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卢卡奇 -> 《历史与阶级意识》 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 无产阶级取得的胜利给无产阶级提出了一个不言而喻的任务，就是把它至今用以坚持阶级斗争的武器弄得尽可能地完善。在这些武器中，历史唯物主义自然名列前茅。 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在其受压迫的时代里最强大的武器之一，现在，无产阶级正在准备重建社会并在其中重建文化，它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这个时代是自然的。单是为了这个原因，就有必要建立这个其任务在于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运用于整个历史科学的研究所。至今，历史唯物主义虽然是一种极好的武器，但是从科学的观点来看，它只不过是一个纲领，一种对应该怎样写历史的指示。但是现在，我们有了进一步的任务：整个历史的确必须重新写，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整理、分类和评价过去的事件。我们必须尝试使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具体科学研究的方法，成为历史科学的方法。 然而，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一点直到现在才成为可能。对事情进行表面的考察，也许会作出如下的回答：把历史唯物主义变为科学方法的时机之所以只有到现在才成熟，是因为无产阶级才刚刚取得了政权，并随之取得了对物质的和精神的力量的支配，没有这些力量，上述目的都不能达到，旧社会也决不可能使这些力量为无产阶级服务。单单这一要求也是基于比赤裸裸的权力事实更深的动机，而这种权力事实就使无产阶级今天在物质上有可能根据自己的判断来组织科学。这些比较深的动机同由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事实，也就是由于阶级斗争现在从上到下而不再是从下到上地进行的事实而引起的深刻的功能变化有极为密切的联系。这种功能变化维护了无产阶级的所有机构，维护了它的整个思想和感情世界，维护了它的阶级地位和阶级意识。今天，在我们成立这个研究所之时，无论如何必须讨论这些动机。 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呢？无疑，它是按其真正的本质理解过去事件的一种科学方法。但是，同资产阶级的历史方法相反，它同时也使我们有能力从历史的角度（科学地）考察当代，不仅看到当代的表面现象，而且也看到实际推动事件的那些比较深层的历史动力。 因此，对无产阶级来说，历史唯物主义比科学研究的某一方法，具有高得多的价值。它是无产阶级所有武器中最重要的武器之一。然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意味着它的阶级意识的觉醒。不过，对无产阶级来说，这种意识的觉醒处处都表现为对真实状况（实际存在的历史联系）认识的结果，这正好是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所有的阶级斗争中具有特殊地位的那种东西：无产阶级实际上从真正的科学中，从对现实的明确认识中获得自己最锐利的武器。在过去的阶级斗争中，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宗教的、伦理的和其他的“虚假意识”形式都是决定性的，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最后一个受压迫的阶级争取自由的战争却在对无掩饰的真理的阐明中找到了自己的斗争口号，同时也找到了最强大的武器。所以，由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历史唯物主义通过揭示了历史事件的真正动力而成为一种武器。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任务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作出准确的判断，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因此，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历史唯物主义总是为以下目的而被加以运用：在资产阶级用各种意识形态成分来修饰和掩盖了真实情况即阶级斗争状况的一切场合，用科学的冷静之光来透视这些面纱，指出这些面纱多么虚伪、骗人，多么同真相不一致。这样，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功能就肯定不会是纯粹的科学认识，而是行动。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目的自身，它的存在是为了使无产阶级自己看清形势，为了使它在这种明确认识到的形势中能够根据自己的阶级地位去正确地行动。 因此，在资本主义时代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武器。所以，资产阶级科学抵制历史唯物主义，这远不是什么纯粹的局限性，倒不如说，它是在资产阶级历史科学中显示出来的资产阶级真实阶级本能的表现。因为承认历史唯物主义，对资产阶级来说简直就意味着是自杀。因此，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真理的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成员就会失去它的阶级意识，同时也会因此而失去能够正确维护自己阶级利益的力量。另一方面，对无产阶级来说，如果在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特性时止步不前，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作是一种认识工具，这也同样是自杀。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本质正好能被规定到这种程度：对这种斗争来说，理论和实践是一致的，在这里，认识不要过渡就能导致行动。 资产阶级存在的前提是，它对它自己生存的社会前提从未达到明确的认识。了解一下十九世纪的历史，就能在资产阶级衰落和逐步达到这种自我认识之间看出一种深刻的和持续不断的平行一致。在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是强大的和不动摇的。十九世纪初，当它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自由和民主的思想还没有从内部被经济合乎自然规律的自动发展破坏时，当市民阶层还希望而且还会真诚地希望这种民主的、资产阶级的自由，经济的这种任意性有一天将导致拯救人类时，资产阶级也还是这种情况。 资产阶级最初革命的历史——首先是法国大革命——不仅充满了这种信任的光辉和激情，而且这种信任也使资产阶级的伟大科学见解（例如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没有偏见，并赋予这种见解以力量，去追求真理，不加掩饰地表达认识到的东西。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历史就是这种信念、这种相信把社会变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救世使命的信念发生动摇的历史。从西斯蒙第的危机理论和卡莱尔的社会批判开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这种自我削弱在不断增快地进行着。从封建反动派对形成着的资本主义的批判开始，对抗的统治阶级之间的相互批判越来越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自我批判，后来对此就问心有愧地越来越沉默下来，并加以隐瞒。马克思说：“资产阶级正确地了解到，它为反对封建制度而锻造出来的各种武器都倒过来朝向它自己了，它所创造的一切教育手段都转过来反对它自己的文明了，它创造的所有的神都离弃了它。”[1] 因此，公开表达出来的阶级斗争思想两次出现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历史上。它是资产阶级思想“英雄”时期为在社会上的统治地位而坚决斗争（尤其是在法国，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最为尖锐）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并再现于危机和瓦解的最后阶段。例如大雇主联合的社会理论常常是一种坦率甚至嘲弄表达出来的阶级斗争观点。资本主义的最后的帝国主义阶段一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方法上表现出来，这些方法撕破意识形态的面纱，在资产阶级统治阶层里越来越清楚地公开表达出它“是什么东西”。（人们也许会想到帝国主义德国的强权国家意识形态，也会想到战时经济和战后经济曾迫使资产阶级理论家把各种经济形式看作不仅是纯拜物教的关系，而且也看到经济和满足人的需要之间的联系等等。）这并不是说，似乎借此就能真正突破由资产阶级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强加给自己的那些局限性，似乎资产阶级从现在起就能像无产阶级一样从真正认识发展的真正推动力出发。完全不是这样。这种弄清楚个别问题或个别阶段只是更多地显示出对总体的盲目无知。一方面，因为这种“弄清楚”只是为了“内部使用”而弄清楚；资产阶级的进步集团同样比许多“社会主义者”更明白地看清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关系，它完全确切地知道，它的这种认识本身对自己阶级的一些部分是非常有害的，而对整个社会就更是如此了。