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鲁普斯卡娅 ->《列宁回忆录》 相关链接：《回忆列宁》（1970）
新的革命高潮的年代
1911—1914年
巴黎
1911—1912年
1910年末就已经是在革命高潮的标志下过去的。1911—1914年这几年，即从1911年起直到1914年8月战争开始时止，每个月都出现工人运动增长的事实。但是这一运动的成长和1905年以前的工人运动的成长所处的条件是不同的。它是在1905年的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成长的。无产阶级已经不是从前那样的了。它经历过许多事情——罢工时期、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它经历过失败的年代。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这鲜明地表现在各个方面。热情地深入活的生活的伊里奇，善于解释工人讲出来的每句话的意义及其重要性，深刻地感觉到无产阶级的这一成长的实质。但是，另一方面，他也知道不仅仅是无产阶级，而且整个环境都跟从前不同了。知识分子已变成另外一种样子。1905年广大的知识分子阶层竭力支持过工人。而现在情形不同了。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己很明显。斗争将是残酷的、不调和的，无产阶级将要踢开它前进路上的一切绊脚石。不可能象自由资产阶级所想望的那样利用无产阶级去争取残缺不全的宪法。无产阶级不允许建立残缺不全的宪法。工人阶级将进行领导，而不是受人领导。斗争的条件也不同了。沙皇政府也从1905年的革命中取得了经验。现在它用一个完整的间谍网把整个工人组织包围起来。这已经不是过去那些可以躲开的、站在街角上的旧式暗探，而是窃取了党的重要位置的马林诺夫斯基[1]分子、罗曼诺夫分子、勃连金斯基分子、切尔诺马佐夫分子。政府并不是盲目地进行监视和逮捕，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这样的局势是培养最标准的机会主义分子的真正温床。取消派取消党、取消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方针，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阶层的支持。取消派象雨后春笋一样，到处出现。每个立宪民主党人都对秘密的党加以蔑视。不能不同他们进行激烈的斗争。斗争的条件不是势均力敌的。取消派分子在俄国有一个强有力的合法的中心，他们能够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取消主义的宣传，而布尔什维克却要在当时地下的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寸土必争。
从1911年开始，一方面突破书报检查的阻碍，另一方面为巩固党的秘密组织而进行坚决的斗争。斗争是在1910年一月全会建立起来的国外统一体的内部开始的。但是斗争很快地就超出了它的范围，而沿着自己的道路进行了。
《明星报》在彼得堡出版了，《思想》杂志也在莫斯科出版了，这使伊里奇非常高兴。往俄国运输国外秘密报纸的工作做得很不好，比1905年以前时期差：国外和俄国遍地都是奸细，由于有这些奸细，一切都被破坏了。因此,在俄国国内出版布尔什维克可以写文章的公开的报纸和杂志，使伊里奇非常高兴。
弗·邦契—布鲁耶维奇（布尔什维克）、尼·约尔丹斯基[2]（当时的普列汉诺夫分子）和伊·波克罗夫斯基（杜马党团的代表，同情布尔什维克）参加了《明星报》编辑部。《明星报》算是杜马党团的机关报。该报的创刊号上刊登了普列汉诺夫的一篇杂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创刊号并不很满意，他感到有些晦涩。但他非常喜欢莫斯科的《思想》杂志第一期。
“完全是我们的，我非常喜欢它”，[3]——关于这份杂志，伊里奇这样写信告诉高尔基。伊里奇开始努力给《明星报》和《思想》杂志写稿。那时候出版公开的报纸并不是容易的事。2月里在莫斯科逮捕了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而在彼得堡逮捕了邦契—布鲁耶维奇、同波列塔也夫在一起工作的莉迪娅·米哈伊洛夫娜·克尼波维奇及其他等人。4月《思想》杂志被封，6月作为杜马党团机关报的《明星报》出到第二十五号也停刊了，11月才复刊（《明星报》第二十六号于11月5日出版）。是的，《明星报》在当时已经确定不移的是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了。在巴库也出版了布尔什维克的《现代生活》杂志。
7月，我们跟萨韦利也夫[4]同志商谈在彼得堡出版公开的杂志——《启蒙》。但这份杂志在1911年末才办成功。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极其关怀这些刊物，并给它们撰稿。
至于同工人的联系，我们起初想利用给喀普里党校学生上课的经验来对待波伦亚学校学生，可是没有结果。
早在1910年11月，召回派就在意大利的波伦亚建立了一个学校；学生们邀请了许多人前去讲课，其中有唐恩、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拒绝接受邀请并叫他们到巴黎来。可是由于有了喀普里的经验而聪明起来的前进派要起滑头来，要求由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正式邀请（当时孟什维克在中央国外局里占优势），而波伦亚分子一到巴黎，便同原来就抗拒列宁影响的旁听生一起要求自治。始终未能上课，于是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把来巴黎的人都派回俄国去了。
