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斯大林对对手的胜利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卢卡奇 -> 民主化的进程（1971）

第五章斯大林对对手的胜利

　　［第107页］紧接着列宁逝世之后，众多领导人围绕成为其继承者的斗争被严重地政治意识形态化了。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中，如果以完整的历史研究的标准来看，对这个时代进行的调查研究恐怕是最少的了。很多证据都被破坏了。在大清洗（Great Purges）时期以及随后几年中，大多数的政治理论文件，特别是反斯大林的文件，都从公开发行中消失了，因此，这些文件公众都接触不到了，它们的作者也被强制消失，变成了非人的存在（non-people），由于缺乏证据，关于从列宁到斯大林的过渡的客观历史描述和有充分证据的理论探讨变得几乎不可能了。那些已出版的支持斯大林的文件作为官方的斯大林主义版本也遭到了同样的破坏。有文件支持的大多数反斯大林主义的文章也产生于存有偏见的政治基础。即使是著名的伊萨克·多伊彻（L.Deulscher）也逃脱不了偏见和歪曲。我们下面的评论也不能声称能填补详尽、客观研究的空白。然而，笔者紧追该时代具有重大意义的争论，这样，他就在承认其具有主观特征的同时，拥有了以最普遍的术语来评论苏联思想巨变的基本方法论的自由。
　　所谓列宁的最后遗嘱包括其对主要布尔什维克同事的评价是众所周知的最悲观的历史文件之一。在他的“最后遗嘱”中，列宁评价了他的领导集体——六个最主要的共产主义者。列宁以巨大的怀疑主义思考这些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未来发展的依靠者们。由于列宁没有认识到加米涅夫（Kamenev）和季诺维也夫（Zinoviev）对十月革命的错误评价是一个仅有的意外失误，而认为是他们分析能力中的一个固有缺陷，他对他们能力的怀疑的历史解释需要得到重新确认。［第108页］其他被选出的三个人，确切地说就托洛茨基和皮达可夫（Py at a kov）而言，和某种程度上非直接地就斯大林而言，他看到他们代表了俄国未来发展的严重危险。他们三个都主张用行政手段处理原则性问题（甚至愿意使用武力来解决问题，斯大林最强烈地体现了这一倾向）。布哈林是唯一的一个展示理论家能力的人，列宁表达了对于布哈林对马克思的解释的正确度的保留。由于列宁认为这六个政治人物是布尔什维克领导团队的精英，他们能够和应该确保建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够继续，“最后遗嘱”必须被判定为一个空前绝望的表达。
　　这种悲观主义很快如其所是地证实了自身。列宁死后的几年，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充斥了关于未来发展过程的各种观点。但是，所有这些观点展示了一个根深蒂固的基本的理论的和方法论的原则的相似性。没有人能坚持致力于列宁的强烈愿望——通过已有的基础的扩展和强化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尽管每个列宁的继承者对苏联的工业化过程有不同的现点，在列宁那里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中心地位却被纯粹的经济问题所取代。这些列宁追随者的不同观点在外交事务问题上也有重要的影响。就重点目标的转移以及从民主化进程向快速经济工业化的转变策略，对那些渴望成为列宁继承者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民主党人士中，如果他肯定列宁，列宁被认为是一个精明的策略家。尽管被一种正义感所激励，这仍然是人们的一种持续的误解。策略决策对列宁来说永远都不是首要的。他的确是对主流情况和即将发生的选择的可能性具有非同寻常的洞察力的分析家。有充分的理由证明他一贯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有同样充分的理由证明他经常并强有力地主张马克思的不平衡发展法则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策略决策只是全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短哲时刻。列宁区分了人类发展的总体进程和某一特定时刻的策略需求。只有理解了人类历史的普遍发展过程，才有可能达到与人类“实践”有关联的恰当的策略决策。策略只有与总体的历史战略相一致，才可能有效。列宁把普遍的历史趋势作为战略，以具体的时刻作为策略。只有在一个历史的、科学理论的和战略的框架内，人们才有可能达到真正的策略形式。例如，具体分析导致某一个具体实践的某一个具体情况。
　　［第109页］最重要的是，列宁的继承者放弃了历史性的战略考虑的优先权。他们都认为自己在面对需要立即决定的情况，在此情形下就不需要理论的历史观了。至于把策略决策与长期观点相联系，这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历史观。事件的运动是依靠既存的具体环境具有绝对优先权的方向发展的。全部革命发展的理论后来很快被补充到策略中，因为这些补充很容易被修改。因为理论并不会被产本地认为是指导方针，新的策略决策有可能被临时改变，甚至是改变到它们的对立面。斯大林和他的同辈拉开了与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和列宁的距离。列宁死后，这样一个理论程序的转变意味着意识形态结构的修正，它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中发生得较早。