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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
1909—1910年
12月中旬我们动身到巴黎去。21日要在巴黎同孟什维克一起举行党代表会议。列宁的全部思想都集中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应当正确估计时局，整顿党的路线，使党仍然是阶级的党，仍然是先锋队，甚至在最困难的时刻也能不脱离最广大的居民阶层，不脱离群众，并帮助他们克服一切困难，组织起来进行新的战斗。必须给取消派以回击。那时与俄国各组织的联系很差，因此，这次代表会议不能指望俄国各组织的特别支持（从俄国派来参加代表会议的只有两个莫斯科人：从乌拉尔来的巴图林[1]和第二天从彼得堡来的第三届杜马的代表波列塔也夫[2]）。召回派分子已单独地组织起来，他们的情绪非常激动。代表会议开幕前，孟什维克在巴塞尔召开了他们的国外组织的代表大会。在这个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系列分裂性的决议。空气很紧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心不在焉地看着我们在新居忙着安排家务：他已顾不上这些了。我们租的住所在城郊，紧靠城墙，在靠近奥尔良大街的博尼埃街上，离蒙苏里公园不远。这个住所很大，很明亮，甚至壁炉上边都安装有镜子（这是新房子的特点）。我母亲住一个房间，刚来到巴黎准备去巴黎大学的索尔奔纳分部学习语言的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住一个房间，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住一个房间，另一间作为会客室。但这相当华丽的住宅与我们的生活方式及我们由日内瓦运来的“家具”非常不相称。我们不由地看到，看门人以非常轻视的眼光瞧了瞧我们的白色桌子、普通的椅子和方凳。我们的“会客室”里只有两把椅子，一张小桌子，非常不舒适。
我马上就遇到了许多家务琐事，因为我的年迈的母亲在这个熙熙攘攘的大城市里有点不知所措。在日内瓦安排一切家务简单得多，而在这里却很麻烦：必须使用煤气，而为了弄到一张煤气使用证，不得不到市中心去跑两三次。法国的官僚主义是骇人听闻的。要到公共图书馆借书，必须有房东作保；房东因为我们的陈设简陋而不敢给我们作保。最初一个时期家务很忙乱。我是一个蹩脚的主妇，不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英诺不同意这种说法，而习惯于井井有条地安排家务的人都用批评的眼光看待我这种简单的处理方法。[3]
在巴黎的生活是非常忙乱的。当时有很多侨民纷纷从各地集中到巴黎来。这一年，伊里奇很少在家。我们的人常常在咖啡馆坐到深夜。最常去咖啡馆的是塔拉土塔。其他的人也渐渐地被吸引去了。
在12月召开的党代表会议上，经过了激烈的争论，毕竟制定了共同的路线。《社会民主党人报》应当成为共同的机关报。在代表会议之后召开的全会上选出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新编辑部：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马尔托夫、马尔赫列夫斯基[4]。一年之内出版了九号。马尔托夫在新编辑部中是孤立的，他常常忘掉自己的孟什维主义。我记得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满意地说，同马尔托夫在一起工作得很好，他是一个极有才能的新闻记者。但这是在唐恩没有来到之前。
至于说到布尔什维克派内部的情况，那末，同召回派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召回派极为顽固。2月底，同他们的关系完全破裂了。[5]在此以前，与波格丹诺夫及波格丹诺夫分子携手工作了三年，不是一般的工作，而是进行共同的斗争。共同的斗争最能使人亲近。伊里奇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比任何人都善于用自己的思想吸引人，用自己的热情感染人，同时善于发掘别人身上的长处，从他们身上吸取旁人吸取不到的东西。在一起工作过的每个同志身上都似乎有着伊里奇的一小部分，也许正因为这样，他使人们感到非常亲近。[6]派别内部的激烈斗争非常耗费精力。我记得有一次伊里奇同召回派分子谈话后回家，面色如土，甚至连舌头都有些发黑了。我们决定让他到尼斯去休息一个星期，远远离开纠纷，到那里去晒晒太阳。他去了，恢复过来了。[7]
在巴黎从事研究工作是很不方便的。国立图书馆很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般是骑自行车到图书馆去的，但是，在巴黎这样的城市骑自行车不同于在日内瓦郊区，这里骑车要紧张得多。这样骑车伊里奇感到非常疲劳。午休时间，图书馆停止开放。预订几本需要的书籍，手续也非常麻烦，要第二天或第三天才能拿到。伊里奇大骂国立图书馆，顺便也骂巴黎。我给一位法国教授（这位教授夏季曾在日内瓦法语学习班教过课）写了 一封信，请他另外介绍几个好图书馆。不久我收到了回信，信上提供了需要的全部情况。伊里奇走遍了他所介绍的几个图书馆，可是没有一个合适的。后来，他的自行车竟被人偷去了。他每次都把自行车放在国立图书馆旁垃一座房子的台阶上，付给看门人十个生丁，但有一次来取车的时候，车子不见了。看门人说他并不负责看车子，只是允许把车子放在台阶上。
在巴黎和巴黎近郊骑自行车要特别小心。有一次伊里奇在去茹维西的路上，被汽车撞上了，幸亏他从车上跳了下来，可是自行车完全轧坏了。
从索里维切哥茨克逃出来的英诺来到了巴黎。日托米尔斯基殷勤地邀请英诺到他家去住。英诺当时病得很重：在去流放地的途中上了脚镣，脚镣把他的脚磨坏了，因此脚受了伤。我们的医生检査了英诺森的脚，天南地北的说了一大套。伊里奇去请教法国教授杜布歇，他是一位有名的外科医生。1905年俄国革命时，他在敖德萨当过医生。伊里奇和娜塔莎·霍普纳尔[8]一起去请杜布歇，娜塔莎是在敖德萨认识这位医生的。杜布歇听到我们的医生同志说英诺的脚如何严重，他大笑起来，说：“你们的医生同志是优秀的革命家，但作为医生来说，他们是笨蛋！”伊里奇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后来，他常常重复这句评语。不过英诺还是不得不长期洽疗他的脚。
英诺的到来使伊里奇非常高兴，他们两人为普列汉诺夫非常坚决地与取消派划清界限而感到高兴。普列汉诺夫声明说，他早在1908年12月就退出了取消派把持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后来他撤回了这个声明，但是他同取消派的关系始终是紧张的。1909年孟什维克的文集《二十世纪初叶俄国的社会运动》第一卷出版（在这本文集中发表了波特列索夫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否认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之后，普列汉诺夫终于在5月26日退出了《呼声报》编辑部。伊里奇和英诺都希望能够继续与普列汉诺夫合作。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对普列汉诺夫所抱的感情是比较年轻一代的人所没有体验过的，因为普列汉诺夫在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生活中曾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伊里奇和英诺非常关心哲学战线上的斗争。他们都认为哲学是斗争的武器，它与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估计各种现象问题有着有机的联系，与各个方面的实际斗争问题有着有机的联系。伊里奇写信到俄国给安娜·伊里尼奇娜，催促她快些岀版他的哲学著作。决定召开《无产者报》编辑部扩大会议，预定在这次会议上也与召回派最后划清界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5月26日给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写信说：“我们这里的事情很不妙，大概要出现Spaltung[9]；过一个月或一个半月再告诉你确实的消息。”[10]
5月里，伊里奇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出版了。书中一切都发挥得淋漓尽致。伊里奇认为哲学问题与反宗教问题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11]因此，伊里奇5月里在“无产者”俱乐部以《宗教与工人政党》为题作了报告，给《无产者报》第四十五号写了《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一文，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第六号写了《各阶级和各政党对宗教和教会的态度》一文。[12]这些文章，特别是《无产者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至今仍有很大的意义。这些文章十分强调宗教的阶级性，指出宗教在资产阶级手中是使群众放弃阶级斗争、模糊群众意识的工具。对这条战线不能釆取消极的不管的态度，不能估计不足。但对待这一问题不能简单化，应当揭露宗教的社会根源，看到这一问题的全部复杂性。
