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德〕卡尔·考茨基 -> 《陷于绝境的布尔什维主义》（1931）
第一章 俄国的农业革命
新方法
布尔什维主义显著的特色是它的大胆，它在如此广大的同情社会主义人士中间已经实现和继续实现的迷惑作用，应归功于它的大胆。
但是，有各种各样的大胆，它们的意义也不一样。
一种是值得钦佩的大胆。这种人充分知道阻塞他的道路的困难和危险，但是他为了实现某种崇高的理想，敢于拿他自己的生命作赌注。
不如第一种那样值得钦佩的，是被轻率和懒惰所驱使的赌徒的大胆。他缺乏沿着刻苦工作这条漫长而艰巨的道路争得胜利的意志力，而宁愿在看到有机会一举赢得某些重要东西的时候，倾囊作注来碰运气。
由于无知而产生的大胆并不好多少。它仅仅使一个人毫不犹豫地循着某一条路走，因为他并不觉察那些潜在的危险以及他行将被投入的深渊。
最没有价值的一种大胆，是困窘和匮乏的产物。它使一个人陷入危险的境地，只因为他不懂得用其他办法从四面八方威胁他的灭亡中挽救自己。
当一九一七年秋天列宁开始为夺取最高权力而斗争的时候，他主要被第一种大胆所驱使，虽然他的几个同伙多少受了他们的赌博本能的影响。但是，一旦取得了政权，列宁把恐怖当作在古老、落后的俄国的基础上一举而建立凌驾于其他所有文明国家之上的社会的手段；把恐怖当作一夜间为一个国家变出一个充分发达的社会主义生产体系的工具，而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超过一亿）是文盲和原始的自耕农。这是的的确确的大胆；但是，这是第三种大胆。只有十分天真的人，才会对此有深刻的印象。
这个野蛮的试验，只能以灾难性的崩溃收场。就是最伟大的天才，也不能避免这种崩溃。在现有的条件下，用已有的方法，是不可能解决这个任务的，在崩溃临近的时候，最后一种大胆，即绝望的大胆，就涌现出来了。当劳苦大众到处濒于死亡的时候，为了要把他们拔出泥潭而编制的计划也变得越来越壮观。与此同时，随着状况日益恶化，神经紧张也变得剧烈起来。计划越庞大，实施计划的时间也越短，用来达到目的的方法也越粗暴；这个目的只有用阿拉亭的神灯才有可能实现。
最奇怪的是，在西欧还有一些人——非常聪明的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在其他方面与共产主义无缘，但是这些计划的大胆却使他们得到深刻印象。他们之所以受感动，不外是因为它的大胆，好像单单有了大胆就能生产出一切东西似的！战争时期，大胆是一种美德，但是在生产过程中，它却不能使人走多远。
不久以前，我们党的一个党员向我表示，他热烈欢迎俄国正在实行的农业社会化，这使我十分惊奇。他断言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不但如此，他还认为我应该特别为这次革命欢呼，因为我好几年来一直鼓吹：大规模耕种是走向农业社会化的垫脚石。我感到我的名誉在某种程度上被这些祝贺败坏了。这件事本身是无关重要的，但是在我们的人中间究竟是否清楚从原则上、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应当怎样来看布尔什维克的最近的试验，却是个重要的问题。就我所看到的来说，党的报刊在这方面表明它对这件事是抱着十分怀疑的态度的。但是，我并不认为研究我们怀疑的根据是多余的。现在的形势已不是试验可能会失败，人们可以确有把握地说，它会失败，它一定会失败。
确实，在俄国实行集体农庄的时候，运用了我早先阐述过的思想。我的其他许多思想，也都得到实现，但是我对此并不都感到高兴。
一九一八年，我出版了一本以《对过渡经济的社会民主主义评论》为题的书。这本书早在这年的三月就写完了，但是，一直到革命前夕，军事检查局才准许出版。我在那本书里，研究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必须提出哪些要求才能保证在战时施政转变为和平时期施政[1]的时候尽可能减少人民的痛苦，使无产阶级获得最大利益。早在一九一八年，我已经考虑到战争可能在一阵动乱中结束，“它可能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开辟道路。在这个时候，经济状况将不仅限于从战时经济过渡到和平时期经济，而且结果还应当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我在一九一八年七月写的序言中，就是这样说的。我当时对形势作了太乐观的估计，我们没有料到共产党人会这样愚蠢，或者会找到足够的支持，在他们夺取政权的时候彻底分裂德国无产阶级，从而使无产阶级不能保持这种政权。
在这本书谈到的其他问题中，我研究了怎样才能使被战争打乱了的生产机器重新置于生产的基础之上。以此为目标，我建议采用轮班制（原书第44页）。显然，这并不是什么新建议。从远古的时候起，就已经采用了轮班制，特别是在采矿工业中。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轮班制对工人是有害的，特别是夜间工作对工人有害。因此我提倡适当缩短工作时间来避免这些害处，夜间工作对工人健康的不利影响会因夜班短于日班而得以避免。
“假定在和平日子里正常的工作日持续十个小时，但只有一般工作。如果现代代之以三班，分别为八小时、六小时和四小时，每日工作时数将从十小时增加到十八小时。”
工作时间缩短，会使工作更加紧张，很可能三班制生产的东西会比从前一天生产出的东西多出一倍。
“因此。结果就等于把纱锭从六百万增加到一千二百万枚。”
大家都知道，布尔什维克实际上实行了三班制来最高限度地利用他们那些破旧的生产机器。这样做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我并不以为我有什么功劳。他们也缩短了工作时间，但是他们没有采取最重要的一项措施，没有规定夜班时间比日班短，而为了使夜工不致损害工人的健康，这是必不可少的措施。
