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兄弟共和国幼儿园工作人员的谈话

与兄弟共和国幼儿园工作人员的谈话^* ^[1]

　　同志们，我首先想讲讲培养各族儿童友谊的问题。
　　1919年，我乘《红星》号轮船^[2]巡视，有一次船泊在喀山城郊。我们与当地的同志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我发现鞋靶人非常疼爱孩子。我们召开群众大会的时候，一般都是把孩子们赶走的：男人站在前面，妇女在后面，孩子一般都赶走。可是在喀山则不然：先让孩子们进去，然后是妇女，而男子们站在最后面。后来我在那儿参加了各种会议，我发现：只要一个鞑靼妇女走过，后面就跟着一群孩子——有小有大。有一次开会，参加会议的有东部许多民族的人，我向他们谈起这件事，惹得他们哈哈大笑。我问：“你们笑什么？”他们对我说：“我们那儿都是如此。”
　　所以我想说：热爱儿童，关心孩子，这是俄罗斯族要向东部各民族学习的地方。
　　我常对我国幼儿园工作者说：要善于发动家长参加你们每个学前机关的工作，成立家长委员会，这种委员会就会主动关心并帮助你们开展工作。这样一来，幼儿园就会大为改观。这一点具有重大意义。我认为，目前采取这种做法也有效。可是我们幼儿园往往对家长说：“你把孩子管严一点，他很调皮。”我们至今缺乏那种家长与幼儿园团结一致的气氛，因而幼儿园老师和清洁工就不能很好地听取家长们的意见，幼儿园其他工作人员也不能很好地听取家长们的意见。你们要使我国的每一所幼儿园都能引起社会的关心，这是一项重大工作。
　　我再举一个例子。直到1925~1926学年，印古谢基那里还有氏族社会的残余。二级学校的学生家长骑着马把孩子送去上学，然后就在学校看着，不准不同氏族的儿童互相来往。怎样处理这件事，怎样消除这种残余？！我们主张：要多给孩子们一些机会，让他们共同活动，产生共同的感受；比如他们看了一部引人入胜的电影，他们就会情不自禁地交谈起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就可以一起来讨论，以此来消除氏族之间的仇恨。
　　要消除这种隔阂，就得让他们一起做游戏，看电影，共同讨论各种问题。这样一来，孩子们之间的氏族关系就会逐渐改善。要让他们严守纪律，把纪律引上正轨。
　　一个女大学生向我讲了下面一件事。她曾在阿斯特拉哈尼的一些幼儿园实习。她对一位俄罗斯族的母亲说：“你为什么不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去呢？”这位母亲说：“幼儿园里很多卡尔梅克族的孩子，脏极了。”于是这个大学生就与卡尔梅克族的母亲们个别谈话，告诉她们怎样给孩子洗手洗脸，告诉她们应该常给孩子们换洗衣服。卡尔梅克族的人也是很喜爱自己的孩子的。结果，幼儿园的卡尔梅克族儿童反而比俄罗斯族的孩子讲清洁了。像这样采取分别对待、过细地做工作的态度，就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
　　我们设置了教学法研究室，但这种研究室往往不务正业。而这种教学法研究室应该了解列宁对民族问题的态度，考虑各地区经济政策的各种特点，考虑当地的生活特点。这样就有利于工作的广泛开展。
　　我认为，幼儿园应该成为一个十分友好和睦的集体。在幼儿园，不仅教养员要做工作，而且全体职员也要做工作。幼儿园的每个工作人员都可以做很多工作。当母亲们来幼儿园等着接孩子回家而与清扫员交谈起来时，如果她要对这位母亲做点工作的话，就可以讲讲怎样教育孩子的问题。
　　不仅是幼儿园主任或教养员，而且幼儿园全体工作人员都应关心一件事，就是让家长对孩子们采取正确的教育方法。我们注意到，我国优秀的幼儿园在家长中广泛地开展了工作，向家长介绍教育儿童的方法。
　　我父亲就很关心让我从小培养对非俄罗斯民族的孩子的感情，他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正确的态度。他有一段时间在波兰工作。我至今记得，当我们住在华沙时，那时我还只有5岁上下，他总让我到室外与孩子们玩。那里有波兰小孩、犹太小孩、鞑靼小孩。我与一个犹太男孩交了朋友，他请我吃甜面包，后来鞑靼小孩又请我吃马肉。我们大家都在一块玩，从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边是犹太儿童，那边是鞑靼儿童，另一边是波兰儿童。
　　在华沙住所的室外，有一个木棚和木梯。我们这些小孩常常坐在这木梯上玩。后来我长大了，到加里茨亚或国内去的时候，我经常看到院子里有这种梯子。我十分高兴，不禁脸都红了：我想起了我与犹太儿童、波兰儿童和鞑靼儿童的友谊以及我们在一起做游戏的情景。
　　要安排各族儿童经常交往，要使他们从小建立起友谊。
　　我还要谈谈幼儿园的伙食问题。伙食要简单清淡，而我们为了让孩子吃得好，往往做些很油腻的点心。这种做法并不明智，对孩子们也无好处。我们有一个大工厂，名叫“三山”^[3]。当我从报上读到那儿孩子们吃的是什么东西时，我就在想：这些孩子真可怜——因为给他们吃的东西都是很油腻、难消化的。当然，饭菜做得很可口，孩子们吃得津津有味，可是吃了之后就得病。在这里，问题不在于烹调技术，而在于如何指导。当然，炊事员有时是想把包子做得美味可口，不过应该讨论一下怎样才能使孩子们吃了有益无害。保健人民委员部在这方面应该做一些工作，而幼儿园主任也要就此问题向炊事员和家长讲清楚。我认为，如果清扫工、炊事员、洗衣工能经常与家长们进行交谈，他们就可使家长们得益不少。我还记得，1919年，一些女工从城里下乡去，有一位女工去帮助一位农妇洗衣服，这位农妇立即觉得这位女工是自己人，这样，如果这位女工对她讲点什么，她就会深信不疑。
　　我认为，凡是在幼儿园工作的人，都应该对全体居民进行大量的宣传工作。