1911年春天，终于在巴黎的近郊成立了自己的党校。党校招收了工人，以及孟什维克护党分子和前进派工人（召回派），但是这两种人都很少。
先到学校来的是彼得堡人，其中有两个五金工人——别洛斯托茨基[5]（弗拉基米尔）和格奥尔基（记不起他的姓了），一个前进派分子，一个女工维拉·瓦西里耶娃。来的人都是在政治上开展的和先进的。第一天晚上，他们一来，伊里奇就把他们领到一个咖啡馆去吃晚饭，我现在还记得，伊里奇是多么热情地同他们畅谈了一个晚上，打听彼得堡的情形，询问他们的工作；从来人的谈话里，伊里奇感觉到了工人运动高潮的征兆。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谢马什柯暂时把他们安置在离自己家不远的巴黎近郊的封特纳—奥—露丝住着，他们在那里阅读各种书刊，等着其余的学生到来。后来，又来了两个莫斯科人：一个是制革工人普里夏金[6]，另一个是纺织工人，我记不起他姓什么了。彼得堡人很快地就同普里夏金要好起来了。普里夏金是个非比寻常的工人，在此以前，他在俄国编辑过制革工人的秘密报纸《播种者》，他很会写文章，但他是个非常腼腆的人：一开口说话，他的手就激动得发抖。别洛斯托茨基爱嘲弄他，不过是很温和的、善意的。
在国内战争时期，普里夏金在巴尔瑙尔担任省工会理事会的主席，被高尔察克[7]枪杀了。
可是，别洛斯托茨基对另一个莫斯科人——纺织工人，却完全是恶意的嘲笑。那个纺织工人虽然不怎么高明，但却非常自信。他写诗，尽量想把自己表现得聪明些。我记得，有一次我到学校宿舍里去，在那里遇见了这个莫斯科人。他就把人们喊到一块儿来说：“密斯脱[8]克鲁普斯卡娅来了”。为了这个“密斯脱克鲁普斯卡娅”，别洛斯托茨基把他嘲笑了一番。他们之间经常发生冲突。每次冲突的结果都是彼得堡人坚持要求让这个小伙子退学：“他什么也不懂，净瞎扯些嫖妓的事。”我们试着劝他们，说这小伙子可以学好，可是彼得堡人坚持要把这个莫斯科人送回去。我们只好暂时把他安置在德国工作。
我们决定把学校设立在离巴黎十五公里的龙寿姆村，这个地方没有任何俄国人和任何避暑的人居住。龙寿姆是个顺着公路延伸的长条形的法国村子，每天夜里这条公路上运送食品的大车络绎不绝，这些食品是用去填“巴黎的肚皮”的。龙寿姆有个不大的制革厂，周围都是田野和花园。住宿的安排是这样的：学生们租几个房间，印涅萨租一幢房子。在这幢房子里给学生们设立食堂。我们和季诺维也夫一家搬到龙寿姆住。我们就按这样做了。卡佳·马扎诺娃担负起了全部事务工作。她是一个工人的妻子，她的丈夫从前同马尔托夫一起在土鲁汉斯克流放过，后来又在乌拉尔做过秘密工作。卡佳是个好主妇，又是个好同志。一切进行得再好没有了。那时搬进印涅萨租的那座房子里去的有我们的旁听生：谢尔哥（奥尔忠尼启则[9]）、谢苗（施瓦尔茨[10]）、扎哈尔（勃列斯拉夫）。谢尔哥才来到巴黎不久。在此以前，他在波斯住了一个时期，我记得那时我同他进行过详尽的通信，向他解释伊里奇对待普列汉诺夫分子、取消派和前进派所采取的路线。我们经常同一些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进行非常友好的通信。我们寄出去一封关于国外所进行的斗争的信，不知为什么好久没有得到回信。后来，有—次看门的女人来说：“来了一个人，连一句法国话也不会说，大概是找你们的了。”我就到楼下去——一个高加索长相的人站在那里微笑着。原来是谢尔哥。从那时起，他就成了我们的一个最亲近的同志。谢苗·施瓦尔茨是我们早就认识的。我的母亲特别喜欢他，有一次他在我母亲跟前讲了他十九岁时装成醉汉第一次在工厂里散发传单的情形。他是尼古拉耶夫的工人。勃列斯拉夫我们也是从1905年起在彼得堡认识的，那时他在彼得堡的莫斯科区工作。
这样，印涅萨的房子里住的全是自己人。我们住在村子的另一头，天天到公共食堂来吃饭，在这里可以很好地同学生们聊天，向他们询问各种事情，并且可以经常讨论当前的工作。
我们向一个制革工人租了石砌的两层楼房（龙寿姆的房子都是石砌的）里的两个房间，因此我们能了解到小企业里的工人的生活。天一亮他就去上工，傍晚时分精疲力竭地回来。他家的房子周围没有任何一块小园地。家里的人有时把椅子和桌子给他摆在街上，他就把疲倦的头低垂在劳累过度的双手上，久久地坐在那里。从没有一个同事到他家里来过。星期日他到耸立在我们斜对面的教堂里去做礼拜。教堂里的音乐吸引着他。教堂里的修女们用悦耳的歌喉唱着，她们唱贝多芬及其他音乐家的歌曲。显然，这是多么吸引这个过着沉重而没有光彩生活的制革工人啊！这不由得使人要把他同普里夏金比较一下，普里夏金的职业也是制革工人，他的生活也不见得轻松，可是他是个有觉悟的战士，是个同志们都喜欢的人。那个法国制革工人的妻子一清早就穿着木屐，拿着扫帚到邻近的城堡里去做工，她在那里打短工。家里剩下了一个小姑娘代替主妇工作，她整天在半明不暗的潮湿的屋里忙着家务，照顾弟弟妹妹们。她也从没有一个女伴来找，平常只是忙于家务，节日到教堂去做礼拜。在这个制革工人的家里，从来没有一个人想过把现存制度改变一下是否会好些的问题。这个制革工人认为，既然上帝降生了富翁和穷汉，那就该当如此。
季诺维也夫家给自己的三岁儿子雇的法国保姆，也抱着这种看法，每当小孩想钻到与龙寿姆村毗邻城堡的公园里去的时候，她就对小孩说道：“这不是我们有福享受的，这是老爷们才有福享受的。”当小孩意味深长地重复着保姆的这句格言时，我们就对他大开玩笑。
