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斯大林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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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斯大林的方法

　　［第117页］我们已经强调指出，斯大林方法的核心在于侧重策略而非战略，甚至侧重策略而非人类的整个发展道路，而后者正是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内容。但这种方法论的问题并非斯大林一人独有，策略优先也不是俄国人或斯大林独有的问题。纵观19世纪后期以及20世纪欧洲的社会主义，这种现象是主流趋势，并且这种霸权以多种形式体现出来。这种趋势在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中也很流行，这种方法被赋子了完全不同的阶级内容，从而产生完全不同的目标以及政治程序。在俄国共产主义内部采取策略霸权，并非独特的苏联现象，而是顺应了一种既存的，流行的时代潮流无论是否有意，它都是资产阶级所谓“现实政治”的变种，对于建立在各种意识形态基础上的西欧各国，这种潮流已经成了占统治地位的行为模式。整体上看，列宁的继任者们并不仅仅是西方同行的模仿者而已。例如，我们已经指出，布哈林倾向于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实证性的解释。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在列宁去世很早以前，季诺维耶夫就用事实暴露了这种潮流，显示出在党内实施社会民主时具有操控性的倾向。
　　所有这些必须通过精确的历史研究予以具体的解释。这种决定性的概念主旨很容易察觉到：它与马克思主义者对经济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认知完全不同，当时在整个工人运动中，广泛流传着一种强调经济作用的错误观点。马克思主义退化为经济还原论。同这一点直接相关的，就是知识的专门化导致各种科学之间相互分离。工人阶级运动及其意识形态受这种错误观点的影响，吸收了劳动分工和各门科学学科之间的相互独立性原则。［第118页］马克思将经济定义为整个历史进程的物质基础。但到了20世纪，经济学变成了几乎有精确定义的单独学科。因此，例如希法亭（Hilferding）从实证主义的角度，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与其它任何一种世界观融洽相处，经济学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作为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已经丧失了它同人类的历史使命之间的有机联系。马克思把经济看作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因素，并与其它社会决定因素有机地相互联系起来。因此，独立出来的学科不再同其它因素互相依赖，很容易变成纯粹的策略。在当时列宁众多的支持者和批评者中，只有列宁完全反对这一观点，即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概念歪曲为纯粹的工业生产力。将经济转变为孤立的科学，这一过程为其可操控性奠定了方法论基础。这种发展并没有征服所有的政党或政治运动。操控经济只是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得以完全实现。在社会民主党内部，经济操控旨在调整资产阶级社会，并由此导致了修正主义，或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完全分裂，斯大林首先在理论层面上歪曲了经济学的意义，接着，这种歪曲就变成了他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残暴操控。当他把经济学歪曲为专门的实证科学，把经济学从所有的政治联系中分离出来时，就可以宣称，要建设社会主义，可以只集中在工业增长上面，而不用考虑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人们不应忘记布哈林早期的看法，他用实证主义机械简化的办法下过定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生产力就是技术。这个概念的理论错误不能从细节上处理。^[1]我们只指出这种解释的一种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结果。布哈林认为，古代的奴隶制是技术发展低下的一个经济结果，而马克思本人则认为，技术落后是古代奴隶制基础的结果。很明显，布哈林的技术决定论之所以必然会陷入困境，是因为它是建立在狭隘的经济学概念的基础之上。对马克思而言，经济并不仅仅是技术，也不完全是专门的独立科学，而是整个社会形态的一个决定因素。马克思把社会整体的概念放在首要位置。考虑到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是完全可能的。实际上，在那些社会整体没有限制其进一步发展的领域，［第119页］技术成就确实发展到了更高的水平，比如在武器领域。^[2]我们只提到布哈林的方法论概念，是因为在斯大林时期，他主要的概念框架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尽管发生了许多变动，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会谈到，这种方法论（即经济作为单独的科学，从人类社会起源及其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中脱离出来）以正宗马克思主义自居，成为一个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官僚操控的体制建构工具。
　　这一点在斯大林身上比在布哈林及其他领导权的竞争者身上更为明显。直到1952年，当斯大林已经完全巩固了自己作为全世界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政治领袖至高无上的地位，作为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后所谓合法的继承人时，他才发表了一篇名为《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的长文。这篇文章主要的策略和宣传目的是为了解决“主观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面产生的错误，并将其带回到本来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来，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重新作为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基础。然而，斯大林时期的主观主义只能解释为对生产的官僚操控。官僚们操控经济数据，是为了把不可靠的发展（甚至是停滞）说成是进步，把采取的特别手段说成是快速发展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并且禁止一切批评的观点。人们应当记得，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段时间内，禁止按人均计算生产数据，因为这被看作是资产阶级式的错误。禁止的目的在于不让人们知道苏联的生产发展落后于资本主义世界。考虑到苏联幅员辽隅、把当年的产量同前几年相比，会对统计数字产生极为不同的解释。再加上禁止人们对这些数据进行仔细地检查以及接触到这些真相，人们便无从得知经济发展的真实速度了。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规律（其本身是正确的）就可以限制极端的官僚主义操控（主观主义歪曲了经济现实）。
