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廉·福斯特 -> 《美洲政治史纲》（1951）
第十七章 奴隶制度的废除
在我们正要讨论的这整个时期，即约略在革命战争结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时期，美洲人民对现行的残暴的人剥削人制度给予了一个最重要的打击，这就是黑奴制度的废除。这前进的一步在新世界的发展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起元。
在殖民地时期终结时，西半球由于对劳工无厌的要求，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奴隶买卖场。绝大多数的奴隶是黑人，但也有很多被奴役的印第安人，特别是在巴西。可是由于第五章中所述的理由，印第安人的奴役始终没有能成为一种普遍的制度。因此西班牙殖民地在一五四二年，巴西在一七二〇年都正式禁止了印第安人奴役制。在美国，除了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罗得岛和纽约各州以外，印第安人奴役未经法律明文规定就自行绝迹[1]。美国也有白人契约奴，但在革命后几十年间也逐渐绝迹了。
一七七六——一八三七年间的西半球大革命除在海地和西班牙美洲某些部分以外，没有直接废除黑奴制度。这种残暴的剥削制度一般地持续下去，一直到了十九世纪的后半期，形成为强烈的政治高潮和普遍流血的原因。然而西半球的革命确实给予了奴隶制度一次沉重打击，并推动了最后一举而废除这种反人类的可耻暴行的趋势。
最后结束黑奴制度的主要因素有三。第一，奴隶劳动从经济上说已陈旧过时，不能成为资本主义下的一般劳动制度了。在一个迅速形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世界里，这种古老的生产制度是不能占据永久地位的。马克思指出了奴隶制度不合经济的性质，并说明奴隶如何破坏工作。他说：“所以，在这种生产方式内，有这样一个经济原则：只使用最粗糙最笨重的，并且就因为太笨重所以不易损坏的工具。”[2]*罗托夫斯基说：“在欧洲只需五个人的工作在种植园里就需要四、五十人。”亚当·斯密也认识到这件普遍存在的事实，他说：“自由人民所做的工作归根到底要比奴隶所做的更廉价些。”[3]富兰克林也从经济方面反对奴隶，指出奴隶劳动的缺乏效率，大量投资在奴隶身上所造成的负担，以及奴隶制度在经济上的其他缺陷[4]。古德罗说：“用奴隶劳动力来耕地比用自由劳动要多付出五倍的资金。”[5]摇动而且最后破坏奴隶制度的是这样一些物质理由面不是基督教的慈善精神。但这不等于说奴隶制度就会自行消灭。在某些地区和文化里奴隶制度还是有利可图的；它的扎根如此之深，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把它消灭。
*马克思这句话提到奴隶工作的主要方面，即田间工作，这和一切种植场地区有技术的手工业者一般都是奴隶的事实并无矛盾之处。
导致奴隶制度的废除的第二个主要理由是奴隶自身的叛变逐渐扩大。那种叛变远较今天一般人意识到的更为广泛，更有影响。这不仅仅关系到奴隶叛变的次数日渐增加，而更为重要的是种植场主对他们时时刻刻地提心吊胆。其次是黑人在工作中的消极抵抗，这一事实大大地阻碍了生产并加深了奴隶制度的其他一切不合经济的特点。
第三个理由是在一切蓄奴国家中奴隶制度遭到了日益扩大的反对。这种反对来自雇佣工人，他们害怕奴隶劳动的竞争；来自知识分子，他们感受了不等主义的思想；来自小农，他们反对大地主的侵占；来自个别的宗教领袖，他们崇尚一视同仁的教义，这是多数教会所忽视的；来自资本家，他们正在反抗封建统治的制度。
当南北美洲的黑奴制度在这种种压力之下只有趋于消灭的时候，起而代之的并不是“自由”的雇佣工人制度，而是雇农制的各种形式。这种情形，除了海地以外，遍及整个拉丁美洲和美国的蓄奴区域。雇农制不仅是释放黑奴时采用的方式，而且老早在这以前释放印第安奴隶时就已采用过。因此，从历史方面来看，在美洲，雇农制是继奴隶制而来的。在印第安人和黑人奴隶被释放的时候，大种植场并没有解体；被释放了的奴隶照旧在原来的大庄园里为原来的主人工作，不过现在是雇农而已。
旧日的法国、西班牙和英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废除
在西半球第一个废除奴隶制度的国家是海地，它是在一七九〇一——一八〇三年那次轰轰烈烈的革命时期废除的。几占海地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起义的黑人这次作得很彻底，一方面挣脱了身上的枷锁，一方面自行分配了旧时主人的大量田产。因此到今天海地还是一个小农国家，在拉丁美洲几乎是唯一的这样一个国家。但是单单这件事实既不能保证海地的经济繁荣，也不能保证它的政治自由。复杂的现代世界还需要别的一些条件，这点我们以后再谈。海地的奴隶解放对于一切国家的奴隶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使全世界的奴隶主胆战心惊，也给各地的奴隶以自由的新希望。在世界黑人的历史上，海地革命突出为一项具有绝顶重要性的发展。
在一八一〇——一八二五年的革命中获得了民族独立的旧日西班牙殖民地，那里的黑人奴役是不很普遍的，大田庄大多数由印第安雇农耕种着。可是加勒比海沿岸的中美洲国家是部分地例外。据估计，一八二八年所有的西班牙殖民地总共只有七十万黑奴。因此，这些殖民地的黑人奴隶制度由于革命的直接影响，在相当早的时期就已经废除，而且还没有遭到大地主方面的很大的反抗，因为他们对于当时通行的而且扎根很稳的雇农制度是感到满意的。这些国家的奴隶制度往往是逐渐废掉的，例如，首先禁止输入奴隶，然后宣布一切奴隶的子女在若干时期后都得到解放，最后就完全禁止奴隶制度。有些情形是奴隶主获得了赔偿，但通常是没有赔偿的。
“下面是西班牙美洲各国黑人奴隶制度的主要限制时期或最后废除时期：智利，一八一一年；阿根廷，一八一三年；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一八二四年；玻利维亚，一八二五年；墨西哥，一八二八年；乌拉圭，一八四二年；巴拉圭，一八四四年；哥伦比亚，一八五一年；厄瓜多尔，一八五二年；秘鲁，一八五六年；委内瑞拉，一八五八年。直到一八九八年为止还是西班牙殖民地的古巴，它所蓄养的黑奴几达全人口的三分之一，在一八八六年获得解放。波多黎各在一八七三年废除奴隶制度。