学生们很快地都来齐了：尼古拉耶夫的工人安德烈耶夫，大概是在沃洛格达流放地上过独特的学习班（伊里奇戏称他是优等生），来自巴库（帕维尔）的多加多夫和肖马（谢姆科夫）。基辅来了两人：安德烈·马林诺夫斯基和丘古林，他们是普列汉诺夫分子。后来发现安德烈·马林诺夫斯基是个奸细。他除了美妙的歌喉而外，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当时他还完全是个小伙子，缺乏观察能力。他告诉我，他是怎样摆脱了监视来到巴黎的。他的话我感觉到不太真实，可是也并没有引起我特别的怀疑。丘古林自认为是普列汉诺夫分子。他是索尔莫沃的工人，坐过很长时间的牢，政治上非常开展，是个非常敏感的人。他很快就成了布尔什维克。从叶卡特林诺斯拉夫来了一个叫做萨瓦（捷文[11]）的人，也是普列汉诺夫分子。我们给学生租房子的时候，说他们都是俄国的乡村教师。萨瓦在龙寿姆时患过伤寒病。给他看病的那个法国大夫后来微笑着说：“你们有着一些多么奇怪的教师啊。”最使法国人惊奇的是，我们的“教师”常常赤着脚走路（那年夏天异常炎热）。
过了半年，捷文参加了布拉格的党代表会议，后来他长时期在布尔什维克的军队里进行战斗，直到他作为二十六个巴库政治委员之一而被白匪军杀害时为止。
瓦西里（伊斯克里亚尼斯托夫）是从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来的。他学得很好，可是他的行为有些奇怪，他回避一切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而当他回俄国的时候，断然拒绝担负任何任务。他是个很能干的人。好多年以来都担负着要职。生活十分贫苦。工厂都认为他“不可靠”而不录用他，他怎样也没能找到工作，因此他同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很久都只靠他的做纺织女工的妻子很少一点工钱过活。后来才知道，伊斯克里亚尼斯托夫经受不起考验而成了奸细。开始经常喝得酩酊大醉。他在龙寿姆的时候不喝酒。他从龙寿姆回去之后，忍耐不了，就自杀了。有天晚上，他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赶出屋子去，生了炉子，堵塞了烟囱，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他已死了。他靠自己的“工作”得到了几文钱，十来个卢布，他做了不到一年的奸细。
奥列格（普鲁赫尼亚克[12]）是代表波兰人来的。曼釆夫是学习中途来到龙寿姆的。
学习进行得很有系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授政治经济学（三十讲）、土地问题（十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五讲）。印涅萨领导政治经济学的课堂讨论工作。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讲授党史，谢马什柯也讲过两讲。其他的教师：梁赞诺夫讲授西欧工人运动史，沙尔·拉波波特讲授法国工人运动，斯切克洛夫[13]和芬—叶诺塔也夫斯基[14]讲授国家法和预算，卢那察尔斯基讲授文学，斯坦尼斯拉夫·沃尔斯基讲授报纸编辑技术。
那时大家学习非常努力，非常专心。傍晚大家常常到田野里去，在那里唱歌，躺在草堆旁边，纵谈各种事情。伊里奇有时也同他们一块儿去。
加米涅夫不在龙寿姆住，只是讲课的时候才来。那个时期他在写一本叫《两个政党》的小册子。他常常同伊里奇讨论这本小册子。我记得他们是怎样躺在龙寿姆村后边峡谷的草地上，伊里奇对加米涅夫发挥了自己的思想。伊里奇还给这本小册子作了序。[15]
我必须常常到巴黎去跟人们见面，处理一些事情。为了避免大家到龙寿姆来，这样做是必要的。所有的学生都准备立即动身到俄国去参加工作。当时必须采取措施使他们居住在巴黎一事哪怕能稍稍秘密些。伊里奇很满意学校的工作。闲暇的时候，象平常一样，我和伊里奇骑着自行车出去玩，我们爬上山去，再骑车走约十五公里路，那里有一个飞机场。这个飞机场非常偏僻，到这里来的人比到茹维西飞机场去的人少得多。我们常常是唯一的参观者，因而伊里奇能够尽情地欣赏飞机的演习。
8月中旬，我们回到了巴黎。
1910年1月间花了这许多精力结成的各个派别的统一，很快地就瓦解了。随着俄国的实际工作任务的提出，无法共同进行工作这一点已越来越清楚了。实际工作的要求揭穿了某些孟什维克用来掩盖自己的所谓党性的假面具。托洛茨基曾带着忠诚的假面具企图把取消派和前进派联合起来，现在他的“忠诚”的本质已经大白于天下了。当开始感到需要在俄国更好地组织起来以进行工作的时候，整个统一的假象马上就暴露岀来了。还在1910年12月末的时候，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向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提出必须在国外召开中央全会。过了一个多月才得到答复：孟什维克把持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拒绝了这个建议。关于这个问题的谈判，一直拖延到1911年5月底。显而易见，同中央国外局是谈不出结果的了。参加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布尔什维克代表谢马什柯同志退岀了国外局，于是布尔什维克就召集当时在国外的中央委员举行会议。1911年6月在国外的中央委员有九个人。崩得分子约诺夫那时病了，其余的人到6月10日都来齐了。可是孟什维克哥烈夫[16]和崩得分子李伯尔退出了会议。其余的人讨论了最迫切的问题，讨论了召开党代表会议的问题，并决定了在俄国成立召开党代表会议[17]的俄国组织委员会。8月派人到俄国去了——勃列斯拉夫（扎哈尔）到彼得堡和莫斯科去，谢苗·施瓦尔茨到乌拉尔和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去，谢尔哥到南俄去。李可夫也去了，可是他到了之后马上就在街上被捕了。报纸上报道说，从李可夫身上搜出了许多地址。但事情并不象报上所说的那样。的确，与李可夫同时被捕的有许多布尔什维克，可是后来弄清楚：在莱比锡——皮亚特尼茨基当时在那里搞运输工作，李可夫在回俄国之前也曾经去过那里——那时候住着我们的运输员勃连金斯基[18]，后来知道，原来勃连金斯基是个奸细。是他给李可夫把地址译成密码的，所以虽然在搜査李可夫的时候一无所获，但是所有的地址都被破获了。
