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约翰·里德 -> 约翰·里德——革命的见证人（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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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三年春，墨西哥爆发了农民暴动；同年秋天，演成了激烈的内战。《大都会》要物色个记者去墨西哥，林肯·斯蒂芬斯建议派里德去。卡尔·霍维决定试试这位年轻的记者，因为里德的工作已经给了他很深的印象。于是，就在纽约市老荷兰大厦酒吧间的一个僻静角落里，召开了一个编辑会议，与会者有里德，斯蒂芬斯，霍维和该杂志的另外两名代表：作家和幽默大师芬利·彼得·邓恩，以及《大都会》的主席兼秘书英国人H·J·惠格姆。里德提出了他的要求：一架摄影机和一笔充足的费用。后来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他究竟应该采访交战的哪一方，因为墨西哥战争是错综复杂的。
战争的一方是军事独裁政权，而掌权的是独断专行的维多利亚诺·韦尔塔将军。他是一个残忍的酒徒，并且有吸可卡因毒品的嗜好。他的军队通称联邦军，而大多数墨西哥人却把它叫做韦尔塔帮。韦尔塔本人简直就是自从西班牙人第一次征服自豪、和平的墨西哥人民以来已经统治墨西哥达几个世纪之久的傲慢与恐怖的化身。支持他的只是一些无比富裕的地主，而墨西哥的雇农却世世代代在半农奴制状态下，替这些地主干活。内战之前，一个家族就单独占有一千七百万英亩的土地。
战争的另一方是墨西哥农民——因欠债而当佣工的雇农。在南方的莫雷洛斯州，他们在农民领袖埃米利亚诺·萨帕塔的领导下从事战斗。在北方，他们投入立宪主义党人的军队，由自诩为革命元勋的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的临时政府领导。虽然卡兰萨开头参加了战斗，但他是个考虑多、行动少的人物，已经退到了远离战场的墨西哥西部，在那里注视着他的将军们在战场上的进展。
其中一名将领，原是个土匪，名叫潘乔·比利亚。一九一三年三月，比利亚集结了一支农民游击力量，并且和他们一起，在墨西哥北部的希门尼斯击败了联邦军，占领了奇瓦瓦城，闪电式地袭击了胡阿雷斯。他在北方已建立了起义政府的一翼，在那里把没收了的土地分给雇农，把金钱和粮食送给穷人。他是墨西哥的罗宾汉一类人物，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从一个无名之辈变成了人民热爱的救星。
在荷兰大厦讨论后，决定里德去比利亚的兵营里采访墨西哥战争。为了进一步提高他作为新闻记者的声望，考虑再让他从一家大报获得委任。他终于获得了《纽约世界报》的委任，几天之后便乘火车去到得克萨斯。
他下榻在埃尔帕索的一家旅馆里，发现客厅内挤满了人，其中有几个墨西哥的地主，是把财富换成黄金，缝入马鞍，逃到这里来的；有些是华尔街的富翁，正为他们在墨西哥的财产而紧张不安；还有侦探、特务和新闻记者。那些新闻记者正在试图从难民或新来者口里采访出墨西哥战事的消息。而里德要用他在帕特森采用过的现场报道方法，于是离开了埃尔帕索，到得克萨斯州格朗德河美国岸边的普勒西迪奥去。
河的那一边是墨西哥的奥希纳加城，现在由梅尔卡多将军统领的联邦部队控制着。和联邦军打交道并不是里德分内的事情，但是他正想找个借口进入这个国家，于是派了个信使给梅尔卡多带去一张便条，要求会见。可是回信并非出自梅尔卡多将军之手，而来自另一名联邦军将领帕斯库亚尔·奥罗斯科。他截取了里德的便条，回信说：
尊敬的先生：如果你踏进奥希纳加，我将让你靠墙站着，并十分高兴亲手在你背上开条沟。
里德发现，在舒适而安全的荷兰大厦里高读阔论成况，同他现在这样企图蹦过浅浊的格朗尚河向对岸跋涉，毕竟不是一个滋味。“当我首次越过边界时，极度的恐惧控制着我，”他在《三十将至里写道，“我怕死，怕负伤，也怕陌生土地上所生的人们；我不知道他们的思想，不懂得他们的语言。但是，异常的好奇心驱使我前进……。”