英国在奴隶制度方面的作用是特别丑恶的。自从掌握了奴隶贩卖的世界霸权并在整个十七、十八两世纪中发了大财之后，英国突然作出决定，说奴隶贩卖已经过时（就是说无利可图了），于是宣布它为违法。威尔斯说：“在十八世纪中叶的整个时期，英国也像美国有一度反对黑奴制度的积极运动。据估计，一七七〇年英国有一万五千奴隶，大多数是奴隶主从西印度群岛和弗吉尼亚运来的。”奴隶问题在英国处理一个逃跑的美国奴隶的事件上发展到了顶点，法庭宣判这个奴隶为自由人，并说奴隶制度是与英国的生活和法律相抵触的[6]。英国的黑人这时事实上已经得到解放，不过到了一八〇七年才正式废除奴隶制度。英国在一八三〇年宣布世界奴隶贩卖为非法，并在一八四五年根据亚伯丁法案指斥贩卖奴隶为海盗行为，甚至追捕贩奴船一直追到该船的领海里去。居住印度的英国富豪也反对奴隶制度，那里的奴隶制度已不存在了。虽然英国有这种种反对奴隶制度的行动，它却竭尽全力去帮助美国南部的奴隶统治集团去获取美国内战的胜利。至于美洲各英国殖民地的奴隶制度的废除，加拿大是在一七九三年洪都拉斯在一八二八年，英属西印度群岛在一八三八年，虽然奴隶贩卖在后一地区一直继续到一八六五年左右。一八三三年八月（见勃莱克著：“奴隶制度史”，第二四九页）英国的全部殖民系统废除奴隶制度，因而有七十七万零二百八十名奴隶获得解放。丹麦在一七九四年废止奴隶贩卖，法国和葡萄牙则在一八一五年，西班牙在一八一七年。荷兰于一八六三年在荷属圭亚那废除奴隶制度。
美国内战
美国从一七八三至一八六五年的政治史，基本上是没落的蓄奴种植场主和上升的工业家之间的斗争不断尖锐化的历史。斗争的中心问题是广大的西部土地的经济和政治的统治，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权和整个国家的统治。南方的种植场主企图攫取这些广大土地，使之成为奴隶区域，而北方的工业家则争取使之成为“自由”区域。奴隶主这样追逐新的土地，其中一个因素是旧日种植地区的贫竭已日甚一日。这次有历史意义的土地争夺还参杂着其他许多国内问题，因而更为剧烈，如关税、税收，输船津贴、国内建设、土地法、银行业与货币、奴隶法的实施以及其他种种事情——在这些方面这两个对敌的剥削集团的利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虽然资本主义的某些工业是直接依赖奴隶制度而茁壮起来的，但资本主义只有通过废除奴隶制度和打垮种植场主的政治势力才能达到最大限度的发展。这次长期的斗争最后采取了军事性质，结果是革命性的颠覆了种植场主以及他们的“特殊的制度”。
从一七八三年革命战争结束时起到一八〇〇年左右，这次激烈斗争的最初一般局面是不利于种植场主及其奴隶制度的。虽然南方的种植场主有足够的力量使宪法里非但没有加进一项反对奴隶制度的条款，而且还写进一项纵容奴隶制度的条款，但当时美国的奴隶制度并不像后来那样得势。由于许多赤道国家日益增长的竞争，烟草在种植场主看来已经不再是发财的农作物；由于生产成本很高，棉花在南方的栽种也不够广泛。其他两种主要的种植场作物，如大米和蓝靛都不足以维持大规模的奴隶经济了。
虽然在这时期奴隶制度已经大为推广，奴隶的数目也有增长，可是大家普遍认为奴隶制度单就经济来说很快就会消灭。反对奴隶制度的运动，特别是反对奴隶贩卖的运动是很广泛的，南方也是如此。这时期，北方的州多数禁止了奴隶制度：维尔蒙在一七七九年；麻萨诸塞在一七八〇年；新罕布什尔在一七八三年；康涅狄克和罗得岛在一七八四年；西北地域在一七八七年；纽约和新泽西在一七九四——一八〇四年[7]。一八〇八年又通过一项联邦法律，禁止和非洲做奴隶交易，后来还指斥这种交易为海盗行为。一直是切实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的教会，多数也反对奴隶贩卖。其中包括美以美会（一七八四年）、浸礼会（一七八九年）、长老会（一七九三年）等教会的教徒。教友派的教徒也反对奴隶制度。一般说来，他们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得最好，但也还是等到内战的前夜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才稳固地统一起来[8]。早期的反对奴隶制度运动是直接受了一七七六年大革命的影响的。
但是一七九三年一位旅行南方的美国学校教师艾里·惠特尼所发明的轧棉机和一七九五年路易西安那州所采用的甘蔗种植，迅速地而且根本地改变了奴隶制度的整个局面。由于新的生产方式，这时种棉业就顺利地适应了有利可图的奴隶生产。因此奴隶的劳役制度飞跃猛进，它的巨大的扩展力量很快地就使奴隶制度成为恶性的全国政治问题了。
轧棉机是革命的，因为它大大节省了奴隶劳动。它也刺激了英、美两国制棉机器的发展。从前一个奴隶几乎要用一整天弹一磅原棉。这样笨拙、浪费的工作方法造成了棉花生产的障碍，并显然阻止了它的发展。轧棉机最初使一个奴隶平均每天约弹一百五十磅棉花，后来使用蒸汽推动以后，每天弹一千磅。这次改进的结果是电气化。棉花生产很快地在南方普遍推广起来。棉花称雄一时。寇克兰说：“在一七九二年，即发明轧棉机之前的一年，全国的棉产量大约是六千余包（一包以五百磅计）。在一七九四年，即发明轧棉机之后的一年，棉花生产增加了一万包。此后棉花增产很为迅速，到一八五九年产量升到四百三十万零九千六百四十二包的战前〔指内战〕最高水平。”[9]
奴隶的数目随着棉花的生产普遍推广而激增，随着糖的生产而增加的数目则稍逊。一七七二年黑人奴隶为四十六万二千人，从此迅速上升，一七九〇年为六十九万七千六百二十四人，一八一〇年为一百一十九万一千三百六十二人，一八四〇年为二百二十万零四千三百一十三人，一八六〇年为四百万左右。奴隶的价格也随着扩展中的奴隶经济而狂涨。种植场里一个不熟练的黑人奴隶的价格在萧条和繁荣的周期中升降不足，从一七九五年的四百美元左右增加到一八六〇年的二千美元左右。大奴隶主的利润也跟着生产的发展和奴隶人数的增加亦步亦趋。寇克兰估计，种植场主每年约需二十美元养一个奴隶，而从某些典型例子中看到，一个奴隶平均每年所产生的利润几乎达八十三美元[10]。在非洲一个奴隶约值二十美元，在古巴的售价是三百美元。
