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德〕卡尔·考茨基 -> 《陷于绝境的布尔什维主义》（1931）
序言
在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集体农庄的论争已经在苏俄引起了巨大的波澜。
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能使我改变我在书中陈述的看法。自从本书最初的德文本出版以来，苏俄最重大的事件，无疑是开始于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莫斯科审判案那个丑恶的滑稽剧。这次审判是针对八位工程师的，他们异乎寻常地急于宣称自己不仅是反革命和破坏者，并且还是毫无原则的恶棍。
这次审判清楚地向每个能够了解和愿意了解的人表明：斯大林和他的同伙预期五年计划会破产，因而他们现在已经在寻找能够推诿罪责的替罪羊。
但是，这次审判并没有帮苏俄当前统治者的忙，反而使他们的地位更加不牢靠了。它只是使人们注意到横在他们和国内大多数工程师及其他知识分子之间的鸿沟。这次审讯也表明了统治者对俄国知识界杰出人物采取憎恨和不信任的态度，揭露了他们实行暗中监视的制度，采取不容许有独立精神的政策，使脑力劳动者不能安于他们的工作和发挥主动性。审判本身并没有增加对统治阶级的憎恨和不信任，却煽动了劳动群众起来反对知识分子。与此同时，审判加深了知识分子的焦虑心情和寄人篱下之感，并且因审判而使他们不适合在生产工作中担负任何领导职务。但是，没有他们，便不能把俄国经济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甚至连目前的水平也维持不下去。
为了使一个近代社会繁荣昌盛，除了需要熟练的体力劳动者以外，还需要一大批准备忠心耿耿全心全意为社会服务的具有独立精神和高度效率的知识分子。在俄国，沙皇专制制度始终试图阻止这样一个知识分子阶层形成。但是，尽管有这一切阻碍，知识分子还是在那些日子里成长起来了，虽然它在数目上是不足道的。布尔什维主义则把知识分子都划为“资产阶级”，只有接受共产主义的是例外；非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不是被杀掉，就是被置于不起作用的地位。
由于采取了这个政策，所以不管布尔什维克怎样试图发展国家的大工业，他们是在使其陷于瘫痪的状态。
最近几个月以来，共产党的报刊一直在报道最值得夸耀的表明俄国工业根据五年计划取得进展的数字。
大家都知道，这个计划是要靠把俄国人民业已不足的消费降低到完全不能忍受的、只能使人苟延残喘的、最低限度的食品和文化必需品的水平来实现的。生产赶不上消费的问题已经造成国家和人民的贫困化，但是这还要用压缩消费的办法来解决，以便能有剩余来支付建设新的工厂、电站、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费用。据说到五年终了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有高度生产力的、工业化的新俄国，近来的悲惨境况就会变成幸福和富裕；俄国就会位于其他一切国家至上。极端贫困和堕落的五年，只不过是一个过渡时期，或者正像天主教所说的，是通到天堂永恒极乐境界的炼狱。
认为用烈性饥饿疗法可以把一个国家从最悲惨的贫困状态引导到富足，这种想法未免太天真了一些，我认为没有多谈它的价值。但是，我最近注意到，一些我极为钦佩的精通经济学的人，也上了苏维埃统计表的当，他们也当真以为五年计划可以实现。因此，有必要作几点补充说明。
不需要再去谈苏维埃的统计表了，它们的乐观总是靠不住的。我们承认，五年计划的确从俄国的饥饿群众那里榨出了一些往国外出售的产品，卖来的货币用来购买机器和建造新建筑物。这些剩余产品肯定不像计划指望的那么多，因为那是不可能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实现了，但这并不是说，生产可能提高到足以制止威胁着整个苏维埃经济的破产的程度。
布尔什维克自称是卡尔·马克思最忠实的甚或是唯一忠实的信徒。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不幸只限于把马克思的著作看作是圣经，找出一些词句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思来解释。他们不了解批判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方法是以对当前的现象作严谨的检验为基础的。