伊里奇早在十五岁时就懂得宗教的害处。他丢掉了挂在身上的十字架，不再到教堂去。在当时这样做，并不象现在这样简单。[13]
列宁认为巧妙的宗教特别有害，这种宗教去掉了任何人都能显然看出的各种蠢笨的东西，去掉了外表的盲从形式。这种巧妙的宗教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他认为企图臆造一种新宗教、新信仰的造神派，就是这样的巧妙的宗教。[14]
6月里，出席《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代表已开始陆续报到。《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心，当时还有前进派参加。
在英诺森领导下的俄国中央委员会常务局工作过的党工作者哥卢勃科夫（达威多夫）从莫斯科来了，他在1908年出席过党的巴黎代表会议。舒利亚蒂科夫[15]（顿纳特）也来了 ；杜马代表舒尔卡诺夫[16]（后来才发现他是奸细）也到了，不过他不是来参加会议的。我们的人依照法国的习惯请他们到咖啡馆去。舒尔卡诺夫一杯接着一杯地喝着啤酒，舒利亚蒂科夫也喝。但舒利亚蒂科夫是不能喝酒的，他患有遗传性的酒精中毒症。啤酒引起了他剧烈的神经痉挛。他走出咖啡馆，突然举起手杖扑向舒尔卡诺夫。英诺森和哥卢勃科夫好容易才把他制住了。他们把他送到我们家里。我看守着他；他们跑去请医生，并在城外找一间房子让他住。在封特纳—奥—露丝找到了一个房间，谢马什柯和弗拉基米尔斯基[17]就住在那里。在《无产者报》编辑部扩大会议之前，由他俩看护着他。
我陪着生病的舒利亚蒂科夫在我们空空的“会客室”里坐了一两个小时。他神经质地乱蹦乱跳，他说他看到了被绞死的妹妹[18]。我不得不安慰他，引开他的思想，握着他的手，轻轻地抚摸着它。一松开他的手，他就要乱蹦乱跳。好容易才等到来接他的英诺森和哥卢勃科夫。
参加《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有编委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波格丹诺夫，有布尔什维克各地方组织的代表托姆斯基[19]（彼得堡）、舒利亚蒂科夫（莫斯科）、纳科里亚科夫[20]（乌拉尔），有中央委员英诺森、李可夫、戈尔登贝尔格、塔拉土塔和马拉（尚采尔）。此外，斯克雷普尼克（舒尔）、柳比莫夫（佐美尔，又名马尔克）、波列塔也夫（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和哥卢勃科夫（达威多夫）也出席了会议。扩大编辑部会议从7月4日开到13日。
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的决议，通过了维护党的统一、反对召开专门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的决议。特别提出了喀普里党校问题。波格丹诺夫清楚地看到，布尔什维克派必然要分裂，于是他预先罗致和组织了自己的派别。波格丹诺夫、阿列克辛斯基、高尔基和卢那察尔斯基在喀普里组织了社会民主党工人宣传员高级党校。学校的学生是工人米哈伊尔·维洛诺夫[21]在俄国挑选的坚强可靠的人。他们来到这里学习。经过革命之后，工人们特别感到提高理论素养的必要性，而且现在正是短兵相接的斗争静息下来的时候。他们是来学习的，但任何一个有经验的党的工作者都非常清楚，喀普里党校乃是给新的派别奠定基础。《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指责了这种新派别的组织。波格丹诺夫声明自己不服从会议的决议，因而被开除出了布尔什维克派。克拉辛起来为他辩护[22]。布尔什维克派分裂了。
春天，还在《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召开之前，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患了重病。伊里奇非常焦急。但总算及时地控制了病情，动了手术。手术是由杜布歇做的。然而，健康恢复得很慢，需要到巴黎之外的大自然环境中去疗养。
会议耗费了伊里奇不少精力，会议之后，他也需要到一个没有侨民争吵和纠纷的自然环境中去住一个时期。
伊里奇开始翻阅法国报纸，寻找廉价公寓的广告。在塞纳—马恩省博姆邦村找到了这样一个公寓，四个人住一天只要付十个法郎。他去看了一下，看到一切都很方便。我们在那里住了将近一个月。[23]
在博姆邦村伊里奇没有进行工作，我们尽力避免谈论问题。我们去散步，几乎每天都骑自行车到十五公里以外的克拉马尔森林去。也注意观察法国的风俗习惯。我们住的公寓里住着各种小职员，住着某个大时装店的一个女售货员和她的丈夫及女儿，还住着一个伯爵的侍仆，等等。注意观察这些浸透着小资产阶级心理的小市民，是很有趣的。这些人一方面极其讲究实际，要求饭菜丰盛，一切安排得都很舒适；另一方面他们都想装成真正的绅士。[24]特别典型的是拉古列特太太（人们这样称呼那个女售货员），她显然是个饱经世故的人，喜欢说一些双关语的笑话，同时梦想着如何带领女儿玛尔塔去赴第一流的圣餐，这又如何动人，等等。当然，众多的小市民是令人讨厌的。幸好我们可以单独地按着自己的方式来生活。一般地说，伊里奇在博姆邦村休息得不错。[25]
秋天，我们搬了家，搬到同一地区的叫玛丽·露丝街的一条僻静的街道上，两间房子，一个厨房，窗子正对着一个花园。[26]现在厨房变成了我们的“会客室”，一切亲密的谈话都在这里进行。[27]从秋天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满怀着工作情绪。他规定了他自己所说的“作息制度”，早晨八时起床，到国立图书馆去，下午两时回来。在家里继续工作很久。我极力使他少接见客人。我们经常有很多客人来，挤得水泄不通，特别是当时，由于俄国的反动势力猖獗和艰苦的工作条件，俄侨迅速增多了。刚从俄国来的人们兴奋地谈论着那里发生的事情；后来不知怎么他们很快都颓丧起来了。侨居生活、找职业和日常琐事的操劳，使他们受尽了折磨。
秋天，喀普里党校的学生邀请伊里奇去讲课。伊里奇断然拒绝了，同时向他们说明了党校的派别性，并叫他们到巴黎来。喀普里党校内部发生了派别斗争。11月初，喀普里党校有五个学生（总共是十二个学生），还有党校的组织者维洛诺夫，成了坚定的列宁分子，被学校开除了。这一事实最好地说明了列宁指出学校的派别性是多么正确。被开除的学生来到了巴黎。我记得与维洛诺夫初次会面的情形。他开始谈到他在叶卡特林诺斯拉夫时的工作。从前有一位工人经常从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给我们写通讯，署名是“米沙·扎沃德斯基”。通讯写得很好，都是有关党和工厂生活中的最迫切的问题的。“你认识米沙·扎沃德斯基吗？”我问维洛诺夫。“那就是我呀！”他回答说。这马上使伊里奇对维洛诺夫怀着友好的感情。当天他们作了长时间的谈话。那天晚上，伊里奇给高尔基写信说：“亲爱的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我一直深信您和米哈伊尔同志是新派别的最坚决的分子，我也曾觉得要想同这样的派别分子友好地交谈简直是可笑的。今天第一次见到米哈伊尔同志，和他倾心地谈到各种问题，谈到您，我发现我完全错了。真的，哲学家黑格尔说得对：矛盾推动生活前进，而活的矛盾要比人的理智对它的最初感觉更丰富、更多种多样、更富有内容。过去我只是把学校看作新派别的中心。原来这种认识并不正确，这不是说学校不是新派别的中心（学校是这样的中心，现在仍然是这样的中心），而是说这种说法不全面，没有说出全部真相。有些人主观上想把学校变成这样的中心，客观上它也是这样的中心，但是除此以外，学校还从真正的工人生活中吸收了真正先进的工人。”这封信的结尾充满了对工人阶级的力量的无比热情的信心，他在结尾处写道：工人阶级必须从各种各样的分子中锻炼出党来，“无论如何俄国会铸造出一个优异的革命社会民主党，而且会比从可诅咒的侨居处境有时所设想的更快，可靠性也比从某些外部表现和个别情节出发所设想的更大。米哈伊尔这样的人就是这种保证。”[28]
同米哈伊尔一起来的还有喀普里学校的五个学生。其中特别积极和耿直的是万尼亚—喀山人（潘克拉托夫），他反对喀普里党校的情绪比其他的人都激烈。另外还有柳什文[29]（帕霍姆）、科兹烈夫（托马斯）、乌斯廷诺夫（瓦西里）、罗曼诺夫（阿利亚·阿列克辛斯基）。伊里奇非常热心地给学生们讲了几次课。学生们都回俄国去了。米哈伊尔患有肺结核病，这是他在尼古拉耶夫囚犯连时感染上的，在那里他受到各种酷刑的折磨。我们把米哈伊尔安置在达沃斯。他在那里住了不久，1910年5月1日就去世了。
