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古典政治经济学、工人起义和空想社会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杜纳耶夫斯卡娅 ->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1957）

· 一、工人的持续反抗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终结
· 二、空想社会主义和普鲁东：精神魔术一例

　　工业革命使群众脱离了土地；而工业资本家则把他们与其劳动工具分离开来，并使他们背井离乡。像被一场龙卷风洗劫过一样，茫茫大地只留下一座座工厂。工厂把群众变成了“手的集合”。人们不得不向工厂屈服，因为工厂是他们谋生的唯一手段。我们的现代世界正是由此而诞生。生产和更多的生产转变成了理论，因为生产是新的社会机制的生命。工业资本家成了社会的主宰。[22]

　　工业革命掘掉了商业资本家和小作坊主立足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时候，在一片混乱的状态中产生了古典经济学的体系。自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古典政治经济学便宣告诞生。而1821年出版的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与赋税》一书，则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达到了最高和最后的阶段。

　　古典经济理论断言，国家的财富不是某种存在于人之外的东西，不是贵金属、土地或外汇，而是人的活动本身。人应该停止对黄金的追求，应该专心于生产。只有生产才是决定性的。而最伟大的生产力是劳动。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

　　劳动价值论在人的思维中造成了一场革命，与工业在人的生活条件中造成的革命一样伟大。在此之前，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重商学派的理论，即商业资本家的理论。他们断言财富产生于“贱买贵卖”。因此他们主张，若不是大英帝国本身衰落了，像美洲各殖民地这样巨大的市场是决不能放弃的。在重商学派之前是重农学派。他们认为，农业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工业革命给了重农学派理论致命的打击，正如美国革命给了重商学派理论致命的打击一样。古典政治经济学指出，生产和更多的生产，亦即科学与工业的结合，可以使世界不断地走向幸福与繁荣。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原则是为生产而生产。资产阶级信奉的就是这种哲学，将它奉若神明，因为对他们来说劳动价值论是唯一的规律，而且，这条规律与封建法规的外在形式一样具有强制性。同时，它还提供了一个关于经济体系的整体观念，并指出了劳动在社会中的地位，亦即在生产中的地位。在工业革命中，每一个工业资本家都是为自己生产，他们不受国家法规的制约，而且也不了解自己的市场。然而，在工业革命造成的这种无政府状态中，却产生出了某种秩序。人们认为，经济人应该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而工作，而这据说是对社会整体最有利的。自由竞争将彻底清除各种封建特权和不平等，从而建立起正义和平等。拥有平等权利的人们，将自由地按照体现在他们的商品中的劳动的量进行交换。

　　古典经济学是在特定的阶级社会中起作用的，这个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但它却把资本主义看作是永恒的自然秩序。古典经济学的最大的优点是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深刻的规律，即劳动者是按照价值获取报酬的。诚然，古典经济学家用劳动代替了劳动者，并且把劳动着的活人看做商品，看做物。但他们也因此而发现了劳动的生产成本——使劳动者能够劳动并能够进行自我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然而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的十分突出的矛盾也被揭露出来了。劳动者仅仅得到了自我再生产所必需的东西，而他所生产出来的东西的剩余部分全被资本家占有了。从普遍的平等交换中产生了特殊“商品”（即劳动）交换的不平等。

　　李嘉图坚信，在他的这个一体化的、自然的世界中，放任自流的生产将消除一切罪恶，并使一切都归于正义。他把他的合理社会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或者归咎于封建的残余，或者归咎于政府的干预。

　　启蒙理论认为，摆脱了封建贵族专制以后，知识与科学将带来一个和谐的世界。但这个概念被法国的社会政治革命彻底粉碎了。工业与科学不仅打破了封建的秩序，而且从一开始就暴露出了一些新的对抗。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最伟大的资产阶级哲学家黑格尔，意识到现代社会中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虽然他并不接受李嘉图的“自然秩序”，但他仍然站在古典经济学的立场上，他所着眼的仍然是劳动，而不是劳动者。或者更准确地说，他虽然一度注意过劳动者，但很快就转身别处，再也没有回过头来考察它。就这方面来说，古典政治经济学也是一样，并不了解人民的苦难。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看来，这些苦难似乎是社会的“自然秩序”诞生时的阵痛，是不得不付出的小小的代价，而“自然秩序”的诞生至少摆脱了一切封建束缚和国家干预。

