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约翰·里德 -> 约翰·里德——革命的见证人（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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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号”，虽然用的是这个名字，却是一艘丹麦轮船，载着路易丝和里德经过了纽芬兰海岸。轮船从那里离开了正常航线，由北而东朝北极圈驶去。为了避开德国潜水艇和协约国水雷骚扰的水域，轮船在克里斯蒂安那，即今日中立的斯堪的纳维亚的奥斯陆，停靠了两个多星期。里德夫妇在这里乘火车继续向前到斯德哥尔摩，然后乘渡船横跨波罗的海，到达芬兰，再搭芬兰火车到达维堡，又在那里换乘另一列火车去俄国首都彼得堡。
旅途缓慢、麻烦，而且不舒服。处处都有长时间的停靠，无休止的耽搁以及边境检查，而里德无论到那里都尽可能去访问人们。他和俄国的政治避难者混在一起，这些受到被废黜的沙皇的迫害的人们正在返回本国。他同来到斯德哥尔摩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的英、法、荷、德、俄等国的许多社会主义者代表交谈。通过与这些人的接触，他得以把正在俄国发生的事情写进他的报道中。
这并不是横扫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第一次革命。十二年前，在一九〇五年一月的一个星期天早晨，首都工人曾经向冬宫挺进。他们带着家眷，唱着赞歌，举着沙皇的画像，来递交请愿书。请愿书写道：
我们，圣彼得堡的劳动者，借同我们的妻室儿女和无依无靠的年老的父母，到您——皇上——这里来乞求公道和保护。我们贫困，备受压迫；我们承受着难以忍受的劳累；我们受尽侮辱，不把我们当人看待。我们耐心地忍受着，却越来越深地陷入贫穷、无权和愚昧的绝境；专制和暴虐压制着我们……我们忍无可忍。已经到了我们宁愿死也不愿再忍受这些难堪的苦难的时候了。
沙皇的军队报之以子弹。他们屠杀了一千多名赤手空拳的男人、妇女和儿童，打伤了成千上万的人。那个流血的星期日在俄国人民中间引起了剧烈的忿怒。他们开始听信一个叫做布尔什维克的小政治团体。这个团体信奉德国伟大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卡尔·马克思的学说，其领导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是一个具有超人智力和政治天才的人，这是他的拥护者和敌人都一致公认的。布尔什维克一直在努力使俄国群众相信，获得自由的途径决非跪着请求，而是要在一个有纲领、有策略、能够领导他们达到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形式的组织指导下，通过斗争来取得。除了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社员在巴黎掌握政权的那短短几星期外，社会主义至今还未经过试验，而布尔什维克则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政治制度，这种制度的时代已经到来。
布尔什维克确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将成为他们现在工作的工厂的主人，农民将成为他们现在为别人的利益而耕作的土地的主人。国家丰富自然资源的受益者将是工农，而不再是一小撮贵族和外国佬。取代那满身珠光宝气的沙皇而成为统治者的，将是那些挨饥受饿的俄国大众，而不是帝室中那位还在玩弄纯金玩具火车的顽童。
这些思想是令人震惊的，但是俄国人的想象力已经被布尔什维克的理想激发起来了。在圣彼得堡、莫斯科、里加、巴库等大城市，爆发了罢工，筑起了街垒。沙皇立即派出禁卫军拆毁街垒，对工人们加以枪杀和拘捕。
农民暴动遍及了全俄。他们没收地主的财产，把粮食分给饥饿的人们。沙皇政府派出它的士兵和哥萨克来镇压起义，农民受到鞭笞和各种酷刑。
