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杜纳耶夫斯卡娅 ->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1957）
第一部分 从实践到理论：1776—1848
第一章 革命的时代：
工业革命、社会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
我们的机器时代是在十八世纪的三个革命中诞生的：工业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现代社会的每一种主要问题，都以胚胎形式存在于这三个革命中。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置身于随工业主义的产生而产生的各种矛盾的最终发展阶段。我们的时代至今没有解决它一诞生就面对着的那些矛盾。证明这一点至关重要，可以说是生死攸关。一党制集权国家是这些矛盾的最高表现形式。核心问题仍然是：人能获得自由吗？
当今世界的总体危机及对总体变革的要求，呼唤着哲学，呼唤着一种总体观念。今天，我们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地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革命。工业革命瓦解了旧的封建社会秩序。在纺织机械、炼铁焦炉和蒸汽机的严明纪律之下，人类劳动为资本家创造了比金矿的发现和美洲大陆新市场的发现更大的财富。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即使在失去了“新世界殖民地”的情况下，也没有停步。在落后的法国却不同，封建特权和旧秩序中的各种既得利益，束缚着新生的资产阶级的手脚。
1776年，美国作为一个国家诞生。正是在这一年，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这本书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就像工业革命对英国政治经济学发生过巨大影响一样，法国革命对着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之下，最伟大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对迄今为止的所有哲学进行了重新整理。这些思想上的革命，只有在行动上的革命的烛照之下，特别是在伟大的法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才能被充分地理解。思想中的一切，甚至天才思想中的一切，无不预先存在于普通人的行动之中。
一、书本中的和现实中的法国革命
尽管关于法国革命的书籍汗牛充栋，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对法国群众的活动作出广泛、深入的说明。直到最近，丹尼尔·戈林发表了一部真正具有开拓性的著作《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阶级斗争》。[1]但这本书至今没有英译本。1947年，美国出版了巴黎大学荣誉教授乔治·列菲伏尔（Georges Lefebvre）的《法国革命的来临》的英译本。这本书的分析局限于革命的开始阶段。[2]
法国革命的爆发有如石破天惊，它的伟大的勇敢精神、连续性和持久性使整个世界为之惊骇。群众极大地动员起来，不仅反对贵族，而且反对起义中的资产阶级右翼（吉伦特派），还反对由最著名的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领导的资产阶级左翼（山岳党人或雅各宾派）。
使中产阶级掌握了政权的1789年革命，是十八世纪哲学的产儿。这是自由派历史学家的老生常谈。而且，他们还总要加上一名，1793年“不过”是“形势和必然性的作品”。他们的逻辑似乎是：因为群众没有“理论”，所以他们没有在“历史”上留下真正的印记。但事实上，1789年和1793年（特别是1793年）革命的自发性本身，就带有群众运动的要求和建设新社会的方法的鲜明印记。
诚然，在革命之前，无套裤汉们，亦即群众运动的最底层，并没有直接民主的理论。任何人都没有这种理论，哲学家们更是如此。诚然，城镇贫民没有自觉地组织起来取代议会。但是，他们自发地在“公社”这种旧组织中注入了新内容。同时，一些崭新的联合形式，诸如俱乐部、协会、委员会等等，如雨后春笋般到处涌现。群众投票后不回家去，留在投票站谈话，这个简单的行动就把选举变成了真正的协商与行动的集会。巴黎各选区充满着生命的热浪。这样，他们形成了常务会议。第一、每天一次例会，通常是晚间5点或6点开始。第二、选出了一个通讯工作处，来确保首都各个选区之间的联系，使他们能够随时了解各个区域的情况，协调它们的活动。第三、他们对可疑的人进行监视和跟踪，确保革命的精神不被出卖。
