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卢卡奇 -> 《历史与阶级意识》 合法性和非法性 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正像在任何涉及行动方式的问题中一样，对研究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合法性和非法性说来，动机及其所产生的倾向往往比单纯的事实更加重要和更能说明问题。因为工人运动一部分处于合法或非法状态的单纯事实如此取决于历史的“偶然事件”，以致分析它并不总能保证得到原则性的认识。一个党可能机会主义到完全背叛的程度，然而有时不得不转入非法状态。另一方面，完全可以设想有这种情况，即最革命和最不妥协的共产党有时能够在几乎完全合法的状态中工作。由于这个标准不能为分析提供充分的根据，我们必须撇开它，去考察选择合法策略或非法策略的动机。这里也不能仅限于——抽象地——确定动机和信念。因为虽然机会主义者的特点是坚持不惜任何代价的合法性，说革命党的特点是恰恰相反，即坚持非法性，则是错误的。的确，在每一次革命运动中都有一些非法性的浪漫主义占统治地位或至少很强大的时期。但是这种浪漫主义由于我们在下面将要讨论的原因，完全是一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幼稚病。它是一种对不惜任何代价的合法性的反动，它应该被每一个成熟的运动所克服，而且毫无疑问它现在正在被克服。 1那么，合法性和非法性的概念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说来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问题必然导致有组织的权利的一般问题，法律和国家的问题，最后是意识形态问题。恩格斯在与杜林的论战中，出色地批驳了抽象的暴力论。然而，暴力（法律和国家）“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1]这一证据，应该——严格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被解释为，这种联系在被吸引到暴力统治范围内的人们的思想感情中有相应的意识形态反映。就是说，暴力组织与支配人们生活的（经济）规律协调到如此程度，或者看起来占如此压倒的优势，以致人们感到它们是自然的力量，是他们存在的必然环境。结果，他们就自愿地顺从它们。（这决不是说，他们同意它们。）尽管一个暴力组织只有在能够用暴力克服个人或集团的抵抗时才能存在，但是如果它每次遇到挑战都不得不使用暴力，它也决不可能存在。在使用暴力成为必要时，已经是革命的形势；暴力组织已经和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将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那时人们将不再把现存秩序看作是自然的必然性，他们将用暴力来反对暴力。在不否认这种形势的经济基础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必须补充说，只有当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双方对现存秩序是唯一可能秩序的信念均已动摇的时候，才有可能在一个暴力组织中发生变化。生产制度中的革命是这点的必要前提条件。但是革命本身只能由人们来完成，由在精神上和感情上已从现存制度下解放出来的人们来完成。 这种解放并不和经济发展机械地平行和同时发生，它既可以赶在经济发展之前，也可以落在它之后。作为纯粹意识形态的解放，它能够存在于社会制度的经济基础还只是一种成为问题的倾向时，而且大多数存在于那种时候。在这种情况下，理论将彻底思考那只是一种倾向的东西，直至把它变成为现实应该是的东西，然后把这个“真正的”现实与现存事物的“虚假的”现实对立起来。（恰当的实例是天赋人权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前奏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甚至那些按其阶级地位直接关心革命成功的集团和群众也肯定只是在革命期间（而且往往只是在以后）才在内心里从旧的制度下解放出来。他们需要亲眼看到哪个社会真的符合他们的利益，才能在内心里从旧的制度下解放出来。 如果这些看法适合于每一次从一种社会制度到另一种社会制度的革命过渡的话，那么它们对于社会革命比对于主要是政治的革命更加适合得多。政治革命只不过批准一种在经济现实中至少已部分实现了的社会经济状况。这种革命用暴力来取消旧的、现在感到是“不公平的”法律制度，而代之以新的“正确的”、“公平的”法律。对生活的社会环境没有任何彻底的改造。（法国大革命的保守派历史学家强调指出这个时期的“社会”条件相对说来没有任何变化。）然而，社会革命正是要改变这一环境。任何这种变化都深深触痛一般人的本能，使他认为这是对生活本身的灾难性威胁，是像洪水或地震那样的盲目自然力。由于不能理解过程的本质，感到盲目的失望，他就要通过拼命攻击威胁他的习惯存在的直接表现形式来进行自卫。所以，在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受过小资产阶级教育的无产阶级就起来反对机器和工厂。蒲鲁东的学说也可以看作是这种拼命捍卫旧的、习惯的社会环境的回声。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本性在这里可以最容易理解。