　　但斯大林回归马克思主义价值规律的真实意义是什么？特别是他可能并非出于失误，而是出于策略的考虑，把价值规律本身和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即商品交换混为一读。因此，他在谈到生产的价值规律的意义时这样说到：“问题在于，抵偿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耗费所需要的消费品，在我国是作为商品来生产和销售的，而商品是受价值规律的作用的。也正是在这里可以看出价值规律对生产影响。”^[3]［第120页］在这段话的上下文中，我们对他的方法很感兴趣，当谈到价值规律的其它关键方面时，这种方法就更加清晰地体现出来。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为了解释价值规律在苏联计划经济中所起的摇摆不定的作用，同时为了确定其现实价值，他被迫把自己置于马克思的公开的对立面。斯大林的政治需求要求他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由于自己对党的霸权统治、他估计当时在俄国没有人会指出他与马克思的矛盾之处。他毫不含糊地公开提出价值规律的问题：

　　有人说：价值规律是一切历史发展时期都一定适用的永恒的规律；如果说价值规律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二阶段时期会丧失其交换关系调节者的效力，那么它在这个发展阶段中仍将保持其各个不同生产部门相互调节关系的调节者、各个不同生产部门劳动分配的调节者的效力。
　　这是绝对错误的。正如价值规律一样，价值是与商品生产的存在相关联的一种历史范畴。商品生产一消失，价值连同它的各种形式以及价值规律，也都要随之消失。^[4]

　　我们之所以大篇幅地引用这段话，是为了清楚地说明斯大林的想法，并与马克思的观点形成对比。马克思讲到价值规律有各种形式的那段话并不难找，就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开头。马克思从价值规律中至少分离出三种形式：例如，鲁滨逊·克鲁索式、^[5]中世纪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式以及社会主义式。劳动时间，即现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在经济上的直接物化，有双重功能：“劳动时间按社会计划进行的分配，将会对不同种劳动职能和不同需要的适当比例进行调整。”另一方面，马克思写到，“劳动时间会同时作为一种尺度，以计量各生产者个人在总劳动中加人的部分，因此也计量各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中可得到面用在个人消费上的部分。”^[6]尽管马克思把劳动时间定义为价值实体，斯大林把价值定义为商品交换。斯大林直接与马克思相矛盾，他声称，价值规律不仅适用于服务于个体消费的商品，而且也同样适用于生产者在整个社会商品生产中的全部份额，这一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马克思而言，只要劳动者被剥夺了劳动时间，在社会主义也会存在劳动剥削。因为“每个生产者所拥有的生活资料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然面，在斯大林看来，社会主义不存在价值规律，因为社会主义摧毁了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是剥削的基础。［第121页］因此，马克思和斯大林对历史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分析产生了分歧。因为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剩余劳动还可以继续存在，而斯大林认为，既然社会主义消灭了商品，必然也就消灭了剩余劳动。
　　在马克思看来，价值规律不依赖于商品生产。而斯大林坚持认为两者互相关联，这绝不是斯大林一时的口误而已。斯大林对马克思方法论的歪曲产生了实际的结果，他由此歪曲了对社会主义的定义。以大肆宣传的方式提出这个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错误定义，似乎斯大林有意识地想用错误的解释来代替真正的马克思。为此，斯大林耍了个花招，他把古典经济学范畴描述为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历史体现，因此在社会主义不再有操作性，尽管根据马克思的看法，这些古典经济学范畴适用于任何一种生产模式。斯大林的目的是要把他对社会主义的操控形式当作是马列主义在理论和政治上的实现。要理解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构想同他阻碍、甚至摧毁社会主义民主之间的关系，第一步就要分析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一文中，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的错误解释。为了让他的统治在政治上合法化，斯大林必须把苏联描述为走在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上，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必须要歪曲马克思的观点。政治需求导致歪曲方法论的必要性，错误的方法论导致错误的、误导的政策。斯大林说道，“我了解‘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等诸如此类的概念。”按照斯大林的说法，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时正确运用了这些概念，但它们在生产资料实现社会化之后就会失去意义。他接着谈道：“现在来讲‘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也是令人非常奇怪的，仿佛在我国条件下，交给社会去扩大生产、发展教育和保健事业以及组织国防等等的工人劳动，对于现在掌握玫权的工人阶级来说，并不是象用来满足工人及其家庭的个人需要的劳动那样必要的。”^[7]换句话说，在社会主义，剩余劳动不存在了，剩下的只是必要劳动。
