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堆颜色发黄的旧报纸。读者如果打开这堆报纸，翻翻其中的某一页，马上就会发现好多字迹已经模糊不清。六十年前印着库恩·贝拉讲话和文章的纸张日趋破旧。
　　这些一触即裂的旧报纸都是历史的见证。它们告诉读者，这本书中所收集的讲话和文章是在什么情况下问世的。第一部分包括1917年12月至1919年3月期间的讲话和文章，其中大多写于革命的苏维埃俄罗斯，一小部分著于无产阶级革命前的匈牙利。
　　1916年春，库恩·贝拉作为哥罗日瓦尔第21步兵团的准尉在俄国被俘。当时他刚过三十岁，但是参加工人运动已有十四年的历史。1902年，他加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1908年后，已是党的骨干分子，被选入埃尔代伊（今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地区——译注）党委员会。他以哥罗日瓦尔工人储蓄所职员的身份,走遍了充满着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埃尔代伊地区。他到处组织罢工，举行集会，教育那些由于觉悟不高、宗教不同和民族差异而不愿联合起来并因此轻易成为不受民族属性影响的资本剥削的牺牲品的劳动者，去结成阶级战友的同盟。他在教育别人的同时，自己也不断地学习。他不仅具有渊博的文化知识，而且认真研究过当时在匈牙利所能接触到的全部马克思主义著作。通过日常的工运工作，他掌握了做群众工作的本领：能言善辩，鼓动力强，具有高度的组织能力。
　　1914年底，他穿上了灰色制服，成为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优秀的中层干部。这时，他的思想觉悟还没有超出社会民主党的水平。在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同时，对他影响最大的主要还是考茨基的思想。他不了解列宁的著作，因为当时在匈牙利还看不到列宁写的东西。
　　库恩·贝拉经受了战争的严重考验。他曾在前线不间断地战斗过几个月，并且受了伤。伤愈后又被送回前线，在加利西亚战场被俘。
　　在西伯利亚托木斯克战俘营期间，他很快就结识了一些对战争和战争爆发原因与他具有相同观点的战友。其中有明尼赫·费伦茨、西德莱尔·埃尔诺、雷莱尔·卡洛伊和亚诺什·贝拉。在战俘营里，他得到了增长理论知识和提高辩论能力的好机会。
　　俄国二月革命胜利以后，库恩·贝拉同托木斯克的社会民主党人取得联系。从这时起，他开始了解过去被战俘营铁丝网所隔绝的俄国工人运动。托木斯克的同志们对他接近俄国工运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他们也正在寻找那些被战争风暴卷到严寒冷酷的西伯利亚来的、被迫穿上军装的工人和农民兄弟。在他们的请求下，库恩·贝拉在西伯利亚的布尔什维克报纸上发表了第一批文章。在这些著作中，库恩·贝拉向读者，向西伯利亚工人群众介绍了俄国革命的情况和他对俄国革命的看法。
　　在战争和革命的困难条件下，印制这些报纸的纸张质量很差。他们在印刷出版这些报纸时，并没有考虑将来还要把它们留给后代的问题。今天能够留下几张来，那完全是由于偶然的原因。今后我们还可能再发现一些迄今未见过的登有库恩·贝拉文章的报纸。
　　同别人一样，库恩·贝拉也是逐渐掌握列宁主义的。在二月革命刚胜利的时候，他还不了解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根本差别。当时，托木斯克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组织上还没有分开，都是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这种情况也影响了他对两派的认识。阶级斗争的战线只是在1917年夏天才变得泾渭分明。库恩·贝拉和大部分匈牙利战俘加入了布尔什维克。从食时起，他开始研究列宁的著作。
　　他在托木斯克迎来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把战俘组成为保卫地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队伍的工作中，他起了重要作用。
　　1917年12月，他去彼得堡参加领导战俘中的共产党员的工作。不久，他见到了列宁。这对他以后的思想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1918年初，库恩·贝拉发表了许多文章。他经常为苏联的中央报纸《真理报》和《消息报》写东西。在这同时，他也没有忘掉在托木斯克的朋友们，常常向他们寄送自己的文章。除了主要做战俘中的党组织工作和武装支持苏维埃政权外，剩下的大部分时间大多用来编辑匈牙利文的布尔什维克报纸《国际社会主义者》。
　　这些文章的题材是多种多样的。库恩·贝拉总是根据当时革命事业的需要写作。他很注意写文章的具体对象。对《真理报》的读者、经历过两次革命的俄罗斯工人应该强调这些方面，对从《国际社会主义者》，即后来的《社会革命》学习政治基础知识的匈牙利战俘则应该突出另外一些方面。对所有这些要求，库恩-贝拉都有能力满足。
