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 《非凡的小人物：反抗、造反及爵士乐》（1998）
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
本章的突出之处在于它是一曲手工技术工人的悲歌。此文原来是1983年在经济历史学会所作的托尼讲座。因此我在最后提到了R·H·托尼（1880—1962），他在英国经济史、社会主义运动以及用他的两本书的题名来说就是——争取《平等》和反对《贪得无厌的社会》的斗争中，都是一位关键人物。
本章基本上是讨论在第一个工业国家中那些挣工资的手工技术工人的命运和演变。他们的特征、价值观、兴趣以及行业保护措施都深深扎根于过去那强调“手艺”的工业化之前的时代，这一时代甚至为那些本不可能在工业革命之前存在的技术行业提供了模式，比如说制造蒸汽机的熟练工人。直到进入20世纪，技术劳动还一直带着这一过去时期的印记；从某些方面来看，它一直顽强地生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现今人们普遍承认，英国工业经济在其黄金时代曾广泛而且基本上依靠熟练的手工劳动，有时得到了动力机械的帮助，有时则没有。这种情况有技术上的原因——因为还离不开手工技巧；有生产组织方面的原因——因为手工技巧补充了或者部分地取代了设计、技术专业工作和管理；而更基本的原因则是，出于商业合理性的考虑。只要手工技巧不妨碍企业取得令人满意的利润，那么替换它所需要的高额费用，或者替代中易发生的费用，似乎都不是很合理，因为取消技术劳动之后的利润前景尚有待证明。这不仅适用于报业中心舰队街。在阿姆斯特朗的企业中担任过总经理的安德鲁诺布尔爵士（1831—1915）曾争辩说，造一条内河船比生产6000辆汽车能赚更多的钱，这无疑是正确的。英国不像美国，手工技术劳工并不短缺。而促使人们取消手工技巧的主要动力，具体说就是标准化商品的批量生产，直到19世纪的最后10年为止在英国的国内市场尚不发达或不普遍，同时，英国商品当时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主导地位，或者更准确地说，在那些今天被称为第三世界和白人帝国领地的市场上占有主导地位，这就使得旧的生产方式仍然能够生存。而且，也许可以说，从货币工资的角度来看，英国当时的熟练劳工大概并不是很贵。支付他们的工资很可能比建造交通系统的花费更低。
就这样英国的技术工人占据了一个具有相当实力的关键地位，而且他们占据和利用这一地位的时间越长，要想赶走他们就越是麻烦而且开销越大。其实手工技术早该被替代了。在手工与机器从19世纪30年代初到50年代的激烈决战中，有手工技巧的工人落败了，甚至一些有实力的手工机械工人也败了。然而随后于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出现的情况是，在多数产业中，雇主和技术工人达成了双方均感满意的默契式的安排和相互迁就。技术工人的地位加强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后来想用一种新型的更为成熟的机械化与“科学管理”方案来替代他们的种种尝试也在很大程度上失败了。但19世纪的工匠则实际上已经没落了。除了一些小的但是还算重要的工业经济角落，或者那些黑市经济潜滋暗长的地方以外，他们再也算不上什么人物。但是到这时，英国工业也同样是威风不再了。
因此工匠的历史可以说是一出五幕的戏剧：第一幕的背景是工业化之前的时代的遗产，第二幕讲的是他在早期工业化时期的奋斗，第三幕是他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荣耀，在第四幕中他成功地抵御了反复的攻击。最后一幕展示了他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繁荣时期结束以来的一种渐进的但决非平平稳稳的衰落过程。
我从一个简单的观察说起。在大部分的欧洲语言中如果不加限制地使用“工匠”（artisan）或者相类似的词，它就自动带有独立工匠或者小业主这样的意思，或者还包括一些希望能具有这种身份的人。在19世纪的英国，这个词也同样自动带有挣工资的技术工人的意思，或者有时一开始（就像在盖斯凯尔的小说《工匠和机器》中）意味着任何挣工资的工人。简而言之，工匠的传统和价值在这个国家已经无产阶级化了，这是别的地方所没有的。“工匠”这个词本身也许有误导性。它大体上是属于19世纪的社会和政治话语的世界；当手工艺师傅和熟练工人——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拿破仑战争结束时作出他们几乎是最后一次的集体努力，试图使伊丽莎白时代的劳动规范重现生机时，大概就是在这场注定要失败的斗争中，“工匠”这个词进入了公共词汇。这个词在18世纪似乎很少用于描述社会群体或者阶层的分类。实际上，在工人阶级的圈子中，当时几乎被广泛使用的词是“tradesman”。而在19世纪中产阶级的语言中，“tradesman”这个词几乎毫无例外地意味着一位一般说来业务规模较小的零售商（“一个经商的人”），它在工人阶级的用法中则保持了（而且也许在老年人的语言中至今仍保持着）古老词汇中的“一个有手艺的人”的含义：在这里，语言和那些做东西者及卖东西者的等级区分是相匹配的。我们可以顺便指出，“经商”（being in trade）含有一种轻蔑和顺从的意味，而“有一门手艺”（having a trade）则不同，至少在那些有手艺的人以及那些把自己和有手艺人相比较的人的眼里，它保持了一种自我满足和自豪的含义。
