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 -> 第8卷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1-1872）

会议记录[1]

1872年4月16日举行[2]



　　公民龙格主持会议。
　　出席委员：公民布恩、布列德尼克、阿尔诺、德拉埃、埃卡留斯、恩格斯、巴里、黑尔斯、荣克、基恩、列斯纳、弗兰克尔、罗赫纳、勒穆修、龙格、马丁、马克思、梅奥、马格里特、麦克唐奈、默里、米尔纳、朗维埃、罗奇、吕尔、罗兹瓦多夫斯基、赛拉叶、泰勒、唐森、瓦扬、亚罗。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主席宣读公民哈里斯要求辞去委员职务并在每周报道中公布此事的信。
　　根据公民巴里提议，公民亚罗附议，决定暂时不接受这一辞呈，并要求公民哈里斯说明提出辞职的理由。
　　主席宣布他收到德意志工人协会[3]的一个通知，内称任命公民考林考特为该会代表，接替已被撤回的公民吕尔。
　　公民弗兰克尔说，现在对各分部任命代表的权利存在很大的误解。他建议不再接纳任何社团的代表。
　　公民恩格斯赞成这一提案。所谓向总委员会派代表的权利，除了造成困难，无任何好处，最好是完全终止这个做法。产生这种错误的原因，是以为总委员会是由代表组成的。总委员会有权增补新的委员，而且每位增补委员都成为委员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他们原来可能是由某个分部或社团提名的。总委员会不是一个工会委员会。
　　公民基恩认为，公民恩格斯的发言违背代表原则，而后者是民主的灵魂。他认为，社团如果认为他们的代表不再能代表他们，就有权将其撤回。
　　这时书记[4]宣读一封细木工联合会的来信，信中责问为什么不接纳他们头天晚上出席会议的代表。
　　公民亚罗说，在上次会议上引用来作为不接纳代表的理由的条文不适用，因为它只适用于接纳新的分部，而细木工联合会是老会员了。
　　公民埃卡留斯说，这是联合会委员会的组织方式产生的麻烦之一；如果和各行业工会有适当的联系，这个麻烦就不至于出现了。自从他当书记之后，他就同他所属的那个团体没有通过气。至于派代表的问题，接纳代表不过是一种表示善意的行动，不能当做权利来要求。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同其他任何联合会委员会一样，都没有向总委员会派代表的权利。
　　公民黑尔斯提议暂停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理由是还有重要事务需要处理。
　　他的提议无人附议，而将公民弗兰克尔的提案交付表决，得到通过。
　　接着公民黑尔斯提议，派代表团访问细木工联合会，向他们说明情况。
　　公民荣克附议，提议被通过，公民荣克、埃卡留斯、布列德尼克和黑尔斯被选为代表团成员。
　　公民罗奇说，议事日程上的下一项是关于公民塞克斯顿的选举问题，他提议转入这一议程。
　　公民马克思提议暂停，因为这一问题看来还需要进行一些讨论，而现在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公民黑尔斯认为没有什么要讨论的，他认为所有的反对意见几分钟就可以解决。
　　公民罗奇同意暂停，
　　公民黑尔斯暂缓提出他的在英国成立爱尔兰支部的建议。
　　公民马克思说，已经起草了两份声明书，如果总委员会批准就公开发表；第一份是关于下院辩论贝利-柯克伦提案的。[5]第二份是关于所谓的国际内部分裂的。然后，他开始宣读下面的第一份声明[6]：
　　以消灭国际为目的的凡尔赛地主议会和西班牙议会的功绩，在不列颠下院贵族代表们的心中再合意不过地激起了崇高的竞赛精神。于是贝·柯克伦先生——这是能借以判断出上等阶级智力水平的那种人物的鲜明代表之——于1872年4月12日提请议会注意这个可怕的团体的言行。他不大喜欢读书，所以为了准备谈这个问题，就在去年秋天作了一次旅行，了解一下国际在大陆上的某些总部的情况；旅行归来后，他便赶忙给《泰晤士报》写了一封信，为自己保留了在该问题上的某种优先权。他在议会中发表的那篇演说，任何一个别的人都会说是存心有意不谈当时所谈的事情。国际的许多正式出版物，除了一种，他都不知道；他不去引用这些正式出版物，反而从私人在瑞士出版的印数不多的书刊上引证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话，对于这些话国际这个组织根本不能负责任，就像不列颠内阁不能对柯克伦先生的演说负责任一样。按照他的话说，

