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被消灭是头等重要的政治事件；苏维埃的主要发言人是国事要犯。空气中还弥漫着政治的不确定性。在监狱里——先是在十字监狱，以后在彼得保罗要塞——苏维埃成员享受一切优待。名义上他们是单独监禁的，但是他们的囚室并不上锁。他们自由地相会，自由地在院子里散步，自由地接受书籍，而且稍加遮掩，还能自由地从事紧张的政治活动。①
① 普通监狱的狱规十分松懈，刚从华沙监狱释放出来的卢森堡竟能到彼得保罗要塞“秘密”探望帕尔乌斯和捷依奇，看来她这次没有会见托洛茨基。
最初，对苏维埃的突然袭击是否过了头，政府自己还不清楚。彼得堡通过几次罢工表示抗议，莫斯科举行总罢工表示抗议，莫斯科的总罢工导致了10天的街垒战。在莫斯科，甚至在起义被镇压之后，革命看来也没有被彻底击败。整个12月和1月，在西伯利亚、波罗的海沿岸各省和高加索，叛乱风起云涌，惩罚队忙于镇压。3月，第一届杜马选举，社会民主工党进行抵制，政府受挫，立宪民主党获得显著的成功。对苏维埃的审判究竟举行与否还是一个疑问。但无论如何，当局是不会忙着确定它的日期的。后来计划在1906年6月10日开庭。可是，沙皇在夏季又恢复了自信，罢免了半自由派分子维特，停止了正在进行中的组织立宪民主党内阁的谈判，解散了杜马，任命斯托雷平（Стольшин）为首相。审判成了政府中激烈竞争的对象，拖延了一个月又一个月，一直拖到9月底。十足的专制主义者们计划利用这一案件向沙皇证明：维特的软弱政策挖了皇座的墙脚。而政府中的伪自由派则渴望利用这次审判达到相反的目的，借以表明：反动派的阴谋破坏了十月宣言的攻策。
这期间，犯人们精心准备他们的辩护词。起初，他们对在被告席上应采取的行动方针上有分歧。马尔托夫代表（当时差不多要放弃独立存在的）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致函各被告人说，他们应采取温和态度为自己辩护，要以十月宣言为依据，向法庭证明苏维埃的行动没有超出宣言允许的限度。苏维埃特别应否认自己有武装起义的目的来反驳这样的指控。托洛茨基愤慨地拒绝了他的建议。他通过他的律师从囚室里送出一份表示“震惊”的答复：“没有一个被告采取这种态度。十月宣言的纲领从来就不是苏维埃的纲领。”他说，苏维埃应以直截了当地肯定自己的共和国主张来对抗沙皇的诺言；中央委员会建议被告否认他们与起义有关，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在法庭上他们可以而且应该否认的是他们参与过起义的技术准备，但是对政治准备必须承担责任。
这封信是当着那位等着将此信偷偷带出去的律师的面匆匆写成的，是怒气的爆发，是对侮辱的反击。托洛茨基坚定地认为：苏维埃人应该阐明自己的原则，解释自己的动机，公布他们的目的。他们一定要利用被告席作为政治讲坛，而不是为自己辩护。在这点上，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是支持托洛茨基的，用当时同他一起坐牢的老友齐夫的话来说，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托洛茨基的话充满对布尔什维克的强烈的好感，他在精神上跟他们类似；①而他对他的盟友孟什维克则抱有几乎抑制不住的反感”。②然而，托洛茨基成功地说服了所有的被告都采取同样的对抗态度，而且几乎全体都同意他致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信。唯一与其不一致的是赫鲁斯塔廖夫一诺萨尔这位苏维埃第一任主席，他在预审中态度暖昧。犯人们威胁说要在法庭上公开指斥他为叛徒。尽管赫鲁斯塔廖夫一诺萨尔过去是他的对手，但他却渴望避免出现有损这次审判的政治影响丑闻。他说服赫鲁斯塔廖夫一诺萨尔在法庭上和大家一致行动，并答应以不谴责后者作为交换条件。于是，主要被告们商定了他们在审判中各人的分工：赫鲁斯塔廖夫一诺萨尔谈他担任主席时的苏维埃工作，斯维尔奇科夫谈苏维埃最后那些日子的情况，克努尼扬茨谈社会民主党，阿夫克森齐耶夫谈社会革命党的立场，托洛茨基则对付最危险的题目：武装起义。
① 托洛茨基致马尔托夫的信后来在马尔托夫被捕时落入警察手中，并作为起诉证据之一出示。这封信载于《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1册第459一460页。另见同书第639页上的注338。
② A．齐夫：《我记忆中的托洛茨基的特点》第53页。
作好这些安排之后，他就专心致志地阅读和写作。即使是宪兵将军伊万诺夫主持的预审也不能使他分心。他拒绝作任何证词，他把要讲的一切都保留到公开审判时去讲。斯维尔奇科夫写道：“托洛茨基的囚室很快就变成了图书馆。他收到所有值得一读的书；他通读了这些书籍，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写作。他常说：‘我感觉非常良好，我安安稳稳地坐在这里工作，而且绝对用不着担心会有人抓我——在沙皇俄国，这的确是一种颇不平常的感觉。”，①齐夫描写了托洛茨基如何热心地把他的书报传递给其他犯人和他怎样不倦、热情地促进他们智力的提高。
① 斯维尔奇科夫：《革命的曙光》第189页。
审判前，托洛茨基在囚室里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英俊文雅的男子汉，“文质彬彬”的外貌引人注目，面庞显得比本人更端庄。一头浓密的黑发，下巴上蓄着一缕略微前翘的山羊胡子，脸上一副沉思的表情表明此人高度集中的精力与极强的自制力。面部表情尽管极其平静，仍反映出他内在的活力和强烈的感情与情绪活动。浓密的黑发、宽宽的前额、两道凸起的浓眉、黑色夹鼻镜、修剪得极好的唇置和刚毅的下巴都从不同角度在这张脸上突出了这个人内在力量。这位身材中等、消瘦的犯人身着黑色服装。黑色西服套装、雪白的硬领、袖口稍稍露出一点儿雪白的衬衣袖口和擦得锃亮的皮鞋，给人留下了几乎是博学优雅的印象。这是19世纪末西欧成功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而不像是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候审的革命家的肖像。只是光秃秃的墙壁和牢门上窥视孔造成的森严气氛才使人想到真实背景。
他用了很多时间阅读欧洲古典文学作品。“我躺在监狱的床上，完全陶醉在这些名著之中，感到一种生理上的享受，其程度不亚于吸饮美酒或抽馥郁的雪茄。这是最美好的时刻……正是在那时，我通过原作才真正了解法国小说的伟大作家。”①终其一生，他都保留对法国古典与现代小说的爱好。当时他已精通德语和法语，而且都讲得很好，虽然在政治经济方面他运用德语更得心应手，但他更喜欢作为文学语言的法语。他在赫尔松和敖德萨的监狱里吃力地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那些日子离现在已经久远。他不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而是教授马克思主义了；而现在他的心灵则自由地翱翔于浩瀚的欧洲文学之中。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216页。
* * * * * * * *