　　手持本书的读者在这些文章和讲话中会发现，今天已经有大量著作在研究库恩·贝拉当时提出来的思想。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中人人都能看到和研究的东西，在二十世纪头二十五年里是根本接触不到的。库恩·贝拉对《社会革命》读者讲的关于帝国主义、军国主义、民族问题的看法，都是第一次用匈牙利语言宣传的列宁主义思想。当时，这些文章的任务是使读者了解和懂得列宁主义的实质。
　　库恩·贝拉在1918年初即已掌握了列宁主义精髓：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教导。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别的方面对他的思想发展也是一个里程碑。这时，他明确认识到国际工人运动中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分裂是无法挽回的。他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他对自己的党、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有着深厚的感情。正是在这个党里，他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正是在这个党的领导下，他参加并且领导了阶级斗争的一些战斗行动,（例如争取选举权）。就是在战俘营期间，他也曾向这个党表示过问候。
　　在列宁的影响下（本书中的一些文章也证明了这一点），他逐渐认识到，就是这个社会民主党，口头上自称为工人利益的捍卫者，但行动上却千方百计回避无产阶级革命，客观上代表着资产阶级利益。尽管在它的领导层中，有些人是库恩·贝拉所钦佩的，但是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
　　这些文章经常谈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对各式各样民族主义的彻底清算。这是一项很不容易取得人们同情的工作。几百年来，统治阶级的政策在奥匈帝国各族人民之间一直在煽动民族仇恨，而战争和俘虏生活更加加深了这种仇恨。库恩·贝拉是第一批对从战俘营回国的士兵宣传这样一个真理的人：匈牙利的贫农是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无产者的兄弟，而地主、资本家老爷们即使同他们讲的是同一种语言也仍然是无产者的敌人。这项工作并不是很容易做的，因为不仅要同老爷们几百年来愚弄人民的欺骗宣传作斗争，而且还要同宣传“保卫祖国”口号的社会民主党充满社会主义词藻的论据作斗争。
　　当然，库恩·贝拉还没有，也不可能看清楚所有的问题。他的俄文程度不高,主要是从德文翻译过来的列宁著作中学习他能学到的东西。他的大部分时间不是花在掌握理论知识上，而是花在解决实际问题上。他是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匈牙利小组的创始人，各不同民族和具有革命感情的战俘同盟的领导人。他领导过培养宣传鼓动员的学校，为保卫苏维埃政权组织过武装部队。他自己也参加过好多战斗，镇压过社会革命党的叛乱。当时被认为布尔什维克党优秀理论家的布哈林的观点，在开始时对他的思想发展是有影响的。但是这些观点在很多问题上同列宁的立场有分歧。例如在《共产党人和民族问题》一文中，库恩・贝拉把民族自决权局限为劳动阶级的自决权，就反映了这一点。
　　后来，在他比较成熟的时候，他曾对自己在这个时期的思想认识做过自我批评。
　　库恩·贝拉当时还没有完全掌握列宁主义，这并不是本质的东西。本质的东西是他作为第一个懂得列宁主义实质的人，开始在匈牙利群众中传播列宁的思想！
　　《该谁来偿还战争债?》是这一时期特别出色的文章。他用人人都能明白的语言，令人信服地，有时还略带讽刺挖苦地使读者得出结论：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解决战后的欧洲问题。当时，库恩·贝拉还在乌拉尔山区同白匪军作战，而他的这本小册子已经在布达佩斯重新出版，并在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当中传诵。
　　1918年10月31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匈牙利取得胜利。库恩·贝拉和他的同志们11月4日在莫斯科提出必须建立匈牙利共产党的主张，接着就动身回国，准备具体实现这个目标。198年11月17日，库恩·贝拉回到匈牙利。1918年11月24日,匈牙利共产党成立。库恩·贝拉成为匈牙利共产党的第一个领导人。他对党制订政策起了决定性作用，并为党做了大量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几乎没有一天他不在某个集会上讲话。他个人的吸引力为革命事业争取了成千上万的群众。
　　在库恩·贝拉一生中的这几个月里（这是匈牙利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他写的文章相对来说比较少。原因并不是库恩・贝拉写得比过去少。恰好相反，他这一时期写的东西可能比过去更多。1918年12月，匈牙利共产党党报《红色报》开始出版：它肯定发表了党的领袖库恩·贝拉的一些文章。当时《红色报》上，除少数文章外，大多数文章都是不署名的。这一点使我们得出了上面的想法。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在当时的报纸上，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做法。由于没有署名，我们无法把很可能是库恩·贝拉写的、但又难以绝对肯定是他写的文章收集到本书中。因此，我们只好用三篇著作来代表这个丰富多彩的长达四个月的重要时期。这三篇著作是:《伯尔尼》、《致列宁的信》、《致波加尔,伊格纳茨的信》。