例如在1790年1月，他们反对逮捕马拉，并通过行动表明自己的看法，巩固革命成果。1791年6月18日，他们采纳罗伯斯庇尔的建议，废除了“积极”公民与“消极”公民之间的区分。所谓积极公民是指可以支付选举税的人，所谓消极公民是不能支付选举税的人。事实上，选区的群众已经把形势控制在自己手中，并早已废除了这种区分。这样，群众运动给资产阶级上了第一堂民主课。1792年7月，集会变成了公共集会，没有选举权的妇女和青年也被准许进入会议走廊。
戈林在他的著作中指出，无套裤汉们本能地意识到必须把他们直接、灵活、清晰的代表形式，与议会制民主的间接、拖塌、抽象的形式对立起来。各个选区、公社和各种公共团体，每天表达着群众的意愿和革命先锋队的意见。他们是革命最有效率的工具，是革命的最忠诚的解释者。这种感觉给了他们勇气，以神圣的“国民代表大会”向权力提出挑战。人民丝毫不受死板的先入之见束缚，摈弃了一切抽象的形式主义，所以，他们的双重权力的具体形式在不同情况下有各种变化。不过还是让我们从头开始吧。
二、巴黎群众和法国大革命
1789年7月14日是最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标志。与此前发生的美国革命不同，法国人民不是在与外来的敌人斗争。他们的苦难来自于本国君权神授的统治者。他们的敌人在国内。专制君主已经腐败透顶，他们让群众生活在贫困之中，并对青年自由市民的运动加以限制。皇族、地主和教士们骑在农奴背上，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
英国工商阶级的兴起使科学获得了解放。但此时法国的统治者，却试图禁止科学家超越宗教迷信的界限，在思想领域也维持奴役制度。
这些矛盾和对抗达到了爆发的临界点，并与巴士底狱的风暴汇合到一处。各个阶级熔铸成一个民族，力图摆脱旧的社会秩序。在农村，农民拒绝交纳什一税，他们洗劫封建领主的城堡，焚烧契约，夺回公社。在城市里，工人和自由市民组织成各种委员会、俱乐部和公社，以确保摧毁旧的社会秩序，建立新的社会秩序。
革命是从1789年巴士底狱的风暴开始的。但是，直到1792年8月10日巴黎各选区工人群众举行暴动，封建君主才被彻底推翻。这时，立法机关才宣布，新的会议，即国民代表大会，必须由普选产生。因此，民主不是由哲学理论创造出来的，更不是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们创造出来的。它是群众在自由的行动方法中发现的。在摧毁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过程中，有一个双重节律，带有工人阶级自我活动的鲜明标志，而这种自我活动是工人阶级认识世界的真正方式。事实上，法国大革命的最伟大的成就在于工人发现了自己的认识方式。
群众实实在在地活动着。他们为具体的目标而斗争，为面包和衣服而斗争，为控制物价而斗争，为了与国内外敌人战斗而夺取武装。而正统的领袖们却对此横加指责。于是，群众运用自己创造的各种委员会，在国民代表大会上表达自己的意志。他们把要面包、要工作的要求，与对政治自由和完整公民权的要求结合起来。促使他们径直地走向建立新社会之目标的，是必然性而不是理论。他们的行动不仅使他们赢得了所要求的东西，而且使他们懂得了谁能真正地代表他们。到了1793年，代表工人的已不是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派，而是愤怒派的雅奎斯·罗克斯（Jacques Roux）、特奥菲利·李克雷尔（Theophile Leclerc）和让·瓦列特（Jean Varlet）。他们是群众革命运动的真正代言人。[3]
雅奎斯·罗克斯说，“山岳党的代表们，遗憾的是你们没有从这座革命塔楼的第三层爬到第九层，否则你们会看到缺衣少食的大众，看到他们的眼泪，听到他们的呻吟，你们的心就会被软化。股票市场上的赌博和食品行业中的投机，使他们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
特奥菲利·李克雷尔邀请国会议员们在清晨三点钟起来，到围在面包房门口的市民中间去看看。他说：“议员们在面包房门口呆三个小时，比他们在国民代表大会的板凳上坐四年学到的东西还多。”
对罗伯斯庇尔来说，理性是“最高的存在”。但是让·瓦列特说，理性生活在群众之中。“四年来，我一直在公共广场上，在人民的团体中，在那些无套裤汉中间生活，在我所热爱的人民中间生活。我懂得了，这些住在小屋中的可怜的穷人们，虽然只是淳朴地直接说出自己心中所想，却能够比那些高尚的绅士、伟大的说客、辞不达意的学究们更坚定、更勇敢地运用理性。如果你们想要学习科学的知识，那就像我一样到人民中间去吧。”[4]
1789年，法国工人阶级在人数上是比较弱小的。但是，两千五百万人口中的六十万工人，却在彻底推翻旧制度方面创造了奇迹。在资产阶级诞生的时期，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把自己与革命的资产阶级领导完全地区别开来。但是他们懂得，只有靠他们自己的群众动员，靠不断的活动，才能实现自己的要求。罗伯斯庇尔懂得如何有效地动员群众的巨大能量来反对封建贵族反动派，但他试图限制革命运动。在当时的物质条件和历史条件下，革命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平等原则，即巴黎群众的真正代表为之奋斗的平等原则。我们不能在这里对罗伯斯庇尔开启的历史过程详加追溯。