“Master”这个词在工人的词汇中，本来是指自己开业并且带徒弟的手艺人，即“师傅”，但是到了19世纪，它变成了“employer”（“雇主”）的同义词。同样，“journeyman”这个词本来是指学徒期满的熟练工，到19世纪则泛指挣工资的工人。在行业协会和工会中，古老的手艺人这个名字依旧留传了下来，到19世纪，它们不仅包括帽子制造者或者刷子制造者这样传统的行业，而且也前所未有地包括了熟练工人蒸汽机制造者和锅炉制造者这样的团体。当工会逐渐把“熟练工人”这个词从他们的头衔中摘去的时候，这个词本身继续被用来泛指技术工人，但是在行业中它不再是和“雇主”这个词相对了，而是相对于学徒——熟练工人想要控制学徒的人数——而且特别相对于那些“劳工”（labourer）或者“杂工”（handyman）——熟练工要防止这些人的竞争，保护自己对职位的垄断。19世纪的阶级和阶层分化就这样深深地扎根于工业化之前时期的词汇之中，而且此后就产生了一种有关那一时期的凝固的记忆。
而且，“the trade”这个词变得基本上就等同于那些从事这一行业的技术工人。“各行业的人在自己人当中都把他们的职业称作，‘这一行’（the trade）。”一本20世纪早期的劳工词典这样解释：“当和工人的事务有关的时候，这个词一般表示（1）在手工职业范畴内的一特定的行业或者职业，（2）那些从事一特定的行业或者职业的工人的泛称。”这个词也许还实际上变成了工会的同义词。例如，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一名箍桶匠徒弟因为看到一名劳工在干着技术活而火冒三丈，他威胁老板说，如果不叫那劳工立刻停止，他就要把问题提交给“the trade”，即工会，他这一威胁奏效了。
我不想在语言学的观念上多费工夫，尽管语言的问题十分重要而且也能补偿系统化研究的成果。无论如何，很清楚，不仅工业化之前时期的行业组织的词汇和体制几乎原原本本地传到了工人阶级的手里，而且工人阶级内部的维多利亚时代基本分类也是来源于手工业的传统。把工人分为“工匠”（或者像“技工”这样相类似的词）和“劳工”的这种维多利亚时代的区分法是不现实的，而且总是不足以描述所有的情况，这已经成为共识。但是这种区分不仅得到了技术工人的认同，也被普遍地承认为一种现实的二分法，没有导致分类上的大问题，直到后来出现了一类人，既不宜于划为“工匠”，又不宜于划为“劳工”，但这类人越来越多，又无法加以忽视，于是19世纪九十年代起，才把他们含糊地称作“半熟练工人”。可是在这之前，人们对上述的二分法一直没有什么异议。从雇主的角度看，这样的二分法代表了技术工人与所有其他工人之间的区别，后者是指“所有那些需要做长时间服务工作的人，他们可能签有一定的合同或协议，在一个企业中学习技能，也可能没有签合同或协议，学技能者在不同企业间流动”。这实际上就是这些人的定义。
从工人的角度来看，这种区分表明了业已取得的技能的质量优势——一种技术上的高超水平——同时它也代表了较好的地位和优厚的回报。已出师的熟练工人是理想的工人贵族，不仅因为他的工作需要技术和判断力，而且因为一个行业提供了一种把特权阶层和非特权阶层区分开的正式的（理想的是制度化的）分界线。正式的学徒生涯几乎肯定不是通向许多行业的最重要的门槛，这算不了什么。乔治·豪厄尔在1877年估计只有不到10%的工会会员有过正式的学徒生涯。他们当中包括了木匠和细木工人联合会（ASCJ）的书记罗伯特·阿普尔加思这样一位本行业的中流砥柱。基本的事实在于，好的装配工——甚至是那些易受外人的竞争而失业的好木匠和好砖瓦匠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造就的。只要真正的手艺不可或缺，工匠的地位——那种只要市场里还有工作就一定不会失业的人——就会比有时预料的更为稳固。他们所需要防范的，与其说是劳工或勤杂工会马上抢走他们的饭碗，还不如说是本行业的熟练工从长远来看供大于求——当然还担心商业周期和旦夕福祸。在许多行业中，比如说在机电行业里，工人后备力量增长失控的危险不算太大，但在一些建筑行业，由于涌入了大批在乡村受过训练的人，这一问题就十分重要。
这就是我们所关注的工匠。我愿顺便指出，不应该把他们和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议会改革的辩论中所提到的“知识工匠”或者阿拉斯泰尔·里德所说的“千条脚注英雄”托马斯·赖特笔下的“知识工匠”混淆在一起。
实际上，工匠比大部分的非工匠工人更易于得到较多的学校教育，而且，大部分的工人运动历史也表明，他们比其他人更易于担任负责工作和领导职位。即便在20世纪50年代，在以前有相当多的半熟练工混杂其间的行业公会中以及那些依然被称为技术工会的工会中，技术工人在专职工会干部中占有相同的比例——大约是95%。然而，正如托马斯·赖特正确指出的，那些具有智识兴趣的读书的工匠——至少在英国——在工匠伙伴中是少数，而多数工匠的趣味和其他的无产阶级大众相差无几。有关“知识工匠”的一个实例分析证实了这一点。在伦敦机械学院头三年招收的学员中，制帽工、箍桶工和造船工等几类工种比例过低，而木工比例偏高，但前几种工匠并不认为自己的技术逊色于木工，或者在工匠的社会等级中比木工地位低下。事实在于，某些行业发现书面计算和画图纸在职业上对他们更为有用，因此他们就更倾向于学习。后来的夜校学员统计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地把“知识工匠”的问题放在一边。