　　从理论上来看，这三篇著作中最重要的是《致波加尔·伊格纳茨的信丸这是他被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联合政府于1919年2月20日借口警察局制造的挑衅事件逮捕入狱后，在解犯羁押监狱中写成的。波加尔·伊格纳茨是印刷工人工会的领导人之一。当时的社会民主党左翼正通过他寻求同共产党领袖的接近。他们要求库恩·贝拉答复，在什么基础上才能恢复作为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先决条件的匈牙利工人运动的团结？库恩·贝拉在给波加尔（并通过他给匈牙利社会民主党领导）的信中，提出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赖以取胜的各项要求。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接受了这封信。在这封信阐述的行动纲领基础上，1919年3月210,两党实现合并，从而使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在匈牙利取得了胜利，开始了匈牙利人民一千年历史中的最光荣的日子。在这四个半月里，.劳动者成了国家的主人。
　　新建立起来的工人政权与库恩·贝拉的名字紧密相联。尽管形式上革命苏维埃政府主席是加尔保伊·山道尔，而不是库恩·贝拉，但是他的同志和对手都把他看作是无产阶级国家的领袖。在所有重大问题上，人们都期待他来作决定。
　　库恩·贝拉在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著作，从体裁上看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他讲过很多次话，但是事先并没有写成书面材料。其中有些讲话是速记下来的,它们为后人留下了忠于原文的记录。但绝大多数讲话在报纸上只发表了简短的摘要。他同列宁、苏维埃政府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以及其他革命家来往的电报，都谈到了很重要的问题。库恩·贝拉作为苏维埃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签发过不少照会，对政治家和记者们发表过许多谈话和声明。他做过很多报告，就当前的和今后的一些根本性问题阐述了共产党人的立场。
　　从这些丰富的材料中，我们在本书里只能发表一部分供读者阅读，因为如果全部发表，要占很大篇幅。不过我们尽量使读者能够感觉到库恩·贝拉活动的多样性。本书收集了他就当时的某个迫切问题或在新建国家的各种重要论坛上关于苏维埃国家重大问题发表的讲话，收集了他关于国内政策的主要问题——工人阶级团结问题和关于如何保证无产阶级专政生存的国际条件问题所写的文章。
　　在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文献中，要特别提请读者注意两篇。其中之一是：在布达佩斯革命工人和士兵中央苏维埃5月2日会议上的讲话。
　　这一天是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史上决定命运的一天。4月16日，罗马尼亚国王的军队对匈牙利工人政权发动了进攻。年轻的无产阶级政权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组织具有打击力量的武装部队。能够打仗的人大部分已在四年的大战中伤亡殆尽。幸存者都渴望和平，希望在长期离乡背井之后终于能享受到家庭的温暖。在这种情况下，被沙文主义感情所麻醉的罗马尼亚军队如人无人之境，占领城镇，长驱直进，迅速插向匈牙利的心脏布达佩斯，这是不足为怪的。5月10,正当首都人民欢庆第一个自由的劳动节时，罗马尼亚部队开到了蒂萨河。
　　这时按苏维埃政府的社会民主党成员建议政府辞职，因为他们认为抵抗是毫无希望的。在这种气氛下召开了布达佩斯工人苏维埃会议。会议开始时，大部分与会者都只抱着一种凄凉的想法，唯一可做的就是宣布投降，听任战胜者自由摆布匈牙利人民的命运。这时，库恩·贝拉走上讲台，如实地介绍了面临的严重形势。他没有美化现实，也没有许诺任何东西。他只是指出，必须保卫布达佩斯。他的讲话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应。工人苏维埃象一个人一样地接受了他的主张。
　　第二天，工人武装部队开往前线。不久就展开了光荣的北伐战斗。
　　另一个重要文献是库恩·贝拉从1919年5月11日到5月22日关于修改党纲问题所作的五个报告。在这些报告中，他在匈牙利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提出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理论。1918年11月前，社会民主党是工人阶级唯一的政党，党和工会完全溶合在一起，工会会员基本上都自动转成党员。1919年3月21日两党合并后，仍然保持着这种做法。库恩・贝拉强调指出，工会必须向所有劳动者广开大门，但是只有那些最有觉悟并愿为阶级事业作出一切牺牲的人才能入党。