（对此，人们会想到经常伴随帝国主义强权理论的历史形而上学。）然而另一方面，如果说这其中有一部分还隐藏着某种有意的欺骗，那这确实不是一种简单的欺骗。这就是说，即使资产阶级比较清醒的阶层把对个别经济情况关联的“清晰洞察”同关于国家、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幻想式的和零乱的、形而上学的整体观察联系起来，这也是它的阶级状况的一种必然结果。但是，在这个阶级处于上升的时代里，社会可认识的界限还是模糊不清和未意识到的，而今天，从意识形态方面结合在一起的各种观点在总体上缺乏联系和不相容，却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客观上在崩溃。 这里已经表现出他们——大多是不自觉的和肯定不承认的——在意识形态上向历史唯物主义投降。因为正在发展着的经济学不再像在古典经济学时代里那样，是纯粹在资产阶级的基础上产生的。正是在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里，资本主义发展开始得比较晚，因此已存在创立理论的直接需要。这一点表明，如此产生着的理论显示出一种强烈“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等等）。然而，同一现象也在德国（例如桑巴特）和其他国家里显示出来。而战时经济、计划经济的理论则表明这种趋势在不断加强。 与这一点丝毫也不矛盾的是，大约从伯恩施坦开始，社会主义理论的一部分也越来越厉害地处在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看得清楚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就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涉及不到工人运动内部的方向争论。不管人们怎样从无产阶级的立场来评价这个问题，即一些领导“同志”越来越频繁地公开转入资产阶级阵营（从白里安和米勒兰事件到帕尔乌斯和连施事件只是最明显的例子），从资产阶级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同样意味着资产阶级已没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从意识形态上维护自己的地位，意味着资产阶级不仅需要这些来自无产阶级阵营中的叛徒，而且——这方面这是首要的事情——也不可能再缺少无产阶级的科学方法，自然是以歪曲的形式。虽然从伯恩施坦到帕尔乌斯的理论背叛行为是无产阶级内部思想危机的征兆，但它也意味着资产阶级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投降。 因为无产阶级是用迫使资产阶级社会去自我认识的方法来同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这种自我认识必然会使这个社会以不可避免的结果从内部显得成了问题。为社会意识而斗争，是与经济斗争同时进行的。而社会有了意识，等于领导社会有了可能。无产阶级不仅在政权领域，而且同时在这一为社会意识的斗争中，都在取得阶级斗争中的胜利，因为无产阶级在最近五、六十年以来越来越有效地瓦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把它自己的意识发展成为现在唯一起决定作用的社会意识。 在这场为了意识，为了社会领导权的斗争中，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像所有其他意识形态一样具有使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和瓦解的功能。从资产阶级方面来看，这对历史唯物主义也常常是适用的。在资产阶级科学看来，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真理的一个众所周知和决定性的论据是，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运用于自身。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正确性的前提是，所有所谓意识形态的产物都表现经济关系的一些功能：历史唯物主义本身（作为战斗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只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也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这样一种功能。我认为，可以承认这种反对意见有一部分是有根据的，承认它无损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意义。历史唯物主义诚然能够而且必须运用于自身，但是这种运用于自身却没有导致一种十足的相对主义，绝没有导致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正确的历史方法这一结论。根据马克思的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性真理和古典国民经济学的真理属于同一类型：它们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制度之内是真理。作为这样一种真理，而且只有作为这样一种真理，它们才是无条件起作用的。但这一点并不排除出现这样一些社会，在这些社会中，由于其社会结构的本质，其他一些范畴，其他一些真理体系也将起作用。那么我们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像马克思研究过古典国民经济学适用的社会前提和经济前提一样，我们也必须首先探讨历史唯物主义内容适用的社会前提。 我们在马克思那里同样能找到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经典形式的历史唯物主义（可惜它已赤裸裸地被庸俗化为一般意识）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而且不仅仅是在刚才概括叙述过的意识形态含义上。更确切地说，这一意识形态问题本身只不过是客观经济事实情况的思想表达。在这种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性结论是，资本主义的总体和推动力不能被资产阶级科学粗糙的、抽象的、非历史的和肤浅的范畴所把握，即为资产阶级自己所理解。因此，历史唯物主义首先是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经济结构的一种理论。马克思说：“但是我们在理论上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是以纯粹的形式展开的。实际上始终只存在着近似的情况；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发展，它同以前的经济状态的残余混杂不清的情况越是被消除，这种近似的程度也就越大。”[2]这种同理论相适应的状况表现在，经济规律一方面统治着整个社会，而另一方面又能够作为“纯自然规律”根据整个社会的纯经济潜力，即在不借助超经济因素的情况下得以贯彻。马克思多次而又非常明确地强调指出，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主要是正在产生的、为在社会中起作用而斗争的资本主义和已经统治着社会的资本主义的区别。他说：“劳动的供求规律，……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超经济的直接的暴力固然还在使用，但只是例外地使用。在通常的情况下，可以让工人由‘生产的自然规律’去支配……在资本主义生产在历史上刚刚产生的时期，情况则不同。”[3] 从“纯”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经济结构（它自然是作为趋势，然而却是作为一种决定一切理论的决定性趋势而产生的）里产生出以下情况：社会结构的不同方面能够而且必然相互独立，并能够而且必然意识到这样一些方面。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理论科学的巨大发展，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和德国的古典哲学，标志着这些局部体系有独立的意识，标志着资产阶级社会的结构和发展的这些方面有独立的意识。经济、法律和国家在这里都表现为是一些自我封闭的体系，这些体系由于有自己完善的权力，以自己固有的规律而统治着整个社会。因此，当个别学者，例如安德勒企图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的所有个别真理都已经被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的科学所发现时，他们忽略了本质的东西，而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他们在所有个别问题上的证明都是有根据的（当然，他们的证明并不是这样），那他们也错了。历史唯物主义在方法上划时代的功绩恰恰在于，这些表面上完全独立的、自我封闭的自律体系仅仅被看作是一个综合整体的一些方面，而它们表面上的独立性也会被扬弃。 但是，这种独立性的外表并不单纯是由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加以“纠正”的“错误”。更确切地说，这种独立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在思想上、即范畴上的表达。因此扬弃这种独立性，超越它，意味着——在思想上——超越资本主义社会，意味着用思想的促进力量预先扬弃资本主义社会。然而，正因为这一点，各局部体系的这种被扬弃的独立性才仍然保存在被正确认识到的整体中。