黑海舰队造反了，波将金号的水兵制服了他们的军官，夺取了战舰的指挥权。但结果是以水兵们遭杀戮，被流放，服劳役，判监禁而告终。
但斗争在继续下去，终于导致了全国范围的十二月起义。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公开向沙政权挑战。而沙皇对挑战的回答使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淹没在血泊中。
现在，十二年过去了，一次新的革命在俄国突然发生。正当里德来访的六个月之前，由于面临饥饿和失业而普遍厌战的俄国人民，再次拿起武器反对沙皇，要求“和平、面包和自由”，而于一九一七年三月爆发了革命。沙皇的军队，供应短缺，指挥不力，又被入侵德军大批歼灭，因而力量削弱了。沙皇失去了资本家的支持，因为资本家想要摆脱这个为大封建地主效劳的政体所强加给他们的约束。外敌的侵犯和国内绝大多数人的反对，使沙皇让了步，退了位。以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为首的议会共和临时政府取代了沙皇政府。
但是，当里德快要到达彼得堡时获悉，政局仍然十分动荡。沙皇分子在加紧准备，以便卷土重来，那时科尔尼洛夫将军的“野蛮师”部队就集结在城外。资产阶级已经摆脱了沙皇，因而不愿革命再继续下去。而工人和农民对克伦斯基政府的不满情绪增长起来了，因为政府原先答应给他们和平与土地，至今一样也没有兑现。布尔什维克的纲领是继续革命，把共和政体转变为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一来，参加布尔什维克的人就愈来愈多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赞成布尔什维克。有好多种社会主义的小组和派别，它们内部对于该做些什么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总之，这是个动荡不安的时代。
当里德和路易丝抵达彼得堡时，他们发现，全城仍然是喜气洋洋的。企图强制推行军事独裁的科尔尼洛夫将军失败了。“野蛮师”也未能进入首都，因为工人和士兵委员会派了代表出来同科尔尼洛夫的士兵改善关系，说服了他们不互动干戈。
尽管事态的发展尚未最后定局，革命却暂时得救了，而且以后的日子似乎大有希望。在街上可以看到人们互相喜形于色的情绪。里德给他两年前共同在东欧执行任务并一起途经俄国的伙伴鲁宾逊写信说：
这古老的城市变样了！真是几家欢乐成愁苦，几家愁苦成欢乐啊。情况还在我们周围发展，但相信我吧，这是令人振奋的。而振奋人心的事情多得我不知如何下笔……
变化也确实令人吃惊。里德只要走出他和路易丝租居的小公寓的大门，就会发现这种变化。街上，穷人从早到晚排着长队，等待着经常得不到正常供应的配给面包。工人、农民集成小群批评政府破坏土地改革，任意监禁革命者。半饥不饱的士兵穿着破烂的长大衣，向人群发表激昂的滴讲，并且号召大规模地开小差。
同时，正象里德后来在《震撼世界的十天》里写的，“下午，一群小官员的太太，各自随身带着用金银制成或珠宝镶饰的糖果盒，皮手笼中放着半块面包，在一块儿喝茶”，她们满怀希望地谈论着德国的胜利、沙皇的回朝或者其它一些有助于解决雇用仆人困难的问题。“各个省城来的年轻女士到首都学法语”，而到晚上，她们就混入平民的人群中，聆听世界闻名的男低音夏理亚平的歌喉，或者观看著名的芭蕾舞演员卡莎维娜的舞姿。一天夜里，在亚历山德林斯基剧院上演托尔斯泰剧作的幕间，里德注意到“一个穿着制服的皇家侍从学校的学生，在幕间休息时端端正正地站立起来，面向着空空如也的皇家包厢。”
里德在各个地方观察到，人们好象都靠着幻想来生活，或是渴望复旧，或者憧憬未来。在他的四面八方，人们都在谈论、争辩，他们的声音在争论中越来越响。许多观点不同的政党领袖，都在尽力争取群众赞同他们各自的纲领。生来第一次享受到言论自由的俄国人民，要做出回答，是支持还是反对，总之要确定信任那一个派别。
里德在彼得堡最初的几个星期中，走遍了全城，和碰到的每一个人交谈，其中有商人，实业家，有影响的政治领袖，工厂的工人，排队买面包的妇女，前线回来的士兵。他用英语、法语、俄语、德语的混合语向人提问，这是他总能对付着同人们交谈的一种语言。
