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一国际 -> 第一国际史（1904）
第四章 旧国际的解体和新国际的建立
从巴黎公社覆灭到第二次日内瓦代表大会
（一八七一——一八七三年）
巴黎公社的覆灭标志着以攻占巴士底狱为开端的伟大欧洲运动的终结。资产阶级社会征服了世界，建立了民族国家，并且那样满怀信心地手持利剑来行动，仿佛力量和权利从来就是属于它的，仿佛它们今后将永远为它所有。实际上，它只是在旧的阶级国家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阶级国家。资产阶级为了取得政权花了八十年的时间，如今资产阶级的最初同盟者——无产阶级已经脱离它而独立，并且随着资产阶级阶级国家的本质愈益明显，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变得愈加坚决。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宣战。一七九三年的旧公社，作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反对欧洲封建制度的联盟的公社，已在一八七一年公社的火焰中毁灭了。燃烧着的巴黎，就像闪闪发光的灯塔一样，在全世界无产者面前照亮了横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问的无底深渊[1]，而当统治阶级正在热烈庆贺胜利之际，一个战斗口号使它大为恐惧，这个口号就是：“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让贫困和闲散一起死亡！”
因此，巴黎公社在工人阶级的历史上划了一条显明的界线。“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从巴黎公社开始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管这件事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重大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找到了。”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七日给库格曼的信[2]中这样写道。公社突如其来地使没有准备的工人阶级必须直接去进行政治斗争，即进行集中化的政治斗争——军事冲突。它把武器塞到了无产阶级的手中，并引导它去进行英勇的无望的斗争，因为无产阶级感觉到，它在为自己的荣誉，为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荣誉而战斗，它感觉到，宁肯遭到惨痛的失败，也比拒绝斗争所必然引起的工人阶级的士气沮丧要好得多。这种状况使无产阶级感到措手不及；它的组织在危机关头未能胜任；在此以前国际差不多纯粹进行普遍的经济斗争。公社的覆灭产生了把工人阶级组织成为政党的历史必然性。这种历史必然性在伦敦代表会议和海牙代表大会上得到了阐明。
在公社以前，马克思在伦敦寻求欧洲革命的杠杆。甚至在大陆上，在巴黎爆发了革命的时候，他仍然指望火焰会立刻燃烧到英国，在那里引起能够影响全世界的变动。英国工人阶级及其领袖们的行为现在向卡尔·马克思证明，他赋予了英国经济的成熟对英国无产阶级的影响以过大的意义。在色当惨败之后，马克思指出，战争继续下去将使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转移到德国。
这样，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方法便明显地标示出来了。公社用火的文字把这些方法写在了墙上，向无产阶级指出了建立阶级政治组织的道路。欧洲的变革破坏了“欧洲的平衡”；它的重心已从巴黎北移，转到了柏林和圣彼得堡，在这里在最近几十年内应当解决阶级斗争的命运。同时，资产阶级社会本身为无产阶级开辟了进行斗争的政治场所，迫不得已为无产阶级提供了政治公民权，即选举权。
相互孤立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存在，迫使国际必须适应历史的必要性，在自己的组织内部也实行分化的原则。向新斗争方式的转变是它解体的原因。尽管国际也曾宣布进行政治斗争，但这几乎完全是从理论上讲的；而它的实际活动则主要限于进行经济斗争。因此，政治斗争对于它的组织和活动说来是某种新的东西，而组织成为政党一事，在工人在政治斗争中常常受欺骗的罗曼语系国家中，受到了极大的怀疑。国际内部的破坏力量把这种怀疑变成了一种政治公式，集中化为一个引起争论的理论问题，以致使这种怀疑成为一种分裂协会的因素。它们不惜借助民族和种族仇亲，来诬蔑和破坏政治斗争及其拥护者的威信。于是民族矛盾再一次取得了对国际思想的暂时的胜利。
尽管如此，国际仍继续存在。重新成长为国际亦即建立新的国际的思想，甚至在一些分离出去的组织内也占了上风。但是，所有这些组织都缺乏创造力。由于它们自己在从历史观点看来是唯一正确的组织形式──政党面前退却了，从而使自己成为瓦解组织、无政府状态和分裂的牺牲品。真正新的国际应当在旧国际在巴塞尔代表大会和海牙代表大会上所站立的那个基础上成长起来，这个基础就是：宣布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和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德国无产阶级比其他国家的工人早走上了这条道路，对于德国无产阶级来说，国际的时代仅仅是它本身历史的一个阶段。法国无产阶级在巴黎公社中埋葬了自己的蒲鲁东主义以后，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为了进行阶级斗争而组织成为政党，即在一八八二年建立了工人党。紧接着法国之后，一八八五年在比利时成立了工人党；一八八七年在瑞士建立了社会民主党的新组织；一八八八年在西班牙建立了工人党。由于德国、奥地利—匈牙利、荷兰、丹麦和瑞士仍然忠实于旧国际的方针，因此可以说，实质上完成了一个国际的循环。一八八九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代表大会使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的代表聚集一堂，而在一八九二年在意大利也成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党。新的国际产生了。
巴黎公社覆灭以后
乍看起来，好像是巴黎公社的毁灭引起了整个国际的倾复。加之，各国的反动派在公社覆灭后几年内对公社社员不断进行军事审判，对国际掀起了闻所未闻的、没有终了的诽谤运动[3]；加之，欧洲各国政府，至少是大陆上各国的政府，显然也打算步法国国家活动家的后尘，颁布反对国际的特别法，在一个时期，它们还想把逃亡的公社社员引渡给以专横为基础的凶恶的巴黎司法当局；——由于公社的逃亡社员人数的日益增加，国际内部的分歧也愈加尖锐。
在欧洲，反革命势力也手执武器来反对国际。茹尔·法夫尔给法国的驻外使节发出了一个指令，其中用最可怕的色彩来描绘国际。遗憾的是，作为他的捏造的基础的，并不是国际的纲领，而是汝拉联合会的纲领。几天之后，约翰·黑尔斯根据总委员会的委托，在《东邮报》[4]、《泰晤士报》以及国际所能利用的世界各国的所有报纸上，对这种愚蠢的和下流的借口进行了驳斥。甚至欧洲各国政府（只有西班牙政府除外）也不认为这个笨拙的无知之徒的荒谬捏造有什么意义。为此所激怒的凡尔赛刽子手的政府，颁布了一项野蛮的反对国际的特别法；甚至宣布全国处于军事状态还不能使它感到满足。法国的国家要人们按照他们过去的生活，每一个人都应当判处划船劳役，可是他们却以“杀人”和“放火”为理由来要求各国政府引渡逃亡的公社社员，然而他们所能争取到的仅仅是把被告作为未决囚犯长期羁押起来。在瑞士，引渡公社社员一事引起了激烈的抗议运动，格留特利联盟递交给联邦会议的抗议书坚决提醒政府，瑞士为一切政治流亡者提供避难所的法律是不可侵犯的。甚至在英国，也有人想让政府引渡逃亡社员，虽然这种企图是畏葸的。
为了帮助公社社员逃亡，要求国际付出相当大的费用，但是国际完成了这个任务。大多数逃亡社员来到了国际的两个基地——伦敦和日内瓦。无数的拨款单和马克思写给荣克的请设法帮助流亡社员的信件，都确凿地证明总委员会为了支持流亡社员和尽量帮助他们找寻工作付出了多么大的努力。尽管如此，流言蜚语还是层出不穷。伦敦和日内瓦的流亡社员住区（因为他们仍然聚集在一起）逐渐成了一切混乱、内讧和争吵的策源地。他们遭到了一切流亡者不可避免的命运，即一旦遇到挫折，总是责难别人把事情搞坏，这是人的通病之一。因此，公社流亡者很快就变成了国际组织内的一种新的分解因素。
在日内瓦，马隆大出风头，他现在获得了受难者的新荣誉，并以此来卖弄。他把自己的“权威”交给同盟来支用，因为他曾是同盟的创建人之一。同盟日内瓦支部现在开始采取新的策略，因为让其他支部来承认它现在愈来愈不可能了，所以它便于一八七一年八月宣布解散，它的成员则分别加入了各日内瓦支部。[5]但是，为了同时能给自己保留一种随便什么样的组织基础，他们建议法国流亡者建立了一个“宣传和社会主义革命行动支部”，“同盟分子”在这个支部中马上为自己找到了新的避难所。这个新支部在自己规章的第一条中宣布，它愿意服从国际的共同章程，同时保留有行动的充分自由，说什么这种自由是自治和联邦原则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并为协会的章程和历次代表大会所承认。换句话说，就是它保留有继续干同盟的勾当的权利，只是利用另外一个名称而已。在马隆写给总委员会的一封信中，这个支部第三次企图让国际接受它入会。总员会依旧忠于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它征求了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见，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坚决反对承认这个新的“阴谋和纠纷的策源地”。总委员会具有充分的“权威”，可以不把马隆及其娄罗的计谋强加给整个联合会，因此拒绝接受它。[6]贝克尔一八七一年十二月一日的信清楚地描绘出了同盟和日内瓦流亡者进行秘密活动的情况。
伦敦的法国人支部对于总委员会说来始终是令人痛心事件的经常策源地。还在一八六八年，这个支部中就出现了一个叫费里克斯·皮阿的人，这是巴黎的一个笑剧酷爱者，他玩弄种种滑稽把戏，甚至在伦敦法国人支部的公开大会上宣判路易·拿破仑的死刑。下流无耻的韦济尼埃在比利时的《铁匠报》上披露了这件事，而这家报自称为国际的机关报。为了对此作出回答，总委员会在这家报纸上简短地声明，费里克斯根本不是国际的会员，他和国际没有任何关系。伦敦的法国人支部感到受了委屈，便脱离了国际，并宣称国际是个反对革命的团体。两年之后，当巴黎的大部分国际会员由于所谓的反拿破仑密谋而被捕时，巴黎联合会委员会以及伦敦的总委员会重申了自己的声明。战争一开始，法国人支部就停止存在，在公社覆灭以后，它又重新出现，并由新的成员组成。这时，总委员会希望重新有法国人的代表参加，于是吸收了许多流亡的公社社员，其中一部分人是国际的老会员，如赛拉叶、泰斯（他很快就成为财务委员）、巴斯特利卡、约翰纳尔、龙格，一部分人以自己的革命毅力而闻名，因此选举他们就表示国际对公社的尊敬。他们之中还有公社的最后一个电报局长罗瓦尔，有萨维奥上尉和达布罗夫斯基的副官拉佐列尔斯基，以及罗沙、勒·穆修和季巴尔吉；其次还有布朗基主义者：朗维耶、库尔奈、阿尔诺、瓦扬、马格里特、马丁。这些布朗基主义者只是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前忠实于总委员会[7]，说什么这是由于总委员会的革命性不够的缘故，实际上是因为他们在海牙彻底明白了，他们不可能利用国际和总委员会来搞布朗基主义的阴谋。[8]一八七一年秋天，在伦敦又新组织了一个单独的法国人支部，称为“一八七一年支部”，并选了一个书记。总委员会立即公开揭露这个书记是法国秘密警察派来的。这个由最値得怀疑的人组成的支部的最明显的目的就是打入总委员会。事实上这个支部也的确选了两个代表去参加总委員会，但是总委员会根据他们本人的表现否定了其中的一个，这便引起了无休无止的申诉说明。不言而喻，这个支部同日内瓦和汝拉的同盟各支部是有联系的。同盟和法国人支部都责难总委员会“伪造”章程，直到现在甚至都难以确定，同盟和法国人支部中哪个是这种诬蔑勾当的肇事人。后来这个支部分裂为几个不大的小组。这些小组都受兰德克和韦济尼埃的领导；兰德克曾是法国警察局的密探，而韦济尼埃由于诬蔑瓦尔兰，早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就被开除出国际。
工联和巴黎公社
英国工联对巴黎公社采取什么态度这一问题，按其重要性来说，远远超过了外国人支部中的所有这些事件。存在着这样一种传统的成见，说什么大部分工联组织都由于总委员会对巴黎公社的态度，以及主要由于总委员会发表的宣言（这个宣言后来以《法兰西内战》的名称出版和传播）而脱离了国际。[9]这个成见是毫无根据的。脱离国际总委员会的只是少数知名的工联主义领袖，例如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10]；还在一八六八年，马克思就认为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是“工人阶级中想参加议会的阴谋家，他们只是等待投靠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借口”。[11]但是，大多数工联组织仍然忠于国际；当你阅读《东邮报》和《国际先驱报》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导的时候，甚至还可以得到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总委员会和工联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像公社覆灭后这一年那样活跃和密切。
脱离国际的正好是这样一些工联主义领袖[12]，他们从一开始就是总委员会的委员，并且是“新工联主义”的主要代表，是政治活动和国际活动的最热烈的捍卫者和最积极的宣传者，这是什么原因呢？要了解这一点，首先必须注意到工联主义在一八七一年春季和夏季所经历的严重的危机，其次必须弄清楚工联领袖奥哲尔、豪威尔等人在最近十年中对工联群众采取的独特立场。
如果仅仅认为奥哲尔及其同伴由于私怨，即由于和马克思竞争而退出了国际，那是不公正的。即使他们后来流露出了这种感情，那末这也是这些人由于背离了自己在几年中为之献身的事业后产生的怨恨和沮丧情绪的完全可以理解的结果。有更多的根据可以说，这两个人是由于个人野心而突然退出国际的。奥哲尔在历次议会选举中曾五次提出自己为候选人；鲁克拉夫特则做了教育委员会的委员。[13]很可能，对自己官运的担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们退出了国际，虽然根据这种理由第一个退出国际的应当是埃普里卡尔特，他在一八七〇年被选入了皇家新法律审查委员会[14]，从而他是被君主陛下用“我们的忠实的和亲爱的”来称呼的第一个工人。对于奥哲尔及其同伴来说，对纯实际性的考虑即对危机的考虑无论如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英国工联运动正好在这时候处于危机之中，可能他们赋予了这种危机以过大的意义。不应忘记，英国工联从一八六七年起就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并要求合法化，因为法庭宣布它为非法和不受民法保护。一八六九年议会通过了一项仅仅保护工联储金局的法律，而工联组织本身仍然没有获得合法地位。从一八六七年起，奥哲尔、埃普里卡尔特及其同伴把自己的各行业统一工会代表会议变成为工联争取自己合法化的斗争中心。同时，他们甚至在工联内部也遇到了一些反对；此外，工联中的消极保守分子甚至把法院突然开始威胁工联归罪于奥哲尔及其同伴和“新工联主义”，在曼彻斯特代表大会（一八六八年）和伯明翰代表大会（一八六九年）上，他们直接发表了这样一种意见：工人越少同法律打交道（不管是什么样的法律），对工人就越好。[15]从一八七〇年开始，外地的情绪逐渐开始发生变化；甚至一些不大的工联组织也开始认为它们的储金局在法律的保护之下，对自己非常有利，于是它们的胃口也逐渐变大了。工联主义的领袖们坚决要求政府颁布承认工联的法律。一八七一年春天，内政大臣布留斯终于向议会提出了自己的法律草案。初看起来，这个法律草案标志着工联主义的完全胜利。法案规定：任何一个工联组织今后都不应当被看作是非法的；每一个工联组织都获得被允许进行登记的权利，如果它的章程不直接与惩治条例矛盾的话，而且登记的方式应当保证工联的基金得到充分的法律保护。同时，工联的内部组织仍然不可侵犯，所以不能对它们进行追查和审讯。但是，这个奖章还有另外一面：法案用关于工人的新刑法代替了反对工人团体的法律；禁止使用暴力、威胁、恫吓——一句话，旧法律的一切可以作不同解释的规定都移入了新的法律，并且规定对捐助罢工者处以罚款。许多工联从多次罢工中得到的经验告诉工人，在这种法律下，不破坏法律就不能实行罢工。所以，尽管所有的人都承认这个法案前进了一步，但是它仍然在工会运动中引起了愤怒的风暴。伦敦各工联组织的代表举行了群众大会反对刑法中的这些条款。在三月里，当议会正好讨论这个草案的时候，在伦敦举行了工联代表大会。工联主义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代表尽自己的一切努力来使议会议员反对法律的第二部分，但是他们的一切努力都没有结果。他们仅仅争取到把法案的两个部分以两个单独的法律的形式写出。
绝大多数工联组织把这些法律的通过看做是工联主义的沉重失败。但是工联运动的领袖、各工会联合会的书记阿兰、埃普里卡尔特及其同伴，对问题却持另一种看法。他们的互助储金会第一次受到法律的保护，他们便认为自己是胜利者，于是解散了进行了四年斗争的各行业统一工会代表会议，用议会委员会来代替它。议会委员会是由伦敦代表大会选出的，伦敦和外地的最著名的工联领袖都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关于对罢工期间使用暴力实行惩罚的规定并没有引起大多数工联领袖的忧虑，因为他们早就认为罢工是工联运动的一种最粗暴的形式。根据韦伯夫妇一针见血的评语，规模宏大的互助组织引起了一种特殊的癖好。阿兰向一八六七年皇家委员会声明说：“我们认为，罢工无论对于工人或对于企业主来说都只是白白浪费金钱。”由阿兰担任主席的机器制造工人联合会，从一八六〇年到一八七二年曾数次取消了只准用于救济罢工的意外事件基金。一八七一年，当纽卡斯尔机器制造工人实行历时五个月的罢工的时候，甚至参加了工会组织的工人都只是在十四个星期之后才得到每周五先令的救济金，因为意外事件基金是被迫重新开始建立的
这样看来，布留斯的二重性法律虽然不能令工联满意，但终究符合工联运动大领袖们的意愿，他们这样来安慰自己，即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能对付反对罢工的特别法的。但是，他们大错而特错了。英国的资产阶级比奥哲尔及其同伴们更清楚得多地知道，它以这个法律给了工联运动多么沉重的打击。工人不得不为自己的职工运动争取空气和阳光而斗争的那个时期的刑法（一八五七年），似乎早已被遗忘，但是现在却被一八六七年的法院挖掘了出来。这些刑法不仅没有任何更改和减弱，相反地，愈益变本加厉了。在这种场合，资产阶级的代表是比工人领袖们更谙练的政治家。资产阶级知道，斗争只完结了一半，工人很快就会重新掀起斗争，更加猛烈地攻击他们的新刑法；而资产阶级也故意赋予这些法律以这样的形式，以便工人领袖们以后为了争取废除这些法律而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甚至放弃工联的存在和进行经济斗争的权利。四年之后，资产阶级的盘算被证明是正确的：工联领袖们变得非常顺从。他们放弃了阶级斗争的旗帜，拒绝了消灭雇佣劳动的要求，并且接受了一般的劳资争议调解处这一设施和工资的可变尺度，承认了资本家阶级的政治经济学。
这种政策是一八七一年大多数工联组织所不满意的；这是已经同工联背道而驰的那些工联领袖的政策。在最近两年中，对比关系发生了变化：在一八六八年和一八六九年，外地曾是保守的，而“新工联主义”曾走在运动的前头。现在群众已经革命化了，而领袖们则迷恋于议会机会主义。在愈来愈多地在政治上碰壁的领袖和本能地猜测到什么对它有益的群众之间的这种对立性，在工联主义运动的内部也暴露出来了。纽卡斯尔机器制造工人的罢工开始了争取十小时工作日制的普遍运动的新纪元，它为国际进行实际活动提供了一种机会。这次几乎席卷了全郡的罢工是违背机器制造工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意旨而爆发的，而且一般说来，这是在群众中间自然产生的一种自发性运动，工联运动的领袖对这次罢工根本不表同情。罢工的经过是这样的：一八七一年，宗得林德的机器制造工人举行了罢工，要求实行十小时工作日制。经过四个星期的斗争，他们取得了胜利。几千名纽卡斯尔机器制造工人很快就仿效了他们的榜样。他们之中参加工会组织的只有几百人，但是他们也是没有得到中央委员会的允许就实行了罢工，所以他们没有得到救济。他们一般根本没有任何基金，然而他们却有一个非常谙练的领导者约翰，贝尔纳，他是在此以前不久建立的争取九小时工作日制同盟的领袖。这个同盟既包括了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也包括了没有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它从一切行业的联合会中为罢工者募集捐款。企业主们发慌了。他们不惜破费巨资来请纽卡斯尔的各个外国公司帮忙；为了找人来代替罢工者，企业主们向大陆求援；阿姆斯特朗为纽卡斯尔的企业主们招募了一批“罢工破坏者”。于是国际便对这件事进行干预；它同比利时和丹麦进行了联系，柯恩和埃卡留斯根据总委员会的委托，动身到大陆去阻挠此事。尽管如此，大陆的工厂主们还是给英国运来了几批工人。于是愤怒情绪笼罩了整个英国；甚至资产阶级的报纸，如《泰晤士报》、《旁观者报》，都在原则上反对输入外国工人；只有输入工人的工厂主坚持自己的权利。整个社会舆论都反对工厂主。在伦敦的一次会议上有人建议让所有工联都参加国际，并且说，国际将把九小时工作制的要求变为世界性的问题。外国工人声明，他们受了骗，不了解纽卡斯尔的情况，如果给他们解决路费问题，他们准备返回祖国。给他们提供了回国的路费，这样厂主们才被迫同意了原来工人的一切要求，在这之后工人们便于十月十一日恢复了工作。可是，各大联合会的领导人对工人的行动却采取了不赞成的态度。只是在罢工开始七个星期以后，机器制造工人聯合会才向各分会发出了通告，请他们为罢工工人募集捐款。在十四个星期之后，有组织的罢工工人才得到了救济。在最初一段时间，罢工工人靠争取九小时工作日同盟募集的捐款维持生活。自然，机器制造工人的胜利在全英国引起了一个争取九小时工作日的普遍运动，由于总的形势很好，所以这个运动到处都获得了胜利，而且有时候甚至还没有开始罢工就获得胜利。
这样一来，职工会便自动完成了早被工联领袖们所忽视的工作。工联领袖们则沉湎于官僚主义的消极性中和迷恋于从事政客活动。在一切比较大的工会中，中央执行机关在近年来都背离了工会斗争的基本原则，几乎阻碍转入纯粹工会运动的任何尝试。[16]因此，事情发展到这样地步：在其他地区中，工资低于平均工资，而额外工作和计件工作得到了愈来愈广泛的采用。各工会的行政领导上没有采取任何对策来反对这种不成体统的事情，而各地方分会又常常不得不利用种种最可笑的口实来替它们所采取的未经领导同意的措施辩解。中央机关的这种行动，也正像被奥哲尔及其同伴弄得日益混乱的整个工联主义政策一样，同工会运动是背道而驰的。奥哲尔之流缺乏理论原则和社会思想，他们始终无非是一些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者。只是在国际的政治活动有利于新工联主义的时候，工联主义和国际才是意向吻合的。[17]当保守分子也终于投入了运动的时候，当有可能引导他们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时候，工联主义领袖们便搞议会阴谋，结果当然遭到了失败。在以后延续了四年的斗争中，他们也是软弱无力的，因为他们得不到群众的拥护，或者，因为他们害怕发动这些群众去反对资产阶级。甚至对自己的巨大（虽然不是直接的）胜利，即推翻了顽固拒绝废除关于反对罢工者采用暴力的法律的格莱斯顿自由主义内阁，他们也不善于利用。他们变成了一些独特的议会活动家，只是没有权力，过几年之后他们就准备同整个工联主义运动一起资产阶级化。
所有这些情况便构成了奥哲尔及其同伴退出国际的原因。他们特意谴责公社的“惨祸”，并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感情，而是虚伪地要求议会的体面，他们指望凭借这种体面可以取得政治上的成就。奥哲尔及其同伴以为，背弃了备受诅咒的国际就可以使他们变得体面和受尊敬。此外，他们可能以为这样做对于他们所代表的事业是必要的，或者起码是有益的。背离国际是向资产阶级政治虚伪性的一种让步。资产阶级在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制造“惨祸”的时候，它是心安理得的，而当“惨祸”不会给它带来任何利益的时候，它就变得非常神经质的和具有高尙道德的样子。一般说来，奥哲尔及其同伴退出国际，从工联的利益来说，也许是一种很圆滑的行为，但是不管怎样，这种退出纯系他们私人的事情。他们的退出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使工联的大多数对公社的态度变坏；相反地，总委员会和各工联组织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像在公社覆灭到海牙代表大会这段时间内那样活跃和密切。
当时有一种说法：似乎在英国笼罩着一种仇视公社和国际的情绪，这显然是夸大其词。在公社和凡尔赛分子进行激烈战斗的时候，即在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在伦敦的海德公园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这次大会曾以伦敦工人的名义向公社、中央委员会、国民自卫军和巴黎的全体工人表示感谢和敬意，然后又对公社的各项最激进的措施逐一表示赞同。在公社覆灭以后，英国报刊在一个时期内的确参加了反对国际的大规模的诽谤运动。但是另一方面也应当承认，严肃的报刊，特别是伦敦的严肃报刊，很快就让总委员会利用它的篇幅来参加论战和经常发表自己的反驳意见。英国报刊主要是攻击总委员会发表的关于公社的宣言，即《法兰西内战》。总委员会不仅把这个小册子分发给了国际的所有支部，而且也发给了议会的著名议员。这个小册子刚一出现，报刊就开始对它进行攻击。甚至还提出了对作者进行法庭审讯的要求。这时候，卡尔·马克思声明他是宣言的作者。几个月过去后，当资产阶级从自己的恐惧中苏醒过来时，它对国际的仇视也就逐渐消失。一八七二年四月十二日，一个叫柯克伦的人在议会中发表了一篇蛮横和卑鄙的演说来反对国际的所谓秘密破坏学说，但是他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以《泰晤士报》为首的一切庄重的报刊都拒绝对他表示任何支持。在这时候曾公布了托伦关于国际及其同公社的关系的证词。《泰晤士报》和《旗帜报》全部转载了托伦的证词。此外，《泰晤士报》还就托伦的证词发表了单独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实质上是反对柯克偷的。这个可鄙的不学无术之徒，为了揭露国际的一切所谓的可鄙行为，在大陆上旅行了好几个月，后来被内务大臣布留斯先生揭露他对于工人问题一窍不通。此外，总委员会在为此目的而专门召集的一次群众大会上，通过了一项详细的决议，使得他名誉扫地。决议中历数了他散布的有关巴枯宁及其“同盟”报刊的一切谎言。而他同巴枯宁、吉约姆、施维茨格贝耳及其伙伴却把所有这些谎言强加在国际和总委员会的身上。这是英国议会中就有关社会主义者的事情进行的初次辩论。
