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拉丁美洲的革命和独裁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廉·福斯特 -> 《美洲政治史纲》（1951）

第十八章拉丁美洲的革命和独裁者

↘早期的独裁者
↘第二批独裁者
↘当代的独裁者
↘“考迪罗主义”的本质
↘巴西统治阶级的控制方法
↘美国的资产阶级独裁制

　　自从独立战争后在拉了美洲各国历史上所产生的“革命”和独裁政体，系由于这些国家在政治方面根本的动荡不宁。在国家工业化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大地主的统治向来是不稳的。然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也薄弱，因而缺乏政治力量和革命精神去推翻大地主的统治。结果就造成了动荡的局势，不时爆发反抗和内战，有时是由于地主发动反动的攻势，而常常则是由于劳动群众的革命发动。

　　拉丁美洲的人民群众——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由于处在残酷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下，并被剥夺了一切自由，长时期以来本质上就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人士也经常表现了革命的倾向。许多年以来，人民群众不断地进行斗争，企图推翻大地主的势力，以实现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任务。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于一八一〇——一八二六年的独立斗争时期，然而在该期间内并未完成。直到二十世纪初叶，这些运动主要是由小资产阶级团体领导的，而担负着大部分战斗任务的则是农民。从二十世纪初起工人开始肩负起更多的领导任务。至于与地主和帝国主义者有密切联系并害怕无产阶级的资本家，则越来越不成其为革命的力量了。

　　拉丁美洲的人民曾经一再对根深蒂固的地主剥削阶级进行过革命斗争。由于人民被剥夺了表现思想的民主方式，因而即使是有关次要问题的斗争，也往往发展为武装斗争。此外，主要是由农民所组成的军队，也经常有一部分加入人民的革命。然而这些革命在为人民取得了部分利益、并且在若干地区削弱了土地垄断制以后，大都没有实现其主要的革命目的；革命的目的（有时是自觉的，有时是不自觉的）在于完全推翻大地主的统治。

　　这些武装斗争终于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工业发展薄弱的情况下，革命阶级在政治上尚未成熟——缺少适当的组织、受过锻炼的领导和明确的纲领。只有墨西哥的劳动人民在一九一〇年的革命斗争中获得了成功，给了地主沉重的打击。武装革命的不时爆发，而又经常遭受失败，为拉丁美洲所谓“考迪罗主义”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考迪罗主义”是一种反动独裁者的统治制度，他们通过暴力而夺得政权，同时也是利用暴力来维持其统治，虽则有些“考迪罗”*最初也是自由主义者。

*考迪罗的西班牙文的原意是领袖。

　　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结束后的一百二十五年中，拉丁美洲各国，尤其是先前西班牙各殖民地，经历了许多“革命”和独裁政权；巴西则发展了其特殊的独裁方式。在西班牙语地区，确是发生过数百次武装起义。所谓骑士或“考迪罗”就是在这些起义中出现的。他们往往是反动的，残酷地统治了或长或短的一段时期。“这些国家出现了那么多的独裁者，以致它们的历史大部分都是这些狂妄自大人物的传记。”^[1]这种“考迪罗主义”是拉丁美洲独有的现象，而为其他各地所没有的。

　　从以下的例子可以看出“考迪罗主义”的发展是多么普遍和继续不断的。乌拉圭在获得独立后的头七十五年中，即处在混乱和“考迪罗主义”的骚扰状态中。玻利维亚在七十四年中共发生过六十次“革命”；委内瑞拉在七十年中有过五十次起义，巴拿马在五十年中发生过五十四次起义；哥伦比亚在头七十年中爆发过二十七次内战；厄瓜多尔在一九三一至一九四五年间更换过十三次政府，在这时期以前也换过许多次；巴拉圭自从成为一个独立国后发生过一百多次革命；中美各国也有过数十次革命和“考迪罗”；秘鲁在它成为一个独立国后的头一百年中更换过五十多个总统^[2]；“墨西哥在十九世纪中的七十二个政府，只有十二个表面上还算是合法产生的。”^[3]

　　拉丁美洲的独裁者都是草拟宪法的能手，在民族独立战争结束后的动荡年代中，这些国家所颁布的宪法之多，令人难以相信。以下只是几个例子：委内瑞拉在一百年中重写了十五次宪法；自从一八八九年，厄瓜多尔颁布过新宪法十三次，玻利维亚十次，巴西四次。自从一八一〇年以来，拉丁美洲二十个国家至少颁布过一百二十五次新宪法。对于这些国家的一般趋向，玻利瓦尔曾经这样说：“宪法形同废纸，选举是格斗，自由即无政府状态。”^[4]“无论何处的宪法都没有这样精制——同时也没有这样不被遵守。”^[5]

