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约翰·里德 -> 约翰·里德——革命的见证人（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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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德在克里斯蒂安那的时候，路易丝在纽约正在写关于俄国革命的文章。这些文章在《费城纪事报》和其他报纸上刊载了，后来搜集在《俄国的六个红色月份》一书中。该书销路很好，获得一时的成功。里德不在她身边的这期间，她还写信给尤金·奥尼尔，迫切地恳求他来看望她。尽管里德对她异常重要，而且她也不愿使他们的关系受到破坏，她还是要和奥尼尔在旧的基础上恢复联系。自从上次分袂后一直处在痛苦中的这位剧作家，目前正和一位新近认识并且最终要成为眷属的姑娘艾格尼丝·博尔顿一块住在普罗文斯顿。他想重新见到路易丝，但又顾虑重重，怕他们之间的感情不会轻易消散。结果，他只是回了她一封深表同情的信，而没有同她见面。
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上午，里德回到了纽约。路易丝去码头接他，但她却不得不等了八个多小时。联邦特工人员仔细地搜查里德的行囊和衣物。接着又没收了他还没有完成的手稿和全部其他文件。天近黄昏的时候，他和路易丝才终于离开码头，一同去到布雷武特旅馆。里德错过了对《群众》的审讯，不过责任不在里德。这次审讯由于陪审团意见分歧无法作出决定，而在头一天结束了。法官驳回了控诉的前半部分，但后半部分依然成立。被告被控阻挠新兵入伍。只要政府坚决要求，就能够进行一次新的审判，后来政府确实这样做了。第二天早晨，里德被迫出庭，联邦法官判定他的保释金为二千美元。
然而里德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如何取回他的笔记和文件，因为没有这些东西，他就不能够写革命的纪实报道。政府拖延了几个月。他一封接一封地给国务院写信，但回答始终一样：文件一经检查完毕，就会归还给你。
里德还需设法谋生，这并不容易，因为对激进派的政治压力加强了。拒服兵役者遭到殴打，并送去服苦役。拒绝购买自由公债的工人被解雇，列入黑名单，再也没有受雇的机会。《群众》改名为《解放者》重新出版了。里德的文章不仅经常出现在社会主义《号角》上，也经常在《解放者》的篇幅上发表。然而，付稿费的杂志却更加害怕和他接触。他在给林肯·斯蒂芬斯的信中请求斯蒂芬斯帮忙从政府手中取回他的文件。他写道：《民族》杂志的奥斯瓦德·加里森·维拉德告诉他，如果刊登他的文章，杂志就要被查封。《科里尔》杂志接受了一篇报道，排了版……随后又退了回来。更无人敢帮他一点忙。
众所周知，里德是全国最好的记者。人们也都肯定，他有当代最大的新闻要报道，但一直受阻挠不让他写出来。事实上，在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整整两年间，除了在《独立》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布尔什维克的实情》之外，里德再也没有在任何非左翼的杂志上发表过什么东西。
