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卢卡奇 -> 《历史与阶级意识》 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
1组织问题虽然有时处于论争的中心地位（例如在讨论合并的条件时），然而是理论家们最不关心的问题。共产党的概念遭到所有机会主义者的反对和诽谤，被优秀革命工人本能地捡起来当作自己的东西，然而它却常常被看作纯粹的技术问题，而不是革命的最重要的精神问题之一。不是缺乏对组织问题进行这种理论上深入探讨的材料。第二次和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俄国党内的路线斗争和最近几年的实际教训，提供了过于丰富的材料。但是各国共产党（俄国党总是除外）的理论兴趣，似乎过多地被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问题以及它们的策略含义和理论基础所吸引。结果是似乎没有剩下任何真正生动的理论精力来研究共产主义理论中的组织问题。如果说在这个领域做了许多正确的事情，那更多地是由于正确的革命本能，而不是由于任何明确的理论见解。另一方面，有许多错误的策略观点（例如在关于统一战线的论争中），是从对组织问题的错误观点中产生出来的。 在组织问题上的这种“无意识”完全肯定是运动不成熟的象征。因为成熟还是不成熟的问题只能这样来判断，即看一种关于应做什么的见解在行动的阶级和领导它的党的意识中是以抽象和直接的形式存在呢，还是以具体和有中介的形式存在。就是说，当一个客观目标还在达不到的远处时，具有特别敏锐洞察力的观察者将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清楚地看到目标本身、它的性质和它的社会必然性。然而，他们将不能够清楚地分辨会导致那个目标的具体步骤或是从他们无疑正确的洞察力中推断出的具体手段。的确，空想社会主义者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应该作为出发点的形势。他们之所以是空想主义者，是因为他们把这种形势只看作一种事实，或至多是要求解决的问题，但未能认识到这个问题本身既包含着解决方法，又包含着导致解决办法的途径。例如，“他们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1]。这里强调的教条主义者和革命科学之间的对立比马克思所分析的情况更为广泛，是革命阶级的意识发展中的典型对立。当无产阶级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时，贫困不再只是某种特定的东西，而是开始被包融到行动的活生生的辩证法中去。但是——根据阶级所达到的发展阶段不同——它会被别的现象所取代，无产阶级理论会按照非常近似马克思在这里所分析的结构来对待这些现象。要是认为，既然马克思在思想上已克服了乌托邦主义的最初的粗疏表现，革命的工人运动就把乌托邦主义完全克服了，那纯粹是幻想。归根到底，这个问题就是“最终目标”和“运动”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也就是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在革命发展的每一个决定性阶段它都要重新出现，只是形式更发展了，内容变化了。因为一个任务总是起初以抽象的可能性出现，以后才以具体的形式得到实现。只有在这第二个阶段达到时，在有可能看到那个注定成为环境及其实现途径的具体总体时，问题的提法是否正确才有讨论的意义。例如，在第二国际最初的论争中，总罢工是一种纯粹的乌托邦，只有通过第一次俄国革命和比利时总罢工才得到具体形式的轮廓。同样，只有经过多年的尖锐革命斗争之后，工人委员会（苏维埃）才有可能摆脱它的乌托邦神话性质，不再被看作解决一切革命问题的灵丹妙药；俄国以外的无产阶级才有可能看清它本来的真实情况。（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个澄清过程已经完成。事实上我对它非常怀疑。但是这里只是举工人委员会作例子，我不打算细谈。） 正是组织问题在这种乌托邦主义的昏暗中呆得最久。这决不是偶然的。大的工人党大多数是在这样的时期中成长起来的，那时革命问题只是直接规定日常生活一切行动的问题。因此似乎不必要以具体理论方式阐明革命的性质和可能的进程，以便推论出对无产阶级觉悟部分应该如何有意识地行动的要求。然而，如何组织革命党的问题只能从革命理论本身中有机地发展出来。只有当革命成为日常的问题时，革命组织的问题才会迫切要求进入群众及其理论家的意识。 而且即使在那时也只是逐步地进入。甚至当革命成为事实时，甚至当不可回避要立即对它采取立场时，就像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和以后那样，也没有产生出任何正确的见解。部分原因自然是机会主义已在无产阶级政党中深深扎根，使得不可能在理论上产生对革命的正确理解。但是甚至在不是这种情况的地方，甚至在对革命的动力有明确理解的地方，这种见解也不能够发展为革命组织的理论。阻碍这一点的，至少一部分是现存组织的不自觉的、理论上未消化的、仅仅“有机的”性质。俄国革命明确地揭露了西欧组织形式的局限性。它们在群众自发运动面前的软弱无力，在群众行动和革命的群众罢工问题上暴露无遗。隐藏在这种行动的“组织准备”概念中的机会主义幻想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清楚地表明了，这种组织总是一瘸一拐地落在群众的实际行动后面，不是促进而是阻碍这种行动，根本谈不上领导。 罗莎•卢森堡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看到了群众行动的意义，她的观点比这一批评更深刻得多。她看到了传统组织观念的缺点在于它对群众的错误关系：“对组织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的作用的过高估计或错误估计，往往伴随着对未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群众及其政治上的不成熟的轻视。” [2]她自己的结论一方面导致她反对这种对组织的过分强调，另一方面导致她规定党的任务。她认为党的任务“不在于对群众罢工的技术性准备和指导，而首先在于对整个运动的政治领导”[3]。 这是在理解整个组织问题上向前跨出的一大步。由于剥掉了组织问题的抽象孤立性（由于纠正了“过高估计”组织的倾向），罗莎•卢森堡就使得有可能确定它在革命过程内部的真正职能。然而还必须再向前跨一步，从组织方面考察政治领导的问题。就是说，她应该阐明那些使无产阶级的党能够进行政治领导的组织因素。我们已在别的地方详细讨论过阻碍她跨出这一步的原因。这里必须指出，这一步在前几年、即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关于组织的论争中已经跨出了。罗莎•卢森堡很清楚地了解问题之所在，然而她在这个问题上站在落后的、阻碍发展的派别（孟什维克）一边。决非偶然，造成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的因素一方面包括对即将到来的革命的性质和由此产生的任务的理解（与“先进”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或者站在农民革命方面进行斗争），另一方面包括组织问题。对俄国以外的运动具有灾难性后果的是，当时没有任何人（甚至包括罗莎•卢森堡在内）认识到，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不可分的辩证的统一体。结果没有抓住机会在无产阶级中广泛宣传革命组织问题，以便至少在思想上使无产阶级为未来事件做好准备（当时超出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甚至罗莎•卢森堡、潘涅库克等人的正确政治见解，也未能变得足够具体——甚至作为政治思潮。用罗莎•卢森堡的话说，它们仍然是潜在的、纯粹理论上的，它们与具体运动的联系仍然带有乌托邦的性质[4]。 因为组织是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中介形式。正像在每一种辩证的关系中一样，这一辩证关系的两项只有在这一中介中和通过这一中介才能获得具体性和现实性。组织在理论和实践之间进行中介的能力，最清楚地表现在它对各种不同思潮表现出比政治思想和行动的任何其他领域更大、更准确、更可靠得多的敏感性。在纯粹理论中，各种不同的观点和思潮可以和平共处，它们的对立只是采取讨论的形式，讨论可以在同一个组织中进行，而不必把这个组织炸毁。但是只要这些同样的问题被赋予组织的形式，它们立刻就会变得尖锐对立起来，甚至彼此完全不能相容。任何一个“理论”倾向或意见分歧，如果想要超出纯粹理论或抽象意见的水平，就是说，如果它真的想要为它自己的实现开辟道路，它就必须立即变为组织的东西。然而，要是以为纯粹的行为，纯粹的行动能够成为各种对立意见的正确性、甚至它们之间的可相容性或不可相容性的真正可靠的标准，那也同样是错误的。每一个行动——就其本身而论——都是各种个人和集团的个别行为的纠结。把它或是解释成为在社会和历史方面有充分根据的“必然”事件，或是解释成为个别人“错误”决定或“正确”决定的结果，都同样是错误的。这种本身是混乱的感觉，只有在它的历史总体中来理解，才能获得意义和现实性。就是说，它必定拥有在历史过程中的职能，必须理解它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中介作用。然而，从对未来的教训来看待行动，把它看作对问题“我们将怎么办？”的答案，这已经是从组织方面提出问题。这种问题的提法试图在对形势的估量中，在对行动的准备和领导中，找出那些必然地从理论导致最合适的行动的因素。因此它试图找出把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的本质决定因素。 很明显，真正有成果的自我批评、对过去“错误”的真正有成果的分析，只有按这种方式才有可能。关于事件是由抽象的“必然性”产生的观点导致宿命论；同样，空洞地假定个人的“错误”或熟巧是失败或成功的根源，又不能为未来行动提供任何有决定创造性的学说。从这个观点看，这个或那个人处在这个或那个岗位上，犯这个或那个错误，等等，必然显得多少带有“偶然的”性质。发现这样一个错误，只不过表明当事人不适合于他的工作岗位。这个看法如果正确的话，不是毫无价值，但是对于本质的自我批评说来它只能是次要的。这种观点过分夸大个别人的重要性这一点，就表明它不能客观反映这些个人所起的作用以及他们如此决定性地和以特殊方式决定有组织的行动的能力，就表明它像客观宿命论看待整个过程那样宿命论地看待这些个人。但是如果问题涉及的不单是纯粹孤立和偶然的现象，如果假定个别人的正确或错误的行动不是对全部复杂事件没有任何影响，而且除此以外，即使认可就是这些人占着这些岗位等等，完全有理由研究他们行动的可能性的客观范围——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又再次进入组织领域。[5]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注意把行动者联系在一起的一致性，研究它对这特定行动是否合适。就要问是否选择了正确的组织方法来把理论变为实践。 当然，“错误”可以出在理论中，出在对目标的选择或是对形势的估计中。但是只有侧重组织方面的分析才使得有可能从实践观点对理论进行真正的批评。如果理论和行动直接并列，而没有弄明白理论应如何影响行动，即没有明确表明它们之间的组织联系，那么对理论就只能从它自己内部的矛盾来进行批评。组织问题的这一功能使得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机会主义总是极其厌恶从任何理论分歧中推论出组织结论。