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家庭的演变和兴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四国际 -> 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 赵芳举《夕阳忆语──时代的变迁和我的托派生涯》（2005）

1．家庭的演变和兴哀

　　从我童年能够记事起，我家就是山东青州城北农村一个富裕的大家庭。祖父母有两个儿子，这两兄弟都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只能是粗识文字。两兄弟各人的妻子都是农村妇女，对家务活儿都很能干也很自觉。老大是我的伯父，生有一长女和三个儿子；老二是我的父亲，生有一女，与堂姐排行，我喊她二姐，另外还生了我这个儿子。全家孙辈排行，伯父母膝下是老大、老二、老三，我就排行老四了。我是祖父母的么孙子，几乎成了祖母的“宠物”而倍加爱护。大姐和二姐，几乎成了编外人员，因为她们早晚都是“泼出去的水”而成为人家的人，跟着人家的姓了。
　　祖母最喜欢摆谈赵家的家史，谆谆告诫我们，一定要省吃俭用，也就是不要忘本。祖父母先后生下两个儿子，家业除了一亩六分土地，剩下的就只有两间破旧的草房，其他什么也没有。祖父当年年轻力壮，也是一个不甘贫困的人。就在满清光绪年间，祖父抛下妻子和年仅六、七岁的两个儿子去了东北，也就是人们说的“闯关东”。当时东北的世面并不平静，到处都有“红胡子” （土匪），闯关东当然冒有极大的风险，搞不好弄个人财两空。祖父去的地方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的昂昂溪。初到，是为老板上山挖人参（野山参）挣点工钱，以后就自挖自销可以多赚一些钱。两三年过去，腰包里积攒了一笔钱。挖人参翻山越岭、天寒地冻，一到冬季满山盖雪、处处冰凌，挖参工作就得停止下来。祖父不想干了，于是将挖参积蓄的这笔钱，办了一个规模不大的棒子场。“ 棒子场”就是出卖劈柴的厂子，利用砍伐的树木余料劈成烧柴，卖作住户的日常燃料和冬季取暖。棒子场的生意红红火火，八、九年过去，祖父成了“万元户”。这时才想到山东老家的母子们。这十几年让他比较放心的是自己妻子的娘家──一个比较宽裕的中等家庭。是啊，祖父刚去东北的那些年，祖母一直是带着两个孩子在娘家屋里度过的。闯关东十二年的辛苦过去了，祖父盘点了棒子场的全部家财，卖给了当地一个生意人，又得了一笔钱。回到老家的时候，两个儿子都已是十八、九岁的成年人了。全村的老少一时传开，我祖父是闯关东发了大财的红人。在祖父和他两个儿子的配合下，当年即大规模地建造住宅。一年多工夫，建起了两个四合大院和一个两室一厨的小院子。很明显，两个大院是准备为两个儿子安家的；小院是祖父留作自己夫妇俩居住的。小院子相邻的一旁，有块土墙圈围的空地，是准备堆放柴草的地方。在建造房屋的同时，又在高价购买耕种土地。不到两年时间，就先后购置了十几亩耕地。第二年起，两个儿子都先后成了家，家里多了两个年轻的媳妇。一个是我未来的伯母，一个是将来的母亲。
　　祖父闯关东整整十二年，回到老家之后，赓即忙于修建住宅、购置土地和为两个儿子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匆匆又是十七、八年过去了，已成为一个十二口人的大家庭。清楚记得，我六岁的那年，我的同父母姐姐已经是十五岁，堂姐十六、大哥十四、二哥十二、三哥刚刚满十岁。我姐八岁的时候，我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祖母经常伤感地唠叨：“可不能绝后啊！”话不到一年，苍天就把我送进了这个家庭，满足了祖母的心愿。