在巴库举行了一个会议。这只是一个偶然未被破获的会议，因为会议的参加者、著名的巴库工作人员斯切潘·邵武勉[19]和巴库的许多其他工作人员都被捕了。会议移到梯弗利斯举行，并在那里结束。有五个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会议；施瓦尔茨、谢尔哥及其他人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分子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还有后来发现是奸细的切尔诺马佐夫。但是俄国组织委员会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党的代表会议在1912年1月召开了。
巴黎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在1911年是个相当强大的组织。当时参加这个组织的有：谢马什柯、弗拉基米尔斯基、安东诺夫（勃里特曼）、库兹涅佐夫（萨波日科夫）、别连基弟兄（阿布拉姆，后来还有他的弟弟格里沙）、印涅萨、斯塔尔、娜塔莎·霍普纳尔、科特利亚连科、切尔诺夫（他的真姓我记不起了）、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利林娜、塔拉土塔、马尔克（柳比莫夫）、列瓦（弗拉基米罗夫）及其他同志。总共有四十余人。总的说来，这个组织同俄国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它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同取消派、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人的斗争锻炼了这个组织。它对俄国的工作起了不小的作用，并且在法国人中间及广大侨居国外的工人中间进行了一些工作。侨居国外的工人在巴黎是很多的。有一个时期，我想和斯塔尔同志在侨居国外的女工（制帽工、女缝纫工等）群众中进行工作。开了一连串的会议，但有些人对这一工作的估计不足，因而造成了阻碍。在每次会议上，总有人“叫嚷”说：“为什么一定要召开妇女会议呢？”——这件工作就这样停顿了，虽然它也许起了某些好的作用。伊里奇认为这件工作是需要进行的。
9月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苏黎世去出席国际执行局会议[20]。会议上讨论了莫尔肯布尔[21]给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这封信上说，由于选举的关系，不应当因摩洛哥事件而明显地对殖民政策提岀批评。罗莎·卢森堡把这封信在报上公布了。倍倍尔因此大怒。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支持罗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政策在这次会议上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伊里奇在他的这次旅行中，在瑞士作了许多次专题报告。
10月里，拉法格夫妇自杀了。拉法格夫妇的死给伊里奇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我们回忆起我们到他们那里去的情形。[22]伊里奇说：“如果不能继续为党工作，应当善于正视现实而象拉法格夫妇那样死去。”他想对着拉法格夫妇的遗体说，他们的工作并不是没有结果的，他们所开创的事业，与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都有如此密切关系的马克思的事业，在扩大，在发展，而且已经传播到遥远的亚洲去了。这时在中国恰巧掀起了群众性的革命运动浪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了演说词，印涅萨把它译成了法文。我还记得伊里奇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葬礼上激动地发表演说的情形。[23]
新年之前，布尔什维克召集了布尔什维克国外组织的会议。虽然那时侨居生活使大家大伤脑筋，可是大家的情绪都很高。
[1] 罗曼·瓦茨拉维奇·马林诺夫斯基（Роман Вацлавович Малиновский，1876年3月18日——1918年11月5日），俄国内政部警察局暗探。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0年被莫斯科暗探局招募。1912—1914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兼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1913—1914年任布尔什维克议会党团主席。1914年因身份暴露而逃往国外。后秘密回国并加入俄军，被德军俘虏后关押在德国。1918年获释回国，主动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投案并为自己的行为辩护。1918年11月5日被处决。