这就是说，作为不可缺少的本质标志，认识到各局部体系的独立性、封闭性和自律性的这种“外表”是这些体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必然表现形式，属于正确认识到这些体系的相互依赖性、它们对全社会经济结构的依赖性之列。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过程的各个别方面（例如借贷资本和物品生产本身）一方面保持着完全抽象的相互分离——它既不允许有直接的相互作用，也不允许有可以提高为社会意识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这一方面中的个别方面不仅相互间而且同经济过程中的超经济方面一起构成一个——在这样一些社会结构之内——从各方面看都不可分的统一体（例如封建庄园的手工业和农业，或印度农奴制度中的赋税和租金等等）。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结构的所有因素都处在辩证的相互作用之中。这些因素相互之间在表面上的独立性，它们聚集成一些自主的体系，它们的自律性的拜物教外表，所有这一切——从资产阶级立场来看是资本主义的必要方面——都是正确和完整认识这些因素的必经点。只有真正彻底思考这些独立的趋势（当然，资产阶级科学甚至在其黄金时代也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才有可能根据这些方面相互间的依赖性，根据其对社会经济结构总体的归属关系来理解这些方面。例如，不再从个别资本家的立场而是从各阶级的立场来考察资本主义所有经济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一方面在主观上、在学说史上只有作为纯资本主义观点的继续和辩证的突变才可以获得，另一方面，在这里加以认识的各种现象的“自然规律性”，也就是它们对人的意志、认识和目的设定的完全不依赖；也构成它们由唯物主义辩证法来更新的客观前提。诸如积累或平均利润率的问题，然而还有国家和法律同整个经济的关系问题，它们都十分清楚地表明，这种不断自我暴露的外表是构造和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历史的和方法论的前提。 因此，像关于社会的一些真正的真理也不可能是别的样子一样，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的方法在19世纪中叶前后被阐明，这不是偶然的。各种社会真理总是当在其中显示出某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就有同方法相适应的现实）的精神时才被找到，这同样不是偶然的。如我们已经阐明的，历史唯物主义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 作为独立科学的国民经济学首先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这也不是偶然的。这所以不是偶然的，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其商品经济的和交往经济的组织赋予经济生活一种极其独立的、自我封闭的和由内在规律产生的特性，这是它以前的各个社会所不知道的。所以，有其规律的古典国民经济学最接近自然科学的所有知识。古典国民经济学研究经济体系的本质和规律，这种经济体系就其特性、就其对象的结构来说实际上非常接近物理学、自然科学所研究的那种自然界。它涉及完全不依赖于人类特性、所有拟人说——尽管它们具有宗教的、伦理的、美学的或别的性质——的一些关系；它涉及这样一些关系，人在其中仅仅作为抽象的数量、作为某种可归结为数量、可归结为数量关系的东西而表现出来，按恩格斯的话说，规律在其中只能被认识到，但不能加以支配。因为它涉及这样一些关系，还是按恩格斯的话说，生产者在其中失去了对自己生活的社会条件的支配，这些关系在其中由于社会生产条件的对象化、物化而获得了完全的自律，单独地存在下去，变成一种独立的、自我封闭的、自身有意义的体系。 所以，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成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典型基础，就不是偶然的了。 如果我们现在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科学的方法，那么它当然也可以运用于过去的、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人们也这样做过，而且有部分成功；它至少产生了很令人感兴趣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前资本主义时代，那么就会觉察到在它批判资本主义时没有表现出来的一种十分根本而又重要的方法论上的困难。 马克思在其主要著作的无数地方已提到过这种困难。后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十分清楚地说出了这种困难：它存在于文明时代和在它以前的各时代之间的结构区别中。恩格斯就后者十分明确地强调指出：“只要生产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它就不可能越出生产者的支配范围，也不会产生鬼怪般的、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像在文明时代经常地和不可避免地发生的那样。”而在文明时代，“生产者丧失了对自己生活领域内全部生产的支配权……产品和生产都任凭偶然性来摆布了。但是，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做必然性。”[4]然后，恩格斯就证明，他们的意识是如何以“自然规律”的形式从这样形成着的社会结构中产生出来的。而且，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这种辩证法的相互作用在增加，因此，经济学占优势的古典意识形态形式也随着社会过程摆脱人的控制的程度而变成独立的。 社会的自然规律支配社会的最纯粹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纯粹的形式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达到顶点的文明过程的世界历史使命不就是达到对自然的统治吗？社会的这些“自然规律”（尽管当它们的“合理性”被认识到的时候，而且那时的确还最厉害）像“盲目的”力量一样统治着人们的生活，它们具有使自然界服从于社会化范畴的功能，而且在历史过程中也做到了这一点。但是，这是一个漫长的而且有很多倒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持续期间，即在这些社会的自然力量还没有成为统治的力量的时候，自然联系——无论在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中，还是在人相互之间的社会联系中——当然必定占据着优势，必定支配着人的社会存在，因此也必定支配着这种存在在思想上、感情上等等借以表现出来的各种形式（宗教、艺术、哲学等等）。马克思说：“在土地所有制居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5]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里更加清楚地表达了这一思想：“这正好说明，在这个阶段，生产方式不像部落的旧的血缘关系和旧的两性相互共有关系之解体程度那样具有决定性的作用。”[6]因此，按照他的意见，例如一夫一妻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7] 在这种情况下，这当然涉及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个别阶级的界限决不是可以机械地相互划分清楚的，而是不易分清地互相交叉着。但是，这个过程的方向是清楚的：所有领域里的“自然界限在退缩”。[8]由此可知——相反，而且对于我们现在的问题来说——，这种自然界限曾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的所有社会形式之中，并对人的所有社会表现形式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涉及真正的经济范畴时曾多次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在这里简单指出他们的著作想必就够了。（例如，想想分工的发展、剩余劳动的各种形式、地租的各种形式等等。）恩格斯还在好些地方补充说，把今天意义上的法律整个地用在原始社会阶段上是错误的。[9] 然而，同构成纯粹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各种客观精神形式（经济、法律、国家）相反，黑格尔称为绝对精神的那些领域的结构区别更是决定性的。[10]因为这些形式（艺术、宗教、哲学）在十分重要的、尽管相互之间不同的各点上都是人对自然的阐明，而且既是对他周围的自然的阐明，也是对他在自己本身上所发现的自然的阐明。不过，对这种区别也不能做机械的理解。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这就是说，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什么被看作是自然，这种自然同人的关系是怎样的，而且人对自然的阐明又是以何种形式进行的，因此自然按照形式和内容、范围和对象性应意味着什么，这一切始终都是受社会制约的。由此产生的结果，一方面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对自然的直接阐明是否完全可能的问题只能从历史唯物主义方面来回答，因为这样一种联系的客观可能性依赖于“社会的经济结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说这些联系已以这种受社会制约的形式存在着，那么它们也是根据内在的规律性发生作用的，而且比“客观精神”的各种形态要大得多地独立于它们从中（必然）产生出来的社会生活基础。