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爱·伯·杜波依斯 -> 《黑色火焰》第三部：有色人种的世界（1961）
第二十章 逝世
曼努埃尔肠胃里的那个“野兽”过去几十年里只微微咆哮过几声，一直都沉睡着；经过这场刺激后，它安然又咬又戳地喊叫起来了。“胃酸过多，消化不良，”当地的大夫说。另一位大夫对这个诊断有点儿狐疑地同意了。但是史太威大夫临走前，作了一次仔细的检查。他很肯定地说道，“是癌。那些傻子五年前就该告诉您啦，老爷爷，”
“不，”曼努埃尔说。“我是傻子，四十岁的时候没有去当个大夫。”
他这时候知道自己只有几个月能活了。等最初的那阵冷酷无情的震惊过去后，他反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满意，因为自己对即将到来的结局的日期和性质，已经十分确定了。
他们一直住到小屋租期满后才离开，不过不再有客人来，也不再有人来喝茶和谈话了。最后，他们越过森林、大山、沙漠和河流飞回东部去。他们凝视着大峡谷——地面上的那个大裂痕，由巨大的手一直开凿到大地流出鲜红的血和露出土黄的内脏来，撇下些苍白的肉在上边，再就是薄薄的一层黑表皮。他们瞧见高山、溪谷、大江和大城市。他们瞧见了纽约。
他们到纽约后，过着一种简朴的生活，读读书，听听音乐，偶尔还乘车到公园逛逛，或是在伸展到五十哩和一百哩以外郊区镇市去的公路上驶行。琴读书的范围很广，特别是外国的书籍和刊物。曼努埃尔总坐上很长的时间，听她朗诵，一面在衰老的薄幕渐渐落到他身上来的时候，想到了死亡。
一天晚上，琴放下她正在念的书，望望窗外哈莱姆的灯光，说道，“世界上正发生的事，似乎很清楚——社会主义正走向成功，很有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就把整个儿文明世界全包括进去。从它被讥笑说是行不通的那日子起，经历了那些普遍地努力想通过武力来推翻它的血腥的日子，我们现在来到了它在苏联和它的邻国——在幅员广大的中国实行得很成功的时代。
“其他的大国，象印度，也正被卷进社会主义的潮流中去。斯堪的纳维亚还在走着她的‘中间道路’。英国开始社会主义化，可是又被她的技术工人拦住了；他们跟贵族资本家一块儿，在国内剥削普通白种工人，在海外剥削殖民地的黑种工人。它的工党分成了两派；社会主义派正在极力争取控制权。
“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这种成功，把美国的大资本家赶着走向极端的法西斯主义。他们想凭强大的军事力量，凭原子弹，凭煽动‘铁幕’后的叛乱，凭压制国内的思想和言论、不让国内知道实情，这样来止住社会主义。这在今天还成，但是明天就会失败啦。美国人并不是大傻子，他们也不会永远是胆小鬼。
“今天，我们被虚伪的繁荣景象迷住了——虚伪，因为它是建筑在由高工资掩饰起来的巨额税收的基础上的；虚伪，因为在工厂和机关里辛苦劳碌的那千百万人，浪费了惊人的物力和人力，却被用来准备一场摧毁文明的战争。这种繁荣是靠着几乎没有限制的债款和各种公开的赌博——从证券市场到赛马——发展起来的，凡是同流合污的默从者、骗子和腐化堕落的人都可以参加这些赌博。于是一个使人头昏眼花的世界就不断地闪耀着，直到这个疯狂的大骗局给揭穿为止！”
勒弗尔斯待在一旁，朝琴望了好半晌。然后，他慢条斯理地说道，“我可拿不准你的话有多少是对的。社会主义显然大为扩展。这会继续下去吗？它在英国和法国会成功吗？德国会朝哪条路走呢？再说，美国怎样，在什么时候采取行动？资本主义在这儿和世界上其他地方能不能改进一下，继续维持下去呢？我可真不知道。”
琴笑了。“我恐怕它不能。我恐怕它播下了自己毁灭的种籽。”
孟沙插嘴道，“有一件事我可知道。战争，特别在今天，是绝对恶劣的，而且不论按人类道德、礼教或是文明的词儿来说，全是没法辩护的。世界上没有什么事这么全然没有益处，这么不可宽恕地恶劣。战争不再给任何一方带来胜利。它是有计划地、故意地残杀人类，是彻底来毁坏世界上的财富。它的目的就是故意造成可能的规模最广的灾难，以及种种异想天开的损害、摧残和破坏。今天，没有什么可以想象的伤害或是蹂躏是战争想避免的，或是不把它想成自己的合法目的的。
“以前，勇敢的人领着他们的追随者走向战争。今天，政治家和将领们远待在战线后方，把完全不明白理由或是目的的世界青年推进地狱里去。一些没受过什么教育、缺乏文化、对人类的思想和情感没有经验或同情心、对痛苦完全无动于中的人，专横暴虐地支配着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生命，使他们既不能呼吁，也得不到救济。撒谎、欺骗、盗窃、腐化和疾病紧跟在军队后边，象夜晚紧跟在白昼后边那样。
“最野蛮、最无耻的侵略，也管自己叫作防御战。这并不使战争稍许好受点儿、有人性点儿，也并不使战争就不以贪婪、侦查和撒谎为主要基础。奸淫妇女成了今天战争中合法的消遣；军队的一件主要工作，就是安排营妓和控制性病。