　　1922年春，我六岁的时候，那时还是督军张宗昌统治着山东，苛捐杂税披头盖脸地涌进农村，名目之多难以说清。税吏每至我村，少不了首先进入我家。另外，盗匪横行、绑架勒索，这对像我们这样的富裕农户，更是最大的威胁。还有两妯娌一年到头的磕磕碰碰，也是在所难免。这些不利的情况，激起了祖父母要为两个儿子分家的念头。第一次找到族长提出这个突如其来的意见之后，族长沉默了一阵，发出一声叹息，还说了一句：“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分了也好”。就这样，一个十二口人的大家庭，不到一个月就分成了两家人。伯父人口多，分到了房间多的北大院，我们人口少，就住进了南院，祖父母搬进了西面紧邻的小院子。在迁搬的时候，我们兄弟四人哭抱在一团。姐妹俩也躲在自己的房里哭泣。我们四兄弟虽然出于两父两母，其实，比亲兄弟还要亲呢，特别是大哥和我。分家之后，我对二姐开始当作自己的亲姐姐改口喊“姐”，对堂姐依旧喊“大姐”。
　　分家第二年，我满七岁，进了初级小学一年级（当时初小是现在完全制小学的一至四年级，高小相当于现在完全制小学的五、六年级），这时，三哥十一岁，已经初小毕业进了高小一年级；二哥十三岁，是一个全家公认的顽童，初小毕业没有考上高小，早就失学了；大哥十五岁，头一年高小毕业后没有考取初中，就在家务农了；大姐十七岁，二姐十六岁，都一直在家里等待出嫁，根本没有读书的权力。但她们在出嫁之前作闺女的好几年中，倒跟大哥学了点文化，特别是我姐，识字之多，基本接近了初小毕业的水平。
　　大哥在读高小的两年中，一直和邻村一个名叫王良栋的同学同一个课桌，友情很好。毕业时全班（全校只有一个毕业班）只有王良栋一人考上了初中。在初中三年级时，他参加了共产党组织。以后曾先后改名为王伯平、王季平、王平一，后面我还要谈到他。
　　又是两年过去了，三哥高小毕业，报名参加本县城里的山东省立第十中学招生考试，结果落榜，没有考取。遂即远去济南报考私立正谊中学。这个学校乃私人创办，只要交了高额的学费即可入校，不存在考不考取。学校环境幽美，打开窗子就是微波荡漾的大明湖。其实，学校的教师水平、教学设施和教学质量，都是山东所属私立学校中第一流的。
　　1926年，堂姐二十岁，姐姐十九岁，由家庭包办婚姻，她俩都在同一年先后结婚出嫁了。堂姐嫁到本村一个富农家庭刘家，姐姐嫁到了邻村一个比较富裕的中农家庭。这家人成员单纯，除了公婆就是小两口儿了。姐姐比姐夫大三岁，农村有句谚语：“女大三，抱金砖”。照这个说法，姐姐她们的婚姻应该是终身幸福的了，而现实却不是完全如此。后面，我还要讲到他们的幸福生活和悲惨的结局。两个姐姐婚嫁之后，大哥二哥也都先后结了婚，都生有可爱的孩子。
　　姐姐和姐夫结婚的那年，姐夫刚满十六岁，正在本县城内省立第十中学读二年级。1926年正是大革命（1925─1927）浪潮冲击全国的岁月，作为一个初中二年级要求进步的学生，思想上已经明显偏左。那时，作为国民党也罢、共产党也罢，都是当时封建军阀势力所不容的。第二年春，姐姐婆家这个村庄的进步力量活动比较频繁，因而多家遭到搜查。凡有子女在外读书的人家，都是搜查的对象。就在姐姐家遭到搜查的一个小时之前，她把家里姐夫留存的书刊装了一个大包背回了我家。来人搜查的结果毫无所获。姐姐回去之后，我打开大包一看，原来都是一些书本。其中一本是《少年飘泊者》，“少年”嘛，我感到兴趣，把它取了出来；还有一本是《初中历年招生试题解答》，我也把它取了出来。其他我不感兴趣也看不懂，就不管它了。这本“试题解答”对我高小毕业后考取初中，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1928年，我还在读高小二年级，这年暑假即将面临毕业，毕业后何去何从，必须事先作出决定。读中学，即是公办学校，每学期也要缴纳三十多块大洋的学费，每月伙食费还必须预缴五元（多退少补）。这笔钱，对我们分家后缺少劳动力的小家庭难以筹措。父亲同我商量，不得不另作打算。这年四月下旬初，父亲拿出二元四角钱给我买了去济南的火车票，让我到正谊中学去找三哥，让他在济南为我打听并联系一个公费师范一类的学校。由于暑假尚未到来和时局吃紧，没有结果不说，却遇上了“五三惨案”，我被困在济南。