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学说，正是因为它理解过程的本质（与它的征候、表现形式相对立）；因为它能够表明决定性的未来发展倾向（与当前的事态相对立）。它正因为如此是正在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表现。这种解放起初采取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国家的最带压迫性的表现进行实际反抗的形式。这些孤立的战斗即使获得成果，也永远不能获得最终胜利，它们只有在无产阶级意识到它们彼此之间以及它们和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过程之间的联系时，才能成为真正革命的战斗。当青年马克思提出“意识的改革”作为纲领时，他预先就道出了他的后来活动的本质。他的学说不是空想的，因为它从实际发生的过程出发。它不打算实现任何“理想”，而只是想要发现这一过程中所固有的意义。同时它必须超出只是给定的东西，必须把无产阶级的意识集中于对本质的认识，而不是集中于对眼前事态的经历。马克思说道：“意识的改革只在于使世界认清本身的意识，使它从迷梦中惊醒过来，向它说明它的行动的意义……那时就可以看出，世界早就在幻想一种一旦认识便能真正掌握的东西了。”[2] 这种意识的改革就是革命过程本身。因为无产阶级只有逐渐地、经过漫长的、艰难的危机之后才可能获得这种意识。的确，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得出了无产阶级阶级地位的一切理论的和实践的结论（在它们成为历史“事实”之前很久）。然而，即使这些理论不是非历史的乌托邦，而是对历史过程本身的认识，也决不能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已把马克思学说中所达到的解放纳入它自己的意识——即使是在它按照这一学说采取的个别行动中。我们已在另一个场合[3]注意到这个过程，并且强调指出，当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还完全站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旗帜下的时候，它就已经能够意识到在经济上反对资本主义的必要性。事实上，这是多么正确，可以由下面这一点表明，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的全部批判可以完全被遗忘，第二国际最重要的理论家们能够直截了当地把资本主义的国家看作是真正的国家，并把他们自己的活动和他们与这个国家的冲突看作“反对派行动”。（这一点可以在1912年潘涅库克和考茨基的论战中看得最清楚。）因为采取“反对派”的立场意味着，现存秩序是在一切基本点上作为不变的基础接受的，而“反对派”的全部努力只限于在现存制度的范围内为工人阶级尽可能多地谋取福利。 自然，只有不知世事的傻子才会看不到资产阶级国家的真实权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假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者之间的巨大差别在于，对前者说来，资本主义的国家只是应该动员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来加以反对的一个力量因素。而后者把国家看作是一种凌驾于各阶级之上的制度，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战争是为了取得对它的控制。但是，由于把国家看作斗争的目标而不是战斗中的敌人，他们在精神上已经站到资产阶级方面，从而甚至在拿起武器以前就已经打了半个败仗。因为每一种国家和法律制度，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都是建立在它的存在和它的章程的正确性只是被当作没有问题的东西接受这一点上。这些章程在个别场合被破坏，只要在一般的意识中只是作孤立的事例出现，就决不会对国家构成任何特别的危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西伯利亚回忆录中确切地记述了每个犯人都感到自己有罪（并不一定感到悔恨），非常清楚自己触犯了对他也同样有效的法律。即使个人的动机或环境的压力驱使他违犯了这些法律，这些法律对他还是继续有效的。这种孤立的触犯，国家总是能够很容易控制住，正是因为它的基础并不因此而有片刻受到威胁。采取“反对派”立场意味着一种类似的对国家的态度，即承认国家的本质是站在阶级斗争之外，它的法律的有效性并不直接受到阶级斗争的挑战。因此，“反对派”有两种选择：它或者力图用合法手段修订法律，这样，自然旧法律在被新法律取代以前继续有效，或者它设法推行以个别方式对法律的触犯。因此，当机会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批评与无政府主义联系在一起时，他们只是沉湎于一种习以为常的蛊惑人心的宣传。因为马克思主义无论同无政府主义的幻想还是同乌托邦都毫不相干。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甚至在它存在时就应该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来考察和评价。