结束语

　　我曾经看到过最高苏维埃选举的选举前运动。我参加了莫斯科家庭主妇的一些会议。家庭主妇有时脱离生活。为了对日常生活进行改造，我们还要做很多工作。但是大家都认为，这次选举运动把广大家庭主妇都发动起来了，使她们参加了社会工作。我自己也有这种印象，就是这次选举运动一般说来说明社会工作有了很大提高。我们莫斯科有所谓“百病之源”，这指的是恶劣的居住条件。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一段时间家庭主妇开始了对住宅的整理。一般说来，目前正对整个苏维埃工作进行改造，正对官僚主义作风和不关心人的态度进行着严肃的斗争。在这方面，你们全体学前教育工作者应该卷起袖子，把这项工作扎扎实实抓起来。
　　常常有人说：幼儿园宁肯办得少些，但要办得富丽堂皇些。这话不对。应该是尽量简朴些，不能追求豪华，而要多收一些孩子。当然，幼儿园要搞得舒服些，使孩子们生活起居觉得方便。要清洁干净，而不要追求豪华。
　　我认为，如果我们都能认真把工作抓起来，那我们下次再开会时，你们将会告诉我在幼儿园工作上取得的很多成绩。最后，祝你们工作顺利。

^* 第一次载入娜·康·克鲁普斯卡雅著《学龄前儿童教育》文集，莫斯科，1939年。

^[1] 娜·康·克鲁普斯卡雅与苏维埃各兄弟共和国幼儿园工作人员的谈话是1937年12月26日在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进行的。

^[2] 1919年6月至8月，《红星》号宣传轮沿伏尔加河和卡马河航行，行经不久前从高尔察克反革命军队手中解放出来的一些地区。“《红星》号轮的任务就是，在白匪盘踞过的地区开展宣传工作，贯彻第八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路线，巩固各地的苏维埃政权。”（《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十卷集）第1卷，莫斯科，1957年，第58页）。克鲁普斯卡雅以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代表的身份，在《红星》号轮上工作了一个半月。这段时期，她多次在工人、农民、士兵的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参观学校和文教机关，与教师和其他国民教育工作人员见面，接见妇女和青年代表团。此行归来后，克鲁普斯卡雅于1919年8月2日在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上做了一个详细的报告：《省的国民教育工作情况》。

^[3] 莫斯科市捷尔任斯基“三山”纺织厂（即从前的普罗霍罗夫工厂）系苏联最老的纺织企业之一（创办于17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