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我们只需指出，罗伯斯庇尔打开了白色恐怖的大门。白色恐怖夺去了他的生命，为拿破仑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法国大革命从“自由、平等、博爱”开始，并以这些口号来装饰《人权宣言》。这一点与美国革命很相似。美国革命是在独立宣言的旗帜下战斗。法国革命的终点是新的统治阶级巩固了政权。这是一个新的剥削阶级，但它比它所彻底摧毁了的封建阶级有更广泛的民众支持。第一，新的统治阶级毫不迟疑地废除了封建的什一税，并且不做任何补偿。第二，以前的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成为农奴，现在农民夺取了土地，而教会和流亡贵族的财产亦被国有化了。第三，国王被废黜，欧洲第一个现代共和国中第一次建立起了男性普选制度。
工业革命以及农民夺取土地，为新的统治阶级奠定了稳固的经济基础。[5]这个基础使资产阶级得以稳坐统治阶级的宝座，不管政权的形式是共和制还是帝制。
半个世纪以后，青年马克思从法国革命中、从群众运动中得出了革命社会主义的原则。然而，早在马克思诞生之前，黑格尔面对法国革命的挑战，已经彻底地重新组织了哲学的基本前提。
三、哲学家与革命：自由与黑格尔辩证法
黑格尔并没有直接考察法国大革命。但他批判了过去的哲学家。在黑格尔之前的全部哲学，从培根、笛卡尔到百科全书派、卢梭和康德，都信心十足地认为，所有的基本问题都已经解决，封建秩序和侵犯科学权利的教会权威都无法阻挡新的太平盛世的到来。
卢梭和康德对科学（工业）进步是否能自动带来这种太平盛世表示怀疑。他们感受到了一种内在的矛盾，因而求诸于人类情感和权力。但是他们只是想通过外力把对立面协调起来，这种外力就是按普遍规律行动的人的实践理性，亦即“一般意志”。
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写于法国大革命的前一年。虽然他对革命的热情从未支援过，但他无法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对其哲学前提的活生生的挑战。只有黑格尔面对了这一挑战。法国大革命对黑格尔有深远影响是不成问题的。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劳动的分工、工人对机器的屈从、革命后工业发展对机器进化的巨大推动，这些事实对黑格尔也有重大影响。
在《第一体系》（1801年）中，黑格尔独自勇敢地面对了新的重大否定现象——异化劳动。“劳动越是变得机械化，它的价值就越小，个人的辛苦就越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的价值按照同样的比率降低……个人的能力受到了巨大的限制，而工厂工人的意识，也被降低到最愚钝的程度。”[6]
黑格尔这里的描述令人想起马克思的著作。但黑格尔没有看到异化劳动的积极因素。他是不可能看到这些积极因素的，因为四十年以后工厂工人才展现出他们全部的伟大创造力，并对资本主义新秩序提出挑战。黑格尔所看到的只是一头疯狂的野兽。年轻的黑格尔，在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中工人的状况后，突然中断了他的《第一体系》的手稿，并且再也没有完成它。这是思想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一个环节。
黑格尔退回象牙之塔，远离了时代的现实，他的核心异化的命题从生产体系中抽离出来。然而，所谓的“初生时期和组织时期”对他的影响极其深远，所以劳动仍然是他的哲学的一个内在要素。我们可以从《精神现象学》的“主宰与奴役”一节中看到这一点。黑格尔在这一节中提示出，奴隶获得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精神”[7]，而且比奴隶主立足更高。奴隶主骄奢淫逸，脱离劳动，因此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马克思并不知道黑格尔的早期著作，因为这些著作直到二十世纪才发表。但是他从《精神现象学》中获得了决定性的影响。对这部著作马克思做了如下总结：“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人对作为类存在物的自身的现实的能动的关系……只有通过人类的全部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
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哲学“紧紧抓住人的异化，尽管人仅仅表现为精神的形式，所有的批判要素都隐藏在这里，而且往往是以一种远远超出黑格尔哲学立场的方式表现出来。”[8]