只有一条路向他敞开着，那就是讲台。尽管所得不多，却给他提供了机会，使他可以把俄国革命的情况告诉他的美国同胞。美国劳动人民中，不少人对俄国革命很有兴趣。世界其它地区的工人们当时把这场革命看成是世界革命的前奏，有些美国工人赞同这种看法。正当一九一八年的战争行将结束时，在德国和奥地利，工人们起来反对他们的政府。意大利工人开始接二连三地接管工厂。在库恩·贝拉的率领下，匈牙利的一个共产主义政体即将建立。甚至在里德的家乡，俄勒冈州的波特兰，组织起一个工人、士兵、海员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承认阶级斗争，力图建立一个美利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只要考虑到俄国在短短八个月内就从一个几乎是中世纪的农民社会变成了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就会觉得任何激烈的历史性变革都是可能实现的。这使里德本人确信，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迟早都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他希望通过他的讲演，介绍已经取得成功的俄国无产阶级的战略战术，不光能为自己挣到维持生活的费用，也能够促进这里革命的进程。
里德在波士顿、纽约、布鲁克林演说。当他在底特律的“缪斯大厅”开始演讲时，他用“大瓦利西……”称呼他的听众；与会者有很多美籍俄罗斯人，他们对用俄语说的“同志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就在那次讲演会上，一百五十个人被警察无端抓去，关了一整夜。里德又去纽约，再次讲演……接着去伍斯特，然后回纽约，随后又外出到克利夫兰。
他在芝加哥向费边社发表演说。也是在芝加哥，他见到了一群国际工联的工人们，他们是从库克县监狱里出来的囚犯，正被带到联邦法院受审。对他们的指控是阻挠征兵。总之，他们成了政府通常大规模反激进主义行动的打击目标。里德在给《解放者》的一篇文章中写道：那群犯人共“一百零一人，有伐木工人、收获季节的临时工、矿工、编辑人员……他们坚信世界上的财富属于创造财富的人”。他在犯人中间发现了帕特森罢工时的老朋友比尔·海伍德的熟悉的面庞。许多被告被判处五至十年的徒刑，而已在反省室里拘押了九个月的大比尔和另外九个人，被判在利文沃思监狱服刑二十年。
在费城，里德到达后发现，原定他作演讲的大厅不向他开放了，市政府取消了对他的批准。他把听众们引到一个僻静的街上，开始在那里演说。就在那个时候，他被捕了，理由是鼓动暴乱和进行煽动性演说。这次判了他五千美元保释金。几个月后，他在布朗克斯的杭茨波因特宫以同样的指控而再次被捕，保释金又是五千美元。这时里德又该出庭接受对《群众》的第二次审讯；他已受到三次控告，花去保释金总额达一万二千美元。对《群众》的二次审讯和第一次一样，悬而未决。审讯一结束，里德就回去为左翼报刊写文章并重登讲坛。
路易丝也开始演讲。一九一九年初，她离开纽约进行了一次广泛的旅行，行程包括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芝加哥，底特律，明尼亚波利斯和旧金山。《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描绘了她给人的印象，说她是一位“端庄而秀丽的女郎，穿戴着硕大的帽子、时髦的衣衫、灰色的长统袜……以一种天真姑娘的神态向政府各部门猛掷标枪，把人们当作笑柄，用一种吓人的口吻要求美国人公平对待仁慈的布尔什维克政府……这位端庄的小说客在一阵喝采声中坐了下来。”
尽管路易丝的神态仍然象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可是她显然有能力处理好艰巨繁杂的日常事务。她所难以忍受的是和里德的分离，虽然他们可以经常互通情意缠绵的书信。她写信描述沿途受到的热情接待；他回信表示为她的成就而满怀自豪。一次，她写信征求他的意见，问他该怎样向农民讲话，并且叫他把他的建议列出大纲来。不过，他们通常只写些平常的事情，例如说她回来后要在克罗顿与他团聚，那里的花园怎样布置以及彼此之间如何殷切怀念。三月底，她写信说：“在春天和你分离是多么难受。……微风和煦，花草芬芳，使得我如醉如痴，我彻夜辗转难成眠……”当她行将结束旅程而从流感中康复时，里德焦虑地写道：“我为你万分担忧……请尽快回家，……乡下太美了。今天我修剪了果树和葡萄藤……鸟儿都回来了，就要从这幢鸟房飞到那幢鸟房，探问着房租是多少。”