12月底，其他学生在喀普里党校毕业之后也来到巴黎，伊里奇也给他们讲了几次课。他对他们谈了时局、斯托雷平的改革及其对“殷实的”农民的方针、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杜马党团等等。据科兹烈夫同志（他是当时的学生之一）说，喀普里党校的学生中有人起初企图责难伊里奇，说他现在把国家杜马工作置于在军队中的鼓动工作之上。伊里奇笑了笑，并开始谈到杜马工作的重要性。当然，他一点也没有想到需要在某种程度内削弱在军队中的工作，但他认为军队工作必须尽量秘密地进行。这件工作需要的不是空谈，而是实际去作。恰好当时收到了土伦“光荣”号巡洋舰上社会民主党水兵小组的一封信，他们要求书刊，特别是要求一个能够帮助他们在水兵中进行革命工作的人。伊里奇给他们派去了一位非常熟悉秘密工作条件的同志，这位同志就在土伦住了下来。这件事伊里奇当然没有对学生们透露一个字。
伊里奇在关心俄国的同时，也很注意研究法国的工人运动。当时法国的社会党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的党。例如，1909年春天发生了邮差大罢工。全市都激动了，而党却站在一边，说这是工会的事，不是他们的事情。我们俄国人对这种分工，对一个党这样自行拒绝参加经济斗争，感到简直不可思议。
伊里奇特别注意观察竞选运动。在竞选运动中，一切都沉没在个人的纠纷和互相攻讦里，政治问题被摆在次要的地位。政治生活中的迫切问题，几乎完全没有加以讨论。只有某些集会是有意思的。有一次大会上我看到饶勒斯[30]，看到他对群众的巨大影响，但我不喜欢他的演说——他过于斟字酌句了。对瓦扬[31]的演说，我比较感兴趣。他是巴黎公社的老社员，特别受工人爱戴。我记得一个身材高大的工人，刚下班，袖子还卷着，就聚精会神地在倾听瓦扬的讲演。“你看，我们的老头，他是怎样说的！”——他喊道。两个少年——这个工人的儿子，也以同样的赞美的心情注视着瓦扬。但并不是到处都有饶勒斯和瓦扬那样的人在讲演。一般的演说家则是到处发表演说，为了迎合听众的心理，他们在工人听众中讲一套，在知识分子中讲的又是另一套。[32]参加法国的竞选大会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民主共和国”的选举是怎么一回事。从旁看来，这简直令人惊奇。所以伊里奇很喜爱革命歌手讥笑选举运动的歌曲。我记得这样一首歌，歌子描写一位候选人如何去乡村收集选票，他和农民一块喝酒，对他们谈着各种无聊的话，于是喝得醉醺醺的农民就选举了他，并赞美地唱着：“T'as bien dit,mon ga!”（“说得对呀，小伙子！”）候选人得到农民的选票之后，开始领取一万五千法郎的议员薪俸，并在众议院出卖了农民的利益。
法国众议院议员、社会党人仲马[33]有一次到我们这儿来，说他在选举前走遍了各个乡村。我们自然而然地想起了一些歌手来。其中最有名的歌手是蒙台居斯，他是一位巴黎公社社员的儿子，是郊区（工人区）的宠儿。他的歌子中交织着小资产阶级的温情和真正的革命性。
伊里奇很喜欢到城外剧院去观察工人群众。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看戏，这个戏是描写在摩洛哥如何虐待被处罚的士兵的。观众的情绪是值得注意的：挤满剧院的工人对一切都直截了当地作出反应。戏还没有开演。整个剧院突然有节奏地喊起：“帽子！帽子！”原来是一位太太戴着高高的带羽毛的时髦帽子走进了剧院。观众要求她脱帽，她不得不顺从地摘下帽子。开演了。剧中描写一个被征的士兵就要开到摩洛哥去，他的母亲和妹妹仍过着贫困的生活。房东提出，如果士兵的妹妹答应做他的姘妇，就可以不向他们要房租。全场各个角落响起了“畜生！狗东西！”的咒骂声。我已记不得剧中的详细情节了。剧中描写了在摩洛哥如何折磨不服从长官命令的士兵。最后以武装起义和唱国际歌收场。这个剧禁止在市中心上演，但它在巴黎的郊区却上演了，而且赢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1910年，在摩洛哥的冒险事件引起了十万人的抗议游行。我们曾去观看游行。游行是得到警察当局批准的。系着红围巾的社会党议员们领导着这次游行。工人们充满了激昂的情绪，挥动着拳头通过富人的住宅区，有些人家慌慌张张地关上了百叶窗，但是游行示威却进行得再和平不过了。这个游行不象是抗议示威游行。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过沙尔·拉波波特[34]与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35]取得了联系，拉法格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战士，伊里奇特别重视他的意见。保尔·拉法格和他的妻子（马克思的女儿劳拉[36]）住在离巴黎二十至二十五俄里的德拉维里。他们已不直接参加工作。记得有一次我和伊里奇骑自行车到拉法格家里去。拉法格夫妇非常殷勤地招待我们。弗拉基米尔对拉法格谈起了自己的哲学著作；劳拉·拉法格带领我到公园去散步。我很激动，因为在我面前站着的就是马克思的女儿啊！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她的脸，情不自禁地从她的脸上寻找着马克思的特点。我在窘困中结结巴巴地谈到妇女参加革命运动，谈到俄国，她回答着，但是我们并没有真正地谈起来。我们回到屋里的时候，拉法格和伊里奇在谈论哲学。劳拉说起她的丈夫：“他很快就会证明他的哲学信念是多么真诚，”他们两人有些奇怪地互相看了看。1911年我得到拉法格夫妇去世的消息时，我才懂得了这句话和这一瞥的意思。他们死了，作为无神论者自杀了，因为年老和失去了斗争所必需的力量。
1910年初召开了中央委员会扩大全会。早在《无产者报》编辑部扩大会议上就通过了维护党的统一、反对召开专门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的决议。伊里奇和团结在他周围的一批同志，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也贯彻了这一路线。在反动时期，一个敢于说出全部真理、即使是处在地下的党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反动势力猛烈进攻党的时期，是机会主义的自发势力泛滥的时期，是不惜一切牺牲坚持党的旗帜的极为重要的时期。取消派在俄国有强大的合法的机会主义的中心。当时需要有党来反对它。喀普里党校的经验表明，当时工人们的派别性常常是相对的，独特的。因此，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统一的党中央，来团结一切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1910年，为保卫党的存在，为通过党来影响工人群众而进行了斗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毫不怀疑在党内布尔什维克将是大多数，党终究会走布尔什维克的道路的，但这应当是一个党，而不是一个派别。1911年，在巴黎郊区办党校的时候（前进派和孟什维克护党分子都参加了党校），伊里奇也执行了这条路线。1912年在布拉格党代表会议上也贯彻了这一路线。不是执行布尔什维克路线的派别，而是执行布尔什维克路线的党。当然，在这个党内，取消派是没有地位的，为了与他们进行斗争而积聚了力量。那些预先决定不服从党的决议的人，在这个党内当然是没有地位的。可是保卫党的斗争在许多同志那里变成了调和主义，忽略了联合的目的，庸俗地力求联合一切人，不管他们为什么而斗争。甚至连完全拥护伊里奇观点的英诺森，也认为基本的问题是联合孟什维克护党分子、普列汉诺夫分子；他由于热烈地希望达到保存党的目的，而沾染上了调和主义的观点。伊里奇纠正了他的错误。
总的说来，大家一致地通过了决议。以为调和派分子会简单地投票选举伊里奇，而伊里奇会放弃自己的立场，这样想是很可笑的。全会开了三个星期。伊里奇认为丝毫不能放弃原则性的立场，而在组织问题方面作最大限度的让步。布尔什维克派的机关报《无产者报》停办了。剩下的一些五百卢布的纸币也烧掉了。布尔什维克派的经费交给了所谓“保管人”——三个德国同志考茨基、梅林[37]和蔡特金[38]，目的是要他们只支付用于全党事业的款项。如果党发生分裂，剩下的钱应归还给布尔什维克。加米涅夫被派到维也纳去做布尔什维克在托洛茨基的《真理报》[39]里的代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给安娜·伊里尼奇娜的信里写道：“最近我们这里的情况非常‘激烈’，但是最后决定同孟什维克讲和，事情就是这样，虽然看来非常奇怪。我们停办了派别机关报，试图更有力地推动统一。”[40]
英诺和诺根[41]到俄国去组织俄国的（即在俄国工作的）中央委员会的班子。诺根是个调和派分子，他希望把各种流派都联合起来，他的言论受到了布尔什维克的回击。英诺采取了另一条路线，可是在俄国并非在国外，在俄国每句话都有人注意，他的话都被按照诺根的意思来解释，这一点是所有的非布尔什维克所最希望的。林多夫和弗·巴·米柳亭[42]被增选到中央委员会。英诺不久就被捕了。林多夫支持诺根的观点，工作很不积极。1910年，俄国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是再坏也没有的了。
国外的工作也同样糟糕。马尔克（柳比莫夫）和列瓦（弗拉基米罗夫）是“一般调和派分子”，他们常常受那些关于布尔什维克爱闹意气和不忠诚的胡说的影响。这种胡说，马尔克听到的特别多，因为他参加了统一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那里面有各个派别的代表。