　　我们这里谈一下马克思认为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不同之处，我们考虑的是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与斯大林所说的恰恰相反，必须指出工人再生产的必要劳动不同于工人在此之外所付出的劳动，剩余劳动绝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特征。从再生产过程发展的初期一直到共产主义社会，剩余劳动都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经济特征。［第122页］奴隶制之所以不同于原始的杀戮甚至吃掉俘获的敌人，在于其经济基础建立在奴隶能提供比其自身再生产所需的必要劳动更大数量的劳动的基础上。马克思还指出，在奴隶制度中——相对于农奴制和带薪劳动——劳动者自身再生产的必要劳动似乎减少了，就好像剩余劳动——除去必要劳动之外多出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的带薪劳动中增加了一样。然而，这是一个必然的假象，除了假象，一无所有。所有三种经济形式——奴隶制、农奴制、带薪劳动制——都建立在当时的统治阶级占有剩余价值的客观基础上。占有剩余价值表现出多种历史形式，通过直接使用暴力或经济上强制得以体现。然而，对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假设有两种最基本的形式：个人再生产所必须的社会必要劳动不断减少的不变趋势、和对应的剩余价值不断增加。对马克思而言，剩余价值总体上会立即落人一个社会的剥削机构，这是经济发展的永恒法则。然而，依据不同社会形态的不同结构，占有剩余价值可以达到改善人的类特性的普遍社会目的。
　　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使得通过占有私人财产来占有剩余劳动变得不再可能。但是，它绝没有超出经济生产的基本范畴，只是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以便使剩余劳动进步性的社会使用成为可能马克思用以下方式勾勒了生产力增加的经济和文化本质：“个体特性的发展，因而，并不是把缩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转移到剩余劳动中去，而是实际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到最小，这样就有可能用节省下来的、对所有人都是自由的时间对每一个劳动者进行艺术和科技教育。”^[8]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为了批判拉萨尔（Lassalle）的社会主义即工人获得全部的劳动价值的庸俗观点，马克思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在批评拉萨尔时强调剩余劳动必须抵偿掉维持生产本身以及进一步改善生产所花的成本，必须偿付社会的管理费用以及一般的需求如教育、医疗。马克思正确地指出，相比以前的社会形态，这些社会服务在社会主义会更好地得到资助。这些基本的需求包括为残疾人提供的资助。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这些社会需求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个人消费、劳动人民个人的自我再生产确定了经济框架。［第123页］斯大林简单地把拉萨尔的根本的错误概念想倒过来，他能够声称剩余劳动的范畴在社会主义不存在。我们之前已经引用过他的观点。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拉萨尔被社会主义意味着工作的集体产品直接转变到个体工人的自我生产领域的幻觉所控制，而斯大林简单地把中介的经济运动等同于直接的经济运动，没有了商品交换，工人就不再生产剩余价值了。斯大林和拉萨尔都歪曲了构成社会自我再生产根本的经济成分。两者以完全对立的方式进行歪曲，但他们与马克思的矛后都源于对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真正经济因素的无知。
　　为了简单起见，我们拿教育做个例子。教育当然没有直接包括在个体的自我再生产过程中。在资本主义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只是来自资产阶级社会的技术需求，这种教育是从上而下地强加给工人阶级的，因为不识字的工人在技术上自然不能完成特定的劳动过程。但即使社会主义以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把这个问题摆在社会议程之内，也不可能促进或是清除掉经济对教育领域的渗透和调节。但相对于资本主义，带有浓重意识形态意味的社会主义提出了一个全新性质的想法，即经济对教育领域的渗透这个问题必须按照无产阶级自身的意愿来解决。我们回想一下，在引人新经济政策期间，列宁就把消除文盲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任务来抓。
　　意识形态自然必须按照准确的马克思主义意义来理解。在《政治经济学批判》（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的导言中，马克思把意识形态形式定义为社会媒介，人们借此自觉意识到社会矛盾，然后通过斗争来解决它。这个定义揭露了意识形态内在辩证的模糊性。一方面，社会矛盾源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客观必然的和决定性的矛盾。另一方面，同时，每一种意识形态都是复杂的工具、人们借此工具得以自觉意识到既存的社会矛盾，并以实践的方式通过斗争来解决它。与之对应，在列宁看来，消除文育是因为文盲客观上源自俄国落后的经济环境。解决文育问题，是俄国自身内在的自觉实践的目标，该实践以劳动人民的意识与活动为中介来进行。因此，所有的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打破了剥削阶级的统治地位之后，无产阶级就能够通过他们的自我活动来解决日常生活的共同问题。［第124页］教育——还拿这个例子来说——能以这种方式从一个被经济调节的上层建筑变为每个人扩展深化生活的力量。教育能成为人为其自身创造出来的社会力量。由于其固有的社会属性，教育可以导致人的自我形成，产生实现自我创造和自我完成，最终成为其本身的生产者的人。人类的这种权利是人通过减少必要劳动时间获得的，马克思曾经称这种必要劳动时间对于人的自我再生产来说是“多余的”，因为到那时剩余劳动时间能够被用于人类的自我生成。
