，也开始了纯化过程。
　　自从匈牙利无产阶级为期四个月的专政失败以来，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都不得不摘下自己的假面具。这次失败——为筹划匈牙利反革命立过汗马功劳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哭叫声也表明了这一点——再一次加强了各国工人阶级对马克思在巴黎公社时期所指出的真理的信念，工人阶级如果不履行自己的义务，无所作为，他们就会遭到资本和刀剑对他们从未有过的压迫统治[32]。第二国际的彻底破产和第三国际的发展壮大都说明，工人阶级不仅发现了这条真理.而且这种革命的认识在群众中正在变成革命的暴力。
　　匈牙利共产党就是在专政以前，也没有把无产阶级的力量浪费在零敲碎打的政变中。它团结取得了革命经历的工人阶级进行新的斗争，学会了革命的艺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种艺术同战争艺术和其他艺术一样，也服从于一定的规律。忽视这些规律，就会导致犯错误的党遭到失败。
　　革命的上一阶段在匈牙利造成了革命的真正敌人和真正的反革命。而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创建自己的革命领导党，以战胜反革命，求得自身的解放。这是专政的不朽成果。
　　白色恐怖用无产阶级的鲜血染红了新的革命旗帜。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后记


　　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革命文章的命运就是.革命的命运。在文章还没有印出来之前，它的命运就定下了。这篇文章是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第二周年，11月7日写成的。它的手稿从民主的监狱[33]传到外面，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几经周折，最后才被送到印刷厂。社会革命时期的一个半月，比和平发展时期的二十五年，能为历史记下更多的事情。随着形势和事件的迅速变化，在这一个半月里，我们实现了很多用政治的唯一科学方法即马克思主义手段所预先确定的目标。
　　白色恐怖利用法院组织，使自己具备了法制的和宪法的形式.甚至变成了民主制度，它给了人民[34]以真正普遍的、平等的和秘密的选举权。军官团、官吏集团和治安部队的专政亍在民主制基础上建立了集权的政府，争取了“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它大大扩充了民主的基础，甚至让社会民主党也成了自己统治的支柱。这篇文章第三章中写的话得到了证实：“白色恐怖与资产阶级无视民主形式的专政统治以及它们后来的自我消亡，很快就使人懂得，只有当工人阶级自己也愿意接受白色恐怖的遗产，即用一切手段保护私有财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府官吏集团寄生生活的时候，拥有无限权力的资产阶级才会愿意放弃公开而僵硬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并同工人政党在政府中进行合作。”白色恐怖的国家刽子手鲍利·米哈伊是基督教社会党的领袖，是作为帮凶的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他是基督教和社会民主党同流合污的最生动的象征。
　　在协约国帝国主义压力下成立的胡萨尔—弗里德里希—佩耶尔政府，尽管有社会民主党的大力协助，但很少能意味着资产阶级专政和白色恐怖的消失，就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失败很少能意味着革命结束和布尔什维主义失败一样。在谈到普鲁士革命时，马克思曾经指出：“我们从不隐瞒这一点。我们的基础不是法制的基础，而是革命的基础。现在，政府方面抛弃了法制的伪善面目。它站到了革命的基础上，因为现在反革命的基础也是革命的基础。”[35]
　　“国际”社会民主党领袖[36]放弃用革命手段进行斗争，匈牙利工人阶级重新披上社会民主党外衣的旧领袖们则诅咒自己过去参加了无产阶级专政，工会和党的官僚们在用自己的身子掩护资产阶级的恐怖统治。但所有这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即使有社会民主党的帮助，在匈牙利也是无法消灭无产阶级革命的。如果没有别的条件的话，就是反革命的本身，也会把革命的土壤留存下来。恩格斯说过，资产阶级的愚蠢会纠正无产阶级的错误[37]。早就否定了自己革命性质的社会民主党，在匈牙利只能在霍尔蒂海军上将的披风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活动。甚至资产阶级也只能在军官团既保护人又窒息人的铁拳所允许的范围内自由呼吸。同拿破仑三世当时所做的一样[38]，霍尔蒂也从资产阶级手中接管了政权.并借口说他是为了保护资本家和反对工人才这样做的。然而不同于路易·波拿巴的是，他并不需要从工人手中夺取政权，因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从伯姆、库菲、佩耶尔到米雅基奇，已经自愿地把工人阶级出卖给他。
　　尽管宣布要举行国民议会选举，尽管通过了保障民主权利的法令，但是主张合作的工人运动.同转入地下参加秘密组织并在白色恐怖的各种走狗迫害下筹划新无产阶级革命的工人运动一样，也不能够自由活动。白色恐怖的政府甚至不让资产阶级发表民主的言论，以致后来连资产阶级自己也起来反对十月秋玫瑰革命的一切成果，似乎他们也看到了马克思论断的正确：“如果说无产阶级还不能管理法国，那末资产阶级却是已经不能管理法国了。”[39]
　　协约国帝国主义及其雇佣军匈牙利社会民主党虽然作了一切努力，但是匈牙利至今也未能建立起一种稳固的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
　　大工业资产阶级无力进行统治，因为它没有向白军提供足够的金钱以养活五万到六万帮凶卫队[40]。另一部分寄生虫，即国家官吏集团则认为在不受形式拘束的治安部队保护下生活，要来得更为安全。他们不只是为一个阶级效劳，而是作为平等伙伴为满足本阶级利益和自身利益服务。