在我写的书里，我用很长的篇幅谈论了农业，并且在一九一九年革命以后，我把书中谈及这个问题的部分，用《农业社会化》为题，作为专门一篇论文发表了。在这篇论文中，我研究了怎样在小农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仍然能实行农业社会化的问题。我强调指出，为了供应城市居民的食物，城镇应该能比过去更自由地获得和耕种农业土地。我坚决认为，国家在这方面应该提倡乡村公社这种农业组织形式，在公社里，农民将像在马尔克公社时期那样把他们地土地联合起来（土地共有）。
“最后的结果将是这样：房子、原地和庭院仍由农民私人经营，仍像在马尔克公社时候那样是他们绝对私有的财产；另一方面，全部的耕地将由公社集体来耕作。”（《农业社会化》，第61页）
同样，苏俄最近在建立大型农场（即国营农场）的同时，还由合作劳动农民组织起村社农业（即集体农庄）。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措施。但是，考虑到俄国及其贫困的、未解放的、愚昧无知的老百姓的悲惨现状，人们可以预料这是一个不太济事的措施。而如果是由农民自愿合作来实行的，那么不管怎样，还不会造成危害。我特别强调自愿合作。我在一九二二年出版的《劳工革命》[2]（英文版由乔治·艾伦和恩文公司于一九二五年出版）一书中，我比一九一九年更怀疑农民合作耕种农村土地的前景。在一九一八年革命期间，我是比较乐观的。我当时预期无产阶级会处于十分强有力的地位，农业的组织会从根本上受到动摇，这些事件会使农民易于接受改革。无产阶级的政权当然会通过一些国家措施来促进后一点。
到一九二二年，这些再也不能指望了。因此，我再也不期待农民中会发生什么赞成共同耕地的强大运动了，不论由此产生的技术上的利益会有多大。农民过分依恋他的私有财产。我仍旧主张，农民私人占有和经营自己的房子、园地和庭院，而和其他村民一同耕种田地，这会有很大的好处。一九二二年，我预期农村无产阶级会朝着这个方向作巨大努力。意大利的农村无产阶级曾经在这方面作了很有希望的开端，但是法西斯主义却残暴地地把他们和其他许多有价值的创造摧毁了。我还进一步建议，在设立新移民区的时候，房子、园地和庭院，应该交给移民私人经营，而田地由大家共同耕种。在这种新的移民区里，将不存在阻碍实行这些革新的私有财产。但是，这个建议直到现在也没有被采用。
大型农业经济
农业中的大生产是不是比工业中的大生产更优越、生产率更高呢？为了用廉价食物供应居民，为了保证农业劳动者有更多的空闲时间和更多的财富而产量不减少甚或有所增加，人们是否必须指望这种组织形式呢？
三十年前，在我们的队伍中曾经热烈地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从那以后，兴趣多少降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持的观点是，采用现代农业方法和实践，大生产表明具有与大工业一样的优点，这是唯一能充分利用现代生产方法的组织形式。他们认为小农是野蛮时代的残余，是注定要消灭的，我
们没有义务鼓励他们生存下去。这个观点被一系列事实所证实，并且在上一世纪最后二十年的农业大危机期间，变得更为明显。后来，另外一些党员出来了，最著名的是爱德华·大卫，宣称关于大生产的优越性的规律适用于工业，但并不同样适用于农业，相反，小农生产要更好一些，未来属于它们。农业和工业不一样，工资制度不能通过把大农场社会化而废除，但是可以通过把大农场分散并分割成小的家庭田产来做到这一点，这些产业能够由丈夫、妻子和年轻的子女经营，无需雇工。
这次讨论启发我在《农业问题》（一八九九）一书中透彻地研究了这个问题，我的看法到今天也没有变。从一九〇〇年以来，这本书没有重新出版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改变了我在书中发表的意见，而是因为农业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们从一个谷物落价时期进入了一个谷物涨价的时期。因此，我应当在我的研究中把许多新现象包括进去，但其他的事务妨碍了我着手这件工作。
一八九九年我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我必须同意大卫的某些论点而放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但是，这只是更加坚决地抓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论点。我不得不同意，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到过的农业大生产的进展已经停止，而且它从来没有真正有过什么发展。另一方面，我不能确定小生产在加速代替大生产，可是却注意到生产的各种规模一直处于稳定状态。大生产和小生产轮流有所发展，但是这个运动总是进行得很缓慢，并且从来没有长久地朝着一个方向发展过。一般来说，生产各种规模之间的比例变化很少，如果只是由于纯粹的经济因素，而不是外部力量起作用的话。要想判定大农业比小农生产优越，还是小农生产比大农业优越，是很困难的；有时证明前者更有利，有时又证明后者更有利，一切都要由当时的社会条件来决定。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它们并不认为每一个大生产都一定比小生产优越，他们指的只是那些能使用现代技术和现代农业科学所提供的一切技术设备的大生产，这些设备对小生产来说，部分是难以得到的，部分是不能应用的。
凡是大生产和小生产利用同样的设备和同样知识工作的地方，小生产总是证明要强些，因为农民对他自己田地的产量的关心，远比雇佣劳动者对大生产的工作的关心要密切得多。唯有在大生产中应用较好的技术设备和较多的知识，才能和小生产的优越性相抗衡。况且，大规模农业经济是沿着强烈抗拒应用高度发达的机器和知识的道路前进的；这是农业大生产和工业大生产的重要区别。由于人们很少注意到这点，因此我特地在这里指出。
大领地和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由来很不一样。后者是相当近期的事，只有几个世纪的历史，而大领地和大土地经营在有文字记载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是它提供了比手工业优越的经济和技术便利的结果。资本主义大工业产品的低廉价格，是它拥有的不可抵抗的武器。
