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卢卡奇 -> 《青年黑格尔》选译（1954）

第二章 黑格尔社会观的危机和他的辩证方法的萌芽

（佛兰克福，1797—1800）



第一节 佛兰克福时期的一般特征


　　黑格尔的伯尔尼时期的社会观点，与他当时德国的社会现实之间，没有互相沟通的桥梁。当时的德国，在客观现实上，不存在也不可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这就使他的这样一些社会观点根本没有任何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可能性。而黑格尔的本性却从来就对实际怀有强烈兴趣的。他一直盼望能有积极参加他当时的政治生活的机会。举例子说吧，他在写完了《精神现象学》以后，接受《班堡日报》（《Bamberger Zeitung》）编辑职务的时候，是兴高采烈满怀希望的。他之产生失望情绪，乃是因为在他执行职务的中途，而且特别是由于在当时的新闻检查制度之下，他的日报的内容范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不错，相当广大阶层的德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同情法国革命的思想。根据一切可能性来看，这个阶级的人数比资产阶级写的歪曲历史所告诉我们的要多得多。但是，无论如何，却不能说这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人数众多力量强大到这样的地步，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已经有能力给法兰西的革命思想作哲学的或文学的传播。黑格尔青年时期的好朋友荷尔德林的悲剧式的命运，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有力例证。
　　黑格尔的伯尔尼时期思想跟当时德国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随着法国革命本身的发展而越来越大。法国革命在两方面发展着，一方面是法国境内的阶级斗争日益发展，另方面是法兰西共和国反抗封建君主干涉的战争影响日益扩大。
　　法国革命史里的巨大转折点，即在1794年的所谓热月里罗伯斯庇尔政权崩溃的时候，黑格尔还正居住在伯尔尼。照我们看来，这个革命形势的逆转，在当时似乎并没给黑格尔构成什么决定性的深刻印象。我们上文已经讲过，他欢迎对罗伯斯庇尔派的镇压行动，然而这只能证明他从来就是一贯反对法兰西革命中主张平民政权的左翼激进分子的。至于在他的共和国主义的革命思想里，我们无法找出热月前后他的论调有什么不同。这种事实，初看起来好像很奇怪，其实它一方面可以从法国革命本身的发展来解释，另方面又可以从青年黑格尔在论断法国革命时所用的观点来解释。在执政内阁时代，法国革命的内部发展史是想保持和扩张资产阶级所必需的革命成果的那些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一部东摇西摆的历史。共和主义者们始终在反动的保皇党与企图继续走平民革命路线的激进派之间，摇摆不定。这些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领袖们不是跟这一极端党派临时妥协一下，就是跟另一极端党派临时妥协一下。当时阶级斗争的阵营是很不稳定的。由于阶级斗争的阵营这样不稳定，于是法国资产阶级就感觉需要一个军事独裁者（这就造成1799年拿破仑第一的政变）。
　　对于这一时期的判断来说，更重要的是对热月本身的社会意义的估计。马克思跟那些自由派的历史学家及其反革命信徒，托洛茨基派相反，对热月的社会内容曾给予极其明确的规定，他说，“罗伯斯庇尔倒台以后，从前曾……耽于幻想的政洽启蒙运动，才初次开始平凡地实现。尽管恐怖主义竭力要使资产阶级社会为古代政治生活制度而牺牲，革命还是把资产阶级社会从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正式承认了这个社会。在执政内阁时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浪潮迅速地高涨起来，于是出现了创办商业和工业企业的热潮、发财致富的渴望、新的资产阶级生活的喧嚣忙乱，因为资产阶级生活的自我享受方才是初期，所以还是粗鲁、肤浅、轻率而嚣张的；于是法兰西的土地得到了真正的开发，因为土地的封建结构已经被革命的巨锤打得粉碎，现在才开始由无数新的土地所有者以其第一次出现的狂热对这块土地进行全面的耕作；于是解放了的工业也第一次活跃起来——这些就是刚刚诞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些生活表现。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的代表是资产阶级。于是资产阶级开始了自己的统治。”[1]