一、工人的持续反抗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终结

　　李嘉图的分析遗忘了劳动者。但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却逐步地壮大起来。从资本主义诞生之日起，劳动者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反抗。一开始，对他们来说，放弃自己的个人自由而被塞进拥挤的城镇是毫无理由的。由于劳动者强烈地抵抗进入工厂，反抗工厂中监狱一般的纪律，所以一批针对“盲流”的法律被制订出来，强迫劳动者进入工厂。工人被迫进入工厂之后，不堪忍受这些法律的压迫，不断造反，破坏劳动工具，即破坏机器。1769年通过了第一批针对破坏机器的法律。然而，令资产阶级思想家惊愕的是，一方面，工人似乎十分卑贱地向机器屈服，而另一方面，却又频频爆发激烈的罢工。

　　新的工厂工人被迫签订契约，放弃他们的个人自由，成了“手的集合”中的一员，在千篇一律的条件下劳动。这些工人发展出了一种新的反抗方法。联合会（工联的最初形式）诞生了。资产阶级立即加以反击，1799年和1800年通过了反联合会的法令。但这一次情况却不同了，法律并没有奏效。工厂工人发现了一种新的力量，即聚集在一起所产生的力量，而这种聚集是工业资本家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就这样，他们联合起来，并从强加给他们的生产工具中获得了纪律性。他们不顾各种法律的约束和刑狱的惩罚，继续组织他们的联合会。从1811年和1812年的卢德派，到1834年的里昂，工人不断举行起义，又不断地遭到血腥的镇压。但是，他们在1824年赢得了废除反联合会法令的胜利。1844年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标志着工人起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们不仅是搞毁机器，而且撕毁机器上的铭牌、焚烧契约。

　　工联如雨后春笋般的在各地建立起来，罢工更成了家常便饭。但这时的工人斗争已经不是反抗机器，而是反抗资本的不受控制的权力了。他们对“一定量的货币买一定量的劳动”这一资本主义原则提出了质疑。他们对劳动条件提出了质疑。他们对劳动时间提出了质疑。他们要求一定数量的工资，要求对工厂进行监察，要求对劳动时间进行限制。然后，他们又转而反对立法者。在工联为争取十小时工作制而斗争的同时，英国工人更组织了宪章运动，要求普遍的选举权。

　　就在这个时期，1852年第一次资本主义总危机爆发了，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对此毫无准备。1837年又爆发了第二次危机。过去闻所未闻的现象，即生产过剩和萧条，现在成了正常现象。

　　一方面是反复出现的危机，另一方面是不断发生的工人暴动，李嘉图学派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劳动者问道，为什么他们创造了全部财富，却创造得越多越贫穷？而资本家则问道，为什么在生产没有受到任何限制的情况下，他们的生产体系却被总危机所摧垮？由单一的经济规律支配整个一体化的社会究竟是福还是祸？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中存在着一些无法解决的矛盾，而他的追随者们在这些矛盾面前寸步难行。当然，这不是因为他们是追随者，而李嘉图是原则创的思想家。问题在于客观条件使矛盾进一步发展了。危机和阶级斗争对李嘉图学派来说是一场浩劫。这个学派的科学性足以使它指出矛盾，而它的资产阶级性又足以使它排斥工人，然而只有工人才能将这些矛盾推向其终结。

　　李嘉图派的理论，无法在自己提出的基本劳动价值规律基础上解释资本家与劳动的交换，这就意味着这个学派必然要解体。老拿骚（Nassau）的臭名昭著的“十二小时论”，意味着作为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已经寿终正寝。这种理论认为，所有的利润都只能在十二个小时之内创造，“因此”，任何把工作时间降低到十小时的作法，都会导致整个生产体系的崩溃。至此，资产阶级经济学就成了马克思所说的“受雇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职业辩护士”。