另一方面，大地主所有制是暴力和征服的产物。凡是允许邻近的农民存在的地方，大地主所有制后来便会有武力、用剥夺农民和掠夺属于农村或马尔克公社的公地的办法，扩大它的领地。凡是大土地所有者不满足于把原先是自由的农民变成纳贡佃户而亲自去经营土地的地方，大土地所有者也是用武力来获得必要的劳动力的，因为他或者使用被奴役的战争俘虏，或者强迫纳贡佃户们给他服一定的劳役。
但是，新形成的地主并不认为他自己首先是个农民。他是作为军人而得到他的财产和他的工人的，而且他打算用这种身份来保持他的财产和工人。他现在是，并且一直将首先是个军人，而不是个农民。大规模经营的农业经济，一直到今天还感到由这个原因所引起的后果。在这个基础上，不能发展较高的技术和科学化的生产。奴隶或农奴的强制劳动，就像封建领主（只有在他做廷臣的时候才脱离军人身份）的业余管理一样，是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效率最低的。奴隶虐待他主子的牲畜，只能把最笨重的工具交付给他们使用。农奴用自己的工具和自己的马群为领主工作，但是效率比为自己耕作时要低得多。对于取得好收成的条件，农奴远比他主人懂得多，他关心把这些知识运用到自己园地上去，而雇来的管理领主土地的管家或管事对这方面的关心要少得多。凡是存在这种社会条件的地方，小农经济无论如何总是有较高的生产率且比较优越。
当大领地上的强迫劳动被雇佣劳动取而代之的时候，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乡村里的教育机关以及组织起来争取一般工资、住房、工时和工作条件的可能性，不及大城镇。因此，农业劳动者特别不容易获得知识、独立性和对工作的关心，而没有这些条件，在农业中便不可能像在工业中那样顺利地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农业工作不像工业工作那样能在同一条件下以同一方式进行，它是在露天进行的，那里的情况变化很快，现代的农业机器和方法必须适应这种情况。所以现代的大型组织要求雇佣工人比大多数大工业部门的工人有更多的知识和独立性。迄今为止，大领地一直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经营的，这些社会条件使得雇佣工人比城镇中的工人更难于获得较多的知识、习惯于独立思考和行动、成立大组织并通过这些组织来影响生产过程。这就是为什么大型农业未能利用现代技术和生物学上的发现并因而在经济上表现出优越性的主要原因。
俄国大型农业的条件
从上面的叙述来看，就很容易判定当前俄国“农业革命”的“大胆的”、“伟大的”、“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试验会有什么结局了。
在这方面，布尔什维克也是以马克思的结论当作他们的根据，而毫不考虑马克思的方法。
在马克思看来，没有一样东西是绝对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大生产对小生产，都没有绝对的优越性。他把任何优越性都看成以某些条件为转移的事物。布尔什维克完全忽视这些，他们也必须忽视这些，因为要调查研究各方面条件是不是对实现他们手中的计划有利，就会使他们从开头就寸步难行。但是，如果我们的行动不是建筑在异想天开的冒险上而是建筑在牢靠的基础上，那么在我们采取任何行动之前，都需要作这样的调查研究。
要使大型农业工作正常进行，首先必须有足够的、有效的对现代农业的援助。为了适当地利用这些援助，还需要有足够的受过科学训练的管理人员，以及众多的较高级的农业学校、生物和化学研究站以及诸如此类的机构。但是，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高标准的农业劳动者，而这必须要有影响深远的、不仅有良好的基础教育而且还有组织和举行集会的充分自由和绝对的出版自由的民主国家作为前提。只有在生活条件较好的城镇工人的帮助下，农业劳动者和他们的组织才能发展起来。和城镇工人保持密切联系是十分必要的，而且，除了有充分的民主以外，高度发展的交通工具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一定要具备所有这些条件，才能显示大型农业的技术优越性。即使在西欧，也还没有完全具备这些条件，需要努力工作来增进这些条件。在俄国，几乎完全不具备这些条件。但是，最好的工人到处总能找到的。如果在俄国能找到最好的工人，那么俄国便可能建成经济上、技术上都是高标准的生气勃勃的大型农业组织，作为对全体农业人口起鼓励和教育作用的榜样，这无疑将有极大的帮助。
从布尔什维克开始统治以来，国家确实有这种企图并且也在促进它的实现，但是获得的结果使他们不再鼓励类似的做法。这些组织往往在成立后不久便解散了，或者仅仅在悲惨地苟延残喘。
“尽管有一切特权和援助，它们还是发展得很慢。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七年间，它们的耕地面积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弗·罗特尔著《俄国的农业集体化》，载一九三〇年五月十六日《经济报道》）
这样糟糕的结局本来应当能使苏俄的独裁者引以为戒，但是它恰恰起了相反的作用。由于农民并不急于参加大型农场和把他们的土地交给农场，因此得出了一个结论：必须强迫他们这样做。至于适应这些组织的条件是否具备或者这些条件怎样才能创造出来的问题有谁关心呢？他们有权力和支配权，这就万事大吉了。谁要是怀疑这些方法的用处，那他就是反革命。
在上一世纪的四十年代，流传着一则讽刺当时普通俄国人盲目信任他们国家当局是万能的笑闻。有一个正在旅行的俄国青年，有一次在一群德国人中说俄国的一切都是伟大的，就连俄国蜜蜂也大得跟鸽子一样。人家问他：“那么蜜蜂的窝呢？”俄国人大模大样地回答：“蜜蜂必须这样做。”后来这变成一个家喻户晓的笑话了。现在，差不多过了一个世纪，斯大林和他的追随者真的这样做了。蜜蜂必须这样做——农民不能考虑他在那儿是否合适和是否能安居，都一定要进蜂窝，进集体农庄。不幸，斯大林并不是人们编造的笑闻中的那个俄国人，而是苏俄一亿五千万人口一个实实在在的独裁统治者。