　　法国资产阶级的发展方向的这种转变，反映到落后的德国，不言而喻，就比在法国所反映的英勇的革命事件本身更加受到歪曲，更加间接，更是属于意识形态范围的事了。在德国，当然不会出现一种与法国的发展情况相当的经济繁荣景象。德国的观察家们，几乎没有人理解到，或者说没有人曾经能够理解1794年热月以后的法国革命的经济方面发展。但是，正因为这样，由法国革命而产生的思想意识，其影响就更大了。仅仅由于德国绝大多数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者们、人道主义者们，向来不赞同法国革命极端左翼的平民化的苦行作风，已经就不能不在德国产生出一定的同情者，同情于法国的这种资产阶级统治。因为这种资产阶级的统治，一方面反对反动的封建主义，而同时却又尖锐地反对“极端”的革命派，它乃是一种兴高采烈的热爱生活的统治。而德国对资产阶级统治的这种同情，到后来就非常强烈地集中表现为对拿破仑第一的好感。在这种好感里，包含有对于热月政变后历史发展的一种人道主义——唯心主义的曲解。
　　于是就产生了幻想，以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可能实现人道主义的理想，产生出全面发展的热爱生活的人来。当然，这并不是说当时重要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没有看到这种发展里的矛盾，特别是，他们并不是没看见资本主义社会给真正的个性发展、人格发展所设置的障碍和阻挠。所以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构成着德国古典文学的一个主要内容。而我们在分析黑格尔这一时期的思想的过程中，会一再地看到他的问题是如何跟德国最重要的古典人文主义代表如哥德和席勒的问题，密切关联着，平行发展的。帝国主义时代的新黑格尔主义者，一心一意要利用黑格尔在佛兰克福时期思想和名词上的混乱、晦涩和神秘意眛，来把他编成是反动的浪漫主义的一个先驱或附和者，事实上他们在这里又是把真实的历史发展头脚倒置了。
　　所以，由于法国革命的发展进入了这一发展阶段，就使资产阶级社会问题成了讨论的中心课题。而由于德国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都处于落后状态，对资产阶级社会问题的讨论就差不多是沿着一条纯粹意识形态的路线进行的。在德国，不是像在法国那样把资产阶级社会问题当作一个政治问题来讨论的，也不是像在英国那样把它从它的经济规律性上来进行科学分折的，在德国，乃是根据人道主义的观点，研究了资产阶级社会里的人、人格和人格发展的情况。然而不管这个问题在德国带着多么明显的意识形态的性质，毫无疑问，它仍然是热月以后法国革命发展的一种映像；而且，在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里，特别在哥德的作品里，这个问题转化成为一个非常高度的现实主义问题。
　　不言而喻，在青年黑格尔的哲学里，唯心主义的特征是极其突出极其强烈的。但是，就在这里，我们也已经必须预先指出来，黑格尔是德国这个时期的唯一哲学家，曾经由于分析资产阶级社会问题进而认真地分析过经济问题。而且我们说这句话，还不仅止意味着黑格尔是这个时期唯一曾详细研究过英国古典经济学著作的德国重要思想家，并且是由于他的研究范围一直伸展到英国的具体经济状况本身。所以，恰恰是在佛兰克福时期，黑格尔的国际视野有了特别的扩大。当他在伯尔尼的时候，.他的历史哲学的全部结构仅仅是建筑在法国大革命这一世界史事件的基础上的，那么现在到了佛兰克福，英国的经济发展同样也成了他的历史观、社会观的一个基本成分了。至于黑格尔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不失其为一个德国哲学家，德国的落后状态在他的基本观点上到处都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那可以说是无需持别提出来分析讨论的了。
　　这个新成分在佛兰克福时期剧烈地加强起来，而且恰恰是由于法国革命的发展而加强起来的。黑格尔出国三年以后，重新回到德国，在他的家乡乌登堡庄了几个月，然后就定居在德国的一个商业中心佛兰克福。所以他就有机会直接观察和亲身体会法国革命对德国生活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乌登堡的表现是非常强烈的，——当然只表现在德国的落后的政治范围里曾使乌登堡发生历时几年的政府危机。因此，德国的封建专制政体必须如何通过法国革命而加以改造的问题，现在，已经不再是黑格尔的一个普通的历史哲学上的问题，而是一个具体的政治问题了。