　　这次我去济南，是1928年4月下旬初，确凿是哪一天到达济南，已记不清楚。到达正谊中学之后，我和三哥一起住在他们学校的学生宿舍里。学校早已停课，绝大部份学生均已离校回家，街面店铺大都关门闭户，大街上行人稀少冷冷清清，处处感到阴森气息，听人说将要打仗。三哥埋怨我不该这个时候一个人跑来济南。4月27日晚上，学校老师要我们马上离开学校到城外去躲避。第二天28日一大早，三哥带我由大明湖侧绕道背街小巷，好容易将我送进了济南东郊的天主教堂暂时避难。办妥之后，他又转身去了城南的齐鲁大学。我看见教堂里已有很多难民，生活上受到教堂的照顾。
　　从军政条件来看，这时济南似乎已成“真空”的城市。日本帝国主义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出兵侵占济南。5月1 日，蒋介石的李延年部开进济南，日军公然开枪打死中国军民多人。5月3 日，日军在城区向我军发动全面进攻，蒋介石下令不准抵抗，并令所部立即撤出济南，形势突然紧张。这时，城区市民纷纷出逃，都想通过西门（普利门）出城到商埠区避难。商埠区是商业开发区，大都是外商开办的“洋行”，当时，对日军的威胁的居民来说，商埠是比较安全的。当逃难人流涌向普利门时，未料已被日军架起的数十挺机枪将普利门严密封锁，一片恐怖。人流向前涌动时，日军向群众开枪射击。紧急中，数千名群众被迫左转，涌进了顺城街向南逃命时，日军调转枪口追向街内人流，反复扫射达数十分钟之久，逃出者寥寥无几。在大规模屠杀市民的同时，日军到处强奸妇女、掳掠财物，连续数日不止。据事后官方统计，三天之内，日军共屠杀济南市民五千余人。
　　五月五日上午九点，教堂的神父举着一面教会手旗，带领着十多个齐鲁大学的教会学生和教堂人员进城巡视，三哥和我也随从其中。我们沿着院前大街（今改“泉城路”）向普利门走去，但见一路到处血迹斑斑，有的溅在墙上的血迹有一米多高。尚有数十处血迹溅在商店和住户的大门上，尸体已被移走。我们继续向普利门走去，看见城门口一带处处都是一片一片的血迹，几乎无法下脚。我们向左转走近顺城街口（后改为“五三街”），除街口死者尸体已被运走之外，街内尸体依然堆垒叠压，一眼望不见尽头。死者大都是妇女儿童，有的婴儿还被母亲紧紧抱在怀里。被压在下面的死者，仍被泡在血泊里。血腥气味伴着堆积的尸体，惨不忍睹！
　　事后得知，国民党政府山东特派外交员蔡公时在与日军谈判中，日军司令部强迫他在预先写好的“中国军队首先开枪射杀日军”的伪证上签字时，被蔡公时愤然拒绝。为此，蔡被日军割掉耳朵、鼻子，赓即与十七名外交人员一起被杀害。
　　济南“五三惨案”过后几天，市面逐渐平静下来，交通也恢复了正常，学校也准备复课。三哥暑假即将毕业，还得准备毕业考试和升学考试，我也得赶快回校上课。我回到家的时候，祖父祖母当着家人的面狠狠训斥了父亲，说，不该让孩子去济南。当我谈到济南惨案的情况时，一家人都为我和三哥捏一把汗。祖母忙去灶王神前贡上了三柱香，感谢神灵的保佑。当天下午，我就回校销假并到教室上课。
　　时代不同了，当时中国大革命在第三国际斯大林的错误政策对中国革命包办命令之下失败了，国民党蒋介石取得了政权。这种政治局面也反映在当时的各级学校里。记得是1927年的下学期，我还在高小这个母校读书的时候，有两个举足轻重的教师来到我校。一个是担任数学课的吴老师，另一个是担任三民主义和农业课的徐老师。吴老师是省立第十中学毕业的学生，思想进步，形态稳重，教学认真负责，深受全校师生的尊重和信任；徐老师是本校往届毕业的学生，只具高小学历。近期进入本县国民党县党部办的党训班学习了一个月，派来我校担任三民主义课程。由于任课课时不足定额，根据他的低学历便将农业课课时安在他的头上。徐老师很厉害，学生们谁都怕他，但背后都骂他。教农业课，将“播种”的“播”字读成“番”字，将“茄子”的“茄”读成“加”字。有个学生举手发问：“‘加子’是什么东西？吃不吃得？”徐老师回答不出来。