早期的独裁者

　　远在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战争时期，拉丁美洲各国走向“考迪罗”式独裁制的趋势已经很明显。在战争时期，“北方的解放者”、主张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的杰出代表西门·玻利瓦尔做了大哥伦比亚（包括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秘鲁和玻利维亚的独裁者。另一位主张强有力的行政权力的人、“南方的解放者”约瑟·圣玛丁也是秘鲁的战时独裁者，他是在玻利瓦尔统治秘鲁的前一个时期执政的。

　　玻利瓦尔和圣玛丁二人都不以为他们成为独裁者只是战争时期的一种紧急措施。相反地，二人均认为在战争期间以及战后的混乱状态下，独裁制度应为拉丁美洲诸国唯一的政体。玻利瓦尔在一八一五年发表的著名的牙买加信札中说：“由群众掌握政权的制度，不但对我们是无益的，而且会使我们灭亡。”^[6]他建议成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总统实际上即独裁者，由一批监察官监督着政府，选民数日则严格地限于被认为有资格投票的富裕集团。圣玛丁是一位更加强调中央集权制度者。他是君主政体主义者，和其他领袖一样，他害怕群众的革命精神。玻利瓦尔和圣玛丁二人都表示对民主制度感到幻灭。圣玛丁后来突然辞职，离开秘鲁前往欧洲，在抑郁中度其残年；玻利瓦尔的威望消失得很快，他在四十七岁将死时说，他所做的工作无异于徒劳地“耕种海洋”。

　　拉丁美洲诸国的民族独立战争胜利地结束后，革命的领袖大部分都做了新政府的首长，大多数是以军事独裁者的姿态出现的。战争结束后，前西班牙所属美洲诸国的情况至为混乱。在西班牙的强力统治被推翻之后，庞大的殖民制度趋于四分五裂。在类似边陲未开发的情况下，交通运输设施几乎完全付之阙如，再加上连一点政府的影子也没有，孤立主义和地方分权的趋向乃得以发展。因此，“考迪罗”和军事冒险家彼此进行着殊死的斗争，以夺取政权。开于战后初期在阿根廷所进行的这种斗争的激烈性，克罗说：“每一地区都在一个‘考迪罗’统治之下，而每一个‘考迪罗’又都是至高无上的。地区与地区间的血腥战争成为了每日的生活规律。持带着长矛大刀和短刀的凶猛牧民，活像一群猛虎，互相残杀。被俘者则像野兽一样被割裂喉管。假若一个‘考迪罗’被俘，他的头会被砍掉，置于长竿上放在最近的城内示众。”^[7]

　　这种混乱状态，在革命的南美洲西班牙语地区几乎到处都是，从而使解放战争中的将军和其他领袖得以掌握政权，并以独裁者的姿态出现；有的施行了仁政，有的则施行了虐政。有时他们是经过选举而执政的，然而往往他们是通过叛乱而掌握了政权。他们一旦执政，既无视既有宪法（大部系抄袭美国的，有时也抄袭法国、希腊和罗马的），或者修改既有宪法，以适合他们自己的需要。立法机关则常常被降为唯唯诺诺的机构。

　　以下数例足以表示这些军事独裁者的一般模型。在墨西哥有伊脱比特将军，如果不能说他是革命运动的实际领导者，至少他是墨西哥解放运动名义上的领袖。他在一八二二年宣布自己为墨西哥皇帝。一八二四年他被处以死刑。数年以后，约在一八三四年，圣达亚那将军继之而起，他断断续续地掌握着墨西哥政权，直到一八五五年他被迫逃往国外时为止。在阿根廷，革命战争结束后，内部混乱斗争跟着爆发了。这些混乱斗争中出现了胡安·麦纽埃·德·罗萨斯将军，他是拉丁美洲最著名的独裁者之一。他做了一期总统后，又于一八三五年再度当选。他一道保持着政权，到一八五二年才被武力推翻。罗萨斯主要依靠布满全国的秘密警察来维持他的统治地位。据说他至少暗杀和判处了二万五千个反对他的人以死刑。毗连的乌拉圭在同一时间内也有独裁者，如阿的加斯和李维拉之流的战后军事总统和领袖。智利也有数位革命军事独裁者。智利的“国父”伯纳道·窝希琴斯以“最高独裁者”的称号在战时统治着智利，直到一八二三年才被迫辞职。继窝希琴斯之后的是一系列的智利独裁者，在这期间最著名的是第埃哥·波达里斯。他的掌政期间是从一八三〇年至一八三七年，该年他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而被枪决。在巴拉圭，革命战争结束后出现了臭名昭彰、自称为“至高无上”的约瑟·加斯派·罗德里圭兹·佛兰西亚。他一直抓住政权达二十六年之久——从一八一四至一八四〇年。佛兰西亚是连续统治着巴拉圭六十年的三个著名独裁者的第一个。在民族解放战争结束后的期间，在秘鲁、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出现了一系列的军事独裁者，多半是革命军队的将军。在这些南美洲北部国家的独裁者中，较出名的有统治委内瑞拉三十年的倍兹将军（他曾想拥戴玻利瓦尔做皇帝），玻利维亚的苏克烈将军和散坦德将军，危地马拉的沙拉萨尔将军，厄瓜多尔的佛罗勒斯将军，和秘鲁的圣地·克鲁兹将军。正如前面所说的，在西班牙和法国的属地圣多明各（海地）岛上，在一八〇四年以后的数十年中，革命的将军如德萨林纳、克里斯多佛、毕兴、鲍叶、苏鲁克等等，成功地使自己成为了皇帝、国王或独裁者。