路易丝在波特兰见到了里德一家。尽管她曾一直怕见他的家人，可是情况看上去倒还不坏。一个时期，玛格丽特几乎每天给她的儿子写信。里德写信告诉斯蒂芬斯：“她信中威胁说，如果我要再玷辱家声，她就要自杀。”但后来，里德的兄弟哈里复员归来，尽管战功卓著，看来却无处可以找到适当的工作。哈里打算出售一些玛格丽特拥有的不动产，而在此期间，玛格丽特手头缺少现款，里德不得不把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一些钱寄给母亲。可是路易丝发现，她在穆尔诺玛旅馆还是过得够舒适的。路易丝在波特兰的公共大礼堂内发表的那次演说，正如她所写的那样：“哈里和你的母亲去听了，而且颇受感动。当时，我在你家人面前似乎地位已拾高了。”
旅行结束后，路易丝和里德七月间去科德角的特鲁罗休息两周，然后返回纽约，在格林威治村租了一个小公寓。他们把那儿当作一个工作场所，只要遇到特别紧急的完稿期限或需要准备一套新的演讲时，他们任何一个人就可以呆在那里。
在此期间，他们相依相恋的程度大大加深了，仿佛外界的压力已使得她们的婚姻更加牢固。既然里德先前的密友中许多人不赞成他的政治活动，他俩的紧密结合对里德就显得特别重要。在一次去波士顿的旅途中，他拜望了科比，发现他以前的老师“有这样一种想法，就是未参加海军航空的人都不配称男子汉。”为了不使他的老朋友再增添痛苦，里德建议他们停止通讯。林肯·斯蒂芬斯写信给里德，悲观地告诚他不要逆潮流而斗，还说群众的脑子呈现“病态”，力劝他暂时不要发表政治性的文章。许多大学时的老朋友坦率地对他表示失望。阿尔特·扬在他的自传里回忆说：
里德和路易丝住在伯钦普雷斯一号，我时常在晚上去看他们。在我的记忆里，他是一位干练的小伙子，往往为自己日常活动的手法而发出得意的微笑，然后看着桌子上的一叠纸张，似乎在说，他应当写一些东西，而不应当得意微笑。
一天晚上，路易丝告诉我，她刚和里德的一个哈佛同班同学谈过话。那人告诉她：“里德真是太糟了，以往他给轻歌剧写歌词写得很出色。现在我听说他在写些世俗的废话。”
看表面，里德成了职业革命家，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他之所以支持俄国的革命工人，正如他曾经支持帕特森丝绸工人的罢工和墨西哥无地债奴的斗争一样。他毫不追悔地放弃了青年时代他那既要满足事业心又要渴望得到荣誉地位和金钱的梦想。他在激进主义者叫做“阶级的战争”中站到了工人这一边。他根本上仍然是一位从事笔墨生涯的人，这在他九岁时就已经决定了；他从不想，也不会想成为其他什么样的人。
政府终于在一九一八年秋末把他的文件交还了他。他撇开一切事情，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集中精力写作了三个月。国务院曾经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才作出判定，认为里德领回自己的文件并没有什么了不得；俄国到处在进行内战，布尔什维克在遭受杀戮，反革命白军重新获得对红军的优势，看来苏维埃政府失败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近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派遣军进行了武装干涉，给白军的将军们以军事支援。在国务院的当权者眼中，社会主义革命的末日已近在咫尺。
里德收集的文献实在非凡。有一叠叠的外国报纸，如《俄国每日新闻》、《俄罗斯日报》以及由法国情报局在彼得堡出版的“新闻公报”；有该城墙上张贴的由一九一七年九月中旬到一九一八年一月底的各种布告和通知；有同一时期官方出版的政府法令，也有布尔什维克接管外交部后在档案中发现的秘密条约和秘密文件；还有他自己连篇累牍的笔记。