正如围绕伯恩施坦的争论划分出社会主义历史的一个时代，列宁逝世后，马克思主义的僵化是社会主义历史中又一个时代的历史性划分。但是，在对欧洲社会主义与俄国社会主义进行比较时，必须提到两个重要的观点：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从欧洲社会主义的绥靖中分离的时刻和后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和欧洲社会主义把策略的优先权僵化的时刻。欧洲社会主义民主党的绥靖是和伯恩施坦相联系的。在后来的党纲中，对马克思社会民主的歪曲导致了与马克思革命理论的公开决裂，导致了一种精神和实践上与现实社会的妥协，这同样被资产阶级政党所运用。与社会民主党截然相反，即使在1903年大会之前，列宁主义倾向于马克思意义上的革命实践和战略概念。另一方面，他的继承者从列宁主义的退却，即非马克思主义和非列宁主义的修正体现了一个与欧洲社会民主党相类似的趋势，策略的优先权被上升到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与马克思和列宁不同，理论不再是策略决策的精神基础，而是它的滞后的、合理设计的、经常是诡辩式的“辩护”。但是那对斯大林和他那个时代的人是必要的，他们通过表明他们体现了马克思和列宁的传统，从而建立他们的合法性。即使在事实上他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变形，这些观点试图说明斯大林和他的继承权上的对手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线性的继续，应用和扩展。
　　这个奇怪的马克思方法的“未来发展”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发明或创造。它直接根源于革命工人运动的真实情况，在那时革命工人运动发现自身并总是立即陷人其中。「第110页］第一个阶段的特征是工人运动的创立和组织的巩固，马克思被看作是无可争议的国际领袖，在他的人格中，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策略领导水平被有机地统一起来。马克思死后，这些功能被恩格斯所代表，但没有发生本质上的理论变化。只是在恩格斯死后，社会民主党中的问题才开始浮出水面。例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日常组织实践怎样有机结合？在很长时间里，好像考茨基和倍倍尔的合作能解决这一问题。然而，在第一次大危机中（伯恩施坦的争论），政党领导阶层事实上被证明是屈服于策略的霸权：理论似乎仅是对已经独立转化为实践的策略的补充论证。（像梅林和卢森堡这样的理论家基本上仍未受影响。）维克多·阿德勒是一个纯粹的策略家，尽管党中有许多理论能力更强的同志，但维克多仍然控制着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权。起初，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地位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尽管有许多差别，“欧洲路线”甚至在这里也显示了其自身。逐渐地，列宁在布尔什维克运动中赢得了地位，这很容易让人回想起马克思和恩格斯获得领导权的过程，由于1917年革命，列宁的声望达到了顶峰。
　　俄国共产主义领导层的斗争集中于找到列宁的继承者，该继承者能够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意义上为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一个包容性的理论上与实践上的策略。托洛茨基，革命时期的强有力的领袖，完全不适应这个角色，因为他在正确的策略行动方面完全不称职，甚至他的敬慕者和传记作者伊萨克·多伊彻也承认这一点。除了我们将在后面提及的一些具体因素，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胜利是一个聪明的、诡计多端的和高明的谋略家的胜利。把此一胜利描绘为正确的列宁学说战胜了歪曲的列宁学说，这也是斯大林的谋略的一部分。但是，在战胜对手之后，斯大林丝毫没有作为列宁的忠诚学生履行职责的打算，这就是斯大林人格的本质。逐渐地——经常用独创的策略技巧——斯大林创造了这样一种形势，他把自己作为伟大的前任的真正继承者展现在公众意识中但他更具有优异的领导技巧。在争夺马克思和列宁遗产的斗争中，斯大林作为胜利者前进，他建立了一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工人运动谱系。即使斯大林实际上扭曲了马克思主义，在整个斯大林历史时期，他也被认为是和列宁并列的这一传统的继承者。
　　但不如说斯大林是一个极其机敏、精明的策略家。（我们会发现，他的政治生涯揭示了他这一方面才能的积极和消极特征。）［第111页］即使在列宁刚刚去世的时期，他总是懂得怎样机灵地处理事情。他通常没有自己确定的立场，但他知道怎样从策略上谨慎地把自己伪装成为最高政治原则的榜样。斯大林能审时度势地把握使对手相互残杀的特定时机。他也巧妙地从对手那里窃取可能有用的信息为己所用。他善于从策略上机敏地逐步地把各种政治统治工具集中于其手中（政党，政权和宜传机构）。他的整个统治是皇权式的，但是他宣传自己和列宁主义的民主主义是一致的。与此同时，斯大林破坏了列宁主义，他因此能利用列宁主义的遗产来巩固自己的权力。