这个时期国际在英国的活动非常积极。[18]一八七一年春天和夏天，由于纽卡斯尔机器制造工人和格拉斯哥的铜匠举行了争取九小时工作日制的罢工，总委员会的活动大大活跃起来。从最保守的地区，例如从利物浦，都传来了关于许多新分子加入各郡支部的消息。各方面都殷切希望总委员会为英国支部出版一个单独的机关报，以便对反对国际的一切诽谤和谣言进行反击，同时宣传国际的章程以及各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特别是关于土地国有化、关于保护劳动和男女平等的决议。由于过去妨碍建立独立的英国组织的原因现在已经消失，所以建立英国联合会和它自己的机关报这件事没有受到任何障碍。还应当补充一件新颖事实，总委员会在当时已经同印度（加尔各答）、新西兰、加拿大（多伦多）和澳大利亚建立了意义深远的联系。[19]
伦敦代表会议
当此之际，国际应当召集自己的代表来共同讨论形势的时候已经到了。在上一年，当总委员会在决定召开美因兹代表大会的时候，曾向各联合会委员会发出了一个特别信件，向它们建议把总委员会会址迁至另一个国家，并请它们就这个问题向自己的代表发出一定的指示。各联合会一致主张总委员会仍然留在伦敦；后来普法战争爆发，代表大会无法举行，各联合会便授权总委员会根据情况自行决定召开下一次代表大会的日期。
但是，以后的局势表明，召开公开代表大会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当时茹尔·法夫尔要求欧洲所有政府（甚至包括英国政府在内）把逃亡的公社社员作为普通的刑事罪犯加以引渡；杜弗尔向法国议会提出了宣布国际为非法的法案；甚至在瑞士，有一个逃亡社员也不得不遭受相当长时间的监禁，直到联邦委员会做出了不引渡的决定以后，才获释放；最后，意大利政府和西班牙政府也力求按凡尔赛剑子手的意图行事，因此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不得不在葡萄牙寻找避难所[20]，——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际公开举行代表大会，从国际方面来说，几乎是一种自杀行为，这样就会把世界各地派来的国际的代表置于欧洲反动派的屠刀之下。汝拉人自然是无须考虑这种情况的，他们急不可耐地期待召开代表大会，以便在代表大会上干他们曾在拉绍德封举行的罗曼语区代表大会上所干过的那种勾当。现在，当他们了解到将不召开代表大会而在伦敦召开秘密代表会议的时候，他们简直愤怒若狂。总委员会关于召开秘密代表会议以代替代表大会的决定，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因为，要法国派遣代表根本是不可思议的；设在那不勒斯的唯一的意大利支部已被武力驱散；在德国，最著名的领袖面临着遭受严重政治审讯的威胁。除此而外，从形式上看，总委员会可以依靠一八六五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和历届代表大会关于召开秘密会议的指示。只有自封的“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不想了解这些原因。这个“委员会”在自己的备忘录中抛弃了假面具；备忘录从谈到总委员会轻视它的那个地方开始，便用极其粗野和下流的、只有国际警察报刊才使用的骂人话来攻击总委员会及其委员。[21]不仅如此，这个“罗曼语区委员会”还对总委员会表示极大的愤慨，因为总委员会没有回答它关于迁移驻在地的通知，并且没有把召开代表会议的决定通知给它，说什么只是由于自己的日内瓦的敌人的不谨慎，同盟盟员才得到了召开代表会议的消息；其实，总委员会早已以最明确的语言通知这个“罗曼语区委员会”说，它只承认在日内瓦的罗曼语区委员会，而不承认在拉绍德封、桑维耳耶或圣伊米耶（前此不久在纽沙特尔（！）[22]举行的秘密代表会议上会决定把同盟的驻在地迁到这里来）的罗曼语区委员会。圣伊米耶的“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由于受到这种委屈而向总委员会申诉，要求由全协会代表大会来解决对汝拉人的误会问题，而且只有这个大会才有权解决这个问题。接着，它要求严肃研究这件事。从这些先生们的话里可以看出，如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事情就会给国际带来严重的后果。[23]一般说来，日内瓦同盟的成员们演了一出那样可笑、那样令人厌恶的滑稽剧。他们大吵大嚷，嫌总委员会不承认日内瓦支部，虽然这个支部已经失去了意义，因为它已经自行解散了。这种不承认现在只具有纯历史意义，可是他们却因为这种不承认而同自己“在日内瓦的敌人”进行最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只能说明同盟居心叵测，企图把早已丧失的同盟旧支部的权利转交给同样没有得到总委员会承认的新支部即“宣传和革命行动支部”，也许还要转交给“无神论社会主义者支部”，他们在代表会议召开前夕提请总委员会批准这个支部。[24]
代表会议于九月十七日到二十三日在伦敦举行，出席会议的共有二十三个代表，其屮有六名比利时代表，两名瑞士代表，一名西班牙代表和十三名总委员会委员，这些委员中有六名只有发言权。[25]代表中较著名的活动家有：德·巴普和维里肯，吴亭和培列；总委员会的代表是：马克思（德国），恩格斯（意大利），埃卡留斯（美国），黑尔斯（英国），罗沙（荷兰），柯恩（丹麦）和札比茨基（波兰）。代表会议的工作非常紧张，力求对非常丰富的材料都加以研讨。七月二十五日总委员会曾决定，即将举行的代表会议将研究汝拉事件（顺便指出，这个决定成为同盟日内瓦支部迅速解散的原因），因此它现在不得不来进行这一工作，但是已经不是把它作为一个局部问题，而是作为一个普遍问题来研究，这是因为：第一，一般说来在最近一个时期出现了许多类似同盟的宗派集团；第二，总委员会清楚地知道，汝拉阴谋事件的主谋人是巴枯宁，一切瓦解国际的倡议都来自日内瓦。在这以前，总委员会没有去阻止在这方面的一切图谋，因为它认为协会组织内部充分坚强，足以对抗任何阴谋诡计。但是现在，反动势力普遍在欧洲抬头，它消灭了法国工人阶级的组织，利用政治审判案扼杀了奥地利和德国的工人阶级的组织，利用粗野的暴力手段摧毁了意大利工人阶级的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总委员会继续仅限于实行自卫，就会是反对国际的一种犯罪行为。如果是在平时的话，总委员会会把这个事件提交代表大会讨论；所收集的、后来公布了的反对巴枯宁的材料在当时就已经非常多，足以使巴枯宁不致为害；但是，国际当时在欧洲所不得不经受的普遍危机，帮了巴枯宁的忙，把对于他的审判延缓了一个不长的时期；但是这个时期已足以使他完成自己的破坏勾当。只是现在才清楚地看出，公社的覆灭对国际是一个致命事件。
为了有效地对抗一切破坏倾向，卡尔·马克思认为需要使组织严格地集中化，确切地规定总委员会、各联合会委员会和支部的权限，并扩大总委员会的权力，使它在同不顺从的组织的斗争中具有比巴塞尔代表大会所赋予的更大的权力；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巴枯宁及其同伙会要求赋予总委员会以这种权力。为了能够顺利地同放弃政治活动的主张作斗争，马克思引用了国际以前发表的宣言和通过的决议。同一切弃权论的政治以及一切激进资产阶级的政治相反，马克思提出了协会必须帮助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来与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相对抗。同时，总委员会审慎地接受了一切公正的申诉，并且自己设法使这些申诉得到满足，因为这也是符合它自己的利益的。
读者也许还记得，总委员会是始终具有自行增聘新委员的权利的。根据这一权利，它常常从伦敦各支部吸收新委员，因为总委员会的委员必须住在伦敦或者它的郊区。最近以来，由于公社的覆灭，流亡者的人数大大增加，与此同时，也产生了许多外国人支部。于是，这些支部便产生了一定要参加总委员会的要求，而总委员会付出了很大的力量才勉强做到使这些支部的成员不致涌入。因此，总委员会要求代表会议授权它限制加聘委员的数目和使各个不同民族的代表数目之间保持平衡。
接着会议做出了关于组织名称的决议。称自己为总委员会的权利只授予国际的中央委员会。各国的中央委员会应当称为联合会委员会。各地方的分部、支部和小组应当仍然称做分部或支部，冠以该地名称。此外，禁止它们采用宗派名称，如实证论派，互助主义派，集体主义派，共产主义派，无神论派等等，或者成立独特的组织，如宣传支部等等。[26]当然，这些决定不适用于附属国际的工会。
国际会员的会費规定为一辨士。总委员会应当印制会费券，发给各联合会委员会。每年三月一日应当实行总结算。
其次，代表会议建议在工人阶级当中成立妇女支部，但是这并不妨碍组织由男女工人组成的混合支部。然后，会议决定工人阶级进行认真的普遍统计，建议吸收各联合会委员会和支部参加这一工作；在需要的时候，它们应当向总委员会提供材料，塡写调查表并对材料事先加以审核；会议决定给做这项工作的人以一定的报酬。
代表会议还通过了一项关于建立国际工会组织的极为重要的决议。今后，统计资料的收集，将不再是主要由于个别工人团体斗争的需要而由总委员会偶然倡议进行的了；总委员会将有可能经常进行沟通工作。为此目的，所有国家的工会理事会都应当把自己的地址通知总委员会。这对于实现预定要实行的工人统计是必要的。
会议还重新讨论了农业工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也建议各联合会委员会予以襄助；各联合会委员会应该探索吸引农业工人和在他们中间进行宣传的方法。
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问题，代表会议简述了章程和成立宣言中强调工人阶级必须进行政治活动的段落、洛桑代表大会的特别决议和总委员会就全民投票前夕臆造的国际法国会员阴谋事件发表的声明；这个声明十分肯定地说，国际的目的不仅是要组织独立的政党，而且支持有助于达到最终目的任何政治运动。代表会议指出了有产阶级的肆无忌惮的反动势力在所有国家展开进攻这一事实后，用下述方式表述了工人阶级的任务：工人阶级应当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相对立的独立政党，以便保证社会革命的胜利并达到它的最终目的——消灭阶级。代表会议特别强调指出，工人阶级的经济运动和政治活动是不可分割的。[27]
会议建议，在无法设立国际经常性组织的国家中，允许协会用别的名称建立地方性组织，但是不允许成立秘密团体。
代表会议建议法国在小工厂内建立组织，并在报刊上继续宣传协会的原则；建议在英国建立独立的联合会委员会，但必须得到参加国际的工会的公认。
接着，代表会议声明，德国工人在普法战争期间尽到了自己职责。西班牙联合会由自己的代表罗伦佐向代表会议提出了关于国际组织情况的报告。代表会议对西班牙联合会成员表示自己的谢意；总委员会受委托正式声明，国际同涅恰也夫阴谋毫无关系；涅恰也夫是巴枯宁的朋友之一，他盗用国际的名义，以走私的方法把巴枯宁的秘密组织移入俄国，在俄国损害了无数人，使他们陷入囹圄。[28]吴亭受委托根据俄文资料撰写关于涅恰也夫审判案的简要报告并在日内瓦《平等报》上加以发表。[29]代表会议授权总委员会确定应届代表大会的时间和地点，如果情况需要，可以用代表会议来代替代表大会。
关于同盟的支部，代表会议声明，鉴于：同盟的支部已经自动解散，代表会议已经通过了关于国际组织名称的决议，特别是关于禁止采用宗派名称的决议，以及巴塞尔代表大会曾通过了关于“总委员会有权接受或不接受新的支部”的决议，代表会议认为关于同盟的问题已经解决。
关于瑞士法语区的分裂，会议决定，宣布汝拉人对代表会议提出的反对意见是站不住脚的；然后会议批准了总委员会一八七〇年六月二十九日的决议，这个决议断然拒绝承认拉绍德封的法语区“联合会委员会”，而认为日内瓦中央委员会是瑞士的代表机关。同时，代表会议还建议汝拉支部的工人重新加入罗曼语区联合会各支部；如果这种联合不能实现，就请分裂出去的各支部定名为“汝拉联合会”。最后，代表会议声明，国际的任何机关报，如果效法列洛克里的《进步报》和拉绍德封的《团结报》，在自己的篇幅内公开讨论那些只应在联合会代表大会或全协会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讨论的问题，总委员会将公开拒绝承认它。代表会议到此结束。
瑞士德语区的社会民主党
继德国工人阶级之后，瑞士德语区的工人阶级很快也组织了社会民主党。瑞士德语区的组织被认为是国际的最老的组织之一：在一八六四年十月，即国际在圣马丁堂宣告成立几天以后，就在日内瓦成立了第一个日内瓦支部。在日内瓦代表大会时期，围绕着这个模范支部成立了许多新的支部和联合会，这些支部和联合会同日内瓦支部团结一致地进行活动。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曾决定把所有德语区支部联合成一个巩固的组织，这个决定在一八六七年五月一日便实现了。在德国和奥地利的许多团体和个人也是在日内瓦组织的帮助下加入国际的。一八六八年纽伦堡各工人联合会和巴门全德工人联合会所以能够通过了良好的决议，主要是由于贝克尔在这个时期从日内瓦同德国热心通信的结果。在一八六八年八月，五十个德国工人教育小组决定加入国际。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这些小组的联合会的代表是《邮袋报》的编辑盖格。一八六八年——一八六九年冬是日内瓦组织繁荣昌盛时期。一八六九年发生了第一次分裂：纽伦堡联合会和拉萨尔的联合会中的一部人在爱森纳赫成立了社会民主党。尽管他们仍然同日内瓦保持着表面上的联系，尽管参加国际的那些成员仍然忠于国际，但是年青的德国党组织的重心终究已经不在日内瓦，而在德国了。令人不解的是，在瑞士的德国工人教育小组，也仿效德国小组，离开了这里的德国人各支部联合会，而去加入在德国的组织。
一般说来，这些瑞士德语区的工人教育团体都是由不大可靠的分子组成的；一八七〇年三月十二日，贝克尔在给荣克的一封信中曾谈到了这些团体缴纳会费时发生的误会，而马克思在给荣克的信中第一个强调指出，这些团体的机关报《邮袋报》在一八七〇年曾支持吞并亚尔萨斯和洛林，而且它们直到现在还没有给总委员会交来一文会费。
对于约·菲·贝克尔说来，瑞士社会民主党（它的机关报是《哨兵报》）的成立可能是比德国工人教育小组的脱离更加令他不满的事情。固然，《先驱者》没有表露出自己的不满，但是在一八七一年十二月告别号中，贝克尔伤心地抱怨说，采取这个步骤时没有事先通知日内瓦中央委员会。新的党同伦敦总委员会建立了直接联系。就像新的党组织的独立性影响了日内瓦的会费收入一样，新机关报的竞争也逐渐影响了《先驱者》的财政状况。爱森纳赫派地方报刊的迅速发展，也给《先驱者》带来了许多麻烦，以致很快就使它面临抉择：或者扩大和更经常地出版，或者完全停刊。中央委员会以沉重的心情停止了大概是国际的一家最好的机关刊物。贝克尔在一篇告别书中说明了《先驱者》停刊的原因，同时也对《先驱者》六年来的活动作了历史的评述。
为了在全瑞士建立一个完整的党组织，或者起码为全体瑞士工人阶级建立一个由瑞士联合会委员会来领导的共同组织，后来又做了不止一次的努力。例如，一八七二年六月二日，在维维举行的罗曼语区各支部代表大会上，曾提出了一个十分周详的成立瑞士联合会的方案。这个方案要求承认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仅只因为这一点，同盟和汝拉各支部就不可能参加这个组织。不过，这并不能成为通过这个方案的障碍；这个方案没有被通过，是由于一定的瑞士自治州精神的结果，这种精神不允许苏黎世和日内瓦联合起来。归根到底，苏黎世人通过了一项建立瑞士德语区联合会的决议。海牙代表大会以后，把国际的旧组织牢固地团结起来的必要性已经昭然若揭，只是在这时候瑞士人才联合起来了：在俄尔顿举行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在五天中不断发言反对这一点的五个同盟盟员则退出了会议。
汝拉联合会
在伦敦代表会议闭幕以后，所谓的“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便立刻在桑维耳耶召开了汝拉各支部代表大会。参加这个代表大会的代表都是些可疑分子，是不能令人信任的；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八个汝拉支部的十四个代表。此外，出席大会的还有两个人：茹柯夫斯基和茹尔·盖得，他们是被总委员会和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拒绝承认的“宣传和社会主义革命行动支部”的代表。据“联合会委员会”的书记供认，这些支部都处于无望状态，可是它们都尽力玩弄欺骗伎俩：库尔特拉里支部和列洛克里中央支部早已垮台，但是在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又重新组织起来，以便有可能各派两个代表出席大会。此外，在库尔特拉里还组织了一个处于国际之外的工会，派了两个代表；最后，在这里还组织了两个社会科学研究小组，也派出了两个代表，这样一来，库尔特拉里人数不多的成员便以三种不同的名义派出了六名代表。[30]一般说来，在十六名代表中，十四名代表的是已经瓦解或正在瓦解的支部。在二十二个汝拉支部中，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只有九个支部，其中七个支部从来没有回答过委员会的通知，而四个支部已经彻底瓦解。这就是向总委员会宣战的那个组织的情况。
代表大会首先演出了一出幼稚的滑稽剧。它借口这些支部处于无望状态，解散了“罗曼语区联合会”，宣布自己是“唯一合法的代表”，然后大会采纳了在一八七〇年十片圣伊米耶代表大会上就已经提出的建议，即给汝拉各支部定名为汝拉联合会，换旬话说，服从了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但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自治性不受代表会议的“权威主义的”决议的侵犯，又尽量装腔做势。接着，代表大会为各支部制定了新章程，这个章程的任务是要保证“自治原则”不受伦敦代表会议决定的侵害。其次讨论了召开不仅有汝拉人，而且有瑞士德语区社会民主党和日内瓦组织参加的全瑞士代表大会的问题。这个代表大会后来的确在俄尔顿召开了，但是这次代表大会并没有使汝拉人得到任何满足。桑维耳耶代表大会最后宣布，公社流亡者克拉里斯在日内瓦出版的并由他交给联合会支配的《社会革命报》为联合会的机关报。这个小报在散播诬蔑总委员会的流言蜚语方面立刻同《费加罗报》和《高卢人报》及其他污秽的巴黎下流报纸展开了竞赛。这个机关报诬蔑说，总委员会是一个“德国的委员会，它受一个具有俾斯麦气质的人领导”。
但是，这次代表大会的最伟大的功绩，是它公布了一个致所有联合会的通告，号召它们拥护汝拉人对总委员会的抗议，并要求在最短时间内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通告说什么，根据国际的共同章程，似乎总委员会只应当完成联络各支部的通讯局的职责，不应当有任何行政权力。这是巴枯宁、施维茨格贝尔、弗·罗伯尔、吉约姆之流的主张，他们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大吵大嚷地要求扩大总委员会的权力，并达到了目的。他们所以提出这个要求，是因为那时他们还满以为可以把总委员会抓到自己手里，现在他们却把自己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的行动解释为是由于对总委员会“盲目信任”的结果。但是，这样一来通告也就是承认了总委员会的活动在原则上是合法的。尽管如此，它仍然继续说：“总委员会在一些人的手中变成了某种个人财产”……“这些人竟到了这样的地步，他们把自己特有的纲领，把自己的学说强加给国际；因为按照他们的说法，他们俨然是一个政府，所以十分自然，他们把自己个人的思想说成是协会的正式思想，而把别人的思想说成是完全异端意见的非法表现，虽然这些意见就像他们自己的意见一样，完全有存在的权利。这样一来，便逐渐产生了一种正统思想，它的中心就是伦敦，它的代表者就是总委员会的委员们。”接着通告便开始对总委员会召开的伦敦代表会议进行攻击，说什么“章程并没有给予它这样做的权利”，这个代表会议的多数派从一开始就是暗中安排好的，因为总委员会越权让六个有发言权的代表参加了代表会议。这个代表会议做出的决议，“要把各个自治支部的自由联盟变成一种受纪律约束的教阶制组织”。通告末尾提出了如下的谴责：“我们谴责总委员会，因为它的成员力图使自己个人的学说和观点取得胜利，想把权威原则贯彻到国际中去。十分自然，这个以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为理想的学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然要变成在委员会领导下的一种教阶制组织；但是，章程中说，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他们自己的事业，所以应当要求保存以往的支部自治。”最后委托联合会委员会公布一个“向其余联合会说明导致旧罗曼语区联合会分裂的原因”的备忘录。桑维尔耶被指定为新汝拉联合会的中心。
这个通告被汝拉人成包成捆地散发，而且主要是寄给各种激进的资产阶级报刊，这些报刊立刻鼓励汝拉人对伦敦代表会议发动新的攻击。就像一八七〇年九月五日吉约姆的好战的叫嚣一样，这个抨击性的小册子也在法国各城市的大街上公开出售和张贴（在法国大街上出售印刷品要取得警察局的批准的），而同盟也对自己同凡尔赛分子情投意合而感到满意。它在自己的机关报上转载了甘必大的《法兰西共和国报》的一大篇文章，因为这家资产阶级机关报在这篇文章中赞扬了同盟的行动。但是，这个通告在协会内部没有获得任何成功。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拒绝支持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的要求（比利时曾派六名代表参加了伦敦代表会议），但是却为在布鲁塞尔召开的联合会代表大会起草了一个这样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为了回答反动报刊的荒谬诬蔑而声明说，国际始终只是一些无条件自治的联合会的大的联合组织，而总委员会只是一个中央咨询通讯局。不过这个决议案并没有像汝拉备忘录所妄称的那样被通过了，而是被否决了。因为山并没有向先知走来，所以先知就向山走去了，于是汝拉联合会委员会向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声明说，它接受布鲁塞尔的各项决议案，而这些决议案中却仅仅包含着一个建议，即在即将于六月召开的比利时代表大会上制订新的共同章程，以便提交不久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讨论。在瑞士，这个通告及其拥护者都遭到了冷遇。在日内瓦，马隆和勒弗朗塞建议承认桑维耳耶十六个代表的决议，谴责总委员会和不信任伦敦代表会议。同时，马隆在自己的报告中歪曲了在伦敦通过的决议。日内瓦各支部全体大会对马隆之流表示了自己的鄙视，根本拒绝表决他们的建议。可是，马隆从另一方面得到了满足：《泰晤士报》、里昂的《进步报》和《日内瓦日报》，大资产阶级的所有机关报，都引用了马隆反对总委员会的词句。在西班牙，甚至同盟的盟员也反对召开代表大会。汝拉备忘录的无耻性竟到了这样的地步，它解释说，在萨拉哥沙举行的西班牙联合会代表大会之所以对自己采取否定态度，是由于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收买了马德里联合会委员会中的大多数人。[31]
在意大利，争论的实质根本没有被理解；各支部只把注意力集中在“独裁”这个字眼上，它们在波伦亚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决定，把伦敦的总委员会以及汝拉的总委员会都看作是简单的通讯统计局。汝拉人获得了这些成就，但也没有什么値得骄傲的地方，相反地，他们只是使自己的秘密同盟处于尴尬地位，暴露了它的存在，迫使汝拉联合会公开反驳自己秘密存在的事实。可是在德国、英国、荷兰和美国，汝拉人的阴险的、隐蔽的行动方式遭到了最尖锐的谴责。总委员会为了回答“十六人”的通告，于一八七二年三月五日发表了一个内部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又发表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32]一书，在详细揭发汝拉人的全部活动，特别是他们的秘密组织方面，这本书可能起了更大的作用。
这一切并没有使汝拉人惊慌不安；诚然，他们的新机关报《社会革命报》很快就效法了自己先驱者的范例，于是汝拉人“为了在汝拉山区宣传国际的原则”，不得不出版一种手写本的《汝拉联合会简报》，这个简报以后很快就铅印出版。五月十九日在列洛克里召开了汝拉人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十个支部的代表。列洛克里支部派出了双重代表。关于大会参加者的人数和各支部的状况，备忘录一字不提。汝拉人还没有忘记他们从桑维耳耶散发的通告所受到的待遇。代表大会决定继续走联合会在桑维耳耶走上的那条道路。
比利时联合会代表大会于七月十四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大会否决了联合会委员会关于完全取消总委员会的建议。这样一来，汝拉人最后的希望便破毁了；他们的通告原来只是一纸空文而已。
再来谈一谈一些同盟盟员的政治生涯是不无意义的。在伦敦代表会议之后过了几个星期，阿尔伯·里沙尔和加斯帕尔·勃朗便在伦敦出头露面了。这两个人都是同盟的热烈信徒和真正的台柱，当《平等报》处于巴枯宁影响之下的时候，他们都为该报撰过稿。他们曾受委托在法国流亡者中间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因为按他们的说法，这是推翻梯也尔及其匪帮的唯一手段。总委员会曾提出了一个警告，并把这个警告寄给了布鲁塞尔联合会委员会。一月二十四日这些好汉们便抛弃了假面具，公布了阿尔伯·里沙尔和加斯帕尔·勃朗合著的小册子：《帝国和新的法兰西。人民和青年向法国人的良心的呼吁》。他们在这本书中以同盟的诈骗家所固有谦虚精神为自己吹嘘说：“我们是组成了法国无产阶级大军的人……我们是国际在法国的最有威信的领袖……我们幸而没有被枪杀，而我们现在出来是为了打起我们在其保护下进行斗争的那面旗帜，并且不顾诬蔑、威胁和任何攻击，从我们的内心深处发出‘帝国万岁！’的呼声，这个呼声很快就会在一切法国人的心中得到共鸣”。[33]
