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反，科学理论（指马克思主义。——克鲁普斯卡雅）指出了大工业资本带来的这一矛盾（城市比农村优越。——克鲁普斯卡雅）的进步方面。‘随着大城市的资本主义生产而聚集起来的城市人口日益取得更大的优势，资本主义生产积蓄了社会前进的历史动力’。（die geschichtliche Bewegungskraft der Gesellschaft）如果城市的优势是必然的，那么，只有把居民吸引到城市去，才能削弱（正如历史所证明的，也确实在削弱）这种优势的片面性。如果城市必然使自己跃居特权地位，使乡村变成从属的、落后的、无助的、闭塞的，那么，只有农村居民流人城市，只有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混合和融合起来，才能提高乡村居民，使其摆脱孤立无援的地位。因此，最新理论在回答浪漫主义者的反动的怨言和牢骚时指出，正是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生活条件接近才创造了消灭城乡对立的条件。”^[26]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曾经引用弗拉基米尔省波克罗夫县的材料来证明这一事实。“‘木匠业给当地农民生活的整个结构打下了深刻的印记。……农民木匠渐渐地同农业生疏了，后来就完全抛开农业’。都市生活在木匠身上打下文化的印记：他们比周围农民要清洁得多，而且他们的‘文化程度’、‘较高的智力发展程度’都与农民截然不同。”^[27]
　　“‘就生活设备来说，外出零工县份大大超过农业县份和森林地区。……彼得堡人的衣服清洁、美观、卫生得多。……儿童们比较清洁，所以他们中间很少看到疥疮和其他皮肤病’……在科斯特罗与外出零工乡下，‘你在半数人家中可以找到纸、墨水、铅笔与钢笔’……‘识字的彼得堡人，的确更好地和更自觉地求医治病’，因此传染病在他们中间不像在‘文化很低的’乡下那样厉害。”^[28]
　　“外出到城市，削弱了旧的父权制家庭，使妇女处于更加独立的、与男子平等的地位。与定居的地区比较起来，索利加利奇与丘赫洛马的家庭（科斯特罗马省外出做零工之风最甚的各县），不仅在家长的宗法的权力方面，而且在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方面都薄弱得多。对于12岁就被送到彼得堡去的儿子，当然不能希望他对父母如何热爱，对于父母的家庭如何依恋；他们不自觉地变成世界主义者了：‘哪里好，哪里就是祖国’。过惯了不受丈夫支配与帮助的生活的索利加利奇妇女，与农业地带受践踏的农妇完全不同：她们是独立自主的……殴打虐待老婆在这里是稀有的例外……男女平等差不多在一切地方与一切方面都表现出来了。”^[29]

　　“不懂得他为之抑制进步方案的社会环境是资产阶级的环境，不懂得在农民经济中确已看出的一切‘技术改良’都不过是改善少数人状况而使多数人变成无产者的资产阶级进步，那算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不懂得他对之提出方案的国家是一个只能拥护资产阶级和压迫无产阶级的阶级国家，那算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35]

　　“城市资本主义竭力提供一切现代科学的方法来发展农业技术，但是生产者的社会地位仍旧像从前一样悲惨；城市资本不能有系统、有计划地把城市文化输入农村。”^[37]

　　列宁指出：‘文化界’将仍旧兴致勃勃地在吃点心和玩纸牌的间隙中谈论小弟弟，并编出一些‘改善’小弟弟生活的人道草案。”^[40]"

　　“如果按照阶级对抗理论提出这些问题〔为此当然需要‘重新观察’俄国历史和现实的‘事实’〕，那么这些问题的答案……就会被这些有关的阶级而且只会被它们运用于实践当中（要这样‘运用’，当然需要进行巨大的准备工作，而且这个工作按其实质来说是一种看不见的工作），这些答案就会像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所绝妙地形容的那样，冲出‘知识分子的小天地’，奔向最发达最单纯的生产关系的参加者，奔向最强烈地反映出‘线被切断’和‘需要’ ‘理想’（因为没有理想，他们就会很糟）的人们。”^[44]

　　列宁说："‘人民之友’忘记了这种对抗（即阶级利益的对立。——克鲁普斯卡雅），丧失了任何敏感，不知道在我们这个圣洁的俄罗斯，十足的资产者也是‘在民主主义掩盖下’隐藏着的；所以他们（“人民之友”。——克鲁普斯卡雅）现在是反动的（对无产阶级来说），因为他们抹杀对抗，不谈论斗争，而谈论调和的文化主义的活动。”^[45]（着重点是我加的——克鲁普斯卡雅）
　　他接着说：“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出，这种思想已经腐朽到怎样的程度，它已经丧失了任何完整的理论基础，堕落成了可怜的折衷主义，堕落成了最平庸的文化派机会主义的纲领。”^[46]（着重点是我加的——克鲁普斯卡雅）

