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是沙皇复仇的一年。6月3日事变完全恢复了专制政治，开始了斯托雷平的恐怖统治。他解散了第二届杜马，用一项新法律剥夺了大批人的公民权，尔后才选出新杜马。第二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代表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革命政党都被击溃，它们的俱乐部和报纸都被取缔，无数革命党人遭到屠杀。统治政治舞台的是军事法庭和绞刑架。甚至连新近还抱希望与沙皇达成协议的温和的自由派也都受到迫害和羞辱。米留可夫痛苦地抱怨说：“当人们认为我们身后有赤色力量支持的时候，就邀请我们担任官职，……当认为我们是革命党人的时候，就尊敬我们。但自从弄清楚我们是十足的立宪民主党时，就发现我们毫无用处。”
不久前还占压倒优势的社会主义影响此刻已经黯然萎缩。在1905年，似乎每个人都同情社会主义；而在此时又几乎每个人都背离了它。支持社会主义的人只是寥寥少数，就连这些人也顶不住渗透人心的幻灭和混乱。曾经满怀希望崭露头角的社会民主党人此时又被赶回地下。1905年以前，他们结成秘密小团体比现在怀着失败情绪重返地下要容易得多。他们仿佛重新回到了起点，却没有了原来的信心和勇气。有些人勉勉强强地恢复了秘密斗争，却又希望在6月3日政权许可的范围内公开活动。另外一些人则蔑视对反革命胜利的让步，他们不顾一切地试图从地下继续进行一场殊死战斗，其中大部分人要抵制少数公开存在而又摇摇欲坠的社会政治机构。前一种人的立场，即所谓“取消派”立场在孟什维克中占优势，而有些孟什维克领导人，特别是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则深信秘密组织的必要性。“召回派”则在布尔什维克中有强大的力量，但是他们遭到列宁的反对。列宁竭力要使秘密活动和公开活动结合起来。
托洛茨基认为沙皇统治的复苏不过是两次革命之间的一个间歇而已。他与列宁一样坚持重建秘密组织的活动是必须的；他还极力主张，地下工作者要“渗透”进从杜马到工会等每一个公开的组织中去，以便在内部宣传他们的主张。所以，他既反对取消派也反对召回派。在那沉闷的几年中他仍抱着乐观主义并以非凡的热情继续阐述不断革命的思想。①
① 参见托洛茨基主编的维也纳《真理报》第1、4、5期编者声明；《致俄国工人书——紧急呼吁》，载维也纳《真理报》第6期；《今后怎么办》，载维也纳《真理报》增刊第17期。
然而在1907至1914年之间的几年，却是他的生命史上唯独没有政治成就的一章。他后来写道：“在反动的几年中，我的大部分工作就在于解释1905年的革命以及通过理论研究为下次革命铺平道路。”①他的确解释了1905年的革命，或毋宁说他不断地重复以前的解释。而新的理论研究在他的著作中却几乎找不到证据。那几年的著作全是才气横溢的新闻写作和文艺批评，但就是没有一篇政治理论方面的重要著作。然而就是在这种多少有点儿为自己辩护的回顾中，托洛茨基也没有任何实际的革命成就可归功于他自己。而在这几年中，列宁在他的信徒们的协助下锻造了他的党，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后来的斯大林等人都增长了才干，使他们在1917年能在党内发挥领导作用。对托洛茨基来说，在1904一1906年间曾经达到的高度，在这个时期他则很少有所增添或者说毫无增添。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251页。
斯大林在他还没开始中伤托洛茨基的那些日子里曾说过一段话，这段话给本章提供了一个佐证。斯大林说，当革命冲力增长因而前进时，托洛茨基的力量就显示出来；而当革命失败并必须退却时，他的弱点就变得突出了。①这话倒多少符合事实。托洛茨基具有的精神道德素质使他在现实巨变的紧张和压力下受到最强有力的推动并在巨变中出色地调动他的应变能力。他屹立在宏伟的舞台上是巍峨的巨人，使别人相形之下成了侏儒。他的声音在战斗的呼啸轰响中充分发挥力量；而当面对起义群众时，他汲取群众的希望，分担他们的失望，并把自己的热情和信心传给他们，这时，他的品格驾驭了人们，而且在一定范围内也驾驭了事变。然而一当革命退潮，他就无所适从，失去了力量。他可以胜任任何最艰巨的任务，却难以承受其轻。
①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29一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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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从遥地的北方归来后，先在彼得堡停留了几天，尔后在警察发现他的踪迹之前就已越境进入芬兰。一批新的革命流亡者陆陆续续向西转移。芬兰是他们停留的第一站。赫尔辛基的警察局长是一位芬兰的爱国者，他很乐于给沙皇的敌人提供庇护所。列宁与马尔托夫已经到达那里。他们热烈欢迎托洛茨基，为他在被告席上的表现表示祝贺。他在芬兰寄居了几个星期，在这段时间，他为出版一本描写从冻土地带逃亡的书进行准备。4月底他要在伦敦出席党的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就多方面来说是一次奇特的大会。出席的代表约350人——差不多是1903年大会代表人数的十倍——这是统一的党的最后一次大会。代表们尽管是在斯托雷平政变的前夕集会，但都没有清楚地意识到革命已经失败，相反，在他们看来，党仿佛仍然处于力量的顶峰。党员人数表面上还是很多，不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一起进行工作，而且连波兰党和拉脱维亚党也参加了俄罗斯母党——他们迄今与两派都保持距离，不至于与任何一派接近。然而党很穷，穷到不得不向一个自由派英国企业家借钱才能在伦敦的兄弟会堂举行大会的地步。
大会对革命的重大问题——如经济趋势、阶级阵线及历史前景——都公开持久而充分地加以辩论，辩论持续了3个星期。“领袖们的发言长达数小时……简直成了学术讨论会……。”①托洛茨基第一次有机会在这种集会上阐明不断革命论。他猛烈批评孟什维克要跟立宪民主党联合的倾向，主张工农联盟。罗莎·卢森堡同意不断革命论。列宁两次强调承认：在主张工农联盟方面，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有共同基础。列宁又一次希望把托洛茨基争取过来，但又一次失败。因为当时托洛茨基与两派都保持距离，向双方宣扬团结。他说：“马尔托夫到这里来……大有在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竖起一道枪眼儿密布的马克思主义高墙的危险。”……布尔什维克则回答说：“我们并不害怕……”，也威胁要用深沟高垒加强自卫。“马尔托夫同志，你的墙只不过是纸糊的，是用你的争论文字堆砌的——你再也没有其他的东西可用来砌你的高墙。”③在这一点上托洛茨基当然错了，分隔两派的“高墙”所用的材料比他想象的要坚固得多，列宁和马尔托夫对于他们的政治方法最终不能和解这一点都有先见之明。而托洛茨基继续争辩说：“如果你们认为分裂不可避免，至少也要等到让事变，而不只是让决议把你们分裂开来。你们不要跑到事变前头去。”
① 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罗安·巴拉巴诺娃：《我的造反者生涯》第88页。
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第272一273、417一418、420一424页。
③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第54一55页。
他对待党内两派的态度是以某种目空一切的理性为依据的，因为他是透过不断革命论这面三棱镜去看双方的。列宁和马尔托夫一致认定俄国革命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在他看来，双方都是错误的，双方的观点都经不起事变的考验。①按严格的理论说，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但严格的理论观点未必是最现实的。无论如何，革命的党正是在列宁的鼓舞下组成的，而在马尔托夫鼓舞下的只可能是改良的党。托洛茨基的视线由于集中在广阔的地平线上，就看不到在他眼前发生的分裂了。他自己的理论本应促使他更接近布尔什维克，但个人友谊的纽带以及他跟列宁昔日争论留下的沉重包袱却使他比较接近孟什维克。
① 大会后不久，托洛茨基在罗莎·卢森堡主编的波兰报纸《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上写道：“孟什维克的反革命面貌早已彻底暴露，而布尔什维克的反革命特征则在革命胜利的情况下才会有暴露出来的可能。”然而，托洛茨基希望新的革命会迫使两派修正自己的观点，从而会像他们在1905年事变中一样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参见《1905年俄国革命》第231页。
伦敦大会上的一个新问题使旧日的恶感又趋激化。在委员会上，代表们讨论布尔什维克战斗队一直在进行的活动，特别是在高加索进行的游击活动及“剥夺”活动。孟什维克愤怒抨击这些活动，说它们即使不是公然的盗匪行径也是在重蹈民粹派恐怖主义的覆辙；他们劝说大会对这类活动加以禁止，而列宁在这次大会的其他方面是拥有多数的。列宁在整个讨论过程中态度暖昧。他显然仍想利用战斗队在俄国国库运送现金时进行几次袭击，借以取得党在反革命恐怖下进行活动所需的经费。一个不知名的高加索代表（与布尔什维克战斗队有密切关系），名叫朱加施维里一伊万诺维奇——他还没有用斯大林这个化名——始终沉默地坐在那里，等待争论结果，等待列宁的指示。关于这场争论的过程，大会记录里没有一点儿记载，可以得到的只是许多年后写的一些片断回忆。但是尖锐责难布尔什维克的人中毫无疑问有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在大会之后不久，托洛茨基甚至还在西欧社会民主党报纸的专栏上发表公开的指责。他一定在大会的休息室里或委员会上发泄过他的愤怒。这样，列宁早些时候承认的他和托洛茨基在基本观点方面的修好和重新试图把托洛茨基争取过来的努力都落了空，而令人难受的垢骂一直持续到大会结束。托洛茨基仍然时而投票赞成布尔什维克的提议，时而赞成孟什维克的提议，但他有好几次带有恶感地突然大肆攻击列宁，大会记录对恶感并没有提供说明。①