在奥希纳加，里德避开了瞌睡的哨兵，穿过了用白色碎石铺就的满是尘土的街道。这个城镇五次丢失，又五次被韦尔塔帮夺回。没有了屋顶的房子，内部被加农炮火摧毁了。一座古老的教堂，连窗户都没有，还立在住宅的断垣残壁之间。带着孩子的妇女们在空空的门道里，俯身在小小的炉子上煮着玉米芯子和干肉。
里德发现梅尔卡多将军“是个肥胖、忧郁、烦躁而无决断的小个子，他连嚎带吼、喋喋不休地说美国军队如何渡河帮助比利亚赢得特拉·布兰卡战役”。显然，这是谎话。美国军队并未越过边界。但是里德知道，这位将军只好说谎，否则他怎样能够解释独裁者的那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队，何以一再被原先的土匪率领的一伙装备极差而又粗野无知的农民所击败呢？
奥罗斯科将军还没来得及发现，里德就溜出了奥希纳加，朝着原先的土匪潘乔·比利亚的司令部所在地奇瓦瓦走去。在那里的阿玛斯广场上，无数的人聚集在宫殿之前，参加给比利亚授勋的仪式。里德后来给他的美国读者描写了这一个场面：
“他来了！”“他到这儿来了！”“比利亚万岁！”“比利亚，穷人的朋友！”
人群的后面开始响起了欢呼声，猛如熊熊燃烧的烈火席卷全场，直到无数的帽子抛向天空为止。院中的乐队开始奏起墨西哥国歌，比利亚从街上步行而来。
他穿着旧的素咔叽制服，纽扣也少了几个。他胡子没刮，帽子没戴，头发也没有梳。走路时脚呈内八字形。弓着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当他打从士兵们威严的两列横队之间走过时，显得有点窘迫，向队伍中随处可见的朋友们点头微笑。身着礼服的赵总督和国务秘书特拉萨斯在华丽的楼梯脚下迎侯……一群器宇轩昂的军官在屋内向他立正致敬。
简直是拿破仑一世！
比利亚犹疑了一下，摸着胡子，显得不很自然。最后走向宝座，摇着椅子的扶手试了试，然后坐下。
军官们开始按正规的墨西哥传统，作辞藻华丽的长篇演说。他们称赞比利亚秉性勇敢、胆识超群，有着感人至深的爱国主义情操……比利亚始终听着，偶尔打个哈欠、笑笑，但同时对这种夸夸其谈感到厌烦。最后，一位上校以令人难忘的姿势，捧着装有勋章的小硬纸盒走上前去。
结束轮番演说的愿望终于盼到，广场上的人群也鸦雀无声了。比利亚看着勋章，搔搔头皮，在肃穆的静寂中清晰可闻地说道；“这小玩意哪值得奉献给你们称道了半天的英雄业绩的人呀！”于是，吹嘘成拿破仑皇帝的肥皂泡就这样给戳破了，随之而来的是一片哄笑声。
人们等待他发言，作例行的受勋演说。但是，他环顾了房间里那些受过教育、才华出众的官员们，想到他们说过，愿为他比利亚而死，愿为农奴而死，并表示说到做到；接着又把目光转向门外那些衣衫褴褛的士兵，他们这时已经忘掉了严格的军纪，争先恐后地挤进走廊来，满腔热情地望着他，把他当作他们众人热爱的伙伴。这时候，他充分理解到革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他和往常神志专注时一样，绷起了脸，身体向前面的桌子前倾，用低得人们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我没有什么话好讲。我所能说的就是：我全心全意为你们。”然后，他用肘轻推以暗示赵总督，并且坐下，大口地向地板上吐痰。赵就宣读传统的演讲。
这样的报道开始送抵美国时，《大都会》的编辑便意识到，选派二十六岁的里德去墨西哥是得当的。报道里没有对事件作干巴巴的分析，而显示了一个作家大胆的写作才华。里德不仅把他观察到的东西告诉了他的读者，而且报道得栩栩如生，充满了丰富多采的形象，使读者恰如身临其境地看到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在里德的新闻电讯开始刊出以前，美国人民心目中的比利亚，似乎只是一个嗜血成性的土匪，一个残忍、幼稚而粗野的丑角。而里德笔下的比利亚却从反面人物变成了正面人物。这正是《大都会》想要提供给它的读者的东西。因此卡尔·霍维打电报给里德说：寄来珍贵材料，对大作深感满意……