有学生的家长作了统计，一本薄薄的农业课本，竟教错了二十多个字。这种情况，吴老师在老师们的耳旁确实作为笑料谈过。这话终于传到了徐老师的耳朵里。一天，在校长的办公室里，徐老师一把抓住吴老师的头发就开打，两个人扭成一团。徐先骂吴是“共产党龟孙子！”，吴回敬徐是“不学无术的党痞子！”吴老师小个头身体单薄，七百度的近视眼，哪里抵得住徐老师的进攻。校长把他们拉开之后，吴老师已被打得鼻青脸肿，眼镜也被打飞了，徐老师则若无其事。事后，学生当中也议论开了：“吴老师就是好嘛，徐老师是坏东西！”时代在斗争中前进，学校也受到这种浪潮的冲击。事隔不久，吴老师被县教育局一纸命令解除了教师职务，面对几百个学生的眼泪离开了学校，徐老师还是教他的三民主义。
　　济南正谊中学的三哥，本学期毕业后同时报考了山东省立第一高级中学。七月底，该校张榜公布录取名单，我三哥名落孙山。无可奈何！就此永远告别济南回到了家里。三哥一天没事，也不想就此投进家务和农活儿劳动，每天泡在村内母校高级小学里和老师们聊天。有时帮老师们改改作业，日子长了就在学校里代课，以后又转为正式聘用教师。三哥之所以能在这个母校立住脚，还有另外的原因。事情是这样的：那还是1927年，我在这个高小读书，学校必须添建教室和宿舍，但县里没有这笔拨款，遂在当地发起征募捐款。地方代表和校长特地登门前来求助。祖父想到我们孙辈几兄弟都是先后在本校读书的学生，也是一方广大农村培养人才的教育事业，当面承诺捐出仅有的五百元大洋。事后，校长率领全校教师和学生代表前来致谢，以后又受到县教育局的表扬。我永远忘不了祖父当时的那句话：“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有什么值得吝啬的”，当时，我的确在想，“爷爷真的没有钱了”。一次，祖父祖母在房里争吵，祖母哭哭啼啼地和祖父争论：“不该把这点仅有的钱全部捐给学校，总也该留点钱让小孙子日后读书”。这话我是亲自听到的。祖父说：“不是捐款老三能在学校工作吗？”
　　祖父看我读书心切，在校成绩一直又是名列前茅，一口承诺：“就是砸锅卖铁也得让老四读中学”。问题是中学收费很高，哪里来钱交学费？老三读书，连他母亲当年陪嫁的私房钱和值钱的东西也都统统榨干了。祖父母也曾当着全家的面前告诉过伯父和父亲，他手里没有钱了，这的确也是事实。大哥接话：“不管，到时考上了再说”。
　　这年，省立第十中学秋季招生，我校毕业生只考取了我和同班同学王乐经两人。校长亲自前来我家向祖父报喜。九月初就要开学了，压力最大的就是入学缴费问题。经过祖父、父亲、伯父还有哥嫂们，七拼八凑地凑足了六十五块钱。这笔钱包括了学费三十元，五个月预交伙食费二十五元，书、杂费七元，下余三元作为自购文具和零用。记得当时大哥还另外拿了两元塞在我的口袋里。这笔钱是两个家庭共同血汗的凝聚，也是全家无私的心意。尽管伯父、父亲已分家多年，但每逢难关和应急的重要事情，依旧像一家人一样。
　　八月底，学校即将开学，记得那天天气很好，我背了一个挎包，大哥背着我的行李和怀揣六十多块银元，送我到县城第十中学。大哥边走边讲述着这个古城的过去。他说，益都县城就是古九州岛之一的青州城。北城门外的北大桥相传是鲁班所修。一百数十米高的桥下是一条护城河，若不是这座大桥，古城就无法与北面的平原交通了。城墙的高度与坚固，在所有的古城之中可谓无与伦比。相传三国魏曹操之子曹植曾为官于此。省立第十中学就在这座古城的城内西南一隅。
　　我们来到学校，但见校内校外古柏参天交相掩映，别有意境。当时尚未开课，师生进进出出各有风貌。学生们的头发个个蓬松零乱，长衫过膝就像捆在身上一般。老师们个个西装毕挺，而裤脚则扫地而行，经与地面磨损，裤脚已破烂不堪。大哥告诉我，这是当今新的革命风尚，也叫做浪漫主义。当时，我对这些一无所知，也无法理解。从学生们的服饰和风貌看，相比之下自惭形秽，何况自己又是一个土里土气的光头，多么不合时宜。交费和安排住处之后，大哥便匆匆回去，我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