如果要使大型农业比小农经济优越，需要具备许多条件，但是在俄国一个条件也不具备。有农业机器吗？是的，有一些，但是数量很不够。俄国穷得买不起足够的机器设备，工业又落后，不能为本国制造多少机器。正如我们会看到的，五年计划不会使情况改变多少。
同时，分配机器的官僚机构效率不高和没有能力，它与世界其他各国没有接触，由于多方面的复杂的层层监督的制度，它的活动受到阻碍。此外，由于一个接着一个、重复的、互相矛盾的大批计划，官僚机构更加混乱不堪。因而，分配机器，甚至分配最简单的工具，都不能按期完成，数量不够和杂乱无章。有大量事实可以证实这一点。为了说明问题，我愿指出我在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七日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公报上发现的几个事实。在这张卓越报纸的一篇文章里，关于供应农场耕犁的情况，作了如下报道：
“官僚主义的混乱正在经济上毁灭俄国……它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已经造好的耕犁，却在苏联许多地区的仓库里搁着，从来没有发给集体农庄或是发给独立的农户。”
《为工业化而奋斗》是俄国出版的一张报纸，因为也是共产党的报纸，从它上面摘引的消息证实了上面的说法。它这样写着：
“在斯摩棱斯克州的集体农庄的仓库里，积压了五万两千具耕犁，五千具播种机、脱粒机和三铧犁，显然，谁都未能关心这些东西的分配……这不是一件孤立的偶然事件。在莫斯科区，仓库里也差不多有十五万架农业机器；在乌克兰，单拿耕犁来说，就有七万八千具，在列宁格勒区，在西伯利亚，在伏尔加区域和高加索，积压的机器数目也不小。”
甚至共产党的报纸，也称这种情况“几乎”是春耕的“灾难”。上面的说法最适用于耕犁和其他简单的设备。复杂的机器没有运行到还不太要紧，因为普通的农业劳动者对复杂机器懂得如此之少，以致很快就把它们弄坏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便把这些机器丢在一边，让它们生锈，因为一般是没有修配零件和熟练的机器匠的。
肥料、牲畜繁殖站和各种农作物培育站，也很缺乏。
但是，主要是缺少最重要的生产因素：合适的工人。
早在沙皇统治期间，就感到缺少受过训练的农学家。苏维埃共和国把大多数知识分子驱逐出国，使那些留下来的知识分子感到沮丧和屈辱；他们不是用适当的训练而是用共产主义的词句来教育新的一代。此外，苏维埃共和国不信任任何专家，剥夺他们的一切活动自由，以致专家们根本不可能在他所能活动的有限范围内实现任何重要的事情。
劳动群众的情况也并不好些。他们缺乏水平较高的农业经济所需的一切前提。这就是集体农庄到现在一直显得如此可悲以及它们对农民没什么吸引力的主要原因。有一个目击者在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三日的《社会主义农业》（五月二十九日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公报曾提到过）中，详尽地描绘了一个大集体农庄的管理情形是什么样子。他写道：
“在我熟悉了集体农庄以后，我确信集体农庄庄员对管理工作的许多不满意见是对的。集体农庄的工作组织得很坏，没有明确规定每个庄员的任务，没有人对做了的工作负责，因而工作有许多缺点。举例来说，他们不考虑土质，就把种子撒到地里。虽然硬土需要较多的种子，但硬地和松地上却用同等数量的种子。他们把拖拉机和播种机开得很快，因而玉米种得太稀。条播机脏污不堪，没有人进行任何监督，最后毫无目的地往地上撒种子。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在同一块地上，同时使用一部每公顷播八十公斤种子的播种机和另一部每公顷播一百一十二公斤种子的播种机。结果，一部分种子播得很密而另一部分很稀，以致玉米的发芽不均匀。由于这种罪恶的疏忽大意的工作方法，这个‘集体农庄’靠播种过稀的办法‘节约了’五千磅小麦。种子的差额使管理人员吃惊，他们以为供应或许是太多了。
“拖拉机手往往每天工作二十二小时，一点也不考虑到工作时间，而且经常没有工作服。他们开到哪里，就在那儿的地上过夜，没有任何卧具。拖拉机往往因缺少汽油而被迫停驶。汽油是瓶子来配给的。劳动纪律只在纸上有……
“没有组织对农业劳动者的食物供应，食物很坏——汤和马铃薯，马铃薯和汤。并且，他们只有坏面包。油脂是没有的。饲料也没有，畜群正在消瘦和死亡。要获得饲料是不可能的。”
这种现象看起来很奇怪，但是在决定要以作为斯大林政策的特色的“狂风”和“闪电”般的速度来增加集体农庄数字以便在短期内囊括所有农业组织的时候，这种现象就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悲剧。布尔什维克迫切地需要这样的速度。
突然集体化
用集中的官僚机关和警察恐吓的办法，以便在最落后的人民中间创造一个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企图从一开头就注定要以破产告终。破产正以不祥的速度临近。布尔什维克为了避免它，正在寻找躲开的路，至少是在寻找办法向残存的支持者和向往者掩盖破产的临近。因此，五年计划要用最高速度把工业从最低水平提高到比世界上最富有、最先进的美国工业已达到的还要高的水平。其实，布尔什维克能用来迅速增产的办法不过是所有无能的和搞穷了的制造商所使用的办法，那就是无休止地强迫工人干到精疲力竭，同时还降低他们的工资。而在苏维埃制度下，降低工资是以一种最不引人注目的方式完成的，即强迫工资劳动者买公债，直接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
这种无情的强迫，确实使苏俄的工业产量有了某些增长，但是，产量是否可能进一步扩大却是成问题的。在这方面已经取得的成绩是靠不住的，因为在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土上，过度强迫工人的后果也是引人注意的，产品质量的下降比产品数量上的增加要快。