奴隶经济使种植场地区里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形成了极不平等的现象。当地人口的大部分是黑人奴隶，他们好像牛马一样只有最起码、最粗劣的食物、衣服和住屋来维持生活。白人中间大部分是贫苦农民，他们的经济生活水准比较奴隶也高不了什么。高踞在社会上层的顶点的是一小撮大奴隶主，他们把全体人民的血吸干了以自肥。寇克兰描写当时的情势如下：“一八六〇年，十五个蓄奴州的白人人口是八百万，黑人人口约四百万。白人中间大概只有三十二万五千家蓄养奴隶。甚至在这个广大的阶级中也只有一小群居于统治地位的富有的种植场主。在上述数字的十年之前据统计有三、四千家占有最好的土地，他们得到早期每年（棉花）输出的四分之三的利润。换言之，有一千家每年共收入五千万美元，而其余六十六万家则一共只拿到六千万美元。”[11]
奴隶经济的迅速发展结束了南方白人中间的反对奴隶制度运动，因此北方大部分地方也结束了这个运动。各教会忘记了它们在一八〇〇年左右一般采取的反对奴隶制度的立场，在那时赞成某种逐渐解放黑人的方式是很风行的。它们现在却掉转头来，有一些像在南方的教会，公然维护奴隶制度，其他像在北方的则闭口不谈。突出的是“美以美会起先攻击奴隶制度，到一八三六年又反过来否认它有任何‘权利、意愿或意图去过问联邦蓄奴各州中存在着关于主奴之间民事和政治的关系’。”[12]“由于奴隶制度的争执愈来愈激烈和残酷，南方的浸礼会和美以美会的教徒采取了愈来愈坚决的赞同奴隶制度的立场。”[13]独立的黑人教会在内战前后的巨大发展，证实了有统治权的白人教会那种赞同奴隶制度和歧视黑人的态度。第一个黑人教会是一七九四年在费列德费亚成立的。许多投资于棉花贸易的北方银行和航业团体都尾随资本主义的广泛的阶级利益，也和一切解放黑人的言论作对。南方的棉作物大宗是由纽约的银行家和经纪人经营的。大部分北方的报纸对于反奴隶制度运动也表示反对或冷淡。
获得解放的奴隶的数目在一八六〇年相当于美国全部黑人的百分之十二，他们成为种植场主的经常的威胁。因此后者时常借助于本具好心的人们，企图用种种殖民计策除掉这些获得自由的人，即遣送他们到西印度群岛，到美国的遥远的地方，或是回到非洲。早在一七一三年，教友派为遣送被解放的黑人回非洲发起了一次运动。由于美国殖民协会活动的结果，美国政府在西非买了四万三千方英里的土地，建立了今天的利比里亚共和国。首都蒙罗维亚就是以门罗总统之名而命名的。道格拉斯、盖里逊和其他头脑清醒的废奴运动者都激烈反对这项反动的“遣返”计谋，实际上很少美国黑人回到非洲去。
虽然黑人群众遭受着种种困苦，但已明确地把美国当做自己的故乡了。这件事实后来由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马科斯·加尔维运动再一次生动地证明了。加尔维是西印第安人出身的一位有力的领袖，在他的运动中他提出“回到非洲去”的口号。这次运动是美国黑人表现民族情绪的最早和最有力的事例之一。这个口号却没有获得黑人的响应，他们显然是决心要留在美国了。
自从发明了轧棉机和新式棉布纺织机之后，南方的种植场主立即采取了强有力的政治攻势以维护奴隶制度。他们的领土和政治野心变得毫无止境。他们不仅要西部的一部分，而是要整个西部来做奴隶地区。他们梦想而且计划扩展他们的奴隶帝国到西印度群岛、墨西哥和南美洲去。有些人当真计划用奴隶劳动来经营工业工厂。在这时期中，南方在这方面做了几次试验，虽然种植场主一般是反对这种倾向的。种植场主比以往更加下定决心要完全按照自己的狭窄的阶级利益来掌理政权了。
南北战争前数十年中，奴隶种植场制度的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大大推进了奴隶主在这一方面的政治活动。奴隶身价的迅速增涨是特别限制了他们的利润的一个因素。他们急迫地需要而且要求重新开放奴隶买卖以便买到便宜的奴隶，要求降低关税，缩减国家建设的费用，摆脱纽约银行家的约束，控制公地，等等。
斗争尖锐化
在没落的但是日渐扩展的奴隶制度和发展得愈来愈快的资本主义工业制度之间第一次重大的冲突，发生在一八〇三年的路易西安那购地事件上。种植场主们庆贺这次事件为伟大的胜利，并进一步企图割据这一大片新的领土做为蓄奴州，这样他们就一方面得到了更广阔的经济基地，另一方面在华盛顿增加了政治力量。可是许多北方工业家对路易西安那购地如此惊骇，以至要退出联邦。超过长期和艰苦的斗争之后，这件事由于亨利·克雷的杰作即一八二〇年的密苏里妥协案，暂时得到调处。经过这次处理，大部分路易西安那的购地被宣布为“自由”区域。
但不久另一件冲突又在酝酿之中。这次冲突起因于得克萨斯州之加入联邦和一八四六——一八四八年墨西哥战争中兼并其他广大土地的事件。这次美国大事吞并的事件也被种植场主欢腾庆幸，他们设法攫取一大部分来实行奴隶制度。新英格兰商人和制造业者再度发出抗议的呼声，并又提出退出联邦的威胁。由于加利福尼亚和广大的俄勒冈地区同时划为“自由”区城，部分地平息了他们的不满。
南方的种植场主因为棉花生产的广泛发展和蓄奴区域的扩大感到有了新的实力，就更加向北方的工业家大事进攻。种植场主所控制的民主党在一八五二年的选举中，以二百九十六选票中的二百五十四票选出了候选人富兰克林·皮亚士，打败了辉格党的资本家候选人温斐尔·斯各特将军。一八五六年，民主党再度席卷全国，选出了詹姆士·布卡南。他是革命以来十六届总统就中间代表南方利益的第十一届总统。皮亚士和布卡南都是北方人，前者是新罕布什尔人，后者是宾夕法尼亚人，但两人都听命于南方的种植场主。同时他们也都有许多拥护奴隶制度的北方大金融家做他们的后台[14]。
种植场主所以能够获得这些政治胜利，是因为他们既控制了民主党，就不但对北方赞同奴隶制度的商业集团取得领导权，而且对北方和西部的小农和雇佣工人也取得了领导权。民主党在劳动群众中间的威信是很高的。这个党是杰斐逊和杰克逊的党，长期代表着一般的农业利益以反抗上升的资产阶级集团。多年来杰斐逊和杰克逊领导该党反对汉密尔顿和韦布斯特等人的反动计划而大获全胜。因此他们的党成为群众的党。这时候，奴隶制度的问题无论在整个国家或在民主党的政纲里都没有很清楚地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因此工农群众继续在次要的斗争的基础上支持该党，这些斗争显然是针对着掠夺成性的资本家的侵犯的。自从杰克逊在一八三七年总统任期届满之后，民主党变成了奴隶主的主要的党，可是北方的人民大众当时还没认识到这件事实。
