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约翰·里德 -> 约翰·里德——革命的见证人（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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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四年七月，阿普尔顿公司出版的《暴动的墨西哥》一书，是里德用他在《大都会》和《世界报》上发表的文章为基础写成的。这本书获得了朋友们和舆论界的赞扬。住在霍利斯大厦的那位教授对这本书的评价很高，对里德来说，也许比其他人的评价所起的作用大得多，因此里德把这本书题献给了这位教授。科普兰写信给他这位早先的学生说：《暴动的墨西哥》非但“完美无疵”，而且，该书的作者是一个“天生的作家。”这位教授还直截了当地补充说，这是他很早以前就发现到的一个事实。
自从他从墨西哥回国后，几乎没有一家报刊不吵吵嚷嚷地要求里德去工作，并愿付以最高的酬金。卡尔·霍维设法要里德专为《大都会》工作。但是里德决定仍然当个自由骑士，因为他喜欢享有这种突然身价百倍的选择权。
里德和梅布尔又恢复了同居生活，住在第五大道二十三号那些白皑皑的房间里。当时，两个人都没有吵嘴的心情。她成了她的沙龙里“里德在墨西哥”晚会的明星。而他却急不可待地要回去工作。他现在需要钱，而且不光是自己需要。霍维曾经多次接到里德从墨西哥发来的电报，其中有这样的内容：“要是我的存款还够，请寄五百元给俄勒冈州波特兰威克山姆公寓玛格丽特女士收。”里德终于能够赡养他的母亲了，并且从此以后，他总是把自己挣得的大部份钱汇寄给他的母亲。
几乎是在梅布尔习惯于和他再次相处之前，他就离开了纽约，匆匆忙忙地赶到科罗拉多州勒德洛去执行一项新的任务。一九一四年四月二十日早晨，在勒德洛对罢工矿工和他们的家属进行了大屠杀。有三十三个人，其中半数以上是妇女和儿童，被州国民警卫队用机枪射死，或者纵火烧死。这批国民警卫队是由退伍警察和爱玩枪的人新近宣誓组成的。全国为这次大屠杀所震惊，里德代表《大都会》去调查这件事。
他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炉台上、锅子和罐子里仍然装着一半食物，那是在那个可怕的早晨所煮的；还有婴孩车，一堆堆烧残了的衣服，遍布弹痕的儿童玩具，烧焦了的帐篷进出口……所有这些就是一千二百人留下来的全部财产。”他看到了“死人坑”，烧焦了的尸体就是从这里面挖出来的，这是他初次同这种规模的工业方面的暴力行为打交道，他着手查清这件事是怎样和为什么发生？
煤矿工人进行罢工的要求包括：八小时工作制，承认他们的工会，以及矿山的安全设施，因为这里发生事故的死亡率在全国是最高的。这些要求大都是科罗拉多州法律所保证了的，可是里德发现，这些法律却从来没有实施过，因为洛克菲勒财团所属的各个实力雄厚的煤炭公司，都通过其安插在政府部门而掌握权力的政客们操纵了州政府。罢工者要求谈判，却用武力来回答他们。他们被赶出了家门，被迫移住于棚户区。接着，州国民警卫队便奉命用机枪扫射，并焚烧帐篷。
里德发现，在这个阶段的劳工斗争中，勒德洛罢工的特色并不在于煤矿老板的暴力行为，而在于大屠杀后罢工者自己拿起了武器。他们组织了作战部队，在周围的小山上构筑了阵地。在攻占和焚烧矿井时，发生了更多的战斗，伤亡了更多的罢工者。最后，威尔逊总统出动了联邦军队，解除了双方的武装，冲突以小洛克菲勒获胜而告结束……。工会未获承认，它的要求被驳回。