　　当然，归根结底，社会环境是决定剩余劳动使用的关键因素。生产力发展水平，工人阶级自我再生产所需必要劳动的减少，在这种剩余劳动内容上存在的意识形态的斗争，都是源自社会以及客观决定的现象的原因。同样，这些源自社会客观原因的混合的情况，它们本身必须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然而在这里，这种问题的复杂化跟民主化有关系，社会和个人之间有矛盾吗？是社会同化了个人，还是有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强化了社会和个人之间的两极？个人行为能否产生两种相互作用并且同时发生的结果？能否生产出会导致生产力增加的社会结果？能否发展个性，促进、丰富并且深化主体最初的个体性？我们之前提到过，马克思认为自由王国意味着人的力量得到显现，这一点在它本身作为目的时是有效的。这就意味着一种超越了经济的实践模式，并且地超越了必然王国。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中谈到这一对经济控制的超越时说到，“劳动已经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而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
　　社会与个人互相作用的这个想法是空想主义吗？情况似平是这样的，实际上也正如此，只要我们把现在同将来分开，只要我们在今天的实际同想要的未来之间划一道明确的界限。如果我们不把社会和个人当作对立的情况来考虑，而是看作一个统一的社会进程中互补的两极，并且同意列宁的看法，即我们所谓的社会主义或者无产阶级民主不过是这种将主体与客体相互连接的具体过程而已，那么事情就显得不同了。在那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似乎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其经济结构以及人与人的合作只能通过社会和个人相互作用的手段来发展。［第125页］存在于人之外完全不依赖人的社会结构是绝对客现的。这些社会结构是固有的社会过程，它按照确定性的法则发展并且超出人的控制。人类在这些客观社会结构里面生活。这个社会客观性的法则不能被中止，但总体的社会发展表现为客观同人类主观有意识的行为之间的相互促进过程。社会主义民主——把人当作是主动的创造物，面这是人的类存在的真实属性，因为他在每天的实践中被迫变得主动——将人类劳动产生的客观化的或者客观的结果转化为人有意识创造的并且满足人类目的的客体。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一种政治框架，在不违反客观固有规律的前提下，允许客观性成为自觉主动的人有目的地设计的工具。这是意识和自我决定对盲目客观性的征服。作为自我决定的胜利，社会主义民主改变了人们的邻居和同胞，使其不再是人们实践的阻碍，而是必不可少的积极的同事和帮手。
　　当然，这种历史进步的目的、强度、内容以及方向由当时既存社会形态的经济水平来决定。无产阶级革命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总体从资本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包括在这个总体中的剩余劳动数量明显是俄国工业发展水平的产物。俄国革命被领进了一个客观的困境，因为其落后的工业发展要求社会必要劳动大量的持续性支出，只要胜利和保卫革命仍是革命实践中最迫切的焦点问题，而且革命群众热情地参与到政治问题之中，那么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关系的问题就可以向人们隐瞒。在由革命创造的直接民主政治结构之内，从最琐细的到最复杂的世界问题都可以讨论。这些直接的民主政治结构，不仅允许俄国民众参与暴风雨般的全球事务，面且可以参与那些俄国遇到的并且全世界也感兴趣的事情。我们要记住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Brest-Litovsk）和谈所引发的国际反响。
　　看起来力量极大的民众的自发性通过苏维埃的组织工作得以扩张、巩固、直接指向具体的目标。苏维埃运动发源自1871年的巴黎公社，在1905年突然再次出现，在1917年及以后成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典范模式。它巨大的力量源自允许人们，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在工作场地、在家里，组织直接的政治活动。［第126页］苏联采取渐进或者突然的办祛帮助民众在所有关键的社会问题上都上升到革命意识和实践上。在苏维埃运动形成的最后阶段（1917），日常生活同政治，快速地同德国达成和平条约的问题，被牢固地融合在一起。这里出现了日常问题同最高层次的政治问题的自发地相互转化。在苏联所表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民主化将主观和客观情况结合起来，1917年革命和1914发生的世界大战的时代背景都促进了这些发展。
　　苏维埃运动自发地在各地发展，一步一步上升到更高的意识水平。斯大林时代把列宁同卢森堡之间的争论改头换面，实行了操控性、煽动性的歪曲，以便于所谓的意识行为与自发性互相排斥，以此减弱自发性的社会意义。斯大林为了把列宁塑造成为民众自发性的反对者面夸大列宁和卢森堡之间的差异。斯大林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党对民众的支配性控制。斯大林指出，列宁应该为官僚和操控态度负主要责任，而列宁对自发性是没有敌意的，把它看作“目的性行为的元素”。^[9]确实，这场革命寻求并且也建立了那些制度形式，这些制度构成了俄国社会真正革命的政治框架，这些形式本身创造了扩大人们活动水平的机会。自发的民众运动提高了人类自我决定的意义，显示出了客观现实如何能转变成人类目的性行为的工具。对每天都在担忧日常生活的人来说，只有在当天的特殊利益和重要的普遍问题之间的关系变得真实时，这一点才能发生。革命形势同普通的每一天不同，因为这种形式自发地呼唤行动。从理论上理解革命形势是不够的，很明显，在这种环境下的有意识并不意味着接受和理解“信息”，而是自然地把意识转化成人自身行为的指导。这种朝着实践日的的自发运动会在后面具体地谈到。现在，我们必须对一点感到满意，即1917年的革命——幸亏有列宁对共产党的领导——能够把每一天和社会国家的问题结合起来，正是因为这一点，苏联政权没有失去扎根于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的根基。