　　上面所列举的“考迪罗”，有些是自由主义者，或者在他们的政策上有些自由主义的表现。乌拉圭的阿的加斯和智利的窝希琴斯都是爱国主义者，他们的政府含有民主的成分。若干独裁者曾对国内具有悠久历史的军人派系展开斗争；另外又有些独裁者则与教会搏斗，例如统治了巴拉圭达二十五年以上的佛兰西亚。他曾经坚强地反抗梵蒂冈的势力，因而遭受全世界教会人士的斥责。然而大多数“考迪罗”，不管当初他们如何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他们一掌握政权都立即或者终于变为彻头彻尾反动的。

第二批独裁者

　　玻利瓦尔的部下控制着南美洲的生活几乎达半个世纪之久^[8]。一八一〇至一八二六年的革命战争结束后，延续了多年的军事独裁也随着终结了。然而独裁者所带来的祸害——他们的政变和暴虐——并未在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语国家中消灭。在“革命”将军独裁的时代结束以后，在许多国家中，如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等国的政府，在某些时期是按时选出的，并且按照各该国的宪法实行其职权。虽然如此，“考迪罗”从未退出过政治舞台。从十九世纪中叶至末叶的年代中，虽然“革命”将军的独裁制度逐渐地退出政治舞台，新起的暴君却以暴力和不民主的方式继续统治着，有些是美洲历史上最暴虐的统治者。南美洲西班牙语国家都遭受这些“考迪罗”的蹂躏。这个时期共有数十个类似的跋扈的独裁者，以下仅举出几个比较特出的。

　　在这数十年中，巴拉圭出了两个劣绩昭著的独裁者，即罗贝兹父子。他们父子两人在佛兰西亚之后，从一八四五至一八七〇年以铁腕统治着巴拉圭。在一八六五至一八七〇年的恐怖战争中，小罗贝兹把国家引上了毁灭之途。在同一期间内，阿根廷也发生过许多内战和起义；若干独裁者和“强有力的总统”统治着阿根廷，其中有自一八五二至一八六一年执政的乌尔奎萨，和自一八六一至一八六八年执政的米特。从革命战争时起至十九世纪末年止，乌拉圭经历了一系列的“革命”和小独裁者统治的痛苦时期。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独裁者就是维南修·佛罗勒斯。除了当中曾经中断过很短的几段时期以外，佛罗勒斯曾在一八五三至一八六八年间统治着乌拉圭。一九〇三年以后，乌拉圭进入了一段比较安定的时期，并延续了一代之久。从革命战争时起至十九世纪末年止，智利也产生了一些典型的独裁者，如五十年代的蒙特和八十年代的巴尔马西达，在波利维亚，独裁者中最臭名昭彰之一就是马利阿诺·麦尔加勒约。在暴虐的程度上，他足以与罗萨斯和罗贝兹父子并列。他通过叛乱而夺得政权，从一八六四至一八七一年罪恶地统治着玻利维亚，但终于遇刺而死。

　　在这个时期，南美洲北部也有许多独裁者和“革命”。在厄瓜多尔的许多暴君中，最出名的一个是加夏亚·摩伦诺。在他开始统治时，他是被选举为总统的；然而从一八六一年起几乎继续不断地延到一八七五年，他自己选举自己为总统。正如其他暴君一样，他极力维护教会。他以高压的统治方式维持其总统地位，直到他被暗杀时为止。在十九世纪末年以前，哥伦比亚也有许多独裁者，莫斯奎拉将军是其中之一。他夺得政权后，从一八六一年起，一直统治到一八六七年。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也是反对教会的少数独裁者之一；他压制耶稣会教士的活动并封闭修道院。这个时期的秘鲁；也是一系列的独裁者的历史，其中最特出的一个是雷蒙·卡斯底洛。从一八四四至一八六〇年，他或者是总统，或者以非正式的领袖身份统治着秘鲁。委内瑞拉也有它的独裁者，古兹曼·布兰柯是其中之一。他从一八三至一八八八年统治着委内瑞拉。继他而起的是约阿奎恩·克勒斯伯。他统治了六年之久。之后是劣绩昭著的西布里阿诺·加斯特罗，他前后统治了九年之久。