　　报告阐述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学说，澄清了民主和专政概念的阶级内容。在谈到苏维埃、无产阶级民主的基本形式等问题时，报告强调了对选举出来的人员可以有罢免权的重要性。库恩-贝拉还谈到民族问题，勾画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未来经济机制的轮廓。
　　这个报告也表明，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库恩·贝拉看作是当时最了解列宁主义并且运用得最好的匈牙利人。与此同时，这些讲话也说明他在有些问题上思想还不够成熟。
　　本书收集的许多文章很好地反映了苏维埃共和国的日常生活和节庆活动。（解放科希策时的讲话就是一个好例子）
　　协约国1919年6月中提出克雷孟梭照会后的文章反映了日趋紧张的形势。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困难。匈牙利革命者在推翻资本主义的时候，一分钟也没有想过，.这个小小的社会主义的匈牙利将能独自一家顶住敌对的资本主义环境的围攻。他们曾指望革命的火焰会蔓延到整个西欧，匈牙利公社的军队将同苏维埃俄国的红军并肩作战。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两个设想都是现实的。在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工人运动正蓬勃发展。匈牙利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时，苏联红军离开匈牙利边境只有二百公里。
　　可是以后的形势变化越来越不利。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镇压下去，奥地利工人的革命积极性遭到社会民主党人的压制。邓尼金的军队开始在苏维埃俄国发动反攻，苏联红军被迫后撤，离开匈牙利边境越来越远。国际形势的恶化也加剧了内部的矛盾。布达佩斯的工人武装虽然轻而易举地镇压了6月24日发生的反革命叛乱，但是仍无法控制食品匮乏所造成的困难和普遍的失望情绪。
　　1919年8月10,罗马尼亚军队推翻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
　　库恩·贝拉同大多数人民委员一起逃往奥地利，被奥地利当局逮捕。他在这里呆了一年。本书中收集的有些重要材料是在奥地利问世的，其中有:《革命的过去》、《同库恩·贝拉的谈话》、《从革命走向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实践》、《各政党在专政产生过程中的作用》。
　　1919年和1920年，国际革命的浪潮又开始高涨。红军胜利地击退了白卫军和干涉军的进攻，开始转人反攻。1920年夏天，布琼尼的红色骑兵到了华沙城下。革命运动在德国和意大利又有了进展。
　　这些事实使库恩·贝拉感到乐观。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在匈牙利只是暂时遭受挫折，当国际形势好转时，共产党领导人很快就可返回匈牙利。这个想法看来是现实的。困难的处境（监狱、营养不良、身体不好）并没有影响他对,形势的分析和看法。库恩·贝拉是从国际范围，从共产国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他认为自己是国际共产主义的战士。
　　在奥地利时期写的文章中，最重要的一篇是《从革命走向革命》。他试图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总结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经验和教训。这本小册子写得比较仓促，因为国际上迫切需要这种总结。日益高涨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希望尽可能多地了解一个中欧国家的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以便借鉴它的经验教训。由于被关在集中营里，库恩·贝拉不具备完全满足这种要求的条件。他看不到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发表的主要文献，手头上没有书报，连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出版的《红色报》也没有一份。正因为这个原因，列宁（他在小册子出版后马上阅读了全文）认为里面讲的具体东西太少。
　　写作《从革命走向革命》时，他还不能从必要的长远的历史角度来总结经验教训，因为主观的经历还历历在目，过于新鲜。尽管如此，这篇文章还是包含了许多至今仍然有效的思想。库恩·贝拉正确地强调了匈牙利革命的国际性质。他指出了社会民主党右翼破坏活动的危险性，提出两党合并（尽管有很多副作用）是革命取得胜利的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