南方的种植场主自以为稳稳控制了大总统的职权、国会和最高法院，就继选举大获全胜之后向北方的资本家发动全面攻势。这时是一八五〇年，是臭名昭彰的逃亡奴隶法被通过的时期。一八五四年，国会取消了一八二〇年的密苏里妥协案，并藉着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令重新提出关于密西西比河以西全部一向被认为是“自由”地区的奴隶制度的问题。一八五七年，国会又削减了工业家所珍视的关税；两年后，它又取消了资本家的主要法宝之一，大西洋上的船运津贴。一八五七年，最高法院由于恶名昭彰的德来得·斯各特决定，实质上等于宣布了国会无权通过任何限制或禁止奴隶制度的法律。同时，奴隶主所控制的这个国会加强了逃亡奴隶诸法令，布卡南总统并否决了宅地法案。一八六〇年，参议院通过一项决议宣布奴隶制度在一切国土上都属合法。
南方种植场主集团这项损害全国其他阶层人民利益的断然宣言，激起了全国反对奴隶制度的力量，并且民主党队伍内也产生了显明的阶级分化。北方和西部的小农和工人开始脱离这个组织。从此种下了构成民主党基础的农业联盟日后分离的因素。这一切都为一八六〇年林肯的当选总统打下了基础。
直到这时，虽然种植场主猖狂地加强奴隶制度，但北方的资本家还没有认识到他们自己的真正利益是需要赶快奋发起来废除奴隶制度。他们还害怕完全扫除了奴隶制度，对于工人和小农会产生革命的后果，因而裹足不前。其中也有许多人通过银行、航运等业在经济上和奴隶制度发生了联系。因此工业家的政策是“控制”奴隶制度，限制它的扩充。这就是林肯的立场，也就是北方资本家的其他许多代言人的立场。直到后来一八五九年，爱默生虽然本身是反对奴隶制的，也说：我们这代的人是看不到奴隶制度的结束的[15]。
可是废奴运动者如道格拉斯、菲利普斯、布朗、斯托维、盖里逊、辉蒂尔、勒夫乔埃，以及黑人解放运动中其他许多英勇战士都认识到奴隶制度是必须消灭的。他们是资产阶级的眼光最清楚的代言人。参加废奴运动的黑人是运动的核心，是他们的遭受迫害最深的同种人的领袖。在这次有历史意义的运动中，妇女们如哈利埃特·塔布曼、苏珊·安东尼、伊丽莎白·斯坦顿等许多人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废奴运动者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工作和宣传鼓动的。工业家集团不理睬他们，最初连北方的农民、城市中产阶级和工人等群众也不理睬他们。一八五二年的全国大选中，废奴运动者的党“自由土地党”从三百万选票中只得到十五万六千票。一八五四年二月，辉格党和民主党的脱党分子在威斯康星州里本城共同组成了共和党，并制定了“控制奴隶制度”的党纲。一八五六年该党候选人佛莱蒙将军获得一、三四一，二六四票，占总票数三分之一。
种植场主的反叛
一八六〇年，共和党推举林肯为总统候选人。该年民主党因奴隶制问题而分裂为三个派别，各自分别推举道格拉斯、布莱金里奇和贝尔为总统候选人。垂死的辉格党则无总统候选人。竞选的主要争论问题是：联邦政府是否应该控制奴隶制度；假若应该，则如何加以控制。各大政党及其总统候选人均未明确提出废除奴隶制的问题。然而选举的结果势必决定两个问题：（一）作为一种制度而存在的奴隶制的存续问题；（二）美国将由种植场主抑或由工业资本家统治的问题。对于这一点，至少南部诸州的种植场主是非常清楚的。经过激烈的竞选后，获得废奴运动者支持的林肯当选为总统，他所得的票数，超过得票次多的竞选者五十余万票。选举的总结果如下：林肯一百八十五万七千七百一十票，道格拉斯一百二十九万一千五百七十四票，布莱金里奇八十五万零八十二票；贝尔六十四万六千一百二十四票[16]。
正如一切统治剥削阶级一样，当种植场主在选举中面对着不利于他们的重大的群众裁决时，他们就立即诉诸阴谋和暴力。他们不顾法律，不顾人民的意志，而坚持保留他们的剥削制度。选举结果揭晓后十一天，南卡罗来纳州于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十七日宣布退出联邦。接着，南部蓄奴各州相继脱离联邦。在几个月内，南部十一个州，即：南卡罗来纳、密西西比、佛罗里达、亚拉巴马、佐治亚、路易西安那、阿肯色、得克萨斯、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和田纳西等州先后脱离了联邦。一八六一年二月四日，当时已退出联邦的六州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城举行会议，成立了同盟，并选举了种植场主哲斐生·戴维斯为总统。这次政变影响至大，它发生在一八六一年三月四日林肯就总统职位以前，其时政府职权仍由南方种植场主的工具布卡南总统掌握。一八六一年四月十二日，叛乱者向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港附近的塞姆特要塞进攻，至此战争遂告爆发。
正如马克思当时所指出的，种植场主的目的不仅是使他们所属各州脱离联邦，自己另行组织政府，他们是在进行“一个征服战争，一个为了扩展与延续奴隶制度的征服战争”。他们希望在战争中获胜，然后在奴隶制的基础上重新组织美国的大部分地区。马克思说：“所以，奴隶主们所称的‘南部’，实包括联邦迄今所拥有的领土的四分之三以上。”[17]然而，当边陲诸州拒绝与脱离联邦的南部诸州合作时，这个庞大的征服计划终于失败了。在边陲诸州，奴隶制在经济上并不起什么作用。
在潜在力量方面，北部诸州占有绝对优势，以应付战争的考验。与组成同盟的十一个州对抗着的是留在联邦内的二十三个州。南部诸州的人口约计九百万人，其中约有四百万是必须加以监视或戒备的黑奴。北部诸州则有二千二百万人口。北部的白种人远比南部为多，数目约为四与一之比。在整个战争时期，参加联邦军的人数为二百八十九万八千人，参加同盟军的只有一百三十万人。北部军中有四万兵士是加拿大公民。美国的钢铁、纺织和军火工业几乎全部在北部；全国的银行资本的三分之二也在北部。此外，北部也几乎完全独占有供给军饷、支持战争所不可或缺的科学和熟练工人。“当林肯正式就职时，投入工业、铁路、商业和城市地产的资本，要比从大西洋至太平洋沿岸所有农场和种植场的总值为多。这一事实决定了工业终将战胜农业。”[18]在一八五九年，全国生产总值为二十八亿一千八百万美元，而北部则占百分之七十五；至于国家财富，北部约有一百一十亿美元，南部约有五十亿美元[19]。