他在寂静的囚室里仔细思考过去几个月的暴风雨所给的教训，他把结论写成若干论文和小册子，其中之一已成为特别重要的著作。他在这一时期写的文章，除了一篇论地租的因遗失而未问世以外，差不多都已收入全集中。他在自传中把那篇失去的文章说成是自己的一次“惨重的损失”。他的惋惜是否值得，我们无从判断。但他对经济学业已掌握是肯定无疑的。不过，他跟列宁和布哈林不同，不是以抽象经济理论知名于世，而且，对于像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这样高度专业化的题目他是否作出独到的贡献，也许还难以确定。不论实情如何，这一年他写的一些政治论文大概比他关于地租的论文分量要重得多，而且更有独到之见。在他那本曾经风行一时、用H．塔霍茨基的笔名写的小册子《政治舞台上的司徒卢威》中，对自由主义又是一阵连珠炮似的谴责，这谴责尖刻辛辣，击中对手要害。但其中除了熟知的老一套论据外没有增加什么新论据，我们姑且不谈它。更重要的著作是《苏维埃史》，这是一本由几个人合写而由托洛茨基主编的著作。入狱后牢门在他的身后刚一关上，他就有了撰写此书的打算。他为此书撰写了总结苏维埃作用的一章：
[他得出如下结论]俄罗斯城市过于狭小，不足以作为斗争基地。苏维埃力图开展全国规模的斗争，可是它首先还是彼得堡的一个组织。……毫无疑义，在下次革命高潮中，工人苏维埃这样的组织将会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由全国代表大会产生的全俄工人苏维埃……将承担领导责任……历史绝不会重演。新的苏维埃不必再次经历这样的50天，然而从这50天的经验中就一定能推导出整套行动纲领……：与军队、农民和中产阶级的平民阶层建立革命的合作；废除专制制度；摧毁专制制度的军事机器，解散部分军队，整顿部分军队；废除警察和官僚机构；实行8小时工作制；武装人民，首先是武装工人；使苏维埃成为革命的机构、城市自治机关；成立农民苏维埃，负责进行当地的土地革命；选举立宪会议。……制订这样的计划容易，而实现这样的计划却困难。但如果革命注定要胜利，无产阶级别无选择，只能承担这个任务。它将完成空前的革命伟业。
这50天的历史将成为无产阶级斗争与胜利的伟大篇章中的苍白的一页。①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1册第206页。
这确实是1917年的纲领。然而，这些文章只是为他这个时期的主要著作《总结与展望——革命的种种动力》作准备的草稿和短文。这本著作作为“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说明，成了几十年激烈争论的对象。①这是他为他的1905年论文与纪事的文集《我们的革命》而写的长篇总结。他在其中给不断革命理论作了完备的、几乎是数学公式般的简洁说明。他用正确观察俄国史上百年之久的各种趋势之间相互关系的眼力回顾新近发生的危机事件，然后转向国际舞台，明确了俄国革命在欧洲现代史中的地位，还概略地预测俄国革命对世界的影响和世界对俄国革命的影响。在这一框架中，他明确地把他的概念与当时在马克思主义者中流行的观点对立起来。这对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也就是说对于1847年以来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预测即便不是修正，也是最激进的重新阐述。仅仅为了这个理由，也值得对此略加详细地概述。
① 概述和引文都根据1919年3月的莫斯科重印本。本书作者在华沙的藏书中有一本现已成为珍本的1906年原印本，此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遗失了。1919年版是原版的忠实再版本，书前有专为这个版本写的序言。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者普遍都认为，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目的是推翻沙皇制度，清除半封建遗产；只有完成这一阶段的革命以后，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在俄国充分发展，而且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只有在这个国家的财富增长、生产力充分发展了以后，革命的社会主义才会起而夺得政权，开始满足群众的平等愿望。马克思主义者想当然地认为，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已经打好。当东方还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时，他们已在盼望社会主义在西方的胜利了。这是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和俄国的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都公认的原理。后两者的争论集中在是哪个社会阶级，是资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这个问题上。
托洛茨基对这些假定中的的大多数都作了分析。他同意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认为俄国资产阶级不能领导革命，应由产业工人承担这个角色。他当时更深入地论证说：工人阶级由于自己在革命中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甚至在西方社会主义高潮开始之前就不得不把俄国革命从资产阶级阶段推向社会主义阶段。这是革命“不断性”的一个方面——它不可能把剧变限定在资产阶级的范围以内。
究竟是什么使俄国注定会成为社会主义的前驱？为什么俄国中产阶级不能像18世纪法国中产阶级那样把他们的革命进行到底？答案在于俄国历史的特殊性。俄国是一个半亚洲式、半欧洲式的国家，是以发展缓慢、没有分化的原始社会为基础的。形成这样的国家不是由于俄国社会的推动，而是由于占优势的欧洲列强的军事压力。从很早的年代起，俄国先是反对鞑靼人统治的斗争，继而反抗波兰一立陶宛人和瑞典人的入侵，国家强迫俄罗斯人民尽了最大努力，耗费了社会生产的绝大部分财富，因此阻碍了本来就缓慢的特权阶级的形成过程，也阻碍了生产力，使它的增长更加缓慢。可是国家需要等级制，而要完成等级组织就必然促使社会分化。沙皇制度因此既抑制、同时又促进俄国社会的发展。根据这一事实，米留可夫说：在西方是等级创造了国家，相反，在俄国却是国家创造了等级。托洛茨基摒斥这种说法，认为它是片面的，因为“国家权力不能任意制造社会集团和阶级”。然而，统治者的主动权大得这样惊人，而俄罗斯社会又如此迟钝和麻木，以至在俄国甚至连“资本主义都像是国家的产儿”。①奠定现代工业基础的是国家，而不是私人企业。就连俄国的思想和舆论似乎也是国家的产物。在现时代，财政和军事保护主义和欧洲的金融援助保证了沙皇国家有一定程度的现代化，而这种现代化则进一步增强了国家统治社会的权力。自由派认为国家这一压倒的优势使革命成为不可能。但是正相反，它却使革命成为不可避免的。
① 托洛茨基：《总结与展望》第16页。
这一趋势的后果之一是，俄国跨人20世纪时，它的城市中产阶级极端软弱。俄国城市本身也只是最近几十年的产物。彼得大帝在位的时候，城市居民只占全国人口的3％。拿破仑战争之后，城市人口占4.5%，一直到19世纪末也不过13％。旧俄城镇与欧洲的城镇不同，它一直不是工商业中心，只是某一军事行政单位或城堡（莫斯科是皇村）。俄国城镇和亚洲城镇一样，不生产、只消费；既不积累财富，也没有逐渐发展分工。俄国的严寒气候及辽阔的幅员强加给它的对文明发展的严重障碍使这一切更加恶化。19世纪中叶，在俄国看到的资本主义不是产生现代工业的那种城市手工业，而只有农村的家庭手工业。正如帕尔乌斯已经注意到的，这一事实有一个显著的政治后果：俄国没有一个可与集中的城市手工业群众类比的社会阶级，而正是集中的城市和工业群众构成了法国中产阶级的脊柱，完成了法国大革命。俄国的400万家庭手工业者则分散在农村里。