　　但是，法国革命对德国的影响，在这个时候，已不仅限于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已不仅限于使德国人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封建专制制度站不住脚而已了。在这个时候，法兰西共和国的原来是防御性的战争，已转变成一种差不多连续不断的攻击性战争。这意味着，一方面，现在的战场已不再是法国本身，而德国和意大利也都变成了战场。另一方面，由于热月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防御战和第一革命时期的国际宣传战混合在一起的情况，主要已变成一种侵略战争。当然，某些宣传战的因素还一直在整个共和时期都保留下来，并且甚至保留到帝国时期。这个时期的每一个法国政权，都不能不尽一切可能去消灭征服地区里的封建残余，以便使这些占领区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尽可能赶上或接近于法国的水平。然而这种要求，与资产阶级共和国特别是后来帝国时期的征服占领目的比较起来，就越来越变得次要了。
　　因此，法国所进行的战争，就直接地和深刻地影响了德国人的生活。而这种影响，如我们后面将要详细论述的那样，是一种极端充满了矛盾的影响。一方面，德国最好的最进步的思想家，都把他们复兴德国的希望寄托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上，有时甚至寄托在法国的武装干预上。对于这一点，大家回想一下马因兹（Mainz）共和国及其与当时曾一度取得胜利的居斯丁（Custine）战役的关联，就可以理解了，甚至一直到莱因联邦时代，这种心理也还没有完全消逝。但是另一方面，法国的征服更加促进了德国民族的分崩离析状态。德国的民族统一，民族统一国家的产生，显然更加希望渺茫，更加矛盾百出而不能实现了。
　　在我们后面详细讨论黑格尔的佛兰克福时斯的过程中，我们会看到，无论在政治上或哲学上他对于因这种情况所引起的矛盾，都没能提出克服的办法。但是我们同时又会看到，恰恰由于这样接触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问题，由于接触到了德国的现实政治和社会命运，于是其中的矛盾性就越来越升高到他的思想的中心，他就越来越强烈地体会到矛盾是生活的基础和动力。我们特别强调“体会”这个字，乃是因为黑格尔的思想发展并不是像谢林的发展进程那样从一个哲学体系前进到另一个哲学体系。我们必须记住黑格尔的伯尔尼时期，并且特别记住他当时的论著的特点，他当时的论著表明他对哲学问题，特别对认识论和逻辑问题兴趣很小。他当时只想从思想上处理一些社会的和历史的事件，而利用哲学则只是为了给这些论述作必要的概括。这个特点，一般说来在他的佛兰克福时期的工作方法里还保持下来，没有改变。但是，我们会看到，他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越来越具体，他向有意识的和直接的哲学问题的过渡也就同时越来越缩短，并且社会和政治问题就越来越直接转化为哲学问题。而很有趣的是，愈是当着被讨论的具体问题的哲学核心恰恰就是矛盾本身的时候，社会和政治问题向哲学问题的转化也就愈是直接，愈是有力。
　　正确解释黑格尔在佛兰克福时期的札记残篇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从社会政治问题向哲学问题的过渡，绝大部分都是非常杂乱无章、支离片断，而不是一种按照理论推演出来的过渡或关联。黑格尔在佛兰克福时期的思想活动，与他此时以前和以后的情况，迥然相反，差不多总是从带有个人色彩的生活体验出发的，总是盖着个人体验所持有的那种既富有热情又混乱不清的烙印的。而且他初期对这些体验到的矛盾所作的哲学阐述，不仅总与个别的体验直接纠缠在一起，并且无论在内容或形式上都很少达到了真正明确的程度。他初期的那些哲学论述时常变成了一种神秘的抽象。还有一点，他在开始的时候根本不感到有把这些个别的思想活动加以系统概括的必要。黑格尔首先要解决的，是某些具体的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就是在他分析这些个别现象的过程中，才逐渐产生出紧密地内在关联着的哲学观点来。到了分析佛兰克福时期问题的终了，他才生平第一次试图把他的一些哲学见解概括成为一个体系。