[2]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约尔丹斯基（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Иорданский，1876年12月4日——1928年12月29日），早年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4年起在《火星报》工作。1905年革命期间任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906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候补委员。1909—1917年任《现代世界》杂志编辑。1910年起是孟什维克护党派，曾担任《明星报》编辑。一战期间持极端护国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任“统一派”中央委员，并担任临时政府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驻西部阵线政委。十月革命后流亡芬兰。1922年回国，加入了俄共（布）。1923—1924年任驻意大利全权代表。1924年起在国家出版社工作。1928年逝世。
[3] 《列宁全集》第34卷笫456页。——编者注
[4] 马克西米利安·亚历山德罗维奇·萨韦利也夫（Максимили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авельев，1884年2月7日——1939年5月15日），苏联经济学家。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7年流亡德国，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1910年回国，多次被捕。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1921—1928年期间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1926—1928年任《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1928—1930年任列宁研究所所长。1929—1930年任《消息报》首席执行编辑。1930—1931年任《真理报》编辑。1931—1932年任共产主义学院副院长。1932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2—1936年任共产主义学院院长。1936—1938年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1936—1939年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副院长。1939年逝世。
[5] 伊万·斯捷潘诺维奇·别洛斯托茨基（Иван Степанович Белостоцкий，1882年1月6日——1968年1月31日），1905年起参加工人运动。1912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同年被捕并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十月革命后从事经济工作。1958年退休。
[6] 伊万·冯尼法迪耶维奇·普里夏金（Иван Вонифатьевич Присягин，1885年11月11日——1918年9月26日），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1910年流亡法国。1911年回国，旋即被捕并被流放到纳尔姆。1912年逃往巴尔瑙尔，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叶尼塞。二月革命后回到巴尔瑙尔。1917年7月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巴尔瑙尔委员会主席。1917年8月当选为巴尔瑙尔市杜马议员。1918年6月在与白军交战中被俘，9月26日英勇就义。
[7]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高尔察克（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олчак，1874年11月16日——1920年2月7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94年毕业于海军武备学校，参加过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曾任波罗的海舰队作战部长和黑海舰队司令，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在乌拉尔纠集反革命势力，自立“全俄临时政府”，自任“最高执政”。1919年11月，红军攻占鄂木斯克后，“全俄临时政府”作鸟兽散，高尔察克企图逃窜至太平洋沿岸，寻求日本的支持，1920年1月在伊尔库茨克被红军抓获，1920年2月被枪毙。
[8] 密斯脱（Mister）——英语“先生”的意思，只用于男性，不用于女性。——译者注