德国右翼的（社会主义）独立派和塞拉蒂的追随者对第二次代表大会规定的加入条件的态度，他们想把与共产国际的实质性分歧从组织领域转到“纯政治”领域的企图，就是从他们正确的机会主义本能中产生出来的，因为在政治领域中分歧可以很长时期维持一种潜在的、不实际解决的状态，而第二次代表大会从组织上提出问题，则迫使立即作出明确决定。然而这种态度决不是什么新东西。第二国际的全部历史充满着这种把各种各样事实上尖锐对立、相互排斥的观点综合在一个对它们全都公平对待的决定或决议的理论“统一”中的企图。结果不言而喻，这些决议不能为具体行动提供任何指导，总是模棱两可，可以让人做出各种不同的解释。正是因为第二国际在这些决议中有意回避了一切组织结论，它能够在理论上从事许多事情，而丝毫不感到必须在实践中和任何具体路线联系起来。例如，它可以通过非常激进的斯图加特战争决议，没有关于因采取什么行动的组织方针，也没有关于这个决议是否能付诸实现的组织保证。机会主义少数派没有从它的失败中得出组织结论，因为它认识到，这个决议不会有任何组织结论。正因为如此，在国际垮台以后，所有的派别都能够引用这个决议。 国际中的所有俄国以外的激进派别的弱点是，当它们的革命立场与公开修正主义者和中派的机会主义发生分歧时，它们既不能够也不愿意给它们的革命立场以任何具体的组织形式。结果，它们的对手，尤其是中派，能够在革命无产阶级的头脑中抹掉这些差别。它们的反对立场丝毫没有妨碍中派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部分面前装扮成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这里不可能对中派在战前时期的统治地位做出理论的和历史的解释。我们只想再一次指出，中派的态度之所以行得通，是因为在日常行动中，革命和对革命问题采取的立场并不具有什么现实的意义。中派的态度包括既反对公开的修正主义，又反对要求革命的行动；理论上拒绝前者，但是并没有认真努力把它排除于党的实践之外；理论上肯定后者，然而又否定它在当前的迫切性。尽管如此，像考茨基和希法亭这种人还是能够坚持时代的一般革命性质，坚持革命的历史现实性，虽然并不感到必须把这种观点运用于当前的决策。由于这个缘故，对无产阶级说来，这些意见分歧一直只是不管怎样仍然是革命的工人运动内部的意见分歧，不可能对各种不同派别进行明确的区分。然而这种缺乏明确性也反过来对左派本身的观点产生影响。由于这些观点不可能与实践有任何交互作用，它们也不可能通过为了付诸实践而要求有成效的自我批评而使自己具体化或进一步发展。甚至在它们实际上很接近真理的地方，它们也带有强烈的抽象乌托邦性质。例如，可以想一想在群众行动问题上潘涅库克与考茨基的论战。由于同样的理由，罗莎•卢森堡也未能进一步发展她关于革命无产阶级的组织是运动的政治领袖的正确思想。她对工人运动中的机械组织形式的正确反对，例如在党和工会之间以及有组织的群众和无组织的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使得她一方面过高估计自发群众行动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她从未完全能够使她关于领导的观点摆脱纯粹理论和宣传的味道。 2我们已经在别处说明过[6]，我们讨论的决不只是这位重要的开拓思想家的偶然的东西或“错误”。在这个上下文中，这种论点的本质可以最好地概括为对一种“有机的”、纯粹无产阶级革命的幻想。机会主义的、“有机的”发展学说设想无产阶级会通过缓慢的扩展逐渐争取到人口的大多数，通过纯粹合法的手段获得政权，在反对这种机会主义理论的斗争中产生出了一种革命的“有机的”自发群众斗争理论。[7]尽管这种理论的最优秀的维护者提出各种聪明的保留条件，它最终还是意味着这样一种观点，即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由此必然产生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因此日益临近的革命群众斗争时期，会以社会和历史的必然性激起无产阶级的自发群众行动。在这过程中，领袖们关于革命的目标和方法的明确理解会得到充分证明。然而，这一理论默默地假定，革命将是纯粹无产阶级性质。当然，罗莎•卢森堡对“无产阶级”概念范围的理解完全不同于机会主义者。她极其深刻地表明了革命形势将会如何动员迄今未组织起来的而且的确是组织工作达不到的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农业工人等）。她表明了这些群众将会如何在他们的行动中表现出甚至比敢于傲慢地对待他们、认为他们不成熟和“落后”的党和工会高得无法比拟的阶级意识。尽管如此，她的这一概念仍然是建立在革命的纯粹无产阶级性质的基础之上的。按照这种概念，一方面无产阶级在战场上是统一的，另一方面，这里正在研究其行动的群众是纯粹无产阶级的群众。也只可能是这样。因为我们发现对革命行动的正确观点只能深深地固定在、本能地深深扎根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中，为了沿正确的道路进一步发展行动，只需要启发意识，只需要一种明确的领导。然而，如果其他阶层也决然地参加了革命，他们可能在一定的情况下推进它。但是他们也很容易使它偏向反革命的方向。因为在这些阶层（小资产阶级、农民、被压迫民族等）的阶级地位中，没有任何东西、也不可能有任何东西使他们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这样理解的革命的党必然不能顺应这种阶层；无论是他们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前进运动还是他们的行动有助于反革命事业而形成的障碍，都会使它受挫。 这种党在与无产阶级本身打交道中也会受挫。因为它的组织符合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中的这样一个阶段，这时它只求使未被意识到的东西被意识到，使隐藏着的东西变得明确起来，等等。更确切地说，在这个阶段，获得意识的过程对无产阶级说来不意味着是一种可怕的内在意识形态危机。我们在这里不是要驳斥机会主义者对无产阶级“不成熟”、从而不能夺取政权和维持政权的担心。罗莎•卢森堡在她与伯恩施坦的论战中已给了这种反对意见一个决定性的打击。我们在这里的目的是指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并不是和客观经济危机平行，在整个无产阶级中以同样的方式发展的。无产阶级的大部分仍然在思想上受资产阶级的影响；甚至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也不能动摇他们的态度。结果是，无产阶级的态度、它对危机的反应远不及危机本身的激烈程度。[8] 这种使得孟什维主义可能存在的状况，无疑不是没有客观的经济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已注意到，由于当时英国的垄断利益而获得比自己同阶级伙伴优越的地位的那些工人阶层已趋于资产阶级化。[9]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这个阶层得到普遍发展，这毫无疑问是工人阶级中产生普遍趋向机会主义和反革命的思潮的重要因素。然而按照我的看法，单是这一事实并没有提供关于孟什维主义的充分说明。首先，这一特权地位已经在许多方面被动摇了，而孟什维主义的地位却没有相应地削弱。这里也是无产阶级的主观发展在许多方面落后于客观危机的速度。因此，我们不能认为这一因素是孟什维主义的唯一原因，除非我们也同意它有这样一个舒适的理论地位，即从无产阶级没有彻底和明确的革命热情可以得出没有客观革命形势的结论。第二，革命斗争的经验决没有明确证明，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和斗争意志以任何直接的方式与其不同部分的经济水平相符。这里对任何简单的、直接的平行性有很大的偏离，而且在经济地位相同的工人阶层内部阶级意识的成熟性有很大的差别。 然而这些论断只有在非宿命论的、非“经济主义”的理论中有真正的意义。如果历史的发展被解释成这样，即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将通过一系列危机自动地和无情地向社会主义前进，那么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因素则只是一种错误诊断的产物。它们事实上只是表明，资本主义的客观上决定性的危机还没有出现。因为在这种观点看来，根本不能设想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落后于经济危机，不能设想有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危机。如果对危机的观点在保留基本的经济宿命论的情况下成为革命乐观主义的东西，就是说如果认为危机不可避免，资本主义不可能有出路，那么情况就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这里考察的问题也根本不能被看作是问题。只是以前是“不可能”，现在是“还没有”罢了。现在，列宁已非常正确地指出，没有任何一种形势是没有出路的。不管资本主义可能处于什么形势，总是会有某种“纯粹经济的”解决办法。问题只是这些解决方法从经济学的纯粹理论世界进到经济斗争的现实中时是否可行。对资本主义说来，应急办法本身肯定是能想得出来的。然而，它们能否付诸实现却取决于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行动给资本主义堵住了危机的出口。自然，无产阶级在这时取得政权这一点，是由于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但是这些“自然规律”只是决定危机本身，赋予它一种使资本主义不能“和平”发展下去的规模。然而，如果让它们自由发展（在资本主义的意义上），它们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简单崩溃或向社会主义的顺利过渡。它们会引起漫长时期的规模越来越大的危机、国内战争和帝国主义世界战争，然后导致“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和新的野蛮状态。 而且，这些力量在它们自己的“自然规律”驱使下，已创造出了这样一种无产阶级，它的肉体的和经济的力量使资本主义很少有可能按照以往结束危机的方式，强制实行一种纯粹经济的解决办法，即无产阶级在其中只是作为经济发展客体起作用的解决方法。无产阶级的这种力量是客观经济“规律”的产物。然而，把这种潜在的力量变为现实的力量、使无产阶级（今天真的只是经济过程的客体，只是潜在地参与决定这一过程的主体）能够在现实中作为主体出现的问题，不再由这些“规律”以任何宿命论的和自动的方式决定。更确切地说，这些规律的自动的和宿命论的决定不再支配无产阶级实际力量的基本核心。既然无产阶级对危机的反应纯粹按照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进行，既然这些反应至多表明为自发的群众运动，它们从根本上来讲就表现出与革命以前时期的运动在许多方面相似的结构。这些反应自发地爆发（一个运动的自发性只是它由纯经济规律决定这一事实的主观的、群众心理上的表现），几乎毫无例外地是作为对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有时也是政治上的进攻的自卫，作为对资产阶级为危机寻求“纯经济”解决办法的自卫。然而，当它们的直接目标达到了或者看来不可能达到了，这种爆发就同样自发地停止，逐渐消失。因此，看来好像是它们完成了自己的“自然的”过程。 如果这些运动不是抽象地，而是放在它们的真正环境中、放在世界危机的历史总体性中去考虑，那么这种现象带有欺骗性就很明显了。