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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工资工人党
社会党的内部斗争，终于扩及全国，而且于1912年在威廉·D·霍乌德与马西·克尔的“国际社会主义评论”集团所领导的斗争中，达到顶点。但是，在我所说的这些年代里，斗争中最前进的阵地是在太平洋海岸；而其主要中心是在华盛顿的西雅图。反对派的领袖为梯杜斯，他是地方报纸《西雅图社会党人报》的编辑。梯杜斯时是一位优秀的演说家，有力的作家，富有煽动性的宣传鼓动家，是当时美国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他最大的弱点，便是难以救药的“左倾主义”与强烈的官僚主义独断独行的倾向。梯杜斯集团在整个华盛顿州以及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爱达荷与蒙塔那州的部分地区都拥有很大力量与联系。
1907年的工业危机使我在波特兰立不住脚，我不得不到西雅图寻找工作。从1907年至1909年，我在这里大多是当建筑工人和在本地锯木厂作工。我立刻参加了梯杜斯反对派集团，并积极参加美国劳工联合会本地工会——建筑工人工会的工作。
1909年的分裂
当我到达西雅图时，社会党的内部斗争已很尖锐。该州组织是操在以狡猾的牙科医生布朗为首的机会主义知识分子手中，后来几年布朗因联合选票而当选西雅图市长。但大多数党员都拥护左翼反对派。
以由无产阶级控制党或由小资产阶级控制党这一主要问题为中心而进行斗争，发展成为与许多支派争夺权力的斗争。右翼在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充分支持下，力图镇压党内一切革命的倾向。他们企图使党变为一种地方公有制联盟与小的改良运动。他们为了选票不惜牺牲一切。另一方面，左翼力图使党成为一个战斗的组织。它散发马克思的小册子，并广泛宣传新出版的考茨基著作：“夺取政权之路”。它并支持“国际社会主义评论”集团的总路线，只与左翼的演说家合作，并力图予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与其他战斗工会的斗争以真正的帮助。党内斗争愈来愈激烈。双方开始将属于对方的党员从各个支部开除出去。
1909年春党在华盛顿州维利特召开的州代表大会上，斗争达到了最高峰。双方都尽最大努力来选举代表。左翼主要是获得木材工人、城市劳动者与半无产阶级的“贫苦农民”的支持。右翼有小商人、知识分子、熟练工人与富裕农民的支持。真正得到了大多数选票的无疑是左翼，但当大会召开时右翼却纠合了大多数代表。
于是，左翼立即理直气壮地谴责右翼利用对党机构的控制，包办这次大会。然而，优良的战术本应该：左翼暂时屈从这种人为的多数，然后再利用形势进一步在地方上与全国组织斗争。但是，容易冲动的“左倾主义者”梯杜斯却太性急。在他的领导下，左翼拒绝参加这次代表大会，撤回其代表，自己召开代表大会，并选举了州书记。这样，在华盛顿州便有了两个社会党，于是机会主义控制下的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便立即宣布左翼代表大会为非法，批准右翼州书记，左翼分子，须经胜利了的布朗和他的同盟者严格审查合格之后，才可以个人身份重新入党。一般说来，左翼人士是拒绝接受这些苛刻条件的，因此，很少有人重返社会党。结果使社会党的组织在华盛顿州陷于崩溃，力量大部丧失。
我们既被开除，下一步该怎样办呢？最初，我们打算保持我们社会党的名称，但是，这种政策是行不通的，人们已很嫌弃再用社会党这个可憎的名称，；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新的形式来动员我们的力量。
社会劳工党
我们之所以考虑参加社会劳工党，至少是为了这一个理由。这个组织在当时尚未退化为像现在这样一个狭隘的、反革命的宗派，它仍带有革命的精神，这个组织在思想上和其他方面完全受德·雷翁控制，他的理论构成了社会劳工党的纲领。
德·雷翁生于委内瑞拉，是一个知识分子，在荷兰与德国的大学校受过教育。当他懂得革命时，他便是一位虔诚的、不知疲倦的革命战士。他也是一位卓越的作家，从1890年到1914年他逝世那年，他在理论上对美国革命的影响，比他以前和后来的任何其他美国知识分子都大。
德·雷翁对革命运动最大的贡献，就是他认真坚持揭露右倾机会主义，他对美国劳工联合会职员与社会党小资产阶级领袖们的批评，伤害了这些反动派，使他们对他抱不共戴天之仇。但是，除了对改良主义的这种批评，与他进行这种批评的革命精神而外，在德·雷翁的主张中却很少有价值的东西。当他企图拟定一个纲领时，他就犯了极大错误。他是一位狭隘的、宗派的教条主义者，他的理论中虽然也有政治行动的因素，但却直接导向发展工团主义。事实上，德·雷翁可以被恰当地称为美国工团主义思想之父。
上面说过，德·雷翁的理论体系承认有政治行动的某些需要。但他的基本倾向是工团主义，因为他一贯过低估计党在革命前、革命中以及革命后的作用；而过高估计工会的作用。这种工团主义的倾向，本身表现在很多方面。
首先，德·雷翁否认利用日常斗争争取实现部份的、迫切的政治要求，他说：“不是要面包屑，而是要资产阶级无条件投降——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口号。”争取到的让步，仅仅是“无产阶级脚下的香蕉皮”。这种主张产生了这样的效果：就是将革命前的时期将党降为单纯说空话的机构；而将只争取经济要求的真正日常斗争，让给产业工会去作。