“打倒战争！永远不再打仗！战争是人类在这个给误称作‘和平王子’的二十世纪所陷入的无底的深渊！”
孟沙住在他儿子勒弗尔斯的家里时，有时间比从前更仔细地察看了一下哈莱姆区。以前，他老是匆促地察看一下，迅速地作出判断，主要是根据自己所读到的和想到的，以及别人所说的，而不是根据自己的观察。这时，他第一次有机会沿着哈莱姆区的街道慢慢地走，领略着它的景象、声音、沸腾的不安和洋溢的活力。他总从爱吉康街搭上公共汽车到第一三五街，然后往西步行，去看看市立大学的灰色校舍和爬满常春藤的围墙，接着总朝南沿第八街走到第一二五街，穿过它朝北走到第七街，再往东走过一条横路去到伦诺克斯。这样东西南北地走，直到他累了，才叫一辆出租汽车回家。他老是沮丧、沉思地回到家里，跟家里人展开长时间的讨论。
哈莱姆是都市内的一个都市——一个十字路，川流不息的陌生人每天由它那儿走过，围绕着这个自身起着较慢变化的核心汹涌、回旋。这个都市的外表正在缓缓地败坏下去；几十年来收去的租金还是无补于市容的衰退。房屋和街道差不多全成了瓦砾，就快不存在了。但是，从这片日益加深的衰败景象中，出现了一股人流，移向西边和北边，到了华盛顿山上，再往下流到比校靠近赫德逊河东岸的地方。有些富裕的黑人甚至住到了河滨大道上。这道洪水朝东进入了布朗克斯，有些漩涡朝北往新罗歇尔和西哲斯特方面流去。
另一道更富裕的人流漫衍到了布洛克林的一些地区，甚至到了长岛的上半部，而且还不断在往前蔓延。这—扩张不但表现出过于集中的人口的一场“爆炸”，并且表现出黑人社会划分成了好几个阶级——比较富裕的离开了哈莱姆，由南部新来的人接替了他们。有少数人形成了比较富裕的人里的一个很有势力的核心，留下来剥削广大的穷人，搜集他们的选票，并且掌握单凭他们的人数所产生的力量。白人和黑人开设的酒店、赌场和形形色色下流场所到处都是。有两种教会：有教堂建筑很好的古老、富裕的教会，也有在店铺和家庭里集会的小教会——它们是热狂的宗教集会、欺诈和各种社会活动的中心。要对哈莱姆来作出判断，那是很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任何总括的描写或是一般性的叙说，必然有部分是不准确的。这是一个遭到忽视、剥削、压迫、虐待、仇恨和爱护的人类中心。它正在慢慢地、坚决地压制出一种致命的葡萄酒来，不过没有人能测量出这种酒的力量。在它的废墟和瓦砾中，四处都在筹建新的房屋，预示着它的未来的元景，然而它已经那么挤满了人，因此你真不知道十年后这些计划会带来什么样的气象。
曼努埃尔·孟沙的一个最大的乐趣，便是上午跟琴一块儿乘儿子的漂亮的卡迪拉克牌汽车出去逛逛。琴驾驶汽车很熟练、很小心。他们通常总上北边的郊区去，或是一直驶到长岛去，再不然就过桥或是摆渡上新泽西去。他们用中等速度驶行，对这个世界、世界上的人、一幢幢堆砌起的石建筑物、市场、码头、田野和花卉，全感兴趣。这对曼努埃尔和琴说来，是一个快乐的时期。他们谈到过去的事和未来的事，以及对他们俩来说一直多么美好的生活。
一九五四年九月初的一天上午，他们朝北驶去，在范·科特兰公园停下，瞧瞧西面的那一大片景致。一辆汽车驶到他们旁边来，车上有三个人；一个老头儿和一个衣着时髦的年轻女人跳下了车，驾车的一个中年男人挥挥手告别后，把汽车掉转头，驶走了。曼努埃尔用敏锐的眼光瞥了这个老头儿一眼。他光头站在那儿，文雅的脸抬起来仰望着天空。老头儿很瘦弱，微风把一头白发吹拂起来，成了一道光轮，使他显得几乎象个幽灵。
一阵回忆掠过了孟沙的心头。等这个白胡子的腊比摘下便帽，回身走开的时候，曼努埃尔猛然想起来了。他仿佛昨天那样清晰地又瞧见了柏林的那爿阴暗的书铺，那个小心谨慎的店伙计，以及待在顶里边的年老的店主人。
“布鲁门希维博士！”他连忙走下汽车，喊着。
琴睁大了眼睛望着。年轻的犹太女人转身朝着他们，似乎显得很烦恼。可是老头儿回过身，从眼镜里细细凝视着。接下来，他放开年轻女人的胳膊，伸出两手，步履蹒跚地朝前走来，一面喊道，“哦，哦，亲爱的老朋友，最亲爱的老朋友。”
他们彼此拥抱起来，腊比嘟嘟嚷嚷地念着《耶利米书》里的挽歌，“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1]
他简直忍不住自己的眼泪了。接着，他往下说道，“一九三六年，我在柏林那儿见到您的时候，朋友，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一点儿也没想到，我的同胞会遭到什么事。我知道我们会痛苦受罪，也许甚至该受罪，可是如果通过最狂妄的幻想我能料到，不到十年，六百万最优秀的犹太教信徒会被那个狂人杀死的话，那我敢情不会活下来啦。
“嗐，这已经过去啦；现在，我们又负起了我们的重担子，朝前望着。
“好多次，我都想跟您取得联系，因为关于您的同胞我有几句话想说，特别想告诉您。这些年，我一起没能找到您。现在，亚伯拉罕的上帝把您送到我这儿来啦！”