里德在奇瓦瓦时，常去拜访游击队首领比利亚。会面经常在比利亚的住处或与其粗鲁而忠诚的伙伴济济一堂的办公室里举行。在那里，比利亚作为奇瓦瓦州的地方长官和立宪派军队北方师的将领，处理着一切行政事务。尽管比利亚宣告过不接见记者，却从来不拒绝会见里德。其原因不仅在于这位年轻记者的诱人性格征服了他，更不是因为里德给他带来礼物——包括一只马克沁机枪的消音器，一具马鞍和一支带有金色商标的来复枪，而是因为里德向他提出别人未曾提过的问题，引起了这位当年土匪的兴趣。比如，他对妇女参加选举有何看法？他对社会主义有什么见解？
“社会主义！果真有这回事？”比利亚回答说，“我只在书本上读到过，也读得不多。”比利亚对女权问题的反应，里德作了如下的描绘：
有一次我问他，在新的共和国里妇女是否参加选举。他本来敞着上衣，四仰八又地躺在床上；听了大吃一惊，猛然坐起身来说道：“什么！我倒不以为然。你说的选举是什么意思？是指选举政府，制定法律吗？”我说是这样。在美国，妇女已经这样做了。“啊！”他抓着头皮说，“如果她们在那里搞了，我不认为她们在这里就不能搞的。”这个想法似乎极大地逗乐了他。他翻来复去地思考着，把我瞧了又瞧。“也许象你讲的那样，”他说：“不过我还没有想过。我看，女人只当受人保护，讨人喜爱。她们有啥主心骨，懂得啥是啥非，只会同情人，体贴人罢了。是不是。”他接着又说：“女人怎会下令处决叛徒啊。”
“这事我看不一定吧，将军阁下。”我说。“女人可能比男人更粗暴，更狠心哩。”
他摸着他的胡子，凝视着我，然后咧开嘴巴笑起来，慢慢地转向他那正在摆吃饭桌的妻子，说道：“奥伊加，过来。听着，昨晚我抓到三个渡河炸铁路的叛徒。我该怎么处理他们呢？我要不要枪毙他们？”
她窘住了，抓过他的手吻着说：“噢，这样的事，我懂什么？你最知道该怎么办。”
比利亚说：“不。我把这件事完全交给你处理。那些人要切断华雷斯和奇瓦瓦之间的交通。他们是叛徒，是支持联邦政府的。我该怎么办？枪毙不枪毙他们！”
“噢，那么，枪毙他们。”比利亚夫人说。
比利亚高兴得嘻嘻笑。“你说的有道理，”他指出。以后几天，他就一一地问厨娘，问侍女，问她们喜欢谁来当墨西哥总统。
正当美国人被里德的报道强烈吸引住时，比利亚本人却感到这事有点儿滑稽可笑，竟会有一家美国有钱的杂志，情愿付巨款给里德这样的人，来弄明白“他”在想什么。不过，那毕竟是他们的事情，而他的事情是战争——不是为战争而战争，而是象里德报道的那样，为新型的墨西哥而战。在这个新型的墨西哥，雇农将拥有自己耕种的土地，他们的孩子能够上学读书。土地归人民，教育为人民，这就是潘乔·比利亚的目标。此外，他没有个人野心，因为他把卡兰萨当作他的首领。尽管他们后来有严重的分歧，而在当时他还是把受过教育的卡兰萨，而不是把他自己，看作是未来的墨西哥总统。
比利亚准备从北边向敌人的主要据点托雷翁城发起一次大规模的攻击，但没有人知道他何时行动。同时，里德不想留在战争的边缘地带，只在远处凭传闻来写他的新闻报道。他想同正在战斗的普通雇农生活在一起。一天早晨，他听说另一位在杜兰戈高原的反政府军官乌尔维纳将军，正在从遥远的南边挥师迎敌，于是打定主意去杜兰戈。
这是个冒险的决定。韦尔塔纠集的科洛拉多人的敢死队正在农村中大批出没，他们比联邦政府的正规军更为残忍凶恶。可能你还没有来得及掏出记者证，就轻易地把你剁成肉酱了，因为记者证虽表示战地记者保证严守中立，可是他们之中几乎没有人能读懂它写的什么。何况，此去希门尼斯的铁路沿线都埋上了甘油炸药，再过去又根本没有铁路，只是空旷的大草原和山脉。那儿也弄不到马匹，因为凡是能够乘用的坐骑都是战士们所需要的。
不过，里德还是启程去杜兰戈；先坐装运弹药环的军用列车，然后搭上一名小贩的轻便双轮马车。他们白天在尘土飞扬的崎岖路上驰骋，夜里在漆黑的沟壑里或被遗弃的庄园住宅边，围着一堆奄奄待灭的篝火过夜。他穿过了希门尼斯，圣佩德罗，圣伊西德罗，马其斯特拉等好多城镇，最后到达拉斯涅维斯。随军小贩让他在那里下了车，就很快掉转车头回去了，因为过了拉斯涅维斯就是前线。