因此，它应该被看作是一种单纯的权力结构，一方面，它必须只在它的实际力量达到的范围内被考虑到，另一方面它的力量来源应该受到最精确最无畏的考察，以便发现这一力量能够被削弱和破坏的地方。国家中的这一有力量的地方，或者更确切地说薄弱的地方，正是它被反映在人们意识中的方式。意识形态在这一场合不仅仅是社会的经济结构的结果，而且是它平稳运转的前提条件。 2资本主义危机越是明显地不再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的认识，而是在成为可以触摸到的现实，意识形态在决定无产阶级革命的命运中所起的作用就会越是带决定性。在资本主义内部仍然完全稳定的时期，工人阶级广大群众在意识形态上完全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上，是可以理解的。而马克思主义的彻底运用则要求一种他们不可能胜任的立场。马克思说道：“为了认识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我们必须超出它的界限。”当这一论断被用于认识现在时，需要在思想上作出完全不同寻常的努力。它意味着，对整个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环境必须进行批判的考察。这一考察的决定性方面、即只有通过它才能使这一切现象被理解的阿基米德支点，对现在的现实说来还只可能带有要求性质；就是说，它毕竟仍然是一种“非现实的”东西，一种“单纯的理论”。然而，当我们企图历史地认识过去时，现在本身就是出发点。当然，这决不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主义的要求，渴望“更好”或“更美”的世界，而是一种无产阶级的要求，它只是要清楚地认识和表述社会过程的方向、倾向和意义，并且以这一过程的名义对现在采取行动。然而这使这个任务变得更加困难。因为正如最优秀的天文学家不顾他关于哥白尼的知识，继续接受太阳“升起”等感官印象一样，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最无可辩驳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也永远不能消除它的经验上的现实性。它也不打算这样做。马克思主义理论应该使无产阶级进入一种很独特的精神境界。资本主义的国家在它看来应该是历史发展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因此，它决不构成“人”的自然环境，而只是一种现实的事物，它的实际权力必须加以考虑，然而它没有任何决定我们行动的固有权利。因此，国家和法律的有效性只应该被看作是一种经验的存在。正像驾驶帆船的人必须精确地注意风向，不让风决定他的航向，相反，他还与风向对抗并且利用它，以便牢牢驶向原定的目标。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从敌对的自然力量那里争取到的独立性，无产阶级在面对社会生活的现象时还非常缺乏。而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社会在个别场合采取的强制措施常常是粗暴的和严重唯物的，但是每个社会的力量按其本质是一种精神力量。只有认识能够使我们从中解放出来。这种认识不能是留在头脑中的那种抽象的东西（许多“社会主义者”有这种认识），而必须是一种已溶化在血液中的认识，用马克思的话说，一种“实践批判活动”。 资本主义危机的现实性使得这种认识变得既有可能又有必要。它有可能，是因为由于危机的结果，生活本身就使人看到和感到一般的社会环境有问题。它变得对革命有决定意义，从而有必要，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力量已被如此削弱，如果无产阶级有意识地和坚决地用自己的力量来对抗它的力量，它不再能用暴力维持自己的地位。只有意识形态是这种反对行动的障碍。甚至在资本主义陷入致命危机的时候，广大无产阶级群众依然感到资产阶级的国家、法律和经济是他们生存的唯一可能的环境。在他们看来，应该在许多方面进行改进（“生产组织”），但是它仍然是社会的“自然”基础。 这是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它并不总是有意识的背叛或甚至有意识的妥协。它其实是对国家的自然的和本能的态度，在行动的人看来，国家仿佛是混沌世界中唯一固定不变的东西。如果共产党想要为它的合法的和非法的策略创造一种健康的基础，这种世界观就必须克服。因为所有革命运动所由以开始的非法性的浪漫主义，在明确性方面很少有超出机会主义合法性阶段的水平的。至于这种浪漫主义像任何暴动主义一样，大大低估资本主义社会甚至在危机时拥有的实际力量，当然常常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这也只不过是这整个倾向所患的疾病的一个征候。这个疾病本身就是不能把国家看作只不过是一种权力因素。归根到底，这表示不能看到我们刚才分析的那些联系。因为通过给非法的斗争手段和方法蒙上一重特别庄严的气氛，通过赋予它们一种特别的、革命的“真实性”，就使现存国家的合法性获得一种有效性，而决不只是一种经验的存在。因为以法律身份反抗法律、对某些行动由于是非法的而更加喜爱，对任何这样做的人说起来意味着，法律保持了它的有约束力的有效性。如果存在有对国家和法律的充分的、共产主义的无所畏惧，那么法律及其可计算的后果比起在决定某种行动的可行性时必需考虑的任何其他外部生活事实来就没有任何更大的（但也不是更小的）重要性。