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让罢工成功，最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工会领导层。工人渴求一个坚定、勇敢的领导层，正如沙漠中的旅人渴求水一样。工人反资斗争的性质，决定了这种斗争中必须要有集中，要有纪律，而这种斗争的现状也提出了对集中和纪律的要求，对集中和纪律的要求也包括把巨大的权力交给工会领导。（因为）不可能先让全体工人开会投票表决之后，再决定进行阶级战争。
工人的组织就跟军队一样，要由一个能干的总参谋部来领导。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会用种种政治性的、经济性的、爱国主义的、宗教的骗局来蒙蔽工人，这些骗局对工人具有致命的危害，它们能通过种种方式误导工人，使工人沦为悲惨的牺牲品。因此，非常需要建立一个诚实的、能与工人群众密切结合的、十分能干的领导层，这个领导层必须能够在罢工期间给工人提供思想上的和组织上的正确指导。
领导层的问题分两方面来讲，这个问题中的主要方面，是集体领导的问题，次要方面则是个人领导的问题。我们下面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1、个人领导
当代工会领导都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他们无色无味、没精打采，终日庸碌无为，都是一帮迂腐无趣的无能官僚。他们身上几乎没有一丝理想主义的影子，更看不到真正的无产阶级战斗精神。他们无法从群众中得到一点启发、激励和鼓舞。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是不配领导美国工人阶级进行当前的伟大斗争的。因为他们已和资本主义制度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事实上已经沦为工人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他们贪污腐化，浑身上下散发着小资产阶级的自私的臭气。
我们在制定罢工策略时，得把这种只会把工人引上绝路的领导赶走，培养出一批奋勇争先、敢于斗争的领导人。这样的领导人必须具有鼓动群众、激发群众的斗争精神的能力。他们得是真诚、勇敢、足智多谋的人，尤其要真诚、勇敢。再没有谁能比忠诚、勇敢的领袖更能鼓舞、激励工人了。记住，为什么亚历山大·霍瓦特[1]那么受矿工拥戴？就是因为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坚定地维护矿工的利益，尽管这样的领袖也可能会犯许多错误，但工人群众仍然愿意相信他们、追随他们。
可是在培养富有战斗性的战士的工作中，却出现了一种危险的倾向：正处于萌芽阶段的左翼工会领导人很容易迷失在日常琐碎工作里，而忽视了接受理论训练的必要性。必须不惜代价来纠正这种倾向。只有能理解和运用马列主义原则的人，才有可能成为最优秀的工会领袖。
在未来，左翼肩负着许多重大的任务，其中一项主要任务就是把现在还没有参加工会的工人发动起来，领导他们参加反抗老板的战斗。而要在未参加工会的群众中开展工作，其关键就在于个人领导。领导参加工会组织很久的、训练有素的工人进行罢工，跟领导未参加过工会的工人进行罢工，是很不一样的。
在前一种情况下，工人更希望由组织、而不是由个人领导来进行罢工（尽管最近本·戈尔德[2]在纽约皮毛工人中间声名鹊起，再次说明了即使在死板守旧的工会里，富有斗争精神的、充满活力的领导人也能具有强大的力量）。但是未参加过工会的工人进行罢工时，因为他们没受过罢工的训练，也没有罢工的经验，所以他们更希望能从运动的领袖那里获得鼓励和指导，而不是去向他们弱小的工会小组寻求鼓励和指导。
未参加过工会的工人往往会把希望、热情和斗争精神都寄托在某个具体的人身上。帕塞克罢工中的维斯波德[3]，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如果那个领导运动的人并不具备当一个真正领袖的能力的话，悲剧就会发生。在（领导）未参加过工会的工人的斗争时，必须时刻记住这种倾向。
左翼必须谨慎地培养强大、积极的领导人，这样的领导人要具有在斗争中激励未参加过工会组织的群众的能力。对于培养最优秀的此类个人领导的问题，我们必须保持密切关注。
2、集体领导