　　在同一期间内，中美洲的“革命”和独裁者也特别多。尼加拉瓜、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巴拿马、危地马拉和哥斯达黎加的历史充满了以暴力夺取政权的人物的纪录。这些独裁者取得政权后，则竭尽其力以维持其地位，直到被暗杀或被另一次“革命”推翻时为止。其中的一个典型统治者即危地马拉的极权统治者拉斐尔·加勒拉。他从一八三八至一八六五年统治着危地马拉。他是一个极端反动者，取得政权后，他立即设法使自己被选举为终身统治者。奇怪的是他居然能得到善终。中美洲各国很不幸地都受着加勒拉一类独裁者的统治。墨西哥也产生了许多独裁者，其中最出名的是波菲里奥·狄亚士。他是在一八七六年以武装暴动夺得政权的。除了从一八八〇至一八八四年的短时期以外，狄亚士统治了墨西哥达三十四年之久，直到一九一年为止。他比南美洲任何独裁者的统治年限都更长久。他是以叛乱而取得政权的，同时他也是因叛乱而被推翻的。以后讲到墨西哥革命时，我们将再提到这个独裁者。

当代的独裁者

　　一九〇〇年以后南美洲的近代独裁者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使他们区别于早期的独裁者。这些近代独裁者中的大多数，包括巴西的在内，都具有下列特点：（一）他们都或多或少的是美国或英国帝国主义者的傀儡；（二）他们都具有绝对的法西斯倾向。在后面数章内将广泛地论及这些方面，现在仅列举一些帝国主义和法西斯倾向嚣张时代的典型独裁者，因而从拉丁美洲的“革命”和独裁者的普遍现象、以及从“考迪罗主义”的总的方面，得出一些结论。

　　拉丁美洲许多历史学家，尤其是一九三五年以后的历史学家辩论说；独裁者和以暴力夺取政权的时期，几乎已在拉丁美洲绝迹，他们并说若干比较重要的国家终于安定下来、实行了立宪民主制。他们列举出拉丁美洲的“白种人”国家，如阿根廷、乌拉圭和智利以及比较“民主”的国家，如上述三国，再加上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和少数其他国家，认为这些国家不再受“考迪罗主义”的侵袭。然而很明显，这样的估计是错误的。一般地说，拉丁美洲诸国，包括所谓“白种人”和“民主”的国家在内，仍然处在政变和独裁者的威胁之下，后来又有凶恶的帝国主义傀儡和法西斯分子的恐怖。

　　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区域近数十年来出了许多这种新的、由帝国主义唆使的“革命”和独裁者。巴拿马在美国直接鼓动之下，于一九〇三年发生了一次“革命”，因而使美国的傀儡麦纽埃·阿马道·格勒罗掌握了政权。在过去五十年中，巴拿马几乎发生过六十次类似的革命。英美帝国主义的另一傀儡独裁者是胡安·维生特·戈麦斯，他从一九〇八至一九三五年统治着委内瑞拉。戈麦斯惯于将他的政敌吊在肉钩上。他从石油业勒索巨款，致私人财产竟达三千万美元之多。他是西半球最大的地主。在美帝国主义者轻视地称为“香蕉共和国”的中美洲诸国，由美国赞助的傀儡独裁者一个接一个地霸占着政治舞台。在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五年期间，海地共有过七个总统，后来继任的总统为数亦甚多。多米尼加共和国出了一个血腥的统治者特鲁希约将军，他因为受到美国的宠爱，从一九三〇年起到本书作者现在执笔时仍然维持着其统治地位。古巴产生了马查多将军，这个所谓“自由主义者”是美帝国主义的一个工具，他是在一九二四年的“革命”后上台的。他常常把政敌投入哈瓦那海港，作为鲨鱼的食物。一九三三年古巴发生武装政变把他推翻。

　　在南美洲南部所谓不受“考迪罗主义”袭扰的国家中,最近也有许多凶恶的独裁者掌握了政权。被认为真正民主的国家阿根廷于一九三〇年产生了反动的独裁者约斯·乌希布罗。现在阿根廷则由所有独裁者中最恐怖的一个统治着。这位独裁者就是胡安·庇隆将军。智利是另一个被认为未受“考迪罗主义”困扰的国家，现任总统盖布里尔·龚柴里斯·魏地拉的政府，表现了极端独裁的、帝国主义傀儡的和法西斯的倾向。同样地，在过去十五年中，巴西也产生了两个倾向于法西斯主义的独裁者盖都里奥·瓦加斯和恩里哥·盖斯巴尔·杜特拉。

　　拉丁美洲诸国在一九四八年发生了许多次“革命”，并产生了与从前一样的独裁者，这些国家包括哥斯达黎加、秘鲁、萨尔瓦多、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在过去十三个月中，巴拉圭发生过至少七次革命。笔者写此章时，巴拿马在一星期内更换了三个总统。拉丁美洲其他各国显然也受着同样发展的威胁。