　　所以黑格尔的辩证方法在最初出现的时候是非常混乱的。他—把从个别的生活现象中体验到的那些矛盾组成为一个非常神秘的眹合体，并且在这个时期曾一再地以“生命”这个名词来表示这种联合体。所以，最初他所见到的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思想之问的对立，乃是思维、表象、概念等等作为一方面与生活作为另一方面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对立中，已经流露了黑格尔后来的深刻辩证法，已经表现了他热情地从具体的生活现象里把握其矛盾性的倾向，而正是由于他这样地把握矛盾性，他才有时候像列宁很有说服力地指明的那样，非常接近于正确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但在佛兰克福时期，他的这个“生命”概念，不仅由于没有解释说明而是模糊不清的，并且内容上也充满了神秘气息。在这个时期里，他既然把表象和生活对立起来，于是黑格尔就不得不把宗教视为是“生命”的最高完成和哲学体系的顶峰。
　　所以他在伯尔尼的时候比较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转变。这个转变，我们随后就要详细地讨论；而这个转变的基础，则在于从这个时候起黑格尔的中心问题已经改为个人，或者说，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问题了。在伯尔尼时，黑格尔在某种意义上说曾从外面对他当时的资产阶钑社会进行了观察，这即是说，他曾把这整段的历史发展，从罗马共和国的灭亡到他当时，当作一个统一的没落时期，当作虽然历时千百年之久而实质上只算是世界史上的一个暂时的过渡时期。他认为这个过渡时期将要过去，而为古代共和国的复兴时期所代替；而由于他的这种看法，所以他所见到的纯然是这个时期的一些消极的特征。人们几乎可以说，他是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存在，视为是世界史上的一个唯一的没落现象。
　　黑格尔思想发展的新阶段，首先表现在这里：他现在开始认识到，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基本的、无可改变的事实，开始认识到，他必须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分析处理这个社会的本质及其规律性。这：种分析研究是从一种非常主现主义的基础上开始进行的。这就是说，黑格尔还没有像他后来在耶纳时期那样提出资产阶级社会的客观本质的问题。这个时候的问题，毋宁只是要弄清楚，个别的人如何一定要与资产阶级社会发生抵触，人格发展的道德前提与人.性前提如何与资产阶级社会现状和规律陷于矛盾，以及两方面如何又可能取得一致而达成和解。
　　这样，黑格尔对待他的当前现实的态度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为了说明他的态度，我们使用了他的哲学体系里的一个后来声名狼藉了的范畴：“和解”（Versohnung）。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个范畴，大家都还记得，是他在伯尔尼时最激烈反对的一个范畴，到了这个时期，却变成了他的思想的一个中心问题。不错，他曾经根据个人与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矛盾研究了两者的关系，或者说得更恰当些，在具体分析个人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关系的过程中，曾一再发现出新的矛盾来，然而黑格尔的思维的目标，却在于扬弃这些矛盾而取得和解。（在黑格尔那里后来变得非常重要了的名词“扬弃”，也是在佛兰克福时期初次出现的，自此以后，就越来越变成了一个居统治地位的范畴。）
　　我们必须把黑格尔的这种新型的主观主义与他在伯尔尼时的主观唯心主义加以严格区别。关于他的主观唯心主义，我们在第一章里已经作了详细的分析，因而我们现在只须提醒读者一点，那就是，当时黑格尔心目中的社会历史事件的主体，总是一种集体性的东西，而把个人从他在古代城邦共和国中的生活的直接社会性里分离出来，使之成为一个“私人”，这在当时的黑格尔看来，乃是共和政体趋于没落的一个最明显的征兆。与此相反，黑格尔在佛兰克福时期的主观主义则是一种名符其实的主观主义。黑格尔真正是直接从个人出发，从个人的生活经历和命运遭遇出发，来研究个别形式的资产阶级社会对于该个人的命运的影响以及该个人与他所处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交互关系。