里德从一个有权势而号称“俄国的洛克菲勒”的资本家里亚诺佐夫那里了解到，革命实质上是完了，因为“象人们都要插手治好一个患病的孩子那样，外国列强迟早一定会来这里干涉的”。里亚诺佐夫承认，当然也是有可能不需要列强来干涉的，因为“饥饿和战败就可以使俄国人觉醒过来”。但这位资本家并不为布尔什维克担忧，因为他接下去说：“本区的军事长官可以不通过法律手续就处置这些先生。”
当时，里德见不到列宁。列宁正在芬兰边境附近的拉兹里夫的隐蔽地点指挥布尔什维克的工作。克伦斯基政府不怎么害怕来自右边的压力，而很害怕左边的压力；这个压力可能把它赶下台，因此要谋害列宁的生命。可是，里德在一间顶楼的房间里，一张空无摆设的桌子边，会见了布尔什维克的一位主要人物列甫·托洛茨基，从他那里知道社会主义革命正在猛烈进行。农民已经在夺取土地，士兵对工厂和军队正在加强控制。托洛茨基告诉里德说：“临时政府是完全无能为力了。只有大众的联合行动，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革命才能成功。”
里德从温和派的社会党人那里听到，临时政府的首领克伦斯基正邀请地主和实业家代表参加他的内阁，藉此挽救革命。克伦斯基觉得：没有他们的支持，政府就不能生存下去。从工厂工人和农民那里，里德听到的是：克伦斯基和他的联合内阁正在背叛革命。因为对于工人和农民来说，“地主”、“实业家”这两个字眼所表示的，只不过是他们在沙皇统治下所受剥削的另一个形式的象征。
里德无论走到那里都能听到对情况的不同的说法。他匆忙地把它们全部用他的半句话、一个单词或一个名字所代表的新闻密码记下来。晚间，由于城市电力不足，经常限制用电，二十四小时内只有几个小时有电。他在灯火熄灭的公寓里，坐在工作台边，点燃路易丝从废弃的小教堂圣坛里弄到的细蜡烛，就在闪烁的烛光下写完他的笔记。
第二天他又接着出去，参加群众大会，到克伦斯基共和政务会的新闻记者席旁听，采访市议会的会议。他的口袋里总塞满了人们散发的传单，从公共建筑的墙上剥下来的宣言书，以及在道路拥角处报摊上买来的各式各样的报纸。他房间里的印刷品一天天地堆得愈来愈高。他知道，一旦革命失败，这些东西只不过是废纸一堆。但如果革命成功，他就拥有了别人纵有时间、不辞辛劳也收集不到的珍贵历史文献。
里德和路易丝经常一块儿去开会或访问，但也时常分头出去，因为路易丝的任务是从妇女的角度来采访革命。有时候，她在访问支持克伦斯基的老牌女革命者勃列施科夫斯卡雅或者拜访克伦斯基军队中敢死营的妇女时，里德却在工厂里参加车间委员会的会议。他在那里见到工人们已经接管了停产的或开工不足的工厂，提高了工资，降低了成本，增加了产量。在离彼得堡不远的谢斯特罗列茨克，里德注意到工人不仅组织起城市的粮食运输，而且还建立了一座工人医院。
他还去访问了正在北线和德军作战的小分队。他发现，士兵们组成了士兵委员会，并选送代表到高一级的士兵执行委员会。士兵执行委员会独立地从彼得堡定购军需品、油、小麦，也向巴库和阿尔汉格尔斯克定购木材，有时甚至指挥军事行动。
由于克伦斯基政府没有力量制止投机者和破坏者，也消除不了生活各方面的混乱状态，里德看到老百姓在前方和后方逐渐接管了政府的职权。他们也通过各地的委员会或“苏维埃”来接管政权。小地方的苏维埃也向地区苏维埃选送代表，各级选举象金字塔一样，一直选送到设在彼得堡的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止。于是在全国各地同克伦斯基的官方政府平行地工作的第二个“政府”成立了，不过这个政府是由工人、士兵和庄园上的农民代表组成的。