① 大会后不久，列宁写信给马克西姆·高尔基（高尔基曾出席大会并曾力图使列宁和托洛茨基和解）说，托洛茨基的行为“像一个装腔作势的人”。《列宁全集》第45卷第176页。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大会》第506、602、619页和《梅杰姆自传》第187一189页。
继战斗队问题争论而起的是一场关于运动性质的更大争论。所谓的取消派分子力图为反对秘密工作进行辩解，说这是努力用欧洲精神改造俄国社会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争辩说，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都是公开活动的，俄国组织也应如此。由于自从反对民粹派斗争的日子以来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把俄国革命的“欧洲化”视为自己的使命，因此这场争论诉诸党内各派都曾有过的这种强烈的情绪。但这时两派对“欧洲化”一词的意义各有不同的解释。取消派分子认为欧洲社会主义的实质在于民主的群众组织、日益发展的议会代表的公开活动、工会的和平谈判，简言之，即在于改良主义的实践。而“欧洲化”对布尔什维克的意义，如同它在开始时对全党来说的意义那样，就是把全部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即德国哲学、法国社会主义和英国政治经济学相结合的产物移植到俄国。但他们并不知道如何才能超越它、如何才能仿效西方社会主义的公开合法方法；俄国这个警察国家，特别是在斯托雷平的统治下，连自由党都不准许公开存在，更不要说社会主义政党了。如果社会主义只在法律所许可的范围内行事，而法律则听命于胜利的专制统治，那么社会主义实际上就会自我取消。
托洛茨基用他特有的满腔浪漫热情赞扬地下斗争，赞扬地下斗争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但是他对“欧洲化”这个口号也作出过热情的响应。在他看来，“欧洲化”是情感和文化态度的概括，而不是明确的政治概念。他对“欧洲化”的含义从未作过清楚的说明。正如列宁认为的那样，这明确地表明托洛茨基厌恶秘密组织的“严峻无情”。他知道，在沙皇统治下，有广泛基础的公开的工人运动纯属空中楼阁。但他渴求两全其美，希望看到西方社会主义的广泛民主及宽容精神能灌输到俄国的地下组织中来。他希望秘密组织给基层群众“自主活动”（主动精神）的余地，西方的工人党显然是能提供这种余地的。然而，任何秘密运动与公开活动的政党相比，必然是狭隘而严格的。说实话，它不可能有广泛的基础，秘密运动确实不能放松领导施加于组织成员的纪律，不能听任群众也有如正常政党可能有的（或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有的）首创与“自主活动”的自由。列宁有理由坚持认为：就是按托洛茨基所希望的，而不是按取消派所希望的意义上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欧洲化”，也意味着党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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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欧洲化的呼声最强烈的当然莫过于托洛茨基。比起任何其他流亡者来，他则是最“欧洲化”的，大多数流亡者都在封闭的圈子里生活，他们热中于俄国的事，不受居留国生活的影响。托洛茨基不是这样。由于具有犹太人对流浪生活的适应性和接受思想快的特点（尽管这些也绝不是犹太人独有的特点），他生活在大多数欧洲国家里都感到如在家中一样自在。他热情地关注那些国家的事务，用那些国家的语言讲话和写作，参加那里的工人运动。
1907年的夏天大会以后，托洛茨基从伦敦到达柏林，他的妻子谢多娃和他们的男孩已在柏林等待他了。在那里他受到德国社会主义的优秀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他已遐迩闻名：他在苏维埃、在被告席上的表现已经引起人们的赞赏，德国的期刊也已经译好并发表了他的文章。从西伯利亚逃出来的帕尔乌斯把他介绍给卡尔·考茨基，当时，考茨基作为欧洲社会主义的精神导师、马克思主义“教皇”，其影响正处于巅峰。托洛茨基常常回想起那次访问时他的欣喜之情以及“满头皓发、目光明亮”的考茨基留给他的非凡印象。他想不到有朝一日考茨基会成为最激烈地批评十月革命的人，会成为他本人毁灭性攻击的对象。尽管考茨基这位大师思想“枯燥而生硬”、相当平庸、不会审时度势，不久就使托洛茨基感到失望，但在那几年中，托洛茨基和所有社会民主党人一样仍然拜倒在考茨基的脚下，考茨基的家是他在柏林时常去的地方，而且他参加了“教皇”核心圈子的亲密聚会，在那里他见到了倍倍尔，那是一位勇敢对抗俾斯麦的先驱，德国社会主义在其领导下经历过多年的迫害后似乎进入了黄金时代。他在那里还见到累德堡（Ledebour）、哈阿兹（Haase）及其他领导人，他使这些友谊和接触转化为有利于政治的优越条件，他在考茨基主编的月刊《新时代》和极有影响的社会民主党的日报《前进报》上经常介绍俄国社会主义的实情，从他的角度说明其内部分歧。①他置身于俄国争论的两派之外这一事实使他受到德国人的欢迎，这些德国人对俄国纠缠不清的争论莫名其妙，都不愿卷入。②托洛茨基的文风灵活，有吸引力，是欧洲式的；他对德国读者的吸引力是俄国其他社会民主党人不可企及的。另一方面，他的德国朋友也不时地给他办的俄文流亡报纸写稿，这有助于抬高报纸的身价——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依然是所有俄国社会主义者的“母亲、导师和活的榜样”。
① 列宁给信徒们的一封信中曾抱怨说：“托洛茨基之流这样写，德国人也就相信他们，总之，托洛茨基在《前进报》上可以随心所欲。”《列宁全集》第46卷第90页。
② 这几乎是所有欧洲社会主义者的态度，例如饶勒斯曾告诫过《人道报》编辑部人员不要发表来自俄国党或和俄国党有关的任何东西，否则，来自对立双方极难搞清的无穷声明会使报纸难于应付。莫里茨：《列宁与托洛茨基》第101页。
奇怪的是，与托洛茨基联系最紧密的并不是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弗兰茨·梅林这些未来的德国共产党创始人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激进派，而是保持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外貌而实际上是把党引向屈从于霍亨索伦的帝国主义野心的中间派。更奇怪的是，德国激进派绝不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对应党派。他们对大多数重大问题的态度和托洛茨基一致，他们对党的统一也十分珍惜，他们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一翼的代表，他们反对德国工会散播的以经验为根据的改良主义。在所有欧洲社会主义人物中，在出身、气质、政治和写作才能方面跟托洛茨基相近的也莫过于罗莎·卢森堡了——1932年斯大林在她死后攻击她是“托洛茨基分子”，并非毫无理由。这两人在最近的伦敦大会上、尔后又在斯图加特国际大会上都发现他们是一致的，卢森堡在斯图加特国际大会上曾代表反对军国主义的左派发言。她和托洛茨基一样，反对孟什维克的总革命观，但又以怀疑眼光看待布尔什维克的活动。她和托洛茨基一样希望看到俄国运动的“欧洲化”，而同时她本人又试图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吸取一些俄国的革命理想主义。他们有时在考茨基家相遇，但相互之间十分冷淡，或许是因为他们太相似了，所以彼此就没什么可谈的了。卡尔·李卜克内西热情真挚，然而他单纯的理想主义也没有引起托洛茨基的注意，这在后来的岁月中一直使他感到遗憾。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尽显其政治气质的弗兰茨·梅林此时却热中于历史及哲学方面的研究工作，而这些工作却有点儿远离托洛茨基所关注的问题。
以后的7年，托洛茨基一直住在维也纳，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1912年曾在那里拜访过他的一位美籍俄国社会主义者曾写道：“他在维也纳的家是一个穷人的家，是一个比普通工人更穷的家。……他住在……近郊的工人居住区……他的三个房间里，家具简陋，根本谈不上舒适。他身着廉价服装，使他在中产阶级的维也纳人的眼中有失‘体面’。我去他家拜访时，看到托洛茨基夫人在忙家务，而两个浅色头发的可爱男孩则得不到一点儿照顾。唯一使房间增色的东西是堆满角落的书籍。”①这位客人对他贫穷的印象也许有些夸张，尽管托洛茨基一家生活非常节俭，正如我们看到的，有时深受贫穷之苦，但比起大多数流亡者来，他的境况还是不错的。整整这几年托洛茨基都用安季特·奥托这个旧笔名写作，同时他还担任读者众多的激进自由派报纸《基辅思想报》驻维也纳的记者，并且至少经常为六家俄国、德国及比利时的报纸写稿。②他的有钱的父母帮助养育他初婚生的两个女儿，而且曾几次到国外来看他，几乎可以肯定，他的父母帮助过他。那位美国客人所说的两个男孩，一个是列夫（廖瓦），这是第二次结婚生的大儿子，生于1906年，当时托洛茨基正在狱中；另一个是1908年生于维也纳的谢尔盖（谢辽沙）。