他们从工业化之前的行业遗产里得到了什么？从学术的角度看，捕捉那些隐藏在行业团体的思想和行为背后的见解应该没有什么困难，因为我们自己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这些见解。那些具有某种或多或少有些难度的特殊的行业技巧的人组成了一个行业，这些人通过一种特定的教育程序来取得技巧，而完成学业的标准是经过考试和评估，以保证他们具有从事这一行业所需要的充分的知识和技能。作为回报，这些人期望他们具有从事本行的权利，而且得到一份在他们看来比较体面的并和其行业的社会价值以及他们的社会地位相称的收入。我们很容易把最后这个要求翻译成市场经济的术语，而且行业的大部分的所作所为实际上都帮助限制了进入这一行业的渠道，以排除外来者的竞争（不论其是否从事同一行业），并且通过限制产量和劳动供应量来保持所需水准的平均收入。当今市场经济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手工艺行业的基本见解和商学院的课程只是略微有些联系。他们所说的古老语言强调一个结构适当的社会秩序，或者以P·E·汤普森的话来说，就是一个“道德的经济”：
我们的祖先实施技工法规的明显意图在于……培养一批有能力的工匠师傅和熟练工人，使这些人才及其实践经验代代相传，诚实地依靠他们通过技巧教育的灌输而造就的能力和才干，以促进和保证我国的工艺和制造业的繁荣并使之长盛不衰。
而这一点又意味着他们具有“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利，即平静地独享其各自的技能和手艺，而法律已经承认这些技能和手艺是他们的一种产权。”劳动是工人的“产权”而且应该作为“产权”予以对待，这一点当然是当时的激进主义政治辩论中的常识。
反过来说，当时人们已普遍承认，工人有责任认真干活。伦敦一批马口铁工人擅离职守后，他们的工会就规定他们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去完成所有未完成的任务，否则就罚款，由工会雇别的人去完成。简而言之，行业技艺不应简单地看做是一种挣钱的手段；行业技艺所提供的收入，应看做是社会及其所设立的权威单位对于那些掌握了适当技能从而能担负社会所需之任务的正派人体面地完成其体面工作所创造的价值的承认。理想的、同时也确实是人们所期待的状态是：权威单位将这些权力交给或赋予相关行业的群体，同时该行业集体地确保以最佳方式实行并保障这些权利。
在那种经典的，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称之为理想和典型的工业化之前时期的行业团体中，这样的规则和保障措施基本上是由行业的工匠师傅来掌握的，他们的企业组成了集体的基本单位，同时它们也是教育和生产系统的基本单位。那些由受雇佣的工人所代表的工匠的利益则显然是以一种相当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不那么明显的一点是，一个这样明确的行业并不同于行业经济中的一个独立的手工艺熟练工人阶层，甚至当他们组织成一个特定的熟练工人行会、团体或者其他会社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后一种类型的组织和那些后来直接发展为行业工会的英国“行业协会”（trade society）之间的区别应该得到比现在更多的分析，尽管最近的一些作品已经显著地增进了这一努力。已经有人提出这种形式的熟练工人的集体行动倾向于强调在作坊之外流动的熟练工“荣誉感”和社会声誉，而且常常是以他们的经济利益为代价的，常常采取众所周知的熟练工人仪式、争斗和暴乱等这样一些过度象征性的实践手法。在这里我们所需要注意的是，熟练工人的这种发展道路——据我所知，英国没有相同的例子——是不易于直接导向工团主义的道路的。
显然即便在工业革命以前，雇佣劳动者的经济利益在英国的熟练工人行会组织中也是重要的。这就是说，成立这些组织的意图在于保护他们，防范那些威胁手工劳动者生活的主要危险，即事故、疾病和衰老、时间损失、不充分就业、阶段性失业以及劳动力过剩所带来的竞争。然而，德国和法国的熟练工人集体行动的核心应该在作坊之外去寻找——在那些旅行工作已经制度化的时期，在那些熟练工人的旅馆或者寄宿处这些初始化的仪式所发生的地点——而英国学徒通向熟练工人的社会化道路的重要地点很显然就是作坊。在作坊里，“规章和同伴的例子都教会他必须尊重行业及其成文或不成文的法规，而且在任何普遍影响到行业的事情发生时，他必须牺牲个人利益或私人意见，而服从于本行业为了大众的利益所作出的正确或不正确的决定”。因此在传统或者仪式之类的“行业习惯”和作为在职工人集体行动的基本理由的或集体行动所赢得的让步之支持力量的“行业习惯”之间，不存在清晰的区别。因此在不削弱“行业习惯”的力量的前提下，可以允许一些形式化的仪式逐渐萎缩。
正如普罗瑟罗的《工匠政治学》所表明的，熟练工人的基本体制包括成立友好互济会，设置职业介绍所，保持四海为家的体制——这一体制使得工匠遍及全国——以及保持学徒制。除了研究工作所正确强调的这些体制以外，我们还必须加上一些虽无组织形式、但绝非是完全不正式的作坊或工地工作团组。
它们保护受雇工匠的利益但是决不要忘记这就被看做是“行业”，它基本上由那些受雇的人所组成，这也就是说由值得尊敬的体面的人所组成的特定的团体来捍卫他们的“手艺”，也就是说，他们独立自主和受到尊重的权利，以及社会所应赋予他们的一种体面生活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为了回报他们以自己学到的技术和经验来完成社会所必需的工作。在机械工人联合会的原始章程中，“行业的权利”被比作医生拥有其博士学位的权利。①就业的资格被等同于就业的权利。
① 机械工人联合会年《章程》的前言中说：“我们有责任对涉及我们既得利益的事情行使同样的控制权，正如同医生有权拥有其博士学位，作者有权保护其著作权一样。”此语引用于J.B.Jefferys(ed.), Labour’s For-mative Yeas(London, 1948), p.30.