如同他在《三十将至》中写的，里德希望“无产阶级兴起，获得权利”。现在既然他目睹着这个发展过程，他就不打算掩饰他的热情。他的公开的一面倒的立场在彼得堡的美国大使馆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大使馆不安地注视着这个小小的美国人聚居地。在那里，有《旧金山公报》的记者贝西·贝蒂，还有些来到俄国帮助革命力量的人，如俄亥俄州的牧师艾伯特·里斯·威廉斯，社会主义劳动党的领袖鲍里斯·莱因斯坦和美国的激进人物佐林·冈贝尔格，比尔和安娜·莎托夫。可是里德的记者声望，再加上他对革命的同情心，就使得那些毫不同情布尔什维克的美国外交官把他当作特别危险的分子。他们知道，他回到美国后不会保持沉默。当里德在“现代竞技场”举行的群众大会上代表被监禁在美国监狱里的无政府主义者亚历山大·伯克曼讲话之后，戴维·R·弗朗西斯大使就派了密探监视里德的行动。密探偷走了他的皮包，发现了他写给社会党领袖们的信，这些社会党领袖是他来俄国途中在斯德哥尔摩认识的。他到处受钉梢，但是，由于他是一位正式委派的记者，美国外交当局这时只好让他随意行动。
克伦斯基政府和苏维埃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而里德却经常乘着小电车，穿过彼得堡的卵石街道到市郊的斯莫尔尼学院去。这里原先是俄国贵族女子学校，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神经中枢。它是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所在地。全俄无数的地方苏维埃派了代表到斯莫尔尼来，这些代表要是按照其观点来分的话，从温和的社会党到革命的布尔什维克都有。这样，斯莫尔尼俨然成了一个非官方的人民政府，它在全国遍布了广阔的苏维埃网，从而成了首都非官方“国会”的所在地，它的日益增长着的影响威胁着克伦斯基政府的存在。
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在十一月初召开，对克伦斯基政府的威胁就更为显著了。全国各地的苏维埃代表将到达彼得格勒。如果他们支持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克伦斯基政府或许就要面临一次军事政变。有消息传说，在列宁私下乔装参加的一次斯莫尔尼秘密会议上，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一致认为：既然全国多数人支持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时机已成熟了；此时，政府危机看来更是迫在眉睫。
里德成了斯莫尔尼学院内一个尽人皆知的人。他在那里拜会了党的官员，出席在大会堂举行的会议。后来，他这样描述他在那里所感到的气氛。
这里面有一百多个大房间，都是四壁白色，空无摆设；装在门上的搪瓷片仍然向过往的人表明里面是“四号女教室”，或者是“教师办公处”；但是在它们上面却挂着用印刷体写成而充分显示出新秩序的生命力的指示牌：“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外事局”……“工厂车间委员会”……以及各政党的中央办事处和干部会议室。……
长长的拱形走廊，由稀稀落落的几盏电灯照射着，挤满了急急忙忙的士兵和工人，其中一些人背着大捆的报纸、宣言书和各种各样的宣传品，重得压弯了腰。沉重的马靴踏得木板不断发出深沉的冬冬声。……到处张贴着布告：“同志们，为了你们的健康，保持清洁！”
楼下的宽敞的天花板很矮的老餐厅，现在仍然是一个餐厅。我花了两个卢布，买了一张餐券去吃饭，同一千来人一起排着队，来到了长长的服务台。台边有二十多个男男女女用勺子从大锅里舀出白菜汤、大块大块的内、堆得满满的麦片粥，厚片厚片的黑面包。……
三楼南面的侧厅是个大会议厅，以前是学院的舞厅。这是一间高大的白色厅堂，装着乳白色的枝形吊灯，配着几百个华丽的电灯泡把厅堂照得通明；两旁有两列巨大的圆柱同厅堂隔开……那里原是为高贵的公爵夫人们打坐的地方。
大厅外面的对角处是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办公室。我站在那里观看新代表进来，有结实的留着胡子的士兵，有穿着黑色宽大短外套的工人，也有几个留着长头发的农民。主持工作的姑娘是一个曾经参加过普列汉诺夫的“统一派”的成员，脸上露出轻蔑的笑容。“这是一些和第一次代表大会完全不同的人”，她评论说，“你瞧，他们显得多俗气、多无知！这些大老粗……”的确，俄国已从内部被搅翻了，先前在底层的，现在到了最上层。