他回过身去介绍那个年轻的女人。“这是我的儿媳妇，吕贝伽。媳妇，这位是曼努埃尔·孟沙。多少年前，我们在柏林我的书铺里会见过一次。”
这个女人冷冷地鞠了一躬，用疑惑的眼光望望琴。她似乎不喜欢公公这样流露出感情来，这在她看来是不合美国习惯的。她也不喜欢他在大庭广众中很激动地拥抱一个黑人。可能的时候，她自己总极力避开黑人。再有，这个女人，她是黑人吗：如果不是，那么她跟一个黑种男人在干吗呢？很明显地，这个年轻女人对这种情况很不赞成。
腊比什么也没有瞧见，再不然就是不理睬吕贝伽的烦恼，往下说道，“我们可不可以一块儿坐会儿呢？下星期五我们会面前，我有一句话要说。”
“下星期五？”
“是呀，您还没有接到请帖吗？”
他们上了曼努埃尔的汽车，在后座上坐下：吕贝伽朝着园门慢慢走去。
“我倒是收到了一份请帖，”曼努埃尔说，“可是我并没细看，也不打算去。”
“唔，朋友，您一定得接受邀请，前去参加。请您听着，自从我们会面后，我走过不少地方。一九三九年，我逃到以色列。从那儿，我以密使的身份到中东，尤其是阿拉伯，去走了—趟，然后又到了非洲．我生活在埃塞俄比亚的法拉沙黑人和北非跟苏丹的犹太人里面。我知道了不少事，很不少事。
“曼努埃尔，非洲可兴起来啦。对埃塞俄比亚的掠夺，已经成了一件过去的事。埃塞俄比亚向上帝伸出了两手；上帝已经握住这双手啦——在肯尼亚和乌干达，在埃及的、英国的、法国的辽阔的苏丹，在刚果和坦噶尼喀，在南北罗得西亚，在受尽折磨的葡萄牙殖民地上，甚至在受尽虐待的南非联邦里，到处，到处全起来了，不过特别在英属的西海岸上，那儿，伟大的尼日利亚和加纳注定要来拯救非洲了。
“可是，朋友，您该不会觉得奇怪吧，随着强大的非洲的觉醒，爪牙们也活动起来了。这就是刚赠送给埃塞俄比亚皇帝的那个嘉德勋爵的意义。自从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的历史上还从没有过一个有色人受到北欧强盗的这么大的荣誉，唯一的例外就是打败了俄国的日本皇帝。印度人、中国人、东亚洲的人，甚至加拿大、澳大利亚或是新西兰这些殖民地上的白人，全没有一个敢想望英国的这种最高荣誉。这件事为什么在这时候发生呢，想想看，曼努埃尔，想想看。为什么在这时候？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因为非洲正全力地站了起来，很痛心地回想着英国的贩卖黑奴，几世纪来美国的奴役和欧洲的剥削，以及强奸、屠杀、盗窃、侮辱这种种可怕的、沉痛的经历。白人至尊无上的末日挨近啦；黑色世界的开端就快到来了。这就是为什么英国赶快来安抚有色人世界。而且不单是英国，还有美国——英帝国的热切的继承人，也是这样。
“我上美国来的一个任务就是这个：我在非洲的时候听说到美国这儿发动的一个计划，想在非洲和美洲夺取黑人的领导地位，以便控制黑人，左右黑人。曼努埃尔，您是不是属于那个所谓黑人高等学校基金会的呢？”
“不，朋友。那是私立黑人学校的校长组成的。我早先是一所州立学校的校长，所以是不合格的。”
“这个组织本月要在洛克菲勒中心顶层的虹厅里举行一次特别会议。许多显赫的黑人全给邀请了去，里面也包括有您。”
“但是您瞧，我退休啦——还有些别的原因，我不能去出席。”
“没有什么，绝对没有什么强有力的原因使您不能去出席。我儿子是全国制造商联合会的职员；这些制造商就是这次运动的真正发起人。您瞧，美国资本在南非联邦、南北罗得西亚、比属刚果和北非全很不少。这笔资本的主人们正急不可耐地等着想进入西非洲，要是他们拿得准，未来的统治者肯跟他们合作的话。他们预备不单提出过去的那种工资极低的‘工作’来，并且还有真正高级的合伙，甚至还在社交方面给他们相当的地位，指望用这个来麻醉黑人。因此，他们把某些社会领袖拖进来合作，这些人在这个特别混乱的现代世界上是很显赫的。
“比方说吧，您的请帖是由一个色裘·戴劳林伯发的。她的家庭在沙皇俄国几代都是男爵，革命前才没落下去。她应募加入了丘吉尔的间谍团体，成了里莱的一个得力的特工人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她在巴黎夸耀说自己是一位伯爵夫人，接着就上美国来，到这儿又成了公爵夫人，在第五街的那一头开了一家美容室，专门接待阔绰的主顾。新近，她嫁给了南部的一个百万富翁，一步踏进了交际界和大商业界。
“就是她想出主意要把一些非洲统治者、西印度群岛的领袖和显赫的美国黑人领袖从拿津贴的黑人报馆里，从依赖白人资金的保险业和银行业里，以及从黑人高等学校的校长里挑选出来，在一个虽然并不打算过分宣扬、却辉煌灿烂的社交场合上集合到一块儿。就是这场会议预定在下星期五午夜，黑人高等学校基金会的会议一散后，立刻举行——什么？”
那辆汽车载着他儿子和儿媳妇驶近前来了。他忙回过身去。汽车开进公园来接腊比的时候，儿媳妇遇见了这辆汽车，显然已经把这情况先向丈夫说过了。他向孟沙随便招呼了一下，又向琴点点头。很明显地，他非常匆忙；可是腊此却并不，他的严厉的目光使他儿子不得不静听着。