他舍弃了在克里斯蒂安那写的开头部分，全部重新写起。在每天十六小时、有时十八小时的工作中，他不仅以党的支持者的热烈同情心，而且以律师准备辩护状的冷静态度来处理他的作品。自从最初住在巴黎廉价的旅馆房间里创作小说的日子起，他在写作上已大有长进了。多年来在墨西哥、欧洲和美国作为职业作家的经验已经不适用于他了。近年来他不得不和敌对的编辑态度作斗争。这一切经历迄今为止使得他的记者才能得到了发展和提高。他既未放弃他已经形成的生动的文体，而在题材上他所显示出的真知灼见竟能使任何一个正直的批评家都无法对他有所苛责。他在书的前言里写道：
不管人们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看法怎样，俄国革命终究是人类有史以来伟大的事件之一，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布尔什维克的呢起是具有世界性重要意义的奇迹。……在这场斗争中，我的同情心是非常明确的。为了报道这些伟大日子的真实情况，我力图以一个有良心的记者的观点去看待所发生的事件，而认真记下其真实情况。
“震撼世界的十天”在一九一九年三月由博奈——利夫菜特出版。该书所受到的欢迎是对里德精通记者业务的一个褒奖。该书出版正逢美国反共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刻。那时，在臭名昭著的“帕尔默搜捕”中，司法部长米歇尔·帕尔默的联邦特工人员在全国搜捕激进主义者，一万多人被判处监禁。里德的这本书毕竟以其如实报道的威力戳穿了政治偏见，不仅对普通读者，而且对评论家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该书在《纽约美国人》、《纽约太阳报》、《费城纪事报》、《洛杉矶时报》和《每周评论》上获得好评。当然，有些报纸评论完全是敌意的；波士顿的《纪录报》就质问说，为什么象博奈——利夫莱特这样有声誉的出版家竟把身分降低到这么低，来出版这样的书。不管怎样，在《震撼世界的十天》问世的头三个月，其销售量便达到九千册。一个月后，该书已是第四次印刷了。即使这个印数，也不能用来衡量其读者的实际人数。一册书往往传阅数百人；在伐木工地和厂矿区，直传阅到书页散落和破烂为止。这本书在国外也很畅销，包括俄国在内；列宁认为它是革命的真实写照，因而给俄文本写了一个序言，以后也为其他各种文本所刊用。
此书出版后，里德回去作讲演，给《劳动之声》写文章；这个共产主义劳动党的期刊是在里德帮助下创办的。这是从社会党人分裂出来的左翼分子组成的两个政党之一，另一个是共产党。
同时，里德在计划下一步的写作题材。当然，在他脑子中绝不会认为《震撼世界的十天》会是他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因为对于他来说，当他一九一七年秋天在彼得堡走下火车时，就已经计划写作一连串的作品，而该书只是其中的第一部。他至少还要完成内容已在脑中定型的两部作品，才算了却他的宿愿。他打算把其中一本定名为《从科尔尼洛夫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该书将研讨革命组织和苏维埃国家机构的作用。接着将写《暴动的烽火》，内容包括他在俄国的最初经历和以后见闻的若干印象记。
要写好上述事态的发展，里德自然必须再去俄国。尽管目前他毫无办法，不过一个意外的机会很快就出现了。九月，共产主义劳动党决定派他为正式代表，去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共产主义会议。
对他鼓动暴乱和进行煽动性演说的指控，在两次未决的审讯后终于消停下来。然而，他要合法出国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知道国务院决不会给他办理护照。他在爱尔兰革命者詹姆斯·拉金的帮助下获得了假证件，化名加入了一艘斯堪的纳维亚船的水手中，一路上作司炉以偿付旅费，横渡了大西洋。他在卑尔根下了船，穿过了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怀有敌意的芬兰，越过边界，行经仍为内战骚扰的俄境，在十二月份到了莫斯科。