在“第三帝国”统治下，同盟盟员的确不必为放弃政治活动而奔忙；他们不必花费任何力气，无须制定任何纲领就会做到这一点。
同盟在西班牙
巴枯宁利用过去所结识的人为同盟在西班牙和意大利打下了巩固的基础，在瑞士的汝拉山区建立了罗曼语区组织的中心，在法国南部和比利时撒下了分裂的种子，自此以后，他便开始否认自己的俄罗斯出身和泛斯拉夫主义信念，喜欢称自己是拉丁民族的代表。同时，他仍然攻击德国人。在普法战争期间，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德意志帝国的压迫和社会革命》，这个小册子可以看做是对吉约姆的好战叫嚣的解释，而同盟的机关报则不断重复它们的伟大导师所散布的关于总委员会中的“德国人”和“具有俾斯麦气质的人”等等谣言，并且逐渐把这种谣言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争论对象。当伦敦代表会议决定赞同德国工人在战争时期的行动的时候，臭名远扬的“一八七一年支部”在伦敦《谁来了！》报上发表了一个抗议书，其中指责总委员会，说什么它受德国思想的控制。必须指出，代表会议的这个决定是根据一个瑞士代表的建议做出的；这个建议得到一个比利时代表的支持，并经代表会议一致通过。此外，总委员会在所有法文机关报上一再解释这个决议的意义在于：赞扬不伦瑞克委员会的反沙文主义行为和承认倍倍尔与李卜克内西在国会中投票反对战争拨款的正确性。为了说明这个抗议书的意义，只要指出下面一点就够了：出席“一八七一年支部”会议的是拉德克和杜朗这样一些法国警探，还有像韦济尼埃这种被国际开除出去的人。除此而外，这个支部同汝拉人和日内瓦的“马隆支部”保持有最密切的联系。巴枯宁在给这些人的私人信件中更加明显地暴露出自己的面目。在这些信件中他可以毫无拘束地谈自己的图谋，就像他在意大利的做法一样，他力图用煽动种族仇恨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破坏组织的目的。
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支部主要是由巴枯宁的信徒创立的。巴枯宁从“和平同盟”存在的时候起，就同这些人保持有联系。这些支部主要是由资产阶级分子把持并且为资产阶级政党的目的服务的，虽然它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第一个在西班牙为巴枯宁进行宣传的是法奈利，他是同盟的创建人之一，意大利议会的议员。他像散蒂尼昂和法尔加·佩利塞尔一样，出席过巴塞尔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参加者的正式名单中散蒂尼昂被列为“同盟的代表”。医学博士散蒂尼昂是巴枯宁的私交，也是同盟的创造人之一；后来他力图阻止西班牙的国际会员对战败了的巴黎公社表示同情。他本人在被监禁的时候会公开声明同当时受迫害的国际断绝关系。法尔加·佩利塞尔在公社失败后国际遭到迫害的时候逃跑了，大概他是以此来表示自己“对国家的抗议”。散蒂尼昂和佩利塞尔同马德里啤酒店的常客和共和党的代理人莫拉哥拉上了关系，并为这位可敬的先生弄到了一张日内瓦同盟的盟员证。备忘录说，所有西班牙的国际会员都参加了附属于国际的团体——同盟，作为日内瓦支部的成员。在马德里从来没有存在过同盟的支部；那里的支部是直接作为日内瓦支部的一个分支而建立的，而它的建立又是法奈利旅行的结果。[34]备忘录非常幼稚地承认，以前不知道这种组织支部的方法，所以它在另一个地方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它犯了一个错误。问题的实质是，同盟的盟员只是在经过相当长时期的考验之后才能了解组织的秘密。但是，伦敦的总委员会是了解这种建立支部的方法的，所以它使自己免于遭受这个绝妙的日内瓦支部的危害。除了同日内瓦支部有关系的这个组织以外，从一八七〇年起，在西班牙的巴耳马[35]、瓦伦西亚、马拉加、卡迪斯还存在有一些同盟地方支部；在塞维利亚和哥多瓦，同盟组织是在一八七一年建立的。在马德里，从一八六九年起就存在有一个由非同盟盟员建立的国际支部。当这个支部的主席扎里沃看见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共济会会员都参加了秘密团体——同盟——以后，便拒绝同它发生关系。马德里的联合会委员会也不愿意替同盟进行宣传，它有效地同后者的企图相对抗，在马德里建立了自己的支部。
在大多数城市中，都有国际的支部与同盟的支部同时并存，但它们当时各行其事，互不相干。国际组织的建立工作在巴塞罗那代表大会上完成了。同盟的领导人认为暂时需要留在国际的范围内，以便对它起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这个团体只知道唯一代表着普遍无产阶级运动的国际的存在。虽然在许多场合同盟的宣传工作比国际进行得早，但只是在国际的组织出现以后，运动才走出了宗派主义的狭隘范围，而那些向总委员通知运动在西班牙迅速发展情况的信件，无论如何仅只涉及国际。在从巴塞罗那收到的一封信[36]中说，不举行国会选举的直接结果很可能是发生革命，况且政府这时在省和市的选举中都遭到了失败。在巴塞罗那地区各省的选举中，当选的有五个保皇党人和九个共和党人，其中有两个国际会员。信中说，这些共和党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一听到什么事情同社会主义有关，就发生反感。帕列茨·马尔加把自己伪装成社会主义者，可是他却天真到这样地步，竟建议对日工的工资课取所得税；不仅如此，这些先生们都在鼓吹民族主义。他们所说的和幻想的总是“拉丁民族”的优越性以及诸如此类的荒唐事情。他们的全部政治意向的目的，就是谋得一官半职。当国际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举行会议的时候，共和党人故意不出席，虽然他们的领袖们得到了特别邀请。在公社失败以后，国际在西班牙遭到了迫害；联合会委员被迫解散。[37]对于公社采取一定立场的必要性在共和党内引起了分裂。在公社宣告成立的时候，该党领袖仅只把公社社员看作是为市政自由而斗争的战士，因此对它表示热情欢迎。但是，当他们了解到公社的政治性质以后，他们的情绪便改变了[38]；不过，并不是全党的情况都是如此，因为只有资产阶级分子站到了凡尔赛分子方面。青年，特别是共和派工人是拥护公社的，并且愈来愈和国际接近。他们的机关报开始宣传土地国有化和类似的社会主义要求。里昂的《联合会报》、马德里的《公社社员报》、马拉加的《正义报》、费拉尔的《劳动报》也都以这种精神进行宣传。十月十五日，在马德里举行的共和党人大会上曾提出了同国际联合起来一致行动的建议[39]，这个建议被热情地接受了。迫害国际的内阁在七月里便垮台了，于是国际恢复了自己的宣传。新内阁在就国际的问题进行了长达几个星期的辩论后，也垮台了；佐里拉支部对这个新内阁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因为它颁布了破坏集会结社的权利即解散国际支部的可恶法律。从九月十日到十八日在瓦伦西亚举行了国际在西班牙组织的代表大会，大会决定把全国各支部联合成一个完整的组织。所有支部差不多到处都是在工会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们的代表联合成为地方性的协会，称做地方联合会。这种联合会在所有的大城市和许多小城市中都存在。
西班牙的大多数同盟盟员认为，同盟的纲领同国际的纲领是完全一致的，认为同盟仅仅是个秘密组织[40]，甚至是最高的组织，其目的仅仅是为了给国际准备基础，因此他们认为参加同盟几乎是每一个人的义务。出席瓦伦西亚代表大会的西班牙国际的代表们也持这种观点；所以他们不加思考地决定也在整个半岛上建立同盟的组织，同时决定把联合会委员会的全部委员接受为自己的成员。于是，从国际最近一次遭受迫害开始时就避居葡萄牙的莫拉哥，便急忙赶回马德里。他谴责联合会委员会的成员莫拉，说什么他“想使同盟屈服于国际，而这是与同盟的目的相矛盾的”。为了证明自己说法的正确性，他拿出了巴枯宁的信件。巴枯宁在信中提出了一整套夺取国际的权谋计划。“同盟在形式上应当是国际的一部分，实际上应当站在国际之外，以便更好地监督和领导它。因此，委员会的成员在同盟的支部中始终应当只占少数。”而莫拉哥之所以指责莫拉背叛，就是因为他吸收了联合会委员会的全部成员，使他们在同盟的支部中占居多数，从而为国际支配同盟提供了实际可能性。为了杜绝这种支配，同盟的秘密指令指出，同盟只应当有一个或两个成员参加国际的委员会，以便在同盟支部的帮助和指导下来领导国际的委员会。一切决议案都由同盟的支部预先准备好，以便强加给国际。后来莫拉哥建立了新的同盟支部，而这是他的惯用手法，以前在葡萄牙他就经常是这样做的，一当他对某个支部产生了怀疑，他就建立新的支部。他的行动得到了同盟的所有亲信盟员的支持。
当西班牙的同盟组织收到了桑维耳耶的通告后，根本没有想到附合对总委员会的抗议问题。因为大批西班牙同盟盟员还不十分了解同盟的秘密。相反地，巴塞罗那支部倒向巴枯宁写了一封非常不恭敬的信，谴责他同卡尔·马克思竞争，联合会委员会也对这封信表示支持。于是莫拉哥便暗中采取一切方法来“消灭总委员会的反动的权势饮望”（见莫拉哥给同盟马德里支部的信）。但是，只有在巴耳马他才为汝拉人的通告争取到了公开的支持者。
拉法格向联合会委员会报告了同盟的秘密倾向[41]，于是联合会委员会便和同盟断绝了关系。此外，伦敦代表会议通过关于工人阶级政治活动的决议，使联合会委员会有可能来考验同盟盟员和国际会员的信念。联合会委员会想在西班牙建立一个大的工人政党，这个政党当然必须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相对立而单独存在。[42]但是，同共和党人有密切联系的同盟恰恰不希望这样，因此在同时兼任《解放报》编辑部职务的联合会委员会要求正在举行代表大会的联邦共和党代表陈述自己的政治纲领的时候，同盟便建立了另一个机关报《被判罪者报》，它在自己的旗帜上写出了同盟的三个基本原则：无神论、无政府状态和集体主义，同时同盟又严格禁止工人要求缩短工作日。当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斥责《解放报》把自己出卖给萨加斯塔的时候，《被判罪者报》顽固地保持沉默，为了竭力给共和党帮忙，同盟迫使它的盟员占多数的马德里联合会驱逐《解放报》的编辑们，因为他们给共和党人代表大会写信，要求他们陈述政治纲领。萨拉戈萨代表大会取消了关于开除《解放报》编辑的决定，并把两个被开除的人选入了新的联合会委员会。联合会委员会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威信，是因为它在组织上获得了惊人的成就。在六个月之中它把地方性联合会的数目从十三个增加到七十个，还准备在其他一百个地方建立联合会，并且组织了八个全国性的工会。总的说来，国际当时在西班牙共有四万到五万个会员。[43]
在萨拉戈萨代表大会上，同盟企图给国际的组织以沉重的打击。它建议修改章程，这种修改会把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变成傀儡，就像汝拉人想把总委员会变成傀儡一样。一般说来，根据汝拉人的理论，任何一个委员会都应当消除一切权力的标志，仅仅做一个简单的通讯统计局。而支部和地方联合会则应当获得通过合乎它们口味的章程的权利，联合会委员会对此不能加以反对。只有应届代表大会才有权干涉这件事情。由此可见，这里也是企图确定一切支部的绝对自治，确定它们违反章程和条例而擅自行动的权利。在实践上，这等于是解散国际，把它作为一个政党完全消灭掉，并停止任何政治活动。而这个方案正好是在国际处于这样一种危急存亡关头提出的：国际正遭到政府的压迫，国际的会议遭到禁止，公开大会被武力驱散（代表大会本身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武装起来的卡洛斯派鼓动家正在伺机引诱国际会员参加萨拉戈萨的公开暴动，以便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接受这种章程，国际就会处于混乱状态。它就会为一切警探、一切资产阶级分子叛徒敞开大门。联合会委员会在组织上获得的辉煌成就本身就已经是对这种破坏组织的意图的谴责。这个建议被压倒的多数票否决了，只有两三票弃权。汝拉人在萨拉戈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这种改革建议并不新奇，还在上一年，当汝拉人发表了反对总委员会的通告的时候，他们就要求实行这种改革，当时在所有西班牙支部中，支持召开非常代表大会的只有巴耳马的一个马洛耳卡岛支部。但是，在萨拉戈萨，这个支部的代表声明，它得到肯定的指示：投票支持保存过去的章程和反对任何改组。[44]
联合会委员会和同盟之间的斗争在继续下去。关于解散萨拉戈萨同盟组织的建礒没有结果；于是联合会委员会向各支部发出了通告，再次提出了这个建议。这个通告中称同盟为凌驾于国际之上的一种单独组织，它企图领导国际，而给组织带来的只是纠纷和分裂。在第二天，同盟就重新强迫把在通告上署名的人开除出国际马德里联合会，理由是《解放报》上刊载的一篇文章中侮辱了同盟的朋友，即属于共和党的教授和官僚。被开除的人向联合会委员会提出申诉，因为开除他们是违反章程的。联合会委员会由于同盟玩弄阴谋的结果被迁到了瓦伦西亚，而在重新当选的莫拉和罗伦佐拒绝了自己的委托书后，它便彻头彻尾成为忠于同盟的委员会了。联合会委员会宣布自己无权过问这件事，这又是违反章程的行为。于是被开除的人便建立了新的联合会，它遭到了联合会委员会的拒绝，但是总委员会接受了它。海牙代表大会批准了总委员会的决定，同意新马德里联合会的代表参加代表大会。于是同盟便采取最可耻的手段：它把被开除的人作为“叛徒”，公布了他们的姓名，并把他们的名单贴在各支部的会议室内。接着，他们便开始对每一个被开除的人进行公开的诬蔑，直到最后把他们引入埋伏，殴打他们。《解放报》遭到了咒骂，并威胁要把售卖这个报纸的人作为叛徒开除出去。
最后，同盟便开始四处活动，以便使西班牙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的代表仅仅由同盟的盟员担任。为此目的，联合会委员会发出了一个秘密通告，并严加防备，不让非亲信的人知道它的内容，但是这个通告落到了新马德里联合会的手里，并转交给了总委员会。总委员会现在获得了同盟这个秘密团体在西班牙存在的证据，它写信把同盟的目的告诉了联合会委员会。[45]联合会委员会在复信中支吾搪塞，但终究被迫承认同盟的存在。后来同盟便公开在自己的机关报中提出了自己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人，它使尽一切卑劣方法来使自己的候选人当选，给他们发出了严格的指令。
在葡萄牙，同盟没有站稳脚跟，国际在这里取得了成就。在里斯本产生了一个具有四百个成员的支部，它宣布自己拥护国际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纲领。三个拥有一千多会员的大型工会也加入了国际。国际的思想在这里由《社会思想报》进行传播。[46]
同盟在意大利
同盟在意大利的活动比在西班牙更加肆无忌惮。巴枯宁在意大利，特别是在意大利的资产阶级青年激进分子中间，也找到了联系。所以意大利很快就变成了同盟的圣地。巴枯宁在给莫拉的信中暴露了自己成功的秘密：“在意大利具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东西：热情坚决的青年，他们没有任何地位，没有任何做官的前途，没有任何出路，他们虽然出身于资产阶级，但是在道德和智力方面还不像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青年那样低劣。现在这些青年不加思索地投向革命的社会主义，接受了我们的全部纲领，即同盟的纲领。”总委员会给这个地方[47]加了一个注：“巴枯宁是对的。同盟在意大利不是一个工人协会（fascio operaio），而是一个流氓组织，资产阶级的垃圾。国际在意大利的一切所谓的支部是由下面一些人物领导的：没有当事人的律师，没有病人和缺乏知识的医生，打弹子的大学生，跑街售货员和其他商业人员，特别是小报的、声名狼藉的新闻记者……这些人占据了各支部中的一切正式职位，因此，每当意大利工人希望彼此建立联系，或者想同国际的国外联合会委员会建立联系的时候，同盟就强迫他们请求这些资产阶级垃圾帮忙，而这些人仅仅把国际看作是自己的‘升官之途’和‘出路’。”
这些话充分说明了同盟在意大利活动的特点。它的发展情况非常简单：那不勒斯第一支部从一开始便处在律师加姆布岑的影响之下，他设法使“模范工人”卡波·罗索当选为支部的主席，并且参加了巴塞尔代表大会。新的荣誉职位冲昏了他的头脑；他做了许多蠢事，最后由于盗用了三百法郞公款而被开除。一八七一年十一月，在米兰成立了一个支部，参加这个支部的，除了工人以外，还有大学生、新闻记者、售货员，就是说，一切无疑受到同盟影响的分子都参加了这个支部。工人库诺使这些人和工人结识；为了感谢他的这一举动，他们不让他知道自己的秘密意图，而当他揭露了他们的秘密组织后，意大利警察局便逮捕了他，并把他作为“德国人”驱逐出境。现在同盟可以放手进行活动了，它按照自己的纪律整饬了国际米兰支部。一八七一年十月，在都灵成立了一个工人联合会，它的书记是特尔察吉。他是巴枯宁的忠实奴仆和追随者；他向总委员会报告说：“总委员会通过巴枯宁收到了腊万纳工人联合会的一封信，这个联合会在信中称自己是国际的支部。”当汝拉人的通告[48]出现以后，特尔察吉便根据巴枯宁的指示，迫使都灵支部站在他们方面。尽管他采取了这种敌对行动，他却要求总委员会资助他的《无产者报》，装做暗中同总委员会联合来反对巴枯宁，同时却在一次公众大会上泄露了总委员会派逃亡者列日出席大会的消息。只是在支部帮助下，列日才得以脱身，逃到边境。最后，特尔察吉威胁说，如果不把他重新选为主席，他就要烧毁支部的账簿，去当警察局密探。他之所以担心落选，是因为他大批挪用同盟的款项。支部一致决定把他开除，而一向尊重支部自治的同盟却强迫佛罗伦萨支部把特尔察吉选为荣誉会员，后来又把他选为出席里米尼代表会议的代表。[49]
在意大利，不像在西班牙那样，国际很少与同盟发生冲突。国际的支部大部分都是些偶然的地方性组织，它们彼此没有任何联系。这样的情况是常有的，即某一个省的工人联合会暂时加入了国际，并派代表出席一次国际的代表大会。但是，在意大利从未有过参加国际的各支部的巩固的联合会。在同盟存在期间会向伦敦总委员会声明加入国际的那些支部，毫无疑问可以称作是国际的支部，因为同盟在意大利的支部早已认为不需要遵守这种手续。例如，在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的情况就是这样，那里的国际支部曾被政府解散，但是在捷尔任特和腊万纳[50]，在都灵、米兰[51]和费拉尔[52]，又立刻重新组织起来了。不过，甚至伦敦的总委员会也始终不清楚意大利支部的性质。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一次会议上指出，总委员会之所以不了解意大利情况，是因为它几乎从来没有同意大利工人建立直接联系，通讯工作始终是由那些博士、新闻记者、律师和类似的人进行的，工人报刊也全由这些人把持着。尽管报纸和通讯报导都一致断言，国际意大利支部的成员信仰关于完全放弃政治活动的学说，并否定伦敦代表会议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但是由于通讯员的这种成分，谁也不敢担保这就是意大利工人、国际会员的真正观点。相反地，在一些地方可以看出，工人并不是放弃政治活动的热烈拥护者，他们在知道国际和总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并不拥护这种学说以后，感到非常高兴。[53]
但是，同盟在罗曼尼找到了最好的立足点。这里到处都建立了同盟的模范支部。它们的第一条规则是不考虑国际的章程，不向总委员会报告自己成立的消息和不向它缴纳会费。关于工人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面已经提到了。当海牙代表大会快要举行的时候，工人协会锻取了意大利联合会的称号，并在里米尼召开了代表会议。在参加这次代表会议的二十一个支部中，只有一个支部，即那不勒斯支部，一度参加过国际。真正参加了国际的各个支部，包括米兰支部在内，都没有派代表出席这次会议。代表会议那样疏忽大意，在自己的决议中泄露了同盟最隐秘的思想。它在决议中说，伦敦关于政治活动的决议力图把“德国共产党”的学说强加于整个国际，总委员会是实现这种企图的杠杆和支点，权威主义的共产主义者的学说是对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感情的否定，总委员会利用欺骗和诽谤等最不光彩的手段来强迫国际接受权威共产主义的学说，总委员会以自己一八七二年三月五日的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使自己的可鄙行为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并且在这个通告中继续进行欺骗和诽谤；说什么总委员会的反动精神激怒了比利时人、法国人、西班牙人、斯拉夫人、意大利人和一部分瑞士人的革命感情，促使他们建议取消总委员会和修改章程；最后还说什么，总委员会在远离一切“革命”国家的海牙召开代表大会是“不无原因”的。根据这一切，里米尼代表会议“在全世界工人面前庄严地”声明，“意大利工人协会”拒绝对伦敦总委员会表示任何支持，并邀请一切不赞成总委员会权威主义原则的支部派遣自己的代表出席“反权威主义的”代表大会；这个代表大会预定于九月二日，即正好在海牙代表大会开幕的那一天举行。
不言而喻，谁也没有理会这些荒诞的叫嚣；甚至变成了同盟的一个简单分部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也没有敢把里米尼代表大会的决议提交西班牙各支部表决。甚至巴枯宁也意识到，代表会议走得太远了。同盟还是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到海牙去参加代表大会，但同时仍然决定在海牙代表大会后，在圣伊米耶召开反权威主义的代表大会。
第一国际在丹麦
当巴枯宁的同盟在“拉丁民族”中间进行自己的破坏活动的时候，国际在“日耳曼民族”中问，在斯堪的那维亚和首先是在工业化的丹麦却缓慢地、但继续不断地巩固起来。《先驱者》在一八七一年六月号中发表了德国人支部联合会在遥远的哥本哈根[54]成立的消息，它发表这个消息的那一天是它历史上最光辉的时刻。约·菲·贝克尔再一次表现出了自己的政治远见，他利用巴黎公社覆灭这一事件来建立了这个联合会。具有历史意义的巴黎公社的悲壮覆灭，甚至在最遥远的国家都引起了对国际的注意。国际所提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引起了冷淡的北方工人的兴趣。一八七一年春天，在丹麦出现了一些向工人介绍国际原则的小册子。从那时起，差不多在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每一次报道中都指出了丹麦运动的成就。在七月里，《社会主义者报》的创刊号就已经问世；在八月里便正式成立了国际在丹麦的工人联合会。这个联合会的章程非常明确地指出，它是国际在丹麦的一个分部，并接受国标的章程。在九月里，哥本哈根联合会委员会通知说，新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的影响和订户迅速扩大。同时，支部表示愿意和总委员会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以便同它研究政治问题。会决定同哥本哈根建立经常的通讯关系。在十一月，从哥本哈根收到了报道在丹麦获得伟大成就的信件：仅仅在首都一个地方，国际就有二千多个拥护者。此外，在所有的大省城里也有国际的支部。在当时只有一万五千个居民的阿尔古斯，就有四百个国际会员。国际组织在农业区也获得了特别成就。日德兰的小农和工人差不多全加入了协会；已经开始考虑争取议会席位和建立劳动部的问题。信的末尾说，资产阶级对国际的这些成就害怕得要命，但是，由于丹麦存在有自由宪法，所以不敢采取取缔措施。[55]预定在夏初召开丹麦工人和小农代表大会，以便一起来制定参加选举活动的共同纲领。最后，还计划从四月一日开始每日出版党的机关报。[56]一八七二年一月初，总委员会收到了一个报告，其中叙述了丹麦警察当局和政府想消灭协会的许多企图。警察当局以威胁房主的办法剥夺了工人举行会议的会场；它指使印刷厂不要承印国际的任何报纸。尽管如此，会员人数增加到了五千人，还不算在农业区产生的许多联合会。在瑞典，也产生了国际的组织，建立了联合会委员会。这使得瑞典的企业主那样畏惧，以致他们自动提高了工人的工资。一八七二年四月，恩格斯通知总委员会说，丹麦支部不得不停止出版自己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因为印刷厂拒绝为国际印刷任何东西。
一八七二年五月，政府对新的组织实行了第一次沉重的打击。国际组织预定召开的露天群众大会遭到了警察当局的禁止。但是，国际组织的领导人邀请工人在一定的地点聚会，并自行举行会议。组织的领导人布里克和盖列夫在会议的前夜遭到了逮捕。第二天在预定的时间，人们成群结队在诺登弗尔德集合。密集的人群力图强行冲进被包围的地方；警察和军队开始驱逐群众，以致发生了流血冲突，但是混乱状态很快就被制止了。
政府正好期待这样的机会，以便杀一警百。社会主义者最初并没有严肃看待这件事情；他们在给总委员会的一封信中曾这样设想：被告当然会受到惩罚，但是他们会轻易地对付过去。但是政府却辜负了他们的这些期望。政府提起了骇人听闻的政治审判案，而且根据已出版的各号《社会主义者报》来判定被告的信念。下院对这件事情进行干预，议会委员会要求提出对被告进行审判的证据。司法大臣拒绝了这个要求。在这以后，议会正式建议司法大臣让议会委员会阅读记录的副本。司法大臣声明只准备提供若干解释，但拒绝议会委员会了解审判案的材料。事情有变成议会冲突的危险。但是，下院没有继续坚持。到判决时为止，审判案共继续了十个月之久。皮奥、盖列夫和布里克被判处六年、五年和四年不等的监禁，其他十五个被告被处以较轻的徒刑。法院认为被告的罪行已经查明属实，即他们想在五月五日使用暴力，企图迟早实行政变和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可见，“宪制”的丹麦所利用的证据，和在此以前不久专制的奥地利所利用的证据完全一样。上诉法院把判刑减为五年和三年监禁。
但是，如果政府认为它利用这种司法迫害手段可以把丹麦的工人运动鎭压下去，它就大错而特错了。政府禁止了国际在丹麦的工人联合会，封闭了丹麦全国各地的国际支部。但是，在这之后马上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有几千工人参加的大会上，木匠皮尔声明，他将和大会主席雪茄工人吉辛格一起建立新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联合会，其“目的是以合法方式争取工人同其他阶级在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平等权利”。这个声明得到了大会的拥护，许多人声明愿意加入这个联合会。皮尔公开声称，这个联合会将是被解散的联合会的继承者；政府哪怕每天都来解散我们的联合会，反正将会有新的组织产生。几个月以后，皮尔又在诺登弗尔德召开了有社会各个阶级的五千多个人参加的新的群众大会。皮尔建议大会通过一项谴责政府对社会主义者施用严刑的决议，并表示相信，被判罪的人在工人的眼中并没有失去自己的公民荣誉。然后大会决定向国王呈递要求赦免的请愿书，并吁请工人加入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联合会。最后，与会者高呼“万岁”，表示对被囚领袖的敬意，然后宣布散会。请愿书被退给了皮尔，建议他去找司法大臣。于是皮尔又召集了群众大会。同时，他在几百个社会主义者的陪同下，试图进入皇宫广场，以便亲自把请愿书交给国王。于是当局便以他威胁国王的安全为借口，逮捕了他，并将他判处十八个月监禁。