① 参见M.J．奥尔金为托洛茨基著的《我们的革命》美国版所作的《传记注释》第18页。
② 他在这几年中，除《基辅思想报》外，还不定期地为下列各报写稿：《光明报》、《时报》、《敖德萨消息报》（这份报纸的发行人就是他表哥施宾策尔）、《新时代报》、《前进报》、布鲁塞尔的《人民报》。
无论如何，这个家庭过的是平静而愉快的生活。托洛茨基这位革命雄狮是一位挚爱妻子的丈夫，钟爱子女的爸爸。他一心帮助妻子既能追求她的艺术爱好又能介入俄国侨民的政治生活，在家务、带养孩子上，他也帮忙。后来孩子上学时，他又按时辅导孩子做作业，甚至在举家移居巴黎以后，在战争最激烈的年代里，他也抽时间帮助他们。①至于谢多娃，她在维也纳重新开始对她丈夫进行艺术教育，这是她从1902年在巴黎时就已经开始的，当时连初步成就都未取得。夫妇俩一起在布格希洛斯和维也纳美术陈列馆收藏的丰富的美术作品中度过了不少日子。显而易见，他对艺术的兴趣正在增强：他常去巴黎、伦敦或慕尼黑，他会从秘密的政治集会上偷偷溜到卢浮宫、泰特美术陈列馆及其他收藏美术作品的地方；在这一时期他的著作中，特别是在为《基辅思想报》写的维也纳年度美术展览的评论中，表明他对欧洲美术思潮的评价较之美术爱好者已略胜一筹。由于政治和新闻写作只需用他的一部分时间，因而他还扩大了他对法国、俄国小说以及德国诗歌的已然十分广泛的了解，这在他当时的文艺论文中也反映了出来。
① 阿·罗斯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托洛茨基》，载《新国际》1950年第9一10期。
德国警察局拒绝他定居柏林以后，他不得已住在维也纳。他渴望住在德国社会主义的活动区域以内，就这个意义来说，维也纳是仅次于柏林的地方。他在维也纳观察德国的冲突和斯拉夫人对巴尔干的雄心。维也纳虽然多少带点儿外省气，但直到弗朗西斯·约瑟夫的统治结束时仍然是一个欧洲的精神中心。在政治方面，维也纳以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自豪，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已打破了这个几乎是天主教帝国中的教权主义的绝对统治。在文学方面，有亚瑟·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彼得·阿尔滕贝格（Peter Altenberg）、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s）及其他文学家，他们对19世纪末过敏的性意识及死亡意识倾向作过贡献。在艺术方面，直线派能适度地反抗学院派的保守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粗野。在维也纳的知识分子及其激进派中并不缺乏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可靠鉴赏力的人，尽管这些优点与性格坚强或目的性不能相提并论。也许当时维也纳只有心理学方面产生过划时代的东西：弗洛伊德的伟大思想正开始支配这一领域。至于其他方面，如法庭、议会、编辑部、社会民主党人的集会、文学艺术团体与派别的状况都可在维也纳舒适的咖啡馆生活和闲谈中反映出来，而且常常因为机智、诙谐、不着边际的空谈而轰动一时。
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中用轻蔑、嘲弄的语调描写过这种环境。但当时他写的文章强有力地表明，他非常欣赏维也纳适度兴奋的气氛。他投入当地的生活，加入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访问它们的俱乐部，参加集会并给当地的社会民主党报刊撰稿。当地的文学艺术活动使他激动，他有时也顶不住咖啡馆的诱惑。几年后，作为革命胜利的领导人、改良主义不可调和的敌人，他给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领袖们画了一幅置他们于死地的肖像。他住在维也纳期间，对他们还不算太严厉，而他们的友谊也还使他感到满意。他热烈赞赏过维克多·阿德勒这位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之父，因为他在阿德勒家里跟在柏林的考茨基家里一样受欢迎，他热忱、满怀爱戴之情地反复为俄国读者描写维克多·阿德勒。①他喜爱维克多的儿子弗里德里希，这是个叛逆成性的年轻人，是党的宠儿，他担任《战斗报》的编辑，日后为抗议世界大战而杀死了奥地利首相斯裘尔克（Sturskh）男爵。②友谊的纽带还使托洛茨基与鲁道夫·希法亭(Roudlf Hilferding）结交。希法亭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领袖。正当托洛茨基在维也纳郊区希特尔多夫住下时，希法亭正在撰写或完成他那不朽著作《金融资本》，这确实是从马克思逝世以来使《资本论》成为现代理论所作的唯一雄心勃勃的努力。（列宁曾利用希法亭的这一著作证明他的革命政策的正确，而作者本人却当上了魏玛共和国的财政部长。）正是希法亭把托洛茨基介绍给奥地利共和国未来的总理与总统卡尔·伦纳（Karl Renner)，介绍给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主要理论家，少数民族专家，未来的外交部长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并介绍给几乎所有其他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领袖。托洛茨基写道：“他们都很有教养，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比我学识渊博。在中心咖啡馆初见他们时，我怀着强烈的兴趣，几乎可以说是毕恭毕敬地聆听了他们的谈话。”③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8卷第10页及以后各页。
② 大战期间，托洛茨基曾把弗里德里希·阿德勒说成是他“思想上的同志和朋友”（《托洛茨基全集》第8卷第33一36页）。1919年，列宁和托洛茨基曾提名弗·阿德勒为第三国际名誉书记。当阿德勒对他们掉头不顾时，使他们大失所望。后来，阿德勒成为第二国际书记。
③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237页。
但是托洛茨基也渐渐意识到，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与他的不同；他们是学院式的、过于世故的怀疑论者，毫无气概；而且他感觉得到他们以彬彬有礼的外表掩盖他们内心的优越感，他们就是这样对待他的革命热情的。他看到在这些思想家和领导人的后面有“一大群为同一目的集结在一起的奥地利青年政客。他们加入这个党是由于坚信：精通罗马法就会给人支配工人阶级命运的不可剥夺的权利”。①但是他相信，在关键时刻社会主义的英勇精神会克服领导人的怀疑主义和党内人员的机会主义，并相信当革命到来时定会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卷入革命，就像曾把孟什维克卷入革命一样。显然，他把他的朋友错看成革命家，正像他的朋友喜欢认为他本质上是一个温和的改良派一样。②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8卷第12一13页。
② 下列事件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说明：到1917年底，当奥地利外交部长切尔宁伯爵动身前往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同托洛茨基进行停战谈判时，曾跟维克多·阿德勒谈过一次话。“阿德勒在维也纳对我说：‘您肯定会同托洛茨基相处得很好’，而当我问他为什么认为会这样时，他回答说：“啊，您知道，您跟我一起相处得很好嘛。”O.切尔宁伯爵：《在世界大战中》第234页。
托洛茨基仰仗这些友谊的支持，常常作为俄国社会主义的发言人出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上。他成为第二国际集会上的常客，他在那些集会上结识的先驱人物有饶勒斯（Jaures）、盖得（Guesde）、凯尔·哈第（Keir Hardie）、麦克唐纳（MacDonald）、王德威尔得（Vandervelde）和屠拉梯（Turati）。饶勒斯的品格使他着迷，尽管饶勒斯是改良主义者，而使他着迷的是“饶勒斯的天赋的纯真和激情”，是“其如火山爆发般的道德激情和能集雷霆万钧之怒的天分”，此外他还着迷于其演说的才华——虽比起他自己的口才来典雅过之而昂扬不及，但却那么相似。在这些集欧洲社会主义所有人才于一处的集会上，托洛茨基比较过各种不同的演说风格。例如，他注意到他后来讥之为庸人的王德威尔得的“沉着冷静及其精雕细琢的风格和温文尔雅的姿态”，或者分析维克多·阿德勒强烈的演讲效果。他说阿德勒“从来不会控制他[颇为低弱]的声音，毫不吝惜地浪费嗓音，因此到演讲结束时，他总是咳嗽，而且嗓子也哑了”。但是无论在全会、委员会或公众集会上，饶勒斯的演讲使托洛茨基听起来“每次都像初次听他讲话一样”，因为“他（饶勒斯）能移山倒海般地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可他本人从不被震聋。他又像沉重的铁锤一样能锤碎岩石，或者能在极薄的金片上进行无限精密的加工”。①托洛茨基曾描写过这位伟大的法国人，发表了独到的看法：“有时，俄罗斯黑土草原上的人在饶勒斯身上只会看到做作的技巧训练和仿古的朗诵。但这样的评价不过暴露我们俄罗斯文化本身的贫乏而已。”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8卷第13、19、30一31页。