　　“在英国加入国际的人共有18万，其中大多数根本不知道那些打算实现的原则，这些原则当他们加入国际时被小心翼翼地隐瞒起来了”。

　　但是，国际打算实现的那些原则，在共同章程导言[7]中就阐明了；柯克伦先生幸运地不知道，无论是谁，如果不明确表示同意这些原则，就不能加入国际。接下来：

　　“协会在初成立的时候是以工联主义原则为根据的，那时没有赋予它任何政治性质”。

　　不仅最初的共同章程的引言部分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质，而且协会的政治倾向在1864年同这个章程同时公布的成立宣言中也得到了充分的阐明。[8]他的另一个使人惊异的发现，是巴枯宁曾“受托”以国际的名义回答马志尼的攻击，这完全是撒谎。他从巴枯宁的小册子[9]中引用了一段话之后继续写道：

　　“这类哗众取宠的毫无意义的东西也许能博得我们的一笑，但是，既然这些文件来自伦敦（可是它们并不是来自伦敦）[10]，那么外国政府发出了警报，还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柯克伦先生成了外国政府在英国的喉舌，还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下一个责难——说国际不久前开始在伦敦出版“报纸”——这也是撒谎。不过柯克伦先生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国际在欧洲和美洲有许多自己的机关刊物，它们几乎用一切文明民族的语言出版。
　　但是整篇演说的实质包括在下面这段话中：

　　“他可以证明，公社和国际工人协会事实上是同一个东西，设在（？）伦敦的国际协会向公社发出了焚毁巴黎并杀害这个城市的大主教的命令。”

　　现在我们来看看证据。欧仁·杜邦在1868年9月举行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以主席的身份确实断言国际致力于社会革命。但是1868年欧仁·杜邦的论断和1872年[11]公社的行动之间有什么神秘的联系呢？这个联系就是：

　　“欧仁·杜邦只是在上星期才在巴黎被捕，他是秘密从英国到那里去的。而这位欧仁·杜邦先生是公社委员，也是国际协会会员”。

　　对于这个极具说服力的论证模式来说不幸的是，在巴黎被捕的公社委员昂·杜邦并不是国际会员，而国际会员欧·杜邦则不是公社委员。第二个证据——

　　“1869年7月巴枯宁在日内瓦一次由他主持的代表大会上说：‘国际宣布自己是无神论的’。”

　　但是，1869年7月在日内瓦根本没有举行任何代表大会，巴枯宁从来没有主持过国际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也从来没有委托过他以代表大会的名义发表声明。第三个证据：国际在维也纳的机关报《人民呼声报》上写道：

　　“红旗是普遍仁爱的象征；但是让我们的敌人当心，不要使它成为普遍恐怖的象征。”

　　不仅如此，该报还不止一次地声明说，伦敦总委员会实际上是国际的总委员会，即国际的中央领导机关。第四个证据：在法国一次审讯国际的过程中托伦嘲笑了检察官的论点，仿佛

　　“只要国际的会长（根本没有这个职位）一挥手，就能够使全世界俯首听命”。

　　柯克伦先生的糊涂脑瓜把托伦的这个否定变成了肯定。第五个证据：总委员会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柯克伦先生从这个宣言中援引了两点，即关于必须惩罚人质和使用火作为在适当情况下进行战争的必要方法。然而从柯克伦先生赞同凡尔赛分子进行的屠杀这一事实中，难道我们应当得出结论说，这是他下令进行屠杀的，尽管实际上他除了杀害飞禽走兽并没有犯任何屠杀罪？第六个证据：

　　“在纵火焚烧巴黎之前，国际和公社的领袖们举行了会议。”

　　这一点的可靠程度和不久前意大利报刊上盛传的一则消息差不多。这则消息说，国际的总委员会，派遣自己忠实的和钟爱的儿子亚历山大·贝利-柯克伦到大陆上来进行视察，他提出了一个极其令人满意的关于组织蓬勃发展情况的报告，并且说，参加该组织的会员已达到1700万人。最后一个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证据：

　　“在公社的包括捣毁旺多姆广场圆柱的命令在内的指令中说，国际赞同此举。”