　　激烈的内战将苏维埃运动的胜利推到了值得纪念的高度。［第127页］同时，落后的沙俄帝国所带来的经济因素，渐渐地在无形之中破坏了苏联的成就。而这些经济上的缺陷被当时的成就所掩盖了。列宁认识到了这种危险的发展道路，就突然改变了方向，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驳斥“战时共产主义”的说法，并且引人“新经济政策”。他看到了官僚化的主要危险，人民是为了革命而自发地团结起来的，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将他们从资本主义的枷领下解放出来，而现在这个联盟正处于分裂的边缘。在列宁时代，这种革命性的工农联盟是党有意识地进行组织并子以支持的。内战结束后，俄国大量的经济问题浮出水面，1917年革命的自发性是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新问题需要新的解决办法，通过和平手段巩固并向更高阶段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需求，给工人大众提出了全新性质的问题，就连最忠诚、最坚定的革命分子都无法解决。（列宁在有关介绍新经济政策的演讲和作品中对这一点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这些困难的任务由于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的非经典起源而更加复杂化了。表面上看，这仅仅是量上差异的问题：经历了多年的帝国主义战争，随后的内战又带来了不可避免的破坏，即使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会经历一段时期的经济恢复。这段时期将处于所有社会实践的中心位置，有两个主要目标：国家的经济重建，工业增长超过战前水平。苏维埃共和国考虑的不仅仅是经济重建，还要把经济发展推进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以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提供雄厚的基础。如果抽象地谈这两个时期，一个相对短的时期是过渡期，另一个是长期的新时期。过渡期同新时期的不同仅仅是量的不同、时间多少的问题。然而，按照社会现实来说，过渡期同历史时期的区别在于绝对的质的不同，这种差异跟时间无关，只跟人类生活有关。如果我们说在过渡期内完成了重建和推进经济发展，我们就说一代人能完成这些任务（过渡期可能长达十年）。但如果我们说到用于重建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历史新时期，我们指的是几代人，他们不得不将其主要目标和决定性的努力更多集中在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前提的物质建设上面，而不是放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上。
　　上面所罗列的问题，［第128页］社会主义客观的未来经济基础的发展，给苏联人民制造了更多闲难，因为这是命令，别无选择。对有政治意识的人来说，真正的历史替代方案在以下问题中可以得到具体体现：考虑到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求有客观的经济基础，俄国的工业发展是否并且在多大程度上跟社会主义民主相一致？对改善工业以及随之产生的制度和社会形式的需求跟社会主义民主所必需的制度和社会形式一致吗？我们之前提到过，列宁的继任者因内部斗争而引发了经济学之争，他们在争论时都没有意识到或者提出过这种替代方案。他们只把目光集中在经济问题上，恕略了民主化的问题。因为他们无视对民主的诉求，便从上至下实施了一套中央集权的政府管理制度。如同我们已经提到过的的那样，列宁本人晚年在自己理论和实践能施加影响的范围内反对这种趋势。在民主与官僚之间的选择形成了他晚年著作，可以说是最后作品的《怎么办？》的核心内容。我们还指出，从历史优先的角度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列宁的接班人们只专注于经济问题，使得他们只想到采用策略手段。在理论层面上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进行歪曲，把经济学误解为一门实证科学，导致在实践层面在俄国发展经济是绝对的首要政治任务，这些为列宁的继任者将其社会政治实践转变成更具策略性的手段提供了基础。斯大林也是犯了这些错误的人之一。按照我们讨论的这些问题来看，绝对不能将他看作是列宁方法的追随者。
　　斯大林比他的对手更加会使用策略，但这改变不了任何关于后来苏联发展方向的基本问题。与列宁相比，斯大林和他的对手都退了一步，他们都允许政治被策略考虑彻底控制。在这方面，斯大林在那些竞逐权力的人中间更有天赋，他以自己的精明在策略上胜过了对手。他成功地显示出自己是列宁唯一真正的和可敬的继承人。在接下来几十年的政治讨论中，被反复宣传的斯大林与列宁的完全一致性深深地嵌人共产主义者的意识中。粉碎斯大林及其组织系统性建立的历史神话，应该是我们当代过渡时期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之一，也是我们努力要做到的。尽管这个课题非常重要，［第129页］但实际上直到现在我们什么也没有做过。列宁主义是马克思精神的体现，但却被歪曲为后者的彻底的对立面。斯大林实现了对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但他却创造出斯大林同马列主义完全一致的假象。极其重要的是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得到了加强，因为他们对斯大林的话信以为真，将斯大林主义和马列主义混为一谈。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者阶层中，由于接受了斯大林的方法论，马克思和列宁的形象也被歪曲了这极大地阻碍了人们的自我意识，尤其是在斯大林时期的事实广为人知后，对斯大林主义做出历史性的修正就变得极为紧迫。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份简略的草稿，这里不必要花费精力去做这件艰巨的工作。在这份纲要中，我们只能讨论一下关于方法论的建议。如果本文能抛砖引玉，逐渐引出更为具体的研究，那么就算达到了目的。仅凭现有的材料，文件和重要的传记是不可能开展这项研究的。斯大林一步一步地建立了欺骗性的意识形态组织。他出版的作品中充满了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话，有时这些话根本上一点不错，只是被琐碎化了。斯大林用米描述其新方法的陈述，及其与马列主义相对立的观点，需要进行核对，用系统性的方法收集起来予以展示，这就会显示出策略的无限威力及其对理论的控制是如何在此基础上建立并且巩固的。发挥策略的无限威力的第一步就是把马克思和列宁的原则简化甚至庸俗化。只需看一下著名的党史第四章对辩证法的定义就可证明这一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头一年，为了准备即将到来的有关战争、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解论，列宁在阅读黑格尔的《逻辑学》时，极大地深化井且区分了自己的辩证法概念。然而，在这篇著名的经典的党史第四章中，辩证法除了被简单化、庸俗化以在20世纪30年代作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替代品行使职责外，我们什么也没看到。如果科学研究和独立思考被异化了的但却给人印象深刻的宣传方法所取代，那么便利的应用性策略就能永远地占据统治地位。