惊恐万般的克伦斯基政府再次发出诺言，立即实行土改并停止战争，企图以此安抚“俄国的内部”。但又命令那些仍旧忠于政府的军队移驻首都，作好防止起义的准备。接着在十一月初，政府派出装甲车查封了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它命令哥萨克巡查城市的街道，命令军官学校里那些贵族出身的士官生在冬官前面的广场上瞄准大炮。克伦斯基同从前的沙皇一样，打算粉碎革命的俄国。
十一月六日，当里德从他乘坐到斯莫尔尼的电车上下来时，他注意到大楼前面已经架起了速射炮。大门口站着双岗卫兵执勤，他掏出了通行证——准许“美国社会主义报纸的记者约翰·里德”自由出入斯莫尔尼的特别通行证，但还是受到了异乎寻常的仔细检查，原因是近来为了防止混进密探，经常在换发通行证。
在底楼里长长的拱形走廊上，一片骚动。递送急件的信差、夹着胀鼓鼓的公事皮包的委员，以及政治委员们都在四处奔忙。前一天，在斯莫尔尼，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主席，过来和里德握手，告诉他，沙皇的古老的要塞监狱——以后是临时政府的要塞监狱——彼得-保尔要塞，已经倒向苏维埃这一边。克伦斯基下令调到首都来的一个团也倒戈了。所有的电话都被政府切断了，但是与各工厂和各军营之间的通讯联系却靠军用电讯设备建立起来了。也是在这前一天，等候在斯莫尔尼志愿为城市最远地区送信的几十个志愿人员中的一个告诉里德说，行动的一切准备都已就绪，“只待按动电钮”了。
在十一月六日，当里德进入大会议厅时，他发现大厅里挤满了人。彼得格勒苏维埃日夜开会。许多人表示支持以工人和士兵的“发动”来推翻克伦斯基政府。而讲台上，社会党的领袖一个接一个地恳求，要小心谨慎，要镇静，要把革命的热情冷一冷。这些领袖们是几个温和的社会党的代表，他们总是力图同克伦斯基政府妥协。他们相信在共和政体内部进行改革是行得通的。几个月前，他们得到大多数普通苏维埃代表的支持，但近几个星期来事情翻了一个个儿，倒向了左派，倒向了布尔什维克。现在，他们的演讲经常受到嘘声和嘲笑。
怒气冲冲的争论一直持续到半夜过了。早晨四点，里德离开了大厅。他知道，不管在讲台上讲些什么，都已影响不了政治现实了，因为革命力量已经开始行动。在大厅出口处，他碰到一个背着步枪的人。他告诉里德说，已经从斯莫尔尼派出一支士兵和水兵分遣队去接收电话局，另一队已派去接管电报局，还有一队去接收国家银行。资产阶级的报刊印刷所全被占领了，克伦斯基派兵攻打印刷所时，士兵们拒绝执行命令。
里德在大楼前的台阶上看见了武装起来的工人——赤卫队。他老远就听到了零零落落的步枪射击声。克伦斯基的士官生企图吊起涅瓦河上的吊桥，以阻止维堡工人区的产业工人和士兵加入到聚集在市中心的苏维埃力量中去。可是从克琅施塔得附近来的二万五千多名水兵，都是些顽强而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又重新放下了吊桥。还一直没有真正作战的迹象，就是第二天，十一月七日，当里德很晚起来同路易丝到市内任意闲逛时，也还没有一点这样的迹象。
斯莫尔尼宫的西角停着一辆大装甲车，车上一面红旗飘扬……一个街垒已经堆好了……有箱子、琵琶桶、一付旧的弹簧床、一辆运货马车。一大堆木料堵住了莫依卡码头的一端。人们正在从附近的一个木料堆上搬运粗短原木，沿着大楼前方堆起来，筑成胸墙。
“是不是要打仗？”我问。
“马上打，马上打，”一个士兵紧张地回答。
“同志，你离开这里吧，你会受伤的。他们会从那个方向来。”他指着海军部的那一面说。
“谁要来？”
“老兄，这个我可不能告诉你。”他回答说，啐了一口唾沫。
里德和路易丝竟设法进入了冬宫，在那里和士官生们耽在一起。这些年青的预备军官一会儿表示渴望离开这种令人害怕的岗位，一会儿又吹嘘说，他们决心为保卫冬宫而流尽最后的一滴血。但是，除了偶而的小规模的战斗外，直到黄昏也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冲突。
我们回到法兰西旅馆吃饭。在喝汤的时侯，侍者走了进来，脸色非常苍白，坚持要我们搬到房子后面的正餐厅去，因为他们要熄掉咖啡厅的灯光。他说：“枪声会多起来。”……我们持有马林斯基剧院的芭蕾舞票——所有的剧院都开放，可是外面的情况太激动人心。……