当然，即使这些联系也常常在作为其存在原因的那种社会基础消失以后会保存很长时间。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总是作为必须强行加以清除的发展障碍保存下来，或者以功能变化的形式依附在新的经济关系上（对于这种两种情况，法律的发展提供了许多例子）。然而，这些形态的保存——而且这种保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黑格尔的术语是正确的——却能够保持对有价值的东西、还一直有现实意义的东西、甚至是典范性的东西的强调。这就是说，起源和效果的关系在这里比在客观精神的形态那里错综复杂得多。马克思明确认识了这个问题，他这样说道：“但是，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11] 但是，艺术在效果方面的这种稳定性，它这种具有完全超历史和超社会的本质的假象，是基于在它里面主要有人对自然的一种阐明。艺术形成的这种倾向达到这种程度，以致于即使由它塑造的人们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往回变成为一种“自然”。像已强调指出的，虽然这些自然联系是受社会制约的，虽然与此相适应他们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它们却以这样一些联系为根据，这些联系面对纯社会形式的不断变化而具有——主观上——有根据的“永恒”假象，[12]因为它们能够经受住各种社会的形形色色的、甚至是很深刻的变化，因为要彻底改变它们，（有时）甚至需要更深刻的、把整个时代相互区分开来的社会变化。 因此，这似乎关系到同自然的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之间以及“经济结构”对不同社会形态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之间一种纯粹量的区别。但是，只有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量的区别才纯粹是向它的社会组织化的制度的量的接近。从认识前资本主义社会确实是怎样构成的这种观点来看，这种量上的分等级意味着质的区别——它在认识上表现为完全不同的范畴体系占统治地位，表现为整个社会范围内一些个别局部领域的完全不同的功能。即使在纯经济方面，也产生一些质上新的规律。而且不纯粹是在各种规律各按其被运用于的各种不同对象发生变化这种意义上，而且也是在以下意义上，即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不同的规律占支配地位；一定类型规律的有效性同完全确定的社会前提相联系。为了即使在纯经济的意义上清楚地看到各种规律的这种变化，仅仅把商品按其价值交换的前提和把商品按其生产价格交换的前提作一比较就行了。[13]不言而喻，简单商品交换的社会一方面已经是属于资本主义类型的一种形式，但是另一方面却显示出一种在质上同它不同的结构。这些质的区别随着自然联系按有关的社会（或在一定社会内按一定的形式，如艺术）施加压倒的影响而增大。比方说，同分工形式最密切相关，只要手工业（日常生活使用物品，如家具、衣服、然而也有住房等等的生产）和艺术的联系在比较狭隘的意义上是一种极深的联系，只要这两者在审美和概念上的界限本身根本没有划清（例如在所谓的民间艺术中），几个世纪在技术上和组织上没有变动的手工业向着按自己的规律阐明这种界限的艺术的发展趋势，就是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品的生产从纯经济上看“自动”处于一种不断的、革命的发展中。无疑，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中，艺术对手工业生产的实际影响必然是一种很明显的影响。（像在从浪漫主义建筑艺术到哥特式建筑艺术的转变中那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方面艺术发展的活动余地狭小得多，另一方面它也不能对消费品的生产施加决定性的影响，甚至它能不能存在都决定于纯经济的动机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技术动机（现代建筑艺术）。 这里从艺术方面提到的东西，也适用于宗教——当然要有重大的修正。即使在这一点上，恩格斯也很明确地强调了这两个时代的区别[14]。只是宗教从未像艺术那样纯粹地表达人同自然的联系，而在艺术中，实际的社会功能起着一种直接得多的作用。但是在东方国家神权政治的社会形态中和资本主义西欧的“国教”中，宗教的社会功能不同，它的历史作用的规律在质上的差别，无疑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黑格尔哲学在国家和宗教（或者社会和宗教）之间的关系问题方面面临着各种最困难的和它最难以解决的问题。黑格尔哲学在两个时代的分界线上作了系统化的工作，它当时已经面临资本主义化的世界的各种问题，然而还是在一个（用马克思的话说）“既谈不上等级、也谈不上阶级、而顶多只能谈已属过去的等级和尚未形成的阶级”[15]的环境中发展。 “自然界限的退缩”当时已经开始使一切都达到纯社会的水平，达到资本主义物化关系的水平，但对这些关系还不可能有一种清楚的认识。对于当时的认识阶段来说，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产生的两个自然概念、即作为“自然规律总和”的自然（现代数学科学的自然）和作为心境、作为被社会的“败坏的”人的榜样的自然（卢梭和康德伦理学的自然）的背后，看到它们的社会统一，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它对所有纯粹自然联系的真正社会化，这里的一种自我认识，即人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真正而具体的自我认识，才成为可能。而这不仅仅是在这种意义上，即过去不发达的科学不能认识这种即使在过去也已存在的事实，例如一清二楚的是，哥白尼天文学即使在哥白尼之前也是正确的，只是当时还没有被认识到。而且社会缺乏这种自我认识的事实本身也只是以下事实的思想反映：真正意义上的客观的、经济的社会化还没有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脐带还没有被文明过程切断。因为每一种历史的认识都是一种自我认识。只有当现在的自我批判能以适应的方式进行时，“只有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所谓在可能范围内准备好时”，[16]过去才能变得显而易见。直到那时，过去或者必定单纯地同现在的各种结构形式一致起来，或者作为完全异己的、野蛮的和无意义的、完全不可能理解的东西而被抛弃掉。因此，不言而喻的是，只有当历史唯物主义把人的所有社会关系的物化不仅理解为资本主义的产物，而且同时也理解为暂时的、历史的现象时，认识没有物化结构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途径才找到了。（把对原始社会的科学研究同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决不是偶然的。）因为只有现在，在重新获得没有物化的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的前景展现出来时，才有了可能在原始的、前资本主义的形态中发现那些其中已有这些形式——尽管在完全不同的功能联系中——的因素，并从现在起才能按其自身的本质和存在来理解它们，而使它们没有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范畴的机械运用而被歪曲。 因此，把经典形式的历史唯物主义一成不变地和无条件地运用于十九世纪的历史，并没有什么错误。因为在这个世纪的历史中，对社会产生过影响的一切力量确实都纯粹作为“客观精神”的表现形式起过作用。在各种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达到的那种独立性、那种自己把自身作为目的的设定、那种自我封闭性、那种任意性和那种经济生活的内在性还不存在。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历史唯物主义不能像运用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社会形态那样完全以同一种方式运用于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形态。一方面为了指明纯经济力量（只要当时确实有过严格“纯粹”意义上的这样一些力量）在推动社会向前运动的各种力量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另一方面为了证明这些经济力量在这方面曾经怎样影响其他社会形态，这里需要作错综复杂得多、细致得多的分析。这就是为什么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各种古代社会必然比运用于十九世纪的社会变化要谨慎得多的原因。与此相关的还有，虽然十九世纪唯有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才能获得它的自我认识，但对古代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例如像考茨基进行的关于原始基督教史或者古代东方史的研究，与今天的科学能力相比，就证明是不够细致的，它们的分析并没有或者并没有详尽地揭示事实的真相。历史唯物主义还在对各种社会形态、法律形态和属于同一水平的各种形态的分析上，例如在对战略等等的分析上，取得了最大的成就。因此，例如像梅林的各种分析——仅仅想一想《莱辛传奇》——在针对弗里德里希大帝或拿破仑的国家组织和军事组织时，是深刻而细致的。但是，他一转向研究同一时代的文学、科学和宗教的形态，这些分析就远不那么彻底和详尽了。 庸俗马克思主义完全忽视了这种区别。