甚至现代工业的发展也没有使中产阶级的实力明显加强，因为培养俄国的工业主要靠外国投资。西方资产阶级在他们本国都聚集在自由主义的旗帜之下，而在俄国，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投资的安全，而“强大的”，亦即专制的政府看来是最能保障安全的。这样，国家在经济上的优势，中产阶级在数量上的弱势，外国资本在俄国工业中占的支配地位，中产阶级传统的缺乏——所有这一切综合起来，使俄国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成了死胎。然而，现代工业虽然没有明显加强中产阶级的实力，却把无产阶级推上了显著地位。俄国工业发展得越晚，就越乐意采用最先进的组织形式，而这在别的地方总是缓慢、艰难地发展起来的。俄国拥有的现代工厂数量不多，但比西欧，甚至比美国的企业都更大、更集中。因而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及其自我组织与集体行动的能力就更强。
这样的社会阶级组合必然要彻底改变通常的革命模式。欧洲革命史经历过三个里程碑：1789年、1848年和1905年。强大而自信的法国资产阶级在1789年领导了反专制主义的斗争。确实，雅各宾平民派，即无套裤汉常常不得不把革命推向前进。但这些人都是不像样的乌合之众，他们自己没有一贯的纲领。他们只能偶尔对抗富有的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在经过了罗伯斯庇尔的短暂专政之后又恢复了优势，当时没有现代工业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领导权的挑战。①
① 多年以后，托洛茨基认为他是从马克思那里接受的这一看法，即使在18世纪，也把法国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夸大得过分了。
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转移到德国和奥地利。但德国的中产阶级既没有法国中产阶级那样强大，也没有那样自信。反对专制主义所必需的勇气又因为害怕新兴的无产阶级而变为气馁。1848年的平民群众不再是与愤怒和偏激的赤贫者混杂在一起的下层中产阶级，而是工厂中的工人阶级了。他们探索着走向政治独立，不但反对君主，更直接反对雇主。工人阶级虽然强大到已使资产阶级感到害怕，但还是太软弱、缺乏自信，不能领导全国。资产阶级已经软弱无力，而无产阶级还不够强，二者都无力承担革命的领导，革命因此失败。
最后，在1905年的俄国，革命的车轮转了一整圈后回到原位。但革命再也不是没有领导的革命了。俄国的资产阶级既太软弱无力，又太害怕无产阶级，不能指挥对专制统治的斗争。这一历史使命就落到产业工人的肩上。他们已经比1848年的德国工人强大得多，而且如饥似渴地吸收了欧洲社会主义的最先进的思想。①
① 托洛茨基：《总结与展望》第33页。
托洛茨基接着说，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革命如果成功，其结果必将是无产阶级夺得政权，“每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党的目的都是夺取政权，使国家为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服务。”①孟什维克认为，社会主义在落后的俄国还“未成熟”，工人必须帮助资产阶级夺取政权。托洛茨基反对这种说法，勇敢地宣称：“在经济上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阶级能比先进资本主国家的无产阶级更早夺取政权。……俄国革命造成了条件，在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政治家们有机会充分显示他们的政治家才能之前，政权就可能转到无产阶级手中。”②他抛开根据熟悉的马克思主义文本中那些论据得出的结论——资产阶级革命先于社会主义革命，声称：“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分析社会关系的方法，而不是教科书。”
① 同上，第34页。
② 托洛获基：《总结与展望》第34一35页。
考虑到批评他的人会马上指责他要俄国“跳过”资产阶级的发展阶段而倡导一种会使居少数的产业工人和全国其他人相对立的政策，托洛茨基试图对这些批评来一个先发制人。他说，他并不否认俄国革命至少在这个意义上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俄国革命的直接任务是使俄国从过去的封建制度的重负下解放出来，完成英、法资产阶级已经完成的任务。然而他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之处是：他坚持认为革命不会停止在这一点上。根除了封建制度之后，它要进而打断资产阶级的脊梁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①他并不排除社会民主党人和农民代表的联合政府的可能性，但他指定后者担任配角。工人代表有“将赋予政府政策以内容，并在政府中成为团结一致的多数党”。②
① 同上，第39一40页。
② 同上，第40页。
那么，这是一个少数人的专政吗？他含糊地而不是明确地设想革命本身实际上是工人单独实现的。在城市里，旧秩序必须推翻，产业工人要成为那里的主人。“只有在……城市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之后，才能吸引许多阶层的劳苦大众，特别是吸引乡村里的劳苦大众参加革命，并使他们第一次在政治上组织起来。”①虽然旧秩序的推翻和政权的夺取都将是少数人干的，但如果得不到多数人的亦即农民的真正支持，革命不可能巩固，而且也不能幸存下去。“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将以解放者的身份出现在农民面前。”②在诸多其他事中，要批准农民夺取大地产。法国农民会跟拿破仑走，因为拿破仑保障他们的小土地所有权，对付逃亡的地主；俄国农民由于同一理由也会支持无产阶级政府。因此，这个政府既代表少数人的统治又不代表少数人的统治，无产阶级少数将构成这个政府的核心，而且在一切重大问题上掌握主动权；但他总是为压倒多数的人的利益进行统治并享有他们的衷心拥戴。
① 同上，第41页。
① 托洛茨基：《总结与展望》第42页。
他关于农民在革命中地位的观点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关键，成为不少争论的焦点。对托洛茨基的常见的攻讦是：他“低估”了俄国农民的革命潜力，否认农民和无产阶级“联盟”的可能性。这种指责在他本人的言论里是找不到根据的。我们已经看到他那样强调：“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将以解放者的身份出现在农民面前。”他坚持认为社会民主党人不仅会剥夺地主的财产而且批准农民夺取地主的土地，在这点上他比已经走得很远的俄国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走得更远。孟什维克认为应由市政府接管乡绅的土地；大多数布尔什维克，特别是列宁，笼统地主张土地归国有，但没有提到分配土地。①如果像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及1917年以后所理解的那样去理解与农民“联盟”的话，那么，托洛茨基在1906年肯定已这样主张了。