　　虽然不可能做出细致深人地分析，但为了进一步澄清民主化问题，我从斯大林关于列宁主义基础的讲话中引用他对理论的定义，他说：“理论就是以普遍形式表达的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的经验。”^[10]为了形成斯大林和列宁的鲜明对比，我们只需回想一下之前引用过的列宁的话，他在那段话中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第130页］认为它融合了西方主要的文化经验。斯大林认为理论仅限于指无产阶级的经验，而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经验的巅峰。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即使当列宁着手处理“国家消亡”理论时，他也认为这是对整个世界史普遍趋势的发现，其结果可以为马克思主义所利用，用作人类真正的解放事业。当然，这种解放必须符合社会经济的潜力与局限性。如果将马克思主义从西方的文化遗产分开，或者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前提同其西方先驱分离，那就等于是将它从广泛的人道主义中分离出来，从而失去了更高的目标。斯大林采取的策略优先实现了这个目标，导致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普遍庸俗化。斯大林通过操纵语言隐瞒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给人的印象是他保留甚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一点清楚地体现在日丹诺夫有关黑格尔哲学本质的著名理论中。为了完成对解证法的彻底混淆，斯大林主义发现有必要消除黑格尔的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的富有生命力和创造性的影响。为了证明马克思同黑格尔在理论上的分道扬镇，日丹诺夫将黑格尔哲学描述为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动回应。这以一种纯理论的方式展现出庸俗化趋势的缩影：马克思主义必须被看作是新的东西，在资产阶级世界中它没有先驱，跟先前的世界历史发展也没有任何关系。
　　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是如此明显，甚至在苏共二十大上，批评一开始就很快揭开了斯大林主义重要的理论构想之一完全是欺骗性的。我们指的是有关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恶化的论文。为了把对斯大林主义的正确评论扩展成真正的系统分析，也为了将对一个现念的抨击延伸到对整个斯大林体系的否定，需要采用两种方法论的观察法。
　　首先，关于阶级斗争恶化的论文本身并不是斯大林主义实践最初的理论基础，只是后来进行的合理解释。大清洗时期，对任何潜在的反对斯大林的领导人实施的肉体消灭，都可以从这篇极其专断的论文中推断出来，但相反的结论正是事实真相：当斯大林出于策略考虑做出彻底消除反对者甚至持怀疑论者的决定时，阶级斗争恶化的理论就产生了，以便为宣传工作做准备，为这些政策提供合理的依据。其次，必须指出这不是孤立的事例，而是从主观和客观都证明了斯大林的特点和步骤的一般方法。［第131页］
　　这一点在辩护式的理论中生动地体现出来，这些理论都是希特勒和斯大林所签条约的产物。希特勒一斯大林条约带有纯粹政治策略的特点，可以从很多角度来予以评价（我个人把它看作是在正确的策略的外交博弈活动）。联系到我们这里所谈的来说，这个条约最首要的意义在于斯大林把这个纯策略的举动添加了一个定义，即具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也就是说当时的冲突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跟1914的战争属于同一性质。那些忠于斯大林的共产主义者（如在法国）接到的命令是，用最大的努力推翻自己的政府，而不是跟希特勒斗争。只是当希特勒撕毁条约，大举入侵苏联时，斯大林才改变了自己的解释，把二战定义为一场反法西斯斗争。
　　斯大林的全部实践都充满了这种在策略上实行操控的理论决定。斯大林实践的基础，是现有的策略需求由一般化的理论信仰米支撑，许多情况下，这种理论信仰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历史发展的一般路线。这种理论只是为了满足现有的策略需求。因此，在二十年代后期，斯大林感觉到在策略上需要将那些与他在理论上只有细微差异的对手，都当作社会主义革命的敌人来打击，这时，理论就产生了，连一些无关痛痒的不同意见都被夸大成具有极大危险的理论，这是欺骗敌人的阴险手段。随着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策略优先得到了最重要的理论体现。斯大林速责社会民主党人是法西斯分子的孪生兄弟，社会民主党的左翼力量被认为是工人运动中最危险的意识形态暗流。（对斯大林方法论的批评极为重要，也是当务之急。因为这种方法现在几乎同在斯大林时期一样被繁地使用。）
　　这些可以信手拈来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了斯大林方法内在的连贯性：在策略的基础上对现有形势作出反应。理论所起的作用，仅仅是不断地把已经做出的策略决定装饰成马列主义方法论的必然结果面已。在体制内部，意识形态成了操控的目标。它失去了马克思认为的意识形态巨大的自由发挥作用的能力，失去了矛盾的多重性和非对称性。马克思还把意识形态看作是解决社会经济矛盾的工具。而在斯大林主义那里，一方面，意识形态表现为现有经济形势的机械产物：另一方面，意识形态表现为没有自身内容的工具，它由于没有自身内容可以根据人的意愿重新塑造。从斯大林有关语言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这一点跟他对意识形态的定义一致。文章特别强调了这个定义产生的机械属性。［第132页］斯大林写到：“上层建筑是某一经济基础存在和活动的时代的产物。因此，上层建筑的生命是不长久的，它是随着这个基础消灭面消灭，随着这个基础的消失而消失。”^[11]即使在风格层面上，斯大林跟马克思的不同也是惊人的。对马克思面言，意识形态的消亡也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但马克思不认为社会受决定法则的统治，他认为社会发展结合了决定论和主观因素，因此总的运动是相对的、非宿命论的过程。与马克思不同，斯大林认为意识形态被“消除”了，它们只是社会活动纯粹的客体，即斯大林的庸俗主义。
　　这种操控固有的趋势为人所知的原因，在于下面这个唯一的问题：斯大林毁掉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苏维埃结构，我们之前试着展示出，新的苏维埃体系的本质特点在于公民的社会超越性——相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理想主义面言。社会主义的历史目标是要终止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作为政治代理人的人的分离。公民，作为一个政治人，既是民主的实践者又是实际政治生活的实践者，不应该再把人的理想本质从现实的人（民主制度下的人）中切断。在资产阶级社会环境下，现实的人学会了根据自我主义和功利主义目标来发挥作用。但在社会主义，一个新的社会理想产生了，人以日常生活社会性的物质的具体的实现为目标，以便当天的紧迫问题以及国家大事都在同阶级同志的集体合作中得到解决。我们已经指出过，资本主义的革命性崩溃是如何引发广泛弧又深远的热情，并且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头几年，运用了人们对上演这场巨大的世界历史剧的热情，它所引发的激情超出了共产主义者的范围。这场革命打开了一片新的历史视野，新的人类开端的可能性。人们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许多人纷纷回应这场革命带来的可能性，将世界的、物质的生活同有内在意义的生活结合起来，他们相信自己也能过上这样的生活。为了证明这一点，只需引用布洛赫的诗歌《十二》就足够了。他们相信，这场革命将人的类存在的合作本性的千年梦想变得更接近实现了。