他受到了革命初期结识的老朋友们的热烈欢迎，也受到了《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为他赢得的无数新朋友的欢迎。人们邀请他住进接待贵宾的特别公寓，吃特别的伙食，但他谢绝了。在墨西哥时，他就宁愿住普通士兵的营帐，而不住军官们舒适的营房。现在莫斯科，由于外国对食物和药品的封锁，人民面对着无力遏止的饥馑和流行病，他被人民的勇气所感动，宁可在工人区的一个房间里居住，在一个小铁锅上自己作饭。
里德现在常常见到列宁。列宁告诉他，和工人一起过活是对的，因为这是研究俄国、了解俄国的最好办法；而这位苏维埃领导人也责备他一直太劳累而不知道休息。列宁警告他，只有一个肾脏的人应该更好地照顾自己。他愈来愈喜欢和里德交谈了。在克里姆林宫的列宁居住处，两人度过了好多长夜。他们的椅子越移越近，直到促膝而谈，经常讨论美国工会的形势，谈俄国内战，切磋哲学、生理学等等而通宵达旦。
在列宁的建议下，里德开始为共产国际的正式出版物撰写一些关于美国政治情况的文章。作为共产主义劳动党的代表，里德认真履行了他的职责，但他重返俄国还有别的缘由。他一有机会就去参观农村，研究在他离开的近两年期间里农村发生的变化。隆冬季节，他乘雪橇在辙迹深深的路上行驶，横跨冰封的河流，走了一城又一城，一村又一村；在一个村里旁听审判，在另一个村里观看工人剧场的演出，在又一个村里记下小麦和马铃薯生产或者建设中的新学校的统计数字。他和农民、士兵，以及工厂中的工人交谈，过着他所热爱的这种生活，经常发现他的笔记本很快地又记满了。他带着新印象回到莫斯科，要把这些印象记载下来。不料他遇上了另一桩事情，迫使他中断了自己的工作。
在他从美国启程前，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劳动党都被取缔了。现在里德获悉，针对这两个组织成员的新的一百二十三份起诉书已经签发；他的名字也列在名单上。和以前一样，他觉得有责任回去对付审讯，尽管他行将入狱是没有疑问的。他两次试图离开俄国。第一次是穿过拉脱维亚，可是没有成功，因为红军正从那里撤退，他无法穿越火线。第二次他藏在一艘开往瑞典的芬兰船的燃料舱里，但在亚波被发现了，芬兰当局逮捕了他，并且把他单独监禁起来。
里德在受监禁的第一个月内就被剥夺了通讯权利。在绝望中想出了一个办法把被捕之事公之于众。他通过一个有自由思想的芬兰妇女艾诺·玛姆伯格设法送出了一封信，说他已经被处死。四月十日，美国报纸刊载了他“处死刑”的通告。里德的计策起了作用：国务院被迫宣布他仍活在芬兰。最后，他和路易丝终于能够联系了，他写信给她说：“芬兰人告诉我，是美国政府要求把我送进牢房的”。路易丝激动得发了狂，尽一切努力来争取释放里德。不久，里德得悉国内有相当数量的人都为营救他而东奔西走，其中包括他的一位舅父伯尔将军和他在《大都会》的老编辑霍维和惠格姆，这些人虽然不赞同里德的思想，但对这种不许里德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却感到震惊。与此同时，俄国政府和芬兰政府进行谈判，答应放还两个被俘的反革命芬兰教授，以换取里德的获释。芬兰人接受了这个建议。六月初，里德获释，而美国领事却拒不发护照给他。他除了放弃回国打算而返回莫斯科外，别无其它的选择。
里德被囚三个月来莫斯科所发生的变化，给里德以很深的印象。现在是春天了，几个大公园里鲜花满园。残垣破壁都已经修复。公共建筑重新粉刷过了。夏理亚平在满座的戏院里演唱浮士德。由于形势已经转变得有利于苏维埃，内战已近尾声，所以尽管受到战争的浩劫，生活条件低劣，而事实上俄国大部分地区已充满着乐观主义。