“考迪罗主义”的本质

　　自从独立战争时起，“考迪罗主义”即为拉丁美洲政治生活的一特点；要了解它的真正意义，则必须明了两点重要事实。第一点是：独裁者以暴力夺取政权的所谓“革命”，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革命。因为革命并不仅仅是政府人员的更换，而是基本上改变生产方式和阶级关系的变革。

　　按照此项定义，南北美洲曾经有过数次基本的社会变革。这就是白种人征服大陆后在原始的印第安人的经济上起的革命的变化，即原始公社制的崩溃,而印第安各族人民被迫进入一个全然与过去不同的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社会了。之后是从一七七六年至一八三七年期间发生的一系列民族解放斗争；整个西半球都推入了革命浪潮，美洲的殖民地国家相继挣脱了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统治。后来在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爆发了美国内战，这是一次真正革命，它粉碎了种植场的经济制度，并将政治权力由南部奴隶主手中移至北部工业资本家手中。最后是在一九一〇年开始的墨西哥革命，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基本改变了该国。

　　但是拉丁美洲历史上的成百次革命和政变，都不能算为革命,因为它们并未促成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基本改变，即没有消灭盛行着的大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度。“革命”以后，大地主仍然存在，甚至靠这些“革命”而繁荣起来。由这个或那个“强有力者”发动的无数革命,大部分不过是“宫廷革命”，由军官的敌对派系相互夺取国家机器；他们対当时统治着的地主则完全不是敌对的。有些“革命”则是各种地主相互争端所引起的，例如一九三〇年巴西的“革命”，即咖啡园主和畜牧主之间的斗争。

　　然而很多拉丁美洲国家的革命（虽然不是大多数的革命），是起源于人民群众的真正革命运动。可以称呼这些革命为“流产的革命”，它们是真正反对地主的统治，但是因为“考迪罗”或者所谓骑士的叛变而遭受了失败。在西班牙拉丁美洲历史上，无组织的工人、农民和中产阶级——高举革命旗帜的群众，曾经一再自发地起而革命,然而他们的革命运动都遭受机会主义的独裁者的阻挠，以致流产。这些作了诺言而未予兑现的独裁者，当初都是由群众选举出来，作为他们自己建立的政府的领袖。这些革命运动虽然未能完全实现原来的目标，但是它们都带来了许多具体的改革。一九三三年古巴的独裁者马查多的被推翻是许多例子中之一。这次激烈的革命未能打垮古巴的地主和美帝国主义者的势力，但是却使每日工作八小时的制度得以实现，并使一九四〇年通过的宪法巩固了一些具有进步性的立法，此外并废除了给予美国以干涉古巴内政的合法权利的普拉特修正案。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从一八四四至一八六〇年统治着秘鲁的独裁者雷蒙·卡斯底洛。虽然后来他变为一位保守主义者，他却颁布了解放黑奴的命令，并废止了印第安人献纳的封建式的贡税,他所以这样做，是想给以拥护他上台的革命群众某些满足。

　　除了掌握了拉丁美洲的“革命”往往是（如果不能说大多数是）起源于群众的真正革命这一点以外，假若要了解“考迪罗主义”这一现象，则必须掌握另一事实。那就是在拉丁美洲不断出现的独裁者，不仅仅是能够在紧急时期夺取政权的坚强的人或者所谓骑士，而他们还有着代表某一阶级的意义。只有这样才能了解他们。他们不过是当时掌握着政权的地主们藉以维护其统治的一种阶级武器而已。他们是构成大地主的独裁制度的一部。

　　在劳动人民革命浪潮汹涌的情况下，大地主曾一再以自己所选择的独裁者来牵制这此对他们有极大危险的运动，不然他们就收买革命人民所培养的领袖。事实上，许多拉丁美洲的独裁者都是在这种情况下上台的。一些最残暴的独裁者，包括臭名昭著的罗萨斯（阿根廷）、狄亚士（墨西哥）和马查多（古巴），都是以“自由主义者”或“急进分子”起家的；他们曾对人民作过多种多样的诺言，然而他们很少或完全没有兑现。这些独裁者无时不在讲“革命”。煽惑和欺骗人民的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法西斯式的统治者，如庇隆和瓦尔斯。自从一百年前罗萨斯和佛兰西亚的时代起，拉丁美洲野心勃勃的独裁者已经善于以夸张的词句作出许多关于改革和革命的漂亮诺言去欺骗人民。

　　在强大的人民群众压力之下，独裁者有时也作过较小的改革,但是到后来，不论是自由主义者或者保守主义者，这些“考迪罗”几乎毫无例外地变成了地主的恭顺仆人和同谋者。关于此点，杜根说：“虽然有许多军人‘考迪罗’是出身低微的，可是他们对地主并不是一种威胁。那些能够维持统治地位相当久的‘考迪罗’，无不搜括了大量财产而本身变为地主了。”^[9]因此,通过这种“考迪罗主义”的诡计，拉丁美洲人民的许多真正革命运动，都因为他们那些追求一已利益的机会主义的领袖的叛卖，而遭受失败和流走。真正的革命变为假的革命，结果是一切与革命前毫无区别。玛里亚德义说：“在军事‘考迪罗’时期，不是城市人民力量的加强，而是地主贵族的地位更加巩固。”