行之有效的罢工策略中，不光要有强有力的个人领导，更要有一个坚定的、组织得当的领导集体。无论是正在进行某一具体罢工的左翼，或是试图对某次罢工的总过程发挥影响的、处于少数派地位的左翼，都必须同工会教育同盟或其他各种左翼组织联合起来，为罢工提供救济，保护罢工，并且要同所有富有斗争精神的群体联合组成一个有效的领导集体，这样才能组织一次真正的斗争。
当然，这需要在罢工之前就建立起初步的组织。有组织的左翼必须成为罢工的中坚力量。在罢工斗争中，左翼肩负着教育、激励、鼓动群众的工作，肩负着同一切内外敌人斗争的工作，还要承担大量的具体琐碎工作。
有组织的左翼，必须对罢工的领导层进行科学的研究，并学会运用罢工领导层。必须仔细地研究每一次群众性罢工或其他工人运动，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左翼提出的罢工政策，应当是勇敢的、富有战斗性的、灵活机动的。左翼必须学会如何在罢工前、罢工中、罢工后为夺取工会的领导权而斗争。应该持续不懈地进行工作，争取建立一个富有活力的、能干的工会领导层，这个领导层一方面要能剔除那些只想在工会办公室里混饭吃的投机分子，另一方面也要抵御那种不分青红皂白、把所有工会干部都当成寄生虫和贪污犯的极左倾向。
世界产业工会编出了一套谬论，胡说什么工人不需要领导、工会干部最多只能干一届等等，必须要同这类无政府主义思想作斗争，这类思想极大地妨碍了真正的工会领导层的培养。许多产业和工厂都已经到了罢工的前夜，但它们还没有产生出有能力领导即将来临的罢工的领导人，必须把战士部署到那些地方去。
必须学会实施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在罢工中，既要保持对罢工的牢固控制，维持铁的纪律，同时又要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确保群众对每个决定的支持。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来看，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能做到这一点的有组织左翼领导层，就能像一个真正的总参谋部那样工作，考虑和解决它面临的各种问题。
3、与右翼作斗争
从思想方面和组织方面来看，目前绝大多数工会领导形成了一个特定的集团，一台控制工人运动的保守机器。他们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执行富有进攻性的、行之有效的罢工策略。他们是一帮腐败无能的反动派。他们脑子里想的，不是把工会建设成战斗的组织，而是根据巴尔的摩—俄亥俄方案及类似的计划，把工会缩减成驱使工人加快劳动，帮资本家们多赚利润的工具。而社会党的工会领袖们也只比古板的冈帕斯[4]派略好那么一点。（工会内的）官僚阶层是倾向于放弃罢工这件武器的。
反动的工会领导层正越来越多地证明自己无力领导工人斗争。他们不能把未参加工会的工人组织起来，不能成功地组织罢工。他们叛卖了每一次真正反抗老板的斗争。在他们领导下，工会运动输掉了一次又一次罢工，工会的会员减少了、士气低落了，而在老板们步步紧逼之下，工人一退再退。
真正的罢工策略，必须要能成功地击败这帮无耻又无能的领导，换上富有战斗性的左翼领导。这就意味着：有组织的左翼，必须在罢工前、罢工中、罢工后，都要同有组织的右翼进行争夺一切控制权的斗争。这种斗争的形式是混乱而又模糊的，它的困难是最大的。关于如何进行这种斗争，得在左翼的整个罢工策略中用上整整一章来讨论。在这里，我们只简短地谈谈在罢工中如何进行这种斗争。
一种危险的错误观点
首先，我们要抛弃那种认为在罢工中左翼既不能也不该同右翼斗争的错误观点。左翼里有些人声称“工人不能同时在两条战线上开战”，他们已经成了这种错误认识的牺牲品。他们认为，“同时在两条战线上开战”，就是说同时反对老板和右翼，因此当同老板作斗争时，他们拒绝同反动的工会官僚作斗争，而当同反动的官僚作斗争时，他们就拒绝同老板作斗争。
这些工人犯了严重的错误，错就错在他们没有认识到：在同敢于造反的工人群众及有组织的左翼斗争时，老板和右翼官僚其实是一伙的。如果要说工人同老板和右翼官僚的斗争是两线作战的话，那么两线的战斗其实都是在跟老板打。比方说，在纺织行业里，当左翼同反动的工会干部发生暴力冲突时，反动干部肯定会叫老板来帮他们，把那些敢于斗争的工人列入黑名单。
矿工工会、机械工会和其他许多工会里的官僚阶层用的是同一套战术。出于同样的原因，当罢工发生时，老板们总是要依靠右翼工会官僚的积极支持，官僚反对群众的“无理”要求。在罢工中，右翼官僚的叛卖确实是最大的危险，所以要最巧妙、最坚决地同他们作斗争。托马斯[5]在英国总罢工中的背叛就说明了这一点。在罢工中，同右翼的斗争一失败，就意味着给右翼背叛工人打开了方便之门。