　　至于对个人的客观环境的研究，对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研究，是后来才慢慢地逐渐地占得上风的。现在，黑格尔从个别的人，即从以前他非常蔑视的所谓“私人”的具体命运出发，来探索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遍规律，追求对这些规律的客观知识。在此期间，伯尔尼时代的那个老问题，即“实证性”问题，又重新出现而变成了中心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研究过程里，获得了一种比在伯尔尼时更复杂得多，更矛盾得多，更富于历史意义的性质。而正是这个问题，现在引导黑格尔日益深入地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统治势力，研究经济问题。由于他试图在人格发展的人道主义理想与资产阶级无可改变的客观事实之间找到一条哲学上的和解道路，黑格尔就逐渐加深了对私有制的问题的理解，后来并且进而加深了对劳动问题的理解，他理解到劳动是个人与社会之间最基本的交互关系。
　　黑格尔对现实的态度比在伯尔尼时起了这样的变化以后，跟着他对基督教的态度也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只从我们的上述种种看来，已经可以说是无足惊奇的了。大家都是熟知的，任何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出现重大的变化，总是与宗教观上的变化关联着的。即使费尔巴哈的历史观，也并没能超越这一点。那么在青年黑格尔那里，他对“私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那种否定性的评价，就更是与基督教最密切地结合着的了。青年黑格尔虽然也作过一些努力，试图去寻找古代共和政体崩溃的社会原因，然而归根到底，他是把基督教视为近代社会发展的推动力的。而既然他对历史抱有这样一种看法，那么他对当前社会的评价上的改变之立即转而影响他对基督教的评价，就没有丝毫足以惊奇的了。因为很明显，青年黑格尔的基本观点在佛兰克福时期原封未动，甚至在它的宗教神秘性方面还有所加强，所以对他来说，到这个时候，基督教才必然地真正继续是当前社会思想的道德基础。
　　关于这样一种历史观点的唯心主义性质，我们用不着再来作任何说明。但是我们必须同时看到，这种历史观并不是偶然的，并不是没有根源的；所以它有它的坚韧性，根深蒂固牢不可拔。不论它的影响如何歪曲地和神秘地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它的根源则是一个，即基督教与整个现代欧洲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关联。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在许多深刻的具体历史分析里指出，为什么在罗马帝国瓦解时期的各种教派之中独有基督教发展成了世界性宗教。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指出，基督教在欧洲经济发展的各种不同时期里是怎样适应当时具有统治地位的人的需要，是怎样因欧洲阶级斗争的阶段不同而层出不穷地产生出基督教的新的不同形式来的（例如，中古时代的宗派运动、路德派、加尔文派等等。）。并且，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指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也同样必然要产生出某种修正了的基督教当作它的上层建筑。马克思在他反对青年黑格尔学派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布鲁诺·鲍威尔的论战文章里说过：“把基督教当做自己的基础、国教，因而排斥其他一切宗教的所谓基督教国家，并不是完备的基督教国家，而无神论国家、民主制国家，即只把宗教当做市民社会的一个因素的国家，才是这样的国家。……相反地，它（民主国家——译者注）可以脱离宗教，因为它已经用世俗方式实现了宗教的人的基础。……这种国家的基础不是基督教，而是基督教的人的基础。宗教还是它的成员的理想的、非世俗的意识，因为它是这种国家中实现的人类发展阶段的理想形式。”[2]