① 现在知道，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只有斯大林在1906年主张过党应宣布赞成把大地产分配给农民。参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95一207、209一213页；另见多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第82一83页。
然而他的确认为农民跟其他小业主、小资产阶级一样都不是独立的革命力量。他认为农民是无组织的群众、一盘散沙。他们关心的是狭隘的地方利益，不能在全国协同行动。农民起义即使在罕见的情况下胜利了，也只是导致新的压迫王朝的兴起，或者被其他阶级利用，这就是农民的命运。现代社会里农民在政治上甚至比以前更软弱：“资本主义的历史是乡村从属城市的历史。”①城市里只有现实的或潜在的独立力量的两极：拥有集中财富的大资产阶级和拥有集中生产财富能力的无产阶级。农民尽管在人数上强大得多，但不得不或是追随这个或是追随另一个。在议会选举的天平上，农民一票的重量和工人一票的重量相等。在革命形势下，这种相等是虚幻的。在罢工中，1000个铁路工人比100万分散的村民在政治上作用更大。现代社会阶级的作用不取决于数量而取决于其社会功能和比重。无产阶级必须争取农民的支持，否则就不能掌握政权。但要吸引农村小业主群众的唯一办法是，要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显示力量和决心。弱者总是被强者吸引的。
① 托洛茨基：《总结与展望》第43页。
这一如此明白说出来的观点尽管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里已作了强有力的暗示，但却标志着根本背离当时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托洛茨基厌恶“教科书式的分析”，这使得他不去征引有用的引文）。工人阶级在成为国内的多数之前，不能、而且也不应试图夺取政权，这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在流行的社会主义中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幻想：在现代国家中，产业工人阶级会像在英国那样逐渐壮大成为多数。①托洛茨基早已同这一幻想彻底决裂了，他写道，在全国的多数人成为无产阶级以前，革命早就胜利了。
① 斯大林在1946年给他的全集写的序言（《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9页）中说：1905年时，他“当时所持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熟悉的论点：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是要无产阶级占人口的多数，因此在资本主义不够发达因而无产阶级尚未占人口的多数的国家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他在对农民的评价上与流行的意见同样尖锐对立。孟什维克倾向于把农村的小业主看做是反革命的后盾。他们寄希望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自由派之间的联合。列宁与他们相反，把俄国农民看做是革命力量，但又跟托洛茨基不同，对农民的潜力不作过早的预断。他耐心等待，看农民会不会建立自己的革命党，要是这样，社会民主党人就必须把它当做平等伙伴。1905年初，使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马尔托夫觉得有趣的是，列宁抱着强烈的好奇心和过大的希望看待那个谜一样的人物，加邦。①他很想知道：这个神父，这个哥萨克的后代，这个率领首都工人走向冬宫从而帮助打开了革命阀门的人是否就是一个独立、激进的农民运动的先驱。②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公式看来比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宽泛、更严谨，而且更适合社会民主党人与农村革命家的联合。1917年的俄国事件却肯定了托洛茨基的预见。然而到了20年代，这个问题在联系到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时又被重新提了出来。在托洛茨基阐明他的观点之后约半个世纪，这个问题一次又一次被亚洲革命提出来。在亚洲，城市成分与农村成分的关系比过去在俄国更错综复杂，更模糊难辨。
① 托洛茨基：《总结与展望》第55页。
② 《列宁全集》第10卷第175一180页；《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1册第54一57页；另见帕尔乌斯论加邦，载《火星报》第85期（1905年1月27日）。
到此为止，我们讨论了革命的国内方面。按照托洛茨基的观点，革命的国内方面和国际方面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虽然农民单凭他们自己不能“排挤工人”，但这两个阶级的冲突迫在眉睫，这是一场使无产阶级可能失去领导全国的公认地位的冲突，只要革命是从事粉碎地主的统治及其政权的斗争时，全体农民都会站在革命一边。①但在此后，无产阶级政策的两个主要特征，即它的集体主义和它的国际主义就会遭到（农民的）反对。②新政权尽管有其创始的力量，而一旦城市和农村的革命从资产阶级阶段推进到社会主义阶段时，就会发现它的力量不够强大。那时它不得不向世界革命寻求授助。俄国工业的贫乏和落后无论如何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难以克服的障碍，只有在社会主义西方的援助下才能打破和清除这些障碍。而保守的欧洲的敌对最终会迫使俄国革命把斗争扩展到国境以外。
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全力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不能把它的暂时统治转变成稳定而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③
这样，从一开始就使事件的发展具有国际性质，并展示了最广阔的前景：俄国工人阶级由于领导政治解放斗争而上升到历史上空前的高度，手中积聚有巨大的力量和手段，成为全球范围内的消灭资本主义的首创者……④
如果暂时取得政权的俄国无产阶级不把自己开创的革命在欧洲大地上继续进行下去，那么，封建及资产阶级反动势力一定会迫使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这样做。⑤