　　正如前面所说的，在拉丁美洲产生“考迪罗主义”的基本原因，是由于拉丁美洲诸国工业上的落后，因而没有由自己的政党所领导的强大的和组织严密的工人阶级。至于拉丁美洲的情况，它客观上是革命的，劳动人民也是革命的，但是革命的人民仍然缺乏适当的组织和纲领。然而，由于近年来共产党和拉丁美洲劳工联盟的发展，情势也随着迅速地转变。

　　根据以上的事实，“考迪罗主义”的产生是由于拉丁美洲诸国根本没有民主所致。人民群众对于民主制度的愿望往往遭受暴力镇压的现象，在拉丁美洲是很寻常的。不论是在欧洲国家统治着拉丁美洲诸国的时候，抑或在这些国家独立了以后，既没有民主的真正传统，也没有民主的实践。工会组织往往必需作殊死的斗争，以求生存；重要的罢工往往因为遭受统治者的无情枪杀而告失败，有些则遭受暴力镇压而告流产。议会式的民主，如目前所能见到的，也都是欺骗人民的。统治者以财产的多寡或文化程度的高低规定了选民的资格，因而全部剥夺了人民群众政治上的权利；所谓国民大会不过是受地主控制的独裁者的走狗们的集会而已。处在这种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工人和其他穷苦人民往往被迫得走投无路，有时甚至为了微小的问题而不得不起来与专制政府作激烈的斗争。“考迪罗”就在这种时候出现，他们使人民的革命运动遭遇到毁灭。

　　“考迪罗主义”得以滋长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在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语诸国，教会和军队具有庞大的势力。教会本身就是一个大地主，而且它宣传集权主义；它几乎每次都是支持反动的“考迪罗”。军队也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和独裁的组织，从它的队伍中产生大多数的“考迪罗”。拉丁美洲历史上的许多革命都是军人领导的政变，跟着出现的独裁者大多数是军事将领。

　　拉丁美洲西班牙语诸国的历史，也就是保守党和自由党互为执政政党的历史。它变为一种两党政权制，约与美国的情况相似。有些独裁者往往自称为“和解者”、“法律保证者”、“复兴者”、“解放者”等等。虽然他们有时对革命的群众作些微小的让步，然而像美国两党制的资本家情况一样，地主的基本利益仍然得到保护，无论那一党掌握政权都不致影响他们。墨西哥是唯一的特出例外，墨西哥的革命群众在一九一〇年发动的革命是一次真正的革命。

　　由于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薄弱，自由主义在拉丁美洲特别显得无效。着名的自由主义者约瑟·巴特叶·奥顿内兹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他在二十世纪的头二十年里任乌拉圭的总统，曾经施行了一些改革，鼓励国家工业化，使国家与教会分离，并且作过许多进步的社会立法；然而正如阿里斯曼迪说的，他对于土地和帝国主义统治这两个基本问题原封不动地未予以解决^[10]。阿根廷的里瓦达维亚、沙尔敏多和伊里戈燕，智利的巴尔马西达和阿莱山德里以及整个拉丁美洲其他数十个著名的自由主义者，都是如此：他们丝毫没有触动“至圣之所”——大地主制度。只站在革命的墨西哥，因为群众的强大压力，才稍为触动了这种土地所有制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秘鲁的卡斯蒂罗废除奴隶制度时，他对大地主占有土地的制度则未予变更，结果使黑人和印第安人仍然遭受残酷的剥削和政治压迫。

　　“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底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这样一种‘秩序’，既把这种压迫法定和巩固起来，同时又缓和阶级冲突。”^[11]按照这个定义，由历史上看来，不论是所谓“自由主义的”抑或反动的“考迪罗主义”，都不过是拉丁美洲诸国独立以后大地主所采取的一种政制，通过国家机器以永久维持他们的阶级统治。曾经傲步于拉丁美洲历史舞台上的成百个煽惑群众的“考迪罗”，实际上不过是以我牺牲国内其他的人的利益为代价，大地主的压迫势力的维护者而已。

　　特别是在美洲西班牙语国家中，地主之所以要借助于以“革命”和独裁者为其特点的"考迪罗主义”以维持其地位，原因是作为一个统治阶级，他们未能建立稳固的社会统治制度，使他们能够及时地扑灭一切革命行动。拉丁美洲诸国内由于微小的问题而起的群众斗争往往得以推翻执政的政府，其原因亦在此。在西半球其他各地，比如在统治阶级控制比较坚强的美国和加拿大，群众斗争则往往未能获得同样的结果。