　　封建大地主通过银行早就同大工业资产阶级联合成为金融贵族。这一批老奴隶主只能代表很小的一个阶层。尽管存在着农民小土地所有者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但是他们今天已没有力量继续维持阶级统治。军事专政也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因为它血腥镇压一切不仅反对责本主义而且反对封建主义私有制——因此也反对封建大地产——的运动。
　　但是这个政府（当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两个社会民主党成员[41]经过极大的痛苦之后终于退出了这个政府）已经在丧失它在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小土地所有者当中的地盘，而这几部分人的联合正是基督数民族党统治的基础。城市小资产阶级同农民小土地所有者发生了利益冲突，因为农村对城市的封锁不仅影响到工人阶级，而且也影响到小资产阶级。匈牙利正面临着大批工人死亡的危险，这并没有使基督教民族党政府感到紧张。但是城市小资产阶级以致一大部分官吏的饥饿却不能不使这个政府采取比较严厉的反农村措施。针对这种情况，要求实行农民专政的呼声也在提高。这样一来，民主形式的阶级统治再也无法建立，不管是在国民议会选举之后还是在国民议会会议上，都无法建立。
　　任何地方的民主统治办法和议会主义所遭到的失败也不象匈牙利这样明显。在这里，尽管经过长期折腾之后，终于实行了秘密的、平等的、按区域划分的普选制，但是在选票市场上急白了头的党和工会官僚们最后还是不得不放弃参加大选。于是，虽然是被迫的，但社会民主党也成了议会主义的敌人。也就是说，社会民主党暂时放弃了进行政治斗争的议会手段。而资产阶级则许诺实行工业和平——可是只有在坟墓和平之后才能有工业和平——，同意让无产阶级的革命分子进入坟墓。
　　无产阶级今天在匈牙利正在挨饿，流血，但是也正在学习。白色恐怖从无产阶级队伍中夺走了成千上万的牺牲者。躲在维也纳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42]以文明和正义的名义出卖了无产阶级专政。而文明和正义在匈牙利的最主要生存问题同当年巴黎公社被镇压后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资产阶级如何摆脱无产阶级的大批尸体。这些人都是当年在无产者受到伯姆、库菲、罗奈伊和维尔特奈尔们唆使，放弃了革命斗争和丢掉了革命武器之后被杀害的。
　　匈牙利的无产阶级受到了血腥的教训。但更血腥的教训可能还在后面，因为在协约国提出帝国主义和约之后，要求维护领土完整的蛊惑宣传很容易会变成白军的一场战争冒险。
　　在这种形势下，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共产党应该以加倍的力量来反对已经走向分裂的社会民主党各派，既要反对昨天的政府社会民主派，也要反对前天和明天的政府社会民主派。
　　白色恐怖的旗手佩耶尔们和米雅基奇们并不是比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中重新参加国际的维也纳派更为危险的无产阶级敌人。这些人的国际主义过去表现为同协约国军事代表团勾结在一起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则表现为寻求同当年以武装力量进攻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的捷克政府社会民主党人的联系，以便自己也再度成为政府社会民主党人。
　　革命的工人阶级必须以不小于反对资产阶级和白色恐怖的精力，来进行反对这些公开的和重新戴上假面具的无产阶级叛徒的斗争。社会民主党右派最近刚刚退出的联盟，也正是——形式虽然不同一社会民主党左派所热切渴望的追求目标。左派用来作外衣的国际主义和出卖革命后企图重新拣起的破烂——革命精神，都是骗革命无产阶级，使它比较容易地脱离国际革命道路的蛊惑手段，同时也是同资产阶级进行讨价还价的资本，以便再次出卖国际主义和革命精神，换取“更大的”阶级合作。所谓的左派用纸糊武器发动的这场斗争，目的不是别的，而是让库菲们和伯姆们在另一个政府里代表佩耶尔们和米雅基奇们。
　　但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使这些骗子和叛徒感到孤立。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群众正在涌向第三国际的革命旗帜下，而最卑鄙地出卖这面旗帜的正是这些“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为了得到协约国的三十个银币甘心充当出卖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犹大。
　　无产阶级国际联盟——第三国际在匈牙利的分支是匈牙利共产党。它的任务是消灭一切敌人，使共产主义思想在匈牙利取得胜利。这一胜利不会迟迟不来。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破产，革命阶级斗争从保加利亚到英国的浪潮，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胜利斗争，都保证匈牙利无产阶级为维护专政而进行的四个半月斗争不会是徒劳无益的。
　　白色恐怖的学校教育了轻易抛弃武器的工人群众，使他们终于相信了主张斗争的无产者的话：要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没有其他选择。
　　白色恐怖的一切磨难和屠杀，只能进一步刺激共产党通过组织和宣传工作准备革命的新阶段.准备在匈牙利建立新的无产阶级专政。
　　这一胜利以招魂开始，将以实现社会主义而告终。当我们在烈士墓旁招来了从伯姆和库菲到霍尔蒂和胡萨尔等所有参加制造和实行白色恐怖的人的鬼魂时，我们就会象马克思说的那样：“那时我们会想起……并且也会高声喊道：Vae Victis！【战败者罪该万死！】……无结果的屠杀……无止境的残害，——仅仅这种反革命的残酷野蛮行为就足以使人民相信，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缩短、减少和限制旧社会的凶猛的垂死挣扎和新社会诞生的流血痛苦，这个方法就是实行革命的恐怖。”[43]