可是，看到里德身体上发生的变化，他的俄国朋友们一点儿也愉快不起来。他在芬兰一个潮湿的牢房里监禁了好多个星期，被迫吃生鱼维持生存，这使得他憔悴而虚弱。每个熟悉他的人都觉得，他显然已经不是一个健康的人了。但是他仍然投身于活动，出席共产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写报道，作讲演。他作为在巴库召开的东方民族代表大会的特邀代表，乘上装甲火车，穿过仍处在内战苦难中的乌克兰南部，到达遥远的里海海岸。他在那里向二千多名亚洲代表讲演，其中有波斯人、亚美尼亚人、印度人、中国人。回莫斯科的路上，火车遭到匪徒的袭击。里德请求正要出发的红军小队长允许他和大家一块去追击土匪，并且搭上一辆架好机枪的破烂的农用大车前去。
回到莫斯科，见到了路易丝。她是刚从美国抵达这里，来和他作伴的，并且给他带来了他母亲给他在亚波狱中写的那封信的回信。玛格丽特只好听任他的儿子去作现在所作的事情而不加干预，信中也有查杰当年对于生活的一些独到见解：
你说你觉得自己是自私的，这使我深感不安，亲爱的。再不要这样想了。你正在做你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这是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所能够做的一切。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就错了。如果你认为你所作的是对的，那么在我的心目中也认为是对的，我所耽心的只是你的个人安全。
路易丝看到里德脸色苍白，骨瘦如柴，十分惊惧不安。他却把她对他的健康的关心撇开一边，带她遍游全城，去拜望列宁和托洛茨基，观看《伊戈尔王子》，游览艺术馆所。同时仍去出席会议和写报道。
不到两个星期以后，他就病倒了，看来是患了流感。他在病中继续写作，但过了一个星期，医生发现他患的不是流感，而是斑疹伤寒，于是送进了马林斯基医院，由莫斯科第一流的专家们照顾。即使在病房里，他也要求把他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记录交他亲自校勘。但到这时，他已没有握笔之力了……而且此后也再没有这种力量，因为已见斑疹的伤寒症已开始致他死命，而能够使他免于死亡的药物却在这个国家的被封锁的港口之外，无法得到。
里德死于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七日，他三十三岁生日的前几天。他的遗体隆重地安放在银棺内，陈列于工会大厦，由红军战士守卫着，停放了一个星期。第二个星期天，几千人在红场上参加他的葬礼。他的遗体安葬在克里姆宫墙下。十一月十四日，路易丝给《大都会》的索尼娅·莱维恩·霍维发去一封转交《解放者》编辑马克斯·伊斯门的信。她在信中描述了她和里德在一起的最后几天：
在他病卧之前，我们相处才一个星期。我们相互之间都感到极为幸福……他的衣服十分褴褛，因为他深感周围人们的苦难而不愿自己有所享受。我为此深受感动，并且觉得他所达到的高度热情几乎难以企及。
对于他的病，没有多少好写——痛苦太甚了。我只想要你们大家知道，他如何为生存而斗争。倘没有进行斗争，几天以前他就会死的。几位出身农民的老护士经常溜到医院附近的教堂去为他祈祷，为他的生命点上一支蜡烛。甚至每小时都看到人们痛苦死去的这些护士也被深深感动了。
出殡的那一天，我们聚集在他安卧着的大厅里。……我们开始送殡时，天又阴又冷，下起了雪。我清楚地感觉到，人们在饮泣，旗帜在飘扬，军乐队奏出的革命者的哀乐使人心碎，袅袅不绝。
讲话的内容我记不得了。我记得更多的是那些讲话的人低沉的、咽噎的声调。我觉得过了很长时间，他们才讲完了话，旗子在半道里升上去又降回来，以示敬意。我听得第一铲土落下的声音，接着我的脑子好象被什么东西猛击了一下……好长时间后，我在自己的床上醒过来了。