无论是在青年黑格尔还是老年黑格尔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对立面的克服不是一个单一的行动，而是一个不断的发展过程，是一种通过矛盾的发展。他把这种发展称为辩证法。人性的运动正是由对立面的斗争推向前进的。正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所表述的，人类不是摆脱奴隶制获得自由，而是通过奴隶制获得自由。黑格尔不满足于肯定通过对立面实现自我运动和自我活动的辩证原则。他以这种观点考察了整个人类历史。他对由对立面所创造并克服的各种特殊形式的追溯，是思想史上一个迄今无人可望其项背的里程碑。
黑格尔写道：“在我看来，……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地理解和表述为主体。”[9]自由是能动的精神，是黑格尔的最伟大著作中的“主体”。对于黑格尔来说，整个历史就是自由的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历史阶段。正是这一点使黑格尔具有十足的当代性。《精神现象学》、《逻辑学》、《精神哲学》应该看作是一个整体。自由是黑格尔的出发点，也是他的最后归宿。“个人与民族的精神一旦获得了关于充分自由的抽象概念，任何东西都无法与这种不可控制的力量相比，因为它是精神的真正本质，也是它真正的现实性。……非洲和东方的整块大陆上，没有产生过这种观念，而且现在仍然没有。希腊人和罗马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甚至斯多葛派，也没有这个观念。相反，他们认为，人类的真正自由，或者是与生俱来，像雅典公民和斯巴达公民那样，或者是靠性格的力量获得，靠教育或哲学获得。这一观念是通过基督教来到这个世界的。”[10]
当青年黑格尔说自由的观念是通过基督教而产生时，他也许有所保留，也许没有。但是，不管被看做自由观念的出发点的是基督教义，还是工业革命为自由创造的物质条件（像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问题的本质是相同的：人为了获得自由需要进行斗争，因此，自由表现为现代社会的“否定性”。正如马克思的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如果人事实上是自由的，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存在，也就不会有《精神现象学》，不会有《逻辑学》。对于马克思和黑格尔来说，关键问题在于当代社会中存在着一些障碍，妨碍着人的“普遍性”的发展。
黑格尔追溯了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并且使用了一些令人头痛的术语和抽象，但他的方法和观念的适用性，超越了他自己对它们的使用方式。黑格尔所谓的“绝对”，如果去除了包裹在上面的抽象，在一切时代都有适用性的意义，在我们今天的时代尤其如此。尽管黑格尔追溯的是“纯思想”的辩证法，但是“绝对知识”、“绝对观念”、“绝对精神”的辩证法，并不仅限于思想过程，黑格尔也没有把他的哲学与现实的历史分割开来。思想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与之相应的现实世界的发展阶段。[11]
这位伟大的天才达到了似乎不可企及的成就。因为对于他来说，存在着一个理性，而且只有一个理性，这就是自由的现实性，至于是否把它称作“世界精神”或“绝对精神”，都无关紧要。他成功地打破了有限性与无限性、人性与神性之间的界限。他的《逻辑学》是运动着的。各种对立面之间、思想与现实之间过去被认为不可分割的界限，现在都被看作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消失而又重现，与自己的对立面发生直接的冲突，并由此获得发展。人就是这样最终获得真正的自由，这是获得自由的唯一途径。人的自由不是一种占有，而是他存在的一个向度。“如果说对理念的认识，例如人认识到自由是自己的本质、目的和对象，是一个沉思的问题，那么理念本身则是人的现实性，它不是某种他所拥有的东西，而是他作为人所是的东西。”[12]
黑格尔假定人类的能力具有无限扩展的可能性，这使他可以把人类的各个发展阶段表述为争取自由的斗争的发展阶段。这样，他就可以把过去和现在表述为向未来的连续发展，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同过去相连接的这种连续性，是辩证法的生命线。黑格尔预见了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实现着他的全部人类潜能，并因此有意识地实现自然界通过盲目必然性所实现的一切。“真理”，亦即作为人的本质的一部分的自由，并不是某种由黑格尔“添加”的东西。这正是黑格尔眼界的宏伟壮阔之处，它是从绝对方法的本性，即辩证哲学中涌流出来的。“理性认识的最重要的部分，是在否定的东西之中紧紧抓住肯定的东西，在结果之中抓住前提的内容。”[13]
马克思说，理想不是现实的反映，是转化为思想的现实。当他这样说时，他并没有离开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也没有离开他的绝对。在后面，当我们进入对马克思《资本论》的分析时，我们会看到他的“绝对”，即建立新社会的“新激情和新力量”。