这种环境就是危机扩展到一切阶级，而不只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经济发展在无产阶级中引起自发群众运动的地方，社会作为整体基本稳定的形势和发生一切社会力量的深刻重新组合、统治阶级的权力基础遭到动摇的形势之间有根本的质的差别。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理解非无产阶级阶层在革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理解它的非无产阶级性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少数人的统治只有在它设法使不受革命直接影响的各阶级在意识形态上跟着革命走的时候才能维持下去。它必须设法获得它们的支持或者至少是中立。（不言而喻，也必须设法使革命阶级本身的某些部分保守中立。）对资产阶级说来特别是如此。资产阶级直接掌握的实际权力远远少于过去时代的统治阶级（例如希腊城邦的公民或者封建制度鼎盛时的贵族）。一方面，资产阶级必须更严重得多地依赖与在它之前掌权的阶级修好或妥协的能力，以便利用它们控制的权力机关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另一方面，它不得不把实际权力（军队、下级官僚机构等）交给小资产阶级、农民、被压迫民族的成员等。如果这些阶层的经济地位在危机之后发生变化，如果它们对资产阶级领导的社会制度的幼稚的、浅薄的忠诚遭到动摇，那么资产阶级的全部统治机构可以说一下子就会垮台。那时，无产阶级就可能不打一次认真的仗，不真正获得一次胜利，而作为唯一有组织的力量，作为胜利者出现。 这些中间阶层的运动是真正自发的，而且只是自发的。它们真正只不过是盲目地按“自然规律”起作用的社会自然力量的果实。作为这样一种情况，它们本身在社会意义上是盲目的。这些阶层没有任何可能影响整个社会改造的阶级意识。[10]因此它们总是代表特殊的阶级利益，甚至从不假装代表整个社会的客观利益。客观上把它们与整体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只是因果性，就是说，它们只是由整体内部的运动造成的，而不能被用去改变整体。因此它们与整体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所采取的意识形态形式都带有偶然的性质，即使它们的产生可以按因果必然性来理解。由于这些运动的性质，它们的行动是由它们本身之外的因素决定的。不管它们最终选择什么方向，它们是否试图加快资产阶级社会的崩溃，它们是否默许资产阶级对它们的剥削，它们是否因努力无效又重新陷入消沉，它们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在这些运动本身的内在本质中预先确定了的。相反，一切都取决于能够意识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行为。不管它们后来的命运可能采取什么形式，这种运动的爆发本身能够很容易导致把资产阶级社会维系在一起并使之运转的全部机器陷于瘫痪。这足以使资产阶级至少在短期内失去行动能力。 从法国大革命以来的一切革命的历史越来越清楚地表现出这种格局。当革命爆发时，专制君主制以及后来中欧东欧的资产阶级经济垄断建立在其上的半专制半封建的军事君主制往往“一下子”失去它们对社会的控制。社会权力被扔在大街上，无人过问。只有在没有任何革命阶级利用这种无主的权力的情况下，复辟才有可能。新生的专制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格局。因为在那里，相互斗争的各阶级能够更直接得多地从它们自己的队伍中建立权力机关，因此阶级斗争也更直接得多地是一种权力反对另一种权力的斗争。例如，可以回想一下法国专制主义诞生时福隆德派的斗争。甚至英国专制主义的垮台也走了类似的道路，而护国公执政和甚至更资产阶级化得多的路易十六专制主义的崩溃则更接近于现代革命的方式。那里从“外部”，即从还完好的专制国家或从仍然实行封建制的领土（如旺代省）上搬来了直接的权力。相反，纯粹“民主的”权力综合体在革命进程中可能很容易处于类似的地位：它们在崩溃时刻几乎是自己产生出来，掌握了一切权力，而现在，它们由于那些支持它们的各种错综复杂阶层的后退运动同样突然地被夺去一切权力。（例如克伦斯基和卡罗伊。）这种发展在西方资产阶级先进民主国家中将如何进行，还不能完全清楚地看出。尽管如此，意大利从战后直至大约1920年处于一种非常类似的地位。它从那时起为自己创立的权力组织（法西斯主义）是一种相对独立于资产阶级的权力机关。我们还没有看到崩溃征候在有大量殖民地的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影响。特别是，我们不知道殖民地的起义对小资产阶级、工人贵族（以及从而对军队等）的态度将有什么影响，这种起义在某种程度上起着国内农民起义的作用。 结果无产阶级处于一种会使得自发群众运动获得与在稳定资本主义制度下完全不同职能的社会环境。即使这些群众运动在孤立考察时保有它们以前的特征也是一样。然而，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在相互对立的各阶级的地位中产生了非常重要的质的变化。首先，资本集中得到进一步发展，这反过来又引起无产阶级的进一步集中——即使后者在意识上和组织上不能完全跟上这种发展。其次，资本主义的危机四伏的状况使得越来越难以通过微小让步摆脱来自无产阶级的压力。只有通过加强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才有可能逃脱危机，找到对危机的“经济”解决办法。由于这个缘故，第三次代笔大会的策略提纲非常正确地强调指出，“每一次大罢工都有变为国内战争和直接夺权斗争的倾向”。 然而只是倾向。这种倾向即使在经济和社会前提往往充分具备的情况下仍然没有变为现实——这正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危机。这种意识形态危机一方面表现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客观上极端危险的处境在无产者的头脑中还具有它昔日的一切稳定性；无产阶级在许多方面还受到资本主义的思维和感觉方式的严重束缚。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化在孟什维主义的工人党以及受这些党控制的工会领导中获得了自己的组织形式。这些组织现在有意识地设法使无产阶级的仅仅自发的运动（它们取决于直接的诱因并且按行业、地域等分割开）停留在纯粹自发的水平上。它们极力阻止这些运动向总体发展，无论是在行业、地域等的联合上，还是在经济运动和政治运动的结合上。在这方面，工会的职能是使运动原子化和非政治化，掩盖它和总体的关系，而孟什维主义的党的任务则是使无产阶级意识中的物化在意识形态上和组织上固定下来。它们这样就确保无产阶级的意识停留在相对资产阶级化的一定阶段上。它们能够完成这一任务，只是因为无产阶级处于一种意识形态危机的状况中，因为在意识形态上向专政和向社会主义的自然发展甚至在理论上对无产阶级说来都不可能，因为危机不仅在经济上动摇了资本主义，而且同样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发生变化。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变化的确是由于经济危机以及由它创造的夺取政权的客观可能性而产生出来的。然而它的实际进程并不是以任何自动和“必然”的方式与客观危机本身的进程平行发展的。这种危机只能由无产阶级的自由行动来解决。 列宁以一种只是从形式上、而不是从实质上嘲讽的夸张方式说道：“以为一定要有一支队伍在这一边排好队，喊道：‘我们赞成社会主义’，而另一支队伍在那一边排好队，喊道：‘我们赞成帝国主义’，才是社会革命，那是迂腐可笑的。”[11]革命阵线和反革命阵线的产生充满了各种变化，往往极端混乱。今天为革命工作的力量完全可能明天转向相反的方向。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方向的变换决不简单地和机械地取决于有关阶层的阶级地位或甚至意识形态。它们受到与历史形势和社会力量的总体的不断变化的关系的决定性影响。所以，如果说某位凯末尔帕夏在一定条件下代表一种革命势力，而某个庞大的“工人党”则可能是反革命，那决不是什么奇谈怪论。在这些决定方向的因素中，无产阶级对自己历史地位的正确理解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1917年的俄国革命进程是这一点的经典例证。因为我们在那里看到，在关键时刻，和平、自决权和彻底解放土地问题的口号如何把动摇不定的阶层临时熔铸成一支革命所需要的军队，完全瓦解了反革命的全部权力机构，使之丧失活动能力。如果反对说，土地革命和群众的和平运动没有共产党或甚至和共产党对抗也能胜利完成，那是不够的。首先，这一点是绝对无法加以证明的，而作为反证，我们可以举出匈牙利，那里有一次同样自发的土地运动在1918年10月遭到了失败。甚至在俄国，也有可能通过所有“有影响的”“工人党”的“统一”（即反革命的统一）把土地运动镇压下去或让它自行消失。其次，如果这“同一个”土地运动是和城市无产阶级对抗而得到实现的话，那么它在社会革命方面将带有反革命性质。单是这个例子就已经表明，用机械的宿命论的标准来判断在社会革命的尖锐危机形势中的社会力量组合是多么的不应该。它表明了，无产阶级的正确观点和正确决心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危机的解决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无产阶级本身。我们还应该指出，与西方国家相比，俄国的形势是相当简单的。那里的群众运动更多地带有纯粹自发性质，相互对立的力量在组织上的影响并不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分析在更大程度上适用于西方国家。更何况俄国的不发达性质、缺乏工人运动的长期合法传统（如果我们暂时忽略一个完备的共产党的存在的话）使得俄国无产阶级有可能更快地克服意识形态危机。[12] 因此，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把社会的命运交到了无产阶级手中。恩格斯把人类在革命实现以后完成的过渡描写为“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13]。对辩证唯物主义者说来这是不言而喻的：尽管这个飞跃是一个飞跃，或者正因为它是一个飞跃，它必须在本质上是一个过程。恩格斯本人不是在刚才提到的那段话中说，导致这一方向的变化是“在日益增长的程度上”发生的吗？唯一的问题是决定这一过程的起点。当然最容易的是从字面理解恩格斯，把自由王国看作只是将在社会革命完成后产生的状态。这就要否认这个问题具有任何现实性。只是要问，问题是不是真的就仅仅止于这个无疑符合恩格斯字面意义的提法呢？一个状态如果不是由一个漫长的过程准备起来，如果它的各种因素不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即使是以在许多方面很不完备、需要经受一系列辩证变化的方式），这个状态是不是能够想象，更不用说能够成为社会现实呢？如果我们把“自由王国”和注定使它产生出来的过程分开，如果我们从而把一切辩证的过渡都排除在外，我们是不是会陷入一种与上面已经分析的把最终目的和运动分开相类似的乌托邦意识结构呢？ 然而，如果把“自由王国”与导致它的过程联系起来考察，那么毫无疑义，无产阶级在历史舞台上的最初出现就已经表明了对它的向往——自然是以完全无意识的方式。不管无产阶级的最终目标是如何不能——甚至在理论上——直接影响这个过程开头的个别阶段，然而它是一个原则，一个统一的观点，因此决不可能与这个过程的任何方面完全分开。然而不应该忘记，进行决定性战斗的时期和以前的时期之间的差别并不在于战斗本身的规模和激烈程度。