1920年1月20日



库恩·贝拉：《从革命走向革命》。
《匈牙利共产党人的任务》，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出版，维也纳，1920年。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2卷，第15—63页。




[1] 指1919年8月6日政变。一个由帝国军官们组成的集团迫使在苏维埃共和国被推翻后成立的所谓工会政府辞职。该集团的头子弗里德里希·伊斯特万组成了公开的反革命政府。

[2] 齐莱里·安德拉什。

[3] 科尔莫什侦探长。

[4] 会议厅。

[5] 豪布里赫·约瑟夫，佩德尔政府的国防部长。

[6] 指伯姆·维尔莫什、维尔特奈尔·雅各布、佩德尔·久洛和佩耶尔·卡罗伊1919年7月21日至25目在维也纳谈判期间，英国和意大利军事代表团团长曾以协约国名义许诺承认一个社会民主党政府并取消封锁。

[7] 1919年8月7日，哈布斯堡·约瑟夫亲王在佩德尔政府下台后宣布自己为国家执政。但是协约国迫使他8月23日辞职。

[8] 指高拉米·埃尔诺。他在苏维埃共和国宣布成立后逃到奥地利，以后又流亡到瑞士。

[9] 在维也纳出版的自由派报纸。

[10] 1919年11月23日成立的胡萨尔政府被称为基督教——民族联合政府。参加这个政府的有基督教民族统一党、农民党、民族自由市民党、民族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

[11] 指1918年10月的匈牙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2] 1919年成立的国际工会联盟（阿姆斯特丹国际）由于执行妥协的改良主义政策被称为“黄色”国际。

[13] 中世纪时指涉及一个城堡地区的和约，现指党之间的协定。

[14] 说法不明确。共产国际为了保卫苏维埃俄国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宣布于1919年7月21日举行国际政治罢工。这一天，英国、法国、德国和挪威都发生了罢工。但是由于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领导人不支持共产国际的号召，这次行动作为无产阶级的国际罢工并未实现。

[15] 指高拉米·埃尔诺。

[16] 《劳动报》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维也纳出版的中央日报；《战斗》是维也纳社会民主党的刊物；《新自由新闻》是维也纳自由党人的日报。

[17] 古斯塔夫·诺斯克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领导人，曾当过一段时间的国防部长。他镇压过基尔城水手和工人1918年秋的革命运动。1919年1月，他指挥镇压了柏林的工人起义。在这次镇压中，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害。1919年6月初，在他领导下推翻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