他和路易丝绕道到斯莫尔尼宫，他发现那里的气氛和头一天晚上显著不同了。参加会议的代表从全俄各地来到，拥挤的大厅里呈现出新的战斗气氛。这些男男女女带来了农场、工厂和前线苏维埃的要求：立即推翻克伦斯基政府，建立苏维埃国家。温和的社会党的领袖们，二十四小时之前还在号召小心谨慎、镇静，现在被选掉了。新选出的主席团代替了他们的位置，其中大多数是布尔什维克。
尽管如此，温和主义者还在抓紧发言。他们请求和平解决争论，不要诉诸武力。他们的声音压过了人群的呼喊。里德在描写那个晚上的情形时写道：“突然，一个新的声音响起来了，超过了人群的喧哗，持久不息。这是沉重的炮声。”停泊在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在布尔什维克水兵的指挥下，正炮轰冬宫。
德、路易丝和另外几个在彼得堡的美国人匆匆向外走去。一辆大卡车停在斯莫尔尼门前。男人们把成捆的纸张往里面扔。车的后部，枪炮林立。里德向他们大声叫喊，问他们去那里？回答是：各地！这一群美国人出示了通行证，爬上了车子。
大卡车颠簸向前，经过门边一大堆篝火。工人们带着步枪，围着篝火坐着，满面烤得通红。车子以最高的速度颠颠簸簸地驶过苏沃洛夫大街。……有一个人打开了一个纸捆，开始向空中用力她掷一把把的传单。
我拾起一份传单，在一闪一闪的路灯下读了起来:
告俄国公民书！
临时政府被推翻了。国家的权力已经转到使得格勒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手中.…...
苏维埃力量确实控制了全城的重要部门：电活局，报馆和火车站。克伦斯基逃出了首都，重新集结反苏维埃的军队。自彼得大帝时代以来一直像征着俄国权力的冬宫，仍然在土官生的保卫之下，掌握在政府的手里。卡车向着冬官广场驶去，在武装水兵组成的横过大街的警戒线前面停了下来，人人都得从车上下来。当他们设法绕着警戒线，悄悄向冬宫广场走去时，里德注意到阿芙乐尔号的炮声已经沉寂下来，冬宫附近漆黑的街道也悄无声息。正如里德后来写道：
这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除了警戒的士兵布哨外，别无动静。赤卫队紧张地警惕着。卡赞大教堂前一门三英寸口径的野战炮摆在大街中间，在最后一次射过屋顶的射击后坐力下，转向了侧面。在冬官的各个门道里都站着士兵，他们在低声交谈着。……枪炮的射击停止了。
我们刚到摩尔斯卡亚，就有人在喊；“士官生们捎话来说，要我们去掩护他们出来！”于是，响起了传递命令的声音，在昏暗中，我们看见黑压压地一群队伍在向前进发，除了双脚曳步的声音和武器的叮当声之外，一切都静悄悄的。我们加入了最前列的队伍。
我们象黑色的河流一样，把那条街整个灌满了。没有歌声，没有欢呼，我们鱼贯地穿过红色拱门。在那里，我前面的一个人低商说：“同志，请注意！不要相信他们。肯定他们要开枪。”在露天的院子里，我们开始弯着腰跑步，尽量互相靠拢。突然，在亚历山大圆柱的基座后面被堵塞住了。……
在那里混乱了几分钟后，这支几百人的队伍好象又消除了疑虑，没有得到任何命令便突然开始再度向前冲去。这时候，在冬官所有窗子射出的光亮之下，我看清了冲在最前面的这二三百人是赤卫队员，只有几个是零散的士兵。我们爬上了木柴堆成的街垒，纵身跳了进去。士官生扔下的一大堆步枪踩在我们的脚下，我们发出了胜利的欢呼声。
冬官里面，赤卫队们在解除吓坏了的士官生的武装。在他们答应决不再拿武器反对革命之后，允许他们自由离开。接着，有人用俄语呼喝让路。
一个士兵和一个赤卫队员出现在门口，挥手叫人群向两旁闪开，接着进来了一队枪上装了刺刀的士兵。他们后面跟着一列六个穿平民服装的人，是临时政府的官员……他们一声不响地走过；胜利的起义者围观着他们，只发出了几声愤怒的低声谴责。
内阁部长们被带往彼得-保尔要塞，临时政府不复存在了。这次斗争以十一月七日对冬宫的冲击而告结束。在这场几乎不流血的斗争当中，俄国人实现了新的社会主义秩序。现在，苏维埃政权成了最高权力机构。
然而，在冬宫陷落之后的日子里，这些工人为了保卫他们的新社会却不得不流血牺牲。首先，克伦斯基企图以军事行动夺回权力，而他的军队被打败了，克伦斯基逃到了国外。然后，其他反革命力量又动员了起来，企图破坏和颠覆新政府。