在这以后，社会主义者和激进分子订立了同盟；工人支持了激进分子候选人，并使他们当选。下院坚决要求必须实行社会改革，政府被迫实行让步。一八七六年，皮奥获得释放，被选为党的新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主编。在这一年，他被提名为工人的候选人，但是他只获得了一千一百张选票，而他的敌人获得了三千张选票。此后不久，皮奥和盖列夫便侨居美国；布里克则仍然留在丹麦，一直到死都在工人党的行列中进行坚决的斗争。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
伦敦代表会议曾决定建立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即它必须得到工会的公认。大家知道，当卡尔·马克思相信欧洲可能发生大革命的时候，总委员会是反对建立英国联合会委员会的，因为马克思希望把革命的杠杆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巴黎公社覆灭以后，已经十分清楚，工人阶级的斗争在几十年之中将沿着政治活动的道路前进。在德国和瑞士组织成了工人阶级政党，在其他国家，工人阶级也不可遏止地力求建立自己的政党。英国自己的联合会委员会也只能以这样一种意向为出发点，即在英国也创建一个组织来实现伦敦代表会议关于政治活动的决议。不言而喻，这一工作正是在英国碰到了特别的困难，但终究不是没有希望的。最近几十年来，英国工人阶级只是偶然地参加政治活动，如参加争取改革选举法的运动和参加争取工联合法化的运动；但是他们参加所有这些活动时都没有提出自己的政治纲领。要使经常只看到最近的目的的英国工人参加这些运动，曾是非常困难的，而要把英国工人阶级的大部分人集合在自己的政治纲领周围，并把他们组织成为政党，就更加困难了。可是，伦敦代表会议要求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参加政治活动，而且这可能首先指的是比别的国家组织得好的英国无产阶级。
我在前面一个地方已经指出，总委员会同工联和整个英国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从来也没有像一八七一——一八七二年那样密切和活跃。所以在这里我只用几件事实补充一下前面对这些关系的简述。在关于一八七一年七月初总委员会举行的一次会议的报导中说：“收到了大量英国信件，这些信件证明，协会的影响在英国迅速增长。信件谈到了日报的不体面行为，指出必须创建新的国际机关报，以便阐述共产主义思想”。[57]另一个报导中说：“在鲁格波罗，莱彻斯特尔郡建立了新的支部；从爱丁堡和贝尔博尔向得比郡通知说，希望得到关于建立新支部的指示”。[58]不久之后，又报导说：“从英国来的信件令人非常鼓舞；大多数通讯员坚持协会应当为英国支部建立专门的机关报，以便有可能回击资产阶级报刊的诬蔑和诽谤。”从利物浦得到的消息说：地方支部获得了很大成就，会员人数日益增多，因此可以稳有把握地讲，支部在这个保守的地区可以长期存在下去。另一封信中建议英国支部宣传在日内瓦、洛桑、巴塞尔和布鲁塞尔举行的各次代表大会上确定的国际的原则。通讯员认为，关于土地和所有生产资料国有化的决议，可以作为在英国进行宣传的一个很好的口号，特别是如果能把国有化同消灭一切统治阶级联系起来的话。还有一封信谈到了工人的一些想法：让自己的子女从事轻松的劳动，能够上学，让他们能够吃的和穿的尽量好些，使他们有可能获得知识，从而能够利用一切文化成果。而所有这一切，只有在国家对生产和财产实行监督的时候才能达到。[59]在伦敦代表会议后不久，总委员会举行了会议，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导中说：“非常广泛的内部通讯证明，协会在英国不断地成长。收到了许多要求加入协会和建立新支部的申请书。”许多信中对于国际在英国没有自己的机关报这一点表示惋惜，并提出保证，如果总委员会准备建立这种机关报，他们愿意给以资助。会议决定，把在英国获得的成就报导出去，并向国际各支部和各个成员说明成立英国联合会委员会的好处，向他们指出，建立英国联合会委员会，协会就有可能比以前更直接地影响英国的政治。同时还决定，建议到处成立女工支部，以便妇女能在争取承担同等义务和享受冏等权利的斗争中比以前起更大的影响。[60]英国工人阶级的情绪就是这样。整个问题在于利用这种情绪来建立组织，给它指出明确的政治目标，在纲领中，哪怕是在竞选纲领中，阐明这种目标。为了把这些零散的意向变成类似争取改革选举法运动那样的运动，是没有任何魔法的。况且，工联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不过在没有阿兰和奥哲尔之流参与的情况下，利用工人阶级的激进情绪并加以引导，从而给英国工人运动指出一种完全新的方向，并不是没有可能的。
当时参加总委员会的还有埃普里卡尔特，他在工联中的威信并不下于奥哲尔，并且经验也不少于后者。此外，黑尔斯在伦敦东头区的工人中有大量的拥护者。[61]
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甚至完全没有工联的老领袖也是过得去的。争取九小时工作日制就是在违背工联领袖们的意志的情况下开始，并且在全英国凯歌行进的；这证明，甚至在工会负责人不参加的情况下，英国的群众也可以在激进要求的鼓舞下行动起来。争取九小时工作日同盟的勇敢的代表贝尔纳，曾领导了纽卡斯尔机器制造工人的罢工，他立刻成为公认的工人领袖。他同实行罢工的机器制造工人代表团一起于八月初来到了总委员会，请求提供建议和帮助。[62]同时，双方就工联和国际的关系交换了意见，这种交换意见有很大意义。贝尔纳首先描绘了罢工的机器制造工人的危机状况；固然，他们说服一部分从比利时招募来的罢工破坏者回到了祖国，但是还有一百五十到二百个人仍在继续工作。现在企业主又派了新的代理人到比利时去，如果不采取什么措施来加以阻止，那么他们还要输入三千名外国工人。面临着这种情况，机器制造工人决定请求国际帮助，希望它能阻止输入外国工人。为了应当把一切工人联合起来的兄弟情谊，为了避免冲突和混乱，应当尽力予以帮助。罢工工人已经怒不可遏，可以相信，如果招聘的外国工人来了的话，事情会闹到流血冲突的地步。阿姆斯特朗已经得到了丹麦政府的许可，把丹麦政府兵工厂的工人运入英国。贝尔纳在介绍了所有这些情况后，建议派代表团到大陆去，罢工工人情愿担负代表团的费用。在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后，马克思坚持派代表团去，同时他对这样一种状况表示困惑莫解，即工联和其他工人组织在没有陷入窘境以前总是对国际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只有在他们陷入困境的时候，才向国际求援。如果机器制造工人加入了国际，那末在开始罢工以前就会采取一切预防措施；红木工的情况也是这样：他们在以前就应该和国际建立联系。不能责备国际无所行动，因为它没有可能影响事件的过程。接着马克思表示希望，工联在将来的和平时期也能想到国际；对国际采取袖手旁观态度不仅对其他工人是不公正的，而且对于采取这种态度的人本身也是危险的。机器制造工人联合会主席魏斯顿回答说，委员会已经讨论了加入国际的建议，委员会十分清楚同这样强大牢固的协会建立联盟的好处，他表示希望，把一切行业的工人团结在一个联合会中的时候很快就会到来。前面已经谈到，埃卡留斯和柯恩被派到比利时和丹麦去，以便反对企业主的代理人；此外，国际在比利时所有大城市中的支部都得到了书面指示。结果在所有大城市中都举行了群众大会，会上通过了对罢工者表同情的决议。[63]国际的确阻止了大规模地向英国输入工人。在格拉斯哥铜匠罢工的时候，国际也给了他们宝贵的帮助，阻止了外国的罢工破坏者进入英国。[64]在伦敦代表会议以后，为了表明应当对建立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采取什么态度，在伦敦举行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赞扬了国际对实行罢工的机器制造工人和整个争取九小时工作日运动的帮助，并且指出，国际是能够认清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同一个运动的两个方面的伟大意义的唯一组织。最后，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实现伦敦代表会议的建议的决议，并且决定，会议将认为自己是伦敦的临时联合会委员会，直到得到所有支部的同意为止。莫里特曼·巴里被选为临时主席，黑尔斯被选为临时书记。[65]
英国资产阶级报刊嘲笑新的组织，而工人却对它表示同情。临时联合会委员会立刻同外地的各支部建立了联系；在外地，国际的影响在不断增长。从曼彻斯特、利物浦[66]、密德尔斯布罗、波士顿、格拉斯哥、爱丁堡、埃克泽特尔、考文垂[67]，都传来了国际获得重大成就的消息。在伦敦及其郊区（如西头区等）也产生了新的支部。例如，爱克斯采里泽奥尔郊区和别斯纳里格林郊区[68]的新支部取得了重大成就，在威尔士南面的一个从未有过任何支部的城市中，有一个联合会委员会声明自己赞同代表会议的决议，特别是关于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一致性的决议。[69]从金克莱（莱彻斯特尔郡）、拜克菲斯里（得文郡）、凯斯特里要塞（约克郡）和比尔肯海德，也收到了组织新支部的消息。[70]同时还进行了最终组成联合会委员会的准备工作。章程草案的基本点已得到了各支部和总委员会的赞同。最后，联合会委员会建立起来了，它立刻展开了广泛的宣传工作。
大约在这时候，支持爱尔兰独立的运动展开了，这个运动将成为检验新联合会委员会的政治能力的试金石。大家知道，卡尔·马克思对于英国工人阶级在自己的运动中同爱尔兰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赋予了多么重大的政治意义。随着英国组织的建立，爱尔兰问题显然又重新提到了首要地位。新成立的别斯纳里格林郊区支部特别热情地展开了支持爱尔兰人的宣传工作，而爱尔兰人也特别积极地着手建立新支部。二月初成立了索荷爱尔兰人国际支部，它提出了三项原则：接受国际总委员会的章程，所有会员必须促进爱尔兰摆脱异族压迫和阶级统治，所有爱尔兰工人必须宣传国际的原则。[71]
此外，最近几个星期内，还在布罗德福德、捷里斯、库斯赫尔、密德尔斯布罗和索荷建立了爱尔兰支部。[72]许多爱尔兰工会也参加了运动。在布里斯特尔、斯泰班、托尔里、博耳顿、米林格歧和别里法斯特，也打算建立支部。统治阶级采用非常的恐怖手段来对付年青的运动；警察当局、资产阶级和报刊，对国际展开了空前的迫害。[73]总委员会发表了一个宣言，谴责英国警察当局用真正普鲁士式的粗暴手段来迫害都柏林和科尔克的年青支部。尽管如此，运动还是在顺利地发展，爱尔兰工人甚至还争取到经济上的让步：在许多地方他们争得了九小时工作日制。[74]但是，向英国无产阶级阐明爱尔兰问题的革命意义，无疑是新组成的英国工人阶级政党的一个任务。至于爱尔兰组织不是英国联合会的一部分，而直属于总委员会这种情况，并没有意义。
新联合会委员会在英国本土上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就。在武尔维奇和宗得林德[75]，许多新支部相继成立，因为在这里争取九小时工作日的运动已为建立组织准备好了基础；在纽卡斯尔、诺定昂、里吉斯、古耳、朴次茅斯、哈利法克斯、设菲尔德和普利茅斯，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76]曼彻斯特和斯特腊特弗德派代表参加了联合会委员会。[77]在外地也有许多任务联加入了国际；可见，独立政党产生和成长的土壤在这里起码不比任何一个别的国家坏；所以，缺少巩固的成就，与其说是取决于外部状况和条件，不如说是取决于联合会委员会的政治能力和策略的灵活性。对新联合会的最近一次考验是起草党纲；年青的党组织今后的发展，将取决于这个党纲是否具有明确性、原则性和有机的完整性。问题在于，黑尔斯、罗奇、福斯特和他们的同志们是否不仅能成为干练的宣传家和组辙者，而且能成为党的有远见的政治家和坚毅的领袖。首先任命了一个纲领草案起草委员会，同时也建议各支部提出草案。
很快就弄明白了，要使人们把政治观点和政治活动统一起来，不仅在人民群众中间是困难的，而且在那些为数不多的优秀人物中间也是困难的；而且这些优秀人物中有一部分还曾经参加了总委员会，他们现在在新的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也起领导作用。在历次全协会代表大会上，英国人始终以一个团结的集体进行活动，具有一定的理论纲领；但是现在，当要求制定政治纲领草案的时候，事情却完全变了样。不错，现在为政党起草纲领的那些人以前在建立土地和劳动同盟的时候就曾经制定了一种类似纲领的东西。但是现在看来，不管从策略方面说，或者从理论方面说，正是这种情况造成了一定的危险。在成立工人政党的时候首先要求明确地同资产阶级激进阵营划清界限。可是联合会委员会的组织还没有最终建成，以斯宾塞和桑德斯为首的土地和劳动同盟的代表团就出现了。它受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政党的委托，请求联合会委员会支持共和党人的示威游行。根据黑尔斯的建议，决定满足这个请求。[78]下面我们就会看到，英国联合会在诺定昂代表大会上是否同土地和劳动同盟之间划清了界限，它是怎样来做这点的。其次，应当明确对工联的态度，如果可能的话，把纠缠着工联运动领袖，特别是纠缠着工人代表委员会的社会慈善家·自由主义者们逐渐排挤掉。工联主义的报界领袖中的正直分子，如比斯利和弗莱德里克·加里松会很乐意地参加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因为在此以前他们一直在积极地宣传进行政治活动；而自由主义的钻营家的竞争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在布留斯法律颁布后，自由党在工人中间很不受欢迎。恩格斯在一八七二年五月二十八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说，黑尔斯受到伦敦东头区的工人——“我们在这里的最优秀的人”的信任，可是埃卡留斯却同那些为伟大的自由党效劳的最可疑和最可鄙的分子沆瀣一气。[79]后来在伦敦秘密代表大会上，埃卡留斯还主张为了使工人进入立法机关，必须同较进步的资产阶级分子携起手来。他特别坚持在瑞士、英国和美国必须这样做。这样一来，威胁着年青的党组织的危险便十分明显了，是否能避免这些危险，完全取决子这个组织的领导人的政治策略和能力。顺便指出，任何一个国家的每一个年青的组织都面临着这种危险。
从三月初起，联合会委员会有了自己的机关报《国际先驱报》，这个周报是由联合会委员会委员里列编辑出版的。伦敦支部和各郡支部都在这个机关报上发表关于自己会议的报道。与此同时，到处都显然在积极进行宣传鼓动工作。黑尔斯常常写一些纲领性的文章，提出了很多要求，但是这些文章在大多数场合都缺乏有机的统一性。联合会委员会也常在《国际先驱报》上发表自己的总结报告，同时也没有放弃利用《东邮报》。在诺定昂代表大会之前不久，联合会委员会就通知说，有一百五十个会员的鞋匠联合会和有四百个会员的砖瓦匠联合会加入了国际。[80]黑尔斯还简明地叙述了组织上的成就，同时也描绘了这样一些人的种种企图，这些人“在口头上讲的是民主，实际上满腹伪善，他们想在协会的队伍中制造纠纷”。接着黑尔斯说，就在这个时候，哈利法克斯的共和主义者俱乐部加入了联合会委员会，而在兰开郡南部，联合会委员会把所有工联都联合在一个工会委员会中。[81]
英国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七月二十一日在诺定昂举行。向所有支部、工联和工人团体都提出建议，让它们准备报告和统计资料，提出决议草案和建议，并派自己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预定的议事日程将包括以下几项内容：组织问题；现实国际的要求，特别是日内瓦代表大会关于八小时工作制的决议的问题；政治活动问题；不列颠联合会对爱尔兰问题的政策；教育问题；工人问题，特别是罢工问题。
出席诺定昂代表大会的有联合会委员会的五个代表，他们是：黑尔斯、罗奇、克拉尔卡、梅欧和贝奈特；有各支部的十四个代表，其中有伦敦（列斯纳）代表两人，鲁格波罗代表一人，诺定昂代表一人，武尔维奇代表一人，曼彻斯特砖瓦匠代表四人，诺定昂工联代表四人，利物浦代表一人，金克莱代表一人和维多利亚民主协会代表一人。曼彻斯特的琼斯被选为书记。琼斯简述了曼彻斯特支部的历史，这个支部在当时有一百五十个会员和六百个同情者。有一个时期使人感觉到，参加的人不下于两三千人。诺定昂代表通知说，他们的支部人数不多，但是非常热心地宣传国际的原则。然后罗奇宣读了联合会委员会的报告，这个报告对联合会存在以来的四个月中英格竺和苏格兰的运动进行了总结。[82]自联合会委员会建立以来，在英格兰的拜克菲斯特里、比尔肯海德、格林斯比、金克莱、古耳、利兹、利物浦、鲁格波罗、曼彻斯特、密德尔斯布罗、诺定昂、宗得林德和武尔维奇，都产生了支部；在伦敦也建立了一些支部：东头区支部、比斯纳里格林支部、斯特—鲁卡支部、斯特腊特弗德支部、苏机—兰巴萨支部，而且西头区的工会组织也加入了联合会委员会。在苏格兰成立了德吉支部和格拉斯哥支部。在阿伯丁也成立了一个支部，这个支部包括了这个城市里的共和主义者和爱好自由的人中间的优秀分子。但是，有一些支部，就中也有最大的一个支部，由于不缴纳会费而被开除。此外，在布来普尔、普利茅斯、莱彻斯特尔、海里斯顿、凯特林格、文彻斯特、朴次茅斯、设菲尔德、伯明翰、威灵顿、普累斯顿、普里木顿、纽厄克、维里奇普尔、卡尔吉弗和其他许多地方，联合会委员会都有自己的通讯员，那些偶然的通讯员还不算在内。联合会委员会的一个最新创造，是它建立了一个具有二百六十个缴纳会费会员的劳动保护同盟，在哈里法克斯建立了一个共和主义者俱乐部。最后，有十几个支部还正在建立。除此而外，联合会委员会还和许多工会和共和主义者俱乐部密切交换信件，就它们加入国际一事进行商谈。其次加入联合会委员会的还有一些支部以及一些具有五六百会员的工联组织（例如曼彻斯特的工联），它们的会员人数很快就会增加一倍。大家一致承认联合会委员会的功绩，并通过了罗奇的报告。在罗奇的报告通过后，代表大会审查了联合会委员会的章程，达个章程是对国际共同章程的简述。同时也发生了一起不愉快的事件，这个事件的影响至为重大。非常奇怪，《国际先驱报》没有对这件事加以报道，而《东邮报》则刊登了与这个事件有关的详细材料。据《东邮报》的报导，除了对章程做了一些其他补充外，黑尔斯还提出了一个修改建议，按照这个建义，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将有权同所有其他联合会委员会建立联系并同它们交换情报，以便加强它们之间的团结。黑尔斯还以这样的理由来论证自己的建议：如果他的建议得到实现，就有可能在罢工的时候阻止资本家从别的地方输入工人。敦提支部的代表克拉尔卡支持这个建议。他说，迄今为止，在罢工的时候，通讯是通过总委员会进行的，但是总委员会很可能迁到美国去（！）。这个建议虽然遭到曼彻斯特代表杜邦的反对，但仍然获得了通过。另一个敌视总委员会的建议是由克拉尔卡（伦敦代表）提出的。他提出了一个决议案，这个决议案要求限制总委员会开除违反章程和协会原则的支部的权利。由于这个代表大会无权改变共同章程，所以建议把这个决议案提交即将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讨论。克拉尔卡还建议各支部准备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对共同章程进行全面的修改。黑尔斯也支持了这个主张，并建议把这种精神的决议案提交海牙代表大会讨论。在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后，黑尔斯收回了自己的建议。接着还提出了在下一年把联合会委员会迁往曼彻斯特的建议；提出这个建议的理由是：曼彻斯特是外地各郡工联的中心，在那里可以轻而易举地征集到五六千会员，近两年来的一切大运动都是从这个郡里发起的。克拉尔卡反对这个建议，他提醒说，伦敦的一万五千个工联会员都个别地加入了国际，因为他们的章程不允许他们集体加入。诺定昂的代表强调指出，最重要的政治运动都是在北方产生的，例如，不久以前进行的争取九小时工作日的运动就是这样。接着他提醒说，连宪章运动也是在兰开郡产生的。最后大会决定下一次代表大会在曼彻斯特举行，但联合会委员会仍然留在伦敦。列斯纳、黑尔斯、罗奇、梅欧、里列和克拉尔卡被选入新的联合会委员会。然后讨论了对待政治活动的态度问题。首先提出了关于建立“第三党”即根据国际决议的精神建立工人政党的要求。要求中说，人民已经厌恶所谓的自由主义了。黑尔斯针对下院中的那些政党作了煽动性的发言。他说，工人必须摆脱那些贩卖博爱的人的监护，独立地从事自己的事业。黑尔斯继续说，任何一个国家中的状况都没有像在英国那样有利于成立真正的工人政党。他提出了一个决议案，宣布政治活动对于社会解放是必要的，并责成与会者根据国际的原则组织工人政党。这个决议案获得了通过，在另一个决议中责成与会者在以后的选举中只支持真正工人的候选人。同时选出了一个由克拉尔卡、黑尔斯和泰勒（诺定昂代表）组成的三人委员会来起草应向代表大会提出的纲领草案。接着代表大会保证要求爱尔兰同英国的完全平等权利，建立允许地方代表机关存在的联邦政府。关于教育问题，大会决定，要求由国家实行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普遍、平等的义务教育，并对儿童进行技术教育。第二天早晨，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揭露资产阶级报刊制造的关于协会内部分裂的谣言，决议指出，资产阶级报刊所以要制造这种谣言，是由于它们敌视和害怕工人协会的成就。同时，代表大会表示拥护一八七一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之后，向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个纲领草案。这个草案要求：给予所有成年人以选举权，并实行代表比例制；一切人都有被选举担任国家任何一个职务的权利；把土地和一切生产资料实行国有化；废除一切继承的封号和特权；取消仲载法庭机构；信仰平等，取消国家教会，特别是取消国家对教会承担的费用；成立具有垄断权的国家银行。关于爱尔兰问题和教育问题的决议也包括在这个纲领中。同时，大会还决定任命一个纲领草案审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在曼彻斯特举行会议。黑尔斯本人也感觉到现在这个草案是不完整的，缺乏有机的统一性。诺定昂代表大会做出了一盘真正的政治大杂烩。甚至纯粹的宣传团体——土地和劳动同盟的纲领也几乎比这个纲领草案内容丰富、形式完善。其实，从这次代表大会关于实行国有化的方法问题的辩论中也可以看出同盟的影响；这个问题以前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和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就已经提出了。杜邦建议在技术方面也实行国有化：他主张由国家经营，在科学基础上利用机器来耕种土地。但是其他一些发言人主张实行地方经营和个人经营，这种主张是符合资产阶级土地改革派的精神的。但是归根到底正好通过了一个具有这种精神的修正案。这是土地和劳动同盟在英国的国际内取得的理论上的胜利。尽管如此，这个同盟却加入了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杜邦提出了另一个修正案，即要求对一切工业部门实行国有化，以代替对一切生产资料实行国有化，这个修正案也遭到了否决；而这一次大多数人是正确的，这证明，大多数人实质上具有共产主义思想，但是它在土地问题上却受成见的影响。最后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工联的决议，建议工联加入国际并为取消额外工作而斗争。代表大会还保证尽力实际执行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特别是关于八小时工作制的决议。在另一个决议中，代表大会对于一些工联拒绝参加政治活动表示惊讶，建议它们立即参加新的工人政党。决议指出，只有这样，贫困、败行、犯罪——这些被现代政治经济学看做似乎是自然现象的东西，这些现代经济和建立在这个经济基础上的阶级矛盾的产物，才会消失。创造了工业、艺术和科学的人类，也能够实现个人的利益不再和公共福利相矛盾的社会制度和社会。
这个纲领草案无论如何不能算作是一种杰作。但是这并不能妨碍党取得成就。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在没有周密的、理论上完整的纲领的情况下也能够把年青的党推向前进。可是，正好没有这种政治才能和政治经验，特别是那些主要领导人是如此。在讨论总委员会的权力问题的时候，一些发言人，特别是黑尔斯，表现出的笨拙和无能就说明了这一点，而且特别不能原谅的是，这正好发生在目前这种紧要关头。从这个年青的政党来说，同目前在英国工人运动中还享有威信的唯一机关，即同国际总委员会争吵，是一种轻率行动。事实上，为了剥夺英国工人群众对这个新产生的工人政党的信任，再也想不出比这更有效的方法了。在这种关头，在组织问题上制造分歧是一种加倍严重的错误。当然，新的联合会委员会想同其他联合会委员会一样，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自治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当然是合理的，特别是在目前当它负有重大责任的时候是如此。但是，英国人也应当想一想，在目前，当总委员会为国际的生存而进行殊死斗争的时候，决定越过总委员会而同其他联合会建立联系[83]，就是一种直接的背叛行为。关于要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坚决要求限制总委员会开除支部的权力的建议（虽然它已被收回）就具有这样的意义。诚然，这些阴谋主要是沽名钓誉、自命不凡的黑尔斯搞的。他还在担任总书记的时候就会公开反对总委员会，因此在八月里被开除。但是，对于未来的英国工人政党来说，所有这些情况都是不良的征兆。
海牙代表大会
海牙代表大会是在非常不利的情况下召开的。汝拉人当然立即抓住了里米尼决议并把它攞为己有。起初他们反对在海牙召开代表大会，但是后来又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并严格指示他们要求取消总委员会。他们的代表还得到另外一个指示：和西班牙代表、意大利代表以及一切反对权威原则的代表，换言之，即和同盟代表一起投票表决。其次，如果同盟的联合会的某一个代表被开除，或者代表大会否决了同盟组织的原则，他们应当立即退出代表大会。同盟还准备进行庆战。国际的许多朋友也变成不可靠的了。卡尔·马克思知道，这将是国际的一个生死问题，他想在自己离开以前，至少要保卫它不让那些蜕化分子来破坏。[84]最糟糕的是，近年来在国际本身内部产生了一些严重的分歧，后来的情况说明，这些分歧使马克思坚信，同总委员会的一些老委员一起继续进行有效的工作是不可能的。[85]