　　虽然公社毫无疑问完全知道，全世界整个国际都会赞同这个决定，但是在公社的指令中却根本没有提到这回事。
　　据《泰晤士报》所载，柯克伦先生的不可辩驳的证据就是如此而已，而他却据此断言，似乎巴黎大主教的被杀，巴黎的被焚，都是根据驻在伦敦的国际总委员会的直接命令执行的。把这些牛头不对马嘴的胡说和萨卡兹先生在凡尔赛所作的关于反国际的法案的报告对照一下，就会了解到在那位法国地主议会议员和这位不列颠的道勃雷[12]之间仍然存在着的差别。
　　关于柯克伦先生的fidus Achates[13]伊斯特威克先生，如果他不是荒谬地硬说国际要对韦梅希（学者柯克伦先生把他改名为韦尔穆特）的《度申老头报》[14]负责，我们会借用但丁的一句话来说：“看他一眼就从旁边走过。”
　　如果说有柯克伦先生这样的对手，是一件极其愉快的事，那么受到福塞特先生的随便什么样的保护，简直就是一种天灾。如果说他有足够的勇气来捍卫国际，使之免受英国政府至今都不敢采取，而且也认为不需要采取的那些镇压措施的迫害，那么他同时也具有义务感和崇高的道德勇气，促使他向国际表示自己的最高尚的教授式的谴责。可惜，他所攻击的所谓的国际的学说不是别的，正是他的智力不足的产物。

　　“他说：‘国家应当做这个，做那个，并且筹措资金来实现国际的一切方案。纲领的第一条说，国家应当购买全部土地和一切生产工具，并按照公平和适当的价格租给居民。’”[15]

　　至于说在一定情况下由国家买土地并按照公平和适当的价格租给居民，那么让福塞特先生自己同他的理论问题的老师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一起，同他的政治领袖约翰·布莱特先生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吧。纲领第二条“建议国家调节劳动日的长短”。当我们这位教授把国际变成不列颠工厂法的起草人时，他的渊博的历史知识就极其辉煌地显露出来了，而在评价这些法律时，他在经济问题上的学识也显得毫不逊色。第三条：

　　“国家应当保证免费教育”。

　　关于在美国和瑞士实行免费教育并取得了良好结果的事实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这些事实和福塞特教授的阴暗的预言比较起来还有什么意义呢？第四条：

　　“国家应当把资本贷给合作社”。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错误：福塞特先生把还在国际创立之前就已死去的拉萨尔所提出的要求和国际的原则混为一谈了。顺便指出，拉萨尔曾援引过一个先例，即不列颠的土地占有者在改善农业的借口下通过议会非常慷慨地把公债赐给自己。第五条：

　　“最重要之点是，要求对地产征收累进税，以此充实国家的全部预算收入”。

　　把罗伯特·格莱斯顿和他的拥护者——利物浦的资产阶级财政改革家们的要求当成是国际纲领的“最重要之点”，是无论如何行不通的！
　　政治经济学大专家福塞特先生渴求获得学术上的声誉的奢望，完全是以供中小学生用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的政治经济学简明教程的通俗本为基础的，这位大专家承认，贸易自由的拥护者“25年前的大胆预言被事实推翻了”。但与此同时，他却深信，他只要以更索然寡味的形式不断重复这些虚假的语言在25年前预言所依据的那些陈腐不堪的词句，就能够遏止当代的规模宏大的无产阶级运动。他这样假装捍卫国际，实际上是低三下四地回首悔悟自己过去对工人阶级表示的虚假的同情，可以预料，这必定会使那些仍然看不清福塞特先生一直企图用来掩饰自己不学无术的那种温情的英国工人睁开眼睛。
　　如果贝·柯克伦先生代表不列颠下院的政治智慧，而福塞特先生则代表不列颠下院的经济科学的话，那么是否可以把这家“伦敦所有俱乐部中最愉快的俱乐部”同美国众议院相提并论呢？美国众议院于1871年12月13日通过了一项关于成立劳动统计处的法律[16]，并声明说，这项法律是根据国际工人协会的迫切愿望通过的，众议院认为，这一愿望是当代极重要的现象之一。

总委员会

　　罗·阿普尔加思、安·阿尔诺、马·巴里、马·詹·布恩、弗·布列德尼克、G.H.巴特里、弗·库尔奈、比·德拉埃、欧仁·杜邦、威·黑尔斯、胡利曼、茹尔·若昂纳尔、查·基恩、哈里埃德·罗、弗·列斯纳、罗赫纳、沙·龙格、马格里特、孔·马丁、捷维·莫里斯、亨·梅奥、乔·米尔纳、查·默里、普芬德、约·罗兹瓦多夫斯基、维·雷吉斯、约·罗奇、吕尔、加·朗维埃、萨德勒、考威尔·斯特普尼、阿·泰勒、威·唐森、爱·瓦扬、约·韦斯顿、德沃尔弗斯、F.J.亚罗

通讯书记

　　莱奥·弗兰克尔——奥地利和匈牙利；阿·埃尔曼——比利时；托·莫特斯赫德——丹麦；奥·赛拉叶——法国；卡尔·马克思——德国和俄国；沙·罗沙——荷兰；J.帕·麦克唐奈——爱尔兰；弗·恩格斯——意大利和西班牙；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波兰；海尔曼·荣克——瑞士；约·格·埃卡留斯——合众国；勒穆修——合众国各法国人分部；约·黑尔斯——总书记