詹姆士·艾伦说；“林肯所领导的联盟中包括工业家，绝大部分自由农民、各种中产阶级人士和黑人。这个联盟在政治上体现为新生的共和党；在内战时期它得到有组织的工人的支持。”[20]林肯的战争联盟拥有绝大部分的北部人民，虽则在整个战争时期仍有强大的少数“铜头毒蛇”派存在。“铜头毒蛇”派的基础是相当大的一部分拥护奴隶制的资本家，他们与南方的种植场主有经济上的联系。在南部，赞成脱离联邦、积极要求保留蓄奴制的白种人，显然不及全体白人的半数。种植场主如此缺乏广大群众的支持，以致在战争期间以及战后复兴时期他们不得不采取孤注一掷的政策[21]。
虽则在人力和物质资源方面，林肯占有压倒的优势，然而在解放奴隶这一问题上，他却迟疑不决几达十八个月之久。他认为关键问题是维持联邦的完整，而奴隶制问题只是次要的。在同盟军侵略性的攻击下，他基本上仍然采取守势；后来他才决定解放黑奴，给南方同盟以重大的革命性的打击。在急进派苏姆纳、司蒂文斯、菲利浦斯和其他人士长期的压力下，林肯才采取此项革命步骤。这个打击是取得胜利的关键。林肯本人是反对奴隶制的。在发表解放宣言以前，林肯曾经说过：“我天生是反对奴隶制的。如果蓄奴不是错误的，那么就没有什么是错误的了。我记不起曾经有过任何时候，我不是这样想和这样感觉，可是我却从未认识到总统的职位授与我无限的权力，按照我的这种判断和情感，对奴隶制正式采取行动。”[22]
林肯的犹豫态度，显示资产阶级的动摇不定。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和维也纳“新闻报”上发表的文章，极其深刻地分析了整个革命的内战的局势；对于林肯在政治上的畏首畏尾，不解放黑奴，使他们投入联邦军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马克思在一八六一年说，这种踌躇不决“从战争开始以来就是侵袭着联邦政府的不可救药的弱点，它驱使联邦政府采取不彻底的措施，迫使它假装不知道战争的原则，而放过敌人的最易受攻击之点、罪恶的根抵——奴隶制度本身。”[23]
由于战争的需要和左派人士的压力，林肯终于被迫宣布解放黑奴。他在一八六二年九月二十二日颁布了划时代的“解放宣言”，规定于次年一月一日起正式生效。北部的人民普遍地举行游行示威，来欢迎此项决定。林肯的此项措施解放了四百万黑奴，对于傲慢的奴隶主所蒙受的三十亿美元的损失则不加以补偿。一八六五年一月，国会通过了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明确规定美国各州一律禁止奴隶制度。此项修正案后来亦经各州认可实行。
联邦政府在政策上的根本转变——由仅仅企图维护联邦的完整和限制奴隶制度于特别指定的区域内，转变为完全废止奴隶制——把战争置于新的基础上，使它成为真正的革命斗争。虽则联邦军队继续遭受严重的挫折，然而从那时起，战争的最后结果已经可以肯定了。这里无须再追述那历时数载的血腥斗争，只消说：在南部同盟军的首都里士蒙陷落后，南方军总司令李将军于一八六五年四月九日在阿波马托克斯向格兰脱将军投降，战争至此乃告结束。五天后，林肯在华盛顿的福特戏院被种植场主所收买的伶人蒲士刺杀毙命。
内战历时四年之久，军民死亡达百余万人，这是在新世界的土地上进行的最大一次战争。经过了这样大的流血，用革命斗争的方式才使种植场主认识到，在美洲，不能再为了寄生的地主的利益而继续买卖人类，任意剥削他们的劳动或屠杀他们。这次内战固然加强了资产阶级的经济与政治地位，它同时也扫除了工人阶级前进道路上一个重大的历史障碍——奴隶制度。这一事实已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所写的有关美国内战的文章中指出了。
内战中的黑人
黑人积极奋起迎接内战，尽管有许多谰言诋诽他们，说他们采取相反的态度。特别是林肯颁布的解放宣言，使黑人变成了在南部同盟军后方的一支强大的起义队伍。在内战期间，五十万黑人从种植场中逃跑，严重地损害了生产。有些黑人则侦察同盟军的行动，把情报供给北方军。英勇的哈利埃特·塔布曼不但利用“地下铁道”组织，护送黑人逃跑，使他们得到自由，她还领导武装人员进攻同盟军，并且替北方联邦年搜集了重要的军事情报。实际上，北方联邦军的军事情报机构几乎完全依靠黑人。奴隶起义（和奴隶罢工）比以前更多了。逃跑了的奴隶结成骚扰队伍，与联邦军密切地合作着。肯塔基州的吉伯特牧师报道说：“这次战争充满了黑人帮助我们的无数事迹。黑人引路者带领我们的部队前进；他们关怀备至地照顾从敌方逃出的我们的兵士。黑人也替我们在海上俘虏敌人，黑人侦察员给我们送来宝贵的情报。自从战争开始时起，南方的黑人即一贯同情我们，总是欣喜若狂迎接我们部队的来临。”[24]黑人的这些起义行动；迫使同盟军当局从他们的本已不足的武装部队中抽调了至少十万人，以压制奴隶们。
一八六二年八月以后，当踌躇不决的林肯政府给予黑人参加联邦军的机会之后，他们很快地就证明自己是第一流的兵士。一个来自非洲、有果敢的战士传统的民族，他怎么会不是第一流的兵士呢？鲁伐斯·赛克斯顿将军在一八六三年三月四日说：“在每一次行动中，黑人兵士都表现了高度的英雄气概。”[25]北方军决定召募黑人入伍，是战争的转折点。在南方军方面，迫使黑人加入同盟军的任何企图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没有一个黑人为同盟军开过一枪”，这是一句极其中肯的话。在联邦军中，约有十八万六千黑人兵士，其中约十三万四千人系来自脱离联邦的南部诸州。三万七千左右黑人官兵在内战中牺牲了，死亡率比白人兵士高百分之三十五[26]。然而在待遇方面，北方年当局竟卑鄙到每月只给黑人兵士十块美元，而白种人则得到十三块美元。在北方军的海军里，也有很多黑人服役。