正是由于害怕兴起的无产阶级，投票赞成支付巨额军费的资产阶级政党才被迫一本正经地表示要求和平，梦想建立国际调解会，甚至梦想组织欧洲联邦——所有这类可怜的慷慨激昂的演说既不能消除列强的对立，也不能消除武装冲突……欧洲大战必然意味的是欧洲革命。⑥
① 托洛茨基：《总结与展望》第42页。
② 同上，第46页。
③ 同上，第71页。
④ 同上，第73页（重点号是托洛茨基加的）。
⑤ 同上，第74页。
⑥ 托洛茨基：《总结与展望》第77页。
他接着指责社会民主党各派“宣传上的保守主义”可能妨碍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他希望俄国革命能够激励国际社会主义，正如1905年的事变曾促进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无产阶级举行总罢工并要求普选权一样。“东方的革命用革命的理想感染西方的无产阶级，并使之也有用俄语和敌人讲话的欲望。”②他把自己的论点总结如下：
俄国无产阶级……将遭受到全世界反动势力有组织的敌视，也会得到全世界无产阶级给予革命的有组织的支援。如果听其自然，一旦农民背弃无产阶级，俄国工人阶级不可避免地要被反革命镇压下去。工人只有把他们自己的政治统治命运，也把整个俄国革命的命运与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联结在一起，除此别无选择。俄国无产阶级将把巨大的国家政权投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阶级斗争的天平上，这个巨大的国家政权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这一难得的机遇所给予它的。手中有国家政权，背后有反革命，面前有欧洲反动派，它将向全世界的兄弟们发出那个熟悉的号召，这一次却是最后攻击的冲锋号：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②
① 同上，第80页。
② 托洛茨基：《总结与展望》第80页。
托洛茨基的论点要旨暗含着他把欧洲革命设想为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因此，在他的预测中夹杂有致命的幻想，至少在关于全过程的发展速度方面抱有幻想。第二国际的精神导师卡尔•考茨基曾权威地宣布过一个信念：欧洲的经济与社会已经“成熟”，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当时，这一信念被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共同接受，托洛茨基对这一信念大加称赞。可是，甚至在1906年，尽管他预测的要旨都是明确的，但关于革命会以什么方式从俄国扩展开来，是否会通过波兰冲进德奥两国或是否会向东转到亚洲，他对此却相当谨慎，说要作出预言是不可能的。①
① 同上，第74一77页。
托洛茨基无论如何一刻也未曾想到俄国革命能孤立地存活几十年，所以像斯大林20年后说的那样，托洛茨基“低估”了革命在俄罗斯内部蕴积的力量和活力。如果考虑到托洛茨基在1906年发表的这个观点到1917年至1924年之间竟成了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全体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共有的理论财富的话，这个在回顾中十分明显估计的错误就不那么令人惊异了。自然，马后炮总是对预测中的局部错误猛攻，致使那个错误蒙蔽整个预测的光彩。托洛茨基没有预见到苏俄会孤立地存活几十年，这的确是事实。但是除了他以外，又有谁在1906年预见到苏维埃俄国的存在？而且，托洛茨基本人是在无意中间接地提供了他自己错误的思路的，这从他对农民的评价中可以看出。农民在政治上孤立无援和没有独立性这两点，是集体主义制度在个体农民占压倒多数的国家里存活的原因，同时也能令人信服地说明能够相当成功地把集体主义强加给农民的原因。
他当时说，一旦农民转而反对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就会失败，这显然与他本人的观点相抵触。如果这一论断是一个错误的话，这个错误与他在1905一1906年的革命观密切相关。他没有想到：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会在与人民中的多数相对抗的情况下长期统治和管理一个巨大的国家。他没有预见到革命导致少数人的长期统治。这种统治的可能性在他的理论中原本存在，但成为现实时，仍然使他像几乎所有他的同时代人一样觉得这是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尽管他写过关于列宁的“雅各宾主义”的文章，但未曾设想革命会因为设法摆脱孤立及弱点而成为集权主义。
如果把他的种种思想倾向看做一个整体，那么，也许可以说几乎从未有过这样不同结果的政治预言：时而得到如此辉煌的应验，时而又被完全推翻，尔后，新的历史巨变的洪流又在某一点上给以肯定。托洛茨基的预测中讲到俄国会推动世界革命那部分尤其符合事实。几十年来发生的事变使人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1917年以及其后，在王座倒塌和起义的霹雳声中，他的话似乎句句兑现，准确得不可思议。接着是，共产主义在欧洲的退潮，布尔什维克的俄国缩进自己的甲壳里。托洛茨基受到羞辱和嘲笑，被说成是完全荒谬的、“显然不可能应验的空头”预言家。但接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余波中，他的声音仿佛在身后又回响在两个世界的冲突中。在西方看起来，俄国“上升到历史上空前的高度，手中积聚了巨大力量和手段，成为全球范围内消灭资本主义的首创者”。我们不能过多超前我们的叙述，不能在这里就探讨这是不是俄国的真正作用或起到什么程度的作用。我们只能在这里提示托洛茨基的想象与显然成为事实的部分之间的差别。他当时指望俄国的新政权成为国际革命的首创者和鼓舞者，而不是国际革命的主子；他认为在俄国以外“消灭资本主义”是西方工人阶级的真正成就，而不是俄国军队胜利进军的副产品。
然而尽管事变的行程偏离了他在1904一1906年制订出的路线，但到本世纪中叶，看起来他又一次正确掌握了“形势的主要机遇”。无论人们怀着恐怖还是怀着希望阅读他的预言，无论人们认为他以其成熟及伟大永垂青史、成为新时代鼓舞人心的先驱还是认为他是毁灭和苦难的先知，但对他那设想的胆略和气概都会留下深刻印象。他观测未来就像一个从耸立的峰顶眺望那不熟识的无垠的地平线的人一样，指点远处大量未经标出的里程碑。诚然，从他的制高点观察，他不能把下面的全景中那些被浓雾包围的部分尽收眼底，而距离所起的作用使远景看起来跟在低谷中看到的大不相同。他错误地判断了一条主要道路的准确方向；两个或更多的独立的里程碑在他的眼中融为一个；他可悲地看漏了一个将来有一天他自己会在那里摔得粉身碎骨的岩石深谷。但他的视野宏大无比，补偿了他的失误。与托落茨基在彼得保罗要塞的囚室里勾画出的这个设想相比，他的同代人中最卓越、最聪明的人，包括列宁和普列汉诺夫，所作的政治预言都显得畏怯或含糊。