　　早些时候，我们试图指出，对列宁来说，核心的战略问题是保持和继续大众革命（工农联盟）。新经济政策最紧迫的问题是工业化生产的重建，对他来说，这是重建联盟的首要而不可或缺的手段，这在1905和1917革命中也构成了他的政治的轴心。他总是从政治的观点出发来看待预期的漫长而又充满矛盾的工业化基础的建立过程。众所周知，他甚至准备对外国资本家让步以使其参与进来，为俄国工业的经济复苏奠定暂时的基础。这个计划仍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这不是他的错。他死后，主要的问题是：谁将可能是经济复苏的受益人？谁将为其实际上的实现付出代价？左翼（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勃拉任斯基）要求“原始社会主义积累”政策，例如：以牺牲小农阶级为代价建设单一的、快速的大工业。右翼（布哈林）认为建设和工业的更高发展的经济中心问题是供应农村必需品的工业能力（口号：“让你自己富起来！”）。本质上，两翼把问题归纳为纯粹的经济范畴，产生了极其深远的政治结果。对于两翼来说，列宁认为极其重要的无产阶级和小农阶级的政治联盟的观点被认为是极端的和理论上被排除在外的。同样出于此原因，俄国发展过程的斗争仅仅集中于策略的选择，这在大多数情况下-——又与列宁相反——与党的领导人的人格高度是一致的。斯大林没有从理论层面的争论上与对手区分开来，但他在策略上是超过对手的。［第112页］斯大林从阻碍托洛茨基成为党的领导人的角度处理策略问题。他精明地游弋于左右两翼之间，允许一方打击另一方，以便两翼政治上受损，使他能够侵占“原始社会主义积累”的成果，并且用更大力量和极其残酷的手段来发展它。
　　有一个问题使围绕俄国发展过程的斗争复杂化了，列宁死后，这个问题显现出来。这就是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1921年后，从不平衡发展理论出发，列宁坚信，社会主义革命不会超越俄国国界而发展并取得全球的胜利。然而，1921年前，像许多同时代人一样，他最初承认这样的观点：俄国革命仅是该波浪的开始，革命作为这场战争危机的一个解决办法，会迅速卷席其它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仅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最主要是他死后，事实证明尽管在个别国家具有客观的革命条件和零星的短时期的革命的成功，但由于一些客观因素的消失，全世界范围内的革命胜利成为不可能。另外，为了克服俄国革命的非经典本质，现在增加了一个附加的问题：在没有外部帮助的情况下，俄国革命如何保存自己并正常发展，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在客观的社会历史现实面前，这些复杂的问题构成一个不可分制的整体。由于俄国孤立的情况，战胜经济的落后成为政治考虑的热点问题。要解决该问题，俄国苏维埃共和国现在唯一可利用的是它自己的经济资源。然而，苏维埃共和国的确受到了世界范围的道德心理上的支持。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意识形态影响力以及他们对俄国革命的同情是更重要的态度因素。这些道德心理成份不但是精神上的影响，而且在通常情况下，特别是在危急关头，能够上升为现实物质的支持。当时，苏联接受了道德的支持，但没有接受经济援助。国际无产阶级的精神参与对俄国的核心的，内在的经济问题并没有提供任何的实际帮助。俄国面对的历史命运以如下形式呈现出来：完全依靠自己，在俄国保持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的胜利，并独立完成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的工业基础，这是可能的吗？
　　这些有高度争议的问题的答案说明了在苏联为权力而斗争的各种各样的力量。它们也说明了，这些争议的力量怎样抛弃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动力方法论原则。［第113页］列宁死后，这些好战的阵营被策略上的运动和反向运动所支配。更重要的是，俄国革命的非正统起源问题从党内争论中消失了。不断简化的争论的普遍理论原则是对生产资料国有化的信仰，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对俄国面临的复杂问题提供了实质上的答案。长时间以来，克服经济倒退仍是苏联政府的中心问题。由于衰退问题仅仅以经济观点被处理，很明显那些相关的民主、政治问题就被排除在争论之外了。俄国共产党变得陷溺于经济主义，并且不再致力于俄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民主方面。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取代了更重要的俄国革命的非经典本质问题。因此，苏联人争论的是一个错误的问题。甚至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又被简化为社会主义是否能够在单独一个国家发展。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优先权还是给予了纯粹的策略思考。每个人都应注意到，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的发展必然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然而，如果一个人能够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的发展只有首先通过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完成，那么策略和意识形态的结果必须满足下列两个形式：要么，世界革命必须通过各种手段加速进行；或者，由于世界革命不发展，政党（共产党）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无论牺性多大的人力，甚至这些严酷的手段也不能保证能够建成必要的工业基础。持有国际观点的托洛茨基当然不会用这种野蛮的简单化的选择来看待这个难题。在缺乏真正的革命发展理论的情况下，在公众意见中，错误的选择扮演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这是不可避免的。