如果他们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就应当十分精通《资本论》第二卷。马克思在那里说过，为了防止经济结构出现混乱现象，不同的生产部门应当根据当时的技术和社会条件，经常保持恰当的比例。某些生产资料应当用来生产个人消费品，其中用来生产食品的应占一定的百分比，用来生产有文化价值的用品也应当占一定的百分比。还有一大部分生产资料则应当用来制造新的生产资料和更新破旧的设备。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本质是什么呢？不外是打乱了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平衡。计划削减了许多家庭消费品的生产。如果一个国家生产五谷是为了交换机器，它就不是生产本国需要的消费品，而是生产就国内市场来说应该算作生产资料的物品。消费品的产量降低了，生产资料的产量增加了。只有在生产资料的产量高度扩大以后，消费品的生产才会相应地增加。‘
生产资料的产量也不是在所有部门都同样增长的。有一些部门被重视，另外一些部门被忽视。在苏俄建立新工业中心的时候，受到特别注意的是军事需要，而不是生产需要。苏维埃政府建设新工业主要目的是保证战时不依赖外国工业。这是为什么那样重视重工业的主要原因之一。《消息报》说，用作和平目的的许多工厂，能轻易地改成制造枪炮、坦克和类似的战争物资的工厂。
在另一方面，苏俄好像忘记了运输工具是不可缺少的生产资料。生产过程不仅需要改造原料，并且还需要调运原料。
大规模建造新工厂的报道跟铁路系统衰退的报道同时出现，这种情况是很惊人的。就在最近，一九三一年一月五日，在莫斯科出现的一个俄国经济政策方面的权威报纸《经济生活》上，刊登了一篇长文章，讨论运输系统中由于铁路员工供给工作不良而引起的“弊病”。
“根据交通人民委员部的报告，一月九日这一天等候出发的货物约有五万车皮，而去年同天只有三千五百一十四个车皮。”与此同时，出了故障的机车的数字也增加了，修理工作总是有缺点。“在十月和十一月，只修复了百分之五十七的有故障的机车。五年计划规定十月和十一月制造的卡车，在交通人民委员部所辖的工厂里实际上只生产了百分之四。”
假如运输工具减少了，那么即使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又有什么用处呢？怎么可能把更多的原料和燃料供给工业，把成品交到消费者手中呢？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党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二日的报告（《俄国社会民主党公报》），由于原料不足，一些工厂被迫停工六个星期，因此一九三〇年苏俄纺织品的产量低于前一年。如果我们把这种情况主要归诸铁路系统的衰退，大约是不会错到哪儿去的。
但是，为了积累资金去购买新生产资料和扩大现有生产资料而强制实行对消费品的严格限制，一定会引起更为严重的后果。欧洲和美国的资本家在目前危机的压力下，为了增加利润和积累更多的资本而降低工资的做法，苏维埃统治者在他们五年计划的基础上，利用他们对工人的无上权力，也在有计划地进行着。在这方面，资本家所做的事情跟苏俄的情况比较起来，就只不过是儿戏罢了。在苏俄，工资虽然没有同等地下降，但是所有消费品的价格却在猛涨，以致群众因饥荒和贫困而濒于死亡。
削减消费不仅关系到消费者，也影响到生产。所有的消费者不一定都是生产者，但所有的生产者却一定是消费者。不仅商品的销售量，而且国家的生产能力，也是随着商品消费量的变化而变化的。
劳动是生产的最重要的动力，因为劳动使生产机器转动并使其发生作用。没有劳动，机器只不过是一堆旧铁；工厂只不过是一堆砖石和灰泥。这个事实很容易被忽视，但苏俄比任何地方更甚，他们以为只要在五年内把现有机器增加两倍，工厂的产量也就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增加两倍。他们不问问怎么可能在五年时间内使照看机器所需要的熟练工人、工长和工程师的数字也增加两倍。相反地，苏维埃领导人只要找到了使得可用的机器数增加两倍的方法，即使把现有企业工人的生产能力、智力和独立地位降到最低限度的方法，他们也会认为他们自己是很聪明和很节约的。他们不了解，重要的问题在于提高劳动的效率，然后劳动的产品才能自然而然地有剩余。实行这样的政策，同时也就能提高制造新的和更好的生产资料的能力。
布尔什维克不想从认识这点得到益处，因为这种提高工人产量的方法，必须以高度的自由作为先决的条件，而高度的自由需要广泛的民主。为什么布尔什维克不能允许这种自由却又没有引起自己灭亡，我希望本书能把这点理由解释清楚。