[18] 库恩·贝拉只是引用了恩格斯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序言的意思。

[19]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恩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504页。

[20]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391页。

[21]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63页。

[22] 引言的确切出处尚耒我到。可能是引自恩格斯《巴黎公社五周年》一文。库恩·贝拉只是按意思引了恩格斯的话。

[23] 苏维埃共和国被推翻后，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完全受右派社会民主党人控制。它在1919年9月10日的传单中要求：“立即停止阶级斗争，消除一切种族、民族和派别的矛盾。成立要求重建和维持国家者的联合政府，以代替破坏性的联合，建立主张普遍和解、和平生产和恢复国家者的团结。”见《匈牙利革命工人运动史资料（1919—1929）》，第58页。

[24] 由贝特兰·伊斯特万伯爵1919年2月创建的基督教民族团结党和弗里德里希—海雷尔的基督教社会（经济）党合并而成的基督教民族统一党，于1919年9月成立。1922年分裂成两个党。一部分人在胡萨尔·卡罗伊、埃恩斯特·山道尔、沃尔夫·卡罗伊领导下成立了支持政府的基督教民族团结派（主席为沃尔夫）。另一派则以海雷尔·伊斯特万为首，继续保持原来的党名，成为反对派。不久，后一派同基督教民族农民和市民党（弗里德里希一安德拉希党）结成同盟，取名基督教联合反对派。这个同盟只持续了一个时期。

[25] 1918年10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26] 1919年11月，小农党和农民党合并为基督教小农、农民和市民党，直到1922年2月。后改建为统一党。

[27]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8页。

[28] 库恩·贝拉在这里指的齐斯马第奥·山道尔的活动。齐斯马第奥当时是农业工人协会主席。1919年10月29日，他在《黎明报》上发表谈话说：“农业工人要独立于社会主义运动之外。”在1919年12月21日召开的一次农业工人代表犬会上，他同一小撮代表宣布“脱离社会民主党”。1920年1月18日又一次举行农业工人代表大会，他的一派无人出席。齐斯马第奥本人被开除。代表大会选出了新领导班子。

[29] 1920年3月1日，霍尔蒂被宣布为国家元首。3月2日，万察克·亚诺什以党领导的名义在《人民之声报》上撰文，对霍尔蒂表示敬仰，说是：“……在保持我们骨气的同时，我们愿意伸出长茧的粗手取得和解；在对这双手的价值进行评价的时候，我们相信阁下的智慧。”

[30] 指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

[31] 意大利社会党1919年10月5-8日在波洛尼亚举行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接受了参加第三国际的建议。

[32] 原文应该是：“如果工人们忘记自己的职责，如果他们仍然采取消极态度，那末现在这场可怕的战争就会成为将来发生新的更可怕的国际战争的预兆，并且会在每一国家内使刀剑、土地和资本的霸主们又一次获得对工人的胜利。”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93页。

[33] 这份传单是库恩·贝拉在卡尔斯坦城堡写成的。奥地利政府原来把此地作为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的避难所，后来成了禁闭人民委员们的集中营。

[34] 在大国压力下，实行了秘密普选制。所有年满二十四岁，在某一地方住过半年并有住宅的居民（如果是妇女，则需要识字）均有选举权。全国约有选民三百万人。这条法令后来被修改。

[35] 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118页。

[36] 可能是指卡尔·考茨基。

[37] 见注[26]。

[38] 指路易·波拿巴1851年12月2日政变。

[39] 恩格斯：《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o《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19页。

[40] 原为罗马皇帝的卫队，在各次政变中起过重要作用。此地借喻为进行强暴统治的部队。

[41] 1919年I月15日，福利部长佩耶尔·卡罗伊和贸易部国务秘书米雅基奇·费伦茨根据社会民主党领导委员会的决定，退出政府。

[42] 指高尔保伊·山道尔、维尔特奈尔·雅各布、库菲·西格蒙德、伯姆·维尔莫什和以后的高埃尔诺。

[43] 马克思：《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543页。


[①] 见维尔特亲尔在《劳动报》上发表的文章

[②] 见布济格尔在《战斗》上发表的文章。

[③] 维尔希泰尔在拘留所的讲话。

[④] 见康多·卡尔曼1919年9月13日在《新自由新闻》上发表的文章。[20]

[⑤] 见科林·费伦茨1919年9月13日在《新自由新闻》上发表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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