“班雅明，你知道，曼努埃尔·孟沙校长下星期五也给邀请了。”
“是的，爸爸，我知道，并且希望见到他——”
“是呀，班雅明，你会见到他的。你跟我一块儿驾车把他接到那儿去。好，孟沙校长，我们星期五来接您。再会，愿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布的上帝永远降福给您和您的子孙！”
他们到家后，琴连忙细查了一下信件。在前一天收到的信里，他们找到了给很随意地扔在一边的那份请帖。跟寄给琴的信件、报纸和杂志放在一起的，还有一份稿子。她把它搁在一边没有拆开。曼努埃尔注意到她做了一个苦脸。
“什么事？”他问。“这是什么——一份稿子吗？是谁的？”
“唔，现在既然事情已经过去啦，我就告诉你吧。你瞧，在加里福尼亚州的时候，我忽然想到可以试着来写写这么久都搁在我脑后的那部半传记性的作品。一个外表象白人的黑人、或是一个内心是黑人的白人的一生，该可以成为一部挺好的小说。唔，我试了试，写了好几个月。最后，我认为它已经象个样子，可以送出去了。可是到现在为止，它已经被五个出版商为了差不多相同的理由，退回来了。据我目前来看，可再没有什么办法啦。
“我们来到纽约后不久，我跟最后这个出版商亲自去谈了一次。他说，这是一部好小说，就象所有其他的出版商告诉我的一样——只是高潮有问题。我的这个黑白姑娘嫁给谁，跟谁一块儿幸福地来度过她的后半生呢？她不可以嫁给一个白人——这样就是宽恕‘种族混淆’。她也不能嫁给一个有色人，因为她皮肤太白啦。但是，她却非结婚不可，要不这部小说的目的在哪儿呢？这—切真太愚蠢啦。等我说，‘可是我嫁了一个黑人；我们很幸福’后，这件事就算完了。那个编辑很厌恶地朝我望望，我离开的时候甚至也没跟我握手。事情就是这样；这就是原稿。
“有一什事我也写在故事里了，出版商一个也不喜欢，可我又不乐意去掉。你记得就在我们离开西海岸前，成了头条新闻的那场石油婚姻吗？”
“噢，记得，那个七十岁的女百万富商嫁给了那个丧偶的百万富翁，还举行了一场传奇式的宴会，对吗？”
“对。唔，我把它放在我的作品里啦。那场宴会是传奇式的，但是也是美国特有的。你听听，这几乎一字不遗，就跟报上登载的一样：
今晚在好莱坞本年度最大的一场盛会上——一对新婚夫妇花了三万元在摩堪鲍举行的一场宴会上，香槟酒将象偿付它的石油那样倾泻出来。新郎是一位鳏夫，有好几个儿女。他在圣若昆盆地和得克萨斯州拥有石油企业。新娘七十四岁，是一位石油大王的女儿；石油大王去世后，给她留下了一千七百余万元。这对夫妇今晚把那个夜总会全部包下，邀请了三百多位客人，包括电影明星和政客，来参加这次奢华的盛会。
首先，预备有八十磅鱼子酱，价值两千两百元。夜总会将用六千多元的栀子花装饰起来，连摩堪鲍出名的那些长尾鹦鹉的笼子都要装饰上花环。鸡尾酒厅入口的地方，预备用鲜花扎成一个马蹄形的亭子。招待来宾的酒有二十种苏格兰威士忌和二十五种巴本威士忌。可是香槟酒却是主要的饮料。它将从一个装饰着一只婚礼大钟和好些冰制白鸽的喷水池里喷射出来。
女主人预备穿上一件价值五千元的法国针绣白花边的新装，下边长裙子按新式只到足踝，上边是一个杏黄色塔夫绸的宽腰带和一件同样料子制的长上衣。这上边还预备缀上大约五十万元的珠宝。
“我并不特别嫉妒或是憎恨，”琴说。“不过这种事叫我厌恶——非常厌恶。举行这场宴会的这个女人，一针活儿也没有做过——她的财富和势力实际上是搁在银盘子里递给她的。她父亲和丈夫的财富，是从上帝创造的石油上得来的。为这场放浪的宴会付出的代价，可以送五十个学生上我们的学校里去读到毕业。当你想到这场宴会的时候，你该记住，有五百万美国家庭每年全仗着不到一千块钱在那儿过活。可是这个女人在她第二次结婚的时候，一晚上就浪费掉了三万块钱。”
“嘿，我倒乐意尝上一大匙那种鱼子酱，”走进来好一会儿的法官说，“还喝一小口——只要一小口——”
“是真的，这可不是玩笑，”琴嗔怪地说。
法官回答道：“亲爱的琴，你的稿子难怪遭到拒绝了。你知道吗，这样的话今天是不许说的。”
“可是这—篇话印出来过。在报纸上登过。”
“不借，可是并不象你这样着重，这样解释。”
“我？为什么是我？”
“简单地说，”法官说。“你大概是在‘名单’上。出版业的老板们宣告说，你的著作决不可以跟公众见面。你知道不知道，国内今天出版的书只有五十年前的一半？再说，书店实际上也快绝迹啦。”
“我们这下会落到个什么地步，”孟沙问。
“想止住，”琴说，“试图止住，或是限制谈话和写作，尤其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这是狂妄的。有些问题非常重要，不谈论它们，那就等于——死。”
“我们是快死啦，”孟沙说。“听我读这个请帖。”