当然，工匠的独立感不仅仅是基于一种道义上的要求。它是基于合理的信念，即他的技术对于生产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实际上它基于技术是生产过程中的惟一不可或缺的因素这种想法。因此工匠反对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在19世纪早期日益否定那种给予他们行业以适当的而且令人尊敬的地位的道德经济，他们的这一反对主要不是针对他们早已熟悉的干活的雇主，也不是针对可以被看做是手持工具的延伸的机器，而是针对那些被看做不从事生产而且过着一种寄生的中间人生活的资本家。至于那些雇主——用霍奇斯金的话来说——只要“他们是和他们的熟练工人一样的劳动者”，而且“还需要他们来指导和监督劳动，并分配产品”，那么他们就属于“有用的阶级”，就这点来说他们还不错；只不过不幸的是，仍用霍奇斯金的话来说，“他们又是资本家或者资本家的代理人，从这一点来看，他们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无疑是相悖的。小业主完全不成问题，而且实际上他们常常是工会的会员。”从这一态度中，我们可以发现被误称为“乌托邦”的早期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它本质上是设想通过工匠的合作生产来消除竞争和消除资本家。普罗瑟罗已经说明了，那些开始简单地试图捍卫或者重建古老的“道德经济”的工匠们怎样发现自己在19世纪早期经济变化的压力的促使之下，想象出一种新的革命性的方法来重建他们心目中的道德社会秩序，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变成了社会改革者和革命家。普罗瑟罗还正确地让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就这一点来看，英国熟练工匠的演化的过程和他们在大陆上的同行，或者干脆说就是法国的工匠的演化过程是同步的。这两者作为工匠都倾向于在政治上更为活跃，而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使他们自己成为“工人阶级”或工人阶级的重要部分。
但是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区别。乌托邦社会主义，或者毋宁说是互助主义和生产者合作制的主张，变成了而且长期以来一直是法国社会主义的核心。但是在英国，尽管熟练工人出身的领导者时不时会有一定的声望和吸引力，但是主张合作制的社会主义始终只是一个边缘现象，甚至当宪章运动这第一次大众性工人阶级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和所有其他处于经济压力下的人一样，熟练工匠也参加了这场运动——这种社会主义也在走向没落。在19世纪40年代，当社会主义在欧洲大陆兴起时，它却在英国衰落了。不论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何在——这仍然需要充分的解释——人们在探寻这些原因时，大概只能将英国的政治环境视为局部的领域，而主要的领域则在于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得比其他各国更快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一事态发展下，个体或集体的小商品生产者已变得难以为继，或者在经济上无足轻重。熟练工匠是工人。他们是生活在雇主的世界里。事实证明，从一开始就具有真正吸引力的惟一合作形式，即合作作坊，它所要取代的恰恰是独立小业主这一经济部门，这一点是意味深长的。
就这样，一旦工业资本主义经济决定接受工匠在技能、自尊和相对特权等方面的适度的要求，同时又明显地提供了扩充生产的机会和物质生活的改善，工匠们就几乎毫无困难地和工业资本主义经济达成了妥协。在19世纪50—60年代，情况显然就是这样。1867年举行的木匠及细木工人联合会的卡迪夫分会的年度聚餐会也许就象征性地表达了他们所处的地位。宴会厅优雅地装饰着常绿植物等等。在主席的座位上方悬挂着一幅画，描绘雇主和工人握手的亲密场面以显示出他们之间的友谊。在当时，这一画像主题频繁地出现。“画面的背景是表现各国通商，而在角落里则是一些古代哲学家的半生像等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一图案带有如下的题词：‘祝愿诚实的竞争成功’，以及，‘国家的繁荣富强在于科学，工业以及各种利益的平衡’。”如果以为这样的情绪和罢工斗争不相符合，那就错了。
正如理查德·普赖斯所提醒的，如果说工匠确实需要集体的组织，那么集体的力量一般不应该以工会成员人数来衡量，这一点也许值得注意。据梅休等人估计，除去一些特殊的行业以外，工会会员一般只占行业总人数的10%左右。像石匠工会这样强有力的团体在1871年也只把15%的业内人士组织了起来，对于木匠和细木工人来说也许只有11%到12%，泥水匠则低于 10％。在1861年拥有40%业内成员的机械工人联合会是一个极为特殊的例子。那些没有组织的行业的社团成员是否在促进经济进步方面起过作用，或者何时起过这种作用，在今日是一个有待重新公开讨论的问题。不管怎样说，在争取合理工资和工作时间的运动中，有组织和无组织的行业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别，因为双方在限制非本行业人员进入的问题上具有共同的利益。例如，在朴次茅斯，砖瓦工组织松散，没有定契约的学徒制，70%的人不过是偶然地加入了这一行业，尽管如此，那里也没有计件工作，曾一度常见的录用无技术劳工的现象后来也变得罕见了。又如在格拉斯哥，经济学家韦布夫妇发现那里工人与雇主关系不佳，工作无章程，学徒不受限制，工会领导作用很薄弱，然而那里仍没有计件工作，熟练工匠队伍不受无技术劳工“侵犯”。事实在于手艺不光是一个人的身份和自尊的标准，而且还是他收入的保证。正如一位研究伦敦建筑行业失业问题的学者所说，手艺最棒的人总是找得到工作。在木匠和细木工人联合会中，“协会的成功有赖于始终以能干的工人作为它的会员”被视为一条天经地义的原则，他们也是据此原则挑选会员，确实坚持了这一标准。机械工人联合会的《月报》曾自豪地说（尽管在1911年这种说法已不再完全可信）：“如果一个人一星期的工作不值得付给他36先令的工资。那么工会有自己的办法来处理这种达不到标准的情况。”正如詹姆斯霍普金森在19世纪30年代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作坊是一个强大的工会作坊，镇上最棒的工人就在这里工作。工匠们是用枪支抗衡雇主的大炮，居然有效，靠的是他们的技术这一座堡垒，它掩护了枪手，而且维护了枪手们的团结。”