　　《从革命走向革命》这个小册子同时也强烈地反映了他对工人阶级表现的不满情绪。他认为大部分工人在苏维埃共和国后期感到厌倦和失望，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工人阶级已经背离无产阶级专政，“胆怯地抛弃了”它。由此他还指出，白色恐怖对工人阶级是“有益的”，因为它将打掉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
　　在这里，库恩·贝拉第一次阐述了他在以后的文章中又多次提到过的思想，介于工人运动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间的“调和派”，自称左派的社会民主党人，客观上起着有害的作用，因此，揭露他们比揭露公开的叛徒更为重要。这个思想成了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犯错误的根源。
　　这个论断在革命的前夜是对的。布尔什维克如果不同孟什维克的左翼分子划清界线，那是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的，因为后者和前者的不同“正是”在于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库恩·贝拉的错误是把这个论断绝对化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稳定时期，甚至在反法西斯斗争时期，情况也是这样，其实这时正需要采取相反的做法（团结所有的左派力量）。
　　1920年8月，由于苏联政府采取了坚决的外交步骤，库恩·贝拉被释放出奥地利集中营，又回到苏联。在以后的几年中，他完成了党交给他的许多重要任务。作为共产国际的领导干部之一，他参加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工作。与此同时，他对重建地下的匈牙利共产党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常常使用化名和假证件在外国活动。他去奥地利的次数最多，因为从那里可以直接帮助匈牙利共产主义运动工作。
　　二十年代写的论文和文章，内容十分广泛。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在共产国际领导机构的会议上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前问题时的各次讲话。很多重要文章都是为匈牙利共产党当时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写的。
　　本书从这些文章中只收集了与苏维埃共和国的经验教训有关的一些材料。
　　1925年夏，匈牙利共产党准备召开党代表会议。总结五年来建党工作的成绩，得出相应的经验教训，指出今后的短期和长期任务，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当时正在维也纳活动的库恩-贝拉，为这次会议的成功做了大量工作。（这次会议以后作为匈牙利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而载入史册）
　　会议前夕，匈牙利共产党的理论刊物《新三月》在维也纳出版。刊物在维也纳编印，然后通过秘密渠道运到匈牙利。
　　新刊物的纲领性文章是库恩·贝拉写的，题目是：《匈牙利还会发生革命吗?》。文章分析了匈牙利的国际地位，列举了匈牙利社会未能解决的各种问题，详细地谈到了在匈牙利实现资产阶级民主的可能性，并得出结论说，在目前的条件下，资产阶级民主是没有前途的。文章对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工人阶级成份的变化问题给予很大的关注。
　　这篇文章所阐述的思想为匈牙利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提供了基础。代表大会把文章中的观点提高成为党的政治路线。
　　本书中还有另外一篇文章同代表大会有关系，这就是《向农民学习！》。众所周知，苏维埃共和国在农民问题上犯了错误。它没有把大地主的土地分给渴望得到土地的农民，而是企图立即组织社会主义大农场，结果失败。这一错误的根源可以在匈牙利工人运动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中找到。马克思在理论上证明了社会主义大农场对分散经营的小农场的优越性，但是匈牙利的社会民主党人没有对这个论断作具体分析。他们没有考虑到，把资本主义大地产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大农场，需要有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里，农民分得土地，然后他们自己将懂得合作化的优越性。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所采用的观点实质上是属于考茨基的观点。
　　库恩·贝拉在《向农民学习！》中已经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把大地产分给农民，是犯了错误。他分析了这个错误的后果，并得出教训说，匈牙利共产党必须为进行土地改革而斗争，必须代表劳动农民的日常利益。这篇文章成了匈牙利共产党农民政策的转折点。