他的思想发挥在《总结与展望》中达到高峰。在狱中度过的几个月中，他深入思考并领悟了新近的经验，对他来说，这是从早期向成熟期的转变，这一转变像他从童年跃向青年、从青年跃向成年一样地突然和迅速。这本80页的小册子正是这个人的实质与精华。在他的有生之年，作为革命领袖，作为军队的创建者和统帅，作为新国际的创始人，然后作为被“追捕”的流亡者，他总是在捍卫和发挥他在1906年概括提出的思想。同样，马克思用其毕生的时间不断发展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思想，并从中得出结论，而《宣言》正是他早年对自己学说的简要说明。
托洛茨基这本著作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有如1848年以来《共产党宣言》对于欧洲社会主义一样，一直是主要的革命规划，是先知唤起行动的号召书。然而，托洛茨基这本著作尽管引起争论，但它的影响却几乎被忽视了。这部分是由于外在的原因，部分是由于作者观点的内在原因。1906年这本书刚出版就被警察查扣没收了，到读者手中的寥寥几本没有引起注意，尽管当时对苏维埃案的审判正在进行，作者正受到公众的瞩目。这本书的大部分是收集旧文章重印的，寻求新观点的读者不容易看到其中新的重要一章。①例如，列宁在1919年前肯定从未读过这一著作，虽然他有一两次依据第二手的引文轻蔑地提到过它。②到此书终于送到印刷所之时，革命失败了。社会民主党人从实用的观点出发不去仔细考虑革命胜利的前景，而更想要去掂量反动派的取胜机会。这样，《总结与展望》如要产生更强大的影响，出版得不是太早，就是太晚了。结果是，党内的两大主流都不愿认同这种挑战性的新预见。孟什维克已从1905年的激进主义中恢复过来，他们急于要摆脱托洛茨基的影响，他们认为这个“托洛茨基主义”的新提要是白日梦。布尔什维克则无意认真注意这个孟什维主义代言人绘制的革命前景。托洛茨基在自己的党内已成了孤军作战的人，这就判定他在该起最大作用的时候起不了作用。他的年龄太轻对此也有影响。他在党员群众和非党员工人中已经很孚众望，但在积极的宣传家和组织家（他的学说主要是给他们看的）看来，他还是年龄太轻，不能把他当做先知。③
①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第39一42页。
② 参见越飞写给托洛茨基的遗书（1927年11月16日），该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哈佛大学）。
③ 卢那察尔斯基：《革命家剪影》。
尽管缺乏响应，但他已深刻意识到：他已进入了历史创造者的行列。1906年9月19日，他正是带着这一意识走上被告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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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充满战斗而且激烈。审判不像料想的那样在军事法庭上进行，因而被告席上并没有笼罩着死刑的阴影。但是被告们都有长期服劳役的准备。大批哥萨克骑兵和步兵围住法庭。在宣布处于戒严状态的区域内满是手持出鞘军刀的宪兵。准许旁听的只有百把人，其中有托洛茨基的父母。辩护律师共40人。25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证人对苏维埃活动的每一细节提供了证词。从第一天起，由几万名工人签名反对这次审判的抗议书像潮水般涌到法庭。有一份典型的抗议书说：“我们，奥布霍夫工厂的工人，宣布……苏维埃绝不是由一小撮阴谋家组成的，而是彼得堡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如果我们尊敬的П.A．兹雷德涅夫同志有罪，那么，我们大家都有罪，我们用签名来证实这一点。”①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2册第142一143页。
无数小插曲也表明公众反对沙皇的情绪。“在被告席上经常出现报纸、信件、装有甜食的盒子和鲜花。无数的鲜花！在被告的钮扣眼里，在被告的手中，在被告的膝上，在所有的被告席上——都是鲜花。审判长始终没有勇气消除这种扰乱秩序的芳香。结果，甚至连宪兵军官和执事人员也都因大厅内的气氛而士气低落下来，他们从听众手里接过鲜花送到被告席上。”①一次，被告们起立为一个在审判前就被处决的人默哀。律师和听众都站了起来，尴尬的宪兵军官和警察也都站了起来。革命的余波仍在空中飘荡。
① 同上，第141页。
兹雷德涅夫代表全体被告在开庭时这样说：“我们决定出席现在的非常法庭，只因为我们认为必须……公开说明苏维埃活动的真相及其意义。”被告们这样的表现有时引起羡慕和同情，甚至引起敌人的尊敬。警察控告苏维埃的某些成员——托洛茨基不在其中——侵吞从工人中征集的基金。这一控告在各工厂中引起一阵轰然抗议，而且在法庭上遭到那样有力的驳斥，以至连检察长本人也认为是诬陷，不予受理。证据如此明显：苏维埃号召的总罢工和示威游行都曾得到压倒多数的群众的拥护，因而检察长不能根据这两个行动立案，而只能集中于暴动这一罪名进行起诉。①
① 《泰晤士报》载当时的彼得堡通讯说：“[1905年10月的]革命集会，其值得注意的特点是组织周密完善，……相反，‘白党’的游行队伍却只是由店伙计、店主、教堂执事和少数狂热分子的乌合之众。”《泰晤士报》1905年11月1日。
10月4日托洛茨基就这个问题起来发言。他的发言以马克思和拉萨尔在1848年面对同样的指控时所作的辩护为范本，但这一次他也许更胜于他的两位老师。他首先声明：共和国和暴动问题从未提上苏维埃的议事日程，所以按照严格的法律观点说，这一控告毫无根据；而在这里论述它们只是因为苏维埃对这些问题持有自己的态度、认为它们是理所当然的而无需讨论的。尔后他无所畏惧地纵论政治暴力问题：
苏维埃……是否认为在一定情况下采用暴力和高压手段是正当的呢？用这样概括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是正当的。政治总罢工的实质是使政府机构瘫痪，因此，在政治总罢工所造成的情况下，早已过时的、为罢工所直接反对的旧政府的暴力已经证明本身完全无能为力。即使采用唯一能用的野蛮手段也不可能维持控制公共秩序。同时，罢工已使千千万万的工人从工厂中出来冲上街头，已唤醒他们投身到公共政治生活中去。谁能接管对群众的指导，谁能使群众队伍遵守纪律？旧政府的哪一个机关？警察吗？宪兵吗？我找到的答案只有一个：除工人代表苏维埃外，谁也不能。①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2册第163一164页。
他说，苏维埃只能承担起准政府的职责。然而它不行使高压统治而宁愿进行说服。检察长提出的证据中只有几件微不足道的暴力事例，与其说它们是悲剧性的不如说是喜剧性的。被告当然可以抗辩说，苏维埃的所作所为无不在沙皇本人宣言允许的范围以内，但它宁可坦率宣布它的民主共和的信念。沙皇宣言许诺的自由是只给保皇党的呢，还是也给共和派和社会主义者的？这就让法庭去决定吧。“现在就让宣言通过法庭的裁决对我们宣布：你们总是否认我的现实性，可是我对你们、对全国来说都是存在的。”否则，被告们将是因为他们的信仰被定罪，而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了。