对里德来说，勒德洛大屠杀是一个确凿的证据，证实了他在帕特森监狱里听到的有关阶级战争的情况。他后来在《三十将至》里写道：“我曾经见到过、报导过很多次罢工，其中大多数都是为了最低的生活必需品而进行的殊死斗争；我所见到的一切都不过证实了我最初关于阶级斗争及其不可避免性的想法。”他的一篇关于勒德洛罢工的充分记实的调查材料，叫做《科罗拉多之战》。这篇文章在《大都会》七月号上刊出时，受到里德的编辑霍维的高度赞扬。霍维看来是不去理会丹佛的一家书店取消对《大都会》的长期订单的。这家书店声称，取消订单是因为这一期上有毫无根据而耸人听闻的无耻谎言。”在霍维看来，这个反应正好进一步地表明里德的报道有战斗力。
一九一四年春天，里德陪伴梅布尔来到普罗文斯敦。他们在那里的海滨租下一家别墅，住了几个星期。不久，另外一件事情驱使里德暂时离开了她的身边。由于韦尔塔将军发动的一次反美挑衅，美国局部地介入了墨西哥战争。威尔逊总统命令海军陆战队占领维拉克鲁斯，并且还动员了边界上的其他部队。里德预见到了一种危险：以平定挑衅事件为初衷的远征军，将转变为一支横行于墨西哥的占领军，并在歼灭韦尔塔军队的同时，也将消灭革命的力量。他想尽可能阻止这件事情，于是南下华盛顿，在那里受到了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和威尔逊总统本人的接见。伍德罗·威尔逊向里德保证，美国对墨西哥没有帝圆主义意图，但是总统秘书却作了交代说，“总统是在你不引用他的原话的条件下，才向你公开他的意图的。”因此，里德始终没有见到报刊上把这次会见的情况发表出来。
然而，《大都会》这时对他已另有安排。由于欧洲已处在战争边缘，霍维乃电告里德，请他整装待命，作为杂志的特派记者出国。里德离开普罗文斯敦到波特兰，对他的母亲作短暂的探望，而梅布尔则乘船去意大利的别墅。里德在波特兰发现自己已经是一个家乡名人，到处请他吃茶点、用午餐、赴宴会。两年来他没有见到母亲，他从墨西哥平安回来才使她丢心落肠而感到欣喜。可是作为一个战地记者的妈妈，总是免不了牵肠挂肚的。几天之后，玛格丽特看着儿子离开身边，搭上他所能找到的最快的大陆火车去纽约，接着去一个新的战场，她又有了新的忧虑。
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欧洲各国之间为争夺销售市场、原料产地、经商道路以及领土和殖民地而爆发了。两个大国联盟在这种利害冲突中相互对抗。一边是法、俄、英，以及后来意大利和日本也加入的协约国。另一边是德、奥，后来又有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加入的同盟国。一九一四年夏初，奥军在德国支持下，扬言它们要找寻一块“阳光下的地方”作为立国之地而开进了塞尔维亚，于是打响了战争的第一枪。到了夏末，除了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以及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和瑞士之外，整个欧洲都卷入了战争。
当时美国的官方态度可以从威尔逊总统的宣言中看出，他说：“在此检验人们意志的日子里，美国必须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严守中立。”而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他曾经委任里德的父亲为联邦执法官，不久又同里德一起为《大都会》撰稿了）也劝告美国人民在欧洲这场“苦难和复仇性敌对行为”中，不要“以任何方式偏祖一方。”