　　在以后几年中，库恩·贝拉不断思考苏维埃共和国的经验教训时，反复谈到这个问题。他在《九年后的回顾》一文中指出：“我们懂得了，专政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个很长的过渡阶段，它比所有布尔什维克过去想象的要长得多；社会主义建设也不能象我们过去所想的那样可以用‘立即实现社会主义'的办法，而是要通过执政的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残余进行长期斗争的形式去实现”。
　　1928年4月，库恩·贝拉在维也纳被捕。在监狱里被禁闭三个月后又回到苏联。从此以后，他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上。他被选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责任越来越重大。1929年至1934年，他负责领导巴尔干半岛的共产主义运动。但就是在这种时候，他也没有中断同匈牙利党的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苏维埃共和国的评价逐渐变化。如果我们对比一下《纪念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十周年》和《从革命走向革命》,例如在国际形势对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作用、无产阶级的态度等问题上，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印象。与此同时，他的每篇文章都以新的思想丰富了对匈牙利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评价。例如上述文章就详细地分析了爱国主义对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意义。
　　关于苏维埃共和国问题的最后一篇重要著作，是1934年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时写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几乎象写编年史一样准确地叙述了共产党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斗争。他分析了当时的阶级关系，谈到了人们后来对革命的批评。“在这样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下，当社会民主党同意实现共产党的纲领、夺取政权的时候，如果我们回答说，再等一等吧，等到我们能用武装打开已经敞开的政权大门时再说吧，那将是教条主义的愚蠢。……它只会使共产党在群众面前威信扫地”在这里，库恩·贝拉对自己在两党合并问题上的态度进行了自我批评的分析。
　　在这篇文章中，同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写的其它文章一样，也能发现一些错误观点。这些错误观点对他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能力产生了有害的影响，使他作出了片面的论断，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这些错误观点的实质还是在于他对社会民主党的作用没有进行具体分析。那些证明了社会民主党的国际领导人和匈牙利领导人同资产阶级合作，从而出卖了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真正事实，在他面前掩盖了存在于社会民主党阵营内部的、十分重要的差别。特别是在对社会民主党左派的看法上，库恩·贝拉采取了僵硬的、把现实简单化的立场，从而成为匈牙利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实践中犯严重错误的根源。
　　到了三十年代中期，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影响下，库恩·贝拉认识了这些错误，并着手重新研究自己十五年来一直坚持的立场。其第一个成果就是1936年2月撰写的《共同反对专制统治》。由于这篇文章不是谈苏维埃共和国问题，而是谈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共同反对日趋严重的法西斯威胁问题，因此没有收集在本书内。读者可以在《库恩·贝拉文选》第二卷（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里找到这篇文章。
　　库恩·贝拉本来还想继续这项工作。但可惜的是，他已经没有机会这样做，这是匈牙利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大损失。1937年因受诬告而被捕。恢复名誉时，他已不在人世。
　　本书虽然只包括了库恩·贝拉生平著作中的一小部分，但是仍反映了作为匈牙利最伟大的马列主义理论家之一的库恩·贝拉的发展变化，表达了一个为解决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问题做了最大贡献的人的意见。