[9] 格里戈利·康斯坦丁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Григор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1886年10月12日——1937年2月18日），昵称“谢尔戈”（Серго）。出身于格鲁吉亚一个小贵族家庭。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过1905年外高加索革命，为建立和武装战斗队做了大量组织工作。1905年12月被捕。1906年5月被保释出狱，8月侨居德国。1907年1月回国继续从事党的工作，任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委员。1907年11月第二次被捕。1909年2月被流放到叶尼塞省，后从流放地逃亡伊朗，在伊朗从事革命工作。1911年返回俄国。1912—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同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彼得格勒，在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工作。十月革命期间积极参与组织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和粉碎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反革命军队的斗争。内战爆发后，于1918年被相继任命为乌克兰特别事务专员和南部地区特别专员。1921—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26年任联共（布）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26年7—11月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0—1932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32—1937年任重工业人民委员。1930—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2月18日自杀身亡，葬于莫斯科红场。
[10] 伊萨阿克·伊兹拉伊洛维奇·施瓦尔茨（Исаак Израилевич Шварц，1879年1月6日——1951年10月26日），189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与了1905年革命。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前往乌克兰。1918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1919年任全乌克兰契卡副主席。1921—1930年任全苏矿工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1—1922、1923—1924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1924年是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4—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0—1932年任全苏煤炭工业协会主席。193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9—1946年任莫斯科化学和制药厂副总监。1946年退休。
[11] 雅科夫·达维多维奇·捷文（Яков Давидович Зевин，1888年6月9日——1918年9月20日），1904年加入孟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2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5—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巴库委员会委员。1918年任巴库公社劳动人民委员。巴库公社被颠覆后被捕，9月20日同其他25名巴库委员一道英勇就义。
[12] 爱德华·普鲁赫尼亚克（Edward Próchniak，1888年12月4日——1937年8月21日），1903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曾参加1905年革命，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十月革命后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工作，1918年参与创立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Komunistycznej Partii Robotniczej Polski），1920年任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委员，1921年至1924年任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驻共产国际代表，1922年至1937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5年至1930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5年平反。