技术以及工匠独立地位的象征在于他们拥有自己的个人工具①，那些小型的但是很重要的生产工具使他们能够在自己行业内的任何地方工作。工会领导人、自由党派工党联盟议员布罗德·赫斯特，在其政治生涯的黄金时节也始终小心地包好他当石匠时的工具，以备不时之需：这些工具对于他来说是生活的保险。在许多年以后，1939年，锅炉制造工人出身的哈里·波立特第一次被免除共产党总书记职务的时候，他的母亲在给他的信中自豪地写道：“你的划线工具还在这里，我把它们保存在凡士林中，随时都可以使用。”在一个较为普通的层次，在普里斯特利的小说《好伙伴》中，当杰斯·欧克洛德失业四处流浪的时候，他随身携带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一包工具。
① 机械工人联合会理事会在1851年12月23日《The Operative》刊登的《公告》中说到:“如果雇主中央联合会将其‘雇主罢工’的威胁付诸实施……工人们有责任……开始为公众生产……由于我们的许多会员拥有车床及其他工具……谨希望他们将……通知那些因雇主罢工而失业的工人，他们愿意将自己的工具借给这些工人使用。”
最高超的技术不一定需要最昂贵的或者最精致的工具箱，可是某些骄傲的工匠——特别是在木工行业——在工具和作为地位象征的豪华工具箱上花费不菲。1886年，木匠和细木工人联合会限制了它对于工具箱损失的赔偿金，理由是“如果会员带着一个更贵的工具箱来工作，那么他就应该自己承担风险。”由工会来提供工具保险在木工当中是常有的事，但在金属工人中这种情况不太常见，或许是因为他们的个人工具就是作坊设备的附属部分①。很显然，木匠和细木工人联合会的“工具福利”是该工会的主要卖点之一——除了火险和海险，它还保失窃险——这一点的重要性在频繁出台的行业分会针对此事的决议及布告中就显示了出来。②实际上，在该工会成立后的头30年中，平均付给每一个会员的工具保险费大概和赔偿的事故保险费相当，而且相当于抚恤金的55%。③
① 锅炉工人好像根本没有工具保险，见D.C.Cumming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ocity of Boilermakers and Iron & Steel Ship Builders (Newcastle , 1905)机械工人联合会历年的《年度报告》仅在“其他拨款”栏目下提到“工具火损”的支出，由此可见它不受重视。
② 该工会自1868年10月起，在分会压力下，于《月报》中按月公布会员工具失窃的清单。
③ 该工会1860—1889年期间会员人均福利开支包括：丧葬费3英镑2先令8便士；意外事故费1英镑15先令10又二分之一便士；工具费1英镑15先令10又二分之一便士，见G.Howell, The Conflicts of Capital and Labour historically and econormcally considered, being a history and review of the trade unions of Great Britain etc. 2nd edn(1890). p. 519.
然而，工具的价值相对于它重要的象征意义而言，仍居于次要的地位。几乎没有别的行业比伦敦造船工人对技术的要求更高了，根据梅休的估计，这些造船工人在1849年每人拥有价值相当于50先令的工具，而到了19世纪80年代工会支付给工人的工具置换费的50%即高达5英镑。梅休估计橱柜制造工的工具价值在30英镑到40英镑，细木工的工具价值30英镑，箍桶匠的工具价值12英镑。这些数字，除了木匠和细木工人的工具之外，都高于皇家劳工事务委员会的报告中所引用的数字和根据木匠报告中的失窃工具清单所推算出来的数字；根据梅休的研究和一般可能性的估计，工具是一个人在其学徒生涯的最后几年一件一件买来的，而且通常他们一开始使用的是二手货。但是工具象征着独立。这样就产生了有关“打磨工具时间”的争论。既然工匠带着他的技术和工具上班，这两者都必须绝对随时可用。他而且只有他本人必须打磨工具而每星期这样一次的花费也不是小数目。自然，打磨工具的时间是在最后一项工作结尾，而且是利用雇主的时间，这些时间（或者是替工的钱）是雇主所应该提供的。①正如贝农对福特公司的研究所表明的，即便在今天，和生产工人相比，工具对于工匠仍然意味着某种独立的地位。
① Huw Beyon, Working for Ford (Harmondsworth, 1973). p.145:“在装配线上，每名工人都得一样卖力……技术工人情况则有所不同……完成任务所需要的工具或知识都掌握在单名工人手中。工长得请他们发挥干劲。”
但是，如果说个人的工具对工匠来说象征了独立，那么反过来说，控制工具就象征了资方的优越地位。我们知道，资方在当时要改变工厂的组织，砂轮被拿出了工厂，工人不再被允许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和自己的要求来打磨工具，而是必须在一个特殊工具房里根据别人决定的方式来完成这项工作。这些工具房的特点在于它们是20世纪半熟练的、从事批量生产的机械工厂里的工匠的最后一个据点。甚至在两次大战之间，在无工会的汽车工业中，资方也十分小心地不触动工具房的敏感性，对于工具制造工的工会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19世纪，这种对于工具的控制在大型的铁路公司中是最明显的，那些雇佣而且训练了许多工匠的公司虽然意识到他们的工头基本上是来自于这些工匠，因此可能具有和工匠相同的观点，①但是它们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和这些部分自治的工人进行互利合作。就这样，西部大铁路公司和东部大铁路公司就把工匠的自尊变成了责任，通过单方面颁布的工作规程，他们要求工人购买工具并自己为工具保险。在斯特拉特福德，工头的任务是在工人出厂门之前检查他们的工具箱，而在德比，工人需要经过一个特殊的通道来完成这项检查。铁路公司的劳工政策（这项政策在英国应当得到比如今更多的研究）有时看上去好像是专门着眼于由资方掌握对雇佣、培训、技术升级和车间作业的控制权，以取代行业自治和独家控制。
① “各车间的工长本来都是本车间技术熟练的工人，他们很可能正是因为特别能干，才得到提拔”——见James Clayton,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Locomotive Department’, in John Macauely(ed.), Modern Railway Working : A Practial Treatise by Engineering Experts (1912—14), vol.2, p.57.