托洛茨基愈是沉浸于1914前的欧洲气氛中，俄罗斯文化的“贫乏及粗野”感就愈发使他难受，愈发使他断然坚持要把使用长柄大钐刀的俄国人改造成“十足的欧洲人”，这正是社会主义的部分使命，而且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以此为使命。1912年他在给《基辅思想报》撰写的一篇论俄国知识分子的出色文章中淋漓尽致地阐述了这一思想，既展示了俄国知识分子的力量，也暴露了它的弱点。《基辅思想报》的主编在发表这篇文章前曾踌躇过好久，因为即使是激进的报纸也会认为这篇文章可能对俄罗斯人的自尊心伤害过重。这篇文章的起因是伊万·拉祖姆尼克（Иван Раэумник）的一本名著，书中赞美了俄国知识分子的卓越品德及其历史作用，托洛茨基在对此书的批评中详细阐述了他早些时候提出的若干关于俄国历史的观点，努力说明俄国知识分子在广阔历史背景下的特殊作用。
他写道：“由于一千多年积累的穷困，我们现在是贫乏的。……历史把我们俄国人从她的袖管里抖落到艰难的环境里，使我们稀疏地分散在广漠的原野上。”只有像利维坦式的国家才能保卫这一广漠原野免遭亚洲人的入侵，才能顶得住富强的欧洲的压力。利维坦这只巨大海兽为喂饱自己而使全国挨饿，摧残了社会阶级与制度的生长，使文明衰退萎缩。“俄罗斯人民受贵族和教会的严重压迫并不亚于西欧人民，但是，在欧洲封建统治基础上成熟的那种复杂完美的生活方式——那里有封建主义的哥特式精致建筑——在我们的土地上却不能成长。我们无力提供这样的生活方式，因为我们缺乏生活必需的物质基础。……我们在粗陋的小木屋里住了上千年，木屋的壁缝里都长满了苔藓——难道我们会去梦想圆形拱顶和哥特式高耸的尖顶吗？"
他继续写道：“我们的贵族多么可怜，他们的城堡在哪里？他们的马上比武大会又在哪里？他们的十字军、持盾武士、游吟诗人和侍从呢？他们的骑士爱情呢？”俄罗斯的贵族粗鄙、野蛮、庸俗。俄罗斯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净化经历，因此对西方市民的“人的人格一无所知，而市民的人格就是力争在自身和上帝之间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在中世纪的欧洲城镇——第三等级的石砌摇篮里，发展出了各种各样引人注目的文化类型，在那里孕育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手工业、行会、自治城市、大学、学术大会、选举、游行、庆祝会和辩论等都是自治的宝贵习惯的结晶；正是在那里形成了人格——当然是资产阶级的人格，但毕竟还是人格，而不是每个警察可以拳打脚踢的猪鼻子。”第三等级，随着本身的发展而需要做的一切就是把新的人际关系和自治习惯从市镇自治机关转变为整体的民族国家。俄罗斯的城镇却相反，那些生长在“俄罗斯农村肌体上的军事一封建的赘疣”却没有为资产阶级进步创造一个起点。在彼得大帝统治下，监护手工业的是警察部门，但由警察部门监护是不会发展出真正的城市文化的。俄罗斯资产阶级民主的不幸境遇又补充了封建传统的残暴性。
然而，国家所需要的是受过教育的、欧洲化的人才，但又害怕他们。沙皇给知识分子以强制教育，但同时继续……用鞭子抽打他们。“旧特权集团中的青年分子·····一旦进入阳光普照的欧洲思想意识领域，几乎都毫不踌躇、不可阻挡地冲破封建主义和所承袭的东正教的樊篱。”俄罗斯知识分子不得不用最极端而且最昂贵的手段捍卫自己最起码的权利。“仿佛要用钟表把钉子敲进墙里去……这就成为他们的历史呼声。”一个俄国人要证明按照自己的选择决定的婚姻是对的，就必须成为达尔文主义者；他要为渴求教育辩护，不能不引用革命思想；如果他要求的是一部宪法，他只有求助于社会主义。俄罗斯知识分子尽管都是激进主义者，但也只是仿效西方，采用西方的现成制度、学说和纲领。在托洛茨基写的一段话里，并不完全公道地把19世纪的俄罗斯思想和文学都说成是死水塘里的产物，他说：“我们的社会思想史迄今为止尚未能为自己开辟一条通道，甚至尚未在人类思想发展的道路上有一锥之地。难道这是对民族自尊心的可怜安慰吗？……历史真实是民族自豪感的侍女，我们宁可把我们的自尊心付诸将来，不要寄予过去。”
俄罗斯知识分子在他们艰苦斗争的全过程中没有得到社会主要阶级的支持，只是在国内孤军作战。这一点形成了他们的特点。他们“生活在可怕的道义压力下，生活在专心一意的苦行主义中……”。他们以知识分子的自负、“思想的狂热、无情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划界、不信任和怀疑以及对他们自身的纯洁性保持警惕”等作为代价，也就是说以造反的正统观念去反对钦定的正统观念为代价，去换取道义上的自信和坚定。因此，他们逐渐表现出“对文学的热情，也就是有时在我们的知识分子激进派中可以看到的那种热情”。知识分子往往不得不作为未成熟的、消极的社会力量的代理人，这正是他们的不幸。在这一点上，托洛茨基用长远的历史眼光看待这种“取代主义”现象，1904年他同列宁争论时曾第一次写到这个问题。①他当时看到知识分子的“取代主义”现象像一条线索贯穿俄国的历史。首先，1825年起义的十二月党人是尚未诞生的中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尔后是民粹派力图为默不作声的农民说话，最后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自命为刚刚觉醒、尚未壮大的产业工人阶级的发言人。对所有这些人来说，阶级的概念比阶级本身更为重要。托洛茨基用更有希望的语气总结了这种悲观的观察，他说，1905一1906年的革命已使工人群众行动起来了，此后，没有人再能做他们的代理人：这是取代主义的结束。②
① 参见本书第三章。
② 《托洛茨基全集》第20卷第327一342页。
以后我们将会看到：这一乐观的结论是否被证明是正确的或者正确的成分有多少。取代主义在革命以后以无比强大的力量再度出现，而且不可抗拒，因而在很长的时间内阶级的概念比阶级本身更重要。托洛茨基在此如此精辟领会的俄国历史上一些其他长期的倾向在革命以后同样也以压倒之势趋于表面化。与我们所说的这一时期更为有关的是：托洛茨基把“阳光普照的欧洲思想意识领域”——西方文明中的“圆形拱顶”和“哥特式高耸的尖顶和雕花门面”同俄国历史上的原始“小木屋”进行对比，差别就格外悬殊了。这一对比在其结论部分和有关当代部分说得太过分了，但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并未夸大，倒是很真实。1914年之前，欧洲文明中的雕花门面掩盖了自毁和内部衰败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现在则在连续两次的世界大战中、在法西斯与纳粹主义病症的发作中、在西欧工人运动软弱和退化中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对使19世纪与当代俄国沸腾起来的创造性能量并不公平，而他的人格和能动性正是和这些能量结合在一起的。他有时似乎把俄国的过去和现在几乎看成真空。这就是他强调要求欧洲化时所显露出的弱点，也是他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态度方面的一个缺点。而列宁却如实地看待俄国的现实，同时着手改变现实，这正是列宁的力量所在。列宁的党深深扎根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它在革命的力量和革命的无情中、在震撼世界的英勇中、在原始的残暴中去汲取这片土地所能生产的一切。布尔什维主义有其自己的思想家、自己的列宁和布哈林及其他人。他们从欧洲社会主义中汲取凡是能够移植到俄国来的所有内容；但党也有它顽固暴戾的中央委员，它的斯大林们，他们在半欧洲半亚洲的无产阶级的深处活动，欧洲化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
* * * * * * * *
托洛茨基并没有而且也不能真正放弃俄罗斯简陋的“小木屋”。1908年10月，他开始主编那份被称为维也纳《真理报》的报纸。这原是一个名叫斯皮卡尔的乌克兰孟什维克一个小团体出版的一份微不足道的报纸，已经完全办不下去了，报纸的出版人希望托洛茨基能给报纸注入新的生命力。托洛茨基编的头几期仍然还有这个乌克兰团体的痕迹；但在1908年底，该团体自行解散，让托洛茨基做《真理报》的唯一主人。因为没有钱，《真理报》根本无法按期出版——他主编的第一年只出版了5期。①但是要把报纸秘密运进俄国比出版还难。编者常常求助于读者，诉苦说“好几普特”的《真理报》因为缺少50个卢布而滞留在俄国边境上不能运进，或者诉说新的一期稿子堆在他的桌上而无法付印，或者诉说《真理报》因为无力付邮资而不得不停止与俄国国内的读者通信。②托洛茨基从其他报纸所得的稿费都用做这份小报的经费；他卖掉自己的书，他的妻子拖着沉重的脚步上当铺，这样才使那几普特的《真理报》终于得以送过边境；幸有强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借给他1000卢布，偿还了一些债务，才能使托洛茨基夫人赎回部分典当了的东西，使《真理报》有两三个月得以每两个星期出版一次。但后来两期之间的间隔又拉长了，双周刊变成月刊，再往后，几乎变成了季刊，直到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或是其他一些好心人提供了一笔数目不大的资助才使《真理报》摇摇欲坠的财政得以暂时好转。1909年整整一年，托洛茨基力图争取得到以布尔什维克占多数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资助，但都落了空。列宁同意资助，但唯一的条件是托洛茨基必须接纳中央委员会的一位代表共同编辑《真理报》。因为托洛茨基不愿接受这个条件，列宁不许他的追随者在日内瓦的布尔什维克印刷所里承印托洛茨基的《真理报》，除非它严格履行商务条款。③尽管《真理报》有这些困难，尽管出版不定期，但它在俄国还是引起了反响，而且不久，保安机关暗探的秘密报告中已注意到这份“销路极好”的报纸。④
① 这是当时所有流亡出版物的共同命运；其中大多数甚至出版得更少。参见H．波波夫：《苏共党史纲要》第1卷第233页。托洛茨基编的《真理报》现在一般都称为维也纳《真理报》，以区别于很晚才开始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的《真理报》。维也纳《真理报》最初是在奥地利加利西亚的勒沃弗（Lvov）出版的，到1909年11月第6期时才迁到维也纳。