　　内战完成了两件矛盾的事情：赋予这场运动激动人心的英雄主义，带来了生活的官僚化。英雄主义时期结束时，官僚化问题就产生了。官僚化问题在列宁去世后浮现出来，［第133页］表现出的症状及根源是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非经典起源。斯大林用来解决现有问题的策略，就是将每一种可能演变成社会主义民主的趋势都实行彻底地官僚式的毁灭。苏维埃体系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国家最高的民主决策机构只是个形式，取而代之的是一党制，这种形式接近于无能的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制度。苏维埃制度在下层被简化为通过选举仅能决定当地的行政机构。列宁晚年为准备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在意识形态方面所做的努力都白费了。这时，政治生活和一般社会生活的参与者—在最好的情况下——只能证明自己的行为符合资产阶级公民的理想主义。在国家公民的生活中，主流趋势是政治和行政实践普通的宜僚化。我再次申明，我们不可能对斯大林主义实践在所有理论前提和结果的整体范围内进行深人广泛的描述。然而对我来说，前面提到的足以说明，这种实践是如何推翻了列宁为完全建立社会主义民主面在创造主客观条件方面所做的努力。
　　必须强调一点，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民主，而非总体上的社会主义。应该而且必须批评那些希望捍卫列宁遗产但却混淆了这些差异的人。必须承认，斯大林由于党内斗争的结果而领导俄国的数十年间，确实实现了一些很重要的目标。斯大林的确为社会主义奠定了工业基础，但却没有为社会主义民主建立政治基础。这些工业成就确实弥补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因其非经典起源而产生的不足之处。众所周知，这些关于俄国革命非经典性质的问题直到今天还没有彻底解决，但苏联显然已经不再是20年代那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这是斯大林的成绩。今天，资产阶级评论家们倾向于忘记他们曾经在新经济政策施行之初说过的话：资本主义的强有力的、部分或整体的复辟。运用战略术语，列宁把新经济政策描述为“退”。但事实却与之相反，尽管在经济生活领域还存在不可否认的问题，资本主义却再也没有回到过俄国，今天苏联已经成了主要的经济大国和第二大工业强国。经济的发展让苏联无需在核心原则上做出丝毫的让步，即坚持生产资料社会化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这一点极为重要，但在当下的讨论中经常会被忽略掉。除掉许多个别因素之外，［第134页］尤其是如果人们就像我们现在所写的这样，从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方面的政治失败的角度批评斯大林主义时期的话。同时，他们决不能忽视斯大林为社会主义奠定的经济基础及随后产生的世界历史后果。例如，人们应该能正确地认识斯大林在跟希特勒主义斗争时所犯下的过失，因为斯大林将德国共产党人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分离出来，阻碍了针对希特勒的左翼统一战线的形成。但是，应该铭记世界必须感谢苏联，起码它没有让希特勒的帝国吞并整个欧洲，如果忘记这一点，人们就会形成完全歪曲的判断。慕尼黑及其影响，法国官方战略的风格，显示出西欧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既不打算也没有能力反对希特勒主宰世界的计划。只有在苏联，希特勒才找到了敌人，只有苏联做出了极大的牺牲，以不可动摇的决心最终完全消灭了希特勒。甚至除了对希特勒的胜利，苏联在我们的时代拯救，保护文明的例子也远不止这些。人们会想到原子弹以及它可能产生的军事政治结果。当它投向日本的时候，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知道并不是非这样做不可，但广岛只是美帝国主义主宰世界的前奏，原子弹爆炸过后不久，一些远离政治但却久经世故的人就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如托马斯·曼，虽然并非社会主义者，却认为投下的原子弹针对的主要是苏联而非日本。苏联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制造出了自己的原子弹，由此带来的核持局面不仅意味着防止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也阻止了美帝国主义对全世界的主宰。
　　斯大林和其他主要政治人物井非是如此巨大范围的世界事务的最终原因。他们个人的政治活动，促进了在一定的经济结构中必然生长出来的趋势的实现。苏联作为世界和平的保护者，作为帝国主义征服世界的阻碍，由于其社会主义的结构只能不断地发挥这种功能。因为苏联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因此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任何经济组织都不会因战争的爆发而获利。消灭私有财产也就消除了战争的经济动机。生产资料社会化真正地为和平政策创造了动机。尽管在一些个案中出现了许多策略上的失误，但苏俄还是成功扮演了世界和平维护者的角色。资本主义国家对战争，甚至对世界大战和随之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应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度。［第135页］推动这些国家征服他国发动战争的驱动力无疑是出于部分工业的考虑，尤其是重工业，在这种冒险中有直接的利益。纵观帝国主义时期的经济发展，任何人无需费力思考就可以发现，现代工业发展最重要的进步是武器工业和战争自身的直接结果。资本主义国家成功地操控舆论，从意识形态上动员广大人民参加爱国战争，即使这有悖于民众的切身利益，我们也无需担忧。大多数情况下，权力掌握在战争游说团体的手中，即使在面对多数的反对时，这种力量也强大到足以发动或者继续一场战争。