工具所象征的不仅仅是相对于资方而言的独立，而且更清楚的是，象征着他们对于技术工作的垄断。有些词语被用来表达要不惜一切代价禁止那些不熟练的或者没有经过特定训练的人从事技术工作，比如说反对“侵犯”，或者要“遵守行规”，只是用另一种方式表达工匠应“拿起工具”’或者“用工匠的工具来干活”，或者“亲自掌握好工具”。在不止一套的工作规程中，给砖瓦匠当下手的劳工被特别禁止“使用泥铲”。箍桶匠手下的劳工只被允许使用某些特定的箍桶工具，比如说锤子。相反，工匠之间却通过相互借用工具来彼此表达对地位的认同。简而言之，他们基本上可以定义为使用工具和垄断工具的动物。
从事一个行业的权利不仅仅是有适当资格的工匠的权利，而且也是一种家庭遗产。工匠的儿子和亲戚通常也会成为工匠，这不仅仅是因为如同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一样，他们的机会明显地多于其余的人，而且还因为他们认为对于他们的儿子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出路了，做父亲的也坚持让他们有特权得到优先的考虑。在许多建筑工人工作规程中都规定至少一个儿子能够得到免费的学徒期。强大的锅炉工会的会员大部分是从业内人的儿子和亲戚中招收的。在爱德华七世时期的伦敦，世袭继承权在锅炉工和机械工以及一些印刷行业之中是常见的，尽管在建筑行业中，继承权只授予那些有天赋的石匠、泥水匠，也许还有管工。这里还要指出的是，机关工作对于工匠的儿子没有很大的吸引力。对《工人传记辞典》中的200多名工匠的传记（他们大多数是出生于1850至1900年之间）的分析证实了这一点，分析表明，在他们当中，非工匠的儿子只是工匠儿子人数的75%，而从事白领或者相似工作的工匠的儿子只不过是非工匠的儿子人数的一半多一点。简而言之，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工匠来说，在作坊里学习依然被看得重于学校教育，而且当工匠被看做是至少跟任何别的出路一样可取，甚或是更好一些。实际上，这一词典中，除了绝大多数是世代相传的矿工以外，最大的一类样本是70名工匠的儿子当了工匠，他们中有一半是子承父业。我们还知道，在克罗西克的《肯特郡的伦敦（1873-1875年）》一书中，有43%的机械工匠的父亲是这一行业的人，64%的工匠的父亲是一般意义上的技术工人；造船业的工匠中，有64%出身于本行业的家庭，76%来自于有技术背景的家庭；对于建筑业的工匠来说，这两个比例是46%和69%。克罗西克提出了一个问题：那种使工匠们联合在一起并把他们和那些无一技之长的人区分开的联系，是否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中期实际上变得更为紧密了？对这一点，我也不作结论。
这并不意味着进入这些行业的道路已经关闭。考虑到劳动力的增长速率，几乎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更不要说像铁路这样强大的企业了，他们特意要培养并提拔那些非技术工人，并且为他们的培训和提升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道路；在上述词典中，这类例子十分明显。它所指出的是工匠阶层具有世代相传的相对优势，还有这批世代相传的工匠在技术工人当中占有很大分量；同样重要的是，他们接受并同化那些成功加入他们行列的非技术工匠的能力也不可轻视，只要工匠的地位意味着必须经过特殊而且长期的技术教育，而这些技术又基本上是靠工匠在作坊里传授。在1906年，根据一项评估，18%的年龄在15—19岁的有工作的男性仍然被划分为学徒和初学者。在工匠占主导地位的产业和地区中——我会马上想起英格兰东北沿海地区——显然他们同化新加入者的能力十分巨大。我们回忆1914年，尽管进行了相当大的努力，机械业雇主联合会所统计的劳动力中，60%仍然被划分成技工。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工匠，或者他们中的大部分依然具有特权而且生活相对稳定。
这一地位的关键在于经济对手工技术的依赖，也就是说对于蓝领工人所操作的技术的依赖。一旦工匠变得能够被半熟练的操纵机器的工人所代替，或者被一些专门的能够被很快学会的分工所代替，工匠的真正危机就来到了——大体上说，这就是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对这一阶段的工匠历史，人们已经作过了细致的调查，至少对于一些产业来说是这样，而且正在此时，人们集中攻击了“工人贵族”这个概念。除了逐渐减少的少数情况以外，手工艺人的地位不再因为他们需要长时间的培养与实践，或者因为他们的技术和雇主的心甘情愿的容忍，而受到保护。它受到的保护主要是工会确保的职位垄断和车间的控制。然而这时所垄断的和受到保护的工作已不再是原先意义上的技术工作，尽管那些最善于保护的经常是以前的技术行业，就像排字工和锅炉工，他们坚持由自己的成员来垄断新出现的脱离了技术的工作。但即便是这种做法也动摇了工匠的特殊地位。因为，正如我们从伦敦报业中心舰队街的印刷工的例子中所知道的，当技术和特权或高工资不再相关的时候，工匠不过是一批像其他工人一样的人，那些其他的人一旦遇到适当的条件——一般来说总是当他们占据一个关键性的瓶颈阵地的时候——他们就能处于强有力的讨价还价的地位。