虽然苏维埃当局向国外夸示他们的生产统计表，但是它们私下也不满意产品质量的迅速下降，其实产品质量从来没有真正好过。一九三〇年二月一日的《劳动报》（苏维埃工会的报纸），提出了下面的申诉（刊载在二月十三日的社会民主党公报上）：
“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间，不论生产设备的产品方面，或是群众消费品方面，产品质量都急剧地下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工农监察人民委员部对群众消费品地质量进行了调查。这次调查表明市场上有大量次品充当无疵品，在某些工业中，次品率达百分之五十或百分之五十以上。这次调查过的几乎所有工业部门都是这种情况。”
《劳动报》援引的这次调查得到的数字是惊人的，同时也证实了我上面说过的话。生产出不能用的物品，自然是人力和原料的一种浪费。在苏维埃工业中，正在极力推行这种浪费制度，原意是要使他们免于崩溃，但是，这却正加速了他们的崩溃。
《劳动报》用下面这些话结束了文章：
“所有提到的事实都发生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在本经济年度，情况也没有什么进展。在一些工业部门中（纸张、烟草、化学品等等），产品的质量进一步下降了。”
在我已经写完了上面的一段话后，收到了四月三十日俄国社会民主党公报，这期公报转载了《真理报》的许多电讯。在第一条电讯中（三月十日电），热烈祝贺红色普梯洛夫工厂取得的成就，这个工厂不仅完成并且事实上超过了国家指定给它的拖拉机生产任务。四月一日又报道了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的巨大劳动热情。但是就在四月九日，从哈尔科夫发来的一则电讯写着：
“从收到产品的报告来看，运到乌曼和普洛斯科洛夫区的普梯洛夫工厂制造的新拖拉机，都有些毛病，以致不能使用。水箱是漏的，活塞没有钢环，蜗杆有缺损，汽缸因连杆装配得马虎而四分五裂，油箱里满是脏东西和金属碎片。”
这则电讯不仅说明了工人负担过重的后果，并且也说明了送到集体农庄去的是什么样的机器。
经验早就表明，一个事业，如果它的经济基础已经全部破坏，是不能够仅仅用强制工人的办法而得救的，苏联经济学家应当知道这个经验。
俄国工业可悲的失败也使农业生产受到损失，这一方面是由于农业机器设备的更新逐渐变得更困难了，同时也由于农民在他的剩余产品只能交换没有用处的商品或者根本没有东西可交换的时候，他们削减了他们的产量。由于农民拿到市场上的商品总量少了，因此，想用武力从农民那里拿走城镇需要的东西的企图加强了：或是向他们收税，或是简单地没收他们不肯自愿放弃的东西。这种做法当然阻碍农民生产出超过他自己消费所需要的东西，并且使他们更抱敌对的态度。
如果苏维埃政权要维持下去，那么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避免这种危险的境地，那就是用大型国营农场来代替个体农户，农场的产品属于国家，雇佣的工人绝对地依赖国家。由于苏维埃共和国的统治者已经奄奄待毙，因而必须用最高速度立刻完成。凡是不愿把土地和国有土地合并的农民，凡是不情愿在国家农场当工资劳动者的农民，都要强迫他这样做。蜜蜂必须这样做！
苏俄农业的社会化，自然也像这个工人天堂内所有事情一样，是用同一的狡猾的欺骗方式来贯彻的。
强迫农民吗？在工农国家谁敢想这种事？当然不敢——这只是搬掉妨碍那些尽快加入集体农庄并且高高兴兴放弃他们原有田产的农民的绊脚石。这绊脚石就是富农。
苏维埃的暴君知道一个掩饰一切暴力行为的简单方法。谁不中他们的意，他们就在他身上贴一个讨厌的标签，然后，无论怎么虐待这些人也都变成合法的了。如果哪个工人坚持列宁在一九一六年仍然持有的社会民主观点，他现在就简直成了变节者，成了社会法西斯分子，成了社会叛徒——流氓，因而可以用任何手段来对付他。在举国贫困的景况中，苏维埃工业中的工程师或管理人员不可能做出什么好成绩来，他们便被指责为对无产阶级国家怠工，是反革命；一律枪毙！
现在，每个不参加新的集体农庄的农民，都是富农，是农民最可恶的敌人。富农这称呼，过去是指那些利用贫苦农民悲惨情况而自肥的富裕农民，他们在贫农需要的时候以高利贷贷款给他们，或者叫贫农以劳役来偿还。但是，在给予全体农民土地和较高生活水平的辉煌革命以后十二年的今天，在沙皇制度下经常使农民处于负债状态的高利贷者，仍然在俄国普遍地犯着罪！今天，农民大众还是那么困苦，以致他们不得不忍受高利贷的剥削。而这些高利贷者似乎又是如此众多，以致他们统治了村庄，需要城市工人的“突击队”来消灭他们。
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就很难找到一个对布尔什维克农业政策的更具毁灭性的批评了。当然，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但是肯定也不太妙。农村里有许多贫农，苏维埃政策正在使越来越多的农民破产。但是，今天的高利贷者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数百万饥饿的农民和苏维埃国家是能够并存的，可是富裕的农民却和苏维埃国家是不相容的，更不用说富农了。人们剥夺富有农民的公民权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而是因为他们的财产。在今天，富农的称呼只是一块伪造的招牌，一个农民如果由于他从前的私有产业没有全遭破坏而不愿放弃自己的小块土地，不愿冒险参加集体农庄这种靠不住的试验，那么他就被挂上这块招牌。
今天，什么人在俄国都会被污蔑为富农，这简直是不可理解的，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现在只举出从四月十七日俄国社会民主党公报上看到的两个例子来说明（我在前面已经援引过这一期的材料）。人们不仅把农民，也把有一小块土地的铁路工人称为“富农”，并且把他们开除出工会，并剥夺他们的财产。四月九日的《劳动报》报道了两件事情：贝列苏夫卡有个地方叫西杜连柯的工人，他在铁路上工作了十七年，家里有九口人，有十四公顷半土地。早在两年前，他就聪明地把这块地转让给村苏维埃。但是，他曾经有过地。也许他甚至表示过不该放弃自己的地。因而，他就是“富农分子的同谋者”，并且就这样把他开除出工会。当一个“突击队”奉派到他家去，发现他家里无可剥夺的时候，他们就没收了那个工人从合作社商店买来的面粉。哈尔科夫的一个铁路职员表现得似乎比富农更有罪，他作为一个“房主”和“投机者”被开除出工会，受到没收全部财产的处分。他有四点三五公顷地，另外还有一头牛。他还有一所房子，虽然还没有完工，因为他已经用双手盖了几年，当时他和他的妻子和小孩住在一个房间里。所以说他是个投机者，是因为他收获了超过他需要的马铃薯，并且已经卖掉了一点点。