前进派在继续组织力量。阿列克辛斯基小组有一次闯进了布尔什维克小组在奥尔良大街咖啡馆里召集的会议。阿列克辛斯基横蛮无理地坐在桌子前面，要求发言，而当他的要求遭到拒绝的时候，他就吹了一声口哨，随他而来的前进派分子就向我们的人扑来。布尔什维克小组的成员阿布拉姆·斯科夫诺和伊萨克·克里沃伊本来要迎上前去，可是，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萨波日科夫[43]（库兹涅佐夫）这个可怕的大力士，在一个腋下挟住了阿布拉姆，在另一个腋下挟住了伊萨克。对打架富有经验的咖啡馆老板把灯给关了。架算是没有打成。可是在这场风波以后很久，伊里奇几乎整夜都在巴黎的街道上漫步，而回到家里后直到第二天早晨也不能睡着。
1910年4月11日伊里奇给高尔基的信上写道：“这样一来‘笑话’便在统一中占了优势，提升到了首要地位，为窃笑和奚落提供了好材料。……
处在这种‘笑话’，这种纠纷和吵闹、麻烦和‘浮垢’的包围中是难受的，看到这些也同样是难受的；但是不能让感情支配自己。今天的侨民生涯比革命前要痛苦一百倍。侨民生涯和争论是分不开的。
争论即将停止，它十分之九将留在国外。它只不过是一个附属物。而党和社会民主运动则突破现时的重重困难而不断向前发展。社会民主党将不断认真地清除它的危险‘倾向’，清除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这种清除工作在统一条件下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进展。”
接下去又写道：“没有亲眼看到和经历过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新的社会民主运动成长的困难的人，在看到这种困难成长的情形时内心是如何沉重，我是能够想象得到的。当时这样的社会民主党人只有几十个人，甚至只有几个人。而今日却数以百计千计。因此危机频临。但是，整个来说，社会民主党在公开克服这些危机，而且一定能正直地克服这些危机。”[44]
人们力求避开纠纷。例如，洛佐夫斯基专心致志地参加法国工会运动去了。我们也希望更加接近法国的工人运动。我们以为住在法国党员的集居地区可以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的。这个地区在海滨，离波尔尼克这个小镇不远，位于有名的旺代省。我和母亲先去。但是我们未能在这个地区居住。法国人很孤僻，各家互不来往，对俄国人的态度不知怎么不甚友好，特别是这个地区的负责人。我跟一个法国女教师比较接近。那里几乎没有工人。前进派分子科斯季齐恩夫妇和萨武什卡不久也到这里来了，他们马上就跟这个地区的负责人争吵起来。于是大家决定到波尔尼克去共同起伙。我和母亲在海关看守人那里租了两个小房间。伊里奇不久就来了。他常洗海水浴，常骑自行车——他很爱海和海风；他愉快地跟科斯季齐恩夫妇聊天，非常喜欢吃房东给我们捉来的螃蟹。一般说来，他对房东一家颇有好感。胖身材、高嗓门的女房东——一个洗衣妇，时常讲述她跟天主教教士干仗的事。房东有个儿子在非宗教的学校读书；因为这孩子学习得很好，是个聪明伶俐的小孩，所以教士们千方百计地想说服他的妈妈把他送到修道院去学习，答应给他津贴。愤怒的洗衣妇谈到她怎样撵走了来找她的那个教士：她生儿子的目的不是为了把儿子变成一个卑鄙的耶稣会教徒。伊里奇因此不断夸奖螃蟹好吃。伊里奇8月1日到波尔尼克，[45]26日便到哥本哈根去出席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会议和国际代表大会。[46]伊里奇在描述这次国际代表大会的工作时写道：“同修正主义者的分歧已经显露出来，但是离修正主义者提出独立的纲领的日子还远。同修正主义者的斗争拖下去了，但是这个斗争将来是不可避免的。”[47]出席代表大会的俄国代表人数很多，共有二十名：十名社会民主党人，七名社会革命党人，三名工会代表。社会民主党人中有各派的代表：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普列汉诺夫、瓦尔斯基、马尔托夫、马尔丁诺夫[48]；列席代表有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柯伦泰[49]等人。来宾很多。在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举行了一次有列宁、普列汉诺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第三届杜马代表波列塔也夫和伊·彼·波克罗夫斯基[50]参加的会议。会议上决定出版国外的通俗报纸《工人报》。普列汉诺夫虽然玩弄手腕，但终究为创刊号写了《我们的形势》一文。
在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之后，伊里奇到斯德哥尔摩去同他的母亲和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会面，他在那里逗留了十天。[51]这是他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母亲，他已预见到这一点，因此他以忧郁的目光送着离去的轮船。七年之后，——1917年他回到俄国的时候，他的母亲已不在人世了。
返回巴黎之后，伊里奇说，在代表大会上他有机会同卢那察尔斯基好好谈了一次。伊里奇总是对卢那察尔斯基抱有很大的偏爱，卢那察尔斯基的才能使伊里奇非常欣赏。但是不久在《Peuple》[52]上刊登了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文《我们党内的策略派别》，这篇论文是从召回派的观点阐述一切问题的。伊里奇看完这篇论文，没有作声，后来在一篇文章中作了回答。代表大会的其他参加者也对那篇论文作了评论。托洛茨基就国际代表大会问题在《Vorwärts》[53]上发表了一篇匿名文章，多方攻击布尔什维克，吹嘘自己的维也纳《真理报》。代表大会的代表普列汉诺夫、列宁、瓦尔斯基对《Vorwärts》发表这篇文章提出了抗议。早在1903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前，托洛茨基一到国外时，普列汉诺夫就对他抱有敌意。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前，他们很激烈地争论过通俗报纸的问题。在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无保留地在反对刊出托洛茨基那篇文章的抗议书上签了名，而托洛茨基则发动了一个运动来反对布尔什维克开始出版的《工人报》，宣布《工人报》是一个狭隘的派别机关报，并在维也纳俱乐部里就这个问题作了报告；加米涅夫为此退出了托洛茨基的《真理报》编辑部，他是一月全会之后派到那里去工作的。以马尔克为首的巴黎的调和派分子，在托洛茨基的攻击影响之下，由于害怕派别活动也发起了一个反对《工人报》的运动。伊里奇不能容忍模棱两可的无原则的调和，不能容忍同所有的人、同随便什么人调和，因为这种调和等于在炽热的斗争中放弃阵地。
1910年《新时代》杂志第五十期上登出了托洛茨基的文章《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趋势》，第五十一期上刊登了马尔托夫的文章《普鲁士的争论与俄国的经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了一篇题名为《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的文章来回答他们，可是《新时代》杂志的编辑考茨基和武尔姆[54]拒绝刊登列宁的文章。[55]马尔赫列夫斯基（卡尔斯基）先写信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商量以后，著文回答了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
1911年卡莫同志到巴黎来找我们了。他在1908年初由于带着一箱炸药而在柏林被捕，坐了一年半多的德国监狱。他假装疯颠，后来在1909年10月引渡给俄国，被押送到梯弗利斯，他在那里的麦捷赫城堡又坐了一年零四个月的监狱。人家认为他是一个没有希望的精神病患者，就把他转送到米哈伊洛夫精神病院；他从那里逃了出来，偷偷地藏在货舱里来到巴黎找伊里奇谈话。他因伊里奇和波格丹诺夫、克拉辛之间的分裂而非常苦恼。他对这三个人都很亲密。此外，他还不能很好地了解在他坐监狱的那几年里所形成的局势。伊里奇给他谈了当时的情况。