公爵夫人色裘·戴劳林伯欣然邀请曼努埃尔·孟沙校长于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午夜光临洛克非勒中心虹厅，听取关于非洲和黑种人前途的一个解答文告。出席的有非洲的领导人、西印度群岛的官员和美国的黑人领袖。
出席的复函请递交我们在华道夫—亚斯多里亚大饭店里的管事。
“这听起来，”曼努埃尔说，“倒象是采用通俗戏形式的粗俗的宣传。我真不乐意浪费时间。”
“慢着，”法官说。“这是宣传，而且肯定是戏剧化的。不过它后边可有势力。这件事有点儿道理。它打动了深思熟虑的犹太人。您不能对它所作的努力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主张去。在我看来，这是美国白种商人的主意，目的是想迷惑非洲人；而他们的主意又被一种作风所戏剧化了，这种作风在那些从沙皇俄国逃亡来的人看来还是‘上流社会’的气派。我很怀疑它对非洲人的影响会不会象对美国黑人的一样——美国黑人是遇到白人社会一招手，就准备跳起来的。这种影响辗转相传下去，对一千五百万黑人群众有多大力量呢？但是您非得去出席——您一定得去出席。”
到了约定的那天晚上，腊此乘着汽车准时来了。他们驰去的时候，腊比说道：
“您是由这个所谓公爵夫人邀请来出席这次会议的。我非常急切地盼望您参加。这次会议原打算把非洲各地人民的领袖邀到纽约来，教导他们反对颠覆性的运动，还在他们当中扩大美国的影响。我儿子告诉了我这个计划，我问他是不是也打算邀请您。他说没有，还告诉我说您已经变得激进啦。后来，在我坚持下，他才不顾自己的意见，去弄了一份请帖。
“最近，这场会议的性质给改变啦，主要成了社交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了，于是这个交际界的女人就给推出来负责。她早先是个地下政治人物，新近又嫁了南部的一个百万富翁——我想敢情是姓鲍尔温吧。”
“有很多非洲人来参加吗？”
“没有象他们原指望的那么多，不过有几个。西非是由尼日利亚的亚西基维来代表。”
他们到后，给很隆重地领了进去。那是一个堂皇的大厅，装潢富丽、非常巍峨。正对着入口，有一面镶着精致的金边大镜子，差不多占去了整个墙壁。在这个有镜子的墙壁的中央，有一座低低的台，上面放着一张装饰得十分考究的金花扶手椅，象一个低低的宝座一样。
到场的大约有五十个人，皮肤几乎全有着不同程度的颜色；有许多还穿着外国装束。还有许多妇女。大伙儿一群一群地站在那儿交谈。
孟沙打听出了好几位客人的身份。有两个是非洲国家的首相，一个是埃及苏丹的，一个是西非的。有两个非洲国家的元首。他们中的一个，乌干达的卡巴卡，戴着一顶红色土耳其帽，穿着长礼服；他曾毅被迫流亡到英国，现在就快回到乌干达去了。还有巴曼华托人的年轻的国王和他的英国籍的王后，他们到现在还受到阻止，不能回到南非去。黄金海岸的恩克鲁玛并没有来出席，不过尼日利亚的亚西基维却代表着西非；他有一天大概会成为首相。南非只来了一个茹鲁族学生，带着南非黑人委员会的证书。西印度群岛来了牙买加的领袖——白头发的布斯门塔特，巴巴多斯的反动首相亚当斯，以及许多工会职员和殖民地立法机关的议员。美国方面出席的有两个黑人国会议员、一个联邦法官、三个保险公司的总经理、两个主教、四个高等学校校长，六个州议会议员、五个市法官和五个市参议员。他们成了一群很生动的人物，给这次集会增加了色彩和庄严。
一只银喇叭嘹亮地吹了一声后，一名制服考究的护卫和几个服装精致的侍女走了进来，排列在那座台的两边。公爵夫人没有人跟着，独自走进来了。她是一个高大、严肃的女人，脸盘相当大，白晳、润泽，手艺高明的美容师在它上面描画出一种几乎想象不到的美，有明亮的部分，也有暗淡的线条，有色彩鲜明的地方，也有黑影加深的地方，有新月般的眉毛，还有长长的黑睫毛。平静不动的时候，她的脸特别美，可是当它的表面皱缩起来时，这些地方便似乎闪现出某种暗淡的不祥和老年的意味。她的头发象雕刻出来的那样高耸着，粘合成了坚固、可爱的深红色卷发和发卷，染了色，涂了油，不会因为风吹和情绪激动而改变样子。
从细长的颈子和袒露的胸部到光胳膊上，她的肌肤全跟无瑕的云石一般。红指尖的长手上，戴着价值连城的贵重的金银手镯和戒指，镶满了灿灿发光的宝石。她的胸部用铜丝和松紧带设计，做得非常丰满——就她的细长、柔软的四肢来讲，那几乎太丰满了——在海浪般的料子下波状起伏，那身在服上的刺绣，准使一百名熟练的裁缝工作了一百天，一直忙到它们的精密的襞折既遮掩起、又显露出她的上下匀称的身体。她脚上穿着一双盘银花的金皮鞋。
在她的雍容华贵中，自有一种故意做作的和谐和质朴。当她做出一种娇慵乏力的神情，把戴满珠宝的手伸给来宾的时候，给人的总的印象是：美丽和阔绰。
在她走进来时，大厅上起了一阵低沉的啧啧称赞声。有几个非洲人举起手来，深深地鞠躬；西印度人微微鞠了鞠躬；许多妇女全行了个屈膝礼。外国人互相低声议论。一群美国黑人咧着嘴，用几乎听不见的低声谈着。
“听我说，这个娘儿们的后边是什么人？”
“我哪儿知道——也许是个骗子！”
