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国主义

　　在谈到战争和革命的时候，用得最多的一个字除了帝国主义以外，就是军国主义。
　　战争的敌人咒骂军国主义，而德国胜利的崇拜者则歌颂军国主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凡是承受着军国主义重压的入，不管他被迫牺牲鲜血还是供奉金钱，不管他被迫在军营里还是在战场上效劳，都是军国主义的敌人。
　　凡是不靠军国主义过活的人，都反对军国主义。问题只是在于如何反对军国主义，用什么手段来消灭军国主义。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了解什么是军国主义，它是如何产生的，它存在的基础和目的是什么？

一

　　军国主义是个外来的拉丁字。它是从“军事的”这个字演变而来的。
　　近四十年来，特别是…^[1]军营的数量不断增加，一艘又一艘的新军舰被制造出来，凡是人脑发现的东西都被用来为军队、为军队的作战能力服务。比起军队的需要来，人民的实际需要，如改善卫生条件、发展教育事业等只是第三位的问题。国家使一切都为武装力量服务。军事观点、发展和加强武装力量的利益超越于一切之上，这就是军国主义。
　　国家把军事利益置于一切之上，并不是为了进行军事检阅，也不是为了军队本身。很简单，这样做的原因只是由于它能服务于国家的老爷们，即有产阶级的双重利益。这种双重利益在所有国家都表现得非常明确：“武装力量的任务在于对付一切外部和内部敌人，保卫国家。”
　　换句话说，掌握国家政权的有产阶级利用军队，对外可以对付其他国家的有产阶级以保证自己的经济利益，对内则可以镇压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革命。
　　军国主义的产生也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就在几个世纪之前，任何国家都还没有常备军。那时国王、王公、地主和高级神职人员还没有同从事工业和商业的资产阶级分享政权，他们用自己庄园和土地的收入把农奴组成自己的军队，还没有常备军队^[2]。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开始了雇佣军时期。由一些自愿参加的人组成经常拿着武器的雇佣军队，为保卫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效劳。
　　十九世纪初，一方面由于反对法国革命的欧洲战争，另一方面由于反对四十年代革命运动的斗争，为了对外和对内保护有产阶级的利益，军队的数量越来越多。其目的是一旦发生战争，可以尽可能快地派出尽可能多和训练尽可能好的武装部队开赴战场，进入屠宰场。
　　于是出现了普遍的义务兵役制。它首先于1817年在普鲁士实施。接着奥匈帝国于1868年也实行了义务兵役制。英国则是在这次世界大战期间才最后开始采用这种制度的。
　　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和资本主义是军国主义的生身母亲，而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阶段帝国主义则充分地发展了军国主义。
　　各资本家集团在世界市场上日益激烈竞争，争夺殖民地，准备执行强盗计划，战争危险不断增长，使所有的大国都在进行最大的扩军，以最大的努力增加军队，发展海军。
　　帝国主义日益膨胀扩大，笼罩了整个世界。人民的口袋本来就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而现在即使没有战争，它也会被掏得精光。

二

　　……数目^[3]
　　1869年，奥匈帝国有十九万军队，1912年增加到三十九万人。与此同时，意大利的军队由十二万人增加到四十九万四千人，德国由三十八万人增加到五十五万人，俄国由八十三万人增加到一百万人，法国由四十四万入增加到六十万人，英国由十八万人增加到二十五万人。这六个最主要的强盗大国的第一线军队四十三年内增加了一百万人。
　　在战争前夕的1913年，德国常备军又增加了十三万六千人，奥匈帝国则增加了六万人。一些小国也进行同样的扩军。到了1913年，已经有五百一十七万人在军营里服役受苦。
　　海军比陆军增加得更快。，为了准备进行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德国和英国建造海军军舰的费用增加得特别快。
　　从1880年至1914年，各国用于陆军和海军的开支至少增加了一倍。这笔费用大部分还是由工厂和土地的工人们负担。他们被迫在军营里当兵二、三年，即使是在和平时期也受尽了军国主义的一切磨难。
　　军事开支不是来自对富人财产的征税，而是来自群众消费品的税收，来自为人民、工人和农民利益服务的各个机构和团体。
　　不仅仅是战争的本身提出了反对军国主义的问题。就是在战争爆发以前，在军国主义重担下呻吟的群众也已经在寻找各种摆脱军国主义的道路。
　　军国主义不是独立的、孤立的现象。要反对军国主义，就必须挖掉它的根子。而它的根子则正是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