它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陷入了马克思所指责的庸俗经济学犯的同一错误：它把一些纯粹历史的范畴，更确切地说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范畴，看作是永恒的范畴。 就研究过去的时代而言，这只是科学上的一个错误。由于历史唯物主义是阶级斗争中的武器和不仅仅是科学认识的工具，这个错误没有产生深远的后果。毕竟，梅林或考茨基的著作（虽然我们断定梅林在科学上有个别缺点，或者认为考茨基的一些历史著作并非无可指责）为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它们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这一斗争的动力，给其作者带来了不朽的荣誉，这种荣誉即使在后代的评价中也将足以抵消他们在科学上所带有的缺陷。 单是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也对各个工人党的行动方式、它们的政治理论和策略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同庸俗马克思主义最明显区别开来的问题就是暴力问题，也就是暴力在争取和保卫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斗争中的作用问题。当然，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的继续发展和机械运用之间出现矛盾，这并不是第一次；人们也许想到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一定新阶段还是其中一段暂时插曲的争论。而关于暴力问题的争论——当然常常是不自觉的——却使对立的方法论十分鲜明地突出出来。 更确切地说，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否认暴力在从一种经济生产制度到另一种经济生产制度的过渡中的重要性。它依据的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性”，这种经济发展借助它自身的绝对权力而不诉诸粗野的、“超经济的”暴力来实现这种过渡。庸俗马克思主义几乎总是引用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7]但它——自然是有意的——忘记了马克思在确定这种“成熟”的历史时机时对这段话所作的补充说明：“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18] 这些话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对于马克思和庸俗马克思主义来说，从一种生产形式过渡到另一种生产形式时生产关系的“成熟”所指的一些东西是完全不同的。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更确切地说，不仅是为了“抵制资本”，而且也是“为了自己本身”，[19]单纯的生产力变为社会变革的杠杆，不仅是阶级意识问题，自觉行动的实际作用问题，而且也是经济主义的纯粹“自然规律性”结束的开端。这意味着，“最强大的生产力”起来反抗它是其成员的生产制度。现在已形成一种只有通过暴力才能消除的状况。 这里不是哪怕概略地论述暴力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理论的地方，也不能在这里证明，暴力和经济在概念上的明显分离是一种不允许的抽象，不同潜在的或公开起作用的暴力相联系的任何一种经济关系是不可想象的。例如，不可忘记，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即使在“正常”时期里，也只有对利润和工资关系加以规定的活动余地是纯粹地和客观地受经济制约的。“利润率的实际水平只是通过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不断斗争来确定。”[20]显然，这种斗争的时机又是大大受经济制约的，但是这种制约性却服从于同“暴力”问题相联系的“主观”因素（例如工人的组织等等）的巨大变化。暴力和经济在概念上出现了明显和机械的分离，一般都只是由于，一方面，经济关系的纯客观性的拜物教外表掩盖住它作为人之间关系的性质，并使它变为一种以其宿命论的规律环绕着人的第二自然，另一方面是由于，有组织的暴力的——也是拜物教的——法律形式使人们忘记它隐蔽地、潜在地存在于任何一种经济关系之中及其背后，像法律和暴力、秩序和起义、合法和非法一类的区别把阶级社会所有机构的共同的暴力基础排挤到次要地位。（因为原始社会的人同自然进行的“物质代谢”在严格意义上并不是经济性的，就像这个时代里人的相互关系并不具有法律性质一样。） 当然，在“法律”和暴力之间以及在潜在的暴力和激烈的暴力之间存在着某种区别，只是既不能从法哲学上也不能从伦理学上或形而上学上来理解它，而只能把它理解为不同类型的社会之间的社会和历史方面的区别。在某些社会中，生产制度已经如此完备，以致于它（一般）能无冲突和无问题地借助于它的内在规律运行。而在另一些社会中，由于不同生产方式的竞争和在生产制度内不同阶级的分配份额还没有达到（始终是相对的）稳定状态，使用赤裸裸的“超经济的”暴力必然是惯例。这种稳定状态在非资本主义社会里采取一种保守的形式，并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传统的、也就是“上帝想要的”种种制度的统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稳定状态意味着资产阶级在持续不断的、革命的和动态的经济过程内的稳定统治，只有在那里它才获得国民经济学“永恒的铁的规律”“合乎自然规律地”起支配作用的形态。因为每一个社会都倾向于把它自身生产制度的结构“神秘化地”投射到过去的时代，这一过去时代——而且还有未来——也就同样显得是由这样一些规律决定和支配的。人们往往忘记了，这种生产制度的产生和获得成功是最露骨、最粗野和最残忍地使用“超经济的”暴力的结果。马克思在他描述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结尾处宣告：“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需要经受这种苦难。”[21] 然而，下面一点也是清楚的，即各种竞争的生产制度的竞争——从世界历史上看——一般都由某一制度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优越性来决定；但是，这种优越性决不是必然地和它们在生产技术方面的优越性一致的。我们已经知道，经济上的优越性一般在一系列暴力措施方面发生作用；而且不言而喻，这些暴力措施的效力取决于按此方式占优势的阶级是否有把它所占有的社会继续推向前进的（世界历史的）现实性和使命。但是，问题在于，怎样从社会方面来理解不同生产制度竞争的这种状态？也就是说，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把这样一种社会理解为统一的社会（它会确实还缺少这种统一的客观基础，即“经济结构”的统一）？显而易见的是，这里涉及到一些边缘性的情况。具有完全纯粹统一、即同质结构的社会，肯定是很少有过的。（按照罗莎·卢森堡的看法，资本主义决不曾是这样的社会，而且也决不可能成为这样的社会。）因此，在任何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制度将对各种从属性的生产制度产生明显的影响，并决定性地改变它们本来的经济结构。我们可以想到，在主要是自然经济的时代里，“工业”劳动进入地租和前者受后者经济形式的控制[22]，也可以想到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农业所采取的形式。但是在真正的过渡时期里，社会不受任何一种生产制度的控制；各个生产制度的斗争正好还未分胜负，任何一种生产制度也不能把自己的经济结构强加于社会，并使社会——至少在倾向上——按自己的方向运行。在这样一些情况下，当然不可能谈论会控制整个社会的任何一种经济规律。旧的生产制度已经失去它对作为整体的社会的统治地位，而新的生产制度还没有获得这种统治地位。这是一种激烈的权力斗争或潜在的力量平衡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经济规律可以说是“间歇性的”：旧的规律不再起作用，而新的规律还没有普遍发生作用。据我所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还没有从经济方面提出这个问题。恩格斯的国家理论十分清楚地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决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恩格斯着重指出，国家“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但也例外地有这样的时期，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17世纪和18世纪的专制君主制就是这样，它使贵族和市民等级彼此保持平衡”。[23] 但是，不可忘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显示出一种原则上不同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经济结构。这时，竞争的生产制度不是同时以已经独立的制度出现（像资本主义开始时在封建生产制度中所表明的那样），而是它们的竞争表现为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内部无法解决的矛盾，即危机。这种结构使资本主义生产从一开始就是对抗性的。在各种危机中，即使“以纯粹经济学的方式，就是说，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24]，资本也以生产的限制表现出来。这种对抗不会由于过去的各种危机在资本主义内部找到某种解决方法这一事实而有任何变化。