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四国际 -> 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 赵芳举《夕阳忆语──时代的变迁和我的托派生涯》（2005）
2．坎坷的读书生活
开学之后，在学习上感到比较生疏的课程就是英语，对文科和其他理科之类则感到轻松愉快。前些年，高小曾有外语课，记得自我大哥高小毕业之后就取消了。现在一进初中就要学习外语，且不从字母、发音学起，第一堂课就是从语句开始。老师领读两遍之后，立即提名覆读。第一、二次覆读的学生，读音流畅准确，以后又叫起几个学生覆读，都是怪声怪调，引起同学们一阵笑声。在这瞬间我真的提心吊胆，害怕叫到我的名字。事后才知道最先叫起的两个同学，都是上期留级的差生，他俩上期的几门主科都不及格。我在初中总共读了一年，学习了一年英语，失学之后早就无偿还给老师了。
前面说过，高小同学王乐经和我都是同期毕业同时考进中学的。他的家庭也不富裕，也是一个俭朴刻苦成性的孩子。进中学后，我们同住一个寝室。我们第一个月的伙食费，经伙食团核算下来，每人是四元六角五分，每天均摊一角五分五厘。伙食质量很好，`早晨稀饭、包子、花生、酱菜等等，午餐天天都有肉吃，晚上稀饭、馒头，另有两荤两素炒菜。中午吃饭时，不少人用筷子夹起肉咬下瘦肉吃了，把肥肉丢在地上，以致走路都无法下脚。也有不少学生认为伙食不好，中午跑到校外的餐厅去吃饭，留下无人就餐的整桌饭菜摆在那里。
我们在宿舍区看到，有的同学在开饭时间，并不在饭堂吃饭，而是在饭堂左侧窗口打菜卖饭，卖的是馒头、小菜、咸菜之类。他们根本就没有预缴本学期的伙食费。王乐经同学和我商量退出伙食团，退回预缴的伙食费，此后就自购零餐。一个月下来，我俩每人只吃了一元八角多点不到一元九角。算下来，剩下的四个月，就比食堂伙食省下十一块钱。下学期的伙食钱，就以每月一元九角计算，五个月只有九元五角。这十一元作为下期的伙食费，还多出一元五角。我还记得下学期入学的时候，我只带了三十多元，比上期省了一半。这半年来，我不但身体长高了三厘米，而且也壮实多了。
1930年，我已经十四岁，应该继续初中二年级，但我没有读下去。这一年来，我给家里也包括伯父、大哥他们带来了多大压力，我心中有数。我们这个大家庭分家之后已是两家人，各自经营自负盈亏。我读中学的这一年，是在我祖父的无形压力之下，两家人共同凑足了我一年的读书费用。祖母告诉我，伯母已有很大的意见。我已经不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了，面对眼前的家庭现实，心里也像刀铰一样无法平衡。祖父祖母也都年纪大了，看到祖母那瘦小单薄的身体，一天到晚还在帮着两个家庭忙里忙外，心里就隐隐作痛。分家之后，我家缺少劳动力，父亲一人顶着这个小家庭，每到农忙或收获季节，还得请人帮忙并支付工资，尽管工资不高。母亲对我也不好，对我上学读书，一天都在叨念：“读什么书嘛，家里农活儿都没人干！”说到这里，我又想起自己还是幼儿时的往事。我一岁多的时候，生了重病，母亲不愿护理，祖母把我抱到她的房间里，天气冷，祖母给我烧起热炕，盖上被盖，守着这个形将死去的孩子，没有少流眼泪。母亲三番四次地跑到祖母的房里，掀开我的被盖，照样是那句话：“怎么还没有死去啊？”在祖母的细心护理和灌汤喂药的照顾之下，我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这些家事是祖母告诉姐姐，姐姐后来告诉我的。
面对家庭这些艰难的境况，我即下定决心去读哪怕是最劣等的公费学校。我对家里作了声明：“这中学我不读了”。只要不向家里要钱，不增加家里的经济负担，无论如何也要读书。就家庭条件来看，父母两人的生活，再加上两家共同负担祖父祖母的养老，总没有问题。但我还是担心祖母那虚弱的身体和孤零的生活。为什么？因为祖父并不关心祖母的生活和身体健康。
就在初中这一年的期末，有同学告诉我，本县县立“师范讲习所”暑期招生，问我转不转学。县立师范讲习所，我早就知道它的办学宗旨是培养乡村初级小学的合格教师，招生对象是高小毕业曾担任过初小教师两年以上的人员和初中肄业失学的学生。当时，我刚好是他们招生的对象，我决定转学。师范讲习所的教学课程有《教育大纲》、《各科教学法》、《儿童心理学》和其他基础课程。在经济上学生的待遇是：每人每月发给大洋五元，除每月扣除伙食费两元五角左右之外，还可剩余两元多钱，作为购买文具、洗理和零用，而课本则免费供给。这个学校对学生另外有个严格的规定，就是毕业之后，必须首先在本县的任何一个初级小学担任两年教学工作，工资照发。期满可以自由择业，否则要追偿两年中该讲习所为你付出之一切费用 （据说，后几年又将这个规定取消了）。