这些量的变化只是表明这些战斗与以前的战斗之间有根本质的差别的征候。在以前的阶段上，用《共产党宣言》的话说，甚至“广大工人群众的团结，还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然而，无产阶级这种成为独立、“组织成为阶级”的过程在越来越高的阶段上重复着，直至资本主义最终危机来临的时候，也就是越来越多地由无产阶级掌握决定的时候。 这种状况决不意味着客观经济“规律”不再起作用。相反，它们在无产阶级胜利很久以后仍将有效，它们像国家一样，只有在完全由人类控制的无阶级社会实现以后才会消亡。现在的形势中的新东西只是——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盲目力量在驱使社会走向深渊。资产阶级不再有力量帮助社会在短暂的动摇之后打破由它的经济规律所造成的“僵局”。无产阶级拥有通过有意识地利用现存趋势使发展走上另一方向的可能性。这另一方向就是有意识地调节社会的生产力。有意识地要这样做，就是希望有“自由王国”，就是为实现它采取第一个有意识的步骤。 这一个步骤是由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中“必然”产生出来的。然而，这一必然本身带有飞跃的性质。[14]对整体的实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真正统一，迄今为止只是所谓无意识地出现在无产阶级的行动中，现在明确地和有意识地表现出来。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无产阶级的行动也常常以一系列飞跃的方式被驱向一个顶点，它们与以前的发展的联系和连续性只是在后来才能变得有意识，并被看作是那一发展的必然产物。（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1871年公社的国家形式。）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必须有意识地采取这一步骤。所以毫不奇怪，所有囿于资本主义思维方式的人都不敢采取这一步骤，他们以他们的全部思维力量紧紧抓住被他们看作自然规律、看作现象“重复规律”的必然性。因此，他们也拒绝任何崭新的、我们还不可能有任何“经验”的东西，认为这种东西不可能产生出来。托洛茨基在与考茨基的论战中最明确地强调指出了这种差别，虽然以前在关于战争的论争中已经有所触及：“因为最根本的布尔什维克偏见正是在于认为，只有牢牢地坐在马背上时才能学会骑马。”[15]但是考茨基以及与他类似的人只有作为事态的象征才具有意义：他们是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危机的理论表现，他们象征着工人阶级正处在这样一个发展时刻，这时它“又一次在自己目的的模糊庞大面前退缩”，对自己必须承担的任务表示踌躇。如果无产阶级不想和资产阶级一起，在趋向崩溃的资本主义的危机中屈辱地和痛苦地死去，它就必须承担这个任务，并且只能以这种有意识的方式去承担这个任务。 3如果说孟什维主义的党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危机的组织形式，那么共产党就是对这种飞跃的有意识态度的组织形式，从而是走向自由王国的第一个有意识的步骤。我们已经阐明了自由王国的一般概念，说明了它的接近决不意味着经济过程的客观必然性突然之间不再起作用。现在我们必须更仔细地来考察自由王国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有一点首先必须弄清楚：这里的自由并不是指个人的自由。这不是说，充分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将不知道任何个人的自由。相反，它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严肃对待这种要求并使它成为现实的社会。然而，甚至这种自由也决不会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今天所想象的那种自由。为了获得真正的自由所必要的社会前提条件，必须进行斗争，在这过程中，不但是今天的社会，而且连它所产生出的那种人也将会消失。马克思说道：“现在这一代人，很像那些由摩西带领着通过沙漠的犹太人。他们不仅仅要夺取一个新世界，而且要退出舞台，以便让位给那些善于对付新世界的人们。”[16]因为现在活着的人们的“自由”是由于本身被物化、同时又使人物化的财产而孤立的个人的自由。这是一种与其他（同样孤立的）个人对立的自由。一种利己主义、自我封闭的自由，一种把团结和联系至多只看作不起作用的“调节思想”的自由。[17]要给这种自由注入生气，就意味着在实践中拒绝真正自由的实际实现。孤立的个人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或内在气质而可能获得的这种自由就是对其他人的不关心，因此这种自由就意味着，只要当代的社会取决于个人，它的不自由的结构实际上就将永存下去。 对自由王国的有意识的要求，只能意味着有意识地采取将真正导致它的步骤。鉴于在当代资产阶级社会中，个人自由是建立在他人不自由的基础上的单方面特权，因此只能是腐败的和腐蚀人的东西，这种要求恰恰就意味着拒绝个人自由。它意味着有意识地使自我从属于那注定要真正实现真正的自由、并且今天正在为实现它而认真地采取最初一些艰巨的、无把握的和试探性的步骤的集体意志。这个有意识的集体意志就是共产党。它像辩证过程的每一方面一样，它也包含着——自然只是以萌芽状态、以粗糙的、抽象的和不发展的形式包含着适宜于它注定要实现的目标的决定因素，即与团结统一在一起的自由。这里的统一因素是纪律。只有通过纪律，党才能够把集体意志付诸实现，而接受资产阶级的自由概念则阻碍这种集体意志的形成，并把党变成为一个没有行动能力的、松散的个人集合体。更重要的是，甚至对个人说来，也只有纪律使得有可能采取那导致今天已可能的自由的第一个步骤，这种自由虽然还很原始，但符合社会发展的阶段。这是那种致力于克服现在的自由。 任何共产党按其本质都是比任何资产阶级政党或机会主义工人政党更高类型的组织，这表现在它对它的所有成员的更高的要求上。这一点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分裂时就已表现得非常清楚。对孟什维克说来（和对任何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说来一样），简单地承认党纲是入党的充分条件，而对布尔什维克说来，入党意味着积极地亲自参加革命工作。党的结构的这一原则在革命进程中没有改变。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的提纲说道：“承让共产党纲领只是表示成为共产党人的意愿••••••认真实现纲领的第一个前提条件，是一切成员应该参加经常的、日常的合作。”当然，在许多情况下这个原则直到今天只是停留在纸面上。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它的根本重要性。因为，正像自由王国不可能一下子、在某种程度上作为gratia irresistibilis（不可拒收的礼物）赠送给我们一样，正像“最终目标”不是简单地在过程以外的某个地方等待着我们、而是寓于过程之内的每个具体阶段上一样，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意识的革命形式按本性说来也是一种过程。罗莎•卢森堡非常清楚地看到了，“组织必须作为斗争的产物产生出来”。她的错误只是在于过高估计过程的有机性质，过低估计有意识组织的重要性。但是，既然我们已看到这一错误的实质，就不应矫枉过正，以致完全忽略组织形式中的过程因素。俄国以外的党（因为有俄国的经验可资借鉴）从一开始就完全了解组织的原则，尽管这是事实，但让它们的组织措施模糊它们产生和成长的过程性质将是错误的。组织措施的正确可以极大地加快过程；可以为澄清意识提供极大的帮助，因此是任何组织存在的必不可少的前提。然而，共产党的组织只有通过斗争才有可能建立起来，只有每一个成员通过亲身经验认识到这种统一形式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之后才有可能实现。 因此，重要的是自发性和有意识控制的交互作用。就其本身而言，这在组织的历史上不是什么新东西。相反，这是新组织形式产生的典型方式。例如，恩格斯描写了某些军事行动的形式在士兵的本能中作为对形势的客观要求的反应自发地产生出来。[18]发生这种情况时，并没有任何理论上的准备，还常常和流行的理论、因此也和既存的军事组织相冲突。尽管如此，这种军事行动的形式流行开了，只是后来才在组织上被固定下来。共产党形成过程中的新东西是自发行动和有意识的理论预见之间的新关系，是不断反对资产阶级的物化的“直观”意识的纯粹post festum（事后）结构和这种结构的逐渐消失。这种改变了的关系是基于在这个发展阶段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已经有不再是仅仅事后认识自己的阶级地位以及与之相应的正确行动路线的客观可能性。尽管对于每个个别工人说来，由于他自己的意识被物化，获得客观上可能的阶级意识以及他能用以消化这种阶级意识的内在态度的道路必须通过他事后对自己的直接经验的领会过程，就是说在每个个人中仍然保留着意识的事后性质，情况依然是如此。个人意识和阶级意识之间的这种冲突在每个个别无产者身上决不是偶然的。因为共产党正是在如下两方面表明，对于其他党组织来说，它是更高级的组织形式。这两方面就是：在共产党内，而且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阶级意识的能动和实践特征是直接影响所有个人具体行动的原则，另一方面，它在同时又是有意识地参与决定历史发展的因素。 能动性的这种双重意义——它同时既对体现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个人又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也就是人和历史之间的具体中介——是现在正在诞生的组织的决定性特征。在旧的类型的党组织中（不管这里是否包括资产阶级政党或机会主义的工人政党），个人只能作为“群众”、作为追随者、作为零出现。马克斯•韦伯给这种类型的组织下了一个恰当的定义：“它们的共同点是：掌握着能动领导权的核心加上一些基本上起较被动作用的‘成员’，而广大成员只起客体的作用。”[19]他们的客体作用并没有因为形式上的民主、因为在这些组织中得到承认的“自由”而有所减少；相反，这种自由只是使它得以固定和继续存在。这种“虚假意识”，这种在客观上不可能借助有意识行动干预历史进程，在组织上反映出来就是不能建立起能在每个成员的行动和整个阶级的行动之间起中介作用的能动政治单位（政党）。因为这种阶级和政党在客观历史意义上不是能动的，因为它们的表面上的能动性只是它们由它们不理解的历史力量宿命论地产生出来的反映，它们必定表现出从意识和存在、理论和实践的分离中、从物化意识的结构中产生出来的一切征候。这就是说，作为总体看，它们采取一种对发展进程纯粹直观的立场。与此相适应，必然同时出现两种互为补充但同样错误的关于历史进程的观点：唯意志论地过高估计个人（领袖）的能动意义和宿命论地过低估计阶级（群众）的意义。党被划分为能动的部分和被动的部分，后者只是偶尔而且只是按照前者的命令起作用。所以，这种党的成员所拥有的“自由”只不过是多少处于外围的，而不是全身心参加的观察者对宿命论地展开的事件或个人的错误作出判断的自由。这种组织永远不能占有其成员的全部身心，甚至不可能作出这种努力。这些组织像文明的所有社会形式一样，是建立在精确的、机械的分工、官僚化以及权利和义务的确切划分之上的。成员们只通过他们存在的抽象理解方面与组织发生联系，而这些抽象的联系则体现为相互分离的权利和义务。[20] 一个组织的所有成员真正积极的参加一切事件、采取真正实际的态度，只有投入全身心才有可能做到。