一次普遍危机总是资本主义发展内在规律的一个——相对的——间歇点；只是在过去，资本家阶级总有能力使生产在资本主义的方向上重新运转起来。我们在这里不可能研究它的手段不是和在何种程度上不是“正常”生产规律的直接继续，不可能研究自觉的-有组织的力量、“超经济的”因素、非资本主义的基础，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扩展性等等在这方面起了多少作用[25]。应该着重指出的只是，对危机可作的解释——像西斯蒙地同李嘉图及其学派的争论所表明的那样——必然超出资本主义固有的规律之外；就是说，一种证明各种危机是必然的经济理论也一定超出资本主义之外。即使危机的“解决方法”也决不可能是前危机状态直接的、固有的、“合乎规律的”继续，而是重新进入一次新的危机的一条新的发展路线，等等。马克思十分明确地阐述了这种联系：“如果没有相反的趋势不断与向心力一起又起离心作用，这个过程很快就会使资本主义生产崩溃。”[26] 由此可见，每一次危机都意味着资本主义有规律的发展陷入死胡同，但是，只有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才能把这个死胡同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环节。而且，从资产阶级（固有的）经济学立场出发，也不能认识到各种危机的区别、程度和加剧的情况。这些间歇点的动态意义，为了使经济重新运转起来所必要的大量力量，这一切只有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才能认识到。因为显而易见，必须大大重视，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最强大的”生产力，即无产阶级，是单纯作为客体还是作为决定的主体经历危机。危机总是由“对抗性的分配关系”，由“比例于资本已有的量”而滚滚向前的资本巨流“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的冲突，[27]也就是由无产阶级的客观的经济生活条件决定的。但是，由于无产阶级“不成熟”，由于它没有能力不作为被消极地吸收到经济中去并服从其“规律”的“生产力”参加生产过程，对抗的这一方面在向前发展的资本主义发生的各种危机中就没有公开显露出来。因此就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假象，似乎“经济规律”像导致危机一样能从危机中找到出路。在此期间，实际上仅仅资本家阶级——由于无产阶级的消极性——就已可能消除死胡同，使机器重新运转起来。因此，资本主义决定性的、即“最后的”危机（不言而喻，它会是一个有一连串个别危机的整个时代）同过去各种危机在本质上的区别，不单单是危机的广度和深度的突变，即它从量变突变为质。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突变表现在，无产阶级不再是危机的单纯客体；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对抗——它按其概念就已经意味着资产阶级生产制度和无产阶级生产制度的斗争，意味着社会化的生产力同其个体——无政府主义形式的冲突——公开展开。无产阶级组织起来的目的始终是“消除资本主义生产的那种自然规律对他们这个阶级所造成的毁灭性的后果”，[28]这种组织从消极或单纯起妨碍、削弱、阻止作用的阶段转入了积极阶段。只是因为这一点，危机的结构才发生了决定性的、质的变化。今天像过去危机时一样，供资产阶级力求消除危机死胡同所抽象地（即不考虑无产阶级的干预）采取的那些措施，正在变成公开进行阶级战争的场所。暴力正在成为这种局面决定性的经济因素。 因此，这再一次证明，这些“永恒的自然规律”仅仅适用于发展的某个一定的时代。它们不仅是一定社会学类型的社会发展规律性的表现形式（某一阶级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已无争议），而且在这种类型之内也只是资本主义的特殊统治形式。但是，如已经指出的那样，由于历史唯物主义同资本主义社会相联系决不是偶然的，所以不难理解，即使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的整个理解来说，这种结构也显得是典范的和正常的、即传统的和规范的结构。我们固然举出了清楚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评价过去的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结构及其特殊发展规律时是多么谨慎和采取批判态度的例子。但是，这两个因素的密切联系甚至也给恩格斯留下了如此深的印象，以至于他譬如说在描述氏族社会的瓦解时强调指出雅典的例子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因为它“非常纯粹，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或内部的暴力干涉”[29]；这可能客观上并不完全切合雅典的情况，对于这个发展阶段上的过渡来说，这确实也不是典型的。 但是，庸俗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却专注于这一点：它否认暴力作为“经济力量”的重要性。在理论上低估暴力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从过去的历史中消除暴力的作用，是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策略的理论准备。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发展规律提升为一般规律，是庸俗马克思主义力求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在实际上永久化的理论基础。 庸俗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合乎逻辑的、一直向前的继续发展，要求社会主义在没有“超经济的”暴力的情况下通过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来实现，这同资本主义永久存在下去的论点客观上是同义的。即使封建社会也决不是从自身中有机地产生出资本主义。它只是“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它“使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激情”释放出来。而这些力量在“包含一系列暴力方法”[30]的发展中打下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只有在这种过渡完成以后，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才发生作用。 期望资本主义为取代它的无产阶级比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本身作出更多的事情，这是非历史的和非常幼稚的。过渡的成熟时机问题已经提到过了。就这种“成熟”理论而言，方法上重要的是，它作为后来产生的、蒲鲁东（他真的也——根据《共产党宣言》——想要“没有无产阶级”的现行制度）的对立物，想不要无产阶级的积极参加就达到社会主义。再向前走一步，这种理论就是以“有机发展”的名义摒弃暴力的重要性，同时又忘记了整个“有机发展”只是已经发展的资本主义的理论表述，是这种资本主义自身的历史神话。它也忘记了资本主义的真正形成史走的是完全相反的方向。马克思认为：“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31] 因此，即使暴力的作用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向无产阶级社会过渡时正好同它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一样，真实的发展也向我们表明，过渡的“无机的”、“暖房式的”、“暴力的”性质证明丝毫不违反历史的现实性，不违反如此形成着的新社会的必然性和“健康”。不过，当我们较仔细地注意观察暴力在这种过渡（同以前的过渡相比意味着某种在原则上和质上崭新的东西）中的性质和作用时，问题就是完全另外一种样子了。我们再重复说一遍：在从一种生产制度向另一种生产制度的各种过渡中，或者用社会学的术语说，在各不相同的、相互竞争的生产制度同时并存的时代里，作为“经济力量”的暴力的决定性意义始终是现实的。然而，相互斗争的各种生产制度的性质将作为过渡时期的“经济力量”对暴力的方式和功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资本主义产生的时候，事情关系到在静态的制度同动态的制度之间、“天然的”制度同力求完全社会化的制度之间、有区域限制的、有秩序的制度同按趋势来看是没有限制的、无政府主义的制度之间的斗争。相反，在无产阶级的生产中，众所周知，问题首先在于有秩序的经济制度同无政府主义的经济制度的斗争[32]。如同各生产制度决定着各阶级的本质一样，由此产生的各种对立也决定着为实现变革所必要的暴力的性质。正如黑格尔所说，“因为武器无非是战士自身的本质”。 现在，这里的对立已经超出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在批判资本主义范围内的争论。这里的问题实际上关系到在辩证方法的意义上超过历史唯物主义至今为止所达到的成果：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它按照自己作为历史方法的本质还未能被运用到的一个领域；为此要作一切对于任何一种非图解式的方法，因此对于辩证方法来说必然首先意味着某种在原则上和质上崭新的题材的更改。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远见卓识在这方面已经先做了许多事情。确切地说，不仅是在预见这个过程的大概可能的发展阶段上（在《哥达纲领批判》里），而且在方法论上也是如此。