我们听到这两件事，是由于工会高等上诉法院研究了这两个案子并且认为它们是荒谬的。但是，《劳动报》自己说，还有许许多多高等法院没有调查的类似案件。这就是工人自己的遭遇。在农村中，统治着农村的苛政更加专横。这里正好有一个来自农村的例子，它原来登在三月二十五日的《真理报》上，后来转载在四月十二日的《俄国被压迫者》（巴黎）上：
“叶卡捷琳诺沃的一个贫农被‘清算了富农倾向’，从他那里拿走了一匹马、七只母鸡、九盒火柴和另外一些零碎东西。”
有几十万农民被划为富农、剥夺了他们的财产。除了拿走他们的土地和农业资产以外，还拿走了他们的食物、衣服和家具。它们不得不变成乞丐，或者被流放到北部从事强迫劳动。他们在那儿做伐木工人，受冻，挨饿，贫困而死。有些时候，特别是在运输工具缺乏的时候，就干脆把讨厌的富农枪毙了事。这个命运威胁着每个拒绝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民，难怪苏维埃报刊能够洋洋得意地报道农民竞相以放弃他们的私有田产和报名参加集体农庄为荣。在许多区里，几乎所有的农民都这样做了，有的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完成了。
在一篇值得注意的论《斯大林的农业政策》的文章里，普·加尔维写道：
“一九二七年，全苏联有一万五千个集体农庄；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集体农庄的数目增至三万八千个。它正以飞驰的速度增加着。”
起先在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日，那里实有的农庄数是五万九千多个，而在几个星期以后，在三月一日，就已超过了十一万个。在那几个星期里，集体化的农家从约莫四百万户增加到一千四百万户，超过俄国全体农户的半数以上。
但是，受威胁的富农常常起来暴动，人数众多而且当地所有老百姓都支持他们，因而有的地方红军部队也拒绝攻打他们，以致斯大林也惶恐起来。他于是在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五日的著名通报中禁止在社会化进程中使用暴力。但是命令不是常常能贯彻的，煽起屠杀容易，制止却不容易。情况是如此紧张，以致说不定哪天还会重新爆发反对“富农”的狂热，也就是说，反对所有没有完全破产、还有东西可以失掉的农民。真的，掠夺生产者的做法确实使生产过程停顿，但是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给抢劫者一些他们所要的物品。
在最近的一次（第十六次）俄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描绘出了一副引人入胜的俄国农业远景的美妙图画，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家畜的数目在这段时间里惊人地下降。他仍然宣布“消灭富农阶级”和农业集体化可以在两年内全部完成。我们能预料下一步是什么吗？
我们看到，在俄国目前的统治条件下，大规模农业经济从一开头就不如小农经济有利可图。缺少机器，缺少受过良好教育的农学家，缺少受过训练的有主动精神的农业劳动者，这一切必然使大生产的范围大大缩小。最近组织大生产的过火方法，更加大大地增加了大经济的不利方面。在开始这种大生产的地方，大生产现在主要是靠强迫劳动维持的，它们不是朝着更高的经济组织形式前进，而是向旧的农奴制度和庄园制度倒退。唯一不同之处是苏维埃的领地不是为军阀的家族所有，而是为一小撮在内战中获得贵族地位的共产党员所有。
强迫劳动是最赚不到钱的一种劳动形式，并且就结果来说，和自由劳动相比是最无利的一种形式。只有贫民和完全破产的农民才愿意参加集体农庄，而他们正是最没有技术和不会工作的人。他们投入集体农庄，是为了想做领取国家养老金的人。这样的人将无助于使大农业经济成为兴盛的事业。
显著的特点是：不作任何事先准备就迅速推行新改革，以及运用野蛮的暴力（在苏俄，没有一次改革不是用暴力来实现的）。城市“突击队”的任务是教育农民热爱大经济，他们不仅剥夺情况较好的农民，也破坏他们的许多用具，杀死他们许多家畜。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许多农民很快就懂得拒绝参加集体农庄没有好处，同时认为自己在集体农庄也不再需要什么家畜了，便杀死自己的家畜，不是吃了就是把它们卖了。这样，在畜力和农具很不完备的俄国农场里，许多迫切需要的生产工具都被破坏了。
最后，除了所有这些惊人的损失以外，还有可怕的不稳定性笼罩着整个农业。农业的未来并不取决于最熟悉工作情况的那部分农业人口的愿望和知识，而取决于常常是惊人无知的克里姆林宫人士的一时冲动和一时需要。这种使人瘫痪的不稳定性，完全窒息了农村人口中仅存的主动精神和工作兴趣。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的试验会有什么结局是很清楚的了。
苏俄绝不可能建成能维持下去的农业大生产。他们企图在一夜之间就能用魔术变出成千个大农场来，其结果现在和将来都只能是毁灭农民人口中最健全最有生产力的那部分人。这将是农业革命得到的唯一不变的结果。生产过程不完全停顿，整个俄国农业就不可能按斯大林坚持的“闪电速度”完成集体化。