[13] 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斯切克洛夫（Ю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Стеклов，1873年8月27日——1941年9月15日），原名奥夫谢伊·莫伊谢耶维奇·纳哈姆奇斯（Овший Моисеевич Нахамкис），189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过1905年革命，1910年流亡国外，1914年回国，1917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委员，1917年至1925年任《消息报》编辑，1938年在大清洗中被捕，死于狱中，后获平反。
[14] 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芬—叶诺塔也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Юльевич Финн-Енотаевский，1872年11月10日——1943年2月7日），189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曾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一战后支持战争，转向孟什维克，曾在《新生活报》供稿。1931年因“孟什维克联盟局”案件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1940年再次被捕。1941年被判处8年徒刑。1943年死于流放地。1991年平反。
[15] 见《列宁全集》第17卷第208—211页。——编者注
[16] 鲍里斯·伊萨科维奇·哥烈夫（Борис Исаакович Горев，1874年12月4日——1937年12月27日），1895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7年被捕。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5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委员。1907年转向孟什维克。1907—1911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候补委员。1910—1911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外交部书记。一战期间持护国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孟什维克中央委员。1920年退党。1922年加入全苏苦役政治犯及流放移民协会。1925年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学会。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
[17]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俄代表会议，这次会议于1912年1月5日—17日（18日—30日）举行。——编者注
[18]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她的《忆列宁》（1931年莫斯科国家社会经济书籍出版社版第64页）一书中接下去写着：“皮亚特尼茨基和马尔克都对这个人十分信任。”——编者注
[19] 斯捷潘·格里戈里耶维奇·邵武勉（Степан Георгиевич Шаумян，1878年10月13日——1918年9月20日），1899年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运动。190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发起成立亚美尼亚社会民主主义联盟。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回到巴库。1918年任巴库苏维埃主席兼外交事务专员。巴库苏维埃被颠覆后被捕。9月14日被起义军救出，但在克拉斯诺沃尔斯克被捕，9月20日同其余25名巴库人民委员一同英勇就义。
[20] 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会议于1911年9月10—11日（23—24日）在苏黎世举行。——编者注
[21] 胡戈·布鲁图斯·赫尔曼·莫尔肯布尔（Hugo Brutus Hermann Molkenbuhr，1881年3月10日——1959年9月11日），是社民党老党员赫尔曼·莫尔肯布尔的三子，他自己也是社民党员。在1918年11月10日于布施马戏场举行的大会上当选为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
[22] 见本卷第431—432页。——编者注
[23] 《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的葬礼上发表的演说》（1911年11月20日［12月3日］），《列宁全集》第17卷第286—287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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