　　本书共收集了库恩·贝拉的八十五篇文章和讲话。其中有些曾经发表过，有些以前没有发表过，有些只是零零散散地发表过，有些则只是在国外发表过。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力求在有限的篇幅内，使人们了解到匈牙利革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在准备匈牙利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他所做的自觉的、多方面的政治和理论工作。这些文献证明，他具有高度的分析能力，熟悉情况，对各种阶级力量的状况、变化和斗争能力能作出现实的判断9这些文献的本身也生动地说明，他为什么会成为和能够成为我国民族史和工人运动史的杰出事件——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当然领导人。
　　从收集的材料的比例来看，绝大部分是苏维埃共和国胜利前和革命时期所写的文章和发表的讲话。选材时，我们尽量避免重复和交叉，首先选用那些提出了新思想、新分析和新情况的文献。尽管有些重要的材料未能包括在本书内，有些内容重复交叉的文章和讲话本可以为某一个时期的事件和形势提供许多背景材料，因篇幅所限也未收集在内，但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努力没有落空。本书收编的文献大部分可见于:《库恩·贝拉：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科苏特出版社，1958年）；《匈牙利工人运动史文献选集》（1919年3月至1919年8月，第6/A册和第6/B册，科苏特出版社，1959年，I960年）；《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库恩·贝拉文选》的编者前言介绍了库恩·贝拉各个时期的理论工作和政治活动。本书的结构是按《文选》的编者前言划分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匈牙利革命运动中，库恩·贝拉开始写作。在战俘中从事国际主义运动时，他继续做这项工作，一直到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这是他写作的第一个时期。本书第一部分《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包括了这一时期的文章。
　　他写作的第一个时期是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本书第二部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收集了划时代的一百三十三天英勇斗争时期的文献。当时，国内外的革命形势要求在口头上、文字上和行动上立即作出反应。历史形势要求革命领导人具有非凡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胆识，要求革命领导人坚定不移，勇于为人民和工人阶级的事业作出一切牺牲。我们认为，研究本书所收集的文献，也可以看到革命领导人库恩·贝拉具备的这些条件以及他为人的品德。所有这一切使他能在纷繁复杂的事件中不迷失方向，坚持战斗，在为开展和保持革命的超人斗争中作出榜样。
　　1920年至1936年是库恩·贝拉写作的第三个时期。本书第三部分《历史的教训》收集了他在这一时期进行广泛理论和政治活动时所写的文章和讲话。这些文章和讲话最能反映他对苏维埃共和国历史的看法和分析。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研究这些文献和未收集到本书内的其他有关文献，就难以或根本不可能真正了解匈牙利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这些材料具有科学文献价值。它们是匈牙利传播列宁思想的开始时期，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对劳动人民正义事业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心的文献。
　　我们出版这些材料时，都是全文发表，没有作任何改动，连标点符号也保持原来的样子。作注释时，我们参考了以前的注解，在必要的地方，我们还增加了新的注释。对讲话和文章中引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我们都尽可能采用最新的版本。我们还保留了库恩·贝拉自己的译文。有些地方，他的译文与最新匈文版的译文意思上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后面注释中加印了最新的译文。对库恩-贝拉的注解，我们另外进行注释。
　　文献产生的日期一般都在文章的后面和出处一起予以注明。如果是讲话、信函和电报，则在题目下注明发表讲话和信电的准确日期，最后才是公开发表的时间和地点。在注明出处时，除原有出处外,还加上最新的出处。对原有出处的编辑原则,都保留不动。在编辑新文献时，也采用同样的办法。本书后面附有人名录。
　　在这里，我们要感谢米莱伊·久尔吉同志为我们提供了他发现的、有些还没有发表过的材料，并对本书的编辑工作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对托特·伊斯特万·久尔吉同志协助我们的编辑和注释工作，我们也借此机会致以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