卡莫要我给他买杏仁吃。他坐在我们巴黎的兼作会客室的厨房里，象在他的家乡一样，吃起杏仁来，讲述着在柏林被捕的情形，设想出处死出卖他的那个奸细的各种办法，讲述着装疯的那几年的情形，以及他在监狱里饲养的一只驯顺的麻雀。伊里奇听着他的讲述，感到非常怜惜这个奋不顾身的勇敢的人，这个人象孩子般天真，有一颗火热的心，立志建树丰功伟绩，从监狱里逃出之后，不知道该着手哪项工作。他的工作计划都是空幻的。伊里奇没有予以反驳，而是谨慎地竭力使卡莫脚踏实地，告诉他必须组织输送工作，等等。最后决定要卡莫到比利时去，在那里给他的眼睛动手术（他是个斜眼，暗探们根据这个特征，立刻就能认出他），然后由海路到南俄，再去高加索。伊里奇仔细看了看卡莫的大衣问道：“你有暖和的大衣吗？你穿着这件大衣在甲板上散步会冷的。”伊里奇乘轮船的时候，总是不倦地在甲板上走来走去的。当他知道卡莫再没有别的大衣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那件绵软的灰色斗篷给了卡莫，这件斗篷是他的母亲在斯德哥尔摩的时候送给他的，伊里奇也特别欢喜这件斗篷。跟伊里奇的谈话以及伊里奇对卡莫的爱护，使卡莫得到了一些安慰。后来，在内战时期，卡莫找着了自己的“岗位”，重新表现出了英雄主义的奇迹。的确，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时候，他又脱出了轨道，他老是谈着必须学习，同时又幻想着树立各种功勋。他是在伊里奇最后一次害病期间死的。他骑着自行车往梯弗利斯去，在维里伊斯基斜坡上撞到汽车上，撞死了。
印涅萨·阿尔曼德[56]于1910年从布鲁塞尔来到巴黎，并且立刻就成了我们巴黎组织的一个积极分子，她同谢马什柯和勃里特曼（卡扎科夫）一起被选入巴黎组织的常务委员会，同国外的其他组织进行着广泛的通信联系。她和她的两个小女儿、一个小儿子住在一起。她是一个非常热情的布尔什维克，因此我们在巴黎的人很快地就团聚在她的周围了。
总的说来，我们的巴黎组织巩固了一些。在思想上开始团结一致了。只是很多人的生活太困苦了。工人还勉强过得去，而知识分子的境况却极为困难。他们去当工人，但并不都能胜任。靠着侨民基金生活，长期在侨民食堂赊饭吃，也不是长久之计。我还记得几件令人难受的事。有个同志冒充油漆匠去做工，可是手艺并不是立刻就能学会的，只好常常调换工作地方。他住在离侨民聚集地很远的工人区；他甚至饿得没有力气，起不了床，他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让我们给他送些钱去，但不要直接去找他，而是把钱交给看门的女人。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萨波日科夫（库兹涅佐夫）的境况也很困难；他和他的妻子找到了工作——给某种陶器涂色，可是他们只能赚得几文钱，看得出来，这样一个健壮魁梧的大力士，竟饿得脸上渐渐地起了皱纹，虽然他从来没有抱怨过自己的境况。当时这样的事很多。莫斯科起义的参加者普里加拉同志的情况，比所有的人更为艰难。他住在某地的工人村里，同志们也不大知道他。有一次他到我们这里来，兴奋地滔滔不绝地讲起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来——讲起装得满满的一捆捆稻麦的车子，讲起站在车子上的美丽的姑娘，等等。显然，这个人发疯了。首先使人想到的是：这是饿疯的。妈妈急忙给他做饭吃，神色黯然的伊里奇同普里加拉留在家里，而我就跑出去请一个熟悉的治精神病的大夫。大夫来了，同病人谈了话。后来大夫说，这是由于饥饿造成的严重的精神病，现在还不要紧，但当转为迫害狂的时候，他就可能自杀，那时就应监视着他。可是我们连他的住址都不知道。勃里特曼送他回家，可是普里加拉在半路上就跑了。我们派人去找——他失踪了。后来我们在塞纳河里找着了他的尸体，他的颈上和腿上都绑着石头——他自杀了。
如果要再在纠纷和侨居生活的气氛里住上两年的话，那就要伤透脑筋了。可是革命高潮的年代取代了反动的年代。
由于列夫·托尔斯泰的逝世而举行了游行。《明星报》创刊号出版了。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杂志也在莫斯科开始出版了。伊里奇立刻活跃起来。他在1910年12月31日写的论文《游行示威开始了》充满了无穷尽的力量。这篇论文在结尾时号召说：“同志们，投入工作吧！在一切地方建立组织，成立和巩固工人的社会民主党支部，开展经济和政治鼓动工作。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无产阶级教会了人民群众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在第二次革命中，它应当引导人民群众走向胜利！”[57]
[1]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巴图林—扎米亚京（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Батурин-Замятин，1877年12月6日——1927年11月23日），1899年参加学生运动。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被捕并被流放到维亚特卡。1903年流亡瑞士，同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1—1912年任《明星报》编辑。1912年任《真理报》编辑。1918—1919年任《真理报》编委会委员。1926年起在大学任教。1927年逝世。
[2] 尼古拉·古列维奇·波列塔也夫（Николай Гурьевич Полетаев，1872年4月15日——1930年10月23日），1891年起参加工人运动。1895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8年流亡德国。1901年回国。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5年革命期间组织了普蒂洛夫工厂罢工，同年任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委员。1907—1912年任第三届国家杜马议员。二月革命后任《真理报》编辑。此后从事经济工作。1930年逝世。
[3] 手稿中接下去写着：“记得在2月里，有一次马尔克·季莫费耶维奇（安娜·伊里尼奇娜的丈夫）从日本旅行回来，在我们家里吃饭。他看到了我们在厨房里忙忙碌碌以及我跟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轮流洗碗的情景，便说：‘你们最好还是雇一个“玛莎”’。但我们那时候靠党的津贴费过日子，因此要节省每个戈比；此外，法国的‘玛莎们’也受不了俄国侨民的杂乱无章的生活方式。后来我渐渐习惯了，但因搬家的事我连十二月的党代表会议也没有参加。”——编者注
[4] 尤里安·巴尔塔扎·马尔赫列夫斯基（Julian Baltazar Marchlewski，1866年5月17日——1925年3月22日），出生于波兰，当过染料工人。1888年成为地下活动家，同卢森堡一起创建了波兰社会民主党，1893年移居德国，继续同卢森堡合作。他参加了斯巴达克派，1916年至1918年间被监禁，后来作为俄国公民被释放给苏俄政府，成为苏俄政府的客人。1919年2月返回德国，后来又逃回俄国，然后去了波兰，在那里成为了共产党领袖。1921年拒绝了担任德共领导的邀请。后来定居于莫斯科，担任国际工人救援总会的领导。
[5] 手稿中接下去写着：“《无产者报》第42号上开始同造神派进行公开的斗争，伊里奇对同波格丹诺夫及其他召回派分子决裂感到很难过。”——编者注
[6] 手稿中接下去写着：“……尽管他几乎跟任何人都没有私交。只存在纯朴的、亲切的、同志的关系，如此而已。每次与同事们断绝关系都使伊里奇感到非常难过。”——编者注
[7] 1909年2月17—23日（3月2—8日）列宁在尼斯休息。——编者注
[8] 绥拉菲玛·伊里尼契娜·霍普纳尔（Серафима Ильинична Гопнер，1880年3月26日——1966年3月25日），1901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1910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书记。1910年流亡法国，参加了法国社会党。一战期间在军队中开展革命宣传。1916年回国。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委员。1918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此后在报刊工作。1928—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34年脱离政治活动。1938—1945年任《历史杂志》副总编辑。1945—1966年任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1966年逝世。
[9] 分裂。——编者注
[10] 《列宁全集》第37卷第407页。——编者注
[11] 手稿中接下去写着：“在宗教领域不采取明确的立场，便不能理解哲学问题中的激烈斗争。”——编者注
[12] 见《列宁全集》第15卷第376—387，388—396页。——编者注
[13] 手稿中写着：“他憎恨各式各样的造神派，因为他认为任何宗教对群众说来都是一种麻醉剂，而他对一切愚弄群众的人是不能容忍的。”——编者注
[14] 手稿中接下去写着：“这并不妨碍他弄清楚问题的关键在于宗教的社会根源，并预先防止在与宗教作斗争时采取可能会掩盖阶级斗争或把阶级斗争摆在次要地位的那些形式。”——编者注