代表大会于九月二日开幕。参加代表大会的有五十六名代表。卡尔·马克思也出席了；这是有马克思亲自参加的第一次国际的代表大会。马克思持有总委员会、莱比锡和美因兹的委托书。恩格斯也参加了代表大会，他持有布勒斯劳的委托书。此外，他们两人和赫普纳一样，还持有纽约的委托书。德国组织的代表是伯恩哈特·贝克尔（不伦瑞克）、库诺（斯图加特）、狄慈根（萨克森）、库格曼（汉诺威）、米耳克（柏林装订工人代表）、里京豪森（慕尼黑）、舒马赫（佐林根）和肖伊。法国人派了十三个代表，其中有：弗兰克尔、约翰纳尔、勒·穆修、龙格、朗维耶、赛拉叶和瓦扬。赛拉叶同时是总委员会的代表，瓦扬同时是纽约和拉绍德封的代表。比利时人有八个代表，其中有布里斯美、克楠、弗留兹和阿伯勒。瑞士人有六个代表，其中有约·菲·贝克尔、吉约姆和施维茨格贝耳。荷兰人有四个代表。英国人也有四个代表，其中黑尔斯和莫特斯赫德是伦敦各支部的代表，埃卡留斯是伦敦一个工会的代表，而列斯纳是伦敦德国工人教育协会代表。其次，总委员会的代表是：赛拉叶、杜邦、库尔奈、罗奇、赛克斯顿和符卢勃列夫斯基。爱尔兰人由麦克唐奈代表。此外，罗奇还是英国联合会委员会的代表。西班牙由同盟的联合会委员会的四个代表出席（阿勒里尼、法尔加·佩利塞尔、莫拉哥和马尔奇兰）。拉法格是国际马德里联合会和里斯本联合会的代表。美国人派了四个代表（其中有德雷尔和索尔什）。丹麦人由皮尔和总委员会委员库尔奈代表。波兰人也由总委员会委员符卢勃列夫斯基代表。最后，奥地利、匈牙利和澳大利亚各派了一名代表。后来非常正确地指出，这是“所有代表大会中最具有国际性的一次代表大会”。以往的各次代表大会充满了大会召开地点附近的一两个民族的代表；因此，以往的代表大会带有民族性质，而且几乎带有地方性质。在海牙代表大会上，代表资格证的数目同各个国家内工人运动的规模是相适应的。
最初三天，在秘密会议上对代表资格证进行了审查；为了预先审查代表资格证，选出了由七人组成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建议承认五十七个代表资格证，对这些代表资格证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对其余的代表资格证要进行讨论。代表大会决定逐个通过其余的代表资格证并听取反对意见。巴枯宁分子的代表资格证受到了最多的怀疑，于是巴枯宁分子进行报复，用各种微不足道的借口对其他代表的代表资格证的合法性提出异议。吉约姆称瓦扬是保皇主义者和资产者；同盟的代表们否认美国发出的代表资格证和拉法格的代表资格证的合法性。关于代表资格证的辩论暴露出了西班牙的全部状况。拉法格无情地揭露了同盟的一切阴谋诡计，引起了巴枯宁分子的狂怒。恩格斯也谴责了这个可恶的秘密团体的破坏活动。除几个人弃权外，拉法格的代表资格证被一致通过。在讨论巴里（居住在伦敦，代表芝加哥支部出席大会）的代表资格证是否有效这个问题时，发生了一场风波，这场风波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莫特斯赫德否认这个代表资格证的合法性，加之巴里不仅没有得到伦敦工人领袖的承认，而且相反地，他会被联合会委员会开除出英国组织。马克思反对这种意见，他认为没有得到英国领袖的承认只能看做每一个人的荣誉，因为每一个“被承认的”工人领袖都从格莱斯顿、莫尔勒、吉里克之流那里领取薪俸。巴里的代表资格证被通过了，但是马克思的话得罪了英国人，大大促进了马克思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之间的冲突的尖锐化。西班牙人的代表资格证也得到通过，但是提出了附带条件，即这并没有勾销关于西班牙人属于同盟这一问题。在讨论一个美国代表的资格证的时候发生了激烈的、长时间的争论。事情涉及到承认已经被当地联合会委员会开除的纽约“第十二支部”的问题。这个支部没有得到总委员会的承认，并且从未向伦敦缴纳过会费，但是它却来参加代表大会。不仅如此，这个支部鼓吹自由恋爱，宣传招魂术以及诸如此类美妙的东西。根据材料来看，这个支部是一个敌视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组织，这个支部是一个集团为了达到沽名钓誉的目的而建立的。这是唯一的一个没有得到代表大会批准的代表资格证。在代表资格证审查完毕以后，开始宣读有关巴枯宁的同盟的信件。但是，大会决定暂时推迟解决关于同盟问题。为了硏究这个问题，选出了一个由既不接近总委员会又不接近同盟分子的五个人组成的委员会。在此以前，会议是阿伯勒暂时主持的，现在选出了一个主席团。由朗维耶担任主席，索尔什和格尔哈特（阿姆斯特丹）担任副主席；勒·穆修、麦克唐奈、马尔奇兰和库诺被选为秘书。
星期四开始举行公开会议。朗维耶宣布代表大会开幕。他宣读了对革命和公社的赞词；然后赛克斯顿受总委员会的委托宣读了总委员会的总结报告。报告由龙格译成法文，由马克思译成德文。总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简明扼要地叙述了巴塞尔代表大会以后三年来所发生的事件，大陆各国政府的迫害和资产阶级报刊的诬蔑。总结报告特别尖锐地谴责了在全民投票前几天亳无根据地下令逮捕法国国际会员的波拿巴政府，谴责了法肯施坦及其同伙的暴虐手段，谴责了德国司法当局在对不伦瑞克委员会以及对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进行政治审判时表现出的无耻行为。茹尔·法夫尔的愚蠢和卑鄙行为，奥地利政府所扮演的唐吉诃德角色，教皇的幼稚行为，俾斯麦—博伊斯特的反对国际的阴谋，格莱斯顿的“自由主义”内阁在爱尔兰开始的对国际的迫害，资产阶级恶毒诽谤的杰作——一则传遍全球的硬说芝加哥大火是由国际造成的电讯——也都受到了严厉的谴责。总结报告最后指出了国际的成就：在荷兰、丹麦、葡萄牙、苏格兰和爱尔兰，都建立了国际的支部，国际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布韦诺斯—艾雷斯[86]都得到了发展。总结报告受到了欢迎。布里斯美（布鲁塞尔代表）提出的决议案也受到了欢迎；这个决议案建议代表大会对于一切由于参加党的伟大的现代斗争而遭到迫害的人表示同情和尊敬。
星期五上午开始关于总委员会问题的辩论。根据德国代表的请求，首先讨论这个问题。列日的一个代表维护比利时联合会的观点：认为对总委员会的权力应当加以限制。拉法格论证了中央机关的必要性，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要求。他说，如果没有总委员会的话，那末还需要建立它。吉约姆在他的谨慎而又激动的发言中表达了汝拉人的野心，他要求建立没有任何独立权力的纯事务性的总委员会。索尔什反对他的这种要求，认为像国际这样大的一支军队，需要一个参谋总部。最后，在四十票赞成、四票反对、十一票弃权的情况下，通过了修正案的第一条，即责成总委员会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责成一切团体、支部和联合会严格遵守协会的章程和条例。关于改变条例第六条的建议得到了马克思本人的支持。这一条授权总委员会开除任何一个违反章程的团体、支部和联合会，听候应届代表大会的裁决。在开除支部之前，总委员会应当听取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见；在开除整个联合会时，总委员会应将此事立即通知所有其他联合会，如果大多数联合会提出要求，总委员会应该召开非常代表大会，由每一个联合会各派一名代表出席，以便在一个月时间内最终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说，与其把总委员会变成一个邮箱，不如完全取消它。总委员会手中没有武器、兵士和警察；它的权威是纯粹道义性的。这个决议在三十六票赞成、六票反对、十五票弃权的情况下获得通过。不过，同盟分子根本没有像他们的限权代表委托书所要求的那样退出代表大会。
由于通过了这项决议，组织得到了拯救，而同盟分子则被剥夺了消灭国际或者篡夺它来为自己服务的可能性。这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突然向代表大会建议把总委员会迀往纽约。恩格斯说，还在普法战争之前两三年的时候，马克思就建议把总委员会迁往布鲁塞尔，但是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始终反对这点。现在，为了协会的利益，最起码必须把总委员会从伦敦迁走一年，对情况做了仔细分析后，觉得最合适的地方是纽约。在这个建议书上签字的有马克思、恩格斯、麦克唐奈、赛克斯顿、龙格、列斯纳、勒·穆修、赛拉叶和巴里。最初大家不知所措。瓦扬第一个起来发言，他坚决反对这个建议。赛拉叶说，需要分别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关于迁移总委员会这个一般性问题；第二，迁到哪里去的问题；第三，关于新总委员会的成员问题。第一个问题被肯定解决：二十六票赞成，二十三票反对，七票弃权。赞成迁往纽约的有三十票，赞成留在伦敦的有十四票，赞成迁往布鲁塞尔和迁往巴塞罗那的各有一票。十三票完全放弃投票。然后选出十二名新的总委员会委员，他们得到再加聘七名委员的全权。下一次代表大会决定在瑞士召开。
当天晚上开始讨论政治活动问题。星期六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宣告结束。瓦扬提出了一个措词激烈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实质上重申和批准了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吉约姆提出反对；他说，他本人和他的朋友们，也是政治家，但是他们不想参与政府和议会之间的不成体统的勾结。他和他的朋友们是否定意义上的政治家，他们力求消灭一切形式的国家。龙格指出，如果巴黎工人在九月四日组织成为政党，他们会知道应该做什么。在经过长时间的激烈辩论后，瓦扬的决议案被以二十九票通过，五票反对，九票弃权。[87]投票赞成这个决议案的有德国、法国、英国和爱尔兰的代表。
然后宣读了巴枯宁的同盟问题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这个委员会是由库诺、路肯（法国人）、斯宾格拉尔（比利时人）、维沙尔（法国人）和瓦耳特（法国人）组成；委员会的报告证明，同盟的章程同国际的章程是相矛盾的，建议把同盟的创建人巴枯宁、同盟的盟员吉约姆和施维茨格贝尔开除出国际。委员会还提出了开除巴枯宁的另外一些理由。接着委员会还建议开除马隆、布斯凯（法国警察局秘书）和马尔尚，因为有材料证明，他们促进了破坏国际的企图。对于阿勒里尼、马尔奇兰、莫拉哥、法尔加·佩利塞尔和茹柯夫斯基，委员会建议，如果他们正式声明他们不再属于同盟，将免于追究。之后，委员会受委托公布自己的结论。这一切使得同盟盟员们非常激动和紧张，他们根本没有料想到会开除他们；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惊惶失措，无言以对。只有莫拉哥想要说话，但是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在听了反对意见后，代表大会要求进行表决。第一个被提交表决的是巴枯宁；他以二十七票被开除，六票反对，七票弃权。接着对吉约姆进行表决；他起来并离开了会场。吉约姆也被开除：二十五票赞成，九票反对，八票弃权。只有施维茨格贝尔得到了多两票的多数。在这之后，差不多一致决定：委员会其他关于开除的建议不提交表决，公布有关同盟的文件。然后代表大会决定开除日内瓦宣传和革命行动支部。接着，代表大会一致决定接受国际马德里新联合会；这个联合会的委员是在此以前不久被同盟的联合会粗暴地违章开除的。当他们组织了新联合会的时候，同盟的联合会委员会再次否定了他们。
最后，代表大会重申和批准了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建立国际工会联合会的决议。同时大会声明，它谴责英国政府虐待爱尔兰政治犯以及英国内阁的一切行动。
由西班牙代表、许多比利时代表、汝拉代表和一个荷兰代表组成的少数派，对再次扩大总委员会的权力提出抗议。在通过了关于爱尔兰问题的决议后，代表大会宣布闭幕。大会闭幕后，马克思发表了一个演说，简述了代表大会的决议。马克思的演说以下面的活结束：“革命应当是团结的，巴黎公社的伟大经验这样教导我们。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在一切主要中心，如柏林、马德里以及其他地方，没有同吋爆发同巴黎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水平相适应的伟大的革命运动。至于我个人，我将继续自己的事业，为创立这种对未来具有如此良好作用的所有工人的团结而不倦地努力。不，我不会退出国际，我将一如既往，把自己的余生贡献出来，争取我们深信迟早会导致无产阶级在全世界统治的那种社会思想的胜利。”[88]
总委员会迁往纽约
决定把总委员会迁往纽约是代表大会上最大的突然事件。从马克思在海牙的时候写给凯塞尔的信中可以看出，迁移总委员会对马克思说来是早已决定了的事情。恩格斯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一封信中对这一点也讲得很明确。代表大会的整个过程只是加深了马克思的这一意图。同盟盟员没有破坏得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为总委员会的继续有效存在提供了必要的保证，如果说总委员会的存在一般还是可能的话。其次，马克思大概考虑到，他拒绝参加总委员会，会对事业有一些益处，因为他退出舞台，从而会解除那些以攻击他似乎贪权和自负来破坏总委员会的人的武装。但是，马克思还在代表大会以前就已经形成的看法无论如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最近一个时期的经验证明，总委员会的成员已经不能继续保证理解国际所处的危机地位，不能保证为了打退和消除破坏倾向所必需的毅力和忠诚。近一年来，同盟的瓦解势力甚至渗入了国际的心脏——伦敦的总委员会。正因为这样才不得不成立了一个常设的小委员会，来准备讨论同盟的不断挑剔，以及解决总委员会本身成员之间的纠纷。[89]西班牙同盟的瓦解可以作为那里的混乱状态的典型例证[90]，而西班牙同盟的瓦解，只是由于分立分子在一八七三年一月举行的伦敦代表大会上交换意见时的透露，由于汝拉备忘录的暴露，后来才成为人所共知的事情。恩格斯感到非常高兴，他终于掌握了关于西班牙秘密组织的背叛活动的可靠证据，这些证据本来是应该加以公布的。恩格斯想依据这些证据来迫使同盟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俯首就范，但是小委员会的委员荣克反对，他力争把事情先延搁起来，然后又在总委员会一次会议上坚持把有关材料全部归档。这些情况大概可以解答一个一再产生的问题：为什么总委员会不更早地和更坚决地出来清除同盟到处散布的毒素。只是在海牙代表大会决定公布有关同盟的文件以后，才给了巴枯宁和同盟以致命的打击；不可理解的是，既然总委员会内部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分歧，为什么不能早些公布呢？显然这种分歧是存在的，因此马克思才不得不诉诸代表大会的权威，以便得到对巴枯宁的秘密组织实行打击的权力。对于英国联合会说来，总委员会从伦敦迁往纽约是一个沉重打击。总委员会的老委员，如埃卡留斯和荣克，无论如何不能原谅马克思采取的这个使他们失去了权威的步骤。后来他们一再企图在别的基础上重新组织国际，以便把总委员会抓到自己手里，但是都遭到了失败。不过，正是这些甚至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还与同盟进行公开斗争的总委员会中的英国老委员自己造成了总委员会迁移的原因，而不列颠联合会在最危险的关头也向国际的凶恶敌人频送秋波，因此它得到了应有的报复：总委员会让它去自食其力。
不过，如果认为不列颠联合会在海牙代表大会后衰落的原因，是由于总委员会的迁移，并且把年青的英国党组织遭到挫折的部分的哪怕是间接的责任，归之于决定把总委员会从伦敦迁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那将是非常错误的。防止由于协会中心转移而产生的不良后果，完全取决于英国联合会委员会本身。它应当去解除它所属的支部对这种转移的后果所产生的疑虑，向它们指出必须自力更生。[91]但是黑尔斯及其同伴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干出了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所能干出的最愚蠢的事情。他们尽力鼓动各个支部来反对总委员会，而虚荣心受到侮辱的埃卡留斯和莫特斯赫德也参加了这一勾当；这二位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成立的时候被抛在了一边，因为他们不是英国工人联合会的代表[92]，但是他们作为英国支部的代表已经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出了风头。不仅如此，一年以前，埃卡留斯就已经和马克思彻底闹翻；埃卡留斯喜欢把关于协会内部事情的材料供给资产阶级报刊利用的不良习惯，在伦敦代表会议后就曾经同他开了一个恶意的玩笑。[93]在海牙代表大会后，由于迁移总委员会的结果，整个国际处于危险关头，在这样的时刻，对于伦敦的英国领袖们说来，是否能摆脱这种险境，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
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诺定昂的运动继续顺利向前发展。这里的组织是按照国际的范例建立起来的；像总委员会一样，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也开始吸收各个外地城市的支部和团体的代表参加。这些代表当然应当居住在伦敦；派遣代表的办法是每一百个支部成员中选出一人。按照这种办法参加了联合会委员会的有：魏勒尔、贝奈特和福斯特。布莱、马丁·布恩、布特尔、密契尔、或里什和各支部的其他代表[94]后来也以这种方式参加了联合会委员会；此外，参加联合会委员会的还有维克里（比尔肯海德）和荣克（密德尔斯布罗）。罗奇曾以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代表的资格参加了海牙代表大会。[95]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在曼彻斯特、伯明翰、哈里法克斯、古耳和比尔肯海德成立了新的支部，在曼彻斯特还建立了一个宣传委员会。[96]《国际先驱报》上刊载的关于各支部会议的报导中，几乎每一次都谈到在伦敦附近或外地各郡产生新支部的消息。外地各郡的通讯员也报导了运动获得重大胜利的消息。在这些支部中经常做关于阐明国际的发展趋势的报告，举办关于国际局势、资本和劳动、合作社、非宗教教育等问题的通俗科学讲座。有时也讨论海牙代表大会以及与它有关的问题。例如，果克斯顿新建立的支部讨论了集中制和联邦制的问题，而且贝奈特和福斯特在会上发言坚决捍卫联合会的独立性。当然，在英国联合会的年青的组织中讨论海牙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件，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为了英国运动本身的利益，必须采取正当的态度来进行这种讨论，况且，同新总委员会进行共同活动这件事本身就要求必须阐明海牙代表大会的意义。
但是，前总委员会的一些代表满腔怨恨，根本不想了解当前的状况。海牙代表大会后才过了几个星期，英国联合会的一些有影响的领袖，特别是黑尔斯，就公开谴责海牙代表大会的成员和决议。黑尔斯喜出望外地向大家报告了一则大新闻：根据从柏林得到的材料，海牙代表大会的代表之一、装订工人米耳克根本不属于一般参加国际的那种组织。[97]这样一来，他便极力使人怀疑米耳克的委托书的合法性。后来黑尔斯以他惯有的那种勇气断言，这个委托书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组织发出的，而且整个海牙代表大会都是在人为的多数的情况下进行的。在以后举行的一次会议上[98]，黑尔斯洋洋得意地说，在海牙选出的两个参加纽约总委员会的委员拒绝当选，因为整个海牙代表大会似乎是由人所共知的一帮人和小集团演出的滑稽剧。在下一次会议上，魏勒尔对于这类公开声明提出谴责，而黑尔斯则进行反驳，他说什么应当把真实情况告诉大家，不管它合不合谁的口味。[99]列斯纳非常机智地指出，这些消息在目前仅只作为流言蜚语在信件中和报纸上传播着，在它们还没有被以确凿的材料证实以前，不能算做是真实情况。[100]此后不久，纽约总委员会把在圣伊米耶举行的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的消息通知了英国联合会委员会，并且指出，总委员会将对这些背叛分子采取章程所规定的最严格的措施，这时黑尔斯就更加横蛮不讲理了。后来，伯明翰代表维克里提出了一个决议案，表示支持总委员会并拥护与总委员会共同行动。他说明提出这个决议案的理由是，联合会委员会同分裂分子勾勾搭搭，同没有被总委员会承认的联合会交换自己的出版物。因此，现在让联合会委员会表示自己的态度。[101]于是黑尔斯便抛弃了自己的假面具，提出了一个反决议案，用各支部的自治来同代表大会相对抗，并且发言论证自己的决议案，而他的一切证据都是从同盟的报刊上剽窃来的。黑尔斯说，代表大会的代表未经各支部的同意无权取消它们的自治。各个支部差不多全是根据保证支部自治的旧章程建立起来的，而代表大会则改变了协会的整个组织。关于政治活动的情况就是这样，如今进行政治活动成了普遍必须执行的义务，而且要在三千英里之外的总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下来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各个支部要想通过某种决议，首先必须进行讨论。黑尔斯竟执迷不悟到这种程度，甚至谈论什么海牙的“虚假的”多数；荣克力图减弱黑尔斯发言给人留下的印象。他建议委托书记接受总委员会的信件并起草回信。这个建议被通过了。伦敦的西头区决定支持总委员会[102]；这里的支部对总委员会的态度一般是良好的。在爱尔兰支部中，当举行关于海牙代表大会的报告的时候，大家对黑尔斯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搞阴谋活动提出了尖锐的谴责。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黑尔斯立刻迫使联合会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反驳马克思的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的领袖全被收买的看法。黑尔斯还竟然说，马克思本人也不相信自己的断言，他之所以提出这种断言，仅仅是为了自己个人的目的。但是支部否决了他的提议，于是黑尔斯声明，他将建议联合会委员会通过一项决定，指出马克思不配做协会的会员。麦克唐奈在他向爱尔兰支部做的关于海牙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对这些可怜的坏蛋进行了应有的驳斥。他把联合会委员会中的这些分裂分子称为可鄙的叛徒，而把联合会委员会的决定看做是它软弱无力的一种表现。他说，他像马克思一样深信，英国工人的许多自封的领袖当了议员后都被收买；他最后指出，否则，改革同盟中的那些饶舌家都跑到哪里去了呢？然后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说：会议对英国联合会委员会的多数派在不久前被从总委员会开除的黑尔斯的影响下通过的决议，表示极大的遗憾，各爱尔兰支部的代表对卡尔·马克思博士表示深厚的敬意，并建议自己的英国同志们在各支部否决他们联合会委员会的带侮辱性的决定。马克思恩格斯也打破了自己矜持的沉默，在《国际先驱报》[103]上发表了一个反对“自治的”撒谎者和诽谤者黑尔斯的声明。他们在这个声明中证明，黑尔斯和同盟的信徒，特别是同汝拉人串通一气；不久前，在汝拉人的机关报《汝拉简报》上发表了黑尔斯以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名义写的一封信，可是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对这封信一无所知。于是被揭露了的黑尔斯便认为行动的时候到了；他以联合会委员会总书记的身份向所有支部发出通告，吁请它们反对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通告认为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由来已久的分裂的原因，是由于“在对不列颠联合会的基本组织原则的看法上有分歧”。多数派[104]想保持诺定昂代表大会上制定的那个联合会章程和海牙代表大会以前存在的那个共同章程。说什么，这个代表大会不管就成员来说，或者就决议来看，都不是协会大多数人的意志的表达者。接着通告断言，关于必须进行政治活动的决议必然会推开英国的一切工会。可是，提出这种断言的人，正好是那些在诺定昂组织成为政党的联合会委员会委员！通告对于迁移总委员会和赋予它以新的权力一事提出了最尖锐的抗议。最后通告建议在伦敦召开代表大会来解决是否承认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和选举新的联合会委员会等问题。这个通告很快就得到了回答。作为“少数派”代表的十个联合会委员会委员5立即向所有支部散发了一个答辩通告，严厉谴责黑尔斯及其同伙的两面派行为，因为他们自己都参加了海牙代表大会，投票赞成了它的决议，并且在决议上签了字，可是现在却反对它们。甚至根据海牙代表大会以前存在的章程来看，通告的起草人也无权破坏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在四十五个代表中，投票赞成关于政治活动的决议的有三十五个代表，其中包括英国的代表在内，而且英国代表在上一年举行的伦敦代表会议上以及在诺定昂代表大会上，也都投票赞成了同一个决议。答辩通告非常正确地指出，总委员会迁往纽约遭到的批评纯粹是出于个人考虑的。仅仅因为这一点，企图利用海牙决议的英国代表大会就变成非法的了。至于联合会委员会内的分歧，那末为了消除它，只要任命一个委员会就足够了。在第一个通告上签字的有二十二个人，其中有前总委员会的委员黑尔斯、贝奈特、梅欧、罗奇、荣克和莫特斯赫德，以及克拉尔卡、福斯特等。在答辩通告上签字的有列斯纳、古里（苏札兰巴萨）、吉尔斯（西头区）、里列（诺定昂）、穆莱（诺曼比）、米里哀尔（全国改革同盟）、密契尔（金克莱）、魏勒尔（他和列斯纳都是工人教育协会的代表）、维克里（伯明翰）和杜邦。列斯纳、穆莱、米里哀尔和杜邦都参加过总委员会。诺定昂的所有支部、利兹、比尔肯海德、莱彻斯特尔、伦敦西头区及其他许多地方的支部，都寄来了对预定要举行的代表大会提出抗议的决议。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发出了一个反对“多数派”背叛行为的特别尖锐的通告。密德尔斯布罗支部收回了自己派到联合会委员会的代表荣克的委托书。[105]联合会委员会中所谓的“少数派”着手主持事务，要求黑尔斯交出联合会的财产，并把《国际先驱报》掌握在自己手里。此外，列斯纳在一封公开信中证明，黑尔斯差不多给分立分子的所有报刊写了信，信上署名为：联合会委员会总书记。对于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和“一些称自己为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人”的通告，背叛分子写了一长篇抨击文章作为回答，这篇文章重复了对海牙代表大会的谴责，对马克思所说的英国工人领袖被收买的话再次进行了攻击，赞扬分立主义的联合会的行动方式，而把马克思和恩格斯讽刺地称为“中等阶级分子”。文章把不列颠联合会称为纯粹是由于黑尔斯和荣克的个人宣传鼓动所建立的事业。还说什么，出席诺定昂代表大会的曼彻斯特代表杜邦，实际上是总委员会所属的小委员会的代表，他受委托在代表中间宣传把联合会委员会迁到曼彻斯特去等等。在这篇抨击文章上署名的有荣克、梅欧和黑尔斯。