1872年4月17日于伦敦



　　西班牙通讯书记[17]宣读了在萨拉戈萨举行的西班牙国际代表大会发来的两个文件：

　　“总委员会的公民们，
　　今天，4月8日，西班牙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了匚出席的有45名代表。大会被武力驱散了，然而这一行动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尽管会议是在星期一召开的，萨拉戈萨所有的工厂车间都关了门，因为工人们已决定出席代表大会。面对我们镇定沉着和坚强有力的态度，当局表现得很克制，几乎到了谦卑的程度。我们将继续举行我们的大会，但不让它带有公开的性质。衷心感谢总委员会，我们向它以及在英国的所有弟兄致以兄弟般的敬礼。

弗·莫拉
1872年4月8日于萨拉戈萨


　　致总委员会，
　　萨拉戈萨代表大会向巴黎公社的保卫者表示谢忱，他们为了热爱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在囚船上和放逐中受苦，大会沉痛地悼念被凡尔赛暴徒杀害的牺牲者。

萨拉戈萨代表大会
1872年4月10日

会议主席　米·皮诺，机械工人
书　　记　桑特亚戈·戈麦斯，机械工人
　　　　　哈塞·帕米亚斯，鞋匠”

　　代表大会于4月11日闭幕，但是它所通过的决议还没有收到[18]。
　　公民哈里斯辞去总委员会委员之职。[19]
　　声明被一致通过。
　　公民恩格斯宣读第二项声明，这项声明是关于骚乱的制造者的，人们把骚乱的罪过归之于国际，恩格斯证明这些指责完全站不住脚。[20]
　　对这个声明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许多委员认为对某些提法不能赞同，尽管它们在道义上也许是对的。同时有少数人根本反对就这件事发表声明，因为这样做会夸大这些人的作用；最后公民布列德尼克提议暂停讨论这一问题。
　　公民米尔纳附议，交付表决通过。
　　委员会于11时15分休会。
主席　约·罗奇
书记　约翰·黑尔斯




[1] 本日记录由黑尔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419-422页上。

[2] 这次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载于1872年4月20日《东邮报》第186号和4月27日《国际先驱报》第5号。——109

[3] 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

[4] 指黑尔斯。

[5] 马克思根据总委员会决议写成的这一声明，以“国际工人协会” 〔1872年于伦敦〕为标题用传单形式发表，并刊登在1872年4月20日《东邮报》第186号上。——111

[6] 在会议记录本上此处粘贴了一条剪自《东邮报》的剪报。

[7] 应当是"的引言部分”，见下一段文字。

[8] 含有工人阶级第一个国际组织的纲领性基本原则的《协会临时章程》绪论，原封不动地收入到经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批准的共同章程中。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任务写在这个文件的第三节中，说“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与《临时章程》同时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国际号召无产阶级“要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112

[9] 这里谈到的小册子是1871年米兰出版的《国际对朱泽培·马志尼的回答》， 作为1871年8月16日《玫瑰小报》第227号的增刊出版。——112

[10] 圆括号内的文字是马克思加的。

[11] 印刷错误，应该是1871年。

[12] 道勃雷是莎士比亚喜剧《无事烦恼》中的一个角色，是自满、无知与愚蠢的化身。

[13] 忠实的侍从。

[14] 《度申老头报》是由韦梅希在1871年8月6日至5月21日在巴黎出版的一家讽刺性日报，立场接近于布朗基派的报纸。——115

[15] 此处及下面的引语均摘自1872年4月12日福塞特在下院的演说，演说词刊登在第二天的《泰晤士报》上。——115

[16] 美国众议院通过的这项法案后来被参议院否决，从未颁布。——117

[17] 指恩格斯。

[18] 国际西班牙联合会代表大会于1872年4月4-11日在萨拉戈萨举行。在这次大会上巴枯宁的追随者同总委员会的拥护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大会拒绝了瑞士的巴枯宁分子提出立即召开共同代表大会的要求，但是在无政府主义者的压力之下，它通过了一项决议，支持比利时联合会关于修改共同章程以加强地方组织自治的提议。大会还否决了一些巴枯宁派代表要求按无政府主义精神修改西班牙联合会章程的提议。但是在选举新的联合会委员会时， 他们还是设法使同盟的成员占了优势。自莫拉拒绝参加委员会和洛伦佐退出委员会以后，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便完全落到巴枯宁派手中。——118

[19] 剪报至此结束。

[20] 这里指的显然是1872年5月21日会议通过的总委员会关于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见注释172）的声明草案。——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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