违犯法律的危险不应该被看作与在开始一次重要旅行时没有赶上火车的危险有任何不同。如果情况不是如此，违犯法律是怀着豪情进行的，那么这就表明，法律——即使是以颠倒的形式——保存了它的权威，它仍然能够内在地影响人的行动，真正的、内在的解放还没有发生。这种区分乍看起来可能像是吹毛求疵。但是，只要想一想像俄国社会革命党那样典型的非法党是多么容易退回到资产阶级阵营，只要想一想最初的真正革命的非法行动（它们不再是对个别法律的浪漫主义的英雄式违犯，而是已成为对整个资产阶级法律体系的拒绝和破坏）如何暴露出这些“非法性的英雄们”在意识形态上依然囿于资产阶级的法律概念，我们就会认识到这决不是空洞和抽象的杜撰，而是对真实情况的描述。（今天波里斯·萨文柯夫在白色波兰人的阵营里反对无产阶级的俄国。过去他不仅是沙皇制度下几乎所有一切大的暗杀活动的著名策划者，而且还是浪漫主义和伦理的非法性的最早理论家之一。） 合法性或非法性问题于是对共产党说来归结为单纯的策略问题，甚至是必须即席解决的问题，由于要根据直接需要采取决定，几乎不可能为这种问题定出一般规章。只有通过这种完全无原则的解决方法，才有可能做到对资产阶级法律制度的实际的和有原则的拒绝。这种策略对共产党人极为重要，而且不仅是由于适用的缘故。这种策略之所以需要，不仅仅是因为只有这样，共产党人的策略才能获得真正的灵活性和对特定时刻需要的适应性，也不是因为若要有效地反对资产阶级，必须交替使用或者甚至同时使用合法的和非法的方法。这种策略之所以需要，也是为了完成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自我教育。因为无产阶级要从资本主义创造的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束缚下解放出来，只有在它学会了不让这些生活方式内在地影响它的行动的时候，才有可能做到。这些生活方式作为动力，对无产阶级说来必须下降到完全无所谓的地位。不用说，这丝毫不会减少无产阶级对这些生活方式的仇恨以及消灭它们的热切愿望。相反，只有靠这种内在的信念，无产阶级才能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看作是一种可憎的东西，虽已没有生命、但仍然是对人类健康发展的致命障碍；无产阶级如果要能够采取一种有意识的和持久的革命立场，这是绝对必须有的认识。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是无产阶级使自己在革命方面成熟起来的漫长而艰苦的过程，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文化越发达，这个过程就越艰难，因为无产阶级受到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污染就越严重。 对革命行动适当性的绝对必要的考虑幸好（自然决不是偶然）是和这种教育工作的要求一致的。只举一个例子，第三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它关于议会制问题的补充论纲中规定，议会党团必须完全从属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即使后者处于非法地位。这个决定不仅对保证统一行动是绝对必要的。它还有明显降低议会在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心目中的威望的作用（议会党团这个机会主义堡垒的独立性就是建立在这种威望之上的）。这一点是多么必要，由英国无产阶级不断地由于内心承认这种权威而被引上机会主义道路就可证明。仅仅强调反议会制的“直接行动”毫无成果，也和关于一种方法优越于另一种方法的论争毫无成果一样，证明它们都仍然受到资产阶级偏见的束缚，尽管方式完全相反。 必须同时和交替使用合法和非法的方法，还有另一个原因。只有这样才能揭露法律制度是资本主义压迫的野蛮权力工具，这是对法律和国家采取无拘无束的革命态度的前提条件。如果仅仅或者主要使用两种方法中的某一种，即使是在某些有限的领域内，也会使资产阶级有可能在群众心目中继续保持它的法律制度是唯一的制度的假象。每个共产党的行动的根本目的之一，必须是迫使本国政府违反自己的法律制度，迫使社会叛徒们的合法党公开支持这种“违法行为”。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民族主义偏见模糊了无产阶级视线的地方，资本主义政府也有可能从这当中得到好处。但是在无产阶级正在集聚力量进行决战的时候，这种违法行为冒的风险却会更大。正是从这里，从压迫者出自这种考虑的谨慎中，产生出了那种关于民主和关于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致命幻想。这种幻想尤其受到机会主义者的行动的助长，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坚持合法行动，从而使得统治阶级有可能执行谨慎的政策。只有采取清醒的、务实的策略，完全根据是否有用来交替使用每一种合法的和非法的方法，才有可能使这种对无产阶级的教育工作走上健康的轨道。 3然而，争取政权的斗争只是开始这种对无产阶级的教育，肯定不能完成它。罗莎·卢森堡在许多年以前就已经注意到，夺取政权必然是“早熟的”，这首先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在所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早期阶段表现出的许多现象都可以归咎于，无产阶级是在它的内心仍然承认资产阶级社会制度是唯一真正合法制度的时候和精神状态下被迫夺取政权的。