② 《真理报》第3、5期。
③ 《列宁全集》第45卷第239页。
④ 《保安处布尔什维克卷宗》第1卷第42页。
《真理报》有一支不寻常的撰稿者队伍。青年大学生斯柯别列夫（Скобелев）当时是托洛茨基的得意学生，担任该报的秘书——后来斯柯别列夫作为第四届杜马的孟什维克派议员而驰名；1917年他成为克伦斯基政府的劳动部长。托洛茨基的助手谢姆柯夫斯基（Семковский）也是一个孟什维克，当时党内争论中常出现此人的名字；梁赞诺夫（Рянэанов）是未来马恩研究院的创建人，他不向任何权势弯腰，是一个倔强的反抗者，他当时站在两派之外，是该报的固定撰稿人，也是托洛茨基的亲密朋友。负责为《真理报》同俄国地下活动联系的是乌里茨基（Урицкий），他以前是孟什维克，因在沙皇监狱中表现镇定勇敢而出名；1917年，乌里茨基是十月暴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当时他作为特别人民委员解散了立宪会议。在这支队伍中有孟什维克维克多·科普（Внктор Копп)，后来他显示出灵活而爱冒险的外交家特点：1922年他在幕后准备苏德拉帕洛条约，而在30年代他为斯大林秘密试探过与希特勒达成协定的可能性。
这支小队伍中最有创见的人物是阿道夫·越飞（Адольф Ноффе）。他是一个年轻、有能力但神经过敏的犹太卡拉教①出身的知识分子，他的时间分别用于学术研究、给《真理报》写稿以及进行心理分析治疗等方面。托洛茨基通过越飞结识了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越飞是阿德勒的病人），对心理分析学逐渐也发生了兴趣，并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与弗洛伊德之间具有的共同点比马克思主义者准备承认的要多得多。②越飞在维也纳同精神崩溃的复发进行殊死斗争，而他在病痛中艰苦写成的稿子都需要编辑大加改写。托洛茨基尽力帮助他，使他增强自信心。1917年，越飞是十月起义及后来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停战谈判中的主要角色之一。（托洛茨基在他的私人文件上曾说，革命“对越飞所患综合症的治疗作用胜于心理分析”。）③越飞用最大的献身精神报答托洛茨基对他的友谊，1927年，他以自杀抗议布尔维克党开除托洛茨基。
① 卡拉教是主张放弃犹太教义回到真本福音书的一个中世纪犹太教派。
② 革命后，托洛茨基要求布尔什维克学者对弗洛伊德学说中新揭示的内容采取虚心态度。《托洛茨基全集》第21卷第423一432页。
③ 托洛茨基档案。
总的说来，《真理报》在托洛茨基所办的报纸中不是重要的一份。他要亲自对“普通工人”说话，而不是对有政治头脑的党员说话，而且，他是为他的读者服务，而不是领导他们。①《真理报》的平易语言和它对党的团结的宣传无疑使它享有一定的声望，但却没有产生持久的政治影响。那些为一个派别或集团说话的人，往往本人在不同程度上卷入复杂的争论，往往是对运动的中上层而不是对下层群众说话。另一方面，那些说党应紧密团结党员群众的人尽管其说法各有不同，但跟托洛茨基一样言之有理并肯定有感染力。但这种感染力往往是表面的。他们的对手争取党的干部支持其更复杂的论点，毕竟也很可能会同样得到群众的倾听；干部们又用简单化的方法使那些论点更深入下去。托洛茨基关于所有社会民主党人团结起来的号召一时曾受到不少人的鼓掌欢呼——甚至连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也翻印托洛茨基出版的《真理报》。但是当时鼓掌赞成的那些人最后却不顾团结的呼吁而去追随这一派或那一派，使呼吁团结的人陷于孤立。除此之外，在托洛茨基博得群众欢迎的态度中，在他对语言平易的强调和他的“服务而非领导”的诺言中并非仅仅是蛊惑性宣传的点缀，因为对于政治家特别是革命家说来，对其听众的最好的服务就是领导他们。
① 《真理报》第1期。
托洛茨基比其他任何人更能表达党内仍然普遍存在的一种情绪，把这种情绪称为对最终分裂的恐惧，是最恰当的了。1910年1月，两派的领导人在巴黎开会，最后一次试图弥合他们的分歧。两派中都有人决心要把事情闹到最后关头而分手。但双方的温和分子当时还占优势。在布尔什维克派内占优势的调停者是李可夫（Рьгков）、索柯利尼柯夫（Сокольников）、洛佐夫斯基（Лоэовский）及加米涅夫。①另一方面，托洛茨基致力于统一，继续制止马尔托夫。马尔托夫后来承认，他之所以让步只是因为孟什维克还太软弱，因而不能去冒马上分裂的危险。②协议达成了；但这即使从表面来看也是过于完美而不可能成真。两派都答应解散各自的组织而合并起来；双方都同意清除他们中间的“极端分子”：孟什维克开除他们的取消派，布尔什维克开除他们的召回派。双方还进一步同意停办各自的刊物，并把他们的资金放在两派共有的金库里，委托3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卡尔·考茨基、弗兰茨·梅林和克拉拉·蔡特金保管。撮合成功的托洛茨基在这样庄严的时刻受到各方的赞扬。中央委员会正式承认托洛茨基的《真理报》“不顾派别斗争”对全党所作的贡献，并决定以党的权威支持《真理报》，每月给托洛茨基150卢布的定期补助，另外还用其他一切方法支持他。委派托洛茨基的妹夫，布尔什维克派的加米涅夫为中央委员会驻《真理报》的联络员。估计这一任命是为使合作顺利，因为加米涅夫曾真诚地努力克服党内分歧。
① H.波波夫：《苏共党史纲要》第1卷第248页。
② 马尔托夫：《是救星还是灾星》第16页。
难想象托洛茨基在《真理报》上宣布这一切时的喜悦之情。①然而，几个星期后，他不得不表示，为调解所作的尝试已经失败了。因为——他自己是这样说的——孟什维克拒不解散他们的派别，这一点并没有使他大为吃惊，他一向知道他们向布尔什维克妥协是非常勉强的。而这时布尔什维克则已停办了他们自己的刊物。这本是托洛茨基这位统一战士不遗余力地指责违反统一的人的机会，然而他在《真理报》上却“迟迟不判”，只是温和地暗示不同意孟什维克的行径。②加米涅夫敦促他采取更坚决的态度，但也是徒然。托洛茨基却对此感到不满，认为这是侵犯他主编的独立性，是企图利用《真理报》达到布尔什维克的目的。接着是不可避免的争吵，转眼间，所有流亡侨民区都在大耍阴谋。
① 《真理报》第10期。
② 《真理报》第12期。
巴黎会议决定：与党内的极端两翼——取消派和召回派脱离关系。孟什维克答应不跟前者打交道，而布尔什维克则答应不跟后者来往。列宁不难遵守他那一方的诺言。无论如何，他已把主要的召回派分子卢那察尔斯基和波格丹诺夫开除出党；孟什维克则相反，简直不可能履行他们的义务。持取消派立场的人在孟什维克队伍里太多，使孟什维克无法认真地与之切断关系。如果他们把反对地下斗争的人都开除出去，只会削弱他们自己的势力而助长布尔什维克的优势。这是他们不肯干的。于是争论便以如下形式出现：布尔什维克认为，反对与党的前途利害攸关的秘密活动的人不能留在党内；而孟什维克——即其中反对取消派的人——则回答说，党内应该有持不同意见者的位置。列宁对可以允许不同意见这一总的原则并无怀疑，只是认为持这一不同意见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反对秘密工作的人不可能是有效的秘密工作者。鉴于从某种角度可以把这一分歧看做是维护纪律者和捍卫持不同意见者的权利的人之间的分歧，那么托洛茨基采取的就是反对维护纪律者的立场。这样一来，他就陷于明显的自相矛盾中。他作为争取统一的战士，却为了持不同意见的自由而默许孟什维克在党内制造新的分裂。曾因满腔热情地赞扬地下活动而堪称为布尔什维克的他，却与那些视地下活动为危险畏途而急欲摆脱的人握手了。最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死敌却同那些赞成与自由主义联盟的人联盟，一起反对那些激烈反对这一联盟的人。
持这样自相矛盾的立场只能导致托洛茨基失败。布尔什维克再次认为，托洛茨基不但是一个对手，而且是奸诈的敌人；而孟什维克尽管因有托洛茨基这样激进而有阅历的人物反对列宁而高兴，却也把他看做是一个不可靠的同盟者。他与马尔托夫长期密切的交往使他不只一次对令他非常反感的孟什维克的行动视而不见。他同列宁长期的激烈争吵竟使他对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每一个易受攻击的细节都吹毛求疵、抓住不放。他常用伤感情的挖苦讽刺公开地非难列宁主义，而他对孟什维克的厌烦大多数只在私下的争论或“抱怨的”通信中吐露出来，在这些场合下他才对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加以痛斥。因此，他在公开和私下判若两人。这种情况持续愈久，他愈成为马尔托夫的政治俘虏。马尔托夫的书信说明了这点：
（马尔托夫有一次曾写道，）我曾在一封与其说是生气、不如说是讽刺的信中答复他（托洛茨基），虽然我承认我并非没有伤害过他的自尊心，但我给他的信中曾写道：他逃避不了取消派和我们，因为，迫使他维护取消派分子留在党内的权利，并不是因他的宽宏大量·，·…而是正确估计到列宁要吞没取消派分子和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所有独立的人。①
（马尔托夫在给另一通讯者的信中写道，）事物的逻辑迫使托洛茨基循着孟什维克的路子走，尽管他在布尔什维主义与孟什维主义之间进行某种“综合”时有其言之成理的种种借口……但是他不但已发觉置身于“取消派阵营”，而且还迫使他对列宁采取好战的态度。然而，这连他的门徒们……也都感到焦急不安。②
① 《阿克里雪罗得与马尔托夫书信集》第230页。
② 《阿克里雪罗得与马尔托夫书信集》第233页。