对黑人的一个最大诽谤，就是说他们获得的自由是奉送给他们的，但是事实证明，他们曾经为着自己的自由进行过坚决的斗争。关于黑人在内战以前及内战期间为自由而从事的长期斗争，没有一个人比阿普蒂克说得更正确更清楚了：“美国的黑人从未使全世界忘掉他们所受的压迫和奴役生活。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不惜以金钱购买自己的自由；他们自杀，切掉自己的手指和手，拒绝工作，遭受拷打。他们逃到沼泽地区，集合起来，进行斗争；他们逃到自由的避难所，逃到侵略军里去，逃到印第安人、加拿大人、荷兰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和墨西哥人那里；他们逃到北部诸州，挨户乞钱，藉以购买父母和妻子儿女的自由。道格拉斯、司蒂尔、爱伦、郝尔、司蒂华德、蓝恩、比布、诺斯拉浦、特鲁斯、塔布曼、华尔克、加内特、雷蒙、泼维斯和其他成千的黑人，从一个城市转到另一城市，向人民演讲，说明黑人的痛苦，为黑人辩护，提出警告并进行鼓动工作。他们写论文、书信和小册子，叙述他们同胞的悲痛生活，呼吁实行改革或鼓动进行革命。他们一再独自或与穷苦白人共同策划对抗的行动和起义；牺牲了的烈士的尸体尚未冷却，其他勇士们又奋不顾身地继续进行着斗争——例如丹马·魏西、奈特·特纳以及成百的普通人民：许多个卡托、盖布里尔、贾克、亚瑟、汤姆、彼得、山姆、东尼、巴特里克、格林、柯普兰等等。”[27]
内战中的工人
在美国废除奴隶制活动中，工人阶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在内战前的十年中，美国的工人尚未成熟，政治上的发展也很不够，而且几乎完全没有组织起来，那时他们不懂得废除奴隶制度的必要性。工人阶级一般地都受了当时资产阶级观点的毒害，林肯也受到同样思想的影响，那就是以为奴隶制应该而且能够被限制于特定区域内。方纳说；“当初行动是很慢的，那是由于许多废奴运动的领导者对工人阶级的要求采取敌对态度，由于他们与民主党的联系，由于害怕奴隶一旦获得解放，会在劳动力方面引起更大的竞争。”[28]然而，当南方真正实行叛变时，绝大多数工人都支持林肯，维护联邦，而且他们很快地就起而支持解放黑奴的要求。
当时杰出的工会运动领袖希尔维斯曾在一八六〇年投票选举道格拉斯为总统，但是当南北战争爆发后，他和其他工人领袖一起，领导着动员工人以支持战争的工作。当林肯号召人民加入志愿部队时，许多任务厂和工会的工人全体起而响应，黑人工人尤其热烈响应。“古耳德在一八六九年出版的‘关于美国士兵的军事与种族统计的调查’一书说，在联邦年中，每一千个兵士中有四百二十一人……系属于工人阶级。从事农业的……有四百八十七人。”[29]有钱人每人只要付出三百美元，即能免服兵役。北方城市中所发生的“徵兵骚乱”，基本上是由于反对这种不公平的荒谬规定，而不是反对战争本身。一八六三年七月十三日在机约发生的大骚乱中，死伤了约一千人。“劳动骑士会”的领袖包德利在数年后下了正确的评语说：“诚然，社会上其他阶层人士也投入了军队并对联邦的事业有所贡献，但是联邦军的绝大部分系由劳动人民组成的。”[30]对于工人在战前以及在内战中积极参加反对奴隶主的斗争，林肯曾数次加以赞扬。
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对于取得战争的胜利，也起了重大的作用。移居美国的革命工人的许多组织都集体投入了联邦部队。积极的共产党员工人，如约瑟夫·魏德迈、奥古斯特·威里奇、罗伯特·罗萨、弗里兹·贾柯比等，都在联邦军中担任重要职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领导下的英国革命工人，对于北方军的胜利也作了重大的贡献。由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英国工人阶级对美国内战所持的立场，英国反动阶级乃未能使英国参加南方同盟军作战，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感觉到，争取黑人解放的斗争是和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有根本的不可分的关系。一八六一年马克思说：“因此，当前南部与北部之间的斗争不是别的，而是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是奴隶制度与自由劳动制度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这两种制度不能再在北美大陆上和平共处。它只能以一个制度或另一制度的胜利而结束。”[31]马克思也说：“北美合众国，在尚有奴隶制度染污共和国的一部时，任何独立的工人运动，都是瘫痪无力的。劳动在黑皮肤上受着压迫的地方，是不能在白皮肤上得到解放的。”[32]
在一八六四年成立的以马克思为首的国际工人协会，在整个欧洲展开了支援联邦并拥护黑人解放的运动。当北方年获得最后胜利时，国际工人协会致函林肯表示祝贺；林肯也给了恳切的答覆。南北战争的结果是正如马克思当初所预见的：战争的胜利结束和奴隶制度的废除，大大地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样地它也激励了工人组织起来。全国劳工联合会于一八六六年八月成立；工会组织迅速地在北部发展起来了。
获得胜利的北部于是开始改造战败的南部，以适合它的意旨。在内战后的许多年中，北部资本家一直实行着这种政策；他们坚强地控制着联邦政府，通过了歧视南方的进出口税则、税率、铁路立法和其他立法；对南方工业化的程度利性质，也加以限制；他们利用南方的政治代表作为他们的傀儡，并且协助在南方巩固歧视黑人的黑人法规。
南方的工业大部分属于北方华尔街的资本家。摩根集团掌握着田纳西煤铁公司、弗吉尼亚桥梁公司、共和国和南方公司、南方铁路公司、环球水泥公司以及南方的其他许多大工厂和企业。洛克菲勒的一些石油公司拥有庞大的石油机构，该公司占有一千七百万英亩南方最好的油田。杜邦集团的人造丝、尼龙、塑胶和化学工业工厂遍布南方诸州。木材业、新织业、烟草、汽车、造纸、肥料、罐头食品和其他工业的主要工厂，也都属于北方的垄断资本家[33]。这些庞大企业控制着南方人民的生活，剥削着广大人民，唯利是图的北方资本家每年从南方搾取数十亿美元的利润。在这些垄断资本家中，有许多是在内战一结束后就在南方打下了最初的基础。他们是黑人的主要剥削者和压迫者。
一八六一——一八六五年的革命
奴隶主统治的被推翻是一次革命，因为它根本上改变了全国的经济，并且使政权从一个阶级手中转移到另一阶级手中。它也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它粉碎了种植场主的统治，使工业资本主义取得了优势。最后，它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它主要的目的是废除奴隶制度；而且也因为黑人、小农民和工人阶级是使内战终于获得最后胜利的决定因素。列宁在一九一八年向美国工人阶级谈话时，指出了“美国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五年的内战底极伟大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进步的和革命的意义”[34]。