总委员会迁到纽约去的另一个后果是：布朗基主义者分离出去了。关于把总委员会迁往纽约的著名决议通过后，他们的代表就立即离开了海牙代表大会。为了替自己的行为开脱，他们在此后不久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声明说，他们分离的主要原因是总委员会“逃往”纽约。[106]
分裂
海牙代表大会以后，无政府主义者在圣伊米耶举行了“反权威主义的”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意大利联合会、西班牙联合会和汝拉联合会的代表，以及一些法国支部和美国支部的代表。这个代表大会否决了海牙代表大会的一切决，建立了由分裂出去的联合会组成的“新国际”。这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同盟仍然继续存在，巴枯宁及其同伙已被开除出国际，他们可以无拘束地进行活动了。在哥多瓦举行的西班牙代表大会也否决了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并批准加入新的“反权威主义的”国际。比利时联合会现在也公开脱离了；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代表大会没有承认海牙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和新的总委员会。最后，不列颠联合会中的一部分人和“同盟分子”达成了协议；他们于一八七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在伦敦举行代表大会[107]，也对海牙代表大会进行了激烈的攻击。在这个代表大会的各次会议过程中以及在它通过的决议中，都暴露出了这一部分不列颠领袖由于对总委员会迁往纽约不满而积累下来的怨恨。
在代表大会上，发言人，特别是黑尔斯，再次重复了他们以前在通告中对海牙代表大会和前总委员会提出的责难。荣克认为首先需要说明自己对马克思的态度，因为在此以前他还是马克思的亲密的朋友。荣克认为以前马克思有一个习惯，在解决某个重要问题以前，总是先和自己的朋友们商量，因此很容易达成协议。但是，在恩格斯来到伦敦（一八七〇年九月——作者）以后，他不再这样做了。从这时起，在总委员会的会议上经常发生分歧，因此马克思渐渐失去了自己朋友们的信任。由于布朗基主义者在总委员会中的出现，它的政策变得不稳固了；在小委员会中，问题经常解决得过于匆忙，没有经过充分详细的讨论。例如：总委员会只是费了很大周折才把黑尔斯开除出去，虽然根据他在联合会委员会中所干的勾当，应该立即把他开除。其次，荣克说，在以往的历次代表大会上，他和埃卡留斯是马克思的社会和政治学说的解释者，但是他们认为不能接受马克思的新的政治方针，所以他们决定离开，以便避免投票反对自己的老朋友。如果他被重新选入总委员会，他会拒绝。关于迁移总委员会的建议是由他自己提出的，但是他主张迁往大陆。他甚至在交给自己的一个朋友约翰纳尔的信中叙述了这个建议，让他在适当的时候在大会上加以宣读。接着荣克说，他参加联合会委员会是为了防止分裂，遏止英国人对巴枯宁的迷恋。关于政治活动本来是可以达成协议的，但是关于马克思想赋予总委员会的政治专政，则根本不可能达成协议。
最后选出了一个执行委员会，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黑尔斯、荣克、福斯特、梅欧、莫特斯赫德和魏斯顿。埃卡留斯关于政治活动问题说道：在建立国际的时候，会让各国代表自己去硏究政治问题，现在由于通过了关于政治活动的决议，在这个问题上便有了强制性。在工人阶级有希望派代表参加议会的国家中，工人阶级只有靠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才能达到目的。纽约的总委员会是从巴枯宁的观点来看待在美国的政治活动的，而同时却要对欧洲的政治活动加以领导。最后通过了几项否定海牙代表大会各项决定的决议，并决定不列颠联合会应当同国际的一切联合会建立联盟和召开新的代表大会。
总委员会迅速平定了这些叛乱。汝拉联合会被宣布解散，比利时联合会和西班牙联合会以及不列颠联合会中的背叛分子被开除出国际。其次，总委员会声明，意大利工人联合会从来就不是国际的一部分。这样，便击退了瓦解组织的最后一些企图，而马克思也准备对巴枯宁及其同盟进行致命的打击。
不过，很快就发现，在哥多瓦举行的代表大会又采取了背叛分子所惯用的手段，实行了突然袭击。但是，在代表大会后不久，《解放报》就指出，反对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分立主义活动的运动与日俱增。马德里的新联合会在这个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声明说，联合会委员会以自己的行动把自己置于国际之外；其次，新联合会号召地方联合会的所有支部不要派代表参加分立主义者的代表大会，并选举新的临时联合会委员会。塞维尔、托勒多、萨拉戈萨、维多利亚、阿里卡里德-德-盖纳勒斯等地的地方联合会，卡迪斯的新联合会和瓦伦西亚、德尼亚、邦恩德维莫纳尔和其他地方的大部分支部，都支持了这个建议。此外，巴塞罗那附近的产业工人区格拉茨区的联合会接受了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并严厉谴责了西班牙代表们的行为；格列纳德的联合会决定派代表参加哥多瓦代表大会，但是，为此目的却选了一个分立主义者的死敌作为自己的代表。[108]代表大会后弄清楚了，这是一个少数派的代表大会。在包括有三百九十八个支部的一百零一个地方联合会中，参加代表大会的仅仅是包括了五十七个支部的四十一个地方联合会。因此，哥多瓦代表大会的代表所代表的组织，还不到西班牙现存组织的六分之一。这些数字是从分立主义者的报纸《联盟报》[109]上摘引下来的。葡萄牙联合会当时共有一万五千个会员，仅仅在一个里斯本，就有按生产部门组织起来的四十八个工会参加了这个联合会。在哥多瓦代表大会以后，葡萄牙联合会立即给属于国际的马德里新联合会写了一封信，声明全体葡萄牙会员像一个人一样站在协会方面，反对分立主义分子。信中接着说，在葡萄牙，有人也企图建立同盟，巴枯宁甚至亲自给一个联合会会员写信，说服他为秘密团体准备基础；但是联合会一致决定，就同盟的行动方式向巴枯宁提出正式谴责。给新马德里联合会的这封信是由弗兰科署名的，根据支部代表们的指示，发表在二月一日马德里《解放报》[110]上。
荷兰各联合会（它们的代表在海牙曾站在少数派方面），也决定仍旧忠于总委员会，并且只承认根据海牙决议的规定将于一八七三年九月在瑞士召开的代表大会。在法国、奥地利、德国、匈牙利、丹麦、波兰和北美[111]，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也得到了承认。因此，大多数联合会仍然忠于原来的国际。
分裂分子很快就陷于无政府状况。在各支部变成了自治的以后，剩下所要做的就是恢复各个个人的“自治”，情况也正是如此。为了获得重新骗人的可能性，背叛分子一开始就作鸟兽散。分裂出去的各个支部迅速瓦解为许多孤立的小组，只有一件事把它们联合在一起，这就是它们都大肆叫嚣，妨碍反对劳动的敌人的团结事业。[112]
巴枯宁的秘密组织
在此以前，汝拉联合会一直在秘密进行活动，现在它可以明目张胆地千自己的勾当了。不过，对于同盟来说，要继续隐瞒自己的存在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在海牙代表大会后不久，总委员会便在所有国家中公布了关于同盟和关于巴枯宁的秘密活动的材料，这些材料使得巴祜宁永远不可能进行任何社会活动，并给了同盟以致命的打击。同盟怎样迅速地消失，在俄尔顿举行的瑞士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便是证明；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五个汝拉人差不多一直不断地在唠叨关于支部自治的空洞词句。可是在投票表决的时候，却有七十五个代表反对这五个汝拉人，于是汝拉人不得不离开会场。
巴枯宁的秘密组织是打进工人组织的一个分为各种等级的骑士团。从一开始，在日内瓦公开同盟的后面就隐藏着一个秘密同盟，参加同盟的有：国际兄弟会、民族兄弟会和半公开半秘密的国际同盟。国际兄弟会的人数不得超过一百人，它是个红衣主教会议；他们服从中央委员会和各民族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同时既是执行局，又是监察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对至少由三分之二的国际兄弟组成的宪法会议（Constituante）负责。国际兄弟互相之间没有任何政治秘密。民族兄弟也按照国际兄弟的方式组织起来，但是他们在任何情况下甚至都不应当怀疑国际组织的存在。国际同盟的立法机关是常设中央委员会。日内瓦中央支部是“这个中央委员会的常驻代表团”、“同盟的执行委员会”；这个支部分为中央局和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把自己的全权转交给公民巴枯宁”。这样一来，公民巴枯宁便成了对同盟具有制宪和立法权力的常设中央委员会的化身。
这个秘密组织在俄国表现出了自己的古典形式。在俄国它以国际的名称而存在。由于涅恰也夫案件，这个组织才暴露了出来；涅恰也夫是同盟俄国分部的全权代表，他的号码是2771。在他的委托书上盖有如下的印鉴：欧洲革命同盟。总委员会。日期：一八六九年五月十二日。签署人：米哈伊尔·巴枯宁。正是在这时候，巴枯宁和涅恰也夫开始给俄国的许多人寄送写有革命内容的信件和明信片，特别是寄给那些他们想加以陷害的自由主义分子。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这些人遭到了逮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然后，涅恰也夫以“总革命委员会全权代表”的身份混入了莫斯科的青年大学生群中。他施展计谋，以这个神秘的委员会的名义做到使所有的人都无条件地服从自己的命令，于是他便对这些青年人直接采取恐怖手段，迫使他们同他一起干杀人的勾当。杀人行动就是对涅恰也夫进行审判的理由。
但是，巴枯宁和涅恰也夫这一对国际兄弟由于赫尔岑的遗产问题发生了纠纷。一八七〇年，涅恰也夫在自己的机关报上要求把属于他的那一部分钱交给他，同时证明说，巴枯宁无非是一个泛斯拉夫主义的代理人。此外，卡尔·马克思根据从巴枯宁著作中摘录下的许多引文证实了这一事实。这就是瓦解国际的组织的那个人的面貌。如果关于他的这些材料提前一年公布的话，也许会使他不致为害，并向他的拥护者们证明他的真正价値。
第一国际在英国的终结
在所有其他国家中，国际所建立的组织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继续存在和继续发展。唯独在英国，它几乎销声匿迹。在大陆上，国际是工人运动的起点，在英国，它却是工联运动史中的一个插曲。当工联运动觉得政治活动是需要的时候，它乐意利用国际及其帮助来反对输入外国工人；但是当需要组织工人政党的时候，工联运动便又自己走自己的路，同资本家去妥协。
同伦敦总委员会的背离使得不列颠分立主义分子的宣传和活动完全瘫痪了；对他们说来，这种背离比对其余一切联合会具有更大的意义。在英国工人的眼中，旧总委员会仍具有力量；它是国际的代表者，并且在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中它能够施加一定的压力。它是争取改革运动的堡垒；此外，卡尔·马克思在英国工人阶级中间的威信是非常高的。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也仍然是个有一定声望的组织，因为它毕竟是国际的代表者。但是，一小撮分裂分子，被从伟大的国际中开除出去的分立主义分子，既不代表总委员会，也不代表国际。黑尔斯、罗奇、莫特斯赫德等不过是一群绅士而已。所以，英国工人阶级群众中的这些堕落分子到处受到了无法克服的不信任；他们仅仅被看作是国际的队伍中的一些掉队者，这些人经常在伦敦出现，又迅即消逝。这些堕落分子个人在英国工人阶级中从不享有威信，所以一当他们离开了国际，便在工人阶级的眼中失去了任何意义。
真正的联合会委员会，即仍然有充分权利使用这个名称的组织，也不可避免地由于分裂而受到损害。不错，最优秀的和人数最多的支部仍然忠实于它；况且，除了旧联合会委员会核心组织的两个成员以外，受它领导的还有三十三个支部代表。[113]但是，剩下的人很快就相信，在工联主义世界看来，两个派别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对二者采取了同样的不信任态度。那个当初受到国际总委员会热烈欢迎的伦敦工联委员会，现在拒绝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代表参加，借口是这个组织不是真正的工人联合会。[114]这种拒绝最初在联合会委员会中引起了一些不满，但后来决定继续进行工作，在没有这些人帮助的情况下嬴得战斗的胜利。联合会委员会的确展开了非常紧张而又极为合理的活动。它首先要求完全分离。愿意继续属于联合会的每一个支部和每一个团体，应当于二月六日以前把自己成员的名单送交联合会委员会。然后建立了实现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组织；建议所有的支部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吸收工联和组织政治活动。联合会委员会也是这样做的，在这方面各郡的委员会和首都的委员会都互相帮助。同时，在举行罢工的时候，联合会委员会担负起前总委员会的职责。在武尔维奇的西门子地方的工人兄弟实行大罢工[115]的时候，联合会委员会非常顺利地阻止了把德国工人运入英国。当日内瓦的首饰匠为争取九小时工作日而实行罢工[116]的时候，联合会委员会在伦敦的和各郡的工联中为罢工者募集了捐款。顺便指出，伦敦的工联委员会也拒绝支持日内瓦首饰匠的罢工，表示只愿意同联合会委员会交换统计的与诸如此类的情报。[117]但是这并没有使联合会委员会气馁。它起草了一个建议书，寄给大不列颠的所有工联。此外，曾向一些最大的工联派去了专门的代表团，以便共同讨论组织国际工会联合会的最好方法。[118]为此目的，整个联合会委员会可以改名为工联委员会。[119]这个建议书直到现在仍然可以看作是对工联采取有远见的政策的范例。这个建议书在曼彻斯特代表大会前几天被寄发给了所有工会组织。
这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进行得非常周密细致。联合会稍有扩大：例如，格林诺克支部也加入了联合会；这个支部的代表是莫里特曼·巴里。一般说来，联合会在各方面都获得了成就；它力求防止不可靠分子混入，所以决定不允许那些只是在最近两个星期才加入联合会的代表参加代表大会。[120]斯特腊特弗德支部由于立场含糊被开除出联合会。[121]
整个联合会内的精神生活朝气勃勃。联合会内就一些代表提出的建议展开了争论。这些代表不顾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将土地和一切生产资料实行国有化的建议，支持了关于工人有权占有国民财富中应得的一份的决议案。不言而喻，绝大多数人接受了委员会的建议。在苏札兰巴萨，土地改革的拥护者布恩做了报告后，也通过了类似的决议。只有伦敦的改革同盟支持了联合会委员会中少数派的建议，并决定把这个建议作为决议案提交代表大会。[122]
曼彻斯待代表大会，即英国联合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于六月二日开幕。出席大会的有二十六个代表。联合会委员会的代表是巴里、戴伊索姆、维克里和列斯纳；参加大会的支部有，比尔肯海德支部、德国工人教育协会（魏勒尔）、格林诺克支部、哈利法克斯支部、古耳支部、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里格波罗支部、曼彻斯特支部（两个支部）、诺定昂支部（两个支部）、苏札兰巴萨支部、西头区支部和全国改革同盟（德·摩尔根）。代表大会的主席是维克里。巴里代表联合会委员会致开幕词，作了关于国际的发言。然后，诺定昂的一个代表建议把红旗作为新的英国工人政党——不列颠联合会的会旗。这个建议被一致通过。接着代表大会接受了海牙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国际工会联合会的决议，并委托联合会委员会设法实现这个决议。关于政治活动问题，代表大会确认了建立同其他一切政党相对立的独立的新的工人政党的必要性。关于土地问题，在这里，也像在诺定昂一样，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起初提出了一个关于实行剥夺的措词激烈的建议；改革同盟的代表德·摩尔根对这个建议提出修正。他建议原则上确定实行剥夺的权利，但是坚持用地租来代替土地所有权，作为向现存制度的一种让步。在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辩论后，修正案被以八票对七票否决了，通过了原则性的决议。接着通过了一项关于把一切工业生产资料转交给国家掌握的决议；此外，还通过了一项关于反对继承法的决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不仅可以感觉到有巴枯宁主义的影响，而且还有蒲鲁东主义的影响：在一项关于建立合作信贷组织的建议中，既包含有关于合作社的思想，又包含有关于工人占有国民财富中应得的一份的权利的思想。然后通过了一项关于八小时工作日制和统一教育制度的决议。最后，代表大会就西班牙协会会员被选入国会一事向西班牙人民表示祝贺，并对英国政府不承认西班牙共和国以及继续监禁芬尼亚社社员提出抗议。
令人奇怪的是，对于即将于春天实行的普选，代表大会根本没有考虑采取什么确定的立场。只是在选举将要临近的时候，联合会委员会才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起草准备向候选人宣布的要求。[123]这个问题最初是在八月里提出的，当时曾建议选举一个委员会，以便说服候选人承担遵循国际基本原则的义务。由此可见，联合会委员会从一开始就放弃了提出工人自己的候选人的想法，这可能是由于，在英国参加选举所需的费用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制定要求的委员会在十月里选举出来了，而且巴里还一度试图去打听一个候选人的口气，但是遭到了失败。[124]不过，在选举期间组织了宣传国际思想的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曼彻斯特《时报》发表了巴里的一篇辉煌的文章。巴里在文章中赞扬了国际的功绩，指出国际阻止了把外国破坏罢工者输入英国的企图，国际曾建议在各国联合会的基础上建立国际工会联合会的组织。[125]
然而，分裂分子的派别组织（沽名钓誉的黑尔斯会想做这个派别组织在海克涅提出的候选人[126]），并没有采取独立行动。在分裂后不久，这个派别组织便建立了一个“执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其余分裂分子的派别组织中起着总委员会的作用。黑尔斯是英国的总书记，荣克是大陆的总书记。[127]这个执行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不断重复对海牙代表大会及其成员和决议的责难，并散播分立主义分子的流言蜚语。为了在其他范围里夺回在工人中间永远失去的阵地，荣克有一套独特的手法。在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荣克描述了当前的状况，并声明说，当前的状况首先要求建立新支部，然后和正直的工人以及与国际的纲领没有分歧的正直的运动采取共同行动。按照荣克的意见，所谓“正直的”组织不仅仅是指“土地和劳动同盟”，他表示为了达到期望的改革而准备同一切组织实行合作；荣克还说，他自己反对一切狭隘的政策。委员会（即执行委员会——作者）同比利时、瑞士、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美国的联合会建立有直接联系。它每周从这些联合会收到二十多种报纸，对于实现国际的事业来说，它的地位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利。[128]可见，分裂派的派别组织差不多完全是靠前总委员会的传统过日子的；关于独立参加选举的问题它也没有考虑。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年青的党拒绝提出自己的工人候选人，这只能做些猜测。原因可能是由于财政困难，也许是由于缺少适当的候选人，因此想使得其他党的候选人来坚持国际的基本原则。显而易见，党这样来把自己的委托书交给别人，除了空涧的许诺外，没有得到如何来使用这个委托书的任何保证。不仅如此，这种行动方式未必符合海牙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活动的决议，不管这种拒绝政治活动的做法是否有客观根据，从实质上来说反正是一样的，由于拒绝政治活动的结果，不列颠联合会已不再是一个独立政党了，它又变成了一个像国际那样的宣传团体！
这里还需要指出，一八七三年是英国工联运动蓬勃发展的一年。英国的工会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它顺利地从事自己的重大工作，即把农业工人吸引到运动中来，甚至在各农业郡的最边远的地区都组织了工会。显然，这种状况是不利于工人政党的第一次行动的，况且工联在一八七四年选举的时候独自提出了自己的工人候选人。
上面我们详细叙述了建立英国工人政党的运动迅速高涨和突然低落的情况。最后还应当指出，关于奥哲尔及共同伴的退出引起了国际在英国的解体的传说，是完全没有历史根据的。相反地可以说，在巴塞尔代表大会（埃普里卡尔特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以最鲜明的色彩描绘了国际在英国的辉煌成就）以后，在土地和劳动同盟的建立和发展的同时，便开始了吸引各郡工联的大力宣传鼓动工作，这一工作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仍在继续进行，而且在奥哲尔及其同伴退出以后也丝毫没有减弱；相反地，在他们退出以后，在英国工人阶级中间进行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鼓动工作还继续了整整两年，甚至还经受住了几个月的分裂的考验。这个分裂当然归根到底必然会毁掉年青的运动，如果它不能在独立的选举斗争中证明党的生命力的话。这是一种考验，在其他国家，甚至在像德国和法国这样的国家中，年青的工人运动也不得不经历这种考验。英国工人政党由于分裂而被削弱了，由于工联的竞争而陷于窘境，它没有找到力量来独立地干预选举（这可能是由于它缺乏资金的缘故），从而放过了有利于英国工人政党组织的第二个历史时机。第一个这样的时机是宪章运动。
现在只得惋惜的是，正是在这个危机关头，不列颠的国际由于分裂而被注定了无所作为。在一八七二——一八七四年，对于在工人阶级中还享有一定威信的组织来说，引导工联运动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主要是由老的有经验的总委员会委员组成的，如果它继承了总委员会的权威，再依靠自己同工联的联系，也许还能够在一八七四年选举的时候掀起一个强有力的独立的工人运动，并显示工人阶级作为一种独立因素的政治威力。在格林威治举行补充选举的时候，工人代表同盟试图把工人代表选入下院，而这种试图并不是没有希望的。在一八七四年普选的时候，有十三个工人候选人参加了竞选活动，矿工联合会的两个正式领导人——亚历山大·麦克唐奈和托马斯·拜尔特作为工人的第一批代表进入了议会。[129]但是，在选举之后，工联领袖却觉得选举使得自由派政府（这个政府在几年内一直愚弄他们）垮台是个更大的胜利。然而托里内阁也赶忙阻止独立的工人政治运动的产生。为了这一目的，托里内阁在严格的、不妨碍特殊的保守党利益的范围内，向工人阶级的要求实行迎合让歩。新内阁考虑了工联的要求，并表示，虽然不能废除对罢工期间使用暴力实行惩罚的法律，但是愿意把这种惩罚减轻到能够使工联领袖满意的程度。同时，政府准备为这些领袖们的让步付出最高代价，如果付出了这种代价而达成的交易是有利可图的，是资产阶级允许的话。交易达成了：对工联的合法化做了补充，即承认它们斗争方法的合法性；后来这一胜利使得工联处于一种永远也无力摆脱的困难境地。它们不仅在同自己的敌人打交道时完全接受了他们的论据，从而使自己丧失了从理论上了解阶级斗争的特点的能力，而且甚至同意了到处建立混合仲裁法庭和委员会，这些法庭和委员会虽然承认在确定工资时工人有发言权，但是使工人永远处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奴隶地位。工联领袖承认了工资的可变尺度，从而也就承认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放弃了消灭雇佣劳动，放弃了阶级斗争。这个过程在一八七五年完成了。从那时起，工联便在这种状态中逐渐僵化了。
新的国际