1910年夏，托洛茨基与中央委员会彻底决裂。在托洛茨基要求中央委员会必须另派联络员接替加米涅夫之后，加米涅夫离开了《真理报》；接着，中央委员会撤销了对《真理报》的资助。①这时，带头分裂统一运动的人不是马尔托夫而是列宁了；托洛茨基则谴责说“（布尔什维克）流亡集团阴谋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还指责说“列宁集团要使自己凌驾于党之上，也就是自绝于党”。②他把争论带到德国社会民主党报纸上去，他写道，没有一个流亡的领袖代表俄国真正的革命运动，俄国的真正革命运动是渴求统一、憎恶阴谋的。其实，这是当时地下工作者中间的共同观点，就连斯大林在高加索也是用类似语气写文章的。③尽管如此，托洛茨基的文章还是在党的代表中引起争执，这些代表们是在1910年10月来到哥本哈根出席国际代表大会的。在俄国代表会议上，普列汉诺夫在列宁的支持下要求给托洛茨基以纪律处分，而卢那察尔斯基和梁赞诺夫则充当了他的辩护人。被告没有受处分——就连原告也一定认为在“兄弟的”德国报纸上发表意见是不便给予处分的。
① 《真理报》第20期；《列宁全集》第19卷第368页。
② 同上，第21期。
③ 《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146一158页；伊·多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第104一106页。
长期的斗争并非没有喜剧性的插曲，至少其中之一也许在这里可以说一说。两派都设法收回存在德国托管人那里的经费，但因为某种原因，双方都不能提出一个正当的理由。1911年夏，阿克雪里罗得和托洛茨基前往耶拿，代表孟什维克去跟经费的托管人打交道的，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在那里举行代表大会。①托洛茨基当然希望：如果帮助孟什维克取回经费成功的话，则《真理报》的经费也得以恢复。考茨基显然赞成这一计划，但其他两位托管人的态度并不可靠；其中，蔡特金是支持布尔什维克的。阿克雪里罗得和托洛茨基会见考茨基非常秘密。阿克雪里罗得向马尔托夫报告说：“星期二K（考茨基）才有机会向我和T（托洛茨基）提出在什么地方见他并作一次初步的私人交谈……哈阿兹选定一家餐馆作为会见的地方，在那儿可望不至被其他代表，尤其是那些亲近蔡特金和卢森堡的代表察觉。……第二天，在K和Z（蔡特金）商谈同我们举行一次联席会议后，他和哈阿兹要求我和T不要把我们的谈话告诉Z……。”②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大部分存款已被布尔什维克突然取走据为己有。托洛茨基和孟什维克对此非常愤怒，予以指责。孟什维克企图通过一位德国长辈托管人的帮助精心策划夺回布尔什维克拿走的那笔存款，但毫无结果，代表们拿不到“金羊毛”，空手离开德国。
① 托洛获基在《我的生平》中说到他要就沙皇迫害芬兰人问题在大会上发言。大会期间，传来奸细巴格罗夫在基辅刺死斯托雷平的消息，德国人害怕在他们的讲坛上出现一个俄国革命家，会引起外交上的复杂问题并招致镇压，所以，倍倍尔说服托洛茨基放弃在大会上发言的打算。
② 《阿克雪里罗得与马尔托夫书信集》第217页；《列宁全集》第21卷第452一453页。
1912年初，分裂终成定局。列宁在布拉格会议上宣布尔什维克派为布尔什维克党。①孟什维克派和少数几个从布尔什维克分裂出来的小团体在所谓组织委员会的名义下联合反对列宁。托洛茨基在《真理报》上卷起一阵狂飚，攻击列宁的冒险行动。②4月间，当布尔什维克在彼得堡新出版的一份日报也取名为《真理报》时，托洛茨基的愤怒达到极点。这是无耻的剽窃，显然是布尔什维克打算利用托洛茨基编的《真理报》的声誉。他猛烈攻击小集团的“盗用”和“篡夺行径”，而“这个小集团是与党的根本利益相冲突的，它只有在混乱中才能生存、兴旺”。他要求布尔什维克《真理报》编辑在指定时间内改换报名，并有意威胁说：“我们在采取进一步措施之前，静候答复。”③显然，他直接给布尔什维克编辑部送过类似的最后通牒。但是他哪里知道，在彼得堡开办这份敌对报纸并发行第一期报纸的人原来就是那个不知名的布尔什维克分子——约瑟夫·朱加施维里，也就是这个人后来用类似的手法剥夺了托洛茨基的比《真理报》主编更高的荣誉——革命领袖及红军缔造者的称号。
① 除布尔什维克外，参加会议的还有一个普列汉诺夫领导的孟什维克小派别。
② 《真理报》第24期。
③ 同上，第25期。（以下凡提到《真理报》，都指布尔什维克的《真理报》，否则另加说明。）
然而，把剽窃报纸名称的责任都推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并不公平。列宁对此完全赞同，他在给彼得堡编辑部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建议在信箱栏给托洛茨基这样一个答复：‘托洛茨基（维也纳）:对于无理取闹、造谣中伤的信件，我们一概不予回答。”’①人们不难推想列宁本人是如何为剽窃辩护的：中央委员会资助过《真理报》，因此该报的名称和声誉属于党而不属于托洛茨基；因为党就是布尔什维克，因此有权占用这份报纸的名称。这个理由是没有说服力的，甚至在所有流亡者的团体中都发生对报纸名称权属谁的争论。托洛茨基威胁说要采取进一步措施，但看来他并没有采取，而且停止了出版他的《真理报》。这样，布尔什维克在盗用的名称下出版的《真理报》开始了漫长而又辉煌的历程。1922年，当《真理报》庆祝出版10周年时，托洛茨基参加了庆祝会，并写了一篇文章，他在文中对这份报纸的起源甚至只字未提。
① 《列宁全集》第46卷第11页。
* * * * * * * *
当时，在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人能公开出版日报（孟什维克出版《火炬报》，该报撰稿人中也有托洛茨基），这个事实表明俄国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多年的反动要结束了，恐怖已告无效；工人运动正在经历新的复兴；对此，不管愿意与否，沙皇统治都不能不容忍。一代新革命家正渐趋成熟，聚集到少数几个公开存在的工人俱乐部、工会和秘密组织中去。新形势为领袖们提供了新的论据。取消派指出：政府的日益宽容证明使党欧洲化以及使它从地下隐蔽处走出来已成为可能。在恐怖的年代里这一论据听起来是不现实的，而这时则有事实根据了。政治复兴也给秘密组织带来新的活力，这时加入秘密组织的青年革命家不满足于只在合法的俱乐部及工会中谨慎地表示警察能够容忍的那种反抗了。政府方面愈倾向于容忍合法形式的反抗，它也就愈害怕非法的反抗。这使布尔什维克有了一个有力的理由，他们说，哪怕只是为了得到较多的公开活动余地，我们也必须加强秘密工作。①
① 费·唐恩：《布尔什维主义的起源》第440一442页。
在这些情况下，托洛茨基又一次开始追求一厢情愿、渺茫的统一。他劝说组织委员会于1912年8月在维也纳举行所有社会民主党人的大会。他希望俄国革命情绪的高涨如同1905年一样能导致和解。但这种和解没有出现。1905年革命事变的高潮还能中止或推迟刚刚开始的分裂，而在1912年，分裂已成鸿沟。因而新的政治复兴只能使之更加扩大。此外，列宁此时正在收获他的劳动果实：他手下的人领导着社会民主工党的地下组织，而孟什维克则是几个散漫、软弱的集团的大杂烩。列宁主义者拒绝出席维也纳会议；因此，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极左派，召回派，崩得和托洛茨基聚合一起结成联盟。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史上著名的“八月联盟”。托洛茨基是这个联盟的主要发言人，他不断地攻击列宁的“分裂活动”。托洛茨基在辩白中声明，他绝无意要使会议反对布尔什维克，只是因为列宁拒不出席会议或不赞成作重新统一的任何努力才驱使他处于反布尔什维克的立场。这一辩白的真诚是无可怀疑的，孟什维克领袖们的私下通信充分证实了这一点；然而它也表明了托洛茨基对10年争论的后果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
托洛茨基的孟什维克朋友却不像他那样抱有幻想。他们觉得在他的帮助下，再一次把分裂的恶名加到列宁头上是策略的；但是他们和列宁一样坚决要把分裂进行到底。两者之间主要的区别在于：列宁公开坦率地承认他的意图，几乎是大肆宣扬；而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和唐恩则把他们的图谋隐藏起来，设法用狡猾的策略把戏使分裂实现。把列宁讲出来的话和孟什维克领袖们的秘密通信加以对比就可以看出，双方的角度相反，但在使分裂既不可避免又合于愿望这一点上是多么高度地一致；而且双方几乎是用同样的措辞讥笑托洛茨基为避免分裂或扭转分裂所作的努力。①
① 这时，托洛茨基与“极左的”布尔什维克各分裂的小派别，如召回派和造神派的关系极其友好。1914年夏，他在他们的博洛尼亚党校讲课，这所党校是卢那察尔斯基在高尔基的帮助下创立的。一个奸细在给保安处的报告中对这所党校有生动的叙述。报告特别说到讲师们（卢那察尔斯基、明仁斯基、柯伦泰、波克罗夫斯基）用傲慢的主子态度对待他们的学生，即那些从俄国来的秘密工作者。托洛获基则是例外，和他的学生是友好的个人关系。《保安处布尔什维克卷宗》第1卷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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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或许是正因为）托洛茨基代表八月联盟而表现出来的“好斗性”，八月联盟留给他的却是恼怒和心烦意乱。因此，当1912年9月《基辅思想报》要求他担任该报驻巴尔干的通讯记者时，他急切地抓住这个机会，从流亡者的政治生活中摆脱出来，从扮演不适意角色的演员变为注视世界政治风暴中心的观察家。10月初他离开维也纳；在去车站的马车上他得知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的消息，在这场战争中南部斯拉夫人联合起来，共同反抗土耳其帝国。