为了彻底实现这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能促成的良好效果，正如艾伦说的，就必须进行若干基本的战后工作：“问题很明显地摆出来了：没收所有地产，分给无土地的人民，剥夺大地主的政治权利，给予黑人选举权，这是革命所提出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主要要求。假若不能实现这些最低限度的要求，则终将导致反动势力的胜利。”[35]
在战后重建时期，黑人以他们可能使用的有限方法，发挥了极大的创造力，担负起对他们是新鲜的公民任务。他们为了满足刻不容缓的需要，就在许多地区占有了土地；后来费了很大的力才把他们驱逐出来。他们也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大批黑人代表不久就参加了改组后的南方立法机关。许多黑人也被选为副州长和国会议员等等。在重建时期南方诸州的政府所通过的立法，在政治上是非常进步的。在战后初期，急进共和党在国会中占有大多数席位，他们倾向于广泛地授给黑人以公民权利；但是他们未能进而摧毁种植场，将土地分给黑人。当时有组织的工人运动领导者也未了解这一基本步骤的重要性。
胜利的北方资本家对于真正解放黑人，也有所恐惧。当他们在军事上击溃了南方的种植场主，夺取了联邦政府，并且在经济上束缚住南方以后，他们觉得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了。至于黑人所提出的“四十英亩地和一只骡子”以及取得完全的公民权利等合理的要求，他们则完全不表同情。北方资本家并不需要一些欣欣向荣的黑人农民和工人。他们不愿意使受自己剥削的北方工人看见南方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令人感奋的榜样。他们很愿意使已被削弱了力量的南方种植场主继续保有他们的大地产。此外，只要废除奴隶制度的目的已经达到，那么为了南方种植场主和北方工业资本家的共同利益，他们就要使黑人继续处在遭受最大限度剥削的境地。
因此，北方工业资本家卑鄙地背叛了战时的同盟者——黑人。司蒂文斯、道格拉斯、苏姆纳、菲利普斯等急进共和党分子主张没收种植场主的财产，给予黑人土地、选举权和公民权，使他们真正获得自由。对于这些急进共和党分子，北方工业资本家也加以排斥。在一八七七年，当资本家的傀儡约翰逊和格兰脱二总统完成了“重建计划”，北方工业资本家就设法使联邦军队从南方撤退。一八七二年，他们也对南方同盟的领袖颁布了大赦令，恢复他们的公民权。所有这些都是对南方种植场主的一种纵容态度。种植场主通过三K党实行疯狂野蛮的恐怖活动，再度建立了对黑人暴虐的统治。因此，解放不久的黑奴又被迫处于美国的独特形式的分成制雇农制度下的苦境。从那时起，黑人在经济上所遭受的剥削，在政治上的被剥夺一切权利，在社会上的被排斥和歧视以及他们所遭受的野蛮的迫害和虐杀，构成了文明世界的莫大耻辱。于一八六一年开始的革命乃告失败，而反动势力胜利了。
为了替这种对黑人的叛卖和反动行为作辩护，北部和南部资本主义的代言人曾不断地恣意辱骂和歪曲“重建”时期所发生的事件和领导者，从而诽谤黑人立法委员的优良成就，诽谤他们制定的革命性计划的正确性，以及司蒂文斯和其他急进共和党分子所进行的英勇战斗。这是美国历史上最恶劣的一次歪曲事实的宣传运动。
巴西黑人的解放运动
巴西是西半球最后一个废除奴隶制度的国家。一八八八年有五月十三日巴西终于加入反对奴隶制度的国家阵营里，宣布解放黑奴。至此，著名的蒂拉登特斯于一七八九年在他的革命计划中最初提出的解放黑人的要求，终于实现了。
在巴西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奴隶制度是根深蒂固的。在将近四个世纪的长期间内，巴西的整个经济制度是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巨大的种植场及其所生产的输往国外的热带农产品也有助于蓄奴制度的成长。在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纪中，糖是主要的产品。在巨大的种植场里，植棉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十八世纪中叶由葡萄牙带来的咖啡，几乎在一百年后才开始广泛地种植。其他热带产品，如米、参茨、蓝靛等等，再加上畜牧业，构成了全部农业经济。金矿和金刚石矿的开采虽然在十八世纪具有相当大的规模，但是从未具有像在西班牙的某些殖民地那样决定性的重要地位。以上所说的生产活动，在巴西都是利用奴隶的劳动进行的。
在巴西，大地主牢固地掌握着政治权力。大地主生活（到现在还是如此）就像小君主一样。在他的规模巨大的种植场里，大地主“有他赖以生活的肉类、面包、酒和谷类；有供给他衣着的羊毛和棉花；有给他灯光的花生油和腊。他有木材和瓦来建筑房子，以遮避风雨；也有武器保护自己。他一无所缺。他可以向全世界挑战。”对于他所有的大批奴隶，他可以为所欲为。政府和军队都是他的工具。而由他占有和控制着的教堂，也为他那野蛮的剥削制度祝福。在巴西境内的强大英国势力也是拥护奴隶制度的。