只有当一个共同体内全部的行动成为每一个参加者最关心的个人事情时，才有可能消除权力和义务的分裂这种人与他自己的社会化分离以及他被控制他的社会力量肢解的组织表现形式。恩格斯在描写氏族的结构时特别强调这一点：“在氏族制度内部，权利和义务之间还没有任何差别。”[21]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权利关系的特征是，“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度”，但是必然不同等的个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计算，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再不把他们看做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22]。因此，与这种方式、这种撇开人的整体个性、把它归入一个抽象观点的做法决裂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都是为结束人的意识的物化而采取的步骤。然而，这样的步骤必须以整体个性的积极投入为前提。因此完全清楚，资产阶级组织中的自由形式只不过是一种关于实际不自由的“虚假意识”；就是说，是这样一种意识结构，即人在其中从一种形式上自由的立场观察他自己被融入一种异己必然性体系的情况，并把这种观察的形式上的自由与真正的自由混淆起来。。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才能解决我们前面的论断表面上的自相矛盾。我们在前面曾说，共产党的纪律、每一个成员无条件的全身心的投入运动实践，是实现真正自由的唯一可能途径。不仅整个运动只有借助这个组织才能获得达到这种自由的客观社会前提的杠杆，而且对单个人、对党的单个成员来说也是如此，他只有通过这种办法才能希望为他自己获得自由。因此，纪律问题一方面是党的基本实践问题、它真正发挥职能所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它决不仅仅是技术和实践问题：它是革命发展中最崇高和最重要的精神问题之一。这种纪律只能作为革命阶级的最觉悟部分即先锋队的自由的和有意识的行为，才能够产生出来。没有这个阶级的思想前提，它不可能实现。没有每个党员对整体性格和党的纪律之间的联系的至少本能的理解，这种纪律就必然蜕化为一种物化的和抽象的权利义务体系，党就会重新陷入资产阶级政党类型的组织状况中。因此很明显，一方面，在客观上，组织将极其敏感地对理论观点和思潮是否有革命价值作出反应。另一方面，在主观上，革命组织必须以很高度的阶级意识作为前提。 4虽然从理论上弄清共产党组织和它的个别成员之间的关系很重要，然而如果仅止于从形式的、伦理的方面来探讨组织问题，那就很危险。因为这里描述的个人和他全身心从属于的整个运动的意志之间的关系，就其本身而言，并不单单是共产党的特征。相反，它曾是许多空想宗派的特征。的确，许多宗派曾把这个形式的、伦理的方面看作是唯一的或者至少是决定性的原则，而不仅仅是整个组织问题的一个方面。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它们往往能够比共产党更明确地揭示它的重要性。然而，哪里这样片面强调这个形式的、伦理的原则，哪里就取消了它：它的正确性决不是已经达到和完成了的存在，而只是指向要达到的目标的正确指针。当对整个历史过程的正确关系不存在的时候，它就不再是正确的了。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在阐明组织和个人的关系时特别强调党是人和历史之间的具体中介原则。因为只有当党所体现的集体意志是历史发展的积极的和自觉的因素，从而处于与社会革命进程越来越生动的交互作用之中，它的个别组成部分因此与这一进程及其载体即革命阶级同样处于一种生动的交互作用之中时，对个人的要求才会失去它们的形式的和伦理的性质。正因为这样，列宁在讨论如何维持共产党的革命纪律时，除了强调党员的忠诚以外，还强调党与群众的关系以及党的政治领导的正确。[23] 然而这三个因素不能彼此分开。宗派的形式伦理观点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它不能理解这些因素是统一的，在党组织和非组织的群众之间有生动的交互作用。不管一个宗派可能对资产阶级社会如何敌对，不管它在主观上可能如何深信它与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多大的鸿沟，然而它在这一点上暴露出它的历史观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因此它自己的意识结构与资产阶级的极为相近。这种相近最终可以回溯到它们关于存在和意识有同样二元论的观点，就是说，它们归根到底都不能理解存在和意识作为辩证过程，作为历史过程的统一。从这个观点看，这种客观的辩证统一在宗派的哈哈镜中是作为僵化的存在还是作为僵化的非存在出现，是无所谓的问题。是通过一种神秘化过程把采取革命行动的正确判断力无条件地判归群众，还是主张“觉悟的”少数必须代表“不觉悟的”群众采取行动，也毫无差别。这两种极端情况在这里都只是作为例子提出来，因为甚至试图最粗略地探讨一下宗派的类型学也远远超出本文的范围。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它们彼此并和资产阶级意识相像的地方在于，它们都把真正的历史过程看作与群众的意识增长分开的东西。如果宗派的“不觉悟”群众的代表的身份代替群众采取行动，那么它就使得党组织与群众的历史上必然的、因而是辩证的分离凝固成为永恒的东西。另一方面，如果宗派企图与群众的自发的本能的运动完全融合在一起，它就被迫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与群众的瞬息间的思想感情等简单地等同起来。结果它就牺牲了用以客观判断正确行动的一切标准。它就陷入了唯意志论和宿命论的资产阶级两难困境。它所采取的立足点，无论对历史发展的客观阶段还是主观阶段都无法作出判断。因此它就不得不对组织作出或是极度过高的、或是极度过低的估计。它就不得不离开历史实践的一般问题、离开战略和策略的问题，来孤立地看待组织问题。 阶级和党的正确关系的标准和指针，只能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中找到。一方面，阶级意识的真正客观的统一是阶级和党之间尽管组织上分离、然而存在辩证联系的基础。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的不同个人、集团和阶层的意识中的普遍不统一、明确和深刻程度的不同，使得党与阶级在组织上的分离成为不可避免。布哈林正确地指出，如果一个阶级是内在统一的，那么建立党就是多余的。[24]问题只是：党在组织上的独立、把这个部分从整个阶级中分离出来，符不符合阶级内部阶层的客观划分呢？还是党与阶级分离开来只是由于它的意识发展的结果，即由于它受它的成员意识增长的制约和对这种意识增长的反应的结果呢？当然，完全忽视无产阶级内部存在各种客观经济阶层，将是愚蠢的。但是不应该忘记，这些阶层决不是建立在与决定阶级划分的差别哪怕稍微相似的客观差别上。的确，在许多方面它们甚至不能被看作这种划分原则的细目。例如，当布哈林指出“一个刚进入工厂的农民与一个从孩提时代起就在工厂里劳动的工人是完全不同的”时，这毫无疑问是一种“本体论的”区别。但是它与布哈林在大规模现代工业中的工人和小作坊中的工人之间所作的区分相比，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上。因为在后一种场合，我们看到的是在生产过程内部客观上不同的地位。而在前一种场合，只是改变了个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不管这变化是多么典型）。因此问题是个人（或阶层）的意识能够多块地适应他在生产过程中的新地位以及他过去的阶级地位留下的心理积淀在多长时期内对他的阶级意识的形成起阻碍作用。然而，在后一种场合，提出的问题是，从无产阶级内部不同阶层的客观经济地位产生的阶级利益是否不同到足以在整个阶级的客观利益中造成分歧。因此这里的问题是，客观的、被赋予的[25]阶级意识本身是否必须被看作是有分歧的和分阶层的。相反，在前一种场合，问题只是什么具体的——或甚至典型的——生活地位将阻碍这种客观阶级意识的顺利发展。 很清楚，在理论上，只有第二种场合真正有意义。因为从伯恩施坦以来，机会主义者们总是竭力一方面把无产阶级内部的客观经济阶层描写得如此分明，另一方面对不同的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阶层的“生活地位”中的相似性又如此强调，以致阶级的统一性和独立性就在这种“差异”中消失了。（德国社会党的格尔利茨纲领是这种思潮的最后一次表述，它在那里已获得清楚的组织含义。）当然，布尔什维克将是忽视这种差异存在的最后的人。问题只是：这种差异的本体论地位是什么，它们在社会历史过程总体内部的职能是什么？对这种差异的认识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主要是）策略的，和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主要是）组织的分析和措施？这种问题乍看起来似乎只是导致关于概念的无聊争论。然而，必须记住，一个组织——这里指共产党——必须以意识的统一，作为其基础的社会现实的统一为前提。相反，策略上的联合，当历史情况引起由各种不同原因决定的运动，这些运动暂时向同一方向发展时，在其社会存在在客观上互不相同的各不同阶级之间完全可能而且甚至必然能够达到。然而，如果客观社会存在真的不同，那么这些运动的方向就不会像在有统一阶级基础的运动中那样必然相同。这就是说，统一的方向只有在第一种情况的组织中是决定性因素。虽然它进入经验现实可能受到各种情况的阻挠，但归根到底要实现。然而在第二种情况的组织中，各种不同思潮的汇合是由于不同历史情况综合的结果而产生的。这是命运的恩宠，必须策略地加以利用，不然就会失去，也许一去不复返。当然，无产阶级有可能与半无产阶级等阶层合作，决不是偶然的。但是这种合作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中有必要的基础。因为无产阶级由于只有通过消灭阶级社会才能解放自己，不得不代表所有被压迫被剥削阶层去进行它的解放斗争。但是这些被压迫被剥削阶层是站在它的一边还是站在它的敌人的阵营中进行战斗，从这些没有明确阶级意识的阶层的观点看或多或少总是“偶然的”。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党是否选择了正确的策略。因此在这里，由于各行动阶级有不同的社会存在，它们只是由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联系在一起，策略水平上的合作（在概念上永远只是偶然的，虽然在实际中往往延续很长的时间）只能在保留不同组织的情况下为革命发展的利益服务。因为要半无产阶级等阶层认识到它们自己的解放取决于无产阶级胜利的过程是漫长的，而且充满了徘徊动摇，任何超出策略合作的做法都可能危及革命的命运。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必须如此尖锐地提出我们的问题：是否客观社会存在即阶级结构、从而客观的被赋予的阶级意识有一种类似的（即使不那么明显的）分层与无产阶级内部的阶层相符？或者是否这些阶层之所以能够存在，只是由于这种真正的阶级意识能够渗入到无产阶级的个别阶层、集团和个人中去的难易程度不同？就是说，是否这些无疑存在的无产阶级生活地位中的客观分层仅仅决定据以判断暂时利益的观点（这些利益看起来无疑很不相同，但是在客观上是一致的）？是否它们不仅从世界历史的观点，而且现实地和直接地决定这些观点，尽管不是每个工人都能认识得到？