“骗子不租这种地方，也不摆出这一大套排场来。”
“他们也许会——只要遇到适当的可骗的老头儿。”
“请你们相信——这个娘儿们的身背后有钱；你们跟着干下去不会亏本的。我想我知道待在这一大套后边的华盛顿和纽约的那帮人——她可来啦——老兄，她的确叫我心里迷糊！”
公爵夫人从容不迫地走到她的宝座那儿去，身后拖着一条巨浪般的天鹅绒。她稍稍摆动了一下，就把天鹅绒覆在自己身上，一面殷勤和蔼地哈了哈腰，才在金花的扶手椅上坐下。她用一个深沉动听的女低音缓慢而清晰地说话，一面挥着一个象牙烟嘴的火红的尖端。她提名道姓，说着人家的身份来欢迎非洲的王族和主要代表；他们全很郑重地点了点头。其余的人她总的提了一下，然后指着身后的那面大镜子，说道：
“各位殿下、各位阁下、各位先生和女士，这儿可并不是就我一个；我也不是你们的东道主。拥有美国、并且是世界真正统治者的那六十个人里，有好几位全在我的身后，坐在这面大镜子后边，清清楚楚地瞧见你们，虽然你们瞧不见他们。他们是很谦虚的人，合乎美国商业领袖的传统，不过你们和我都很明白，他们是行动、办事的人。就是他们邀请你们上这儿来的；你们都是经过郑重考虑后挑选出来的。”
腊比倚向孟沙，低声说道：
“您要是认为社会主义的战斗在东欧已经打赢啦，那可判断错了。波兰的地主和匈牙利跟巴尔干各国的假贵族，给反动宗教和美国投资支持着，会挣扎上许多年，来重新取得他们对千百万农奴的统治权。”
公爵夫人很显眼地改变了态度和腔调，声音微微有点儿紧张，很干脆地往下说道：“你们最好留神听着我的话。我们正面临到一场世界危机。现在，你们代表的人和其他没有在这儿的人该彻底了解一下，那些目前是世界主人、并且永远打算做世界主人的人作出了些什么决定。各位先生，你们瞧，我说话很直爽，什么也不隐瞒。
“英帝国、法帝国和德帝国，以及新近的美国，统治欧洲、亚洲、非洲、海洋和全美洲已经有五百年啦。他们的统治在某些地区暂时给搅乱了。它就会恢复过来，永久维持下去——关于这一点，我们心里没有一丝怀疑；你们心里实在也没有一丝怀疑。我们是主人，因为我们生来是主人；凭着全能的上帝的意旨，我们将永远是主人！”
这时候，她笔直、傲岸地坐着——成了财富和权势的化身。“你们也许听信了当前世界上流传的闲话，以为美国商业是由傻子和罪犯把持着。很好。让我们赶快承认，世界上曾经见过的或是可能见到的最大的工业国的统治者，全有人性。你们要是到这个镜子后边瞧瞧，”她冷嘲热讽地说下去，“你们大概会瞧见下列几种人——好歹试试运气、结果赢了的赌徒；任意胡来，抢劫了某些人的东西，又用他们的掠夺物来谋全人类福利的海盗；由于生在富贵人家，不需要工作便承继下大宗财产的继承人；用正当或是不正当的手段做买卖，积聚起巨大资财的商人；运用罕有的本领投机和积累财富的技术工人和工程师。这些人全是有财有势的——不论他们是未来的幻想家，或是迷于酒色的人，是开明的，或是反动的；不论他们是好是坏，是好读书、能深思的人，还是不是。
“我向你们提出的要点是——他们是世界上有势力的人。他们统治人。在你们和我们聚在一块儿的时候，我要你们做的就是，想到你们自己在他们统治下的前途。你们乐意跟欧洲的白种人联合起来，帮着摧毁和打退疯狂的中国共产党和俄国共产党，帮着使这个世界恢复正常的程序，还是乐意去加入这场反对公认权力的叛乱——这场反对文明的叛变呢？”
她停住，四下望望。大厅上一片死寂。亚西基维按照非洲礼节，伸出两只胳膊来，不过并没有说话。卡巴卡戴着红色的土耳其帽，穿着长礼服，用十分流利的牛津英语说道：
“我们听见了，殿下；我们一定好好考虑您的话。”
牙买加的布斯塔门特含糊不清地咕噜了一阵子，但是并没有说什么。
接下来，一个美国黑人，一个商人，显然是挑选了来做这件事的，走上前去，开口说话。“殿下，我们想谢谢您的这番指示。我知道白种人的实力和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来帮助我的同胞。我向您保证，我们黑人是忠诚的美国人。我们恨共产主义，瞧不起共产党人。我们对白人世界只要求我们应受到的承认，并且只要求对我们中间确实跟白人平等的人格予平等的待遇。到我们有资格的时候，我们还要求有投票的权利和担任公职的权利。我们拥护产权和私有利润。我们要求有工作和储蓄的权利，不赞成劳方设法去强迫资方付他们所付不起的工资。我们要求有权利不受歧视地自由花费我们的财富，自由住在我们住得起的地方，并且在我们付得起代价的时候，自由享受各种公益。我们永远乐意保卫使我们成为全民的这个国家；这个国家正逐步——”
他突然停住，四下望望——空气里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不安。它并不是一种人声，或是有人插嘴，但是既不是欢呼，也不是赞同。它是黑人很知道怎样微妙地暗示出的一种说明不同意的表示。就在这时，曼努埃尔·孟沙说话了——他没有预先想好，也没有写好什么提纲。另外那个说话的人并没有抗议——他只停止讲话，退下去了。