海牙代表大会后才过去了一年，分裂分子的联合会就气敛焰灭。他们于九月初在日内瓦举行的代表大会笼罩着一片阴郁沮丧的情緖；西班牙联合会由于不久前的革命遭到失败而陷于悲观失望之中。二月里在西班牙宣布了共和国；同盟分子利用了这一形势，但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放弃政治的理论和耐心等待“消灭国家”的伟大时刻，而是为了从事最卑鄙的资产阶级政治和帮助共和党冒险家来夺取政权。同时，同盟分子自己也参加了各个城市的政府委员会，而且到处都是软弱无力的少数派，因为多数派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为了对他们这种行为表示感谢，共和派对他们采取了鄙视态度。共和国由于普遍的无能和没有准备而垮台了，随着共和国的垮台，同盟及其组织也崩溃了。干是同盟也像国际一样，拒绝在社会舆论面前为遭到了失败的革命承担责任。[130]“共和国只使少数人升官发财，而对待贫苦的工人的态度仍然和从前一样。”法尔加·佩利塞尔用这样的话描述了这次西班牙革命给工人带来的结果。从汝拉山区、从意大利、从英国，到处都传来了普遍停滞的消息。只有在比利时还稍微有点成就。代表大会制定了章程，其中有一条说：各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仅仅对于那些投票赞成它们的联合会是有束缚力的。这是一个瓦解组织的声明。一八七四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下一次“反权威主义的”代表大会是这类性质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汝拉山区、西班牙和意大利在好多年中一直是无政府主义的乐土。
一个星期以后，旧国际也在日内瓦召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大会上的辩论大胆而充满生气。总委员会的年度总结报告仍然是用过去那种充满信心的笔调写成的；从德国、奥地利、瑞士、荷兰、法国，都收到了国际取得成就的涫息。正是那些先进国家，那些工人运动每年都在加强并成为一种政治力量的国家，仍然忠实于旧国际。各罗曼语国家中的分裂分子的组织则仍然在放弃政治的旗帜下工作，从而注定了一无所成。与此同时，德国的、奥地利的、瑞士的、丹麦的和荷兰的社会民主派都变成为政党，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它们支持工会运动。在这些国家中，都自行实现了伦敦代表会议和海牙代表大会关于同经济组织必然发生相互作用的政治活动的决议。瓦扬向海牙代表大会提出的决议案中说：“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经济运动和政治行动是密切联系着的”；因此，旧国际及其历次代表大会决议的继承者——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变成为资产阶级的政党，而变成为与其他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相对立的政党，它仍然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这同国际决议的精神是完全符合的。
德国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以典范的形式组织成为政党并建立了与党密切联系的工会组织的国家，同时工人阶级政党在德国的积极而有成效的发展也具有示范作用。就像德国工人阶级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一样，德国社会民主党也成为国际的继承者。当国际处在发展成长的时期的时候，德国所起的作用同其他国家相比还是极其微不足道的。卡尔·马克思在旧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继承者——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成立纪念宴会上的演讲中指出：“德国无产阶级比任何别的国家的无产阶级都能够成功地采用激进手段。”[131]德国工人阶级没有辜负这种期望。旧国际的精神传给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它成为国际的继续；围绕着它形成了一个新的国际，在这个国际中，日内瓦代表大会、巴塞尔代表大会和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继续发生效力。工人阶级的第一个组织——第一国际（从形式就可以看出，它是把工人阶级作为某种完整的统一的东西来代表的）已经不存在了。形式被冲破了，因为它的内容，即阶级意识、阶级斗争和组织，已经成为一切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共同财产，这是旧国际的功绩。
在德国之后，从工人运动的发展意义上来看，占有最重要地位的是法国。在那里，在公社覆灭以后，工人运动完全停止了。由于公社本身以及由于资产阶级对被迫走上政治活动舞台的被战胜了的无产阶级进行的“合法”迫害，蒲鲁东主义在这里显得是那样的无能为力，就像它在公社时期的表现一样。法国无产阶级日益明确地感觉到它需要政治组织，需要政党。在一八七六年举行的巴黎代表大会上和一八七八年在里昂举行的代表大会上，虽然还笼罩着蒲鲁东主义，但是，马赛代表大会（一八七八年）、哈佛尔代表大会（一八八〇年）和兰斯代表大会通过了由卡尔·马克思、拉法格、茹尔）盖得等起草的纲领，在一八八〇年选举中，这个纲领是作为选举纲领而提出来的。[132]除了工人党以外，有一个称为革命监察委员会的布朗基派集团也在进行活动；这个集团从它的所在地巴黎把自己的活动扩展到法国中部的舍尔省和里昂。布朗基由于参加公社而被逮捕，被判处多年监禁；在布朗基被捕后，瓦扬成为这个集团的领导人。瓦扬是了解马克思主义和德国社会主义的，并根据这种精神进行工作，因此这个集团几乎只是在名称上和工人党不同。与这两个党派同时存在并且独立活动的，还有法国的各工会组织；这些工会组织在一八八六年于里昂举行的代表大会上组织成为全国工会联合会，这个联合会从一产生就声明自己拥护社会主义和生产资料社会化。一八八九年这三个组织提出了在巴黎召开国际代表大会的主张。
在比利时，旧国际的终结是工人运动史中的转折点。海牙代表大会举行的时候，比利时联合会正处于内部瓦解的状态，国际的解体更加速了这个过程。在这以前，德·巴普使尽了自己的一切外交手腕，来防止一般说来充满集体主义精神的工人阶级同来自资产阶级行列的蒲鲁东主义分子之间、特别是同《自由》周刊编辑部之间的纠纷。德·巴普是集体主义者科兰的信徒，蒲鲁东的反对者，但是在实践上他始终坚持“整体的”社会主义[133]，并把这种观点作为在比利时活动的纲领基础。在国际覆灭后，在比利时首先组织了联合比利时各工会的劳工协会。佛来米人建立了一个政党，并经历了好几次变动。在一八七六年，万·贝维林和安塞列同布鲁塞尔劳工协会和安特卫普联合会建立了联系，并召开了比利时工人代表大会，来讨论建立比利时工人联合会的条件。代表大会原则上决定建立这种联合会，然后代表大会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仿效德国党的纲领起草纲领草案。但是这个纲领草案未能实现，因为一方面，瓦龙的一些反对政治活动的组织进行阻挠，另一方面，否定瓦龙人组织提出的绝对自治要求的根特地方的各联合会又进行抵制。所以，仅仅建立了佛来米社会党和布拉班特社会党，这两个党在一八八〇年进行要求普选权的宣传的时候统一为比利时社会党，共同建立了选举委员会。剩下需要做的工作，就是把残余的蒲鲁东主义者——互助论者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这一点最后终于做到了。一八八五年四月五日，召开了一切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根据德·巴普的建议，代表大会宣布接受“工人党”这个名称。德·巴普当时写道：“工人党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当工人阶级组织成为政党时，它不需要称自己的党为社会主义党或共和主义党。”工人党由六个联合会组成，这些联合会包括有合作社、互助社、劳工协会和政治小组。这样一来，工人党便成为联合了一切合作社和工会的比利时唯一的社会主义组织。[134]
在荷兰，运动几乎未费任何周折就完成了；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在荷兰代表大会上被以绝大多数通过了。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以万·登·阿伯勒为代表的一个不大的集团会同分立主义分子相勾结，在海牙代表大会最初几天会议时，万·登·阿伯勒还担任过主席，但是他所代表的那个集团很快便消失了。只是在九十年代初，当多麦拉·纽文休斯出现以后，在荷兰才产生了内部分歧。
在丹麦，随着国际的建立而产生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主要是由工会组成的。它的纲领同时既是经济纲领，又是政治纲领。一八七八年社会民主主义联合会的建立是从事政治活动的转折点；两年之后这个联合会与各工会组织建立了攻守同盟。丹麦工人同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交往中所获得的经验清楚地向他们证明，必须组织成为纯粹的工人政党。
在挪威，在一八七五年也在斯德哥尔摩成立了社会民主党。
瑞士，大家知道，第一个仿效德国工人的榜样建立了社会民主党。但是，使瑞士变成为工会运动的典型国家的国际的传统，在很长时期内还影响这里的组织形式。尽管这里有民主宪法，但是社会民主党取得的成就仍然不大，因为大部分熟练的地方工人仍然充当激进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一些大城市的产业无产阶级只是慢慢地同有产阶级区分开来。所以，在这里获得蓬勃发展的主要是联合为大的工会联合会的经济组织。瑞士的党逐渐变得死气沉沉，只是到一八八七年才产生了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政党。此外，还在国际建立以前，在瑞士就存在有格留特利联盟[135]，这是个具有社会倾向而不是社会主义倾向的民主协会。汝拉人早已投入了巴枯宁主义的怀抱，不再参加瑞士的任何党生活；他们认为自己是巴枯宁的同盟的“伟大传统”的中心，并且把注意力主要放在罗曼民族方面。他们玩弄一切阴谋诡计来阻碍法国工人党的成立，但是他们不得不相信，他们是软弱无力的，因为谁也不再把他们当一回事了。
在西班牙，为了治愈同盟的运动所造成的创伤，花费了许多时间。镇压了革命的保守派政府消灭了西班牙的国际，因此西班牙的国际会员不得不组织成为“抵抗团体”。但是，西班牙无产阶级依靠这些组织终究了解了阶级矛盾，这个小团体时刻做好准备，等待有利的时机来实现海牙代表大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决议。在一八七八年和一八八二年曾做过几次尝试，都未获得成功。后来，帕布洛·伊格列西亚斯创办了《社会主义者报》，在几年内不断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到一八八八年在巴塞罗那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它的纲领同法国工人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非常相似。而“抵抗团体”——工会对于党则采取袖手旁观态度，它们大部分都拒绝参加政治活动。这部分是由于巴枯宁主义传统的影响（一般说来西班牙直到现在仍然是无政府主义的典型国家），部分是由于所有罗曼民族都厌恶议会制度以及在选举中产生的欺诈行为。不过，党对这些组织进行的经济斗争始终给以支持。归根到底，这两个工人组织必然会融合起来。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社会主义在西班牙将变成一种伟大的力量。
在意大利，为了摆脱掉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也需要许多时间。正是巴枯宁思想的那些最诚挚和最热心的捍卫者根据自己活动的经验深信，无政府主义是没有希望的，必须进行政治活动。政府以自己的迫害使工人及其大部分来自知识分子的领袖相信了进行政治活动的必要性，归根到底也正是政府迫使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激进左派携起手来，进行要求普选权的有效宣传。在一八八一年，共和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举行了一次代表大会，由加里波第担任主席。一年之后，前国际会员安得列阿·科斯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代表进入了议院。后来开始产生地方工人组织，这些组织在一八八三年不顾一切困难召开了意大利工人阶级的全国代表大会，以便建立准备政治和社会选举的组织。从那时起，意大利工人党便同无政府主义者分道扬镳。在巴黎举行的国际性代表大会上，安得列阿·科斯塔作为意大利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已经可以用一万名参加了政治组织的工人的名义讲话了。出席代表大会的无政府主义者梅里诺起的作用不大。其实他现在也成为社会主义者了。
在奥地利，工人运动的发展差不多也像在德国一样。那里存在有作为运动核心的工人政党以及强有力的工会运动，固然工会运动是非政治性的，但是由于在专制国家中公民的权利没有保障，所以它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交给政党来保护。：
在俄国，经过了无数的混乱和错误（这些混乱和错误在国外的俄国人中间，比在死屋般的俄国表现得更加明显），终于发现具有马克思主义纲领的社会民主党是最好的组织形式。在这里，未来既不属于无力地在自由派的乐观主义和恐怖策略之间打转的社会革命党人，也不属于各个特殊的民族组织，这些组织中最大的一个是犹太工人联合会，即崩得。
除了旧大陆的这些大的全国性的政党以外，在新大陆，在北美、巴西、澳大利亚和日本，以及在匈牙利、波兰，最后，在年青的巴尔干各国中，也出现了这样的政党。所有这些政党一起在一八八九年于巴黎召开的代表大会上组成了新的国际，它是从旧国际中生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尽管时而从地图上抹去整个整个的民族，如像对待波兰人那样，时而又随意安排一些民族国家，如像在巴尔干半岛上那样，但是参加大会的这些政党按其所代表的民族成分的繁多及其本身的历史来说，都是资产阶级内部束手无策和支离破碎的例证。新国际是旧国际的继承者。当一八八九年在巴黎举行新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时候，李卜克内西以极其确切出色的比喻描绘了国际工人协会和新产生的国际组织之间的历史联系：“正如古代在战斗和围攻时，先锋队的士兵把自己的戈矛掷进敌人的队列，投进敌人要塞的围墙，用来激励战士夺回掷出的戈矛一样，国际工人协会把国际解放斗争的戈矛远远地投进敌军之中，投进资本主义的堡垒中，于是无产阶级为了夺回戈矛，为了击溃敌军，为了攻占敌人的堡垒，便冲上前去。国际工人协会为、世界各国的工人指出了共同的目标，向他们阐明了共同行动和共同斗争的必要性，从而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国际没有死亡；它转化为各个国家的强大的工人运动，并继续活在这个运动之中。它也活在我们这些人中间；这个代表大会就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工作结果。”
新的国际也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工作结果。
从旧国际存在以来，国际性这个概念发生了变化。那时国际性的实质和活动在于国际无产阶级的尽可能严格的集中制，以便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只要爆发了经济斗争，都能够把工人阶级的力量发动起来进行支持；在现代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形成以后，工人阶级的斗争到处都主要变成了民族范围内的斗争，因此，由于必要性而采取了议会选举斗争的形式。甚至最反对议会活动的比利时和西班牙的工人政党也不得不屈服于这个规律。新国际只是从形式上把具有内部坚固组织的各国的政党联结在一起的纽带，而旧国际的强大的秘密则在于它的严格的集中制。新国际的指导思想是政治活动，而旧国际则主要在经济方面的阶级斗争中显示自己的力量。
但是，这种最高形式——政党，也只是一个历史阶段。是一个进行组织的学校。无产阶级知道，最后的战斗将不是在议会的基础上进行，因为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还不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最高形式。只有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的组织才能取得彻底胜利。但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具有国际性的，这不仅从旧国际即从单纯的经济斗争这个意义上讲是如此，也不仅从新国际即从把重心转移到政治活动和民族范围的组织的意义上讲是如此，而且从第三个高级阶段的意义上讲也是如此；第三个高级阶段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融合为一种国际性的斗争，这是瓦扬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建议通过的决议所要求的。在这个时期，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也在准备进行最后的搏战。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治问题都不可能在国际范围之外获得解决。为保护关税和贸易自由而进行的斗争早已失去了自己民族局限性的倾向；它不再是农业和工业、城市和乡村之问的斗争，而是这样一种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资产阶级携起手来，在有组织的国家政权的帮助下来剥削劳动阶级。这样一来，这个斗争便成为总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部分。这个斗争在所有的国家都迫使旧的资产阶级政党瓦解和崩溃，并成为一个中心点；围绕着这个中心点正在形成新的政党，新的组织。这个斗争在所有的国家中都和令人痛恨的帝国主义结合在一起，以便为帝国主义从粮食税和垄断中取得丰厚的利润。这样，为保护关税和贸易自由而进行的斗争，现在也具有了国际性质。
在所有这些变化的影响下，议会制度的实质也必然要发生变化。人民代议机关早已不是保护资产阶级来反对国王、反对国家政权的堡垒了。政府依靠征收国家间接税的制度摆脱了议会对预算的监督，于是资产阶级现在根本不关心它以前的议会信条是否遭到了破坏。这样一来，这个资产阶级设施也就变成了阶级国家的机关，而阶级国家是具有国际性的。
资产阶级在日俄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可以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的阶级感情多么卑鄙无耻的典型例子。最初，资产阶级具有世界主义性质，后来具有民族主义性质，现在则具有了沙文主义性质。现在资产阶级只感觉到自己是一个阶级，而这种感情压倒了其他任何想法。俄国作为神圣同盟的中心曾遭到资产阶级的强烈仇视，而现在它作为阶级统治的最后堡垒却又受到资产阶级的尊敬。在德国资产者看来，准备起来反对俄国沙皇制度的俄国无产者比哥萨克人和法国的复仇更加危险。
因此，我们现在已经急速进入第三个即最后一个时期。这是国际托辣斯和卡特尔的时期，为了反对国际托辣斯和卡特尔，国际工会联合会正在组织起来。这是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推行世界政策的时期，而无产阶级则利用自己的和平和文化的世界政策来与武力世界政策相对抗。资产阶级统治的这个最后阶段将以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的一个预言的实现而告终；成立宣言以十分矜持的词句预示了未来的事业：“工人阶级必须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136]这将是文化对野蛮的胜利，和平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劳动和自由的公社对实行剥削和压迫的阶级国家的胜利，解放了的奴隶对寄生虫奴隶主的胜利。国际不仅是对过去的回忆，不仅是现在的胜利，而且也是未来的任务。在国际中将实现工人运动的最终目标：用消灭阶级矛盾的办法来消灭民族间的对抗。
这样的斗争在世界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出现。虽然整个人类历史是不断的阶级斗争，但是这一斗争中的一些个别场面按其深度和意义来说显得特别突出。同古罗马和它的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的毁灭相比较，同这种在国际共产主义性组织的冲击下出现的毁灭相比较，资产阶级革命只不过是一个小插曲而已。奴隶的普遍革命在古罗马内部建立了基督教公社，为一个以天国为先验理想的新社会准备了条件，这次奴隶革命就是古罗马帝国时期的国际。它取得了胜利并体现为中世纪国家；而个人的思想解放和个性的人化则是这次革命的凯旋。从这次革命中分化出了资产阶级社会，这个社会创造了流动的私有财产，从而也在物质意义上完成了个性解放。但是，这是用剥夺千百万无产者的人的尊严的代价换得的，是用对一个整个阶级实行新的奴役的代价换得的。
古代的奴隶主觉得奴隶的生存是同他自己存利害关系的，现代的奴隶主则不管自己工人的死活；但是，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感觉到工人阶级这个阶级的生存是同它有利害关系的，就像奴隶主一度关心让自己奴隶的体质强壮一样，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也使单个企业主的残酷剥削局限在不致威胁整个工人阶级的存在的范围内。可见，旧的奴隶制的关系又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重现了。
古罗马社会之所以灭亡，是因为给它提供奴隶的市场衰竭了。现代社会亦将由于统治阶级残酷杀戮无产者而必然遭到灭亡。资产阶级进行自己的阶级斗争时所表现的残忍野蛮性，对公社社员的杀害和六月的大屠杀，在历史上只有过一个先例，这就是古代对奴隶起义的镇压，而基督教国际会对这种镇压进行了有组织的反抗。那时把成千成万的起义奴隶钉在十字架上，现在则成千成万地枪杀起义的无产者。
武装起义虽然没有使两千年前的基督教国际取得胜利，但是它的组织却使它获得了胜利。现代无产阶级也将依靠自己的组织而取得胜利，这种组织的第一个和最高的形式就是国际工人协会——全世界无产者的联盟。
[1] 甚至别列（《回忆录》第三七二页）也说，只是在公社的最后几天，当资产阶级和人民之间的深渊暴露出来的时候，凡尔赛和巴黎之间的和解才成为一种不能实现的幻想。
[2] 《新时代》第二十年集第一册第七一〇页（参看《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一二〇页。──译者）。
[3] 马志尼和他的秘书沃尔夫参加了这个诽谤运动；马志尼在六月革命后就干过这种勾当，这一次他又在《现代观察报》上发表了攻击国际的文章，而他的秘书沃尔夫则在《每日新闻》上撰文诽谤国际。根据公社的揭露，在这以前，沃尔夫就已经是法国警察局的密探（见一八七一年七月八日《东邮报》）。加里波第曾给马志尼写了一封信，尖锐反击他对公社的诽谤。许多工人团体因此与马志尼断绝关系（见一八七一年十月二十八日《东邮报》）。
[4] 《东邮报》是伦敦东头区（即无产阶级的住区）的地方性激进小报，在一个时期内曾是总委员会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机关报。在联合会委员会发生分裂的时候，《东邮报》转入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阵营。
[5] 参看《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第十四、十五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译者）。
[6] 参看《新时代》第二十年集第一册第三八二页。
[7] 《国际和革命。前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公社流亡者们为海牙代表大会而作》，一八七二年伦敦版。
[8] 恩格斯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了一些关于布朗基主义者及其意向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和恩格斯的其他文章一起汇印成一个文集，题为：《〈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布朗基主义者在许多问题上，特别是在政治行动问题上，是巴枯宁主义者的死敌；但是他们在一些理论问题上仍然是接近的，例如他们都宣扬无神论，都热衷于搞秘密组织和搞阴谋。在公社以前和在公社存在期间，布朗基主又者对国际采取冷淡态度，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同国际的代表、公社的最积极的捍卫者和公社的最革命的分子站在一起，恩格斯非常中肯地把布朗基主义者称为“过去一代的革命者”。因此，在有利情况下，他们在若干时间内能够和总委员会携手同行；但是经常的共同行动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经济基础。
[9] 参看鲁道夫·迈耶尔著《第四等级争取解放的斗争》第二卷第七六四页。
[10] 麦克斯·巴赫认为在脱离国际的工联主义领袖中还有埃普里卡尔特（《新时代》第二十一年集第一册第二十一页）。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埃普里卡尔特在一八七二年还签署总委员会的文件。例如，一八七二年三月五日签署了《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八七二年四月十七日签署了反对柯克伦的声明，而在这年的五月二十日签署了关于《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的声明。
[11] 见《新时代》第二十年集第二册第一九一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二一六页。——译者注）。