然后，托洛茨基继续论证说：法庭所认为合法的总罢工在某些情况下必然发展成为法庭认为是非法的暴动。暴动就某种意义说是与总罢工同时开始的。罢工既然已使现政府瘫痪，因而就需要有另一个政府取代它。类似双重政权的情况已经成为现实。检察长承认保卫现存秩序以防苏维埃的侵犯。可是这种秩序，按沙皇宣言中的表述而论，它本身就是总罢工的产物——正是为了对付十月罢工沙皇才公布这一宣言的。旧秩序合法的、现实的基础已经粉碎。事实上己经存在两个政府。两个政府都坚持自己的权力，都竭力争取军队支持自己。两个政府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彼得堡的工人意识到这一点了吗？意识到了。无产阶级、苏维埃相信两个政权的公开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吗？相信。”而且，不但它们，中产阶级也知道这一点，并多次对苏维埃表示同情。体现无政府状态和嗜血的正是旧政府，并不是苏维埃。要求秩序就得推翻旧政府；只有暴动才能推翻它。
托洛茨基问：这种暴动是什么性质？历时已100年的俄国陈旧法典只知道一小撮造反者秘密进行反政府阴谋活动这样的概念。确实，这在过去时代是唯一可能的起义方式。但新的暴动是人民起义，是陈旧的法典万万想象不到的。法律已落后于时代，它甚至没有给检察长提供控告苏维埃的技术根据。
而我们的行动是革命！而我们已为武装起义作了准备！法官先生，群众的起义是制造不出来的，是主动自发的。它是社会关系和社会条件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在纸上策划的结果。群众暴动不能筹划，只可预见。由于种种原因，公开冲突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那些原因既不取决于我们，也不取决于沙皇制度。公开冲突一天一天在迫近。对我们来说，准备公开冲突就是要尽一切可能使这场冲突的栖牲人数减少到最低限度。
苏维埃力图组织群众并向他们说明事件的意义：不是准备暴动，而是使自己对暴动有所准备。一点儿不假，群众没有武器。但是—— “不管武器多么重要，法官先生们，伟大的力量不在于武器。不，不是群众有杀人的能耐，而是他们有准备赴汤蹈火的伟大决心，它最终保证人民起义的胜利……。”因为只有群众表示出准备战死在街垒的决心，才能把旧政权所依靠的军队争取过来。在革命中，街垒并不起堡垒在正规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街垒主要是人民与军队之间的物质和精神的会战场地。“它为起义服务，因为它阻挡了军队的调动，使之与人民密切接触。”就是在街垒上，士兵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诚挚勇敢的话语，这是兄弟般的呼吁，人民良知的呼声。士兵与市民在革命热情气氛中这样接触，其结果就是旧军队纪律的绳索突然绷断……。”
他这样说明了暴动在革命中的地位之后，就回过头来对政府进行抨击。他说，统治者试图用暗杀和大屠杀的手段延长他们的统治；黑色百人团的无赖们一直按警察和宪兵的指点行事；而沙皇本人一直都是他们的保护人。①托洛茨基引证自由派亲王乌鲁索夫（Урусов）在第一届杜马上的揭露，这位亲王讲到一个宪兵头子曾这样夸口说：“只要我们认为有必要，我们可以屠杀10个人，或者，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可以屠杀1万个人。”
检察长对这一切并不相信，因为他不能相信。否则，他就必须转而去控告他现在保护的那些人，而且必须承认用左轮手枪武装自己的公民是反杭警察的自卫行动。……我们毫不怀疑：黑色百人团的门面背后是统治集团的强有力的拳头。法官先生，就是此刻，就在我们面前，也能看见这双邪恶的拳头。
检察长要你们承认：苏维埃武装工人为反对现存“政体”而进行直接斗争。如果明确问我“是这样的吗？”我会回答说：是的！……我准备承认这一指控。但只有一个条件，我不知道检察长和法庭是否同意这个条件。
我倒要请教：检察长所说的“政体”确切涵义究竟是什么？难道我们当真都在什么“政体”下生活吗？这个政府早已和全国人民决裂了。……我们拥有的不是全国的行政权力，而是一架屠杀群众的自动机器。对这架把我们人民肉体活生生地剁成碎块的政府机器，我找不出任何别的名称。要是你们告诉我杀人、放火、暴行，……要是你们告诉我在特维尔、罗斯托夫、库尔斯克、谢德尔策发生的一切，……要是你们告诉我基什涅奥夫、敖德萨、比亚威斯托克（一直在进行大屠杀的地方）是俄罗斯帝国政体的代表，那么——是的，那么我就同检察长一起承认：我们在10月和11月里是在武装自己，反对这个俄罗斯帝国的政体。②
① 黑色百人团的纲领如下：
1祖国利益在于坚决捍卫正教教会制度及权力无限的俄国专制制度。
2基督教正教教会在国家中必须居支配的统治地位。
3俄国专制制度出自人民的理智；一直得到教会的祝福，而且历史一直证明它是正确的。
② 《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2册第163一177页。
他就是这样面对着法官们，用洪钟般的声音对他们说话，而且向听众飞速地瞧了几眼。他的父母坐在听众中间。他父亲注视着他，感到自豪，跟儿子完全和解了。他母亲默然流泪。他的辩护词使听众情绪激动，以至辩护律师要求暂时休庭，让情绪冷静下来，法庭批准了这个要求。在休庭时，律师和听众团团围住被告席向托洛茨基表示敬意。而托洛茨基则温情地尽力使他母亲对严厉的判决有所准备，因为在儿子周围争先致敬的骚动使她天真地以为没事了。重新开庭时，检察长兴高采烈宣称：被告已给了他所需的证词，不过他也对托洛茨基的正直和勇敢表示敬意。
对证人的质询彻底暴露了政府和警察的暴行和腐败。托洛茨基质问指挥侦察的宪兵将军伊凡诺夫（Иванов）一个问题时，逼得伊凡诺夫承认：在政治警察总部，他的一只装有文件的公文包被人偷走了，这在法庭上引起一阵哄堂大笑。将军解释说：确实是疏忽大意，任何个人的东西放在那里不加照看，哪怕只是一会儿工夫也总会被人偷走的。尔后，10月13日，一件事像炸弹一样在法庭上爆炸。一个辩护律师收到洛普辛（Лопусин）的一封信，要求召他作证。洛普辛是新近被免职的警察某部门的主管，是一个半自由派，他对自己部门的秘密活动进行了专门调查。他向法庭提交一份他呈送给新任内务大臣斯托雷平的报告副本。他要证明：去年由于苏维埃采取的措施才使彼得堡避免了一场血腥屠杀。他要证明：煽动大屠杀的传单是在政治警察总部一个办公室里印的，而刚才那个办公室的主任却向法庭作证说从未见过那些传单。他进一步揭发：政治警察自己一直都在组织黑色百人团的匪徒；指挥这些匪徒的实际上是特列波夫将军，宫廷卫队司令定期亲自向沙皇呈递有关这些活动的报告。被告要求传前首相维特、前内务大臣杜尔诺沃（Дурново）和洛普辛出庭作证。这个要求被拒绝，借口是质询业已结束。若允许警察部门的前主管为被告作证以及把帝国宫廷牵连进去，定会招致沙皇对法官的恼怒。然而，他们拒绝传证人实际上暴露了这次审讯的政治性质及不少其他情况。被告和律师决定抵制继续开庭。
11月2日，在空无一人的法庭上宣读了判决书。关于主要罪状，即暴动，法庭宣告苏维埃成员无罪。但是判处托洛茨基和其他14人终身流放西伯利亚，褫夺其全部公民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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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1月5日黎明，这些犯人身穿灰色囚服上了路。关于他们动身的日期及目的地，事前都不让他们知道。他们“兴致勃勃地下棋”下到后半夜，刚刚躺下睡着，就被叫醒上路。不过，他们在动身前还是设法私下送出一封给彼得堡工人的“告别书”，对工人群众与苏维埃的团结一致表示感谢，并重申了革命最终胜利的希望。