但就在这时，开初还不太显著的反德情绪已迅猛地高涨起来而遍及了全国，美国便在这种情绪的压力下，一步步地走向了战争。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德国人的暴行。里德在《群众》上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商人的战争》，他在文章里描述“美国各报刊编辑组成的合唱队如何假装相信——其实是要我们相信——洁白无疵的现代民主骑士正向极端卑鄙的中世纪穷兵黩武的怪物进军。”他不相信会如威尔逊总统以后所说的那样，协约国正为使“世界的民主获得安全”而战，也不相信协约国的胜利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当时他就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本质；而在几十年后，当德意法西斯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踵而来时，大多数历史学家才用同样的方式开始来回顾这次战争。里德在他发表于《群众》上的文章中写道：“真正的战争早就开始了，而死亡和毁灭的突然发生，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偶然事件罢了。这次战争数十年来一直在猛烈地进行着，不过一直很少为它做广告，所以简直不为人们注意。其实它纯粹是商人们的冲突。”这样的说法，在当时对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是一种激进的观点。里德还补充说：“我们千万不要被编辑们关于自由主义的空话所愚弄，而去进行反对暴政的‘圣战’。这不是我们的战争。”里德这样的说法也是和公共舆论很不一致的。
里德认为，欧洲各国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由于共同的利益而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了；这种团结要比强迫他们去当兵的各国政府之间的团结更为紧密。他同情不论那个国家的劳动人民，因为他们会在那似乎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的、野蛮的屠杀中死去。他仍然决心做好他的工作，于是搭上一艘意大利轮船，横渡那“黑暗笼罩，光明隐匿”的海洋，去为他的第一篇文章收集素材。
里德在那不勒斯上岸，接着直奔罗马。《大都会》要他采访意大利站在德、奥一边参战的情况。但是意大利政府迟迟未作决断，里德发现在这谣传和猜测的捉摸不定的气氛中，找不到有什么值得报道的事情，何况这种气氛还可能拖上几个星期。与此同时，他却获悉在法国境内的德军正在向前推进，于是决定北上，取道中立国瑞士的日内瓦，从那里搭上最后一班开往巴黎的火车。
里德第一次出国时就知道的这座不夜城，有灯火辉煌的咖啡馆和人群拥挤的林荫大道，而目前因为战争全都大大地改变了样子。咖啡馆的阳台空了，沿街商店关上了铺面，街道上寂无行人。晚上，探照灯发出唯一的亮光，间歇地掠过天空，搜索着德国的飞机；而唯一的声音是军队沿鹅卵石马路行进的脚步声。
里德虽然感到战事迫在眉睫，而他和在巴黎的其他记者都完全被隔离在战争之外，消息极少，只能看到经过审查的官方通告。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地记者既无权利，又无地位。与此相反的是“每支军队里的随军记者，多得象漂流的水雷一样”，这是其中一位著名的理查德·哈丁·戴维斯生气写的，他继里德之后搞了好几年的战地报道。记者们看得出来，巴黎正在慌乱地从事被围的准备，因为德国军队就在几英里以外。可是不管证件多么过硬，记者之中没有一个人获准随军上战场。
里德看来，要想从这种强制性的隔离中解脱出来，似乎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走违法的路子。《纽约邮报》的罗伯特·邓恩赞成里德的意见。他们假装生病，弄到一张去地中海沿岸港口尼斯的通行证后，便告诉当局，他们要去疗养，坐上和来的汽车启程南下。通行证使他们通过了巴黎城防，而离开巴黎后，就转向东面，而后北上。