俄国专制政治的一个特点，是它的代表人物蔑视自己所统治的人民，把人民仅仅看作是没有任何自己的意志的发抖的奴隶。因此，统治者一直设想采用西欧的技术方法而不给予自由，他们就能够和富裕强大的西欧并驾齐驱或者甚而超过西欧。但是，只有这种自由，才能使先驱者和组织者得到成功，只有自由才能鼓励作为西方高超技术和经济组织基础的刻苦、有效率和高度熟练的工人的生存。从彼得大帝到列宁和斯大林，没有一个想使俄国在世界上取得优越地位的独裁者，懂得这个道理。
拿破仑一世说过的关于这些独裁者的话，到今天仍然适用：“只要你搔一下他们，就露出鞑靼人的面目来了。”他们绝对不可能建成一种能和欧洲相匹敌的国体和生产组织形式，更谈不到超过欧洲了。他们在这方面的图谋越大，随着他们的失败而来的下降也就越大。
苏俄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莫斯科）刊登的一则消息，表明了由于缺少比普通工人高明的熟练工人，对新近获得的生产资料的利用受到了多大程度的限制。俄国在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和哈尔科夫分别建造了三个生产拖拉机的大工厂。按照五年计划，在一月这个月份里，这些工厂要生产二千三百七十台拖拉机。但根据一月十二日的《真理报》，在这个月的头五天里，它们每天只出产九台。这就是说每个月不到三百台，也就是不到计划规定数字的百分之十三。
由此可见，即使是五年计划所规定的数量也没有达到。对于按照计划生产的产品的质量，我在这本书内，作了充分详细的说明。
我指出这种情况，并无洋洋自得和幸灾乐祸的意思，而是怀着深深忧虑的心情，因为俄国人民群众，农民和工人、工程师、教师、医生和科学家，首先会感受到五年计划失败的直接后果。共产党员是最后才会感受到这种祸害的后果的。我们和他们的分歧，不在于他们想用五年计划的方法所要达到的目标，因为这个目标是把俄国提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和增进俄国人民的福利。我特别要责备他们的，比他们现在使用的讨厌方法更引起我的责难的，是他们不会达到这个目标，是他们的计划只能实现一件事：巩固和加强五年计划所依靠的基础——俄国人民大规模的贫困化和堕落。
我不得不以深感遗憾的心情指出，苏俄共产主义采取的方法必然导致与其诺言完全相反的结果。指出这一点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一九一七年的最后几个星期和一九一八年的头几个星期，我曾经处于同样的地位。当时布尔什维克许诺建立苏维埃专政，即既不是共产党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单独专政，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人们期望从这种专政可以直接产生一个社会主义社会。
在那个时候，几乎所有我的政治上的朋友，都对发生的事情充满热诚。我多么愿意能和他们站在一起呀！
我对自己说：“如果列宁是正确的，那么我一生从事传播、运用和发展我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的工作，就都是徒劳无功的了。”当然，我知道列宁想成为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假如列宁达到了他的目的并且实现了他的希望，那么这就证明社会发展是不按照铁的规律前进的；就证明相信只有工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产生了相应发达的工业无产阶级的地方，才能实现现代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是错误的。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极力支持这种意见。在这点上，他们不同意其他俄国社会主义者的意见，后者认为，当时俄国农村中存在的土地公有制，虽然正在迅速消失，但却会使俄国比其他各国更快地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
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这种乌托邦的观点。他们深信，他们期望俄国发生的革命，只能为充分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而且只有在资本主义得到高度发展后，才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因而，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工业化的西欧各国，一定走在东欧各国的前面。