　　这种真实的、社会历史方面的关联，出现在唯心主义者的历史哲学里就总是被歪曲了的，总是头脚倒置的。在青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里，也不例外。基督教本来是欧洲近代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黑格尔却把它当做这个时期历史发展的首要的推动力量。在这个一般观点上，黑格尔在佛兰克福时的哲学与他在伯尔尼时的哲学没有什么决定性的差别。因为尽管他在伯尔尼时批评基督教而在佛兰克福时竭力跟它和解，但在这两个地方，宗教在他的历史观里都是占据着足以显示其为唯心主义的主导地位的。当然，由于黑格尔一方面从个人的生活问题出发，另方面又竭力争取与现实社会相和解，他与基督教的关系就比以前亲切得多了。从这一点上说，他在佛兰克福的态度与在伯尔尼时比较起来表现出了一个剧烈的变化。
　　黑格尔从个人的生活问题出发，这种现象，我们只能在他的思想发展的佛兰克福过渡时期里看到。黑格尔的思想特征，无论就他的初期或成熟时期来说，都在于：他之所以对个人感兴趣，永远只因为个人是社会的成员。他后期对康德和费希特，对施莱艾尔马赫尔（Schleiermacher）和浪漫派的道德观所作的那些尖锐批评，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些人，虽然方式不同，却共同地都忽略了看起来仿佛是纯个人的行为的社会因素，都忽略了个人道德范畴里的社会条件性和社会规定性。因此，佛兰克福时期之深究个人生活，及从个人欲望与需要出发，乃是黑格尔思想发展中的一个插曲。当然这个插曲并不是一个毫无痕迹地过去了的插曲，它的后果在它本身被克服了以后很久还一直保持着遗迹。因为，我们随后还有机会时常指出来，在黑格尔的佛兰克福时期的问题里，在他从个人意识转向客观社会问题的过渡中，在他辩证地分析思想的与情感的世界观的个别阶段的试图中，即是说，在他把高级阶段描写为低级阶段的矛盾的扬弃的结果时，已经就孕育着《精神现象学》的方法的最初萌芽了。
　　然而黑格尔在佛兰克福所留下的记载，只有根据后期著作回过头来加以分析，其意义才能看得这样清楚。如果单就它们本身来看，或者说，如果紧接着伯尔尼时期的著作来阅读它们，人们就会觉得它们晦涩和混乱得惊人。在黑格尔的任何其它时期，含混不清、意义不明的术语名词都没有像他这个时期里这样占有重要地位。在这个时期里，他愈来愈强烈地体验到生活的基础是矛盾性，而这种矛盾性几乎表现成为矛盾的一种悲剧性的不可消除性。所以，有些临时性的范畴如命运等等，变成了他从思想上掌握世界的中心环节，并且恰恰在这个时期圼，有一种关于宗教生活的神秘观念变成了他的哲学的最高峰，如此种种，就完全不是偶然的事情了。这是黑格尔的生活和思想里发生的一个危机。我们在开头时已经就简略地谈到了这个危机的社会和历史原因，这是他的共和主义革命思想的一个危机，到后来在耶纳，这个危机曾以肯定现实的、拿破仑式的资产阶级社会而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佛兰克福时期是他寻求新思想的一个摸索时期，是他缓慢地但永不间断地摆脱旧观念的时期，是一个彷徨无依，探讨摸索的真正危机时期。
　　黑格尔本人也感觉到这个时期确实是个危机时期。他不仅在后来的著作里，而且在他同一时期的著作里都曾明白地谈到过这种危机情况。他在后期著作里曾毫无顾虑地公开承认——一般说来黑格尔是比较公开坦率的——这个时期他处于不幸的疑病状态，自我摧毁和自我崩溃状态。譬如在《哲学全书》里，当黑格尔描写人的各个时期的年龄特征时，他曾对达到成人以前的青少年时期作了一段叙述，那段叙述，其实有很多基本特征都是以他自己在佛兰克福时的经历为材料的。他在那里认为年轻人的理想，或多或少地都有一些主观色彩。他说：“在这样的理想的实质内容的这种主观性里面，不仅包含着理想与现实世界的对立，并且也包含着通过实现理想以求消除这种对立的意愿。”从青年人理想中的生活进入到资产阶级的现实社会里去，乃是一个痛苦的和充满危机的过程。所以他说：“一个人不是那么容易逃过这个疑病阶段的……。谁陷入于这种疑病时的年龄愈大，其病症也就愈显着。（黑格尔在佛兰克福时是在27岁到30岁之间——卢卡奇注）……在这种病态的心情下，人是不愿意放弃他的主观性的，人是不能克服他对现实世界的违抗的，而正因为他不能克服自己对现实的反抗，就处于一种相对的无能之中，并且这种相对的无能，很容易变成一种真正的无能。因此，一个人如果不愿意沉沦下去，他就不能不承认世界是一个独立自存的、基本上完满自足的世界……。”[3]
　　在1810年的一封信里，他对佛兰克福时期的这种评价，就说得更加坦率，更直接关联到他个人。他说：“我出于自己的亲身经验，曾经体会了这种心情，或者毋宁说，曾经体会过这种情调的理性，因为理性一方面已经连同兴趣和它自己的克制交织成一团混沌的现象，……另方面它内在地对整个目标的详细情节还不完全明了。这种疑病状态，我遭受了好几年，以至精神上几乎陷于瘫痪。一般地可以说，每一个人在其一生中都要经历这样一个转折点，这是他的本质上的一个昏暗的收缩点；他要通过这一关，才能达到安全境地，从而确信他自己，确信普通的日常生活，而如果他已经没有能力以日常生活来充实自己，则通过这一关才能确信一个更内在更高贵的生存。”[4]