对马克思来说，“在否定的东西中抓住肯定的东西”，就是抓无产阶级自我活动的概念。无产阶级正在破坏现存的、陈旧的、充满苦难和否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
黑格尔没有看到工厂工人的创造性，在工人阶级发展的幼年阶段上，他也不可能看到这一点。他只是在思想中解决了一切矛盾，那么他的绝对不过是理智世界与物质生产世界脱离的一种反映，或者说，他被封闭在一个本体论体系中而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如果我们这样想，就会对他的思想产生极大的误解。事情恰恰相反，黑格尔打破了作为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基本特征的内省倾向。其他的哲学家都把真理和自由的实现放在灵魂或天国去，黑格尔却把历史引入了哲学。
四、黑格尔的绝对和我们的绝对的时代
每一个时代都从最原始的思想家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每一个时代也都有所贡献。我们的时代尤其如此。在本书最后讨论自动化和新人道主义问题的那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工人一直在以行动外化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并由此具体化和深化了从实践到理论的活动。在同一时期，从理论出发的运动却几乎停滞不前，因为它对从实践出发的运动视而不见。听起来可能近乎悖论，妨碍知识分子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中发现新社会的最大的障碍，在于他们脱离了劳动人民，因为劳动人民的生活中存在着新社会的因素。由于与新的冲动相隔绝，他们一再地重复着同一个陈旧的问题：如果说黑格尔事实上提出了新社会的逻辑，那么为什么他以支持德国官僚国家告终呢？黑格尔自己告诉了我们政治上的原因（他的调和的个性在这里并不重要）。黑格尔说，社会分裂为对立的阶级和对立的利益，仅有国家不足以保障权威。因此，需要一种特权阶层，在“一般政府与分裂为各种要素（人民与社团）的民族”这两者之间施行仲裁和中介的功能。
马克思告诉了我们哲学上的原因。在黑格尔的体系中，人性是从后登台的，就是说，自我发展的核心不是人，而是人的“意识”，发展仅仅是观念的自我发展。好像思想飘荡于天地之间，而不是存在于人的头脑中。马克思正是对这种非人化进行了无情的鞭笞：“黑格尔以绝对知识替代了人类现实性。”
正是在这里，马克思把头足倒立的黑格尔颠倒过来，使他重新用脚站在地上，从而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辩证唯物主义。由于黑格尔不能把群众看做创造新社会的“主体”，所以，尽管黑格尔去除了把事物看做“自在之物”、看做不透明的僵死之物的观点，但他的哲学最终还是回到了康德关于对立面靠外力统一的观点上去。黑格尔摧毁了所有的教条主义，但留下了一种教条，这就是关于“群众的落后性”的教条。
黑格尔在这道阶级障碍上绊倒了。他曾经以气势恢宏的构思试图把欧洲思想从理性主义的陷阱中拯救出来，现在又重新落入这一陷阱之中。资产阶级思想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发展中达到了它所能达到的顶峰，而且，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已经“腐朽了”。
赫伯特·马尔库塞说过，黑格尔哲学的遗产并没有留传给“黑格尔派”，这话绝对正确。[14]冲破黑格尔晦涩的语言，出现了一种伴随着警钟的对黑格尔哲学的新推动。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认识到，黑格尔哲学是无产阶级世界历史观的必要前提。而现在黑格尔哲学的意义就不仅如此。它涉及到人性的全部问题。因为，在黑格尔的绝对中，体现着社会个体的充分发展，或者用黑格尔的话说，体现着“排除了对其普遍性（即自由本身）的一切干扰的纯化了的个体性”，尽管是以抽象的形式体现的。[15]这里存在着新社会的诞生所需要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这个新社会，这种为重获新生的斗争，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怀。
我们的时代曾经有过一个成功的工人革命，即1917年11月的俄国革命。这场革命似乎在人性的自由发展中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但是即以国家资本主义反革命告终。因此，在我们的时代，人们萦萦于怀的是一个有关人类命运的问题：“革命之后是什么？”我们是不是总要碰到一个反对个人自由的新形式的国家暴政？我们为自由的斗争是否一定要以一种专制而告终？法国大革命以拿破仑王朝为终结，这一点黑格尔可以作证，俄国革命以斯大林的统治为终结，这一点我们可以作证。我们问自己：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国家如何转化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人的自由是可能的吗？我们在寻找一个总体的、绝对的答案。当前世界危机的总体性迫使我们转向黑格尔和他的绝对，尽管“绝对”是黑格尔哲学的最抽象部分的坚实基础。这个基础正是俄国理论家们不得不否定黑格尔的理由。