这批流放犯，有些带着妻子和小孩，在大队军人押送下经过空无一人的黑暗的街道，走到火车站。政府仍然害怕有人企图劫救他们，因此预防措施十分严密，由于认为彼得堡卫戍部队的士兵不可靠，押送的军队是从莫斯科调来的。沿途各站都有密密麻麻的宪兵警戒线包围住犯人的车厢，直到押送行程快到终点的时候才告诉犯人流放的地方。尽管如此，犯人们仍受到尊重和照顾。押送士兵公开地表示同情。他们都读了审判报导，当他们得知要押送工人代表到流放地而不是押赴刑场处决时，感到宽慰。途中，犯人的邮件都是由他们秘密投寄的。亏得这种环境，我们才有托洛茨基致谢多娃那些生动描写押解途中情况的信件。①
① 托洛茨基后来把这些信发表在一本小册子《往返记》里，我们的引文的都摘自德译本，这是作为托洛茨基的《1905年俄国革命》一书中的附录发表的。
从彼得堡出发，途经沃洛格达、维亚特卡、彼尔姆，越过乌拉尔山脉，到达秋明。在这里让犯人下火车，而且更换了押送队。他们从这里起坐雪橇向北行驶到托博尔斯克。这支40辆马拉雪橇组成的押送队只在日出到日落之间赶路，因此马不停蹄地走一天也只不过赶20俄里。①提防得很紧，黄昏前就不再赶路了，以防有人逃跑。途经乡间星罗棋布的流放犯定居点时，押送队伍总要受到革命歌声和红旗的欢迎致意。这批流放犯到来之前，西伯利亚本地农民中就已流传着传说和流言了，这么强大的押送队伍使人想象这些流放犯是重要的大人物，如失宠的公爵、省长或被解散的第一届杜马的议员。农民们满怀敬畏地看待他们。
① 此处有误，应是每天90一100俄里，参见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一书的中译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版）第166页。——译注
三个多星期后，犯人到达托博尔斯克，在当地监狱里羁押了几天。在这里告知他们，旅程的目的地是鄂毕多尔斯克的苦役场，位于鄂毕河河口湾边的群山中，正好在北极圈上，离铁路约1700俄里，离电报局850俄里。从托博尔斯克到鄂毕多尔斯克的路途是：向北沿鄂毕河，经萨马洛沃和别列佐沃，越过荒无人烟、冰封雪锁的冻土带和泰加森林。在那500俄里路程内，除寥寥几所奥斯佳克人的小屋和帐篷以外，没有定居的村落。部分道路还得用马，再向前走，就得换用驯鹿了。这时，这个判处流放的犯人突然震惊地感觉到，与文明世界隔绝已成定局。1月29日，他从托博尔斯克监狱写信给他的妻子，讲到了使他最难堪的是突然强烈地渴望“街上电灯的灯光，电车的丁当声”，特别是在“世界上能提供给他的最可爱的东西——新出版的报纸上的油墨香”。
虽然他在从彼得堡起程之前曾深谋远虑地把一份假护照和钱藏在靴底，但到这时为止他还没有想到设法逃跑。一是因为政治犯们克制自己不在途中逃跑，以免牵累押送队，二是他考虑到，公众这样熟识他，作逃跑这样的尝试是否太冒险了：流放犯逃跑如果被捉住，就要受3年苦役的惩处。足以证明他这种考虑的是，当他写信给谢多娃讲到他流放的地方时他表示仍希望她带着他俩的婴儿一同到那里去，这个婴儿是他在狱中候审时出生的。为了给谢多娃鼓劲儿，他在信中写道：鄂毕多尔斯克的气候有益于身体健康，有居民1000犯人，而且他会有机会在那里谋生维持生活的。他还迫切要求她把书籍报刊随身带来或寄到鄂毕多尔斯克来，越多越好。他下决心在北极圈外长期等待，他在这不无抑郁的心情下从托博尔斯克动身到下两个羁留地——萨马罗沃和别列佐沃去。
押送队全速奔驰，经过伤寒流行的广大地区，这里的奥斯佳克人像苍蝇一样死在他们的小茅舍里。2月12日，犯人们被寄押在别列左沃监狱，不过白天允许他们离开牢房走动在冻土带，正是暴风雪的月份，警察认为不会有人企图逃跑。
但在别列佐沃，一系列有利条件使托洛茨基改变了主意，他准备逃跑。他遇上一个判处流放的医生，医生教他如何假装成坐骨神经痛患者，这样就可以逃避最后一段路程而留下来，留在监视宽松的当地医院。装病需要很大的意志力；但是如果装得好，就检查不出来。如果他继续上路后再设法从鄂毕多尔斯克脱逃，那就要越过北方的荒原，多走500俄里路。于是他下决心按医生教他的办法在别列佐沃留下来，并找到了一个同情而乐意帮忙的农民。他必须在三条路中选择一条。他来时走过的那条托博尔斯克的路就某些方面来说是最方便的，但走这条路容易被抓住；而越过乌拉尔山脉到阿尔汉格尔和芬兰那条最北的路既危险又困难；因而他选择了穿越没有道路的冻土带，沿索斯瓦河向西南直奔乌拉尔山脉中一个金矿区，那是一条与彼尔姆——维亚特卡铁路线连接的单窄轨小铁路的终点。他的农民朋友为他找到一个本地济良人酒鬼做向导，这个酒鬼认得冻土带的路，会讲俄语和本地土话。他们约定成交：托洛茨基出钱由向导购买路上必需的驯鹿和皮衣，旅程完毕后归向导所有。
日子临近时，托洛茨基假装坐骨神经痛发作已经复原。逃走前那天晚上，他去看了契诃夫剧本的业余演出。幕间休息时，他遇见当地的警察局长，告诉局长说，他已感觉良好，可以继续那段北上的最后路程了。警察局长非常高兴。午夜，托洛茨基不无担心地把自己托付给那个酒鬼向导，向南而去。
他们几乎是日夜兼程，走了一个星期才越过广袤的冻土带，其距离除了“天使长”米迦勒之外，没有人量过究竟有多远。那个向导在冻土带探路，对方向有像野兽一样本能的敏感。他几乎同所有的奥斯佳克人和济良人一样，总是不断地喝酒，喝醉了就睡。眼看雪橇冲进深深的雪堆，又怕后面有人追捕，使雪橇上的乘客恐慌不已。托洛茨基自己不吃、不喝、不睡，不断推搡那个驾雪橇的酒鬼，拉掉他的帽子让他挨冻，以此使他保持清醒。奥斯佳克人的小茅舍幸而寥寥无几，而且彼此相距很远，他们路过那些小茅舍时，驾雪橇的酒鬼总要停下来，人也不见了。这位乘雪撬的旅客找到酒鬼时，见到他总是同奥斯佳克人及其老婆孩子尽情狂饮，或者躺在地板上不省人事。途中，领头的驯鹿扭伤了腿，其余的驯鹿也都疲乏不堪，不得不把这些牲口留下而买新的。这样的事一再发生。因而，托洛茨基只得同奥斯佳克人一起去围捕驯鹿。
尽管困苦和气恼，但活动身体还是使他感到偷快，他睁大眼睛看着白雪荒原惊心动魄的美以及奥斯佳克人小茅舍里生活的丑陋和可怜。大部分时间他都在竭力避免睡着，当他们在露天的荒野停下来生火、融雪煮茶的时候，他就坐在火堆边，把他观察到的事物草草记下来，后来写进一本书里。就连这次逃亡的紧张和冻土带的恐怖也未能使他放松调查和写作。他把沿途的地形景色、树木的形态、狼、狐狸、貂、麋鹿及其他野兽留在雪地上的足迹及他和驾橇人谈话：关于土人的风俗习惯（他们最喜欢生吃活鱼，即吃那还能在他们手上蹦跳的鲜鱼）、土人妇女受到的悲惨奴役、猎捕麋鹿、猎人和猎物的动作及其他许许多多的问题都一一作了笔记。
当他们临近乌拉尔山脉时，居民点渐渐多起来了，人们爱打听，使他感到麻烦。他装扮成商人，或者装扮成回乡的北极探险队员。当遇到有人硬卖东西给他时或偶然碰上一个人说认识他所说的那个北极探险队中的一两个队员时，他就必须开动脑筋，找出一些听起来合理的回答。不过总算没有发生任何麻烦，最后他终于到达单轨铁路的终点博戈斯洛夫斯克。
过了一天，列车载着他从彼尔姆向西、经过维亚特卡和沃洛格达驶向彼得堡。他后来回忆说：“在那几乎是空无一人的宽敞的车厢里，我却觉得又挤又闷，我走到车厢间的平台上，那里寒风呼啸，一片昏暗。我情不自禁地大喊一声，这是快乐和自由的呼声。”①他欣喜若狂，干出凡是谨慎的人都要劝阻他别干的事：他朝着每个警察特务都认识他的彼得堡驶去。他打电报给妻子，告诉她他到了，要她去途中接他。谢多娃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电报送到时，彼得堡的报纸还在报导关于被判刑的苏维埃领袖们去北极圈的旅途情况。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2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