在那些动荡不安的困难日子里，里德依然留在彼得格勒。他观察、记录，把笔记扩充为文章，接着他吃惊地发现，他所发回美国的全部东西几乎都未付印，只是被塞进了抽屉。美国的政治迫害不断加强，使《群众》杂志无法立足，它的办公室被封闭了，它的编辑被控散布煽动性言论。里德也遭到控告。一九一七年八月他重印了《论坛》的一篇文章，这是一位医生写的有关军队内精神病情况的，里德只不过加上了一行标题：《为你当兵的小伙子织一件紧身囚衣》。为了这十来个字，美国政府要把他当作国家的叛徒来审讯。
里德捎话回去说，他愿意回国去对付这个控告，不过在离去之前的这段时间内，他一直在充实他的笔记和经历的宝库。在攻打冬宫这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的第二天，他一直坐在斯莫尔尼的大厅里，当时：
雷鸣般的欢呼声宣布，包括列宁——伟大的列宁——在内的主席团进入会场。列宁的个子矮小而结实，两个肩头扛着一个大脑袋，光秃的头顶，前额突出；眯眼睛，扁鼻子，宽嘴巴，凸下巴；他那一生中广为人知的大胡子现在刚刚剃光，就已开始长出胡茬来了。他穿着破旧的衣服，过长的裤子，并不能给人以突出的印象，但群众对他的崇拜，使他成了一个恐怕有史以来也很少如此受人爱戴和敬仰的领袖。他是一位异乎寻常地深众望的领袖，完全靠他丰富的智慧服人，因而是既无特色，又一本正经，斩钉截铁，不偏不倚，没有哗众取宠的辩性，而善于把深奥的思想解释得深入浅出，善于分析具体的形势，真可谓聚大智大勇于一身……
此刻，列宁正手扶讲台的边沿，用他闪闪的眼光扫视着人群，毫不在意地站在那里等待那延续几分钟的、长时间的鼓掌。掌声停止后，他简单明确地宣称：“现在我们将着手建立新的社会秩序！”
里德在离开俄国之前还获得一个机会访问莫斯科。反革命分子一直在散布关于布尔什维克的谣言，蛊惑人心，以便暗中破坏那些未经锻炼的人民在执政中的最初努力。其中一个谣言说，布尔什维克毁坏了克里姆林宫的大殿和教堂。里德和路易丝前去调查。谣言并非事实；旧俄首都的美丽金色圆屋顶在战斗中受到了极微小的损坏，里德对此作了详细的笔记。
路易丝急着回国去写她关于革命的报道，一月二十日离开了俄国。里德想尽可能在俄国多呆一些时间，从便收集他所能够收集到的材料，因此打算过几个星期再回去。他要求和路易丝一样担任官方的信使，以便他寄出的材料能顺利通过海关。当时的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建议他任苏联驻美领事。里德接受了，但这一消息引起了美国报界的抗议；美国政府宣布它拒绝承认这一任命。看来这件事对里德和苏维埃政府都是弊多利少，建议被撤消了。
里德于二月初离开俄国，当他到达克里斯蒂安那搭船回国时，美国领事通知他说，国务院拒绝发给他签证。船开走了，他没有搭上，下一班船要到四月份才能确定行期，因此他只好在斯堪的纳维亚停留两个月。国务院的当权者显然相信，在这两个月内，苏维埃政府会让位给反革命势力，这样，不管里德要写什么，说什么，等到他回到美国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没有新闻价值了。
这种看法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仅在俄国本土，就是在世界其它地方，也有许多人希望并且相信，新的社会实践不久就要失败。十一月间，里德曾经写信给《群众》说：“无产阶级革命除了无产阶级外别无朋友。”
这时，他已经全心全意地和无产阶级同呼吸共命运了。他在克里斯蒂安那租了个房间，找到了一个速记员的工作，偶而为瑞典的报纸写点文章，添补他的收入。然后，在业余时间坐下来，写那个第一次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他毫不怀疑，不光在这两个月里，而且在以后的年月里，这些史料将被视为本世纪内最有“新闻价值”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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