[15] 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舒利亚蒂科夫（Владимир Михайлович Шулятиков，1872年9月30日——1912年3月26日），俄国文学评论家、翻译家。1896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2年被捕并被流放到特维尔。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3—1905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阿尔汉格尔斯克委员会委员。1905年回到莫斯科，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文学和演讲小组工作。1909年流亡法国。1910年回国，旋即被捕。1912年因胃癌在莫斯科逝世。
[16] 瓦西里·叶戈罗维奇·舒尔卡诺夫（Василий Егорович Шурканов，1876—？），1891年起进厂做工，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当选为第三届国家杜马议员。1912年任全俄五金工会副主席。1913年被彼得堡安全局招募。二月革命后其奸细身份被临时政府暴露，其后的情况不详。
[17] 米哈伊尔·费多洛维奇·弗拉基米尔斯基（Михаил Фёдорович Владимирский，1874年2月20日——1951年4月2日），1895年发起成立莫斯科工人工会。1898—1899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1899年流亡瑞士，加入了劳动解放社。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5年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06年流亡法国。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委员。十月革命期间任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1919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19年3月16—30日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1920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19—1922年任副内政人民委员。1922—1924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4—1925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5—1926年任乌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25—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27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27—1951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1930—1934年任俄罗斯联邦卫生人民委员会委员。1950—195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1年逝世。
[18] 即为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拉斯普蒂娜。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拉斯普蒂娜（Анна Михайловна Распутина，1874年12月6日——1908年2月17日），1896年加入民意党，同年被捕。1898年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1904年秘密来到彼得堡。1905年加入社会革命党暗杀小组。1908年2月7日被捕，2月17日英勇就义。
[19] 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托姆斯基（Томский Михаил Павлович，1880年10月31日——1936年8月22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委员。在彼得堡、莫斯科等地积极开展地下工作。参加过党的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曾多次被捕流放，直至1917年二月革命后才被释放，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继续从事工会工作，鼓动武装起义。十月革命胜利后任莫斯科省工会主席、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主席、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0年参与创立国际工会委员会的工作并担任总书记。同年起还先后当选为全俄中央执委会、苏联中央执委会委员；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国家联合出版社社长等职。1919—1931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年起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9年4月被撤销全苏工会理事会主席的职务。1930年在联共（布）“十六大”上被开除出政治局。1932—1936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6年8月22日自杀身亡。1988年平反并恢复党籍。
[20] 尼古拉·尼坎德洛维奇·纳科里亚科夫（Никола́й Ника́ндрович Накоря́ков，1881年11月11日——1970年11月10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8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11年流亡美国。一战期间持护国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驻第1军政委。1919—1920年期间为白军效力。1922—1930年任国际图书出版社社长。1925年重新加入俄共（布）。1930—1937年任国家小说出版社社长。1937年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此后从事翻译工作。1970年病逝。
[21] 尼基福·叶夫雷莫维奇·维洛诺夫（Ники́фор Ефре́мович Вило́нов，1883年2月9日——1910年4月18日），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被捕并被流放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1906年再次被捕，在狱中试图自焚身亡，未遂后被狱警毒打，并因此患上肺结核。1908年流亡意大利，参加了召回派领导的卡普里党校。1909年同召回派决裂，赴法国，支持列宁。1910年2月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候补委员，4月18日在达沃斯逝世。
[22] 手稿中接下去写着：“许多拥护波格丹诺夫的人，例如马拉，动摇了。”——编者注
[23] 手稿中接下去写着：“……大致是这样。休息得很不错。只有一个因运输工作从俄国来的泽菲尔（是个很亲密的同志）到那里去过一趟。”——编者注
[24] 手稿中接下去写着：“我们在吃饭时练习讲法语，同时听拉古列特太太聊天。”——编者注
[25] 1909年7月底至8月列宁和他的亲属在巴黎郊外的博姆邦村休息。
手稿中接下去写着：“玛尼亚在病后长胖了一点，我母亲也长胖了。”——编者注
[26] 手稿中接下去写着：“玛尼亚回俄国去了，我们已经不需要那个大的住所了。”——编者注
[27] 手稿中接下去写着：“家庭女工每天早上来，总的说来，家务已走上正轨，妈妈也习惯了。弗拉基米尔订了作息制度。我写信告诉家里人说：‘沃洛佳轻易不出门了。他今年冬天做了很多的工作。早展八时起床，到图书馆去，下午两时回来。’这一年冬天大批的人开始从俄国到这儿来。反动势力十分猖獗，使许多同志被迫侨居国外。巴黎的侨民多起来了。”——编者注
[28] 《列宁全集》第34卷第414、415页。——编者注