在这样有利的条件下，奴隶制度延续了特别长的一个时期。种植场主的势力变得那么强大，以致能够使巴西脱离葡萄牙的统治；他们得到英国的帮助，于一八二二年在巴西建立了一个君主国家，而无须经过一次激烈革命，有如西班牙和其他国家的殖民地那样，这些革命曾震撼了各殖民地的基础。种植场主也成功地在一八八九年实行了一次不流血的改革，由旧式的君主国家转变为新式的共和国，他们仍然对共和国政府保持着控制地位。由于没有革命的斗争，致使巴西的奴隶制度和其他许多反动制度免于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然而，种植场主也未能拯救奴隶制度，使它在巴西永远存在。奴隶制的经济越来越不适合时代。它在巴西越来越成为众矢之的。革命知识分子坚决反对奴隶制度；当时虽弱小然而日益成长着的商业资产阶级也反对它。尤其是黑人本身，在各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时期开始以后，他们即积极从事于摧毁奴隶制度的工作，使之完全行不通。许多地区的奴隶起而反抗，他们逃离种植场；已经获得自由的黑人则建立兄弟会，募集款项，使别的黑人得以购买自己的自由。解放了的黑人在巴西社会的各方面成为了领导人物。著名作家何塞·巴特罗西尼奥和其他黑人领袖进行了有力的反奴隶制的鼓动工作。黑人解放的情绪很快地在各方面增长着。有些种植场主认识到奴隶制度已经过时，必定会被消灭，于是他们就释放了自己的奴隶。克罗说：“当军队和警察被派出去为奴隶主逮捕逃亡的奴隶时，这些奴隶主只给以半心半意的协助。”
最先在海地、接着在西班牙各殖民地实行的解放黑奴运动（这与十九世纪初叶西班牙各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有密切关系），大大地增强了解放巴西的黑奴的要求。因此，在一八二八年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禁止买卖黑奴，虽则直到一八五〇年此项措施才正式生效。美国的内战使成百万的黑人获得解放，从而又一次大大地推动了巴西的废奴运动。
到一八七一年，要求解放黑人的声势已极其壮大，以致迫使当时执政的保守政府通过了里约布兰加“胎儿自由”法命，规定自此项法令通过之日起，凡是黑奴母亲所生的孩子一律获得自由。那时奴隶制度正在迅速瓦解，巴西黑奴的数目已减至一百七十万人，计三十年来约减少了几乎一半。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一八八五年通过了另一项法令，解放了所有年满六十岁的奴隶。这时巴西人民的力量正日益增长，他们终于在一八八九年推翻唐·彼得罗二世和君主政体制度。在一八八八年五月，当革命运动在高涨的时候，解放黑人的法令终于宣布了。当此项法令在国会中以绝大多数的票数获得通过时，议员们都狂热地表示欢迎。该年奴隶的总数已减至约七十万人，即一八四〇年奴隶总数的五分之一。奴隶主未得到分文赔偿；据他们自己估计，损失约达二亿美元。奴隶制度受到极度的憎恨，有关黑奴的官方档案全部当众焚毁；这件事直到现在仍然使研究黑奴问题的学者感到遗憾。
正好像前西班牙所属各殖民地以及美国的情况一样，获得解放的巴西黑人大多数又变为雇农了。然而不同的是，已经获得人身自由的美国黑人，由于有歧视黑人的制度的存在，继续在政治上和社会生活上备受屈辱；而获得解放的巴西黑人却永远不再遭受这种侮辱了。拉莫斯说：“奴隶获得解放后，黑人即充分参加了巴西的社会和家庭生活。没有一条法律禁止他们参加此种生活，或者禁止巴西公民进行合法的活动。”[36]由于巴西黑人的得到解放，经过了四百余年的压迫和痛苦生活之后，南北美洲的黑人终于挣脱了奴隶制的镣铐，因而消除了西半球人民走向幸福与进步的道路上的一个重大障碍。
[1] 陶贝著：“殖民地时期的印第安人奴隶制度”。
[2] 马克思著：“资本论”，第一卷第一七八页。
[3] 亚当·斯密著：“国富”，第一卷，第三四页。
[4] 道夫曼著：“美洲文明中的经济思想家”，第一卷，第一八二页上的引文。
[5] 西蒙斯著：“美洲史上的社会力量”，第二三二页上的引文。
[6] 威尔斯著：“世界史纲”，纽约一九三六年版，第二卷，第三〇六页。
[7] 见伍德逊著：“黑人教会史”，第二三——三九章。
[8] 阿普蒂克撰文，载“黑人历史杂志”，一九四〇年七月号，第三三一页。
[9] 寇克兰著：“美洲经济生活史”，第一七六页。
[10] 同上书，第一八八页。
[11] 同上书，第一九一页。
[12] 伍德逊著：“我们历史中的黑人”，华盛顿一九三一年版，第二二六页。
[13] 契德乌、奥斯累和尼克松合著：“美国：从殖民地到世界强国”，第三六七页。
[14] 见方纳著：“商业与奴隶制度”，北卡罗来纳州小教堂山一九四一年版。
[15] 比尔德夫妇合著：“美洲文明的兴起”，第一卷，第六五六页。
[16] 麦克马斯特脱著：“美国人民史”，第三卷，第四七四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合著；“论美国内战”，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七二页。
[18] 比尔德夫妇合著：“美洲文明的兴起”，第一卷，第六三五页。
[19] 波加特著：“美洲经济史”，第四四三、四六九页。
[20] 艾伦著：“黑人的解放”，纽约一九二七年版，第七页。
[21] 毕尔著文，载一九三九年，二、三月号“共产党人”杂志。
[22] 桑德堡著：“林肯：战争年代”，纽约一九三九年版，第二卷，第二〇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合著：“论美国内战”，第八〇页。
[24] 威斯莱著；“美国的黑人劳工”，纽约一九二六年版，第一〇九页上的引文。
[25] 阿普蒂克著：“美国黑人史论文集”，第一九七页上的引文。
[26] 阿普蒂克著：“争取自由”，第七八页。
[27] 阿普蒂克著：“美国黑人史论文集”，第二〇三、二〇四页。
[28] 方纳著：“英国工人运动史”，第二九六页。
[29] 同上书，第三〇七页。
[30] 包德利著：“三十年的生活与劳动”，俄亥俄州哥伦布城一八八九年版，第五八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合著：“论美国内战”。第七九页。
[32] 马克思著：“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八七页。
[33] 哈利·海伍德著：“黑人的解放”，世界知识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二七二——二七四页。
[34] 列宁著：“给美国工人的信”，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一三页。
[35] 艾伦著：“重建时期”，纽约一九三七年版，第三一页。
[36] 拉莫斯著：“巴西的黑人”，第一六七页。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