他们乘车经过难民拥塞的道路，穿过尚在冒烟的废墟，在一所军火库附近和站岗的士兵交谈，度过了一夜。第二天，他们试图抵达前线，可是不管走那一条路，总是被迫返回，最后被英国人抓了去。英国人把他们移交给法国宪兵队，在那里强迫他们写了一个再也不随便前往战区附近的保证书，然后用慢车把他们送往图尔。
虽然这次经历不是一无所获，并且能为《大都会》完成了一篇文章，但是因为里德在法国的行动实际上受了限制，他又再次陷入了困境。他离开巴黎去伦敦，希望能够在那里找到新闻题材。果然，他在英国首都发回了一篇文章，描述了英国的精神状态，其中写到英国工人对这一场和他们切身利益关系很少的战争十分冷漠。里德把这种冷漠与富人们的热情进行对比；如他所看到的，这些富人把写有“国王和国家需要你们”的旗子悬挂在他们驾驶的罗尔斯——罗伊斯汽车上，让社交界的妇女组成委员会，站在国立美术馆前面，向穿着便服的男人散发表示懦怯的白羽毛，借此激发工人的爱国情绪。这篇文章冒犯了《大都会》总经理英国人惠格姆，而霍维也认为里德的这篇文章较之他的最佳之作要逊色得多，因此，未被选用。
里德闷闷不乐，灰心丧气。他在欧洲呆的日子已经由几个星期迅速地延长到了几个月。工作确实令人失望，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创作一些真有价值的描写战争的作品。他知道《大都会》所期望于他的就是他以前的那种人人感兴趣的现场报道。杂志要的是墨西哥的那种色彩，那种英雄气概和传奇情节。而在欧战当中，里德既找不到英雄气概，也找不出传奇情节，只有残忍的、机械化的歼灭。况且，他还不能够充分地接近那些正在进行战争的士兵，那些是他要写的对象。
由于他的私人事务越来越不好处理，他的沮丧心情也更加厉害了。里德抵达意大利时，在佛罗伦萨附近梅布尔的别墅里找到了她。随后，她和里德一块到巴黎和伦敦。可是梅布尔对里德的感情已开始淡薄了。她需要宁静，需要感情上的保障。她担心，和里德在一起将是什么也得不到。她直觉地感到：她们之间的破裂是不可避免的了，而这种感情的减弱却对她有好处，缓和了最后分裂的打击。虽然他们的爱情在表面上还是和以前一样密切，可是在她这次离开欧洲回国时，里德已经被她态度上的微妙的变化而弄得心神不安。
回到巴黎，他遇见一位原来在格林威治村相识的已婚妇女。她独居，有病，里德就照顾她。而这种以助人为乐开始的行为却迅速地转变为爱情。梅布尔在纽约听到这个消息时，竟意外地无动于衷。不过，这位妇女的丈夫却截然相反。他在旅途中突然返回，威吓说只要一见到里德就要枪杀他。可是这时，里德本人对这个女人的感情已经变了，并使自己摆脱了婚姻纠纷。
他以他特有的坦率，既不想隐瞒他在职业上的问题，也不想隐瞒他私生活的问题。他在一封给霍维的信中写道：“这次行程我交了恶运。我没有害怕过，也希望你不要这样想。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似乎实在无力应付。还有着一些与这些困难完全不相同的其他原因，以致我为之耗尽心力。我真是处处都受到最深重的苦难。”纽约来了一封电报，提出要他回纽约开编辑会议。但他下定决心要表现出自己是有作为的，便写了一封信回去，要求再提供费用和时间。由于对里德的基本信念毫未动摇，霍维满足了他这两点要求，里德不久就充分发挥了他的效用。
他绕道经过中立国来到柏林，请求访问火线——这是在法国被拒绝的要求。他花了好几个星期的磋商，德国当局最后同意护送从印第安纳州来访的参议员艾伯特·丁·贝弗里奇以及包括里德和罗伯特·邓恩在内的一批记者穿过被占领的法国，到比利时前线。他们乘坐德国汽车驰向里尔和更远的科明、豪森……