一般来说，在19世纪末，这些工匠自从19世纪30和40年代以来第一次发现他们受到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威胁，却又没有任何希望回避这一威胁。他们作为一个特权阶层的存在岌岌可危。而且此时雇主的主要攻击是指向他们的行业特权。因此他们之中的一些重要的部门破天荒地开始反对资本主义。例如，工业经济中新兴的金属行业不同于一些传统的行业，原先不曾孕育政治激进分子。19世纪90年代以前，在全国闻名的自由党—工党联盟政治家中还几乎看不到机械工和金属造船工。然而，到19世纪末，从机械工人当中几乎是突然冒出了一些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在机械工人联合会1912年的代表大会上，超过半数的与会代表都主张通过阶级斗争实现“集体主义”。有些好斗的马克思主义小派别，如社会主义工党，也充满了机械工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机械车间的工会干事离不开革命激进思想，如同干酪离不开酸黄瓜一样。随后，在英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党员当中，金属工人——通常都是技术级别高的人——在人数上遥遥领先于占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建筑工和矿工。左派吸引着他们有两个原因。首先，阶级斗争的分析对于那些在阶级斗争前线最关键部位上与有组织的雇主作战的人来说，是十分有理；而且出于同样的原因，资本主义要求“所有各方利益公正平衡”的信念显然已经站不住了。其次，自从19世纪80年代以来，工会中激进的左派就专门设计其战略与战术，用来刻意满足那些传统的行业方法已显得有所欠缺的情况。
我不想低估这一向左转的意义。它使得英国工人运动在政治观点上变得根本不同于宪章运动时的民主观，尽管那一民主观仍然盛行于头脑冷静的自由派激进人士之间。有些人也许会说英国工人运动的新政治观点事实上比欧洲大陆的许多社会主义运动更为激进。同时，我们不应该把这种转变等同于当时突然出现的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那些意识形态很自然地吸引了那些意识到自己困境的年轻工匠：在19世纪80年代是那些25岁左右到30岁的年轻人，在爱德华七世时代则是那些不到20岁的青年。对于大部分的工匠来说，转向反对资本主义在一开头只不过是作为他们行业经验的一个延伸。这意味着做他们总是在做的事情：维护他们的权利、他们的工资和他们目前受到了威胁的处境，阻止资方吩咐那些年轻人应该怎样完成他们的工作，而且依靠工厂里普通工人的民主，反对一切侵犯自己权益的人，如果需要的话，也反对他们的工会领导人。只是到了这时，他们不得不每时每刻都和资方作斗争，因为资方一直在威胁着要把他们降格为“劳工”，而且拥有了这样做的技术手段。
他们远不是革命者，但是这种持续的对抗和革命者所宣传的阶级斗争怎么会有所不同？既然雇主们不再为技术工人的利益着想，那么为什么技术工人还要为雇主的利益着想呢？当时有些极左派主张彻底放弃老的行业观念，建议利用资本主义自身的市场原则来反对资本主义，即尽可能干得少一些，甚至尽可能赖一些，还要耍花招尽量多拿钱。这种主张在工团主义时期就有人提过。但是我不认为有很多工匠受到这种主张的影响。尽管工匠们日益被迫接受按工作成果付酬，但他们仍然往往对此有怀疑。没有证据表明工匠接受了上述极左派的主张，因为正如韦布夫妇所指出的，那种主张违背了工匠的基本原则，即通过工作保持自尊，并接受与自己身份相称的工资报酬。
然而从1889到1914年这一时期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和英国的整体经济一样处于困境的工匠窘境期，因为后者是前者的一个方面。正如一些商界的人士认识到英国的生产系统需要根本的现代化，但是却没有办法动员足够的支持力量来实现这一现代化，在劳工界里也是这样。左派（包括那些左派的工匠）知道维多利亚盛期的那种行业工联主义已经日暮途穷了。它成了所有批评家的靶子。在1889和1927年之间的大量的有关于工会改革的提议，从按照产业系统实行联盟、合并到彻底改变工会运动的风格，全都是针对于即使是老式的行业工会领导人也不会费心去辩护的立场。尽管行业工会已经意识到需要扩展、联盟以及合并，而且已经承认工匠精英组织必须成为所有工人大联合的一部分，而在这样的大众工会中，行业工会不论是在人数上还是在战略上的主导地位都不可避免地会削弱，但是却没有取得任何系统化的普遍的改革。普遍改革的尝试遭到了如此明显的失败，因而这种改革在1926年以后实际上被放弃了。
铁路和机械产业是这种失败最明显的例子。新成立的全国铁路工会本应成为全产业系统工会的样板，但却始终未能将多数机车技工联合在一起，而机械行业工会甚至都没有作过尝试，尽管他们的左翼领导人在1892年、1901年和1926年数度许诺要扩展自己的会员。但是迟至1931年，机械工人联合会仍通知运输工会说：
关于机械工人联合会的组织活动，诚然本会章程经过修改已允许组织各级工人入会，但这一修改并未付诸实施，本会组织活动仍严格限于本会一贯开展组织活动的产业部门。本会无意背离这一方针。
因此，当英国工业经济看来正在享受爱德华七世时期的小阳春的时候，工匠们也过着得逍遥时且逍遥的日子。难道他们需要那种会使自己地位消失的改革吗？机械业雇主联合会曾于1897—1898年用停产的办法对付工人的罢工而取得全胜，但生产第一线的工人随后顽强地坚持了抵抗，扭转了形势，附带地迫使机械工人联合会那位信奉社会主义的总书记乔治·巴恩斯下了台。这就使工匠的地位大有恢复，以至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的战时经济不得不以收买工匠作为首要任务。他们的地位实际上得到了增强，因为雇主们宁愿采用按工作成果付酬的制度，而不用泰勒制和福特制，而如何按工作成果付酬，在车间一层引起了无休无止的冲突，这就加强了车间工会代表的权力。另外，在战争期间，整个工业大量雇用新手，他们不是那些具有升职潜力的半熟练机械工，而是65万名妇女，这些女工在1919年以后几乎全都从劳动力市场上消失了。1922年，雇主们不得不在短兵相接中再次击败工会。从那以后，工会被完全排除在汽车和电器商品这样的新兴工业部门之外，然而雇主们又一次普遍地发现进行系统性的工厂合理化的代价实在是太高了，而可以预见的利润不具足够大的诱惑力，不足以让人相信值得支出这笔费用。