　　危机越严重，罢工就越频繁、越激烈。而且，危机越严重，就有越多的机器被采用。资本主义的全部生产哲学被还原为，“训练人们放弃其散漫的劳动习惯，与综合自动化的不变规则认同。”[23]

二、空想社会主义和普鲁东：精神魔术一例

[24]

　　古典经济学家关于“生产和更多的生产”（马克思称之为“为生产的生产”）的哲学，为现代工业提供了所需的发展空间。现实的发展过程提示了现代生产的条件，并且揭露出（即生产者）的福利根本没有随着财富的增加而改进。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产生了对分配不公平的呐喊，并且必然地在知识分子中间唤起了对无产阶级的同情。然而，由于处在生产之外，知识分子无法看到，工人阶级拥有推翻这种矛盾性生产条件的力量。对知识分子来说，无产阶级只是作为一个受苦的阶级存在。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产生有其理由。工业革命初期，工业无产阶级在其幼年期不能形成独立的群众运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即使在无产阶级的行动在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都已上升到有组织的形式时，仍然置身于群众运动之外。普鲁东在这方面是个最典型、最重要的例子。他反对罢工和工人联合会，因为它只能“使一切变得更严重”。他反对政治运动，因为这些政治运动不符合他头脑中设想的形式。

　　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学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解体的时候，一批空想社会主义者应运而生。他们企图“利用”古典劳动理论，把它当作“为”工人阶级的价值源泉。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立足点是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他们说，这个理论是“社会主义”的，只需清除其资产阶级的“结论”。他们论证说，如果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那么它也就是一切剩余价值的源泉，因此，“劳动成果”“当然地”应该属于劳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对群众重新组织社会的最初模糊的愿望的反应。当群众运动已朝着另一个方向前进时，空想社会主义的继续存在，就只能是一种与现实无产阶级运动对立的反动运动了。

　　空想社会主义者远离了生动的工人阶级运动。在英国有工联和宪章运动。罗伯特·欧文曾经在揭露英国工厂中的现实状况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他始终站在现实的无产阶级运动之外。尽管群众的苦难促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离自己的阶级，接近工人阶级，但是他们丝毫不相信群众的首创性。

　　最令罗伯特·欧文惊讶的是，当他在美洲建立起“协和村”殖民地返回英国时，已经发展到一百万人的强大的工联正准备采用他的计划。然而，作为无产阶级，他们懂得实现这个计划的途径是革命的群众运动。他们准备消灭剥削阶级。他们准备发动全国性的总罢工，并在某种合作制的基础上重新组织工业。起初，罗伯特·欧文和他们站在一起，后来，他向后退了。当现实的工人运动在政府的极其严厉的迫害下崩溃时，他自己的组织就变得越来越“伦理化”。

　　普鲁东是这些空想社会主义流派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人物。他反对英国的工联，反对到处举行罢工。当马克思预言德国处在革命的前夜的时，普鲁东却“证明”群众已经使革命“走过了火”。革命刚在法国和德国爆发，他马上就作出了这种证明。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不是普鲁东的预见是否正确的问题。问题在于“做什么”。马克思总是站在革命的工人阶级一边，而那些知识分子包括普鲁东这种唱独角戏的知识分子，总是反对革命的工人阶级。

　　马克思写道：“普鲁东先生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的历史运动，……代替了唯一能解决这些冲突的群众的实践和暴力的行动，代替了这一广阔的、持久的和复杂的运动。”[25]

　　普鲁东不是对群众的实际历史发展进行分析，更没有将自身投入到这些运动中去，而是醉心于“普遍理性”的发展，醉心于“绝对真理”，这个绝对真理产生出来的是几个“超阶级的”道德观念，例如“正义”、“平等”等等。他论证说，一旦把这些道德观念灌输到政治经济学中去，价值就会回归自身；而一旦承认每个人都拥有财产的资格，李嘉图的理论就得到了纠正。