在工业中，可以在小店铺旁边盖起大工厂而不必把小店铺毁掉。有的小店被毁，那是大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前提。另一方面，在全部耕地都已经耕种了的农村，新的大农业经济只能在清除一些农户之后才能开始经营。这就意味着，若要避免农业生产过程全部脱节，那么小生产转到大生产就必须是渐进的，不能太快，并且只能分地区进行而不能全面铺开。这就是要稳定大小不同的农业经济的理由之一。土地所有权的条件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工作条件却不行。
历史上，凡是为了人数迅速增长的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而进行大规模夺佃的地方，必定同时使耕地转变成牧场，举例来说，有过一个时候，英国和德国东北部由于对羊毛供求的增长曾经合算地这样做过。俄国今天的情况大不相同，因为如果要使日益增长的人口免于挨饿，就需要增加而不是减少农业生产。依我看来，合理的大规模耕种就能最好地满足这个需要。但是，即使俄国具备这样做的必要先决条件——其实绝非如此——，要建立这样的农场也应该在农民群众仔细考虑和充分同意后再缓慢而有步骤地进行，否则整个农业生产机器就会停顿下来。我在《农业的社会化》一书中已经阐述过循序渐进的方法，并且明确地谴责了苏俄现在采用的那种方法：
“胜利的无产阶级必须努力使食物的生产毫无阻碍地进行。对农民的任何剥夺都会使这个生产部门全部陷入疯狂的紊乱并使新制度受到饥荒的威胁。因此，农民可以不必担心。即使撇开得罪社会上这样一大部分人是违背最简单的常识这一点不谈，他们在经济上的必要性也能保证他们免遭任何剥夺。”（第71页）
在那时候，我过高估计了共产党员的才智。共产党员剥夺农民愈甚，社会民主党被迫断然与苏维埃方式决裂，并且揭露他们如此使人惊叹的“聪明”、“巨大”的试验后面所隐藏的可怕的荒诞行为，就愈是理所当然的了。
对全体俄国人民来说，后果将是很可怕的。迄今为止，苏维埃工业的巨大亏空是用牺牲农业的办法来弥补的。农民必须以高价购买工业品的方式或者以重税的形式来支付这些亏空。如果农业现在失败了并且开始现出亏损，谁来弥补这笔亏空呢？
现在看来，经济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了。农业的衰退比起工业的衰退来，可以很快就看出来，因为一个国家可以长期经受工业的衰退而不衰亡。如果有必要，可以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没有新衣服、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没有新家具、新用具和新房子来代替旧的和坏的，仍然能过得去。但是没有吃的东西可不行。农业的衰退意味着真正的饥饿，然后是饥荒。在这个过程中，绝大多数人民——农民——对共产党的反抗日益增长。
一九一八年的土地革命
虽然许多年来，俄国的共产主义制度好像是不可动摇的，但是现在，即使在外国，也真能听得见这个制度的架子发出轧轧的破裂声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行委员会在今年五月的会议上，不得不向俄国工人发表宣言号召他们在即将来临的危机中拯救革命，是完全有理由的。
这样做肯定是必要的。但是要断定我们今天应当认为俄国哪些表现是革命的，哪些表现是反革命的，还不是很简单的事。例如，假如我们就事论事的话，集体农庄的试验就是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把这个试验和布尔什维克开始他们统治活动时期所实行的土地革命相比，这个原则就更加适用了。一九三〇年的土地革命正好跟他们在一九一八年实行的或批准实行的那个土地革命相反，一九一八年的土地革命把大土地所有者的领地分给农民。
这个措施并不能归功于布尔什维克。一九一七年底选举出来的立宪会议，它的多数派是由有同样要求的政党组成的。它们所要知道的是，贯彻土地革命应该使最困苦的农民能首先受到照顾的方式来进行。
布尔什维克用他们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制定的土地法令抢先走在立宪会议前面。他们跟其他革命政党之间的显著差别是，他们要用掠夺和抢劫的危险方式来分配土地。但是，在这一点上不能过分责备他们。当时国家政权摇摇欲坠，农民们（农村的主人）可以干他们想干的事，不管社会主义者可能有什么想法。列宁就是因为对农民让了步才取得政权的。孟什维克统治的一个小地区——格鲁吉亚，根据确定的原则完成了没收大地产和分配土地的工作，而在俄国广大地区，很少能这样做。革命的结局很少是按照所愿望的那样出现的。
决不应该把剥夺地主和分配土地看作是布尔什维主义帽子上的一支美丽的羽毛。但是，不论它在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革命中的工作占多大比重，这次革命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应该予以充分的估价。阿·尤果夫在他重要著作《苏俄的经济趋势》[3]一书中说得很对（第106页）：
“革命消灭了农民在等级上的无权状态以及他们对大地产的半封建的从属地位。革命因而实现了它的主要历史任务，伟大的俄国革命的主要成就即在于此。”
社会革命的这个最伟大的成就是一项资产阶级的措施，而不是一项社会主义的措施。就农村来说，这次革命是按照一七八九年法国革命的同一路线进行的，虽然方式不同，并且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
布尔什维克是否希望把这看作是他们特殊的革命成就呢？就土地问题来说，他们实质上只完成了其他革命政党也会完成的工作。那么在这件事情上他们自己方面做了些什么呢？
不可避免地要把地主的地产分给农民，但是农业人口增长得如此众多，以至于用这个方法也不能再维持他们的生存了。农业人口太多了，不再能用老的耕作方法，在现有耕地上生产出农业人口所需的一切产品，以便喂饱自己以及提供必需的交换资料换取他们所需的工业品了。只要还用原始的耕作方法，那么俄国全部土地也不足以使每个农村生产者占有足够的耕地。尽管地主的土地被分了，但是许多农民还将没有土地，或者土地小得不能用老的耕作方法维持生活。