直到一九一七年革命，列宁的看法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一样。突然，没有预料到的局势把国家的全部控制权交到了列宁手里。到那时为止，列宁一直是一个每次回到俄国都要躲藏起来的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的逃亡者。这种令人感到眩惑的命运转变冲昏了他的头脑，使他改变了从前的理论信念。他突然得出这样的看法：人数极少、极落后的俄国产业工人阶层能够立即埋头搞社会主义，并组织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认为，只有在这个阶层愿意被一小批像列宁和他的追随者——布尔什维克那样有雄心壮志的人领导时，这才有可能实现。
如果他们实现了他们的期望和诺言，这对他们自己和俄国人民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会不能再维持下去。它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准备了社会主义辉煌的胜利。换句话说，他们走上了一条立即消除俄国群众一切苦难和愚昧的道路，并且向世界其他地方指出了这条道路。
我一定会很高兴去相信这是可能的！太高兴去相信了！最强有力、最有根据的学说一旦被事实——真正的事实而不仅仅是计划和诺言——所驳倒的时候，也必须让路。
虽然有些怀疑，但是我仍旧用友谊的眼光注视着布尔什维克所采取的最初步骤。我以为他们不可能像他们所设想的那样会立即去建立社会主义。不管怎样，他们是机灵的聪明人，并且他们获得了大权。
我想他们可能当真找到一种使工人阶级事业成功的新方法，西欧各国人民或许可以从这种方法学到一些东西。
我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我遗憾地看到，愈来愈清楚地看到，布尔什维克完全误解了形势，他们轻率地给自己规定了一个缺乏一切必需条件去实现的任务；在他们拼命想用暴力去实现这个不可能实现的任务的时候，他们不是采用提高工人群众在经济上、文化上和道德上的地位的方法，而是采用比沙皇专制制度和世界大战所曾做过的更严重地损害这种地位的方法。
我认为我有责任断然劝告布尔什维克不要再继续这种政策。我在一九一八年夏季世界大战期间，在题为《无产阶级专政》（维也纳出版）的小册子里，这样做了。我认为我有资格提出劝告，因为我除了同德国和奥地利的民主党的联系以外，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联系就是最密切的了。从一八八〇年以来，我跟俄国的流亡者一直有密切的关系，并且幸运地能在朋友们中间列举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建者，特别是阿克雪里罗得、普列汉诺夫、维拉·查苏里奇和列夫·杰伊奇。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年轻一代给与我荣誉，把我和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一起，当作他们的导师。
他们之中很多人也成为我个人的朋友，一面是马尔托夫、唐、阿布拉莫维奇等人；另一面是列宁、托洛茨基、拉可夫斯基等人，帕尔乌斯和罗莎·卢森堡与后面这些人有时关系很密切。我和俄国的朋友和学生这种密切的关系，一直维持有半个多世纪之九，这对我有极大的好处。我对俄国的深刻了解都应当归功于这种友谊。
向俄国朋友感谢我从他们那里学到的东西并且参加他们对即将遵循的政策展开的热烈讨论的时候已经来到了。我这样做是为了宽慰我的良心，而不是期待什么实际效果。大战期间在维也纳出版的一本德文小册子，怎么可能对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有什么影响呢？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都没有听说过这本书。即使他们看过我写的小册子，它也可能不起什么作用。他们不放弃自己的事业，就不可能回头。事实的逻辑往往比思维的逻辑更有力。
我的许多德国和奥地利的政治上的朋友们，也不同意我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敌对态度。他们设想布尔什维克可能实现他们的纲领，并要求人们不要去扰乱和阻碍他们的努力。在他们看来，那些我以为完全是错误的、致命错误的措施，只是些黑斑，产生这些黑斑的原因，不是由于大战的暂时影响，就是由于要购买经验的人们总是必须付出代价，实际上就像小孩生病一样。