当这群入接近前线时，他们听得见德国大炮在近旁轰鸣，德法两国的飞机在头顶上空互相追逐。他们被领去参观一个较为平静的防区。但是即使这样，炮弹在附近不断的爆炸就已经使得大多数记者觉得看够了。只有里德和邓恩决心继续前进到战壕里，去到士兵们确确实实在打仗的地方。他们两人在战地指挥部用过晚饭后，由一名德国副官作向导，离开众人单独徒步前往。里德在一篇给《大都会》的题为《在德国战壕里》的文章中写道：
我们——邓恩和我，还有那位军官，踉跟跄跄地在漆黑的夜间沿路前进……。雨下个不停。右边，被炮火劈裂的树桩在令人恐怖的火箭的光焰衬托下，尖尖刺向上空。头顶上子弹呼啸的声音汇成一种差不多持续不断的声音，也好象鞭子抽打树干那样。左前方半英里远，三门重型榴弹炮一声接一声地撕裂着空气，发出沉闷的声音。脚步声嘎吱嘎吱地穿过泥泞的道路……
突然，我们就到了前沿阵地。士兵们俯身在战缘的胸墙上，肩并肩站着；射位上有薄钢板防护，每块钢板上都有一个枪眼，步枪就插入枪眼里。他们被雨水淋得透湿，身上蹭满了烂泥，站在齐大腿深的浓浊的水中，一昼夜射击八个小时……射手们毫不注意我们。他们全神贯注地透过窥孔，警觉地凝视着漆黑的远方，一直等待着下一发火箭可能显示出的最小的射击位移。
一座不太陡的小山上延伸着法国的战壕，象一条由来复枪的火焰划出的深色裂纹。在两个阵地之间，低平的沼泽地象地震掀开的海底软泥一样闪闪发亮。在稍微过去一点的地方，一些裹着蓝色大衣的法军尸体仍以三排密集的正规队形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因为战斗没有间断，这些尸体还和十来天前倒下时一样。
“瞧，”副官叫了起来，“这些尸体慢慢地陷到泥里面去了！三天前还看到多一些。瞧那只手，那只脚，还翘在地面上，尸体的其他部分都沉下去了。”
我们看到了这些尸体，手直挺着，五个手指张得开开的，好象快要淹死的人那样。
“那里不需要坟墓，他们在自己埋葬自己。”
那天晚上，这两位记者大半时间是和土兵们一块儿呆在战壕里过的。快天亮的时候，一位笔官走了过来，递给他们一支步枪，问他们喜不喜欢射击。两个人都紧张到了极点地朝着法军所在的大致方向开了枪，然后离开了避弹壕，跟着值勤完了的士兵返回后方。里德在他的文章的结尾处写道：
我们途中赶上了一些零零落落向前走去的士兵，他们把枪夹在手臂下，垂着肩头走着；沉默，多半是一种疲敝不堪的人们的沉默……。突然，一个就在前面的人狂叫了起来。黑暗中，我们看不到他，但是我们听得到呻吟声和难以理喻的嚎叫声，还有那挣扎拖曳的脚步声。过了一会儿，副官打亮了袖珍手电筒，我们看到了这个人。嘴里给硬塞了些东西，手臂被紧紧地同两胁捆在一起，两个士兵牢牢抓住他的胳膊，推着他前进。他那双发野、发直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好象猛兽的眼睛突然见到亮光一样，来回剧烈地扭动沾满泥土的双肩。他完全疯了。
“又是一个，”副官咕哝着说。
我们轻快地向前走去，越过了最后一个拖曳瞒珊的士兵。我们又单独走上了去农场住房的路。我们没有一个人多讲话，我们有许多事需要考虑。
里德在欧洲住了五个月，采访战事。五个月过去了，霍维对他那记者才能的信任得到了充份的报答。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号、十二月号和一九五年三月号上都登了里德的文章：《对战争的探索》，《在协约国一边》，《日耳曼的法国》都是饶有兴味，内容丰富的作品。最后一篇报道发表在一九一五年四月号上，用《约翰·里德的报道：德国战缘里的一夜》的大写字体作《大都会》封面的头号标题进行宣传；这篇文章在描写现代化战争和投身现代化战争的人们方面创立了一种完全崭新的写作手法。正如霍维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这篇文章时所说：
