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社会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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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社会党

　　外界的力量使我天生的无产阶级本性，迅速变成真正的阶级觉悟。我很快便超脱布利安运动的小资产阶级局限性，而踏上走向革命人生观的道路。

　　这至少是由于我在工业部门里工作经验，不断丰富起来。1900年年底，我除了从前作的工作外，还在肥田粉工业中作了三年工人，在宾夕凡尼亚州雷丁城、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城的工厂里作工，在这些地方我当过热汽管装配工人、定置机器工与专长的肥田粉调制工人。我也在佛罗里达州的伐木场作过工，当过二个月的火车刹车工人，当过半年纽约市第三路电车司机。我当电车司机时才第一次参加工会——电车工会。纽约市电车工人的情况是很恶劣的，工人没有组织起来，工资与工作条件都由公司方面随意摆布。我决心改变这种境况。于是我去见美国劳工联合会的组织干事罗宾逊。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官僚。罗宾逊拒绝帮助我们，甚至不愿让我们小组参加美国劳工联合会。然而，我们却已在几个电车场组织了秘密工会，但这事被一个侦探告发了，结果工会领袖（连我在内）都被辞退。刚建立起来的工会便这样被破坏了。

　　就我亲身的经验与阅读书报的结果，使我深深地认识到：雇主们贪求利润，不惜无情掠夺工人，他们对于个人的痛苦以及工人家庭的苦痛是毫不在意的。这大大激起了我的战斗精神，与反抗这种暴行的决心。这时，过去在学校、教堂、报纸上、工厂中，那样不断灌输给我的对资本主义的幻想，迅速地消逝了。因而，使我在学校念书时对政府的那种概念，大大地动摇了。政府派遣警卫队到荷姆斯德去；在美国铁路工会工人罢工中，政府出兵镇压；在美西战争中的“腌肉”暴行事件^[1]（这次战争差点把我的兄弟约翰也杀死了，他当时是宾夕凡尼亚警卫队的士兵）；1896年选举中，马尔克·汉纳对工人们的残暴进攻；到处凶狠使用军警对付罢工工人，这些事情摧毁了我年青时一位政府是公平的那种观念。我明确地感觉到（虽然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政府是操纵在大亨们的手中，政府是工人的敌人。

　　同时，我对宗教的信仰（这时我那信封天主教的母亲细心交给我的），也迅速地丧失了。这种信仰的丧失，部分是由于我当工人时身受的苦痛的实际经验，但主要还是归功于我特别酷爱读历史与科学方面的书籍。我所读的第一本反宗教的书籍，便是汤姆·潘恩的《理性时代》。这本书动摇了我对圣经的信仰。其次我又读了洛基^[2]的《欧洲道德史》与吉朋^[3]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这些书摧毁了我对教皇制与总教堂那种神圣的信仰。在九十年代后期，我又读了达尔文的《种的起源》，我以惊奇的心情阅读这些树，它介绍我人类从低等动物进化的理论，完全打破了我对人类不死的信念。接着我又读了斯宾塞^[4]的《社会学纲要》，这本书阐明了上帝、魔鬼以及整个宗教的起源与演进的理论。这些使我变为一个自觉的无神论者。以后我只需阅读马列主义书籍，便了解了宗教是剥削阶级压迫人的武器，并奠定了唯物的、科学的生死观的理论基础。

我成了社会主义者

　　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政府与宗教的幻想消失的整个过程，虽准备了使我转变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基础，而转变的发生却是非常突然的。1900年夏天一个晚上，我在布劳德街与南街散步，看见有一个人在大街上演说，我便站着听。他是一位社会主义者，而且显然是社会劳工党人，但我从不知道他的名字。这是我第一次偶然接触到革命运动。从前我对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知识，都是从资产阶级报纸之类所登载的不可置信的、歪曲的文章中得来的。我甚至从未看到过一本社会主义的书籍或手册，虽然我读了不少书籍。

　　这个人所讲的话使我神往。我记得他尖锐地攻击布利安主义，但我发现我完全同意他的话。他的论据与分析似乎使我在阶级斗争中的经验，有了真正的意义。他建议工人掌管政府与工业，并取消牟利制度，这就我看来似乎是真正解决工人问题的唯一办法。我后来三十五年的生活经验只证实了这第一个意见。这位演说的人是一位很好的演说家，我热心地听他讲话。我离开会场时感到很兴奋，后来我发奋阅读当时能买到的小册子。虽然我才稍为有一点社会主义的伟大世界观，但此后，我便开始自认为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了。那次街上的集会，的确标志着我一生的大转折点。