苏维埃政府的基础同任何法律制度的基础一样：它必须被广大人民群众承认是合法的，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必须诉诸暴力行动。 从一开始就不言而喻，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在开始都不可能立即从资产阶级方面得到这种承认。一个世世代代习惯于统治和享受特权的阶级决不会只是因为一次失败就善罢甘休。它不会立即忍受新制度的产生。它只有先在意识形态上被制服以后，才会自愿地为新社会服务，才会开始把那个社会的法规看作是合法的，看作是一种法律制度，而不是看作是力量对比暂时发生变化的残酷事实，而这种变化明天又可能被翻转过来。不管资产阶级的反抗是采取公开反革命还是隐蔽怠工行动的方式，以为对它做某种让步就能把它解除武装，是一种幼稚的幻想。相反，匈牙利苏维埃专政的例子表明，所有这种让步（在这种情况下毫无例外地同时也是对社会民主党人的让步）都只是加强了以前的统治阶级的权力意识，使他们内心接受无产阶级统治的愿望推迟，甚至变得不可能。苏维埃政权在资产阶级面前的这种退却，对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意识形态说来后果甚至更为严重。他们的意识形态的特点是，把国家看作某种一般的和普遍的东西，一种绝对尊严的形象。除了往往能使小资产阶级个别集团中立化的合适经济政策以外，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无产阶级本身：看它能不能赋予它的国家这样一种威望，以迎合这些阶层迷信权威的心理，促使他们自愿地服从于“这个”国家？如果无产阶级踌躇不前，对自己的统治使命缺乏信心，它就会驱使这些阶层重新投入资产阶级的怀抱、甚至公开反革命的行列。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合法性和非法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职能上的变化，因为这时，以前是合法的变成了非法，非法的变成了合法。然而，这种变化最多只能稍稍加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开始了的意识形态解放过程，决不可能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资产阶级不能在一次失败之后失去它自己的合法感，同样无产阶级也不能通过一次胜利的事实就获得它自己合法的意识。这种意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能缓慢地成熟起来，即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只会逐步达到成熟。在第一个阶段，它甚至会受到很多挫折。因为只有这时，无产阶级在获得了政权之后，才有可能了解那些创造和维持了资本主义的精神成果。不仅它会获得比以前更多得多的关于资产阶级文化的知识，而且对管理经济和国家极为重要的精神成果只有在它掌权以后才会为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所意识。此外，不应该忘记，无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缺乏独立地和负责任地采取行动的实践和传统。因此，它可能常常感到需要这样行动与其说是一种解放，不如说是一种负担。最后，将占据大部分领导岗位的那些无产阶级阶层的生活习惯已浸透了小资产阶级性和甚至资产阶级性，这正好使得新社会的新东西在他们看来显得生疏，甚至敌对。 要不是有下面这种情况，所有这些障碍会带有几乎无害的性质，而且很容易被克服。这就是，在合法性和非法性问题上同样经受了职能变化的资产阶级甚至在这里也会比无产阶级更成熟得多，更进步得多。（只要它是在反对一个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国家，情况就会是如此。）资产阶级现在以它以前把它自己的法律制度看作合法的那种同样的幼稚和自信来把无产阶级的法律制度看作是非法的。我们为正在争取政权的无产阶级提出了应该把资产阶级国家看作一种事实，一种权力因素的要求；这个要求现在被资产阶级本能地执行了。因此尽管无产阶级获得了国家权力，它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仍然不是势均力敌的，而且这种状况会维持下去，除非无产阶级有一天获得了对只有它自己的法律制度才具有合法性的同样幼稚的信心。然而，这种发展受到机会主义者在无产阶级解放过程中强加给它的精神状态的严重阻碍。由于已习惯于给资本主义制度罩上合法性的光环，无产阶级很难超然地看待可能要保留很长时间的这些制度的残余。无产阶级在获得政权以后，在精神上仍然陷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所编织的罗网中。这一方面表现在它未能触动许多应该彻底破坏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去进行破坏和建设工作时，不是抱着那种合法统治者的自信心，而是抱着篡夺者所特有的那种犹豫和仓猝交错的心情。而且还是这样一个篡夺者，他的内心中，即在思想、感情和决心中预感到资本主义必然要复辟。 