其次，德·雷翁天真地相信：单纯经过逐渐教育的过程，使党在全国选举中获得多数选票，便能发生革命。德·雷翁认为：资本家碰到工人的多数就会吓得屈服；假如不幸他们不屈服，那么工人将叫自己的真正战斗组织——产业工会出场，工会将“把资本家赶出工厂”，这样来结果他们；德·雷翁没有想到资本家在还没有被战斗政党领导下的革命无产阶级利用所有的武器将他们击败之前，他们经常进行猛烈而激剧的斗争（这已为俄国、德国与西班牙等国的事实所证明）；他也不了解资产阶级国家的作用，就是用武力来保卫当权的资产阶级的政权。
第三，德·雷翁认为：一旦革命完成，党便立即解散，并将假定为立即天下太平的社会交给产业工会去管理。这是进一步崇拜工会的作用，而将党的作用降到最低限度，这也表现德·雷翁对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一种误解，这过渡时期其实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及与失败了的阶级的残余进行尖锐斗争的时期。德·雷翁典型的工团主义的表现，是他1905年演说时的声明：“产业工会运动是用以摧毁资本主义堡垒的攻城车，同时又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本身的继承者。”
与德·雷翁的工团主义主要倾向一致的，是他的臭名昭著的双重工会论和关于理想的产业工会形式的乌托邦的空论，他把旧有的行业工会，视为资本家与保守的劳工领袖反对工人阶级的一种阴谋。由于具有这种宗派观念，他积极领导这几批革命分子脱离劳联，并企图建立乌托邦的双重工会，其中有1895年的社会主义职业劳工协会，1905年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与1908年的工人国际产业工会。这三个工会都失败了，德·雷翁他这种双重工会运动唯一的实际效果，便是大大削弱劳联左翼的力量，而使龚柏斯分子更牢固地控制了工会。
德·雷翁整个观点的主要工团主义色彩是很显明的。在他的理论中，工人阶级的基本机构是工会。至于党，它的作用只是次要的，而不是中心的、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因此，将整个革命斗争实际上降为工会的问题。所以，被德·雷翁的理论教养出来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中的真正工团主义者，如圣约翰、霍乌德、陶特曼之流，只须稍为再退一步，便将德·雷翁稀薄的一点党的观念一扫而光，而在理论上只剩下一个产业工会，从而建立完全工团主义的体系。德·雷翁曾与那些“直接行动主义者”进行激烈斗争，这确是事实，但那是因为他没有从自己的前提作逻辑的结论。他的处境有如一只母鸡孵出了一大群小鸭子。跟着又看到这些小鸭子在水中游泳起来时，大吃一惊的那种情形。
德·雷翁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它基本上是正在形成中的工团主义。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党的观念，毫无共同之处。俄国革命的经验已光辉地证明了工人的党（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及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领导者、组织者与先锋队。
德·雷翁主义并不是走向革命，而是离开革命。它的最后的产物——今天的社会劳工党，正如马克思与恩格斯很久以前所指出的，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是美国宗派主义最恶劣的表现。它是苏联及劳工运动中一切重要的与革命的事物的敌人。它是美国工人阶级所曾产生的最孤立、最软弱与无用的全国性政党；它真是真诚而英勇的战士——德·雷翁的一座可怜的纪念碑。
我们建立一个新党
由于1909年社会党在华盛顿州的分裂，我们必须对我们组织工作的下一步骤有所决定。我们中间大多数人正跟那时一般的左翼人士一样，浸透着德·雷翁半工团主义的理论。但是我们终于决定不参加社会劳工党。它的浓厚的宗派主义色彩使我们却步；我们虽然不是分析了德·雷翁的教条式的乌托邦主义，但却感性认识了这种主义。因此，我们决心建立一个新党，而且我们真这样作了。
经过许多辛劳之后，终于在1910年2月25日在西雅图建立了新党。毕斯凯被选为书记。新组织取名为工资工人党。这个组织是短命的；结果它只制订了杂乱无章的政策的公式，并未将现有的和潜在的组织力量真正组织起来，党员数目的统计也没有。
工资工人党是介于社会劳工党与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之间的杂种。它把在社会党内部斗争时提出的主要要求，作为它的纲领的中心。那就是说。工资工人党力图以及只限于工资工人才能成为党员的办法，来解决无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控制党的问题。它自称为“政治联盟”，它在入党的规程中明文规定不让“资本家、律师、传教士、医生、牙科医生、侦探、士兵、厂主、警察、监工、工头、教授与店东”参加党。它禁止“一切有权雇佣与辞退人的人”加入，但它避免提到农民。
党纲中最着重的是产业工会运动，当时就是指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它反对成立一个劳工党。它那反议会政治情形是不难看出来的。党纲并没有规定迫切地政治要求，也没有提到党在正确这些要求、在保卫工人现在的生活水平以及在教育与组织群众执行未来革命人物方面，党所起的作用。党纲本身只含糊谈到党将支持工人的一切斗争。党工作的整个重点，适当在产业工会行动，以及关于废除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宣传鼓动工作上。