然而，自从许多人满怀敬意来为我们亲爱的里德送葬那一天起，我就常去红场。我总是在热闹的下午去到那里，那时整个俄国都在匆匆忙忙中，农民们带着包袱，乘着带铃当的马拉雪橇打那儿走过，士兵们唱着歌路过那里奔赴前线。有一次，几个士兵向墓地走来。他们摘下帽子，怀着敬意地谈论着。一个说：“他真是一个好人哪！”另一个说：“他从世界的那一边远涉重洋来帮助我们。他可是我们自己人啊……”
路易丝又活了十六年。一九二三年她在巴黎和威廉·布利特结了婚；他先是华盛顿的记者，后来作了国务院的官员，也是美国第一任驻苏大使。路易丝给布利特生了个女儿，婚姻并不美满，七年以后离了婚，孩子归布利特照管。路易丝返回纽约，住在格林威治村那套和里德共同住过的巴钦普雷斯一号乡村公寓里。但是，不堪回首忆当年。她又飞回了欧洲，一九三六年因脑溢血而死于巴黎。阿尔特·扬在他的自传里透露过，她自此以后，悲痛异常，难以自拔。
可怜的路易丝开始了慢性自杀，走上了用麻醉品寻求解脱的悲惨道路。就在死前的几个星期，她在巴黎下榻的瓦文街五十号工作室里给了我一张明信片。
她写道：“想来人都不免一死。我的死已近在旦夕——它将使我自己和我的朋友们脱离苦海——我生活在奇怪的环境里，但我从来也不十分在乎……永远记着，我从遥远的天涯向你寄语问候。无论你比我先入天堂或后入天堂，告诉里德我爱他。
路易丝失去里德，对她来说这是极端痛苦的。但是，世界上还有无数从未见过里德的人，他们也赞赏他、尊敬他。里德逝世的消息刚一传到美国，数以千计身系囹圄的激进派工人举行了默哀。他生前竭力对他进行谩骂的美国报刊也写出了对他和他的工作表示敬意的文章。科比是一直咒骂布尔什维克的，但他对里德之死也深表悲痛。他对英语十二年级的学生谈了里德的忠诚和勇敢……这勇敢，使里德即使在最后痛苦的时刻仍然深信，他总会留下或多或少使他不致被人遗忘的东西。
从某种意义上说，里德是对的。他确实留下了不致被人遗忘的东西。数以百计的文章，两本使人信服的书，有一本还是杰作《震撼世界的十天》。该书自成体系，是无与伦比的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
作为目击者，里德在一九一七年记下来的社会大变动，其政治影响仍然震撼着世界。足足半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社会进化和革命这些概念进行着激烈的争辩。有几个人对里德本人也发生了争论，其中有无政府主义者埃玛·戈德曼和本杰明·吉特洛等人，他们以前是激进主义者，最近几年才变成了反对苏维埃政体的人。他们妄图把里德标榜为与他们观点相同的人。他们声称，里德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曾喃喃地对路易丝说“落入了圈套……”是由于他感到了社会主义幻想的破灭。不过，这句本身可作多种解释的呓语，无非只是道听途说之词，因为它在路易丝本人的作品中从来没有提到过。无论如何，对里德的心意作这样的争论不仅徒劳，而且简直是节外生枝。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里德本人存在的，而是后来的人强加的。里德去世后，美国的激进主义者成立了一个里德俱乐部。玛格丽特立即写信给斯蒂芬斯抗议说，他的儿子是不可能同意用他的名字的。也许比其他人更了解里德的斯蒂芬斯回信说，他最后一次见到里德时，里德曾对他没有公开赞成世界革命而严加责备。斯蒂芬斯接着写道：
里德夫人，你说里德不同意俱乐部用他的名字，在这一点上，我恐怕你是错了。我的印象是里德会同意这样作的；如果说他有异议的话，他也只会抱怨约翰·里德俱乐部还做得不够。他会象那个晚上在纽约的一条街的拐角上对我说的那样对他们说：“一往直前——前进到底。”
这位俄勒冈的小伙子，在他三十三年的一生中，真正照他自己敦促斯蒂芬斯那样地做了。他已经前进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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