　　普鲁东的最终发现是，应该建立“人民银行”。“人民银行”、自由信用社和“交换组织”这些东西，对普鲁东来说是十分自然的。因为他对价值的全部了解就是，价值是某种量的东西，是关于国民财富中的产品的某种比率的问题。在他看来，现存生产关系的一切弊病都可以通过改变财产的产权来解决。此外，只要货币仅仅充当流通媒介，那么在他的世界中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因此，他认为，货币不应该借贷出去获取利息，而应该“像其他商品一样加以买卖”。在他的心目中，罪恶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国家给黄金赋予了一种经济特权”。资本主义的所有罪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而是各国政府的阴谋的产物。

　　在普鲁东头脑中，阶级斗争和他所谓的“矛盾体系”一样，似乎也只是一个抽象。这个理智上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冲突是可以通过“正确观念”来解决的。普鲁东所谓的“正确观念”，是指现存生产体系之内把劳动和财产重新统一起来所产生的相互对立着的各种力量的“好的方面”的“综合”，而生产体系本身则保持不变。马克思指把无产阶级放在他全部思想的核心位置，而普鲁东却把小生产者放在核心位置。他的目标是去掉资本家与工人之宰的中间人；重新分配土地和工业；建立一个“平等的生产者的社会”。在他看来，只要商人和银行家不再拥有政府赋予他们的垄断权，“就可以把交换公正地组织起来”。这个好心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把自己编造出来的处在现代社会两大阶级——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东西，误认为是他发现的两个互相对立的强大力量之间平衡点。

　　在《贫困的哲学》中，普鲁东对他的这个幻想作了一番描述。[26]马克思反击他而写了《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指出，试图“组织交换”，试图在以工厂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里的市场无政府状态中引入秩序意味着不可避免地要按照工厂里的劳动分工来进行组织，而在工厂中，资本家的权威是不可动摇的。试图把这种“权威原则”引入社会整体，只能是要求整个社会服从于一个唯一的主人。

　　这种对集权主义的深刻预见（抽象的计划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这种集权主义），对普鲁东主义在法国的发展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在法国，受到阻滞的工业化运动造就了具有小生产者性质的理想化。

　　在普鲁东的“社会主义”中，小农、小工业者和半无产阶级受到推崇。普鲁东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过程遭受的那种专制没有亲身体验，他以为无需改变商品生产，只要通过他的自由信用社计划创造“为所有人的货币”，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十年以后在美国，当水份太大的铁路股票直线下跌时，王德彼而特遇到的最大麻烦就是手中这种信用券太多。如果劳动没有创造出价值，那么无论是王德彼而特还是古尔茨，或者是政府，都不可能凭空把价值创造出来。但是，普鲁东并不了解这一点。他早已作出决定，工人应该储存一些小笔的股票，建立起一些作坊，并且，由于他们可以放弃利息和利润，所以他们很快就可以从资产阶级手里把整个法国的全部资本“买下来”。实际上，这倒很像狡猾的投机家彼得·梅纽特，用有信誉的25美元从印地安人手中买下了曼哈顿岛。1848这一年，把激进知识分子的虚张声势扫除得荡然无存。然而，有必要揭露“组织交换”这一错误的理论根源。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著作中，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22] 笔者在卷帙浩繁的文献中发现了这一领域中最有价值的著作，这就是保尔•孟特乌斯的《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当然，还有阿诺尔德•汤因比的开拓性著作《英国十八世纪工业革命》。

[23] 见尤尔的《工业的哲学》。

[24] 在美国比较容易找到的普鲁东的著作只有两本，一是《十九世纪革命的一般概念》，二是《普鲁东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486页。

[26] 不幸的是美国还没有合适的译本，不过在马克思的摧毁性的答复中已经复述了普鲁东的一切重要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