　　在生产资料从个人或特定群体的手中充公后，苏联就不存在任何社会组织能从战争中获得经济利益。在社会主义社会，由战争引发社会分裂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任何战争只能产生纯粹的负面效应，例如降低劳动人民现有的或是潜在的生活水平。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这些生产资料社会化带来的自然而然的经济后果是其自发追求和平的物质条件。
　　社会主义社会能够限制军事主义的发生仅限于指战争本身。武器——技术方面的战争准备另当别论。我们必须很快研究生产资料社会化是如何影响总生产的正常功能的问题。在仔细探讨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之前，先要明白每种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也包括被斯大林的方法所操控——过去、现在都能够从质和量两方面跟资本主义生产并驾齐驱，但仅限于军备领域。原因很明显，通过商品交换机制，资本主义——的确有特定的局限性——能够持续地控制生产的质和量。不难理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要实现这些会更加困难，尤其是在斯大林过度官僚化的计划形式下，并且在具体实行时面临困难。虽然不能在这里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指出一点，在社会主义体制内，军备工业——仅限于此——有可能建立有效的机构来控制产品的质与量。军队通过让指挥官——仅仅是他——处于在生产过程中检验所需产品的位置来实现这一点。军队只允许实际生产那些通过了一定的功能和使用价值检测的产品。很显然，甚至在这种情况下也难免会产生判断请误，但现实的消费者所实施的控制，［第136页］在军事生产和民用生产的质与量之间导致了差异。这并不仅仅是单个的、孤立的案例，而是关乎社会主义生产本身的普遍客观的结构关系。只有放在社会主义生产的一般问题的背境中，我们才能讨论个别案例的成与败。
　　纯粹从经济上讲，社会主义实现了两个主要目标。它为普遍的和平政策建立了物质基础。同时，它发展了工业一军事基础，在帝国主义时期的权力斗争中成为有效的力量。但是，官僚化和意识形态对这些成就的操控极大削弱了这些政策将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国际化的能力。特别是，纯策略式的决定和相应的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操控将革命实践降低到了纯粹的国家权力政治层面上。在国际方面，列宁与斯大林的不同也清晰可见。当列宁支持凯末尔（Kemal Pascha）为解放土耳其，反抗获胜的帝国主义力量的独裁统治而领导的民族斗争时，支持背后的原则很明显：就每一场针对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抗争而言，工农国家是站在革命一边的，无论他们是以何种名义的社会制度来反抗帝国主义。这种支持是基于社会主义的原则，基于哲学上马克思和列宁对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角色的正确理论。由于对所有重大的历史问题都采用了纯策略手段，斯大林无法在实施政策时摆出一副在精神和道德上无可争辩的脸孔。这一点在反抗希特勒时也是如此。例如，当斯大林的继任者成了反抗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的保护者时，这个决定就是照搬这位大人物的意识形态进行操控的。按照这种虚无的意识形态原则，他们不得不使用策略式的社会主义口号来做决定。因为接受了斯大林的方法论，即使他们最终有革命性的、反帝国主义的依据，他们的行为也表现为在意识形态上经过修饰的大国策略。这是一种革命原则和国家权力政治之间的区别。我们将回到这种对意识形态的误解所产生的国际影响这个问题上来，将说明从斯大林时代开始，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误解给社会主义的国际政策所带来的影响。

^[1] Already in 1925,long before it came to break between Bukharin and Stalin,I protested against this conception.Compare Georg Lukács,Bcharin:Theorie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nlismus（Bukharin:The Theo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in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and der Arbeiterbewegung,Elfter Jahrang,Leipzig,1925,S.20.

^[2] Marx to Engels.25.9.1857,in MEW Bd.29,S.192.

^[3] Stalin,J.W.,ökonomische Probleme des Sozialismus in der UdSSR（The Economic Problems of Socialism in the USSR）,Berlin 1952,S.20.

^[4] Stalin,J.W.,ökonomische Probleme des Sozialismus in der UdSSR（The Economic Problems of Socialism in the USSR）,Berlin 1952,S.23

^[5] 鲁滨逊·克鲁索是《鲁滨逊漂流记》主人公，这里用来指一种原始的、离样索居的模式。——译注

^[6] Marx,Das Kapital（capital）,Bd,in MEW Bd.23.S.93

^[7] Stalin,J.W.,ökonomische Probleme des Sozialismus in der UdSSR（The Economic Problems of Socialism in the USSR）,Berlin 1952,S.18.

^[8] Marx,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ükonomie（Foundations of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S.593.

^[9] Lenin，Was Tun？（What is To Be Done？），in LW B d.5，S.385

^[10] Stalin,über die Grundlagen des Leninismus（The Foundations of Leninism）,inders,Fragen des Leninismus（The Problems of Leninism）,Berlin 195,S.593.

^[11] Stalin,Der Marxismus and die Writschaftswunder（The End of the Economic Miracal）,Berlin 1954,S.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