这篇文章对它的读者有一种启发性的效果。士兵们身受的苦难经历：在泥泞中煎熬、单调无味的生活、极度的疲劳、突然爆发的闪光和天崩地裂似的炮火所引起的神经过份紧张……所有这些现代战争的特殊恐怖气氛，都是读者未曾知道和难以想象到的，通过里德的报道而第一次异常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有说服力的控诉在同类文章中无出其右者。就连那些不出门的人读了这篇文章后，再也不至于会把战争幻想成什么纯洁而光荣的事，幻想成能振奋人类懒散的精神的事……。
里德本人终于回来了。他心境恍惚，囊囊空空，但仍不失其才子的气度；直至今日，笔者仍能清楚地看见他站在办公室门口，那高大的身材罨着泥泞的军用胶布雨衣，带着谦逊的微笑，拿出了他的手稿。他知道没有必要询问他的作品好坏如何？
《大都会》很想派里德回法国去，为杂志另写一系列报道。唯一的障碍就是他和邓恩在离开德国前线时随意放的那几枪。邓恩在他为《邮报》写的一篇通讯中提到了这件事，虽是轻描淡写，却酿成了使里德和他的记者伙伴又惊又恐的重大事件，因为美国的感情较以往更明显地亲协约国了，以致出了一些社论痛斥他们两人为亲德派。名记者戴维斯怒气冲冲地闯进《大都会》的办公室，发泄他的愤慨之情。那时候已经成为《大都会》的编辑人员的前总统罗斯福，附和戴维斯一起大发雷霆。尤有甚者，法国当局正式拒绝里德和邓恩进入法境。
对大多数人来说，事态已经被夸张到不合情理的地步。《十七》和其它通俗小说与短篇故事的作者布思·塔金顿给《大都会》写信说：里德和邓恩那天晚上在德国战壕里的行为只不过是“与被领进啤酒厂随意喝杯啤酒类似的事情，”而且，“就他们来说，这样的事应弃置脑后。”但是鉴于法国的禁令，必须有所表示，而且此事显然必须由有影响的人物罗斯福来做。
罗斯福给驻华盛顿的法国大使打了电话，表示希望里德的道歉会导致法国改变他们的决定。电话之后，还写了信。但是，尽管罗斯福真心实意地为里德进行斡旋，但由于他本人对战争的看法有所改变，而现在已经是一个强硬的亲协约国派的人了，终于让对协约国的情感胜过了对里德的私谊。“上校”——《大都会》的同事常常这样称呼这位前总统——把里德叫到他在杂志社的新办公室里来，通知他说：“我已经写了信给我的朋友贾塞兰德大使，感谢他考虑了你的情况，并且承认我的看法和他一样，现在我把我结尾的一句话念给你听：‘要是我是霞飞元帅，而里德落在我手中的话，我要把他送交军事法庭枪毙。’”
里德勃然大怒，可是又无能为力。返回法国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大都会》考虑派他去东欧。在为新任务作安排的时候，他在纽约又呆了两个月。在此期间，他再次被当作抨击的靶子。一份新近创办的刊物《新共和》刊登了沃尔特·李普曼署名的一篇文章。李普曼是该杂志的编辑，文章的题目是《传奇人物——约翰·里德》。李普曼在这篇文章里对里德的批判是尖刻的人身攻击。然而，对于那些了解他们两个人在有关欧战的观点方面分歧不断扩大的人来说，这种尖刻并不会引起惊异。里德对政治总的看法，包括他的口号“这不是我们的战争”在内，在李普曼看来，都是过于简单化了。而反过来，里德则觉得他在《新共和》专页上看到的该杂志的编辑部声明，无非是为美国的最后参战作辩护的一种思想准备。意见上的深刻分歧会在琐事细节上影响到人身评价。于是，不到一年前还是无条件地赞扬里德，把他看作“天才”，把他的墨西哥报道誉为“文献”的这个人，现在写道：