　　由于工业发展落后和农业尚停在小规模的基础上，西班牙语诸国的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是比较薄弱的。这些阶级虽然尚未能最后推翻大地主的统治，但是已经多次给它至大的威胁。截至目前为止，最后还是“考迪罗主义”占得优势，“革命”和独裁者仍然络绎不绝。然而这不过是历史上的暂时现象而已。假若按照资产阶级作家的说法，认为“考迪罗主义”之产生是由于热带气候或者由于拉丁美洲人民的“暴烈脾气”，那是极端愚蠢的。

巴西统治阶级的控制方法

　　巴西的工人阶级、农民和中产阶级是倾向于革命的，这种倾向的理由正如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语国家的工人阶级、农民和中产阶级主要也是倾向于革命的一般理由一样。在一定的程度上，许多资本家在一定限度内也是反对大地主阶级的独裁统治，并支持群众的某些革命要求的。其理由是：正如在前西班牙所属各殖民地一样，巴西的资产阶级革命尚未完成击破统治着国家的大封建地主势力的主要任务。因此，即使是因为微小的问题，在巴西发生的严重的群众斗争，往往像在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语国家一样，终于发展成为推翻政府的武装斗争。

　　但是，像在拉丁美洲西班牙语国家盛行的那种“考迪罗主义”，在巴西历史上并没有起过重大的作用，主要的原因是巴西地主的统治比拉丁美洲其他各国地主的统治更为稳固。在巴西历时已数百年的靠奴隶来维持的种植园制度，要比西班牙语大多数国家中的雇农制，更使地主的统治趋于巩固。因此，当巴西于一八二二年脱离葡萄牙而独立时，拥有奴隶和庞大种植场的大地主设法保留了君主政体，并使这种政体继续维持了六十七年之久。在这种政体下，巴西的奴隶主仍然维持其固有的地位，他们像过去殖民地时代的三百年来一样，施行着几乎同样的专制的社会控制方法。所有反对他们的企图都遭受排斥或者镇压。因此，在拉丁美洲大部分西班牙语国家中当时蔓延着的“考迪罗主义”，以及随着而产生的无数革命和军事独裁者，在巴西则为数极少。在巴西，地主保持着独裁统治，而无须采用典型的“考迪罗主义”的统治方法。这也就是说，在巴西工业和革命工人阶级都是很薄弱。

　　然而，当巴西的君主政体在一八八九年被推翻以后，接着的数年中出现了“考迪罗主义”。但是在共和国成立后，地主再度恢复他们的坚强统治。他们利用了所谓合法的“强有力的行政首领”的统治方法。所有巴西的总统，无论是军官或是平民出身，实际上都是维护大地主利益的立宪独裁者。关于这种专制制度，孟彻斯特说：“那种寡头政治中的少数统治者是由仍然以土地占有为基础的富裕的有文化的贵族所组成，但是也为新起的工业和商业巨擘开着大门。正是这种因素为民族独立以后的巴西提供了国内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稳定力量。巴西的独裁领袖或者是由这个贵族阶级中选出的，或者被这个贵族阶级所选的。”^[12]

　　但是，向来很顺利的巴西地主的独裁制，在近数十年来却不断地遭遇到困难。结果使“考迪罗主义"在巴西有了显著的成长。这种新发展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工业的迅速发展，以及随之而起的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扩展，因而就有了倾覆地主统治的趋势。在巴西地主统治的早期，政治上是稳定的，后来却逐渐不稳，其原因除以上所说者外，尚有美帝国主义日甚一日的干涉，国内统治者法西斯倾向的增长，和资本主义的世界总危机全面性的破坏作用。在巴西产生的一般结果是，自从一九二〇年以来发生了许多兵营叛变和未获成功的群众革命斗争。这些骚动和斗争，除了与拉丁美洲其他各地的“考迪罗主义”所采取的方式相似以外，还含有新的法西斯帝国主义因素。结果产生了瓦加斯和杜特拉之流的独裁者。这两个独裁者以他们的“职团国家”机器，残酷地镇压工人阶级，在法西斯化的程度，是足以与拉丁美洲所产生过的任何独裁者相比的。

美国的资产阶级独裁制

　　像美洲西班牙语国家所特有的“考迪罗主义”，在美国的历史上几乎没有起过任何作用，因为在美国，工业已有极大的发展，而一旦资产阶级革命也比较获得了更大的成就。美国工人不如拉丁美洲工人那样具有革命性，对于美国工人阶级说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已经不是他们的基本任务；而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远景，亦尚无充分的认识。摆在他们面前的是许多重大的民主任务，如确立黑人的权利问题，与垄断资本和法西斯主义斗争的问题，争取和平问题等等。然而基本上他们的眼界尚未超出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之外。自从美国成立之时起，统治阶级已很强大，政治上也已经很成熟。他们无须利用拉丁美洲的“考迪罗”方式，来使反抗性（假若不能说是革命性）日益增长的工人服从他们的制度。美国的统治者甚至于能够容忍一定限度的民主，而无须把群众要求改善待遇的行动看作为革命，需要采取类似拉丁美洲国家所采取的极端反革命的镇压措施。加拿大资产阶级统治者的情况，大致上也是相似的。