我在这里指的不仅是工会官僚在整个匈牙利苏维埃专政期间抱着尽可能顺利地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对社会化过程的多少公开的反革命怠工。我在这里还想到常常被强调指出的苏维埃腐化现象，它的主要根源之一就在这里。一部分在于许多苏维埃干部的心理状态，他们在内心里作好了“合法的”资本主义重返的思想准备，因此总是考虑如何能在这种情况下为他们自己的行动辩解。一部分也是因为许多参加过必要“非法”工作（货物走私、国外宣传）的人在精神上而且首先是在道义上不能理解，从唯一合法的立场即无产阶级国家的立场来看，他们的活动同任何其他的活动一样都是“合法的”。在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们那里，这种混淆就表现为公开的腐化。在许多诚实的革命者那里则表现为浪漫主义地过分夸大“非法性”，不必要地寻找“非法的”机会，这些倾向表明缺乏一种革命合法性、革命有权建立自己的法律制度的意识。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这种合法性的感觉和意识应该取代革命的以前阶段即摆脱资产阶级法律约束的阶段的要求。但是尽管有这种变化，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发展仍然是一种统一的和直线的发展。这一点最清楚地表现在无产阶级国家的对外政策上，当这些国家面对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结构时，它们就像在自己国内夺取政权时所做的那样，必须同资产阶级的国家进行斗争（尽管可以部分地使用别的手段，但也只是部分地使用别的手段）。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和谈已经光辉地证明了俄国无产阶级所达到的阶级意识的高度和成熟性。虽然俄国无产阶级的代表是和德国帝国主义者打交道，他们承认他们在全世界的受压迫的兄弟们是在他们谈判桌上的真正的伙伴。即使列宁极其明智和清醒地估计了实际的力量对比，他还是指示他的谈判代表向全世界的无产者、首先是中欧列强的无产者说话。他的对外政策与其说是进行德国和俄国之间的谈判，还不如说是力图促进中欧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革命意识。自那以后，苏维埃政府的对内对外的政策经历了许多变化，它们必须适应现实的力量对比的要求。但是尽管如此，这个基本原则，即自己的政权合法的原则，同时也是促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阶级意识的原则，在这整个发展时期始终没有变化。资产阶级国家承认苏维埃俄国的整个问题不应该孤立地仅仅看作是俄国因此得到好处的问题。它也应该被看作是资产阶级是否承认已经发生了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合法性的问题。这种承认的意义按照它发生时的具体情况而变化。它对俄国小资产阶级动摇分子和对世界无产阶级动摇分子的影响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它承认了革命的合法性，这是他们为了能够感到它的正式代表者苏维埃共和国是合法的所极为需要的东西。俄国政治的所有各种方法，如在俄国内部无情打击反革命、大胆反对在战争中获胜的列强、对它们俄国从来不低声下气（不像德国的资产阶级），以及公开支持革命运动等——这一切都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这些政策使得俄国国内反革命阵线的一些部分分崩离析，屈服于革命的合法性。它们有助于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自我意识以及对自己的力量和尊严的认识。 当我们考虑被西方机会主义者及其中欧崇拜者们看作是俄国无产阶级落后的证据的那些因素，如明确肯定地镇压国内反革命和无所顾忌地为世界革命进行非法的和“外交的”斗争时，俄国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就可看得非常清楚。俄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获得胜利，并不是因为幸运，政权落到了他们的手中。（德国无产阶级在1918年11月，匈牙利无产阶级在这同时和在1919年3月，同样有这种机会。）他们所以获得胜利，是因为曾在长期的非法斗争中受到了锤炼，因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得到了清楚的认识。结果，他们的行动是建立在真正现实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幻想的基础上。中欧和西欧的无产阶级面前还有一条艰苦的道路。如果他们想要意识到他们的历史使命和他们统治的合法性，他们就必须首先理解合法性和非法性的问题纯粹带有策略性质。他们必须既摆脱合法性的胆小病又摆脱非法性的浪漫主义。 1920年7月 注释： [1] 《反杜林论》，《全集》第20卷，第198—199页。-T351 [2] 《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全集》第1卷，第418页。（粗体是本文作者加的。）-T353 [3] 参看《阶级意识》一文。-T3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