　　现在，我开始热心地阅读社会主义书籍与报章杂志，对革命运动也更加熟悉了。1900年深秋举行大选时。我正在雷丁附近宾夕凡尼亚州的怀俄密辛一家肥田粉工厂中工作。德布斯与哈立曼是社会党候选人。虽然我当时才十九岁，年纪太轻，自己不能参加选举，但我陪另一位工人，我的姐夫乔治·麦威走了六哩路，“帮助”他投社会党的票，第二年，我便参加了刚从社会劳工党分裂出来的社会党。

一个插曲

　　从1901年到1904年，我的革命发展突然遭到中断。由于我在铅字铸造厂当过两年半童工，中了不少铅毒，损害了我的健康。随后三年在肥田粉工业中作工，也经常是在毫无保护设备的情况下，在浓重的有毒灰尘中工作，这是我的健康更加恶化，以致医生说我患了肺病。我像在我以前的广大工人队伍一样，千辛万苦为雇主们谋利润而自己却很有早进坟墓之虞。

　　事情虽然这样。然而，我没有什么家庭负担。双亲早已去世，两个姐姐已出嫁。于是我便辞去这工作，拼命往西部寻找工作。这时，我口袋里只有二十块钱，我搭汽船到德克萨斯州的加尔维斯顿。到二零那里，很快便不名一文了。

　　不过在附近的铁路建造出当二等厨役挣得一点点钱作路费，于是我就沿南太平洋铁路线偷乘火车流浪三千余哩，经洛杉矶到俄勒冈州的波特兰。这次旅程是一段很惨的经历，沿途捱饥受饿，睡眠不足，还要躲避市警察与铁路“警察”，以及乘车的种种困难。我有几次真是九死一生，亲身体验了工人偷乘火车的危险与困难。其后二十年，在我从事革命鼓动工作的过程中，我又有过六次这样偷乘火车从东部海岸到西部海岸以及两次从芝加哥到太平洋海岸，这些旅行都是在冬天，只有一次是例外。我被捕过几次，有两次几乎冻死，有几十次险些儿被火车压死。我充分掌握了流浪汉偷乘火车的密诀，我学会偷乘坐客车、货车，坐在车内、车外、车顶、车杆、缓冲器等上面，除了俗语所谓不能“坐在司机胡子上”而外，我哪里都能爬上去。这些旅行使我深深了解“流浪”的失业者与偷乘火车的罪犯们的苦痛。这时负有教育意义的经验。

　　我第一次旅程到达俄勒冈后，在当地船坞附近的伐木场和铁路建筑工地上作了几个月工，后来，1901年冬天一个晴朗的早上，我又搭一艘旧式帆船离开波特兰。这船名叫彼加苏斯号，是一艘英国的四桅小帆船，载麦子经合恩角驶往开普敦（南非）。这开始了我作为一个航海水手的时期，这是我作为一个工人最有兴趣与难忘的经历。这时，我环绕世界航行了一周又半。我到过合恩角两次，好望角一次。在四艘典型的英国商船：即彼加苏斯号、黑王子号、同盟号与卡迪干郡号上，我都当“水手”，我已成为一个很好的水手了。这些航信跟大多数都在南非、澳洲与南美海岸停泊，共航行约五万哩，为时约三年。这使我真正尝到饥饿、苦痛、工资低微与危险的滋味，这使我遭受最冷酷、最无情的剥削。但这却大大有助于坚强我日益增长的革命信念。

　　我所工作的最后一艘船卡迪干郡号在英国的北希尔兹解雇了船员，我也预示搭汽船回到费勒德尔菲亚。我在这里参加了大西洋岸海员工会，想在海岸上当一名海员工人。但是，这时我有怀念着西部，因为我的一位姐姐到了那里了。于是，我又偷乘火车流浪到西部，这次是直接从纽约到波特兰，因为三年的海上生活自然是实际上并没有给我挣得这笔旅费。1904年十一月初，我到达俄勒冈，正好赶上给德布斯竞选总统投了一票。