　　在合众国建立的初期，美图是由逐渐发展着的北方工业资本家和南方种植场主所构成松弛的联盟统治着。虽然他们共同紧牢地统治着美国，但是他们的联盟是极其不自然的，在敌对的种植场主和工业资本家之间，彼此经常争夺控制权。这种继续不断的斗争数度几乎发展为分裂联邦的实际行动，在争执中不满的一方往往威胁退出联盟。八十年来不断的激烈斗争终于因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五年内战的爆发而到达了最高点，在战争中北方的工业资本家击溃了南方的种植场主，而成为全国的绝对主宰。

　　强大和基础稳固的资产阶级，通过一种有限度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统治着美国。在这种阶级民主制中，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者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美国的资产阶级从未感觉到（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感觉到），有必要立即勒死议会制民主、工会组织以及工人、贫苦农民和城市中产阶级所积极争取的其他各种民主制度。他们所一贯采取的方法是削弱、限制和歪曲这些民主机构的政策，因而使它们不致对资产阶级的统治有任何威胁。但是，罢工的工人在成千次的斗争中付出重大代价以后，深深地认识到，当美国的狂妄的资本家感觉到本身的基本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时，他们是不惜公开使用国家的武力来镇压工人阶级的。在人剥削人的一切制度中，永远潜伏着“考迪罗主义”。

　　除了没有采取类似拉丁美洲的“考迪罗”制度以外，美国的资产阶级发展了并且使用了无数方法，以维持他们本阶级的独裁统治。他们那种“抑制和均势”的政治手段是阻挠和麻痹人民的民主意志的巧妙方法。资产阶级实行两党制度，旨在阻止一个人民的政党产生，并使工人和黑人在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立法机关中的代表人数降至几乎等于零。美国的资产阶级并通过他们的学校、教会、报刊、无线电广播、电影和电视等等，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宣传机构。资产阶级的这些工具不断地把资本主义的所谓优点，灌入人民的脑中。在这一类的资产阶级的武器中，最凶恶的就是对工人运动高级领导者的思想和其他方面的控制。对“自由企业”不断垂涎着的这些“资产阶级的副官”经常利用他们的强大势力保卫资产阶级，使之不致遭受工人的严重攻击。美国资产阶级因为掌握着如此强大的控制权，所以迄今仍然不需要拉丁美洲的“考迪罗”。

　　这是美国过去的情况，现在的情势则正在急剧变化中。资本主义正在全世界范围内逐渐地陷入总危机中，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日益趋于不稳定；而且在全世界各地建立社会主义，越来越成为一个急迫的问题了，因此大资产阶级现在一般地也越来越倾向于采取高压的控制方法。这种倾向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新的法西斯“考迪罗主义”（如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等等）的兴起，资产阶级利用他们来镇压国内的日益倾向于革命的工人和劳苦大众。在美国，资产阶级正在利用许多迂回的方法走向法西斯主义，其中之一即置政府的立法机关于不顾，而竭力加强行政权力的明显倾向。在最近的许多例子当中最特出的一个，就是杜鲁门总统在未得到国会的许可即猝然使美国参加重大的朝鲜战争。从这些趋势中可以看出法西斯“考迪罗主义”倾向的雏形，而这种倾向已是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所共有的一个特点。关于这一点，可以回忆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的经济危机时期，当美国的资产阶级感到其统治地位受到重大威胁时，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大声疾呼，要求废止民主制度，并产生一个独裁者去挽救其阶级统治。这种走向法西斯主义的整个危险的发展，将在本书的后面加以讨论。

^[1] 里贝著：“南美洲的独裁者”，华盛顿一九三七年版，第一六页。

^[2] 参见皇家国际问题学会：“南美洲共和国”，牛津大学一九三七年版。根室著：“拉丁美洲内幕”，纽约一九四〇年版；威尔格斯著：“西班牙美洲的发展”。

^[3] 田宁鲍姆著：“为争取和平和面包而斗争的墨西哥”，纽约一九五〇年版，第五一页。

^[4] 见荷尔姆斯普：“拉丁美洲：传奇中的乐土”，纽约一九四七年版，第二三页上之引语。

^[5] 汉佛莱斯著：“现代拉丁美洲”，伦敦一九四六年版，第七九页。

^[6] 见“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九五〇年三月号，第一〇八页上之引语。

^[7] 克罗著：“拉丁美洲的史诗”，第五八三页。

^[8] 同上书，第五〇九页。

^[9] 杜根著：“南北美洲”，第二一页。

^[10] 阿里斯曼迪著：“海耶·德·拉·陶瑞先生的马克思哲学”，蒙得维的亚一九四五年版，第六六页。

^[11] 列宁著：“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一年版，第一六页。

^[12] 孟徹斯特著：“南美洲的独裁者”，第四六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