近至1947年，俄国共产主义者感到，这种辩证的历史方法，对他们粗暴的方法论产生了巨大冲击。他们把需要证明的东西当做预设的前提，这就是所谓“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斯大林的得力助手安德烈·日丹诺夫，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专门召开的“哲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告诉这些哲学工作者们，“黑格尔的问题早就解决了。没有任何理由再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当我们谈到哲学战线的时候，我们马上会想到一支由战斗的哲学家组成的队伍……要展开一个决定性的攻势……但是，我们的哲学战线能算是真正的战线吗？我看更像是一条污浊的河流。或者说像一个远离战场的营地。战场上的战斗胜负未定，大部分区域还没有与敌军接触，没有对敌方情况的侦察，武器生了锈，战士们自己冒着危险战斗……”[16]
这样，他就确定了一条叫做“哲学的党性”的路线。然后，就充满自信地宣布发现了一个“新的辩证规律”，即“批评与自我批评”。他以人为安排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主观性，代替了通过矛盾发展的客观辩证规律。然后又宣布：“在我们的苏维埃社会里，对抗的阶级已经被消灭。新事物与旧事物之间的斗争，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不是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以对抗阶级之间斗争的形式和灾变的形式进行，而是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形式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真正发展的动力，是共产党手中的有力武器。这是运动的一个无可争辩的新方面，是发展的一新类型，是一个新的辩证规律。”[17]
直到1955年，“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新辩证规律对黑格尔仍然抓住不放，而对他们的集权体制中的活生生的矛盾则冷淡得多。黑格尔仍然活着，并且令俄国统治者感到担忧。因为他们正确地意识到，黑格尔绝对概念与国际争取和平自由的斗争之间，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毫不相干。俄国理论家们认为，或者是希望我们认为，1917年俄国革命成功后，争取自由的历史性斗争就停止了。他们以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分开为理由，把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弄得残缺不全，并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变成莫名其妙的东西。[18]他们希望借此在理论上窒息即将诞生的新社会。在现实生活中，俄国工人的不断起义瓦解着官僚主义权力，与此同时，这些官僚主义统治者始终感到辩证的历史方法对他们的冲击。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绝对的时代，就是说，在这个时代里，各种矛盾如此具有总体性，以至于反革命就存在于革命的心脏里。我们寻求克服这种总体性，克服这个绝对矛盾，我们便踏在了自由的门槛上，因此，我们可以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好地理解黑格尔最抽象的概念。
在黑格尔哲学中，绝对是对未来的展望。不管人们把绝对当作新社会来接受，还是当作人性与神性的本体论统一来接受，简单的真理是：这种人性与神性的统一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黑格尔的绝对与他所谓的以往哲学中绝对之“空匮”直接对立。他的《逻辑学》中的范畴，例如“存在与生成”、“本质与现象”、“必然与自由”等等，并不像黑格尔想象的那样，具有独立于人的永恒实在。实际上，这些范畴是物质世界中发生的过程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同样真实的是，黑格尔自己的分析的结论是：实现性，亦即实在的真实形式，要求自由，要求人的解放。黑格尔的概念学说展开了这些自由范畴，而人类的真正的潜能就与表面的现实对立起来。正是这一点，给黑格尔的辩证哲学戴上了一道物质的绶带。事实上，《逻辑学》可以说就是法国大革命建立起来的历史哲学，这一哲学告诉人们，在时间性历史之中的人，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可以获得自由。