　　佛兰克福时期遗留下来的文献，对这一点说得还更加清楚。在这些文献中，人们可以看到具体的人和社会方面的解除这种危机的因素，而看得比在他后来已经加以一般化了的回忆记载里更清楚得多。比如说，黑格尔有一本论《德国宪法》的小册子，就是以叙述当代人的内心状态开头的。他说：“这些（人们——卢卡奇注）不能单独地生活，而人则永远是单独生活的。……时代迫使人进入了一个内在世界，因而，人的状态，就只能或者是一种死亡，或者是一种企图：如果人愿意停留在这个内在世界里面，他就只能是一种连续不断的死亡，而如果自然驱使他生活下去，他就只能是一种企图，力图取消当前世界的否定方面，以便能够适应这个世界，享受这个世界，以便能够生活下去。”[5]
　　黑格尔自己说得最亲切的供状，是在几封通信里。他在从伯尔尼迁往佛兰克福的中途，曾在斯图加特（Stuttgart）居留过一个短时期，在那里他认识了他姐姐的一位女朋友名叫娜奈特·恩德尔（Nanette Endel），他在佛兰克福初期写信给她时说道：“……而我发现，在这里要想给人们提供一个范例，将是完全吃力不讨好的事，我发现，巴丢阿的圣安多尼由于他曾对渔夫们传教，他所做的就肯定比我以现在的这种生活所能做的要多得多。因此，我慎重考虑以后，已经下了决心，不盼望使这些人有所改善，而但愿与他们同流合污……。”从另外一些文献里看出来，黑格尔跟他充任其家庭教师的这家佛兰克福商人家庭相处的关系，比他以前在伯尔尼跟他的学生和家长相处的关系要好得多。根据他给谢林的信，我们知道他是以共和主义立场坚决反对伯尔尼的贵族经济的。现在引证的这封信表明，黑格尔在佛兰克福已经彻底改变了他对待他周围的人们的外表态度。当然，这封信也还可以这样解释，说它里面谈到的只是他待人接物的一些纯粹策略问题，或者干脆说，是他的一些虚伪手法。但是，这种解释与黑格尔的个性是不相符合的。而且同年七月二日他还写过一封信给娜奈特·恩德尔，谈到他改变了他与自然的关系。这封信表明得很明白，他的改变不仅是一种虚伪的手法，而是更深刻得多的一种观点上的改变。在这封信里他写道：“……在那里的时候（指伯尔尼——卢卡奇注），我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总是竭力使我自己与自己、与别人融洽，现在在这里，我则时常逃向这个自然的慈母，以便在她这里能够使我跟别人，即跟我与之和平相处的那些人们，重新分离开来，以便我能在大自然的庇护之下不受他们的影响，并且破除我跟他们之间的联系。”[6]
　　从这些信里，特别是后一封信，我们完全清楚地看到黑格尔在对待他当时社会的态度上发生了变化。同时我们还看到，这种变化里本来就包含着一种内在矛盾，或者说得更好些，这种变化的核心里包含有一个整个的矛盾复合体。这些矛盾的性质及其客观基础，黑格尔起初并不清楚，只到后来才逐渐明白起来。因为这样，于是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他在佛兰克福时期的那种痛苦的、疑虑的、陷于危机中的心情，虽然这时他的私人生活状况已经比在伯尔尼时好得多了；我们说他的私人生活好，还不仅是指着他的外表上的生活，就连他的内心精神生活的孤寂也比在伯尔尼时轻得多了。比如说，最初一段时闻里他曾跟他的青年朋友荷尔德林过从很密，并且通过他而跟许多别的、在德国青年一代诗人和哲学家中地位并非不重要的朋友们发生了密切接触，其中就有，例如，辛克莱尔（Sinc’air）。
　　而另一方面，由于这些矛盾都与他所亲身经历的个人遭遇结合在一起因而长期间带有一种没经过概念系统加以说明的纯经验的性质，所以这个时候黑格尔用以处理问题的那种方法虽已成熟，即是说，他已经从个人的经验出发进而作概念上的概括，但是就他遗留下来的记载来看，他的整个道路显然还是跟引起矛盾的经验原因混杂在一起的。黑格尔处理问题的这种方法，我们以前在引录《德国宪法》一文的残篇时已经看到一个范例了。他所以那样处理问题，恰恰因为黑格尔在这个时候才刚刚开始成为一个辩证的哲学家。所以他不是像后来在耶纳那样把引起矛盾的私人的经验事件只当作一种经验事件，只就这个事件本身加以分析，探求其客观原因和规律性，而是把这种经验事件看成问题本身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黑格尔在此时所提出来的间题，恰恰是他自己如何对待资产阶级社会的问题，他的问题在于试图替他自己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安排一个位置。