在罢工中，左翼必须时刻提防右翼，要谨慎、巧妙地揭露右翼的阴谋诡计。在目前的纽约衣帽工人罢工中，非常需要做到这一点，因为右翼正在进行一套虚伪的计划，他们用革命的语句对群众进行宣传，并提出了远比正在控制罢工的左翼更加激进的要求，另一方面却偷偷地削弱罢工、并企图达成叛卖性的协议。“不能两线作战”的看法是一种危险的错误观点，富有战斗性的罢工策略中绝不能有这种观点的容身之地。
右翼的策略，就是瓦解所有针对老板的、富有战斗性的攻势，把这些攻势削减到阶级合作的范围内。左翼的策略必须不顾右翼的反对，使斗争变得更有战斗性。
右翼分子对罢工的破坏，可以通过多种迹象看出来。首先，我们先看看，对那些由左翼控制的独立工会领导的罢工，他们持什么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会无所不用其极地背叛的。就拿世界产业工会领导的劳伦斯罢工来说吧，在这场历史性的斗争中，纺织工人联合会（United Textile Workers）的头目们没有半点犹豫，就把工贼派给老板，帮助老板破坏罢工。再拿最近的帕塞克纺织工人罢工来说吧，这是美国工人（运动）史上最艰苦的罢工。但是美国劳联的头目们公开站到老板们一边痛斥罢工，以“双重工会主义”为借口指责这次罢工。他们在为罢工募集救济款的工作中搞破坏，还企图打击罢工工人的士气。
在这种情况下，左翼必须谨慎地使用策略，不给别人留下“双重工会主义”的口实，办法就是加入劳联。在帕塞克罢工中，领导罢工的工会在斗争中加入了劳联，迫使劳联不得不公开支持这次罢工，而在此之前的七个月里，劳联一直在无耻地破坏这次罢工。但在进行加入劳联的工作时，左翼必须小心地维持自己对罢工群众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控制，并提防右翼的叛卖阴谋，因为如果阴谋得逞，左翼是要对工人负责的。如果能有一个机智灵活、坚决果断的左翼领导层的话，这是能做到的。
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工会里，处于少数派地位的左翼，或对工会机关的控制比较弱的左翼，同右翼的斗争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右翼工会领导层的总方针，就是要利用自己对工会的控制，来削弱工人的斗志，在谈判桌上出卖工人。因此，在有组织的工会里，左翼在罢工中的方针，就必须要鼓舞群众去斗争，还要通过发动群众反抗反动领导层的办法，阻止反动领导层在谈判协议中出卖群众。
在1922年的全国烟煤矿工罢工中，这一方针在伊利诺伊州被证明是成功的。当时工会正在绝望地战斗，争取达成全国性协议。就在这个紧急关头，当罢工命悬一线的时候，伊利诺伊州工会主席法林顿（Farrington）——他后来公开为矿主效劳——宣称他将为伊利诺伊州矿工达成州协议。
如果他得逞了，罢工就会被破坏。但左翼在整个州召开了一系列罢工群众大会，唤醒了工会会员，使得法林顿的叛卖没有得逞。这一举动，把工会从覆没的危险中拯救了出来。假如伊利诺伊州矿工中的左翼信奉“不能两线作战”理论的话，那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呢？
发动会员群众
在最近的纽约毛皮工人罢工中，左翼挫败了右翼的叛卖阴谋，就是成功发动工会会员群众的一个例子。实际上领导这次罢工的当地联合委员会，是由以本·戈尔德为首的左翼控制着，但国际妇女服装工会的机关却被右翼控制着[6]。罢工从头到尾都遭到了国际妇女服装工会头目沙克特曼（Schactman）的破坏。沙克特曼最后以为发出致命一击的时候到了，就跟劳联主席格林（Green）密切合作，同老板们达成了临时协议，即著名的“八点协议”。
但左翼领导层拒绝接受这个协议，他们发动罢工工人反对这个协议，并继续进行斗争，直到达成更好的协议。这是大反动派格林的重大失败。在劳联高级官僚内，有一些人是格林的强劲对手，他们利用这一事件反对格林，宣称格林严重危害了劳联，因为他竟然如此拙劣地被共产党工会领袖戈尔德击败了。
如果（右翼领导同老板）达成叛卖性的协议的危险已经非常明显，非常严重，那么左翼的战略家们就必须坚决地保卫罢工，坚定地同右翼斗争；而当群众已经群情激愤、右翼领导却拒绝发动群众进行斗争时，左翼也必须同右翼斗争。
与之相关的有两个失败的例子：1922年铁路工人兄弟会的领导没有成功发动他们的群众响应铁路车间机械工的罢工；还有在1925年，路易斯[7]没能成功号召烟煤矿工起来支援无烟煤矿工的罢工。这两次失败都是灾难性的，总的来说都是对工人的背叛。在前者中，伟大的车间工人罢工失败了，而铁路工会运动的脊梁骨也被打断了；在后者中，由于矿工工会烟煤矿工分部的瓦解，使得矿工工会的生存都成了问题。