　　在这三年的流浪生活中，我的健康却大为改进。显然我的肺病是好了，或者停止发展了，三十年后当我在莫斯科医院时，一位医生告诉我：X光检查的结果证明肺病已经痊愈了，我真感到高兴。

成了党的工作者

　　从1904年至1907年，我在波特兰工作，并开始积极参加社会党的工作。我在地方支部里缴纳了党费，开始阅读党的文件。我阅读了魏兰、沃克及李查逊等人的小册子，然后又阅读重要材料，例如：《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价值、价格与利润》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我也急切阅读那时刚在美国出版的第一卷《资本论》。我几乎读完了德·雷翁德一切小册子与书籍，以及拉法格、普列汉诺夫、考茨基与倍倍尔等人的很多著作，但我从未听说过或读到过列宁的著作。

　　我的活动集中在波特兰支部，当时这支部由一位名为汤姆·斯拉登德人领导。我积极参加本地的很多讨论与活动。我是“诉诸理性”^[5]的热烈支持者，而且是它的著名“大军”的一员。我们所接到的1905年俄国革命的一些片断的消息，大大提高了我的日益增长的的革命知识与热情。我以极大兴趣注视着1905年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的成立，但我没有参加，因为我不同意当时已经表现出来的反对议会的倾向。1906年莫耶、霍乌德与彼特波恩的被捕与绑架，使劳工运动大为震动，而促使我们社会党人作大规模的防卫活动。1907年，载五金矿工与其他觉悟的工人群众压力直接逼迫下，他们得到释放，我们欢欣清河这一伟大的胜利。这时，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位很成熟的社会主义者了，但是事实上还有很多艰苦的革命课程需要我努力学习。

　　我在太平洋西北岸所特有的很多地方性产业：农业、伐木、锯木、建筑、五金采矿、铁路建造、火车车上业务等做工的三年当中，已成为很典型的西部流浪工人。这时，进行了三十多年的全国宅地运动，将近结束，但仍在进行中。西部各州仍然还有很多政府未分配的土质贫瘠的土地，很多工人要求成为真正的农民，或者捞一点“便宜”钱。于是，我同我姐夫每人要求分三百二十亩土地与森林地。我们的地就在俄勒冈州，加斯加德山麓。这是一块荒野之地，森林浓密，适于渔猎，背后就是朱敏大哥胡德河苹果区，离铁路约十五哩。我们自己造了一所木头房子，三年间每年夏季有两三个月时间在这里掘地，对这很有趣味的垦荒生活，也熟悉起来了。每年其余的九个或十个月时间，便在俄勒冈各种工业中当工人。最后，我们领到了《官地领用证》，于是我把我的土地卖了几百元。以后几年，这地区再不适于种庄稼，而被农民遗弃，又成为荒芜之地了。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总算是有一些财产，以后，我从来没有看过这块土地。

　　我在俄勒冈铁路波特兰—乌马梯拉段上找到升火的工作。这是一种苦重的工作，火车载得太重，机器又失修，同时我们必须烧劣等煤，我们将这种煤叫做“不动产”。虽然升火都挑选的是身强力壮的人，但我们这一段的每个升火都因为太精疲力竭了，在路上总有一次或两次被迫离开机车。经过六个月这种粗笨而艰苦的工作之后，我便申请加入火车升火与司机兄弟会，决定要作一个司机。但是，1907年严重的工业危机到来，使我失掉了工作，并打破了我的计划。

　　这次危机的爆发是非常突然的。危机爆发前一周，每种工业都繁荣，到处都招雇工人，而且工资达到创纪录的水平。但是，两周以后，一切都完全变了；工业减产，失业大军像幻术似的出现了。所有银行都关了门，为了要让这些银行关门，州长总每天宣布次日为合法假日，这样达一月之久。没有现金，一切“现金”交易都使用波特兰商会所发行的“麦子支票”。在西部其他各州也是同样情形。这是一种经济大风暴，是资本主义生产与分配制度不合理的生动例子。

社会党的内部斗争

　　在这几年中，我的革命认识与热情不断增长。我是社会党的一个热忱的拥护者，该党由于太平洋海岸各州日益增长着的严重内部斗争而陷于分裂。为了便于了解这种斗争，必须说明一下它的背景。