我没有回家里商量就报考了这个学校，发榜我被录取。开学的时候，我向本城第十中学办了休学手续，只把存放在原校的行李、生活用品等搬到师范讲习所，签个名安排住宿，就算注册入校了。课程相当于初中水平，学起来轻松愉快。在学习的两年中，我没有向家里要过一分钱。大哥、二哥和三哥，都先后来城里看望过我，相见之下，大家心情舒畅。
这年寒假我没有回家，留校的同学不多，就在学校和留校的老师一起度过了春节，也还过得愉快欢畅。一学期的紧张学习过去，暑假又到了，我还是决定留在学校。留校只是为了在图书馆里多读点书。留校的男生有十几个，分散在各个寝室；女生只有两人，她们搬进了同一间寝室。就在这个炎热的假期里，发生了一桩传奇式的新闻，并立即传开。一天晚上，照例是热得烦人。大约十二点以后，一个男同学出来乘凉，看见一个男生闪进了两个女生同住的寝室，进去之后关了门，灯就熄了。这个乘凉的同学急速约了另一个男生，一同反映到留校老师那里。老师立即带了一个留校的工友，前来敲打女生的门。大概过了四、五分钟，女生先开了电灯，又开了门。老师和工友仔细查看了寝室的每个角落和床上床下，都没有其他的人。两个女生的神情显得十分紧张。最后，看见墙角桌子上放着一口很大的衣箱，引起老师的怀疑，让女同学打开检查，回答是同学的箱子，锁匙由同学带走了。老师一把将锁扣拧下打开箱盖，一个赤裸上身的男生站了出来。老师把他们三人一起带到了学校办公室。一阵追问之后又让他们回到了各自的寝室。以后的事情的就不知道了。我想，这也许又是新的革命时代的浪漫主义。
就在这年暑假，我们留校期间，留校的孙老师给我们讲述了这个县城学生抵制日货的一场运动。那是1925年5 月间，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了罢工工人顾正红，激起了全国工人和学生的愤怒。我们县城的学生，以第十中学为首，发动了抵制日货的运动。师范讲习所的师生也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所有大街上的日本洋行和销售日货的商店存放的日货，包括服装、布匹、自行车、罐头食品、化妆品和手表钢笔等等，全被学生们强行搬到大街上，堆集在十字路口点火焚毁，火焰竟日不熄。讲述中大家感到了我们民族的骄傲。我也讲述了我在济南亲眼目睹的“五三惨案”。
师范讲习所两年的学习结束之后，我被分配在城郊一个较好的初级小学任教。学校条件不错，薪金待遇每月大洋十五元，我感到工资不低。教学工作既要教书又要育人，工作压力不小。整个初小有四十多个学生，分四个年级，同时在一个教室上课，这叫做复式教学 （现在已经都是单级教学了）。第一学年末，在县教育局督学员的考查之下，我校教学质量及育人管理方面被评为优等，我获得十二元的奖金，遂将此款买了一部《辞源》捐给学校，作为今后教学老师的参考用书。
1934年春，这是我在小学教书的第二年，这年我已满十八岁，三哥专程来到学校找我商谈。他认为我不能就此长期待在这个工作上，况且规定的必须教书两年的时限已满，还应该继续读书求得上进。他说，济南有个省立第一乡村建设师范，是留学日本的教育专家梁漱溟先生创办的，也是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附属学校，毕业之后还可升考这个研究院。第一乡村师范学制四年，毕业后就是高级小学的合格教师。凭学历也可以从事其他更好的工作。我很赞成三哥的建议并开始自修准备报考这个学校。
暑假期间，济南第一乡村师范招生开始报名，我只身去了济南。这已是第二次前来济南，人地并不生疏。我首先前往普利门看了当年日本军队屠杀我五千同胞的地方，转身去了大明湖外以北的北园白鹤庄，这里就是第一乡村师范学校的所在 （以后，学校迁移到了黄台桑园，原山东大学旧址）。前后经过报名、考试和发榜，一共去了七天，考试结果榜上有名。从开学通知上看，距入学还有较长时间，我又乘火车匆匆返回了小学。向县教育局和学校办完了离职手续，在起程返回济南的那天，校长集合了全校学生表示欢送，望着四十双饱含着泪水的眼睛和一片天真无邪的面孔，我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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