曼努埃尔说道：“夫人，请您允许我说几句话。我多少年都很踌躇，捉摸不准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可是现在，我知道了。现在——相当突然地——我知道了。我们人并不完全平等——不过没有谁生来是统治者，或是注定是奴隶。有才能的人和贤明的人可以、也一定会从各种人民群众里涌现出来。没有一个人——没有任何人——没有力量——能够阻止他们这样涌现出来。人类的进展既不受肤色和种族的限制，也不受家世的限制。我们的上进并不是靠互相倾轧，而是靠互相提携，互相帮助。到时候，广大的人民自会获得足以满足他们的全部需要、全部渴望、一切心愿、一切欲念的谅解和财富。人类，全人类，将会康强起来，摆脱掉贪婪和妒忌的腐蚀。
“你们所作的一切工业合并，垄断势力的一切集中结合，市场方面的一切新的渗透和扩大，或是新的原料来源的掠夺，全只是在走向社会所有制和由大家管理、为大家服务来办理实业的道路上跨出的一步。因此我向第一个实行种族平等的那个国家——俄国——致敬。我决不跟她作战。我憎恨，我嫌恶白种人的自命不凡。他们决不能继续统治下去——他们的结局很近啦。社会主义不是在暗底潜行，它是在大步进军；在它的胜利进军里，我看到了一切战争的消灭。
“我们黑人将犯下一个大错误，如果我们继续仿效白人的话，白人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财富和势力的：从工人手里把工人挣的大部分财富抢走，利用它来为无权享受它的寄生虫积聚起无限的势力和财富。社会主义是努力要使工人成为他创造的东西的主人；苏联、中国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竭力在做的，就是这件事——尽管有着巨大的困难和反对。他们在教育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治病，鼓舞他们，使他们强大有力，以便更好地完成这个艰巨的工作。如果嘲弄、阻碍和诽谤这种努力的人能做得更好，那么让他们试试呗。让他们不要把他们的实力花在战争上，花在备战上，想去推翻那些新兴国家用血汗极力在办的事情。
“今天，我们美国黑人和白人，不论是从事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时常有遭到失业或职业不稳的危险。我们惧怕疾病，只能靠幸运来逃避。我们惧怕老年，只能偷偷地避开它的痛苦。我们需要休息，需要人家重视，可是又没有钱来取得这些。教育非常糟、非常贵，因此我们的儿童有许多都落到了犯罪的地步。物价很昂贵，我们大多数人全没法好好地生活——却不得不把我们原有的一点儿都花掉。
“黑色弟兄们，让我们决不要为一餐白人的这种浓汤，出卖我们的崇高的传统吧！”
孟沙开口说话的时候，大厅上变得一片死寂。等他说完后，大伙儿的眼睛全转向公爵夫人。起先，她显得很淡漠，很有耐心，后来变得很惊讶，最后等她体味出孟沙所说的话的要点时，她勃然大怒——这不是预先安排好的讲话。她琢磨不定地四下瞥了一眼，渐渐认识到孟沙的话正把赞了这么多心血——而且花了这么多钱——筹划起来的事情给破坏了。她于是顿了顿脚，站起身，恶狠狠地挥了挥烟嘴。但是她还没来得及说话，厅上突然响起了一阵喇叭声；那个长厅旁边的幔子飞快地给揭开，露出一间大房来，很华美地装饰着花卉，还有一个管弦乐队；中央有一张大桌子，桌上很丰盛地摆满了各种各样美味的食品。沿墙的几张桌子上，安放着种种不同的酒。白制服的侍者站在一旁，准备伺候来宾；从后边的好几间房里，走出五十多个白人男女来欢迎这些有色人来宾。大伙儿全给招呼入座，座位都经过细心安排，使种族和肤色混合着。一阵活跃的嘁嘁喳喳的谈话声不久便跟着传来了。
几乎谁也没有注意到，餐厅的幔子揭开的时候，两个高大个儿的仆人悄悄地走过来，一边一个迅速抓住孟沙的胳膊，把他从食品、来宾和音乐声里拖走，拖到了外边门道里。腊比默默地跟在后边；一个仆人很快地替他们把衣帽拿来；电梯开着门在那儿等候。他们迅速地降到三十二层楼下的底层上。
他们走过外边那片场地的时候，腊比说道，“在五千年的光辉历史里，西欧的野蛮人过去五百年一直奴役着全世界。可是他们的不名誉的日子开始结束了：在亚洲——从芬兰到加尔各答，在非洲——从以色列到好望角，在美洲——从北极到南极。人——所有的人——全重新掌握了凭公理、凭强权都该归他们的权力。”
那辆卡迪拉克牌汽车就停在第五街，但是班雅明，那个儿子，却不在车上。孟沙叫一辆出租汽车。腊比转过身；他光着头，白发在寒冷的夜里被风欢拂着，因此在闪灼的灯光下显得象幽灵一般。他把两手放在孟沙的肩上，向他祝福道：
Yevorechecho Adonoi veyishmerecho；
Yoer Adonoi ponov eilecho vichuneko:
Yiso Adonoi ponov eilecho veyosem lecho sholom.