他在维也纳一直注意着巴尔干，并跟巴尔干社会民主党人建立了联系。两年前，1910年7月，他曾前往索非亚揭露并斥责在米留可夫主持下所举行的泛斯拉夫大会。他还在一个保加利亚的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会议上讲了话，这个会议与泛期拉夫大会同时举行。未来斯大林派的保加利亚主席柯拉罗夫（Коларов）把托洛茨基作为彼得堡苏维埃的传奇英雄介绍给大会，介绍给街上和广场上的群众；托洛茨基受到热情的欢呼。他告诫南部斯拉夫人说，沙皇外交正在企图利用他们作为抵押品，并说，俄国自由派则培养泛斯拉夫主义，因为他们急于要在对外政策方面找出与沙皇制度的共同基础，而在国内则屈服于沙皇统治。①从那以后，托洛茨基常去贝尔格莱德和索非亚作短期旅行，与那里的事变保持密切接触。早在1909年1月他就在《基辅思想报》上写道：巴尔干是欧洲的潘多拉女神的匣子。②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1册第207一223页；第6卷第34、46页。
② 托洛茨基当时写道：“在巴尔干所有国家中，只要有一个国家按照瑞士或北美共和国的模式建立在民主联邦制的基础上，就能给巴尔干带来国际和平并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口”同上，第6卷第10页。
潘多拉的匣子此时已开始放出可怕的东西；这些可怕东西的景象使托洛茨基受到震动。他曾抽象地思索过战争问题；但此刻当他看到奥地利的探照灯射过边界照亮贝尔格莱德的城堡，当他注视着大队大队的预备役军人，当他得知他的许多朋友、政治家、报刊编辑、大学讲师都已在前线先杀人尔后又战死时，一种悲剧感压倒了他，一种“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的”感受……和对人类导致自身灭亡的贪婪的痛心”①压倒了他。“对历史过程来说，抽象的人道——道德观点是最无效的——这是我非常清楚的。但是这个我们称之为文明、由物欲掠夺、风俗习惯及偏见形成的大杂烩曾使我们所有的人都陷于催眠状态，使我们形成虚假印象：仿佛我们已经取得了主要成就。这时战争爆发了，才使我们明白，我们甚至还没有四肢着地从我们历史的野蛮时期爬出来。”②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6卷第66页。
② 同上，第141页。
他写的所有巴尔干通讯都带有这种悲剧感的色彩，这些通讯都具有新闻写作的宏伟风格，体现出革命前俄国的激进自由派报纸的特点。每一篇都是相当重要文章。值得注意的是，文章的背景资料充实，印象鲜明且当地色彩丰富，描写与分析都很出色，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其想象力及生动的语言。这些收集在他的全集里的文章至今还是1914年前巴尔干编年史的无价之宝。文章的作者又是精力充沛的记者，能独立而敏锐地观察事物，会见各界人物，给读者提供热门题材。他喜欢新闻采访的刺激和艰辛，他还自由自在地跟欧洲各家报纸派来的同行结合在一起——他和《法兰克福报》及《每日电讯报》的记者密切合作，一时间，雄心勃勃的政治家、革命的平民领袖仿佛消失在报人的身后了。①他一到贝尔格莱德就几乎访问遍了塞尔维亚政府的每个成员；他以非凡的机智和才华写人物特写，表明这些人物如何反映出近代史和小农国家的精神状态的。他深入研究给养、军事训练及战术问题，揭露战争的暴行及其原始残忍性。无论在为宣传家们捏造的胜利举行感恩祈祷的索非亚教堂，还是在他与伤兵谈话的医院，无论在他获知土耳其步兵遭遇的那龌龊、拥挤的战俘囚牢，还是在充当土耳其被俘军官囚室的舒适旅馆，无论在貌似欧洲中心的那些巴尔干地区各国首都里的上流社会咖啡馆，还是在几近亚洲式的悲惨郊区——贫穷、恐怖和堕落的渊薮，他都以同样的热情进行采访并加以描写。
① 同上，第283一292页。
起初他对南部斯拉夫人反对土耳其帝国的战争抱有一定的同情，因为他看到巴尔干各国对土耳其人的压迫的记忆甚至比对俄国奴役的记忆还要清晰。①斯拉夫人的起义在某些方面使他想起1859年意大利收复领土。但是他担心斯拉夫人的不满会被各大国，特别是被沙皇所滥用，担心它被利用去作为进行欧洲大战的借口。他在解释俾斯麦的一句话时写道：“如果巴尔干的各主要政党……除欧洲的新干涉外，看不到解决巴尔干各国命运的出路……那么，他们的政治方案实在还比不上库尔斯克省一个步兵骸骨的价值。这话听起来也许刻薄，但只有这样，一个真诚的民主政治家才能提出这个悲剧性的问题。”②巴尔干的农民领袖们在青年时代曾受过俄国革命的影响，此时却荒谬地把希望寄托在沙皇身上。单凭这点就足以使托洛茨基对他们事业的同情变得心灰意懒了。当地奢侈和饥饿的鲜明对比、统治者的腐败、对土耳其士兵和平民施加的毫无必要的残暴、沙文主义的猖獗、宣传家们的恫吓和检查当局的愚蠢，这些都在托洛茨基的心里激起愤怒和厌恶。他保卫弱者，保卫战败者，他保卫的正是这样的土耳其人。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6卷第142一143、187页。
② 同上，第144页。
保加利亚的新闻检查当局对他突然袭击，没收他的文章，不准他上前线采访。奇怪的是，新闻检查长彼得科·托多罗夫（Петко Тодоров）竟是一个激进派诗人，仅在两年前他还同托洛茨基一起在索非亚的反对泛斯拉夫主义会议上发言。托洛茨基在他写的《致新闻检查官的公开信》中进行反击，无情地揭露战时新闻检查当局通常用以证明检查有理的诡辩和借口，并且雄辩地要求新闻自由。这封充满火药味儿的雷霆万钧之势的信对攻击的目标而言未免有点儿杀鸡用牛刀的味道，但也曾造成相当大的轰动。①不久，一个比较值得轰击的目标出现了。当时，作为泛斯拉夫主义使徒的米留可夫来到索非亚，他吹捧保加利亚人，而对他们的残暴行为则保持缄默，怕招来麻烦。托洛茨基又写了一封致米留可夫的《公开信》，这封信在彼得堡报纸上发表时引起一场争论，②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内，俄国报纸的专栏载满这场争论的文字。米留可夫怀疑托洛茨基所报导的残暴行为的真实性，而且具有泛斯拉夫倾向的俄国记者也加入了这场争论。但托洛茨基拿出文献作为证据，这是他本人以及《每日电讯报》、《法兰克福报》的记者所搜集的。当这些刻毒的互相攻击还在全力进行时，整个局势突然发生了变化：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以斯拉夫人的胜利而结束；获胜一方的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却为争夺战利品而引起纠纷；俄国官方和自由派分子同情塞尔维亚人。尔后甚至在米留可夫自己的报纸上，一夜之间竟把保加利亚人从光荣的英雄一下子贬为残暴的恶棍。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6卷第263一273页。
② 《光明报》1913年1月13日；《托洛茨基全集》第6卷第273一292页。
这场论战的一部分是托洛茨基从维也纳策动的，他在维也纳还总结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后果对欧洲政治的影响。他通过巴尔干这面三棱镜看到1914年将要出现的列强之间的结盟；而且他本来看得非常清楚，只是在他一厢情愿地相信法国、奥地利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因后者拥有“86家报刊和几百万读者”）定会把“反对沙文主义野蛮屠杀的和平和文明事业”①捍卫到底时他才一度迷惑起来。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6卷第302页。
回到维也纳，他立刻又被党内的阴谋小集团的行为所吸引，他在私人信件中提出抗议，反对他的孟什维克朋友要跟布尔什维克分裂这个不加掩饰的愿望，反对取消派在八月联盟中的优势。他悄悄地辞去一份孟什维克报纸的工作，又大声疾呼地反对另一份他常常为之撰稿的报纸。他和孟什维克过于接近，难以分手；但他又太倔强，不能与他们留在一起。马尔托夫在一封私人信中嘲笑说：“托洛茨基在巴尔干时错过了使整个（八月）联盟进展的机会。”而在这段期间，孟什维克已经不再提什么统一，停止了“空洞的口头和解”；而在值得怀疑的八月联盟全盛时期，这些“和解”把戏曾流行一时。马尔托夫又补充说：“我认为，我们应给他（托洛茨基）一点儿颜色看看（当然是用最温和、最客气的方式）。”①此话他到处反复讲过多次。
① 《阿克雪里罗得与马尔托夫书信集》第262、274页及以后各页。
因此，托洛茨基再次离开维也纳去观察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时没有丝毫遗憾。这次战争的结局是塞尔维亚和希腊打败了保加利亚，而被人认为是保加利亚人的敌人的托洛茨基却变成保加利亚人的保卫者。他叙述新的胜利者犯下的掠夺与暴力的罪行；他前往战胜者并吞的领土采访，描述了政治的动荡、人类的悲惨命运以及“以三十年战争方式进行的”战争和改变人口和疆界所需要的那种种族歧视的荒谬行径。他写了本研究罗马尼亚的书，这是描写文体的一篇报导杰作，1917年后曾多次再版。他总结说：“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作为一个原始的农民民主国家从土耳其统治下浮现出来，没有什么农奴制和封建主义的残余，相反，罗马尼亚尽管有几十年骗人的宪政，但直到现在它的农民还一直处在封建关系的严格控制下。”①在这次战争中，罗马尼亚是“走狗”，未发一枪就分到战胜国的赃物，而且吞并了南多布鲁查地区。托洛茨基去过这个省份，当时该省的农村正流行着霍乱并常常受丘八们抢劫的折磨，而罗马尼亚的新统治者对此漠然不顾。他叙述道，整村整村的人因缺粮少药快要死光了，而地主家的医生用双筒望镜从远处观望患霍乱病的农民，不屑走近他们。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6卷第348页。
他对这些情景的描写都是罕见的镜头，其中闪现着俄国人特有的乡愁。他坐在车子里走遍跟他故乡的草原很相似的地方。黑海的微风掠过多布鲁查的景色，草原上散落着的座座坟丘，旅途中炎热无比，令人昏昏欲睡的车速，这些都使他回想起在格罗莫克列亚和亚诺夫卡的童年，想起新近亡故的母亲形象。