是否这些利益本身由于社会存在的客观差别而能够互相抵触？ 如果问题这样提出来，那么答案也不可能有任何疑问。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的论纲中几乎逐字逐句复述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共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它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它清楚地了解整个无产阶级所要走的历史道路，并且力求在这条道路的一切转弯处不是捍卫个别集团或职业的利益，而是捍卫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只有承认无产阶级的客观经济存在是统一的，这段话才能理解和有意义。然而，在那种情况下，导致各种不同工人政党，导致成立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内部的阶层就决不是无产阶级的客观的经济阶层，而只是它的阶级意识发展中的一些阶段。就像个别的工人不是生来就是共产党人一样，个别的无产阶级阶层也不是由于它们的经济存在就预先注定要成为共产党人的。出生在资本主义社会并在它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每一个工人，都必须通过比较艰难的经验过程才能获得对自己阶级地位的正确理解。 共产党的斗争集中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上。它在组织上与阶级的分离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意味着它想要为了阶级的利益代替阶级本身去战斗（这是布朗基分子做过的事情）。如果它要这样做，像革命进程中有时发生的那样，那么这首先不是为了争取有关斗争的客观目标（因为归根到底这些目标只能由阶级本身去赢得或保持），而只是为了推进或加速阶级意识的发展。革命的过程——在历史的规模上——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发展是等义的。共产党与阶级本身的广大群众在组织上分离开来，是基于阶级内部在意识上的不同分层，但同时是为了加快在可能达到的最高意识水平上消除这些分层的过程。共产党必须作为独立的组织存在，这样无产阶级才能够直接看到自己的具有历史形象的阶级意识。同样，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事件中，整个阶级的利益所要求的观点才能够得到每一个工人能懂得的明确表述。最后，整个阶级才有可能充分认识到自己作为阶级的存在。宗派的组织形式人为地把“真正的”阶级意识（如果它这样抽象地孤立起来一般能够存在的话）与阶级的生活和发展分离开来，机会主义者的组织形式则是使这些意识的分层在尽可能最低的水平上、至多是在平均数的水平上达成妥协。不言而喻，阶级的行动大体上是由这种平均数决定的。但是由于这个平均数不是静止的并且不能由统计数字决定，而是本身就是革命过程的产物，因此同样不言而喻，一个基于现有平均数的组织是注定要阻碍发展，甚至要降低一般水平的。相反，明确地确立在一定时刻客观上可以达到的最高可能性，由觉悟的先锋队的独立组织所代表，这本身就是以对革命有利的方式消除在这客观的可能性和实际的平均数意识状态之间的矛盾。 如果组织上的独立性不同时意味着经常在策略上照顾最广大最落后的群众的意识水平，那它就毫无意义并且会直接倒退到宗派主义。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正确理论对共产党组织的重要性。共产党组织必须代表无产阶级行动的最高客观可能性。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正确的理论见解是必要的前提条件。机会主义的组织对错误理论的后果不像共产党组织那样敏感，因为它所包括的是为了采取偶然行动的目的而比较松散地结合在一起的异质成分，因为它不是真正受党的领导，而是由群众不可阻挡的运动推着走，而且因为党实质上是由一种领导人和官员机械分工的等级制结合在一起的。（至于经常错误地应用错误的理论必然导致党的垮台，那是另一个问题。）共产党组织的极其实际的性质、它作为斗争党的本质必须以它掌握正确的理论为前提，因为不然的话，错误理论的后果很快就会毁灭它。而且，这种组织形式生产和再生产出正确的理论见解，因为它在意识上和组织上都不断增强这种组织形式对理论观点后果的敏感性。这样，行动的能力、自我批判、自我矫正和理论发展的能力都共同处于一种经常相互作用的状态中。共产党甚至在理论上都不代表无产阶级行动。如果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相对于整个阶级的思想和行动说来是某种有机的和流动变化的东西，那么这必须反映在那种阶级意识的组织形式即共产党中。只是有一个差别，这里在组织上具体化了的是一个更高的意识阶段。意识发展中的多少混乱的升降起伏，表现出远胜于一切理论预见的阶级意识成熟性的闪光爆发与停滞、消极，只有隐蔽进展的半昏睡状态的相互交替，在这里与把“最终目标”和今天现实必要行动联系起来[26]的有意识努力相对立。因此，在党的理论中，阶级意识的过程、辩证法成为一种有意识展开的辩证法。 结果，在理论、党和阶级之间的这种经常不断的辩证的相互作用、理论的这种对阶级的直接需要的关注，决不意味着党被融化在无产阶级群众中。关于统一战线的论争表明了，几乎所有反对这种策略的人都对党在无产阶级意识发展中的真正作用缺乏辩证的掌握，缺乏理解。更不要说那些把战线设想为无产阶级立即在组织上重新统一的误解了。但是害怕党可能由于过去接近看来是“改良主义的”日常口号和由于与机会主义者的偶然策略合作而牺牲它的共产主义性质，表明甚至现在还有大量共产党人对正确理论、对无产阶级的自我认识是对它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客观地位的认识的观点、对“最终目标”从真正革命观点看辩证地寓于每一个日常口号中，并没有足够的信任。这表明他们仍然常常像宗派那样代替无产阶级行动，而不是让他们的行动去推进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真正发展过程。使共产党的策略适应阶级生活中那些似乎有真正阶级意识正在（即使以错误的形式）力争破土而出的方面，决不意味着无条件愿意实现群众的暂时愿望。相反，正是因为党力求达到客观革命可能性的最高点——而群众的暂时愿望往往是这点的最重要部分、最重要象征——它有时不得不采取与群众对立的立场；它必须通过拒绝他们现在的愿望来向他们指明正确的道路。它不得不指望，只是在事后，只是在经过许多痛苦的经验之后，群众才会理解党的观点的正确性。 但是这种与群众合作的可能性不应该看作是一般的策略模式。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发展（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和共产党的发展，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的确是同一个过程。所以在日常实践中，它们以最密切的方式相互制约着。但是尽管如此，它们的具体成长看起来并不是同一个过程。的确甚至没有始终一贯的平行性。因为这个过程发展的道路、一定客观经济发展在无产阶级意识中引起的变化、尤其是在这一过程中党和阶级的交互作用所采取的形式，不能归结为公式化的“规律”。党的成熟过程、它的内在和外在的巩固，当然不像宗派那样发生在真空中，而是发生在历史现实的范围内，发生在与客观经济危机以及被这危机革命化了的群众经常不断的、辩证的交互作用中。可以像在两次革命之间的俄国那样，发展进程使党有可能在参加决战之前达到内部完全清晰的意识。但是也可以像在中欧和西欧的某些国家中那样，危机如此广泛和如此迅速地使群众革命化，以致其中某些部分甚至在达到组织所必需的意识前提之前就成了有组织的共产党人。结果产生出共产主义的群众性政党，它们只是在斗争过程中才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不管这种建党的类型学可能多么复杂，不管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可能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似乎共产党是从经济危机中按照“规律”有机地成长起来的，然而决定性的步骤、革命先锋队有意识的内在组织结合，即真正共产党的产生仍然总是这个有意识的先锋队本身的有意识的、自由的行动。举两个极端的例子，无论是一个相当小的内部巩固的政党通过与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的交互作用发展为一个大的群众性政党，还是一个自发产生的群众性政党在经过许多内部危机之后发展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群众性政党，在这一点上情况都没有什么不同。所有这些过程的理论基础仍然是一样的：克服意识形态危机，争取获得正确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从这个观点看，过高估计必然性因素，以为任何一种策略都可能发动甚至一系列行动（不要说决定革命进程本身），并且不可避免地激起导致甚至更遥远目标的连锁反应，对革命说来是危险的。以为最大最有组织的共产党的最成功的行动除了正确地领导无产阶级去为它本身（即使不是完全有意识地）追求的目标而斗争以外还能做得更多，也同样是危险的。纯粹静止地按统计资料来看待无产阶级的概念，也同样是错误的；正如列宁说的，“群众的概念在斗争进程中发生变化”。共产党是一种为革命利益服务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独立形式。应该按这种双重的辩证关系从理论上正确地理解它：它既是这种意识的形式，又是这种意识的形式，即它既是一种独立现象，又是一种从属现象。 5因此，在党和阶级的关系中策略和组织的分离是确切的，即使它总在不断变化，并且使自己适应变化的情况。这种分离作为党的内部问题采取的是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统一的形式。我们关于这种党的内部生活的经验，自然必须比在已经讨论的问题上还要更多地依靠俄国党及其为建立真正共产主义组织所采取的现实的和有意识的措施。俄国以外的党在“幼稚病”时期往往倾向于一种关于党的宗派观点。同样在后来，它们只关心“外部”活动、即党对群众的宣传和组织工作，而忽视它们的“内在”生活。显然，这也是一种“幼稚病”，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大的群众性政党的飞速增长、几乎连续不断的重要决策和行动以及党“向外”使用精力的需要所造成的。但是理解导致错误的原因，决不意味着要容忍错误。更何况正确的“向外”行动最清楚地表明了，在党的内部生活中截然区分策略和组织是多么毫无意义，这种内部统一是如何强烈影响党的“向内”生活和“向外”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即使现在每个共产党从它由此产生的环境承袭下来的这种经验上的分离看起来几乎不可克服，这也适用。）因此，每个人必须从直接的日常实践中学会，党在组织上的集中（以及由此产生的、只不过是其另一方面的一切纪律问题）和采取策略主动性的能力是相互制约的概念。一方面，党所要采取的策略有可能对群众产生影响，必须以它们能够在党内产生影响为前提。不仅仅是机械地、通过诉诸纪律来保证党的个别部分牢固地控制在中央手中，犹如集体意志的真正肢体那样对外部世界起作用。而应该意味着党是这样一个统一的构成物，斗争方向一发生变化，它的一切力量就要重新组合，观点一发生变化，就要对每一个党员发生影响。