虽然黑格尔只是与思想打交道，但实践是他思想的本质。实际上，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实践的观念”高于“认识的观念”，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黑格尔的所有著作都以绝对结束，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的绝对不是“抽离”生活的绝对。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从日常生活的领域开始，最后以“绝对知识”结束，他把这种“绝对知识”解释为历史与科学的统一。
黑格尔的《逻辑学》从《精神现象学》结束的地方开始。绝对知识，亦即认识的历史和认识的科学，再次担当起追求真理的使命。一句话，历史以及对历史展开之组织形式的哲学把握，迄今只在社会的表层达到了一种绝对。首先，它们从表象世界进入了逻辑世界，在这里它们达到了作为“绝对观念”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黑格尔后来在《自然哲学》中指出，自然经过了与观念同样的辩证发展。如果用唯物主义的语言来翻译黑格尔，他在这里的意思是，存在着一种从实践到理论的运动，即自然与逻辑原则，在更高的层面上统一起来，但他承认“哲学表现为一种主观认识，它的目的是自由，而它本身正是创造自由的途径”。他指出精神本身如何变成了“过程中的中介力量”，并补充说，“引起运动和发展的，是事实的本质，即概念，而同一个运动同时又是认识活动”。[19]黑格尔在绝对精神中达到了他的体系的顶点。
马克思并没有拒绝唯心主义。青年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观点描述为：“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的真理。”[20]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所有唯物主义哲学中最唯心的一种，而黑格尔哲学则是所有唯心主义哲学中最唯物的一种。马克思说，黑格尔不能把他的辩证逻辑贯彻到底，因为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努力追踪逻辑运动的哲学家。他不是工人的哲学家，而是知识分子的哲学家。黑格尔建立了一些原则。他是在法国大革命对以往一切哲学进行的摧毁性的批判中发现这些原则的。但是，哲学家只在自己头脑中和别人头脑中的思想上操作，他不可能解决社会问题。他不能创造新的统一体。他只能对已经达到的统一进行总结。他总是站在现实的自然过程的一旁（这个过程是人的本质作用于自然），不断地把这个过程转化为与他自己的新的统一体。
辩证方法在新起点上的发展，应该到马克思主义中去寻找。为了把辩证运动继续向前推进，必须使它回到真实的世界及其劳动过程之中。这正是马克思所做的。
官方马克思主义一直在重复一种陈词滥调，即马克思把黑格尔颠倒过来了，使他重新用脚站在地上。正如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发现的那样，如果只是口头上赞同辩证法，不厌其烦地说没有马克思黑格尔就一文不值，那就会把马克思变成庸俗唯物主义者。如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只是一个诱人的陷阱，那么今天它已成了马克思一切主张的最严重的退化堕落。俄国共产主义是这种总体的历史堕落的魁首。学术界的大多数黑格尔主义者，对黑格尔的“秘密”都守口如瓶，从而封闭了一条研究黑格尔的途径。他们对这一堕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人们对此又会做何感想呢？
激进知识分子加入了把辩证法转变成纯粹诡辩论的二重唱，他们的做法简直有点像参与阴谋。知识分子犬儒们学会了操演辩证法，可以用它为任何问题上的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证。例如，他们说黑格尔既是反革命的理论家，又是“不断革命”的理论家。对这种可以轻松自如地为一个案件的任何一方进行论证的哲学论棍，黑格尔本人早就有所揭露：“诡辩者并不深究所要辩护的东西是什么，（这种东西很可能是真的）他只关心辩护之根据的形式条件，而这些根据可以为一切辩护，也可以反驳一切。”[21]
在我们今天的时代，如果有人宣称，黑格尔的绝对的意思仅仅是“认识”过去的全部文化，那就是嘲弄世界与思想的辩证发展，并且绝对地堵死了通达黑格尔的一条理性道路。更糟糕的是，这样的诡辩论又是一种自我麻痹，是横梗在通向世界本身的清醒理论道路上的藩篱。
我们必须剥掉绕在黑格尔哲学上的过分深重的学术传统，甩掉激进知识分子的犬儒态度与市侩行为的沉重负担。否则，我们就无法抵御共产主义的腐败的迷雾。
[1] Daniel Guerin, La Lutte de Classes Sous La Premiere Repubique , two volurnes , Paris 1946.