　　“当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对抗因受农奴制度的压制而完全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当农奴制度激起了全体知识分子一致的抗议和斗争，从而造成一种幻想，以为我国知识分子具有特别的民主主义……”
　　“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只有抛弃幻想，在俄国现实的而不是合乎心愿的发展中，在现实的而不是可能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去寻找支撑点，才能指望自己的工作获得成效。”^[52]

　　“‘如果·····一切社会集团所以是现实的力量，只是因为……它们和社会各个阶级一致或是依附于它们，那么很明显，‘无等级知识分子’就不是‘现实的社会力量’。就抽象的理论意义来说，作者当然是对的。他可以说抓住了民粹派的词句。你们说知识分子应该把俄国引上‘另外的道路’，但是，你们不了解如果他们不依附于一个阶级，他们就等于零。你们吹嘘俄国无等级知识分子向来以思想‘纯洁’著称——其实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始终没有力量。作者的批评只是把民粹派的知识分子万能的荒谬思想和自己的‘知识分子在经济过程中没有力量’的十分正确的思想做个对比。但这样对比是不够的。要判断俄国‘无等级知识分子’是俄国社会中标志着改革后整个时代（贵族被平民知识分子最后排挤出去的时代）和无疑起了并继续起着一定历史作用的特殊集团，就必须把我国‘无等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尤其是他们的纲领同俄国社会现有各个阶级的地位和利益做个对比。……俄国先进的、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等级性’丝毫不能抹去知识分子思想的阶级根源。无论何时何地，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封建主义都是为了无等级性，我国无等级知识分子反对旧贵族制度即等级制度也是为了这个。无论何时何地，资产阶级起来反对过时的等级束缚和其他中世纪制度都是为了全体‘人民’（因为人民内部的阶级矛盾当时还不够尖锐），无论在西方或在俄国，资产阶级都是对的，因为它所批评的制度的确束缚了所有的人。一当俄国的等级制度遭到坚决的打击（1861年），‘人民’内部的对抗就立刻暴露出来，无等级知识分子内部的自由派和民粹派即农民思想家（俄国直接生产者的第一批思想家没有看见而且不可能看见农民内部对立阶级的形成）之间的对抗也随之而暴露出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使俄国社会中的社会对立更加充分暴露，迫使人们承认农民分化为农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事实。民粹主义把自己同马克思主义分开，几乎完全变成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53]

　　“小资产阶级生来就是具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它趋向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另一方面，它又趋向反动阶级，企图阻止历史行程，容易被专制制度的种种试探和诱惑手段（例如亚历山大三世所实行的“人民政策”）所欺骗，它能为了巩固自己的小私有者的地位而和统治阶级结成同盟来反对无产阶级。开明分子，一般‘知识界’，不能不起来反对专制制度摧残思想和知识的野蛮的警察压迫，但是这个知识界的物质利益把它同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联系起来，使它的态度不彻底，使它为求得官家棒禄，或为分得利润或股息而实行妥协，出卖其反政府的和革命的狂热。至于被压迫民族和被压制宗教中间的民主主义分子，那么谁都知道，谁都看得见，这几类居民内部的阶级矛盾，要比每一类中所有各个阶级共同反对专制制度和争取民主制度的团结性深刻得多，坚强得多。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而且按其阶级地位不能不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坚决反对专制制度的战士，而不会作任何让步和妥协。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争取政治自由与民主制度的先进战士，因为第一，政治压迫最厉害地打击到无产阶级身上，而不容对这个阶级作丝毫让步，因为这个阶级既没有接近最高政权的机会，甚至也没有接近官吏的机会，也无法影响社会舆论。”^[54]

　　“正当知识界对说真话的不合法书刊失去兴趣的时候，工人强烈的求知欲和追求社会主义的热情却日益增长，工人中间的真正英雄人物也不断出现，他们虽然生活环境很坏，在工厂中从事着摧残智力的苦役劳动，但是有顽强的个性和坚定的意志来不断学习，学习，再学习，使自己成为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成为‘工人知识分子’。现在俄国已经有这种‘工人知识分子’，我们应该竭尽全力使他们的队伍不断扩大，使他们崇高的精神需求充分得到满足，使他们的队伍中间产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人。”^[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