“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人类史前史”的结束，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决不是用以圆满完成对现在的批判，产生戏剧效果、但在方法论上并无约束力的漂亮然而抽象空洞的远景，而是对正确认识到的发展过程作出明确的和有意识的思想预言，这种预言在方法上对理解现实问题有深远的意义。恩格斯写道：“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计划来创造这个历史。”[33]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好些地方也使用了这种思想预言的结构，一方面是为了由此出发更透彻地认清现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正在临近的未来的这种质量上崭新的性质从这种对照中更清楚和更充分地显露出来。这种对照在这里对我们有决定意义的性质是，对于只要有一般预见力就能撕下资本主义的物化的面纱、揭示出作为其基础的真正事物联系的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34]因为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那样：“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而这种明显的无法消除的对立时不能通过“发现”资本主义中有某些似乎使得“生长过去”（《Hinüberwachsen》）有可能的“趋势”来冲淡的。它是同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支配现在的过去，即表现出这种支配的事后意识，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然而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状况的思想表达：它是存在于资本主义关系中、在同活劳动的固定联系中自我更新和扩大的可能性的物化表达。但是显而易见的是，“过去的劳动产品对于活的剩余劳动的支配权，恰好只是在存在着资本关系——一定的社会关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中，过去劳动独立地同活劳动相对立，并支配着活劳动——的时期内才存在。”[35] 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意义，即社会化，首先只不过意味着剥夺资本家的这种支配权。然而对无产阶级——作为阶级看——来说，这样就在客观上消除了它自己的劳动以独立的、被对象化的方式与它的对立。由于无产阶级自己同时既接管了对已经被对象化了的劳动的支配权，又接管了对正在产生现实效果的劳动的支配权，这种对立在实际上和客观上就被消除了。随之资本主义社会中相应的过去和现在的对立也就消失了，它们的关系必然要因此在结构上发生变化。不管社会化的客观过程可能多长，不管无产阶级要多久才能意识到劳动同其他各种对象性形式的变化了的内部关系（现在同过去的关系），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就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无论通过作为“实验”的“社会化”，还是通过“计划经济”等等都无法达到的。因为这些东西在资本主义制度内至多是在组织方面的一些集中，并不使经济结构的基本联系、无产阶级意识同整个生产过程的基本关系发生任何变化。相反，作为剥夺财产、夺取权力的最谨慎的或“最混乱的”社会化，正好使这种结构发生变革，并从而使发展进程客观地和认真地为飞跃作好准备。当经济主义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们企图通过逐步过渡来排除这种飞跃时，他们总是忘记资本关系决不只是生产技术的关系，决不是“纯”经济的关系（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意义上），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经济关系。他们忽视“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联系起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来考察，它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36]因此，社会发展进程的变化只有是在阻止这种资本关系的自我再生产、给社会的自我再生产以另外一种新方向时才是可能的。这种结构的基本新颖之处一点儿也不致由于在经济上不能使小生产社会化，“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重新再生产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37]而被改变。因此，这一过程自然就错综复杂得多，两种社会结构的并存关系就紧张起来。但是，社会化的社会意义，它在无产阶级意识发展过程中的功能却没有什么改变。正是辨证方法的基本原理，即“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使得人们——如果被正确理解的话——必须：在革命的转折点上，在实践中认真地对待全新事物的范畴、彻底变革经济结构的范畴、改变过程方向的范畴，也就是飞跃的范畴。 正是“事后知道”同朴实的和真正的预见的这种对立，“错误的”社会意识同正确的社会意识的这种对立，标明了飞跃在客观上和经济上发生作用的那个时刻的特点。显然，这种飞跃并不是闪电式地、没有过渡地实现迄今人类历史上这种最伟大转变的一次性行动。然而，飞跃更不是——按照过去发展的模式——缓慢的和逐渐的量变单纯突变为质变，让经济发展的“永恒规律”背着人们通过一种“理性的狡黠”作出真正的成绩；在那种情况下，飞跃只不过意味着人类（事后）也许是一下子意识到已经达到的新的状态。更确切地说，飞跃是一个漫长的和艰难的过程。而它的飞跃性质表现在，它每一次都是朝着质量上崭新的事物的方向转变；在它那里，意在指向被认识到的社会整体的自觉行动得到了表现；因此，——按意图和根据——它的归宿是自由王国。此外，它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是适应社会的缓慢转变过程的。的确，只有当它完全进入这一过程，当它仅仅是每一个因素的自觉本意，每一个因素同整体有自觉的联系，在变化过程的必然方向上自觉地加快步伐时，它才能真正保持它的飞跃性质。这是一种在变化过程前面多走一步的加快；这种加快不想把任何异己的目的和自造的乌托邦强加于这一过程，而只是当革命对自己的目的难以确定的庞大望而生畏、面临动摇和半途而废的危险时，才揭示性地干预包含在这一过程之内的目的。 因此，飞跃似乎完全溶化在这一过程中。但是，自由王国却不是在必然性的魔力中受苦的人类作为顽强忍受痛苦的报酬、作为命运的赠品来接受的礼物。它不仅是斗争的目的，而且也是斗争的手段和武器。而且在这里表现出基本上和质量上崭新的状况；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通过负有统治使命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把它的历史自觉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客观经济过程的“必然性”现在并没有因此而被扬弃，但它具有了另外一种新的功能。如果说迄今为止必须从历史的客观过程中推断出无论如何正在到来的东西，以便使它有利于无产阶级，因此直到那时为止，“必然性”就是变化过程中确实起主导作用的因素，那么，它现在就成了一种障碍，一种必须加以反对的东西。它在转变的过程中一步步地被抑制住，以便——在长期的和艰难的斗争以后——终于能够完全被消除。对真实存在的东西，即——不可避免地——必定发生的东西的明确而无情的认识，要不顾一切地坚持下去。这种认识的确是这种斗争的决定性的前提和最有效的武器。因为对还具有必然性的力量的任何错误认识，将使这种改变世界的认识降低为一种空洞的乌托邦，并加强敌人的力量。但是，对经济必然性趋势的认识不再具有加快它的这种过程或从中得到好处的功能，相反，要有效地反对它，迫使它后退，在可能的时候要把它引到另外一个方向上去，或者——只是已经真有必要——就避开它。 在这种情况下实行的转变，是一种经济转变（而且是一种受此制约的阶级的重新组合）。但是，这种“经济”不再有任何一种以前的经济有过的那种功能：它应该服务于被自觉管理的社会；它应该失去自己的内在性，它的自律性（原来是这种自律性使它成为一种经济）；它应该作为经济被消除。这种趋势首先作为在这种过渡中变化了的经济和暴力的关系表现出来。因为在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中，不管暴力有多大的经济意义，但经济却始终是首要的原则，而暴力仅仅是为经济服务的、促进经济的、为经济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的原则。与此相反，现在暴力则受某些原则的支配，而这些原则在任何以前的社会里只能作为“上层建筑”，只能作为伴随着必然过程并由这种过程决定的因素表现出来。现在，暴力则服务于人和他作为人的发展。 人们经常正确地说：社会化是个政权问题；在这一点上，暴力问题优先于经济问题（当然，在这件事情上任何忽视各种物质阻力的权力运用都是荒谬的；但是，权力运用考虑到各种阻力——正是为了克服它们，而不是为了容忍它们）。因此，从表面上看，暴力，赤裸裸的、未加粉饰的、公开表现出来的暴力，正进入社会事件的重要地位。但是，这只是一种假象。因为暴力不是专横的原则，也决不可能是这种原则。这种暴力只不过是无产阶级要自我扬弃——同时也扬弃物化了的关系对人的奴役统治，扬弃经济对社会的统治——的变得自觉的意志。 这种扬弃，这种飞跃，是一个过程。而决不忽视它作为过程的本质，同决不忽视它的飞跃性质是同样重要的。飞跃在于直接转到一种被自觉调节的社会的完全新的事物上，而这种社会的“经济”是服从于人及其需要的。