总之，组织对方向变化、斗争活动升级和撤退需要等的敏感性会提高到最高限度。但愿现在已无须说明，这决不意味着要求“机械服从”（Kadavergehorsam）。因为很明显，正是组织方面的这种敏感性能够对个别口号等的错误最迅速地、在其实际应用时就加以揭露，正是它会竭力去创造一种有可能进行健康的和增加行动能力的自我批评的局面。[27]另一方面，不言而喻，党在组织上的牢固结合不仅给它提供客观的行动能力，而且还在党内创造一种使得有可能大力干预实际事务和利用它们所提供的机会的内在气氛。所以，当党的一切力量都彻底集中在一起的时候，它们单是由于自己内在的动力就必定要驱使党向行动和主动的方向前进。相反，组织不够牢固的感觉必定要对党的策略决定、甚至基本理论立场产生阻碍和瘫痪的作用。（例如，德国共产党在卡普暴动时的情况就是如此。） 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组织论纲中说：“对共产党说来，决没有党组织在政治上不积极的时候。”革命准备和革命行动本身自始至终都是策略和组织的工作，但是只有充分领会策略和组织的统一，才能正确理解这一点。如果把策略和组织分离开，如果不看到两者都包括在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同一个发展过程中，那么策略概念必然要陷入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两难境地。在那种情况下，“有组织的”行动不是“觉悟的少数人”夺取政权的孤立行为，就是为了满足群众日常愿望的“改良主义”措施，而组织只能起为行动做“准备”的技术作用。（塞拉蒂及其追随者、还有保尔•列维的观点就是处于这种阶段。）革命的形势可能是持久的，但这决不意味着无产阶级能够在任何时刻夺取政权。它只意味着，由于客观的一般经济形势的结果，这种形式的每一种变化、由它引起的群众中的每一种运动都包含着无产阶级可以利用来促进自己的阶级意识的革命倾向。在这种场合下，这种阶级意识的独立表现即共产党的内在发展是最重要的因素。形势中的革命的东西首先和最明显地表现在社会制度越来越不稳定，而这反过来又是由资产阶级社会所赖以建立起来的各种力量越来越失去平衡造成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成为独立的并采取了客观形式这一点，只有当它在每个时刻真的体现无产阶级这个时刻的革命意义时，对无产阶级才有意义。因此，在客观革命的形势下，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远胜过它的理论的“一般”正确性。正因为它已成为完全现实的、完全实际的东西，理论必须成为日常每一个步骤的指针。只有理论完全脱去它的纯粹理论性质，成为纯粹辩证的东西，这一点才有可能做到。这就是说，它必须在实践中克服在一般和特殊之间、规律和“归入”它的事例之间、规律和它的应用之间的一切矛盾，也就是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一切矛盾。机会主义者的策略和组织建立在抛弃辨证方法的现实政治上，他们为适应日常的要求而牺牲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另一方面，他们在日常实践中拘泥于他们物化的组织形式的刻板公式和策略上的陈规旧套。相反，共产党必须确切地跟上当前的要求，从而在自己内部生动地保持着这些要求和“最终目标”之间的辩证的矛盾关系。对个人说来，这意味着要有一种“天才”，这是革命的现实政治永远不可能指望有的东西。事实上，这不是强迫做到的，因为共产主义组织原则的有意识发展是开始在革命先锋队中培养实践辩证法的途径。这种策略和组织的统一、立即给每一次理论应用、每一个策略步骤以组织支持的必要性，是有意识地用来对付教条主义僵化的预防药。因为这种僵化是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带有物化意识的人所采用的每一种理论的经常威胁。由于这同一个制造公式化意识的资本主义环境，在它目前的危机状态中越来越采取新的形式，从而越来越不能为公式化的观点所理解，这种危险就更大。所以，今天是对的东西，明天可能是错的。服正确的剂量能治病的东西，服得过多或过少可能引起致命的后果。正如列宁在谈到共产党教条主义的某些形式时说的，“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来像是朝同一个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28] 反对物化意识影响的斗争本身是一个充满顽强斗争的漫长过程，以为那些影响的形式或具体现象的内容可以预先决定是错误的。但是物化意识对生活在今天的人们的统治的确有那种影响。如果物化在一点上被克服了，那么立即就产生出这种导致这一克服的意识形态本身凝固为一种新的、同样是物化的形式的危险。例如，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必须克服这样一种幻想，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或法律形式构成人的“永恒的”、“理性的”和“自然的”环境。他们必须破除他们对他们习惯的社会环境的过分尊敬。 但是在他们夺取政权以后，在他们在公开的阶级战争中推翻了资产阶级以后，列宁所说的“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就有可能变得与他们早先对资产阶级表现的孟什维克的懦弱一样危险。正是因为共产党人的正确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机会主义的理论截然相反——从这一点出发，即社会的发展不断地产生出崭新的，而且是在质的意义上崭新的现象，[29]每个共产主义组织必须准备好尽可能提高它对任何新现象形式的敏感性和向历史的一切方面学习的能力。它必须防止昨天用以赢得胜利的武器由于它的僵化而变成为未来斗争的障碍。“我们必须向普通店员学习”，列宁在我们刚才引的演说中关于共产党人在新经济政策中的任务这样说道。 策略的灵活性、变化和适应的能力与严格的组织，只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共产党组织形式的这种最深刻意义甚至在共产党圈子中也很少全面地领会。尽管不但是正确行动的可能性，而且连共产党的内在发展能力都取决于对它的正确应用。列宁顽强地坚持反对任何关于人是必须用来进行革命和赢得胜利的材料的空想观点：这种材料所包括的必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成长起来并被资本主义社会败坏了的人。然而，反对空想的希望或幻想，决不意味着只能听天由命地承认这一事实。但是，由于希望人在资本主义仍然存在时能发生内在的变化是一种乌托邦幻想，我们必须设法找到能抵制这种形势的破坏性影响、一当它们出现就能加以纠正并且能把由此产生的毒瘤加以消灭的组织上的措施和保证。理论教条主义只是每一个人和每一个组织在资本主义环境中不断遇到的那种僵化倾向的一个特殊事例。资本主义的意识的物化使人既过分个体化又机械地对象化。[30]不是基于人的本性的分工一方面使得人们在自己的活动中僵化，把他们变成工作中的自动机，并且使他们成为陈规旧套的奴隶。另一方面，这种分工同时又过分提高他们的个人意识，由于不可能在工作中得到满足和充分发挥个性，这种个人意识本来就已经成为空洞抽象的东西，现在又变成为贪求名利的野蛮的利己主义。这些倾向必然会在共产党中继续起作用，共产党毕竟从来没有声称能够通过奇迹改造其成员的内在本性。由于有目的的行动的需要，党也必须在一定程度上采用分工，情况就更是如此，而这必然要引起僵化、官僚化和腐化的危险。 党的内部生活是一种反对它的这种资本主义遗产的经常性斗争。它拥有的唯一决定性的组织武器，是它能够把所有党员召到一起来全身心地参加党的活动。一个人在党内的工作不应该被看作是一种可以严肃认真和尽心尽力、但只是作为公务去完成的官职；相反，每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涉及各种各样党的工作。而且这种活动必须按照实际工作情况而有所变化，以便党员能够全身心地与整个党的生活和革命保持生动关系，以便他们不再只是必然受到内在僵化危险影响的专门家。[31]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策略和组织的不可分割的统一。党内的每一种等级制（当斗争在进行时，等级制是绝对不可避免的），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类型的才能适合一定斗争阶段的客观要求的基础上。如果革命的发展超过了这个阶段，那么只是靠改变策略或者甚至改变组织形式（例如把非法的方法改变为合法的方法），是不可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的。必须同时对党的等级制中的干部进行重新配置：新的人选必须确切适合斗争的新阶段。[32]当然，实现这一点不可能没有“错误”或危机。如果共产党的发展不经常遇到这种危险，那它就是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幻想的乌托邦仙岛了。它的组织中的有决定意义的新东西，只是它以越来越有意识的形式反对这种内在的危险。 如果党的每个成员都这样全身心地参加到党的生活中来，那么同样的集中和纪律原则就会统辖党员意志和党的领导人意志之间的生动的相互作用，就会保证党员的意志和愿望、建议和批评受到党的领导人的应有重视。党的每个决定都必须在所有党员的行动中产生影响，每个口号都要导致党员的行动，个别党员可能要为之付出自己的整个肉体的和精神的存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提出批评，使他们的经验和疑虑等发挥作用。如果党只包括与普通党员群众脱离的各个干部，普通党员一般只能起消极旁观者的作用，如果党只是偶尔作为整体行动，那么这就会在党员中产生某种对领导人的日常行动交织着盲目信任和漠不关心的冷漠情绪。他们的批评至多将是事后的批评（在代表大会上），对未来行动的实际方面很少能起决定性的影响。反过来，所有党员积极参加党的日常生活、必须全身心地致力于党的一切活动，是迫使领导使他们的决议真正为党员所理解并使党员确信其正确性的唯一手段。因为不做到这一点，这些决议就不可能得到正确的实现。（党的组织越完备，每个党员的职责越重要——例如作为工会代表团的成员等——这种必要性就越迫切。）但是甚至在行动之前，更不必说在行动当中，这些对话必定导致全党意志和中央委员会意志之间的这种生动的相互作用；它们必定对从决议到行动的实际过渡起校正等等作用。（这里也是交互作用随着集中和纪律的增强而增强。）这些倾向贯彻得越深刻，从资产阶级政党政治中遗留下来的领袖和群众之间的严格无情的对立就消失得越快。干部等级制中的重新配置会加速这一过程。事后的批评——目前还是不可避免的——将越来越成为一种越来越针对未来的具体的和一般的策略和组织经验的交流。自由——正如德国古典哲学家所理解的那样——是实际的东西，是一种活动。共产党只有通过变成为它的每个成员的活动世界，才能真正希望克服资产阶级的人在他不能理解的事件的必然性面前所采取的消极态度。只有那时它才能真正克服它的意识形态形式，即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上的自由。权力和义务的分离，只有在领导人与群众分离、领导人代表群众行动、而群众采取宿命论的直观的立场时，才是可能的。然而，真正的民主、消灭权利和义务的分裂，决不是形式的自由，而是集体意志的成员们的密切联系的和团结合作的行动。 受到大量诽谤中伤的“清党”问题，只是同一个问题的消极面。这里，也像在任何问题中一样，必须从空想退回到现实。例如，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第二十一条中所包含的每个合法党必须间或进行这种清洗的要求，证明是一种与西方新诞生的群众性政党所达到的发展阶段不相容的空想要求。