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工匠又一次有了机会，因为经济复苏、重整军备和战争本身都使得这一时期对工人组织较为有利。这是维多利亚时代行业的最后一次胜利。那些将工会的泉水带回到无工会工厂的沙漠的人大部分是（或许主要是）手工艺人，例如工具制造者以及在30年代和40年代生产飞机的工人，他们在群众性金属工人工会活动的成长中起了重要使用。他们是复兴的车间工会代表运动的首批核心成员。这些人是手工艺人，即使他们是在从事相当于半熟练工的工作，也具有手工艺人的背景和训练。他们还多半是共产党人，或者成了共产党人。
但是，不管他们喜欢与否，他们这时开始了作为工人阶级一个特殊阶层的自我清算过程。这大体上是因为他们所组成的机械产业不再只是依靠工匠技术，尽管它们还需要这种技术。但是也有部分的原因在于左派再也拿不出一个有连贯性的工会政策了。由于普遍的工会改革已经失败，工会组织缺少一个可行的“新模式”。特别是从1940年欧内斯·特贝文担任劳工大臣以后，左翼受益于政府支持工会的政策，但它既没有控制工会活动，也没有常常理解或者批准过工会活动。他们的主要武器（除了1941—1945年间共产党人所主张的以生产为导向的工会活动以外）仍然是1889—1921年间使用的那一套：纯粹短视地、顽强地、固执地在工厂里维护“行业的传统”。某些左翼人士也许会在某种意义把它等同于革命的道路或至少是政治激进主义，但这一说法是没有意义的。实际上，左派没有什么特定的工会战略，只不过是争取聪明、灵活和有效地运用老的策略——可是形势已经和1889—1921年截然不同了。
他们的成果是让工会运动的各部分都普遍采用古老的行业垄断法，可是这时的产业工人已多半是半熟练劳工而工匠却只是不断缩小的少数派。在这一过程中，工匠不过是许多准备采取这种方法的工人队伍中的一批人而已，而许多人不一定可以取得最佳的讨价还价结果。在70年代的舰队街，不仅排字工人和印刷劳工之间的数量上的差别消失了，而且当时的全国印刷职工会在跟雇主讨价还价的能力方面也不一定胜过82年的印刷工会。当个工匠再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有些行业很明显正在消失，就像旧的火车司机与司炉联合会（ASLEF）中的火车头司机。有一些幸存了下来，但是面临着一个他们再也无法尽然理解的世界。他们为尽可能多的金钱工作，别无他求。这是和手工业传统的根本决裂，正如我们曾指出的，那种传统的目标是在于取得跟作为一个集体的手工艺人的地位相称的收入，就像如今教授们所要求的一样。因此他们就对于计件工资产生一种连贯的历史性的不信任。一位身为共产党人的机工师傅在接受一个研究者的访谈的时候，回忆说他发现在战时的考文垂，工人们不仅可以使他们的收入达到仿佛天高的层次，而且厂方也期待工人这样做，他感到十分惊愕。的确，有名的1941年考文垂“工具房协议”就反映出这种奇特的新老原则的相互交错的情况，直到70年代该协议失效为止。在过去，制造工具的师傅收入高于其他各类工人，保持了“级差”，可是在实行1941年协议以后，这一“级差”被固定下来，而其他各类工人却可以挣计件工资，收入可以高到没边的水平。工匠手艺和高水平的工作不再是高收入的必备基础，相反，还成为一种负担，会阻碍人们去挣那最高的工资，而有的人处心积虑地抢进度，投机取巧而不顾工作质量，反倒可以挣大钱。在经济收入上，那些“牛仔”——这个词的来源还不能确定，但似乎是在60年代建筑业“转包工”盛行的时节出现的——能够比好工匠挣得更多。
最后，当徒弟而成为工匠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1966年学徒的数量只有60年前（或者甚至是1925年）的3/4，而到了1973年更骤然下降到只有1966年的25%。① 行业手艺世代相传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小了。现在书本教育才是通向社会地位的道路，甚至连手艺技术也转移到了文凭的世界，例外的情形则越来越少。当然，通往这一世界的道路已经拓宽了。曾几何时，矿工们也许会希望他们的儿子不惜任何代价跳出矿井，但是机械工却会满意地向他们的儿子提供一个大概是有所改进的子承父业的前程。今天又有多少工具制造者的儿子会满足于作一个工具制造者呢？
① 学徒人数的绝对数字：1906年—343200人（More……）；1966年—271650人（Ministry……）。1974年—66000人（Ministry……）。从1972年9月起，法定的辍学离校年龄提高到16周岁。以上学徒人数均为男性，因为女性学徒罕见。
工匠们不再自我繁殖或者培养他们的同类。那些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和工匠的经验及价值观一起成长的一代人还依然活着，但是他们在逐渐地老去。当最后一个曾经驾驶并保养过蒸汽火车头的人退休之后——这要不了多久了——当火车司机和电车司机没有什么区别而且有时还数量过剩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社会上本来有一大群人，他们对那些不易掌握的、美好的而且对社会有用的手工劳动产生了一种尊严感和自尊心，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不由市场价格和金钱来操纵，那是一个和我们的社会不同而且可能更美好的社会，如今我们的社会缺少了这样一大群人，将会是何等模样？本来，那些不巧未能通过升学考试的男女，靠用手、用眼和用脑掌握技能，也可以获得自尊，如今这条路走不通了，国家又会受到何等影响？这些问题本来该由经济史学家R·H·托尼来提出，我也回答不了，只好留待诸位来思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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