[2] 读者还可以参考阿尔伯特•马塞兹的《法国革命和罗伯斯庇尔之后：热月的反动》（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After Robespierre: Thermidorian Reaction by Albert Mathiez）
[3] 参见马克思的话：“1789年在Cercle social（社会小组）中开始、中途以勒克莱尔克和卢为主要代表、最后以巴贝夫密谋的失败而暂时遭到失败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共产主义的思想。1830年革命后，在法国，这种思想又为巴贝夫的友人邦纳罗蒂所倡导。”《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52页。
[4] 瓦列特、罗克斯和李克雷尔的话转引自Daniel Guerin的著作。
[5] 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指出，十六世纪德国的改革背叛了农民起义者，因为它没有给予他们土地，其结果是“使德国在发挥独立的历史作用的国家的行列中消失了三个世纪”。土地与农民的问题的解决是革命成功的先决条件。我们在南北战争中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南方现在仍然没有彻底解决，黑人还没有得到他们的“四十亩地一头骡”。限于篇幅恕不深入讨论这个问题。
[6] 转引自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Reason and Revolution, p.79.）。
[7] 理查德•科隆耐尔《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为《黑格尔早期理论著作选》作的导言中说：“青年马克思也许就是读了这些著作，找到了自己未来纲领的胚芽。不管怎么说，‘他自己的精神’这个用语预示了劳工运动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的劳工运动使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并认识到他们有‘自己的精神’”。
[8] 见“黑格尔辩证法批判”。
[9] 《精神现象学》（中文版）上卷，第10页。
[10] 《精神哲学》（英文版）第482节，第401—402页。
[11] 对这种通向“绝对”的斗争，即意识与自我意识间的斗争，有些人感到很头疼。他们的主要问题在于没有紧紧抓住现实的历史阶段，即没有把握黑格尔在描述“纯粹思想”从古希腊城市国家的兴起到法国革命的发展时心中所想着的现实历史过程。一旦人们把握住了现实的历史发展，他们在《精神现象学》中就不仅可以看到过去，而且可以看到现在，看到一切人共同拥有的日常生活经验。焦躁不安的激进主义者落入了“不断自我重复失序状态的飞转之轮”，最终跌落在精神分析医生的病榻上。谁看不到这些不安的朋友们的“异化的灵魂”和“不幸的意识”呢？工人官僚们在“自高自大的狂乱状态”中逃离了现实，因为他们把“一切”都献给人了工人，而工人却以不经工会批准的罢工行动来回报他们。谁看不到这些工人官僚的“真诚与纯洁”呢？事实上，精神现象学既包含着我们的时代的悲剧，也包含着这个时代的喜剧。
[12] 《精神哲学》（英文版）第482节，第101页。
[13] 参见《逻辑学》（中文版），下，第541页。译文有出入。
[14] 见《理性与革命》（Reason and Revolution, p.252.）
[15] 《精神哲学》（英文版）第481页节，第100页。
[16] 这篇讲演收录在安德烈•日丹诺夫的《文学、哲学与音乐论文集》中。（英文版第67—68页。）
[17] 参见上书第71页。
[18] 见俄国官方哲学季刊《哲学问题》1955年第3期。只有俄文版。还可参见本书第三章中“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滥用”。
[19] 《精神哲学》，第576节，第197页。
[20] 见“黑格尔辩证法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2卷，第167页。
[21] 黑格尔《小逻辑》，参见中文版第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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