　　英明的策略家斯大林通过使用抽象的宣传表达，使这些歪曲的选择变成了经济争论的中心问题，他主张，对于苏联的发展问题，唯一可能的马克思主义的答案就是在一个国家彻底建成社会主义。当然，几年之后，他被这一独有的策略宜传的解决方案所误导。由于这一原因，他似乎把一个正确的理论解决方案曲解成了一个喧嚣的废话：单独一个国家不仅能建成社会主义，而且向共产主义过渡都是可能的。由于上述原因，再加上资本主义对俄国的包围，使他认为，政权及其所有内外镇压手段必须继续存在。［第114页］在斯大林的共产主义中，正如一个当代智者所言：根据他们的需求、每个人都应被关在集中营内。在此，我们不准备讽刺的评论的实际内容和斯大林主义的策略优先权，因为后面我们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无论如何，指出直到在第20次党代会攻击“个人崇拜”时为止，策略的优先权仍然未受攻击或许是有用的。尽管赫鲁晓夫时常激动地批评斯大林，但他仍旧是一个经济主义者。他提出共产主义的介绍推广依赖于一定水平的经济生产成就。当俄国达到越越美国生产力水平的阶段，那么共产主义将变成现实。赫鲁晓夫仅考虑到经济前提，共产主义也需要政治和民主前提的观念超出了他的智力范困。尽管是斯大林的批判者，赫鲁晓夫仍局限在斯大林主义内，因为他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成为经济生产力的同义词，他不允许社会主义民主理论进入争论的范围。
　　让我们回到当前的主题。在布哈林集团的帮助下，斯大林在剥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派的权力之后，窃用了他们的“原始社会主义积累”规划的经济内容。他通过从不使用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派的相同术语来掩盖他的思想上的偷窃。他然后又转向反对他之前的布哈林主义的联盟，在摧毁布哈林集团时，他利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阵营的思想作为策略口号。尽管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是很有用的，但是我们仍然不能详尽地分析斯大林狡猾的政策。我们只能间接指出源自于斯大林的极权主义表现的那些行动原则正如我们看到的，斯大林的方法论原则是彻底服从策略观点的绝对优先权，甚至不顾任何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斯大林的胜利是被他的对手，正如他本人一样不能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建立他们的策略的事实客观上促成的。即使他的对手犯如斯大林一样的方法论错误，区别是他的更高的政治灵活性和更熟练的政权统治工具的组织。预设了1921年后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高潮，托洛茨基总是从普遍革命思想出发，这依然是华而不实的。布哈林从半实证主义思想的教条设计出发，这从不被认为是辩证的方法。由于这些方法论的错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低于斯大林的策略能力被额外削弱了。［第115页］缺乏任何理论洞察力，他们变得僵化和不灵活，这又降低了他们实质上有限的策略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的胜利不是偶然的。他的胜利并不表明他在斗争方面个人的内在天赋，因为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确比他更有天赋。他的胜利来自他的策略睿智。一些人抱有这样的幻想，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比斯大林更有能力引导俄国走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是这个幻想忽视了这个事实，没有一个斯大林的对手具有和当时的真实情况相一致的根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划，实际上布哈林和托洛芡基也和马克思列宁有着巨大的理论差异。另一方面，这是对斯大林总能够把自己描绘为列宁的唯一的合法继承者的补充说明。他把自己描绘成列宁的真正继承者，这帮助了他的统治合法化。几十年来，这种观点扎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斯大林死后这种思想继续存在，它阻碍了对斯大林、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权力斗争的具体起源的准确的历史描述。
　　［第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