[12] 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脱离国际的理由有点妄诞。他们两个人都知道，在五月三十日的会议上将讨论和表决总委员会关于公社的宣言。此外，鲁克拉夫特还参加了五月二十八日的会议，并在会上发言表示自己同情公社。对于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没有出席五月三十日的会议和没有做任何说明这件事，谁也没有去注意，而总委员会根据惯例也把他们的名字写在了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上。只是在一部分资产阶级报刊攻击总委员会的宣言的时候，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为了推卸自己对这个宣言的责任，以总委员会这种形式上的不礼貌行为做借口，退出了总委员会和国际；奥哲尔在纽卡斯尔公众大会上做了退出声明，而鲁克拉夫特则向总委员会声明退出。总委员会一致接受了他们两人的声明，然后决定从宣言中勾去他们的名字。参看一八七一年七月一日《东邮报》。
[13] 当时最敌视国际的《每日新闻》在六月二十六日刊载的一个声明中，指责鲁克拉夫特是总委员会宣言的负责出版人之一，同时却作为市政局的代表同罗伦兹勋爵在一起开会。
[14] 参看韦伯夫妇著《英国工会运动史》第一九一页。
[15] 参看韦伯夫妇著《英国工会运动史》第二二五页。
[16] 参看韦伯夫妇著《英国工会运动史》第二六六页及以下各页。
[17] 在总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刊载在一八七一年七月二十二日《东邮报》上），对奥哲尔的行为作了如下的评价：“他利用国际，是为了取得工人阶级的信任，当他看到国际的原则妨碍他的政治前途的时候，便离开了它。”一八七一年八月五日《东邮拫》上说，奥哲尔在五年的时间内没有积极参加过国际的活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六九二页。——译者）
[18] 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每一次报导中差不多都谈到在英国的成就。一八七一年一月，伯明翰工会委员会给总委员会写了一封非常友好的信，声明自己愿意加入国际，在圣洛克曾成立了一个新支部。
[19] 一八七一年九月二日和十月十九日，一八七二年二月四日和七月二十二日《东邮报》。
[20] 《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第五页。
[21] 在这个地方以前，汝拉备忘录只是在极端情况下才谈到“马克思及其代理人”（第八十三页）、“马克思的虚伪”（第九十四页）、“食利者马克思”、“食利者恩格斯”、“食利者拉法格”、“食利者吴亭”（第十一页在此以后，备忘录在三页中使用的辱骂词句比前面二百页中使用的还要多。说什么总委员会是这样一个团体，“它无耻地认为自己是国际的代表和领导者”。“马克思及其亲信”、“总委员会的阴谋家们”、“马克思派小集团”，——这种辱骂总委员会代表的话比比皆是。备忘录中还举出如下一个事实来“说明问题”，即说什么马克思是个犹太人，“就像博尔克海姆、莫泽斯·赫斯、赫普纳和列奥·弗兰克尔一样的犹太人”。所有这些优美文字和崇高信念的标本都在第一百九十八和二百页上。最后，巴枯宁的娄罗的仇恨达到了顶峰，他们揭露说，马克思比犹太人更环，因为他是个德国人。可见，同盟在那时就已经为国际警察报刊作出了榜样。
[22] 《汝拉联合会备忘录》，第一九五页。
[23] 同上，第一九八页。
[24] 汝拉联合会备忘录载有关于所有这些事件的许多详情细节，而且还包括有似乎是总委员会关于这一事件的谈话的确切报导。因为这个备忘录中除包括有关于伦敦代表会议的许多详情细节而外，还谈到海牙代表大会各次秘密会议上的情况，所以在这里谈一下在总委员会中暗藏有汝拉同盟的一个真正成员这件事，将不是多余的。这个人就是罗班，他是吉约姆的挚友，在普法战争开始后他从法国逃往伦敦。当时由于总委员会中根本没有法国人，所以他被接受为总委员会委员，虽然总委员会清楚知道他的过去。根据《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第十三页的揭露，罗班在这时就已是拉绍德封委员会的正式通讯员。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四日他建议召开秘密代表会议来解决瑞士纠纷。总委员会知道，在巴黎正在准备着伟大的事件，所以不加任何解释就拒绝了这个建议，罗班还一再地提出自己的建议，最后又建议总委员会自行裁夺这个问题。于是总委员会决定，这个问题将由代表会议来解决，汝拉人强词夺理地说，罗班是他们在总委员会中的全权代表（参看《备忘录》第二一七页）。这样就很清楚，他们究竟从哪里知道了他们列举的那些详情细节？
[25] 在汝拉人后来发表的反对代表会议和总委员会的通告信中，对这些情况有详细的叙述。根据《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第二十一页上所说，总委员会的法国成员塞拉叶、瓦扬和巴斯特利卡只是作为巴黎公社的代表出席代表会议的；英国委员会和瑞士委员差不多始终在小组委员会中开会，只是在特别例外的场合下才参加大会。同盟有两个代表出席了代表会议：罗班和巴斯特利卡。
[26] 汝拉人称这个禁令是对支部“自治权利的令入愤恨的破坏”。《备忘录》第二〇一页。
[27] 汝拉人把这个决议看做是“马克思的特别纲领，在一八四八年发表的并经马克思和恩格斯审订过的人所尽知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包含有这个纲领”。备忘录极力探究，这个纲领被怎样逐渐拿来代替了国际的最初纲领。说什么，似乎是马克思在一八六七年（！）企图强调政治活动的意义，给章程中加进了“作为手段”几个字（见章程第三十四页及以下各页）。后来在伦敦代表会议上赋予了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同样的意义，而最后在海牙代表大会上，“马克思主义思想”被列为章程的条文之一，变成了大家必须遵行的了。这样一来，似乎国际便由各个自治的支部的广泛的兄弟联盟变成了一个被迫接受德国共产党的“信条”的宗派集团。
[28] 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详细叙述涅恰也夫案件和整个巴枯宁秘密组织的情况。在总委员会根据海牙代表大会的决定于一八七三年在伦敦—汉堡出版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节中，包括有关于这些问题的详尽资料。这部著作由科科斯克译成了德文，于一八七四年由白拉克出版社在不伦瑞克出版，该书第五十九页，德译文第五十三页上载有对涅恰也夫案件及其本人的历史的评介；涅恰也夫的历史大部分也就是秘密同盟的历史。—八七一年夏天，即在伦敦代表会议前不久，英国报刊详细报导了涅恰也夫案件的情祝。这些报刊起初企图把被揭露的秘密团体同国际联系起来。当这个企图未遂后，它刊载了巴枯宁的荒诞作品：《革命者问答》，给它加了一个漂亮的名称《Revolutionism in excelsis》。总委员会在声明书中对这些企图提出了抗议，它把这个声明书发给了它所能到用的一切报刊（参看一八七一年十月二十一日《东邮报》）。如果当时把这个声明书分发给国际的各个支部，以便向它作揭示同盟的作用，该会是有益的。
[29] 对吴亭个人来说，这个委托招致了悲惨的后果。当同盟成员得知了代表会议的这个决定后，同盟的首领特别是巴枯宁了解到，如果关于他们秘密组织的材料由掌握俄语的敌人公布了，对他们的组织将会造成多么可怕的威胁。所以他们便于一天夜里在苏黎世吴亭占时居住的那条街上对他进行了袭击和殴打。如果不是一些德国大学生赶到旳话，他们很可能像涅恰也夫杀害伊万诺夫那样把他杀害。参看《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第三〇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译者）。
[30] 关于委总会的总结报告和特别是关于各支部的悲惨状况，参看《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一书第三十二页。
[31] 见《备忘录》第二三六页。
[32] 以上两书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译者
[33] 见《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第三十六页，以及一八七二年二月十一日《东邮报》。
[34] 见《备忘录》第四十四页。
[35] 还在一八七一年一月底，总委员会就从巴耳马的巴利阿里群岛收到了西班牙工人小报《社会革命报》的试刊号。关于这个小报的方向，二月四日《东邮报》的报导中说，这个小报认为，纯粹的政治谈判只不过是更换人物：而不是更换制度，而它则力图为社会变革而斗争。
[36] 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五日《东邮报》。
[37] 一八七一年八月十九日《东邮报》。
[38] 一八七一年八月二十六日《东邮报》。
[39] 一八七一年十月二十一日《东邮拫》。
[40] 现在连备忘录（《备忘录》第二四五页）也承认，同盟是个秘密组织，不过似乎只承认在西班牙是如此。根据备忘录中公布的章程来看，同盟应当是《éminemént secrete》——绝对秘密的。
[41] 因此《备忘录》称他为le miserable Lafargue（卑鄙的拉法格）。见《备忘录》第二四九页。在对国际的迫害开始后，拉法格被捕，被宪兵押解到马德里。
[42] 参看一八七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和三十日《东邮报》。据《东邮报》说，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正式机关报《解放报》宣布自己赞同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并且还转载了其他工人机关报的类似声明，同时，《解放报》完全肯定地声明，它将根据关于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的一致性的决议来行动。
[43] 参看一八七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东邮报》。
[44] 一八七二年五月十二日《东邮报》。
[45] 在汝拉联合会的备忘录中引了这封据说是甶恩格斯写给联合会委员会的信的片断。备忘录说，恩格斯在这封信中威胁要把西班牙同盟的一切秘密阴谋、它对章程的轻视态度和对国际的背叛行为公诸于世，并要求立即回答。根据备忘录作者们的承认，他们是从荣克那里得到消息的，荣克后来在英国分离派的伦敦代表大会上供认不讳，备忘录还说，总委员会在荣克提出了抗议后，决定不执行恩格斯的威胁。
[46] 参看一八七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东邮报》。
[47]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第十八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译者）。
[48] 关于其余意大利人对汝拉人的通告的态度。
[49] 在一八七三年，特尔察吉以两个“独立支部”的代表的资格去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分离派代表大会。因为他作为一个抽彩官，行为实在太可疑，所有他没被允许参加代表大会。参看《关于国际工人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一八七四年列洛克里版第十四页。
[50] 一八七一年八月十九日和十月二十一日《东邮报》。
[51] 一八七二年二月四日《东邮报》。
[52] 一八七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东邮报》。
[53] 一八七二年彐月十七日《东邮报》。
[54] 参看一八七一年《先驱者》第九十六页。从佩捷尔松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还在公社以前，在总委员会和佩捷尔松之间就存在有个人联系。但是组织只是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才产生。克里斯坦松后来在巴黎国际组织的一次国际性代表大会上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时佩捷尔松也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参看巴黎国际组织代表大会记录，一八八九年纽伦堡版，第六十六、七十二及以下各页。从一八七二年三月二十六日《东邮报》刊载的一封信可以看出，丹麦国际联合会的一个创建人在瑞士和德国旅行的时候曾研究了国际工人协会在这些国家的组织情况。
[55] 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东邮报》。
[56] 一八七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东邮报》
[57] 一八七一年七月八日《东邮报》。
[58] 一八七一年八月十九日《东邮报》。
[59] 一八七一年九月二日《东邮报》。
[60] 一八七一年九月三十日《东邮报》。
[61] 《新时代》第二十年集第二册第五十页。
[62] 参看一八七一年八月十二日《东邮报》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导。
[63] 一八七一年八月十九和二十六日，九月二日《东邮报》。
[64] 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和十二月十六日《东邮报》。
[65] 一八七一年十月二十九日《雷诺新闻周报》。
[66] 一八七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和十二月九日《东邮报》。
[67] 一八七一年十月二十八日《东邮报》。
[68] 一八七一年七月十五日和一八七二年一月二十七日《东邮报》。
[69] 一八七二年二月四日《东邮报》。
[70] 一八七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东邮报》
[71] 一八七二年二月十一日《东邮报》。
[72] 一八七二年四月七日《东邮报》。
[73] 一八七二年四月十五日《东邮报》。
[74] 一八七二年五月十二日《东邮报》。
[75] 一八七二年二月十八日《东邮报》。
[76] 一八七二年一月六日和六月十五日《东邮报》。
[77] 一八七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和六月十五日《东邮报》。
[78] 一八七一年十二月九日《东邮报》。
[79] 《新时代》第二十一年集第二册第五十页。
[80] 一八七二年六月十五日和二十二日《国际先驱报》。
[81] 一八七二年七月十三日《国际先驱报》。
[82] 关于诺定昂代表大会，参看七月二十七日《国际先驱报》。较详细的报导见一八七二年七月二十七日《东邮报》。
[83] 其实，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未得允许就已经这样做了，它同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建立了联系。大家知道，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在那一年五月底加入了同盟。参看一八七二年七月六日和七月十三日《国际先驱报》。几天之后，总委员会（荣克）对西班牙事情采取的态度也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84] 参看致库格曼的信。见《新时代》第二十年集第二册第七九九页。（参看《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一二八页。——译者）
[85] 恩格斯于一八七一年从曼彻斯特来到了伦敦。他在一八七二年五月二十七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一封信（载于《新时代》第二十年集第三册第五十一页）中说：“比利时人讨论了修改章程的草案，似是没有通过它。汉斯提出的草案把总委员会取消了。对我个人来说这倒也合适：我和马克思反正将不参加总委员会。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时间来从事著述，这种情况是不能继续下去的。”卡尔·马克思好几年来身体一直不好，他需要利用自己的余生来完成他的终生事业——《资本论》。显然，主要是恩格斯让马克思放弃总委员会的工作，专门从事科学活动的。毫无疑问，在他的影响下现在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来反对巴枯宁及其活动。但是，正是这些措施在总委员会里引起了新的误会。
[86] 《国际先驱报》，一八七二年十月十九日。
[87] 瓦扬决议案的原意如下：工人阶级在自己的解放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一个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并且与它们相对立的政党时，它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为了取得社会革命的胜利和达到它的最终目标——消灭任何阶级，工人阶级必须组织成为政党；工人阶级在进行经济斗争时已经达到的力量的团结，同样应该成为它在反对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的斗争中的杠杆。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经济运动和政治行动是密切联系着的。
[88]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一八〇页。——译者
[89] 参看《备忘录》第二五〇、二五一页。在上面提到的那封恩格斯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谈到了这个委员会（见《新时代》第二十一年集第五十页）。恩格斯在信中写道：“自从黑尔斯被任命为总书记以来，埃卡留斯和莫特斯赫德便同黑尔斯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英国人分裂为三派：黑尔斯派、反黑尔斯派和中间分子……烦琐的争执几乎耗费了总委员会的全部时间，为了消除这种争执，我们不得不建立一个类似Committee du Salut Publique（公安委员会——作者）的组织，我们把所有的争执都交给这个委员会去处理。”在一八七三年于日内瓦举行的“新国际”即被开除的各支部的代表大会上，埃卡留斯在自己的总结发言中声明说，在海牙代表大会之前几个月，总委员会就分裂为两个敌对的营垒。
[90] 《备忘录》第二五〇、二五一页。《新时代》第二十一年集第四十五页。
[91] 《国际先驱报》上刊载了一篇以这种精神写成的署名为W.H.R.的呼吁书。但是在这个呼吁书中包含有反对旧总委员会的几根刺。这个呼吁书中说：“我们的协会用不着害怕前总委员会所采取的措施。我们应当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成长，虽然许多人认为，总委员会帮助我们和支持我们。通一通风，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对我们并没有害处；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一无所失，但是我们获得的益处却非常多，所以，让每一个同志相信，我们的道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清楚，我们未来的前景也非常美好。”
[92] 见《新时代》第二十一年集第二册第五十页。
[93] 见《新时代》第二十一年集第二册第五十页，并参看马克思一八六八年九月十四日的信。
[94] 见一八七二年八月十七日、二十四日，九月十四日、二十八日，十月五日、十九日和二十六日《国际先驱报》。
[95] 见一八七二年九月七日《国际先驱报》。
[96] 见一八七二年九月十四日《国际先驱报》。
[97] 一八七二年十一月二日《国际先驱报》。
[98] 一八七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国际先驱报》。
[99] 一八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国际先驱报》。
[100] 一八七二年十二月七日《国际先驱报》。
[101] 见一八七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国际先驱报》。这个指责是完全有根据的。《国际先驱报》有一次甚至刊载了同盟的意大利信徒在他们的里米尼代表大会之前发表的宣言。见一八七二年八月三日该报。这个宣言中说：“简化组织终于成了一切还没有被野心弄瞎了眼睛、还对神圣事业赤胆忠心的人的十分自然的要求了。”不过，《国际先驱报》在许多号中指出了所有同盟的报刊堕落的事实。
[102] 一八七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国际先驱报》。
[103] 见一八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国际先驱报》。
[104] 分立分子把自己称为“多数派”；奇怪的是，既然他们是多数派，为什么他们要分立呢；既然他们是多数派，为什么他们要秘密策划分立呢。在维克里的一封公开信（一八七三年二月二十三日《东邮报》）中说，这些首领们暗中召集了会议，“多数派”的成员只是在开会的那一天才知道了要举行会议；这次会议做出了召开代表大会的决定。
[105] 一八七三年一月十一日《国际先驱报》。
[106] 《国际和革命》第八页上说：“国际背弃了自己所负的使命；它放弃了革命；它逃到大西洋彼岸去了。”
[107] 根据二月二十三日《东邮报》的报导，他们总共只有十二个代表。
[108] 一八七三年一月十一日《国际先驱报》。
[109] 一八七三年二月八日《国际先驱报》。
[110] 一八七三年二月十五日《国际先驱报》
[111] 参看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呼吁书，见《新时代》第二十一年集第二册第三十一页。
[112] 一八七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国际先驱报》。
[113] 一八七三年二月二十三日《东邮报》。
[114] —八七三年四月十二日《东邮报》。
[115] 一八七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和三月一日《国际先驱报》。
[116] 一八七三年三月一日《国际先驱报》。
[117] 一八七三年三月一日《国际先驱报》。在这方面同工联接近的主要障碍是工联的负责人。一八七三年夏天，伦敦建筑工人准备实行大罢工。当时在联合会委员会里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可以不顾工联委员会的不良态度，向它建议甶联合会委员会提供帮助。同时，非常正确地指出，工联的书记们始终妨碍工人和国际之间建立联系。后来，由于工人和建筑工程承包人之间达成了协议，关于支持的问题便失去了意义。（参看一八七三年七月二十日和二十七日《东邮报》）。
[118] 一八七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和四月五日《国际先驱报》。
[119] 一八七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和五月三日《国际先驱报》。
[120] 一八七三年四月十九日《国际先驱报》。
[121] 一八七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国际先驱报》。
[122] 一八七三年五月三日、四月十二日和五月二十四日《国际先驱报》。
[123] 一八七三年十月二十六日《东邮报》。
[124] 一八七三年八月十七日、十月二十六日和十一月八日《东邮报》。这几号报纸中说，巴里根据委员会的委托，通过区选举委员会书面向候选人马里列朋（伦敦）提出了四个问题，并建议他在自己的竞选纲领中对这些问题加以阐述，候选人詹姆斯答应这样做，但是他在自己的无休无止的长篇演说中连一个字也没有提这些问题，于是巴里要求詹姆斯加以解释，詹姆斯建议书面回答他，巴里当然拒绝这种做法，并保留有进行宣传来反对这位候选人的权利。
[125] 一八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时报》。
[126] 参看《新时代》第二十一年集第二册第五十页。
[127] 一八七三年二月十五日《东邮报》。
[128] 一八七三年三月二十九日《东邮报》。
[129] 参看韦伯夫妇著《英国工会运动史》第二三九页及以下各页。
[130] 参看恩格斯著《行动中的巴枯宁主叉者》一文，一八七三年莱比锡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译者）
[131] 见一八六七年《先驱者》第四十四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六〇四页。——译者）
[132] 详见保尔·拉法格《工人党的纲领》，一八八三年巴黎版；以及保尔·拉法格《法国的社会主义》，见《新时代》第八年集第三三七页及以下各页。
[133] “整体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意思是，社会主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各种社会主义理论只是纯粹的“整体的”社会主义的变种。法国人就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整体的”这个词的，他们在国际的代表大会曾谈到“整体的”教育纲领。
[134] 参看德特莱和王德威尔得著《比利时的社会主义》，一八九八年巴黎版。
[135] 格留特利联盟是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组织，一八三八年成立于瑞士。一九〇一年，格留特利联盟加入了瑞士社会民主党，但仍在组职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一九一六年瑞士社会民主党同它划清了界限。——译者
[136]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六二页。——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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