飞跃本质的特性表现在，这种对作为经济的经济的克服，这种扬弃其自律性的趋势，表现为经济内容对实行这种扬弃的人们的意识的绝对统治，这一点在以前的发展中无论如何是见不到的。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过渡时期的生产下降，更难于使机构继续运转和满足人们的（还是如此低的）需要，难忍的贫困在增加，这一切都迫使每一个人意识到经济的内容，为经济担心，而且也恰恰是因为这种功能变化了。当经济是社会的统治形式，是背着人们推动社会前进的真正动力时，它曾不得不以非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形式在人们的头脑中表现出来。如果说人存在的原则正在于自己解放自己，第一次在历史上把对人类的支配掌握在自己手里，那么斗争的对象和手段，经济和暴力，各个阶段的现实目标问题，在这条道路上最近的、实际经过的或必须经过的步骤的内容，就处在兴趣的中心地位。恰恰是因为那些——当然是在各方面都已变化了的——以前被称为“意识形态”的内容现在开始成为人类的实际目标。所以，一方面，用那些内容本身来粉饰为它们而进行的经济上的暴力斗争是多余的，另一方面，这些目标的现实性和迫切性恰恰表现在，所有的兴趣都集中在它们的各种实际斗争上，即集中在经济和暴力上。 因此，说这种过渡是一个几乎专注于经济利益的时代和公开承认、赤裸裸使用暴力的时代，现在不可能显得是一种谬论了。经济和暴力已开始了它们在历史上起作用的最后行动，而它们正在统治着历史舞台的假象，不应该使我们弄错：这是它们在历史上的最后登场。恩格斯说：“国家（有组织的暴力）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它是自行消亡的。……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38]到那时为止作为纯粹“意识形态”伴随了人类必然发展进程的东西，人作为人在自己同自己本身、同自己的同类、同自然界的关系中的生活，现在能够成为人类真正的生活内容。人正作为人——社会地——产生出来。 因此，在通向这一目标并已经开始的过渡时期里，尽管在我们前面还有一段很长而又充满痛苦的路，历史唯物主义将仍然在长时期里不变地保持着它作为战斗无产阶级最宝贵武器的重要性。社会的绝大部分毕竟仍由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着，而且，即使在无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统治的少数孤立地区，任务也只能是，艰难地一步一步地迫使资本主义后退，有意识地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它不再能用这些范畴来表达了。然而，仅仅这一阶段中有斗争这一事实，就同时表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功能方面的两点很重要的变化。 第一，必须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来指明，怎么一定会走上自觉监督和控制生产、摆脱对象化社会力量强制的道路。过去的任何分析，无论多么仔细和准确，都不能对此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只有把辨证方法——无偏见地——运用于这种完全新的题材才行。第二，因为每一次危机都是资本主义自我批判的客体化，所以极度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就使我们有可能从它正在做完的自我批判这一立场出发，比迄今为止可能有过的都更明确和更完善地进一步发展作为“人类史前史”研究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所以，不仅因为我们在斗争中还将很长期地需要越来越好地加以运用的历史唯物主义，而且从它在科学上进一步发展的观点来看，我们利用无产阶级的胜利来为历史唯物主义建立这个基地、即这个研究所也是必要的。 1919年6月 注释： [1]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全集》第8卷，第165页。-T314 [2] 《资本论》第3卷，《全集》第25卷，第195—196页。-T318 [3] 《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806页（着重号是本文作者加的）。-T319 [4]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全集》第21卷，第198—199页。-T323 [5]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全集》第12卷，第758页。-T323 [6] 恩格斯1882年12月8日致马克思的信，《全集》第35卷，第120页。-T323 [7]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全集》第21卷，第77页。-T324 [8] 《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562页。-T324 [9]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全集》第21卷，第47、171页等等。-T324 [10]] 为了不致引起任何误解，我们要赶快指出来，首先，黑格尔的区分仅仅是作为明确的领域划分才提及的，而且决不是指关于精神学说的运用（否则是很成问题的）。第二，在谈到黑格尔本身时，使一种心理学的或形而上学的含义隶属于精神的概念，也是错误的。因此，黑格尔把精神规定为意识和它的对象的统一。这相当接近于马克思对范畴的理解，例如接近于《哲学的贫困》（《全集》第4卷，第143—145页）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全集》第12卷，第751—752页）。这里不是讨论他们之间的区别的场合，我不否认这种区别，但是它不是在人们通常寻找这种区别的地方能够找到的。-T324 [11]]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全集》第12卷，第762页。-T326 [12]] 参见马克思关于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全集》第23卷，第560页。-T326 [13]] 参见《资本论》第3卷，《全集》第25卷，第158页。-T327 [14]] 《反杜林论》，《全集》第20卷，第342页。-T328 [15]] 《德意志意识形态》，《全集》第3卷，第213页。-T328 [16]]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全集》第12卷，第756页。-T329 [17]]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全集》第13卷，第9页。-T331 [18]] 《哲学的贫困》，《全集》第4卷，第197页（着重号是本文作者加的）。-T332 [19]] 参见同上书，第196页。-T332 [20]] 《工资、价格和利润》，《全集》第16卷，第166页。-T332 [21]] 《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828页。-T334 [22]] 《资本论》第3卷，《全集》第25卷，第886页。-T334 [23]]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全集》第21卷，第196页（着重号是本文作者加的）。-T335 [24]] 《资本论》第3卷，《全集》第25卷，第289页。-T336 [25]] 例如参见英国资本家对待危机、失业和移居外国问题的态度。（《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630页以下）这里提到的思想，部分涉及到布哈林对“平衡”作为方法要求的机智评论。《转变时期的经济》第159—160页。可惜，在这里没有机会同他进行争论。-T336 [26]] 《资本论》第3卷，《全集》第25卷，第275页。-T336 [27]] 《资本论》第3卷，《全集》第25卷，第273—274页。-T337 [28]] 《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702页。-T338 [29]]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全集》第21卷，第136页。-T338 [30]] 《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830页。-T339 [31]] 《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819页（着重号是本文作者加的）。-T340 [32]] 在这种对比中，即使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也必然显得是无政府主义的。-T341 [33]] 恩格斯1894年1月25日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全集》第39卷，第199页（着重号是本文作者加的）。-T341 [34]] 《资本论》第2卷，《全集》第24卷，第350页。-T342 [35]] 《资本论》第3卷，《全集》第25卷，第449页。-T342 [36]] 《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643页（着重号是本文作者加的）。-T343 [37]]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4页。-T343 [38]] 《反杜林论》，《全集》第20卷，第305—308页。-T3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