我不能想象有那一种祸里德没有闯过，有那一种灾他没有受过。他已经是一半陷入功利主义，而被捧场搞得晕头转向了。他打算把他的行为举止搞得象一个玩世不恭的战场记者那样，扮演着易卜生笔下的人物……。就气质上来看，他够不上一个职业作者或者职业记者。他是一个自我陶醉的人物。革命，文学，诗歌都不过是他逢场作戏的东西，事件不过是他生涯中的小插曲。他不时发现奇遇，靠的是想当然，一生中更是经常地改弦易辙。他就是这样一种人，把当一名普通水手，营救妇女，猎捕狮子，企图乘飞机环游世界这样一些浅薄不堪的胡思乱想，看成是一种确实可行的事情……。里德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人，他忍受不了现代文明有组织的单调和道德。要想使他的举止得体，就得让他遭受挫折。当他给他自己和别人惹出麻烦，当他的思想糊涂的时候，我曾经和他辩论过。可是他对一切用心费神的解释，都以令人痛心的厌烦态度来对待……。我不知道该怎样对付他才好。我和他的许多朋友一样，几年来一直在探讨他的思想。里德在阐述他的乌托邦时，他的一个朋友说过一句话，我也常常感到很想对他说这句话：“要是我在建造这样一个乌托邦，亲爱的里德，我先得吊死你。”要是真吊死了他的话，那将是一个冷冷清清的乌托邦了。
这不是带有爱护感情的批评，因此里德对这些攻击的片面性很不满。而事实上，他已彻底阅历了他所经历的一切事情，何况他的想法也并不是轻浮的。当他在那些日子里写文章时反复地说着“这不是我们的战争”的时候，那的确是他的见解，而且在美国参战之后，他的反战立场使他冒有坐牢的危险时，也恰好证明了他确实有那样的看法。不过，他没有公开反击李普曼。也许他觉得李普曼虽然已经不是从前那样的激进分子，但仍然不失为一个朋友；他不过是对里德进行报复而已，因为里德在题为《在波希米亚的日子》的长诗中写了他几句：
他的脸色十分安详，但他的双眼——
似乎有先知先觉的灼见！
他静坐不语，正象一个人在说：
“我决不对行尸走肉徒托空言！”
我们无可争辩的头目啊！要真有这样的好汉
他建设一个世界，而排除一切乐趣，
他梦想一个富丽堂皇的露天演出，
却不要五彩妆点，
他想使人类，和我
象几何学“证毕”那样走到终端，
如果真有这样的人，怎能不让人发笑？
如果这人就是李普曼，谁能不为之悲叹！
里德在纽约的两个月间，写了一篇文章，涉及的既不是劳工斗争，也不是战事，而是一个福音传教士比利·森德。为写这篇登在《大都会》上题为《在比利·森德的背后》的文章，里德和这篇文章的插图作者乔治·贝洛斯两人一起去到费城，坐到礼拜堂里听森德规劝众人要“到耶稣这里来”，不要贪图物质上的幸福，而要珍惜灵魂上的尊严。对里德来说，没有调查出某件事物背后的政治涵义，他是不表态的。他打听到几个商人给了公民委员会五万美元，作为支持这位传教士的基金。因此里德在文章里宣称，那些商人正在利用森德作为工具，使穷人安于现状，从心理上阻止他们要求较好的生活条件。里德在他的文章里援引了其中一个商人的说法：“你知道，贫民窟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住在那里的那些肮脏、堕落、邪恶的人们”。里德对传教士本人并无恶意，而对那些利用传教士的哲学得到好处的人却痛加讥讽，毫不留情。
也正是在纽约的这两个月间，里德还设法和梅布尔恢复关系，而梅布尔却下定决心立即断绝他们之间的往来。里德力图说服梅布尔，要她相信，他在国外虽有过转瞬即逝的恋爱事件，但他仍是爱她的。他要梅布尔相信，他是诚心要与她结婚的，而梅布尔却要他相信她所作的结论：“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结束。”里德受刺激过深，以致林肯·斯蒂芬斯不得不出来调停。他力劝梅布尔，在里德出发去东欧之前的这段短暂时间内，把里德接回去。起初，梅布尔迟疑不定，但是“斯蒂芬斯把诚实讲得似乎是区区小事，而妥协又比人们的真诚宽大慷慨得多。”她勉强同意了……甚至同意象征性地交换戒指，以致里德在离开她的身边时，还深信他们将结为终身伴侣。
到了三月份，《大都会》派里德返回欧洲采访东欧战事的计划已经具体化了。伴同里德去执行任务的是美术家博德曼·鲁滨逊，他是《论坛报》的编辑，偶而也给《群众》撰稿。《大都会》给里德和鲁滨逊充分的经费，让他们两人取材自主。不多时，内容丰富多采的文章，配有鲁滨逊才华出众的插图，从萨洛尼卡、贝尔格莱德、索菲亚以及一些名字拗口难念的偏僻小城镇，如普热梅希尔，扎列兹斯基，普尔尼亚沃尔，寄到了纽约。