[29] 瓦西里·叶戈罗维奇·柳什文（Василий Егорович Левшин，1888—？），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意大利。1909年参加卡普里党校，同年与召回派决裂。后回国，旋即被捕并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十月革命后任科洛姆纳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1917年12月因重病入院治疗，不久失踪。
[30] 让·饶勒斯（Jean Jaurès，1859年9月3日——1914年7月31日），法国社会主义者，1893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02年参加了由可能派和阿勒芒派合并而成的法国社会党，1904年创办社会主义报纸《人道报》（L'Humanité），1905年法国各社会主义政党合并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ection Française de l'Internationale Ouvrière，SFIO）后，饶勒斯和盖德一起领导工人国际法国支部。饶勒斯在一战爆发前坚持和平主义立场，并试图组织法国工人和德国工人进行总罢工，以此阻止战争爆发，最后于1914年7月31日被极端民族主义者拉乌尔·维郎（Raoul Villain，1885——1936）暗杀。
[31] 爱德华·瓦扬（Édouard Vaillant，1840年1月29日——1915年12月18日），1865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870年参加巴黎公社，并当选为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并被缺席判处死刑。1880年获大赦回国。1884—1887年任巴黎市议员。1893—1915年任国民议会议员。1898年发起成立革命社会主义党。1901年参与了将革命社会主义党和法国工人党合并为法国社会党的活动。1905年参与了将法国社会党和法兰西社会党合并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活动。1913年参加总统选举，获得8%的选票。一战期间支持战争，沦为社会沙文主义者。1915年逝世。
[32] 手稿中接下去写着：“有一次，参加了一个竞选大会之后，伊里奇说：‘瞧，这就是那个议院机器！’”——编者注
[33] 埃米尔·仲马（Émile Dumas，1873年11月18日——1932年5月15日），早年担任工人，加入了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并担任《人道报》通讯员。1910—1919年任国民议会议员。1932年去世。
[34] 查尔斯·拉波波特（Charles Rappoport，1865年6月14日——1941年11月17日），出身于立陶宛一个犹太家庭。早年参加民粹派活动，参与了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行动，行动失败后流亡法国，参加了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1920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38年因反对大清洗运动而退党。1941年逝世。
[35] 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1842年1月15日——1911年11月26日），生于古巴圣地亚哥。1851年随全家迁回法国波尔多。1864年进入巴黎大学。在蒲鲁东影响下，参加了第一国际。后来逐步接近马克思主义。1868年与马克思的次女劳拉结婚。巴黎公社失败后流亡西班牙，与无政府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879年与盖得等人成立法国工人党。1889年主持召开第二国际成立大会。1911年与妻子一起自杀。
[36] 珍妮·劳拉·马克思（Jenny Laura Marx，1845年9月26日——1911年11月25日），马克思的次女，曾任马克思的秘书。1868年嫁给保尔·拉法格，积极参加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工作。1911年11月25日同拉法格一道自杀身亡。
[37] 弗兰茨·艾尔德曼·梅林（Franz Erdmann Mehring，1846年2月27日——1919年1月28日），出身资产阶级家庭。作家，曾是自由派新闻工作者，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加入社民党。写过许多历史著作和文学批评。长期担任《莱比锡人民报》主编，并长期为《新时代》写社论。思想上与卢森堡有共鸣，当卢森堡与考茨基决裂后成为卢森堡的伙伴。1914年成为国际主义小组的成员，后来参加斯巴达克同盟，在1917年同情布尔什维克。由于健康状况不好，没有参加德共（斯）的成立，但他是德共（斯）党员。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暗杀，给他造成了很大打击，几周后也病逝了。
[38] 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1857年7月5日——1933年6月20日），出身于教师家庭，在丈夫奥西普·蔡特金（Ossip Zetkin）的影响下倾向马克思主义。1880年至1890年之间流亡西欧，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人》的编辑工作，在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做了有关妇女工作的报告，任第二国际妇女书记处书记，创立了《平等报》（Gleichheit），并任其主编。她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德国左派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从1914年8月起是国际主义者核心成员，在伯尔尼代表大会之后立刻被捕，1916年被免去《平等报》编辑职务。1917年参加独立党和斯巴达克同盟，宣称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她没有出席德共（斯）成立大会，但在几个月后参加了德共（斯）。1920年起当选为国会议员，德共中央委员，1921年支持列维，1924年支持布兰德勒。德共出于保持威望的考虑，将她留在党内，尽管她明显对此不同意。她在莫斯科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同情布哈林的右翼反对派。1932年8月在国会发表公开演说，激烈抨击纳粹主义。1933年逝世于莫斯科。
[39] 指1908—1912年出版的托洛茨基的派别机关报。——编者注
[40] 《列宁全集》第37卷第428页。——编者注
[41]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诺根（Виктор Павлович Ногин，1878年2月14日——1924年5月22日），1897年起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多次被捕和流放。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6—1907年任莫斯科工会中央局主席。1910年起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1917年4月同加米涅夫、李可夫一道反对《四月提纲》。1917年9月17日—11月14日任莫斯科工人代表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期间是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任工商业人民委员。1917年11月4日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米柳亭一道支持“左翼联合政府”，辞去工商业人民委员的职务，但三周后即承认错误。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1—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1924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42] 弗拉基米尔·帕夫洛维奇·米柳亭（Владимир Павлович Милютин，1884年11月5日——1937年10月30日），1903年加入孟什维克。191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4年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任萨拉托夫苏维埃主席。