　　不言而喻，这并不是一个纯粹私人的问题。假如这仅仅是黑格尔一生里的一个纯个人的经历问题，那就不会引起我们这样大的兴趣。但是，青年黑格尔在佛兰克福与之搏斗的那种矛盾，乃是德国这个时期一切重要诗人和思想家所共有的客观矛盾；这个时期的古典文学和古典哲学都是从解决这些矛盾而产生出来的。而且由于这个时期的德国古典文学和德国古典哲学具有深剑的和广阔的国际意义，所以显而易见，作为它们的基础的那种社会矛盾，也就不会仅止是局部的德国问题，即使它的特殊表现形式是受当时德国的社会条件所规定的。
　　这是伟大的德国人道主义者对待资产阶级社会的态度问题。资产阶级社会在法兰西大革命中并在英国工业革命中取得了胜利，但同时却开始暴露了它的可怕的、仇视文化的方面，暴露得比法兰西大革命以前及其进行期间所表现的那种虚幻的英雄时代更加清楚。于是，在德国的重要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们面前，就出现了一种非常复杂非常矛盾的必然问题：他们必须承认这个资产阶级社会，必须把这个资产阶级社会当作一个必然的、唯一可能的、进步的现实存在而加以肯定，而且必须公开地褐发和暴露它的矛盾，而不去为它的本质所带来的非人性的东西作辩护，而不向它的这些非人性的东西表示屈服。德国的古典哲学和文学，曾在哥德的《威廉·麦斯特》和《浮士德》里、席勒的《瓦论斯坦》和其它美学著作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及其以后的著作里指出了这些矛盾，并且试图解决这些矛盾。德国古典文学和哲学提出和试图解决这些矛盾所采用的方式，本身就足以表明这些矛盾是具有重大的世界史意义的，——而且同时，也表明这些矛盾一般地由于是出自资产阶级社会和特殊地由于是反映“德国的苦难”而具有它们一定的局限性。
　　如果说，黑格尔在我们最后引录的那封信里所表示的是他自己逃向自然，以免为他的社会环境所完全同化，那么，他正是用了一种原始的、直接的、感性的形式在表示着这种矛盾。一方面，他愿意按照资产阶级社会的现状充分地掌握他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并想在这种社会里发挥他自己的作用，而另一方面，他又坚决不愿意把当时社会里的非人性的、僵死的和招致死亡的东西承认为活的、能够赋予生命的东西。因此，黑格尔在佛兰克福初期所经历的那种矛盾，既是他的私人生活里的一种情感上的、主观上的矛盾，同时又连带着是他的那个时代的一种重大的客观的矛盾。
　　由此可见，黑格尔的生活和思想里的佛兰克福危机，已促使他把这种矛盾提高到哲学客观性的阶段了。黑格尔的哲学天才，他比他同时代人在思想上高人一筹的地方，在于他不仅仅叙述他的私人生活里亲身体验的矛盾，不仅仅由此进而认识到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性（当然他所认识到的矛盾性只限于资产阶级社会的，而且具有唯心主义哲学观点的局限性）并且还从这种矛盾性里更进一步认识到一切生活、整个存在、整个思维都具有普遍的辩证性质。佛兰克福危机的结果，使黑格尔初次概括了他的辩证方法，当然还只是一种非常神秘的辩证方法。佛兰克福危机同时——而且不是偶然地——还使黑格尔跟他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之间达成一种辩证的、承认在基础上含有矛盾的“和解”。黑格尔克服他的佛兰克福危机时所持的那种生活态度，他曾在一首小诗里表示得非常清楚。这首小诗不是他在佛兰克福末期就是他在耶纳初期写钓：

　　“完满的神灵子孙，
　　愿你在自我斗争中勇敢而有信心，
　　打破你内心的宁静，
　　打破你与世界事业之间的和平！
　　即使你的努力超过了今天和昨天，
　　你将不会比时间更为完善，
　　而至多也不过是，你将即是时间。”[7]



[1]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6—157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1、432、434页。

[3] 《哲学全书》，第396节，附释。见《黑格尔全集》，柏林，1845年，第7部，第2卷，第98页。

[4] 见前引“罗申茨威格”第1卷第102页。此外，罗申茨威格还根据黑格尔信徒加布勒（Gabler）的回忆录，还发表了一段在1805年跟黑格尔的对话，在这段对话里，黑格尔对佛兰克福时期表示了完全相似的看法。同上书，第236页。

[5] 见“拉松”，第139页。至于我们为什么把这一段记载从《德国宪法》里抽出来挪到佛兰克福时期的理由，我们将在详细讨论这段浅篇的时候再谈。

[6] 《黑格尔研究》，拉松发行，第2期，柏林，1910年，第7、11页。

[7] 见“荷夫麦斯特”，第3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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