当他们在巴尔干和俄国企图闯入禁区和进入前线时，一再地被逮捕，或者接到驱逐出境的命令。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设法躲过了哨兵，上了禁止上的火车，越过了封锁的边界。有一次，他们在俄国后方的科尔姆镇被卫兵抓住了，看管了十四天，一直到他们抵达彼得堡，见到要他们尽快离开这个国家和永远不得再来的命令之后，才被释放。俄国军官不能理解这两个外国人最初怎么会走这么远的。
在东欧搜集了几个月的资料之后，里德和鲁滨逊在布加勒斯特停下来，打算在去塞尔维亚、土耳其、意大利之前多写一些文章，多绘一些画，最后从意大利搭船回国。在灼热的罗马尼亚首都，里德和鲁滨逊下榻在雅典娜宫旅馆里，寸步不离工作台，一直做到日落以后。他们之间经常爆发活跃的争论，这些争论充分地表明了里德那时对报道所持的特殊写作态度。鲁滨逊抓到里德的一页稿纸总要表示异议，说里德所描述的某些情节并不是那样发生的。而里德也就拿起鲁滨逊的一张画稿，指画中的农妇和长胡子的老汉，嚷嚷着说那妇女背的包袱没有这么大，而老汉的胡子也没有那样多。鲁滨逊说，他并不追求象摄影术那样的精确，他要描写的就是他见到的真实印象，于是里德就回答说，这也正是他所尽力而为的事情。
最后，《大都会》刊出了里德的文章，配着鲁滨逊惹人注目的插画，两人都达到了他们共同的目的。过去许多人只从地图上得到的一些模糊而生疏的轮廓，现在变成了对东部世界各国人民的各种风俗习惯、种族特征、宗教信仰，以及民族仇恨和民族自尊心的明确概念。读者在这些文章中看到许多各异其趣的人类的零星侧面，而这些侧面一经里德以它所称为的“战争的狂热的民主”串联起来，却构成了一个稀奇古怪的整体。
当我们停下来在扎斯特夫那的一片房屋废墟旁饮水时，就在那里看到了奥地利得虏。他们大约三十来个人，在烈日下一瘸一拐地沿路走来……，这三十来人属于五个民族：提克人、克罗地亚人、马扎尔人、波兰人和奥地利人。一个克罗地亚人、两个马扎尔人、三个捷克人除了他们本民族的语言外，对于其它的语言只字不晓，当然更没有一个奥地利人懂得半点波希米亚语、克罗地亚语、匈牙利语或者波兰语。而在奥地利人中又有蒂罗尔人、维也纳人和一个来自波拉的意大利混血种人。克罗地亚人嫌恶马扎尔人，马扎尔人嫌恶奥地利人，至于捷克人就没有人愿意和他们搭话。此外，他们都严格地区分为严格的社会等级，每一等级的人对它们下面的等级的人都很轻视。……
他们是在一次普鲁茨的夜袭中被俘的，并在两天之内走了二十多英里……。波兰兵团的一位年轻的志愿兵急切地询问我们，罗马尼亚人是不是正在逼近。我们回答说大概是这样。他突然声音发颤地大喊起来，
“老天哪！老天！我们怎么办！可怕的战争还要拖多久？我们需要的是和平、安宁和休息！可是我们却换了换，而且是堂堂皇皇地来换的。英国、法国、俄国、意大利，全世界都反对我们。我们现在可以体面地放下武器了！这个无谓的屠杀为什么还要继续下去！”
其他的人坐在那里，忧郁地听着，不作声。
后来，这些文章和插图搜集在题为《东欧的战争》一书中。里德在导言中指出，他和鲁滨逊都没有赶上“最重要的戏剧性高潮”。他补充说：“我们走到任何地方，总是在冲突比较缓和的时候，这是我们的运气。”他把这看成是最根本的有利条件，因为这使他有可能观察在“长期吃紧的战争”中东方各民族的生活。这些观察使他更加确信，欧战是悲惨而无益的事情。他在一九一五年十月返回美国，比以往更信心十足地告诉他的美国同胞：“这不是我们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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