三

　　在战争爆发以前是否就有人反对过军国主义？如果反对过，他们又是怎么反对的？对这个问题可以作简短的回答。是的，战前有人反对过，但是这场斗争只是一场“打死它，但不要打得太厉害”的斗争。
　　最能说明这种斗争特点的就是人们常说的社会主义^[4]。这个字来自拉丁文的和平一字。争取和平的运动叫做和平主义。
　　这种运动是资产阶级运动…^[5]它们来自于有产阶级。受扩张利益驱使而走向战争的有产阶级一般都是军国主义的支柱。它爱护、宠信军国主义，因为它知道，在战争中需要凶手和被屠宰的对象。资产阶级的一小部分人害怕战争的后果，同时受到扩军费用日益增长的压力，因此想找到避免战争和减少军备的道路和途径。这种善良的愿望可以适用于任何其它东西，但就是不能卡住军国主义的脖子。和平主义者的手段是通过国际上选举产生的法院来仲裁国家之间的冲突，通过协议的途径减少军备。
　　在资产阶级内部虽然有过这种主张“打死它，但不要打得太厉害”的人，但他们只是极少数。他们并不反对扩张政策，而这却正是日益深刻的经济原因所引起的后果之一，是军国主义最直接的滋养者之一。
　　除了公开的、野蛮的和赤裸裸的暴力之外，资产阶级还有很多骗人的东西，而和平主义大部分也是欺骗人民的手段。各国政府自己也力图利用这种运动.也参加和平主义运动的阵营。它们这样做的意图首先是想把扩军的责任推到竞争国的身上，从而向本国被压迫阶级证明不断增加军队费用的必要性。这种费用当然又是来自对群众消费品的征税收入。他们把扩张主义的扩军，隐蔽在假仁假义的骗人词藻中，说什么，你们看，我们是如此爱好和平，但是别的国家已经武装到牙齿，因此我们也不得不关心自己国界的防御问题。
　　为了交出这种血税，流汗受苦的却是无产者。
　　最能说明和平主义者特点的是所谓的海牙和平会议^[6]，确切地说应该是和平滑稽戏。这些和平会议的创始人是叶卡捷林堡的俘虏^[7]沙皇尼古拉。他在召开海牙和平会议不久后就同日本人打起仗来。
　　这种海牙滑稽戏、调解委员会在反对军国主义的运动中没有任何重大意义。人人预先就都知道，在进行扩军的帝国主义强盗国家的扩张政策面前，国际仲裁委员会只是写在书面上的一句空话。
　　那些在国际和平会议上讲得最动听的人，都是资本输出的最坚决的保卫者和推动者，而资本输出则必然导致帝国主义的扩张和侵略政策。
　　整个和平主义运动对军国主义来说起着一种圣水的作用，尽管它没有什么用处，但是也不会有什么害处。
　　军国主义对外和对内都是资产阶级的压迫和政权工具.因此有产阶级不可能认真反对它，因为消灭军国主义会威胁到资本输出。资产阶级是不愿意这样做的，它不会有意地去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国际协议（而秘密的外交协议却总是包含着与这些协议相反的内容）和海牙仲裁委员会，只是所谓反军国主义运动史中的一些微不足道的插曲。其实整个和平主义并不包括在内。
　　不管和平演讲和宴会气氛如何，武装拳头才是国际纠纷的决定者。

四

　　军国主义最先压榨的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为军国主义出钱、卖命，但是军国主义却压迫工人阶级。所以工人阶级的领导人、各国社会民主党必须研究军国主义问题。
　　为了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反对军国主义，因为它是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压迫机器中的关键部分。
　　社会民主党反对军国主义斗争的场所，首先而且几乎全部在议会大厅里。反对军国主义的口号是：不给资产阶级一分钱、一个兵。
　　所有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都包括有取消常备军，用人民军队和民兵来代替常备军的要求。
　　第三种手段已不是利用议会，而是在工人群众中，特别是在青年和即将服兵役的工人中，进行反对军国主义的宣传。
　　各国社会民主党在各次国际会议上经常强调反军国主义斗争的必要性。
　　由于社会民主党脱离了自己纲领的原有立场，吸取了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有毒思想，从而很早就为大多数社会民主党被绑上战车作好了准备。
　　工人阶级的原有要求——武装人民，只有在推翻了资本家的统治和资产阶级国家之后才能实现。
　　可是，和平主义的要求，如选举产生国际法院、限制军备和实行裁军等等，逐渐渗入了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实践中。
　　这些要求都是不可能期待资产阶级国家来付诸实现的。即使实现了象裁军这样的要求，那也不可能在资产阶级统治的情况下为工人利益服务，相反，它只会加重对工人的压迫，增加工人争取解放的困难。
　　在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条件下，不管怎么说，武器还是在无产者和农民手中。这样就总还有可能使军队用来反对内部敌人，即工人阶级的时候，只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资产阶级很清楚，即使每天成百次地向无产者脑中灌输士兵誓言、纪律和害怕惩罚的思想，也不能使他们完全脱离自己在工厂、车间或田地上共同劳动过的伙伴们。正因为这样，资产阶级在镇压工人运动的时候，首先不是利用军队。
　　如果裁军（如果帝国主义政策能容忍这种事的话）不是各国裁减全部的武装力量，而只是把军队改变成为某种更大的宪兵和警察队伍，那就会彻底破坏军队和人民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却正是对资产阶级的经常性威胁。
　　因此，大多数社会民主党这种以裁军形式向自己提出的幻境，不仅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而且是反动的乌托邦。
　　我们已经指出过，军国主义的根子长在资产阶级存在的基础，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之中。
　　无论是通过骗人的和平主义的和平运动道路，还是采用社会民主党人的和平主义方法，都不可能有效地反对军国主义。
　　军国主义只有同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和社会制度一起加以消灭。其途径就是社会革命，就是工人阶级和农民掌握武装情况下的统治，即无产阶级专政。 ·
　　这就是共产党人的战斗口号和目标。

库恩·贝拉

《社会革命》，1918年5月15日，18日。

^[1] 原文有一行字迹不清。

^[2] 此处有误，在雇佣军出现之前，封建军队的特点恰恰是贵族对当兵的垄断权。

^[3] 原文有一行字迹不清。

^[4] 印刷错误。正确的应该是“社会和平主义派”。

^[5] 原文中有半句话字迹不清。

^[6] 指1907年在海牙召开的一次国际和平会议。

^[7] 沙皇尼古拉二世（1868-1918）当时被关在叶卡特琳堡（今斯维尔德洛夫斯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