　　上面所说的这十年，是在扩张的美国资本主义的猛烈压力下，工人阶级组织与阶级觉悟日益增长的年代。也是充满着很多艰苦而激烈的罢工的时期。1905年芝加哥车夫罢工，遭血腥镇压，结果二十一人被杀，四百一十五人受伤，便是一个例子。自1898年以来，美国劳工联合会会员已由二十七万人增加到一百五十五万人。争取以产业工会代替行业工会而建立更有效地工会的运动，也正在发展，终于1905年成立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劳工运动中的革命力量与进步力量对这点极表欢欣。

　　社会党也反映了工人阶级组织与觉悟的这种高涨。它的党员在1901年仅几千人，而1909年已增至约四万二千人，同时它的选票也相应增加。社会党主要的无产阶级力量是来自国外出生的工人；但是其中也有少数美国熟练工人，其中很多人都在工会里担任职务。社会党一些最强大的阵地是在下面这些农业州里；例如俄克拉荷马、德克萨斯、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华盛顿与内布拉斯加——从前人民党的据点，这里被布利安出卖的基金的人民党残余分子，因为社会党有主张收归国有制及其他当前要求的纲领而参加了社会党。他们有许多人认为i社会党的纲领是用社会主义新词句所装饰起来的原来人民党的主张。

　　社会党也吸收了很多激进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深感托辣斯对中产阶级的压力，同时对两大旧政党又失去了信心。因此，社会党便聚集了很多律师、医生、牧师、传教师等以及很多小制造家与商人，间或也有“百万富翁”的社会党人。例如希尔奎特、柏格尔、沃尔克、华林、斯巴尔哥、卢塞尔、麦耶、魏兰、西蒙、哈立曼、宾逊与斯托克之流。这些言辞激进而有力的非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攫取了社会党的领导权，并控制了党的政策，直到现在他们那一流人都还是这样作。

　　这些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操纵了党，便判定了使党采取机会主义的政策。他们对党的作用的看法，是把党作为小资产阶级反对前进中的大资本家的工具；也就是一种与布利安运动相近似的东西，只是换了一个花样罢了。他们企图将工人阶级降为只是给中产阶级供给战斗部队。他们的最高纲领，便是将从资本家手中买来的工业收归国有，并称之为社会主义。他们极力利用他们对党的巩固的控制，反对党内无产阶级党员使社会党具有革命纲领，并使其成为阶级斗争中工人的真正领袖的一切努力。社会党的领袖们拒绝与反动的龚柏斯工会官僚进行斗争；他们对于建立产业工会运动的斗争实行怠工；他们镇压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鼓动的一切努力；他们有计划地培植资本主义逐渐和平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幻想。

　　党内革命的工人党员，对于这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控制与机会主义的统治，深感愤慨。特别严重的是，西部各州工人党员的不满。由于种种因素，西部各州工人久已成为美国最革命的工人；西部地区是战斗的西部矿工联合会与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老家，也是社会党与美国劳工联合会最前进的阵地。很多战斗的工人唾弃社会党的机会主义，脱离了党，而参加工团主义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另外一些人仍留在社会党内，开始对改良主义的领导进行有组织的斗争。这是1904年至1907年我在波特兰工作室，正发展的整个阶级斗争在党内的一种反映。

　　我积极关心这种派系的斗争，并立刻站在党的左翼方面，这是很自然的。我在阶级斗争中的一切经验与所阅读的书籍，都使我富于战斗性。我已经接受了基本的教训：阶级斗争的确是一种战斗。我深信：实行一连串改革将资本主义逐渐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这种改良主义的计划是无济于事的，无情地资产阶级是不能用讲理、投票或收买的办法来使其放弃政权的；只有劳苦大众的优势力量才能使他们屈膝。所以，我断然与力图使社会党成为革命组织的无产阶级分子结合。

^[1] 原文为embalmed beef outrage,美西战争期间配发给美军的变质牛肉罐头导致大量美军食物中毒和感染痢疾，加上黄热病的影响，造成数千名美军死亡。——录入者注

^[2] 洛基为爱尔兰历史学与政论家（1838—1903）

^[3] 吉朋为英国历史学家（1737—1794）

^[4] 斯宾塞为英国哲学家（1820—1903）

^[5] Appeal to Reason,美国历史上销量最高的社会主义报纸，其创始人即本书多次提到的魏兰（Julius A.Wayland）——录入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