在阶级斗争中，像工资工人党这样的组织是没有地位的，所以它刚诞生便告夭亡。从它成立到崩溃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它的报纸——工资工人，只出了一期，便宣告死亡。突然的分裂，是我们在俄勒冈、加利福尼亚甚至华盛顿州的力量，陷于混乱。真正支持新党的比较上为数很少的工人，也很快退出了党。领导分子之间几乎没有重新参加社会党，或社会劳工党的，有些人像奥尔特成了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官僚；但是大多数人如曼雷（他后来成了我的女婿）、海德、毕斯凯、我自己及其他许多人，都参加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我们所受的德·雷翁主义的教育，引导我们走向逻辑的结论——工团主义。
从前向工资工人党集团的少数残余分子，仍团结在梯杜斯周围，并提倡以缩短工作日作为取消资本主义的道路。他们很快又分为两派，一排要求每天工作四小时，另一派要求每天工作三小时。梯杜斯本人已决心成为一个无产者。他抛弃了他医生的职业，而且在以后二十年，他都当升降机司机。其中有几年，梯杜斯曾偷乘火车漫游全国，对美国劳工联合会地方组织演讲，并向他们誓约在几年后的某天宣布总罢工，争取每天工作四小时。1931年他因患癌病死于纽约一家医院中。
至于我自己，我上面说过，我投奔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我没有回社会党，这也许是我事业中最大的政治错误。虽然社会党整个说来，无论在国内或国外都不是一个革命的政党，这已很快为战时与战后年代中的事件生动地证明了，然而经过它的左翼，它是终于成立的革命政党——共产党种子的主要传播者。例如，共产国际也是从第二国际产生的。所以我的脱离社会党，使我与革命发展的主流——社会党左翼隔离，结果使我在工团主义贫瘠的沙漠中徘徊了十二年。
工资工人党的意义
工资工人党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社会党左翼最早的组织之一，它是1912年大斗争及1919年社会党最后全国分裂的预兆。它是社会党内部革命分子反对改良主义领导这一世界性斗争中的地方性前哨战。在旧俄，改良主义1903年便已经被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决定性地击败了，其后十年也是在他的领导下，全世界反对活力日益减少的改良主义的斗争，终于成立了共产国际。
工资工人党在说明左翼在其现阶段发展中的思想发展的情况这一点上，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它的纲领是幼稚和极左的。它受了德·雷翁学说的严重影响，认为党只是进行革命宣传鼓动的组织，而不是工人的领导的、战斗的机关；它不提出当前的政治要求，它浸透着反议会政治的倾向；它是充满了当时流行的对于双重产业工会运动的作用的过高估计，而且它甚至忽视了工人的有力的同盟军——贫农。工资工人党在它的整个观点中，带有浓厚的工团主义性质。
特别显著的是，工资工人党对于劳动者党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问题，作出过左的解决办法，不让他们参加党。因而，它遵循着很多年以前巴枯宁与蒲鲁东在第一国际中所采取的错误道路，当时他们曾不顾列宁的坚决反对而主张采取同样的政策。在原则上于一切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破裂，是不正确的，这使党陷入理论上的贫乏之境。对那些企图利用党来进行改良主义目的的知识分子野心家，与那些已抛弃原阶级而投身无产阶级，并正从事发展工人革命理论的基本任务的知识分子，必须有所区别。列宁在他著名的小册子《怎么办》[1]中，曾对这问题说过：
“各国历史证明：工人阶级凭靠自己的力量，只能造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对于必须组织工会，必须与厂主斗争，必须从政府那里争得颁布工人所需要的某种法律等等的信念。而社会主义学说是由有产阶级出身的那些受过教育的分子，即知识分子所制定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以及经济理论中长成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按其社会地位来讲，也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工资工人党对于工人阶级中革命分子的看法，也表现了过左的倾向。汤姆·斯拉登在《国际社会主义评论》上发表的以《无产者》为题的一文中，说明了关于这问题当时流行的错误观念。他认为建党与进行革命的工人，必须是完全无家可归的工人，失业的人，一文不名的人，不信仰上帝的人与被剥夺选举权的人。然而，这种观念只是简单地反映了众所周知的西部流浪工人的观念，这些流浪工人充满革命精神，控制了整个西部工人运动，但他们绝不是广大工人阶级的代表。工资工人党对革命力量的这种狭隘看法，自然会使党脱离贫农与小资产阶级整个阶层，甚至脱离广大的工人阶级本身。
[1] 原文为《做什么》，经查，该篇现译为《怎么办》。——录入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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