在农村实行集约耕作方法，对完成社会革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样做要求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高度发展的工业，以便供应农民以便宜的改良农具和类似的生产资料，例如人工肥料。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这样做需要土地所有权的绝对稳定以保证技术的进步。任何人也不会去盖昂贵的巨大建筑物或者去购买机器，除非他预料能够得到显著的好处。这就是为什么没收生产资料而把它们转归公有财产的做法，在经济上是如此有害和浪费的一个理由。即使在很原始条件下耕作，土地所有权的稳定也是必需的，因为农民种下去的东西，并不是立刻就能有收获的。需要过好几个月的时间他才能收获他的劳动果实，而且改进耕作方法的好处，也常常不是几年内所能看到的。除非他肯定他的田地和收成仍旧是他的财产，否则他就不会作任何改良，同时会把他的播种缩减到最低限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处于土耳其的帕夏专制制度之下的农业从来没有繁荣过。
法国大革命不仅给了农民较多的土地，并且在较大程度上满足了实行集约耕作方法所需的条件。从这点来说，布尔什维克革命还远远落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后面。布尔什维克自己也承认至少需要按照其中的一条路线前进，但是由于他们窒息工业和工业人口而缺乏生产资料，他们不能这样做。土地所有权长期不稳定，不是由他们的革命性，而是由他们的专制性造成的。这点我们在后面再来谈它。
农村地区的教育制度，差不多和沙皇统治下的情况同样可悲，并且由于国家的贫穷，在许多地方还下降到低于战前的水平。至于开办的学校，也正像沙皇时代的学校一样，不是为了造就有思想的男人和女人，而是为了制造驯服的顺民和盲目的信徒，唯一的区别是他们改换了主子和信条。学校不再是沙皇和正教教会的帮手，它已经是共产党的帮手了。
上面已经举过几个关于供应机器、工具和肥料的事实，这里再举一个例子：
“据农业人民委员部的一个调查报告说，二千四百万个农场只有九百万具耕犁和八百万把铁耙。”（尤果夫：同上书，第111页）
俄国的单位面积产量，经常是远远落后在西欧后面，在苏维埃共和国统治期间，单位面积产量进一步下降。一九一三年，每俄亩出产六十二点二普特的玉米面，到一九二三[4]年只有四十九点五普特。
在运用古老的农业耕作方法的情况下，收成常常不好：
“在苏维埃统治的十年间，有两年是荒年，五年收成不好，只有三年是丰年。但是，欧洲各地在歉收的时候，总产量只比平均产量低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在荒年，总产量要比平均产量低百分之五十。”（尤果夫：同上书，第110页）
除了不稳定和缺少工具、肥料、家畜以外，还有苏维埃统治者的任性，他们不受任何东西的约束，或者毋宁说，由于日益增长的需要，迫使他们进行最疯狂、最矛盾的试验，把农民对自己工作的关心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且完全破坏农民改良农田的努力，因为只要谁收获的东西超过了他绝对需要的，他就要被看成富农而受处罚。因此，耕地面积大大缩小。
因此，一九一八年以来俄国把大地主的领地分给农民的做法，并不能带来一七八九年法国推翻封建主义以后所得到的有利后果。相反，农民耕地急剧下降；这就是实行我们在本书开头所考察的疯狂的“集体农庄”试验的最重要的原因，这种试验为了实行大生产而剥夺了农民。
现在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从上述种种来看，什么才是该从反革命中拯救出来的那个革命呢？
分地给农民的工作一直没有用最好的办法来实现，但是，无组织的人民群众的自发起义是不能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实现的。最后结果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次真正重要的社会革命。如果俄国有哪个阶级或者哪个政党出来破坏这些成就并且恢复革命以前的状况，全世界的社会民主运动一定要最坚决地反对它，但是在哪里能找到反革命分子呢？肯定不会在真正的农民中间。确实，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反抗日益增长，但是并不是因为反对把地主的领地分给农民。凡是布尔什维克鼓吹分配土地的地方，他们准保能得到农民的热诚的支持，他们在统治初期的政权，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农民。苏维埃国家为扩大一九一八年社会革命而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有助于大规模剥夺和奴役农民。这些措施再加上阻碍工业和败坏教育制度，不是遏止了农村中的革命，就是真正消灭了这个革命，把它转到相反的方向上去。如果苏维埃政权在农村的开端意味着革命，那么它后来的行动必须越来越看作是直接的反对革命。
农民起来正是反对这个反革命。
如果我们想要抵拒反革命并且拯救俄国受威胁的革命，我们应该站在哪一边呢？
注释：
[1] 德文版作“战时经济”、“和平时期经济”——中译本编者
[2] 本书德文本的书名全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及其纲领》（《Die proletarische Revolution und ihre Programm》）
[3] 德文版作《Die Volkswirtschaft der Sowjetunion und ihre Probleme》（《苏联的国民经济及其问题》）。下面引述的此书的引文，英译本与德文本出入甚大，今据德文本改正。——中译本编者
[4] 德文版作一九二八年。——中译本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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