道路是那么像俄国的，和我们赫尔松的道路一样满是尘土。真有点儿像在俄国似的，母鸡从马蹄下逃出来；俄国式的小马的脖子上套着俄国式的挽具；甚至马车夫的脊背也是俄国式的……呵，他的脊背多像俄国人的脊背……天色暗下来，闻得到青草和路上尘土的气味，马车夫的脊背看不清了，周围一片寂静。我们彼此相靠，打起盹来。吁！马车夫吆喝着使马停下来，耐心等待，对马体贴地吹着口哨。一片寂静。足部的血液发痒，我们仿佛是在从新布格车站到亚诺夫卡作假日旅行。①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6卷第415一420页。
当他访问散布在多布鲁查的俄国人居民点时，他的乡愁变得更浓。居民点住的是阉割派教徒。1901年他第一次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时曾乘驳船沿勒拿河顺流而下，当时就是同这个奇怪的“圣阉人”教派的一些教徒一同走的。多布鲁查省的阉割派教徒的聚居地及其果园都整洁得耀眼；但托洛茨基写道：“不知怎么的，这里令人厌烦，单调而沉闷。缺乏一些什么东西。没有生气，没有孩子，没有母亲。这儿的人们脸上有得意之色，尽管是一副忠诚老实的样子，但令人不快。”他得到同意，把一位“医生朋友”写的一段话照抄如下：“观察阉割派教徒的生活会使你确信……性生活是一项社会原则，是利他主义和各种高贵人性的源泉。”①这位医生朋友是引他走遍多布鲁查的向导。
① 同上
这位“医生朋友”兼向导就是克里斯蒂安·拉柯夫斯基（Христиан Раковский），以前在西欧和在巴尔干时托洛茨基曾见过他多次。此时，他们已成为挚友，他们之间的友谊经历了战争、革命、胜利、失败、流放甚至清洗的考验——这大概是托洛茨基一生中唯一持久而亲密的友谊。拉柯夫斯基比托洛茨基大六七岁，他在俄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使人联想到阿纳卡西斯·克洛斯（Anacharsis Cloots）在法国革命中的作用。他和克洛斯一样，也是贵族、思想家、世界公民；而且他也和克洛斯一样把革命的国家视为自己的国家，和革命中的激进派站在一起。甚至在此时，1913年，他的生涯就已不同凡响。他原是保加利亚人，北多布鲁查一个大地主家族的后裔，1878年当他的祖国被罗马尼亚并吞时，他成为罗马尼亚公民。他在15岁时因为是社会民主党人而被学校开除，而且保加利亚的所有学校都不准他入学。他家便送他出国学医。他毕业于法国蒙特彼利埃大学，其博士论文《论犯罪及堕落的原因》使他在医学界获得很高声誉。后来他在另一所法国大学学法律。1893年当他20岁时，他在苏黎世国际大会上代表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在那里受到普列汉诺夫的影响，并成为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者；他还是茹尔·盖德和罗莎·卢森堡的朋友。翌年，他在柏林从事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当时柏林的社会民主党活动仍然处于俾斯麦的残酷的反社会民主党人法令的余波中，因而他被逐出德国。此后，欧洲大陆上每次重要的工人集会他都曾出席过。1905年他回到罗马尼亚。他因为是农民的保卫者而招来地主的痛恨，受到迫害，最终被驱逐到保加利亚的国土上当保加利亚公民，尽管他此时仍在罗马尼亚军队中担任军医。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为争取他回国进行了5年的斗争。但政府拒不接纳他，不是攻击他是俄国总参谋部的间谍，就是说他是反对沙皇的危险阴谋家。
拉柯夫斯基在流放中出版过几本书。一本题为《俄国在东方》，揭露沙皇在亚洲的扩张；还有一本名为《贵族的罗马尼亚》。这位小册子作家、宣传家兼医生在业余时间致力于研究历史，《梅特涅及其时代》就是他的研究成果。他用保加利亚文、法文、俄文和罗马尼亚文写作都一样得心应手，他用所有这些国家的文字给政治、医学与历史期刊撰稿。他常回到布加勒斯特，但是每一次，尽管有国会的暴风雨般的抗议和街上的示威，政府还是如以往那样屡屡对他下驱逐令。有一次，由于饶勒斯的敦促，法国政府进行了干预才使他从巴尔干的一个监狱里释放出来，因为他还担任着饶勒斯的《人道报》驻巴尔干记者之职。就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前不久他获准回到布加勒斯特，成为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公认的领袖，党报的主编，巴尔干联邦制思想的阐释者，而且是巴尔干反军国主义最有影响的发言人。同时他还管理他在多布鲁查的家产。他在那里把他的农民从封建劳役中解放出来，并且给农民看病。他在布加勒斯特的国会、党的总部及编辑部与家乡的地产之间不断地穿梭往来，为反对大大小小的不正义行为而不断进行斗争。他往往刚从首都回来，身上还穿着燕尾服就去察看耕作，在检查耕地时，大衣的燕尾随风摆动。他在跟农民聊天和给病人出诊的间隙中向托洛茨基介绍罗马尼亚政治经济的复杂情况。
托洛茨基此行还和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元老多布鲁查努·赫列阿（Dobrodjanu Gerea）建立了友谊。当时，拉柯夫斯基刚从赫列阿手里接管了党的领导职务。赫列阿是一位令人着迷、个性突出的人物。他是一个俄藉犹太人，原名叫卡茨，是早期民粹派分子，从俄国逃出来后定居罗马尼亚。他为罗马尼亚人发现他们本民族的历史而成为罗马尼亚最重要的历史学家、文艺批评家以及所谓罗马尼亚文艺复兴的鼓舞者。整整一代的罗马尼亚知识分子都是从他的著作《新农奴制》中学会政治思考的；后来领导保守党、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的人都是他的弟子。他在普洛耶斯蒂的火车站开有一家酒馆，这是罗马尼亚文人和政治家朝圣的场所。托洛茨基在这家酒馆的柜台边消磨了不少时间汲取这位脾气古怪的老哲人的智慧。①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6卷第386一4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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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1月底或2月初，在两次巴尔干战争之间，当托洛茨基在维也纳作短期逗留时，斯大林的形象仿佛影子掠过屏幕般地在他眼前闪过。奇怪的是，托洛茨基直到其生命的最后一年才详细叙述此事。①有一天，他去拜访孟什维克斯柯别列夫，他的前《真理报》的助手，刚刚当选的杜马议员。他们坐在茶炊边谈话时，突然，一个中等身材、脸色灰暗憔悴、脸上有麻子的人推门而人。他住在别·的房间，但进来之前并没有敲门。这个陌生人似乎因托洛茨基在场而诧异，在门口停了一下，喉头发出令人不快的声音，也许是打招呼。尔后，他手里拿着一只空杯子，走到茶炊边，冲满一杯茶，没有说一句话就出去了。斯柯别列夫向托洛茨基解释道，这就是高加索人朱加施维里，刚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看来在中央委员会里已经有了一定地位。据托洛茨基自己说，他对未来的对手的第一瞥以及斯大林当时留给他的令人不安的印象始终记忆犹新。他注意到这个高加索人的“阴沉而非一般的”外貌、集中在脸部的“乖僻”和“黄色”眼睛里凝聚着的敌意的表情。正是此人的沉默和难以捉摸的眼神把这一偶然场面深深地刻在托洛茨基的记忆中，使他在过了27年之后叙述这件事时不免有回顾往事不寒而栗的感觉。
① 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见面的这一叙述，系根据托洛茨基本人的回忆录（写于1939年9月22日）写成，这篇回忆录是我在哈佛大学的档案里发现的。我在《斯大林政治评传》中误写成“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都未曾叙述过他们在维也纳的见面”。无论如何，托洛茨基在生前最后一年以前没有叙述过此事。
按照内在的证据来看，托洛茨基的叙述是真实的，无需用事后的所知加以渲染。这个面容憔悴、残酷无情、工于心计并有点儿粗鲁的布尔什维克的形象看来就是其真实性格的写照。他就是当时经历过多年秘密活动、潜藏在巴库的鞑靼石油工人中而后又多次坐牢、流放与逃亡之后的斯大林。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眼神中凝聚的敌意的表情的印象看来也并非没有根据，那种敌意反映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对八月联盟鼓动者的态度。以前在伦敦兄弟会教堂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上，斯大林见过托洛茨基，但当时托洛茨基没有注意到他。斯大林当然还记得托洛茨基鼓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袭击与剥夺行为一事，而斯大林和此事是有密切关系的；甚至在1907年，斯大林在其关于代表大会的报告里已经写到托洛茨基“华而不实”。托洛茨基并不知道是谁盗用他的《真理报》名称编出布尔什维克《真理报》的第一期，而斯大林是知道的。就在那次没有搭话的见面以前不过两个星期左右，斯大林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中就已把托洛茨基描绘成“一个爱吵爱嚷的假装的大力士”，就是在这些话下面，他第一次签上了斯大林这个姓名。①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69一281页；另见多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第4章。
斯大林与托洛茨基见面时发出的粗暴刺耳的嗥声仿佛是从俄罗斯小木屋的深处传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