里德在附近的庄园住宅里，找到了乌尔维纳将军和他的士兵。这一伙人，衣着五颜六色，破破烂烂。一些人穿着工装服，另一些人穿着雇农的粗布夹克，还有人穿紧身的牧民裤；少数人有鞋，多数人穿着牛皮凉鞋，其余的人光着脚。这支农民军就是著名的“拉特罗帕”〔注：拉特罗帕（La Tropa)——西班牙语，指农民的队伍。——译者注〕，他们以墨西哥革命的名义战斗，因而声威大振。几天之内，他们就要出发去前线了。里德得到乌尔维纳将军的许可，随同“拉特罗帕”行军。
他搭上载有几箱油炸药的旧四轮马车，穿过荒凉的草原。那里“黑得发亮的荆棘丛有驱背那样高，擦着车身而过；条千手兰和巨大的仙人球象哨兵似的，从沙原的远处注视着我们。矫健的墨西哥秃鹰老在我们的上空盘旋，它们似乎知道我们是去作战。”
抬头远望，墨西哥的红白绿三色旗在队伍前面飘扬，“拉特罗帕”的队伍拉得足有半英里路长——“步枪吊在马鞍上，四五条子弹带交叉在胸前，高高的阔边帽拉下了帽沿，巨大的踢马刺叮当作响，色彩鲜艳的羊毛毯用皮带束在身后。”
起初，“拉特罗帕”战士对里德很怀疑。他是个美国人，是个外国佬，而对他们来说，所有的外国佬都是敌人。他们从前见过的美国人都在墨西哥拥有矿山，强迫债奴牛马似地干活。他们不相信里德会象他寻根问底那样地认真关心他们，真正同情他们的事业。尽管他们外表上对他很友好，毫无恶意地取笑他那不流利的西班牙语，戏谑地把他称为“先生”，但他们之中不止是一个人相信，他是外国人派来的，说不定还是韦尔塔帮派来侦查他们的行动的。
里德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并想尽办法消除使他和这些人隔阂的障碍。然而在墨西哥的这片荒漠里，不会象帕特森监狱中那样，来个比尔·海伍德，可以告诉其他人，他是值得信任的。他必须靠自己来赢得这些墨西哥人的信任。不久，他们就看出，他不是娇生惯养的美国人。当他们怂恿他喝干半瓶叫做“索托”的烈性酒时，他一口就喝光了。征途之夜，在被遗弃的庄园住宅里举行的舞会上，他们鼓励他表演“豁踏”舞时，他跌跌撞撞地挣扎着，直到最后掌握了迅速的旋转动作。当他们宰了菜牛，抽不出时间来煮肉时，他也并不挑剔，和他们一道撕吞着生肉。当他面临着挑选和军官同住呢还是睡在酷热、拥挤的战士营房里的时候，里德挑选了营房。
可是有一天夜里，一个对外国佬记者仍旧持有戒心的骑兵，名叫胡利安·雷耶斯，坐在里德的旁边。
他喝多了“索托”酒——他的眼睛中燃烧着狂热。
突然，他转向我：
“你和我们一道去打仗吗？”
我说：“不，我是记者。记者是不许参战的。”
他叫道：“你撒谎。你是怕打仗才不打的。上帝知道，我们这是正义事业。”
“是的，这我也知道。可是我的使命不是打仗。”
“我才不管什么使命不使命！……我们不需要记者。我们要步枪，要杀人……胆小鬼！韦尔塔帮！……”
“你得了吧，”有人喊道。我抬起头来，看见隆希诺斯·圭雷卡在我面前站着。“莱叶士，你懂个屁！这位伙计千里迢迢来我们这里，是要把我们为自由而战的真实情况告诉他的同胞。他赤手空拳上战场，比你勇敢，你还有枪嘛。出去吧，莫再打扰他！”
对里德的最后一点反感也消失了。战士们把他当作他们中的一员，当作他们的亲密伙伴。夜里，围着营火，战士们向他诉说艰难困苦的生活，以及要有一个民主的新墨西哥的愿望。他们和里德同声欢笑，引吭高歌，常常有人把马借给里德乘坐。于是他就与“拉特罗帕”的战士们并驾齐驱，一路畅谈。他们是一伙粗野的亡命徒，其中有些人穷到没有一块羊毛披肩，但是他们的诚实给了里德极深的印象。他有一百五十个比索，睡觉时就把这笔钱很显眼地放在身旁，却从来没有人动过。虽然粮食和烟草非常缺乏，但伙伴们总尽量使里德得到足够的供应。他也发现，这些过去的亡命徒既自尊又惊慨，因为他每次要付钱时，他们就认为那是侮辱。
里德有机会亲眼见到了“拉特罗帕”部队传奇般的勇气。那是在一个早晨，一千多人的韦尔塔义勇军即凶残的科洛拉多分子，突然偷袭拉卡德纳，向警戒部队发动猛攻。里德和一百名骑兵留下来守卫拉卡德纳的山路，让“拉特罗帕”的主力部队往前开拔。然而，这一百个人毫不犹豫，立即以猛烈的反攻来迎击进犯的敌人。他们跨上战马，连没有武器的人也骑马向前猛冲，口中高喊：“冲上去，我们空手也要勒死他们。”在随之而来的血战中，这支骑兵几乎全被杀害了，里德本人不得不逃走。