（第三次代表大会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更谨慎得多的观点。）然而，尽管如此，写进这一条并不是一个“错误”。因为它明确无误地指出了共产党的内部发展所必须采取的方向，即使这一原则实现的方式将由历史情况决定。正是因为组织问题是革命发展的最深刻的和最富思想性的问题，即使这种问题在目前实际上还不能实现，让革命先锋队的意识中装进这种问题是绝对必要的。俄国党的发展出色地表明了这个问题的实际重要性。正如策略和组织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所暗示的那样，它的重要性超出了党的内部生活，扩展到了党与所有广大劳动群众的关系。清党在俄国按照革命的不同阶段采取了许多不同的方式。在去年秋天进行的最近这一次，我们看到常常运用这样一条最有趣和重要的原则，即非党的工人农民的意见和经验得到利用，使这些群众被吸引到清党工作中来。不是说党打算今后盲目地接受这些群众的判断，而是说在排除那些已与群众脱离的腐化的、官僚化的和革命中不可靠的分子时，它愿意考虑他们的建议和反对意见。[33] 因此，这个最本质的内部问题说明了在共产党发展的更高阶段上党和阶级之间的最本质的关系。它表明，觉悟的先锋队和广大群众之间在组织上的尖锐分离只是整个阶级的统一而辩证的发展过程以及它的意识发展的一个方面。但同时它也表明，这个过程越是明确有力地把当前的必然性与其历史意义联系起来，就越是能够明确有力地把进行活动的个别党员作为个别来理解；它就越是能够利用他，使他得到充分发展并对他作出判断。作为整体的党将通过它的行动克服按照民族、职业等等、以及按照生活现象形式（经济和政治）的物化的划分。因为这是为了革命的统一和合作，为了建立无产阶级的真正统一。它就这样用它的严格的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铁的纪律和对全身心投入的要求，为它的全体成员撕碎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意识之上的物化的面罩。至于这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我们才刚刚开始，这一点不能够也不应该阻碍我们尽可能明确地认识这里作为觉悟工人的要求出现的这个原则：走向“自由王国”。正是因为共产党的产生只可能是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有意识的成果，向正确认识跨出的每一步同时也是把这一认识变为现实的一步。 1922年9月 注释： [1] 《哲学的贫困》，《全集》第4卷，第157页。-T393 [2] 罗莎•卢森堡：《群众罢工、党和工会》第2版，第47页。相应中文见《卢森堡文选》下卷，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4页。-T395 [3] 罗莎•卢森堡：《群众罢工、党和工会》第2版，第49页。相应中文见《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6页。关于这个问题以及下面将要讨论的其他问题，参看尤•列瓦伊的一篇很有趣的文章：《共产主义的自我批评和列维事件》，载《共产主义》第2期，第15—16页。我当然在这里不能详细讨论他的结论。-T395 [4] 关于这种形势的结果，参看列宁对尤尼乌斯的小册子以及德国、波兰和荷兰左派在世界大战中的态度的批评（《反潮流》）。但是甚至斯巴达克纲领在它关于革命进程的概述中仍然包含有对无产阶级面临的任务的高度空想和抽象的说明。参看《关于德国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的报道》第51页。-T396 [5] 在组织问题上进行的方法论上正确的批评的范例，可以举出列宁在俄国共产党第11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他在那里集中谈了经过考验的共产党人在经济问题上的失败，表明了个别错误的象征性质。很明显，这并没有改变他对个人的批评的尖锐性。-T398 [6] 在《对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的批评意见》一文中。-T401 [7] 关于这一点，参看罗莎•卢森堡针对大卫的美因茨决议的论战，《群众罢工、党和工会》第59页，以及她关于合法主义的“圣经”即恩格斯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的论述，《在德国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上的纲领演说》第22页及以下几页。-T401 [8] 这个观点不简单地是所谓革命缓慢发展的结果。早在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列宁就曾表示担心，“斗争将十分迅速地展开，工人群众的意识会跟不上这种发展”。同样，斯巴达克纲领认为共产党不应该只是因为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民主”已经破产就去夺取政权，这个观点也是建立在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客观崩溃可以先于无产阶级革命阶级意识的确立的信念之上的。《关于德国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的报道》第56页。-T403 [9] 在《反潮流》第516—517页上可以集中看到他们两人这方面的论述。-T403 [10] 参看《阶级意识》一文。-T406 [11] 参看《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第52页。-T410 [12] 这并不是说，就俄国而言，这个问题已最终解决了。相反，只要还有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它就会存在。但是在俄国将采取与欧洲不同的（大概是较弱的）形式，以符合那里资本主义的思维和感觉方式对无产阶级的影响较弱的情况。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92—93页）。-T411 [13] 《反杜林论》，《全集》第20卷，第308页。-T411 [14] 参看《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一文。-T413 [15] 《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第82页。托洛茨基反对考茨基的论战在政治领域中重复了黑格尔反对康德认识论的基本论据（自然不是在哲学意义上），我认为决不仅仅是偶合。参看《黑格尔全集》第15卷，第504页。顺便说一下，考茨基后来说，资本主义的规律无条件地适用于未来，即使对发展趋势不可能达到具体的认识。参看《无产阶级革命及其纲领》，第57页。-T413 [16] 《法兰西阶级斗争》，《全集》第7卷，第92页。-T414 [17] 参看康德和费希特的伦理学的方法论；这种个人主义的实际阐述中是被相当淡化了的。但是，例如费希特强调，（在他的体系中）“限制你的自由，使你的邻居也能自由”的提法（与康德的提法极为相近）没有绝对的效准，而只有“假设的”效准（《自然法权基础》第4章第7节，新版《全集》第2卷，第93页）。-T415 [18] 《反杜林论》，《全集》第20卷，第183—185页。-T417 [19] 《经济与社会》第1部分第3章，第9节（政党），第169页。参见韦伯：《经济与社会》第1卷，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05页。-T418 [20] 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组织提纲中，可以看到对这些类型的组织的很好描述（第2节第6点）。那里把这些组织和资产阶级国家的组织作了恰当的比较。-T419 [21] 《家庭、私有者和国家的起源》，《全集》第21卷，第180页。-T419 [22] 《哥达纲领批判》，《全集》第19卷，第22页。-T419 [23]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5页。-T421 [24] 布哈林：《阶级、党、领袖》，载于《国际》1922年柏林版，第4期，第22页。-T423 [25] 关于这个概念，参看《阶级意识》一文。-T424 [26] 关于最终目标和当前行动的关系，参看《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一文。-T428 [27] “关于个人所说的话，作适当的修改，也适用于政治和政党。聪明人并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聪明人是犯的错误不太大同时又能容易而迅速地纠正错误的人。”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16页。-T432 [28]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82页。-T435 [29] 关于积累的论争就已经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一点上。在关于战争和帝国主义的论争中，对这一点的强调甚至更加尖锐。参看《反潮流》第321页上季诺维也夫反对考茨基的话。列宁在俄共第11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演说中谈得更加尖锐：“我们现有的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任何理论、任何著作都没有探讨过的，原因很简单，所有同这一名词有关的常用概念都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政权。而我们的社会虽已脱离资本主义轨道，但还没有走上新轨道，不过领导这个国家的已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我们将有的那种国家资本主义，取决于我们，取决于共产党和工人阶级。” –T435 [30] 关于这一点，参看《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文。-T436 [31] 参看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组织论纲中关于党的出版物的非常有趣的一节。在第48条中非常清楚地表述了这种要求。但是组织的全部技术内容，如议会党团与中央委员会的关系、合法工作和非法工作的变换等，是建立在这一原则的基础之上的。-T437 [32] 参看列宁1922年3月6日在全俄五金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1—15页）以及在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新经济政策对党组织的涵义的演说。-T437 [33] 参看列宁1921年9月21日在《真理报》上的文章。不用进一步讨论就能看到，这一组织措施也是一种能增加共产党威信、加强它和工人群众的关系的出色的策略措施。这里所说的文章是指《关于清党》，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145—147页。-T4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