逼迫右翼采取行动
在这种危险的局面中，左翼战略家必须找出方法和手段，通过发动会员群众反对右翼领导，来迫使右翼领导采取行动。这是对我们的罢工策略的真正考验，当左翼仅仅是一个小组织的时候更是如此。在过去，碰上这种情况时，人们往往求助于未获授权的罢工（又叫“非法”罢工），或向双重工会主义求助。
有时候，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经过仔细考虑状况之后，未获授权的群众罢工也有可能成功，但在美国工人运动史上，这种罢工绝大多数都失败了。每当罢工群众的情绪沸腾到足以号召发动一次有效的非法罢工时，这种沸腾的情绪都应该被更好地利用，引导群众通过正规的工会内途径，迫使工会组织采取行动。
有个与此相关的例子，就是1920年铁路扳道工的所谓“非法”罢工，这次罢工让全国大部分地方的铁路运输彻底瘫痪。这次不幸的全国性斗争中，工人的造反情绪极度高涨，如果能得到左翼的机智灵活的指导，这次运动是有可能迫使铁路工人兄弟会正式投入行动、并有可能赶走一大批官僚的。但领导这次“非法”罢工的人，却受到了双重工会主义乌托邦的错误影响，结果这次伟大的运动遭到了致命的失败。
在即将到来的春天里，左翼反对矿工工会中的右翼的策略将受到严峻的考验。左翼的任务，将是迫使路易斯向所有烟煤矿工发出号召，然后迫使他们坚持到达成胜利的协议、并使这个协议得到确保为止。在斗争中的每一步，左翼都必须击败约翰·路易斯手下的工会机关，他手下的机关是美国工人运动中最残忍、最腐朽的官僚机构。
[1]：亚历山大·霍瓦特（Alexander Howat），1876年生于苏格兰，三岁时随父母移民美国。他长期担任美国矿工联合会（United Mine Workers of America）第十四区分会主席。
[2]：本·戈尔德（Ben Gold），全名本杰明·戈尔德（Benjamin Gold, 1898年9月8日——1985年7月24日），青年时就积极投身工人运动，1919年当选为纽约毛皮工人联合委员会（New York Furriers’ Joint Board）委员，同年九月加入共产主义工人党（Communist Labor Party，该党后来与美国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America]合并）。1926年时他积极领导了多次纽约毛皮工人罢工。1937年至1955年间任国际毛皮与皮革工会（International Fur and Leather Workers Union）主席。
[3]：阿尔伯特·维斯波德（Albert Weisbord，1900——1977），工人运动组织者，1926年曾领导帕塞克纺织工人罢工。早年曾加入美国共产党（American Communist Party），1931年退党，组建共产主义斗争同盟（Communist League of Struggle），这个组织自称赞同国际左翼反对派的政策，但却从未加入过第四国际。二战爆发后，他支持美国参战。
[4]：塞缪尔·冈帕斯（Samuel Gompers，1850年1月27日——1924年12月13日），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美国劳联的创建者，1886年至1894年间及1895年至1924年间任美国劳联主席。他鼓吹行业工会主义、鼓吹劳资和谐，反对建立产业工会，在一战期间积极支持美国政府参战，并协助政府扑灭罢工。他是美国劳联的保守官僚的总代表。
[5]：詹姆斯·亨利·托马斯（James Henry Thomas，1874年10月3日——1949年1月21日），英国工会官僚，1926年英国总罢工中担任工会大会总理事会委员，负责与政府谈判，他在谈判中无耻地出卖了罢工。
[6]：这次罢工名义上是由国际妇女服装工会领导的，但实际上领导这次罢工的是隶属于该工会的纽约联合委员会。
[7]：约翰·卢埃林·路易斯（John Llewellyn Lewis，1880年2月12日——1969年6月11日），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1920年至1960年间任美国矿工联合会（United Mine Workers of America）主席，三十年代中期组建了产业组织大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简称产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