“我并不是太胆小，”他后来写道：“而是在我看来，如果不跑，就搞不好我的工作。我当时一直在想：‘唔，这回真是见了世面。我有东西可写了。’”
可是，他几乎写不成了，因为那荒漠是一片平坦的台地，当他向山上跑去时，一英里范围内都能看见他。他扔掉照相机，又扔掉大衣，直到最后被一小棵豆科植物的根绊了一交，摔进一条小沟里。他藏在沟里，一伙科洛拉多分子骑马经过，离他躺着的地方不到十英尺，朝那支小小的警戒部队的最后幸存者开枪。
后来，里德孤零零地跋涉了一百英里的荒漠，赶上了“拉特罗帕”的主力部队，再次加入了他们的行军。他经常离开前线，去执行自己的专业任务。他访问了陷于孤军作战境地的革命第一首领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另外有一次，听说一个家财万贯的苏格兰大地主被比利亚的人枪杀了，流言蜚语传开去，差一点招致了外国的干涉，他对此事也作了采访。但里德总是返回了战地，而且在向韦尔塔的主要据点托雷翁长途行军中，他一直和比利亚的战士一块儿坐在运兵的火车里。在那里，他有机会观察到这位农民领袖和他的农民战士之间的亲密团结。他写道：“当这群衣衫褴褛而勇猛无比的棕色人流，带着手榴弹和步枪向那设防城镇火网交织的街道冲去时，比利亚也象一名普通战士一样，在他们中间冲锋。”
托雷翁城周围已激战多次，在比利亚的打击下是旦夕可破了。在攻城的最后几天里，实行了电信检查，里德的电讯发不出去。他还意识到，在托雷翁城陷落后，战争的性质将从野外的游击战转入有组织的正规军之间的对垒，而他对此兴趣不大。更主要的是，他对厮杀的场面已感到厌烦。他决定离开墨西哥，于是藏进一辆铁道汽车里偷偷溜走，重新跨过边界，回到埃尔帕索。
他用去了四个月的时间对墨西哥战争进行采访的实践，使他在多方面起了变化。他坚信自己是个勇士，是个作家。后来他在《三十将至》中评价自己说：“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写得出色”。在这本书里，他谈到第一次穿越国境线时所感到的极度恐惧：过后“我发现子弹并不那么可怕，死亡的恐惧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他越来越自信他是与普通人民以及他们的生活不可分的，而且这种自信心已愈加坚定，愈加明确了：
四个月来，骑马奔驰数百里，穿越灼热的平原，同伙伴们一块睡在地上……亲密无间地和他们一同嬉游，一同战斗，这也许是我一生中最令人满意的时期。我和这些粗野的战士相处得很好，自己也过得很满意。我热爱他们，我热爱这种生活。我再度发现了我自己的才能，也知道了该如何去发挥自己的才能。
里德还在墨西哥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给他去信，赞赏他已经开始在《大都会》和《纽约世界报》上署名发表的新闻报道。沃尔特·李普曼在去信中写道：
要对一个你认识的人当面说他是天才，总是有点不太好办的事情。好在你现在不是在我面前，而是在一个失去控制的国家里。我无法告诉你这些文章是多么的精采……你具有匠心慧眼，你的表达能力是无懈可击的。要是以往的历史都象你这样来写，该有多好啊！我说：报告文学始于里德。顺便提一句，当然你的新闻报道都是文献。
里德还没有意识到回国后他的名望达到何等程度。可是他回到纽约时，他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一幅极大的广告，用一张把他画成英雄人物的素描来宣传他在《大都会》上的文章。他看到《纽约世界报》的投递车的车身两旁写有他的名字，把他当作“美国的吉普林”来宣扬。他获悉伟大的吉普林亲口讲到里德：“他在《大都会》上的文章使我看到了墨西哥。”里德赞誉他的墨西哥伙伴的事迹，同时也使他自己成了受人赞誉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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