但是，布尔什维克紧接着采取的别有用心的政策，使我根据头六个月的事件和根据我的理论知识所形成的看法得到证实。在一九一九年夏季我写的《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中，我提出了这个观点。托洛茨基在次年写了一本书名相同的小册子作为回答，我又在一九二一年以《从民主到国家奴役》为题写了一本小册子来答复。这本书没有遭到我的政治上的朋友们的反对；一九一八年以后，布尔什维克自然已不包括在我的政治上的朋友之中了。只有在这一点上，这些朋友不能够——许多人现在仍然不能——决定同意我的看法，那就是布尔什维克的真正的作用（虽不是蓄意如此）已经成为反革命的了。
只有我上面提到过的朋友阿克雪里罗得，从一开头就同意我的看法。他独立地得出了同一的结论。在所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他一直是最接近我的想法的一个。有时，我和其他社会民主党人，甚至和我最好的朋友，也在这点或那点上有不同意见。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在我和阿克雪里罗得之间却从未有过任何分歧。我们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想法，总是一样的。这位亲爱的朋友在一九二八年去世了。我认为写这本书是他的一个遗志。这本书只是作为上面已提到的我在布尔什维克政权头三年里所写的书籍的继续和补充。这些年代是为布尔什维克而战争的年代。从那以后，和平的十年并没有使布尔什维克的脸上增加什么光彩。事实恰恰相反。但是，一些欧洲和美国的社会主义者认为，作出一个确定的判断仍为时过早。我们应当等待，看看今年会发生什么事情。布尔什维克自己也认为今年是五年计划中最关键性的一年。如果证明今年成功了，那么通往黄金时代的道路就会打开，如果证明今年失败了，崩溃就不可避免。
一九二九年夏天，《法兰克福日报》的一个编辑（法依勒尔）在俄国研究经济情况的时候，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对他说：
“我们一定要实现五年计划，否则我们就要被打倒。”
这是目前的真情实况。这是布尔什维主义头几年来所取得的进步。那时候布尔什维克仍然相信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占压倒优势的力量。因此，共产党保持着团结。今天，犯右或左的“偏向”的党员数目增加了。这些人认识到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认识到这条路通向深渊。但是，只是承认事实并不等于说他们已经找到了更好的出路。在早些年，他们一直坚信，如果用这个方法行不通，用另外一个方法就会成功；总之一定要成功。今天，他们已经在说，如果用五年计划的方法行不通了，那就根本行不通了。
为了预料布尔什维克的前景，还需要再看看今年发生什么事吗？难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的、他们和他们的信徒始终不渝地勤勤恳恳研究了三代的理论原理以及布尔什维克统治十三年的经验还嫌不够吗？难道我们当真还需要等今年过去，才能预测结局吗？
生死成败决定于一年的偶然事件，这种社会结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呢？
谁都会想到，仅仅指出五年计划这个关键性的一年就足以向每个政治家、每个社会主义者和每个博爱主义者表明，俄国的崩溃迫在眉睫，因为他们每个人都非常需要考虑自己将采取什么态度。任何人都不能设想这样一个可怕事件的发生，会对世界其他地区不产生深远的影响。应当予以密切的关心，使民主在布尔什维克一旦垮台而随之发生的混乱中顺利地兴起，这对整个文明世界有着最迫切的利害关系。这个民主只能由俄国国内的民主分子去逐步发展。外国干涉反而有害。无论如何，如果俄国的民主得到工人、农民日益增长的信任，也就是说，如果民主日益代表他们的利益，那么俄国的民主就会越来越强大。当民主不再按民族而分裂，并且外国民主分子更亲切和更积极的同情日益明显的时候，俄国民主的力量也会增长起来。
团结在工人和社会主义国际里面的各国工人政党，始终认识到，俄国所发生的事件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有着重要的意义。
但是，俄国可能发生的崩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问题，还没有引起人们普遍的关心。如果本书能够提醒人们对这些问题发生较大的兴趣，就算达到了它的目的。
卡·考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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