1917年7月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他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十月革命的领导工作。1917—191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候补委员。1917年11月8日—11月19日任农业人民委员。1917年11月支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有关“左翼联合政府”的立场，辞去农业人民委员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候补委员的职务，但11月29日即承认错误，撤回申请。1917年11月—1918年3月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经济部长。1918—1921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副主席。1920—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4—1928年是苏联工农检查院成员。1924—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1927年任共产主义学院副主席。1928—1934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7年7月26日被捕，10月30日遇害。1956年平反。
[43] 尼古拉·伊奥伊西福维奇·萨波日科夫（Николай Иосифович Сапожков，1881年12月3日——1917年4月16日），1904年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06年被捕。1910年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1911年流亡法国，加入了布尔什维克。一战期间参加法国军队。二月革命后准备回国，但在4月16日遇刺身亡。
[44] 《列宁全集》第34卷第434—435页。——编者注
[45] 列宁及其家属自1910年7月9日或10日到8月10日（7月22日或23日到8月23日）住在波尔尼克镇。——编者注
[46] 国际社会党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第八次代表大会）是在1910年8月15—21日（8月28日—9月3日）举行的。——编者注
[47] 《列宁全集》第16卷第282页。——编者注
[48] 亚历山大·萨莫伊洛维奇·马尔丁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Самойлович Мартынов，1865年12月24日——1935年6月5日），本名扫罗·萨莫伊洛维奇·皮克尔（Саул Самуилович Пикер），生于明斯克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884年入读圣彼得堡大学法学院，同年参加民意党（Народной Воля）。1886年因参加示威游行而被学校开除，并被遣返回原籍。两年后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十年。1899年从流放地回来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0年流亡国外。1903年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二大结束后参加孟什维克，成为孟什维克派重要领导人之一，并在1907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一战爆发后，参加了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1917年二月革命后，于5月上旬回国，积极参加孟什维克的活动。十月革命后，逐步脱离孟什维克。1918年—1922年在乌克兰当教师。新经济政策公布后，宣布自己完全赞同俄共（布）。1923年，为了同左翼反对派斗争，当权派吸收他参加俄共（布），让他在马克思恩格斯学院、共产主义学院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共产主义大学执教。1924年进入《共产国际》编辑部。他是斯大林主义的主要理论家，是“革命阶段论”与“四阶级联盟”的主创之一。
[49] 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芙娜·柯伦泰（Александра Михайловна Коллонтай，1872年3月31日——1952年3月9日），出身于沙俄将军家庭，1899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分裂后参加了孟什维克派，191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15年9月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十月革命后任公共福利人民委员，提倡改革社会风俗，鼓吹自由恋爱、改善妇女处境、提高妇女地位。1920年参加工人反对派。1922年进入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23年起先后任苏联驻挪威、墨西哥、瑞典大使，是世界上第一位女大使。她被后世的女权主义运动奉为女权主义先驱之一。
[50]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波克罗夫斯基（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кровский，1868年8月29日——1932年4月10日），生于莫斯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891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候补委员。1907—1917年侨居国外，1909年参与“前进”集团，同时参与了“召回派”、“造神派”和“最后通牒派”的活动。1911年退出“前进”集团。1913年同托洛茨基合作，试图调和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1917年8月回国参加莫斯科武装起义，并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1918年参与布列斯特谈判，一度是“左派共产主义者”。1918—1932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21年任红色教授学院院长。1918年起为社会主义科学院院士，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0—1932年是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2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51] 列宁于1910年8月30日至9月12日（9月12日至25日）住在斯德哥尔摩。——编者注
[52] 《人民报》。——编者注
[53] 《前进报》。——编者注
[54] 艾玛努埃尔·武尔姆（Emanuel Wurm，1857年9月16日——1920年5月3日），社会民主党人，二十世纪初与考茨基一起编辑《新时代》杂志，并在柏林党校任教。后参加独立社会民主党。
[55] 《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一文直到1911年4月29日（5月12日）才在《争论专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附刊）第3号上发表（见《列宁全集》第16卷第374—392页）。——编者注
[56] 伊涅莎·阿尔曼德（Inès Armand，1874年4月26日——1920年9月24日），法国裔俄国革命家。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8年流亡比利时。1912年秘密回国，当即被捕。1913年获释后流亡芬兰。二月革命后随列宁一道回国。1919—1920年任俄共（布）中央妇女部部长。1920年在高加索因感染霍乱而逝世。
[57] 《列宁全集》第16卷第357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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