[2]
好几个月过去了。曼努埃尔·孟沙外表上依然很健康，似乎生活得很愉快。他欢度了七十八岁的生日。但是琴知道他的死期已经近了。她不挺显眼地请来的大夫们全感到很迷糊。
“我原以为是癌。可是他已经不痛啦；其他的症状也没有了。我实在不知道这是什么毛病；话虽这么说，他可活不了多久啦。”
“我们做大夫的知道的东西太少，对老年人的知识尤其不够，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来研究。”
“啊呀！我们要是有某些国家所有的那种医院和经费——”
“可我们没有，”曼努埃尔睁开眼睛，说。“说到头，这有什么关系呢？这至多也不过是几年的事情。琴和我都度过了内容丰富的一生——内容丰富，而且很有收获。我知道我很快就得离开她和这个世界了——永远离开。但是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一定永远保持着我们的回忆——我们的回忆和理想。”
琴凝神地对着他望了好半响，小声说道，“你没有什么希望吗——我是说——往后——？”
他很严肃地笑了笑回答道，“什么也没有。”接着，他又说道，“我们不断地认为，如果有件事似乎是值得想望的，那么这件事就一定会因此而是其实的。如果—个人不相信他希望这样的事果真是这样，那么他多少该受到责备。大多数人全想再活一次——延长并改正或补偿这个那么不完美的生活。自然，有些人并不乐意这样——他们试过一次就心满意足，甘愿长此离去了。”
“如果一个人面对事实，很诚实地说，‘我不知道，也绝对瞧不出有什么证据，证明我们会再活一次，——这样一个人该受到嘲笑，指摘，或是在义人的会中[3]给提出来吗——可是伪君予，骗子和傻子反倒挤进那个舒适的避难所里去？
“说‘我不知道’，或是，我并不希望’，是不是反倒聪明些、恰当些呢？不论保罗宣讲些什么，我知道希望并不是真情实况。不论怎样，我决不撒谎。如果别人相信永生，我尊重他们对这种信念的权利。可是我害怕和憎恨的，是那些因为我不同意撒谎而会把我送到地狱里去的狂人。”接着，他又说道，“上帝不是剧作家，他手下的生命总是暗淡地结束，一点儿也不戏剧化；他们并不在悲剧里加上高潮，也不在失败里添上胜利。他们悄悄地或是无可奈何地结束——就此结束。”。
尽管国内和世界上发生了好些不痛快的事，曼努埃尔·孟沙的日子却过得很悠闲、很愉快。一天上午，琴驾车载着他上布洛克林植物园去看花。她感到他渐渐虚弱下去，这—点他自己也知道。他们越过东河驶回去的时候，曼海顿的黑影隐隐约约地出现在他眼前，他低声唱道：
摇摇荡荡地降下来吧，亲爱的车子，来把我接回家去——
当他们到达公寓时，他比平日更乏力，不得不由人格外当心地扶上电梯，送到他们的门口。他在扶手椅里坐定，膝上盖了一条毯子，然后低声对琴说道：
“把我散在四处的子孙从世界各地唤来，一个也别漏掉。大孩子道格拉斯和他媳妇在芝加哥；把他唤来，还有他在加里福尼亚州的女儿、女婿和外孙。勒弗尔斯就在这儿，可是他的儿子菲利浦待在阳光灿烂的夏威夷。务必叫他和玛里恩来——哈里·布里吉斯会放他们的。索裘纳和主教准会很高兴地从非洲赶到我这儿来。我想再瞧瞧小杰克和安，还有玛里恩的哥哥姐姐和他们的母亲。另外，亚特兰大有两个姓鲍尔温的年轻人；还有阿肯色州的年轻的摩耳——他们大概也会来。我还希望道格拉斯的儿子会从欧洲回来。我想请你打个电报给他。我死的时候，小辈们能全待在旁边，这是很不错的。我大概不久就要离开人世了。亲爱的、忠实的琴，你老跟着我。我想我们彼此要在这个古老、邪恶，而又美得叫人不信的世界上道别了。”
等讯息传到他的家族们那儿后，他们乘坐火车、飞机、出租汽车和汽车动身赶来，驶过大路、江河和海洋，赶到曼努埃尔·孟沙的床边来。他们一个个，一对对，或是一房一房聚集起来——大伙儿全有点儿忧虑，有点儿不安。见面问过好后，年长的人便谈到家庭问题、儿女的境况、当前的发展、商业的情形、这季节的天气、时髦式样和服装。一天天过去，大伙儿渐渐似乎按年龄分成了一群一群。一个阴暗的夜晚，家里的年轻人全登上了屋顶，在那个细雨蒙蒙的晚上坐在那儿，蜷缩在雨伞下边和雨衣里，睁大了眼睛朝着西面市里望去，看看赫德逊河新泽西那面朦胧的断崖。有人开口说话了——天太黑了，开头简直没法辨别出是谁，不过说话的声音倒很清楚。
“我们上这儿来看着一个生命的结束。这是一个善良的生命，不过它并没有起多大作用。现在，轮到我们来继续下去，为未来工作了——为我们有色人种在美国这儿的未来；不错，也是为人类的未来。
“我们的专家和文职人员，我们的薪水阶级，全瘫痪下来，默不作声，一动不动。他们干着自己的本行，勤勤恳恳，挣得不少钱，保持缄默。他们买汽车和冰箱，租比较好的屋子，往往甚至还买屋子、造屋子；他们在银行里的信用很好。但是说到头，这一切凑到一块儿，又得到了什么呢？关于黑人，你至多至多只可以说，‘他正从地狱的下层升到地狱的上层来啦。’”
这时候，大伙儿全听出来，这是菲力浦的声着在说话。“我们大伙儿在种种不同的方面、在种种不同的程度上全很失望。小企业就算由有点儿资本的明智的黑人经营着，也是办不成的——它完全得听白人银行、联营商店和大资本家摆布。它非得直接地或是间接地靠剥削穷人来维持，实际上思想或是行动全没有自由。小杰克和安在密西西比州那儿作为小农场主就没法存在下去——他们被白人市场操纵着，成了白人小政客的工具，经常受到暴民的威胁。就连我在纽约这儿的内兄——他在洛克菲勒中心的一个办事处里工作，很有可能当到一爿大公司的副总经理——可是就连他也只能指望在一个国际石油托拉斯的巨轮里做一个小齿轮，对它的规划和经营方法作不了真正的主。”
安用爽朗、文雅的嗓音，十分苦闷地插嘴道：
“哦，我真感到害臊，真为我的同胞感到害臊。我们的理想和意志全模糊了。我们忘了我们的沾满鲜血的历史：对白色恐怖的没完没了的抵抗，使我们坚强起来的苦难，以及使我们增加智慧的斗争；我们瞧不起自己的伟大，不顾一切地赶着去拥抱美国的白人。这是为什么呢？”
后边有个低沉的声音几乎听不大出地念起《以利亚》里的那句歌词来——“接着预言家以利亚象团火似的冲上前去；他的话显得就象熊熊的火炬”——但是安脱掉雨帽，仰面对着雨，继续说她的话。
“我们大伙儿奉承的这个美国又是个什么情形呢？东部不再代表文学、慈善事业、文化遗产了。它是一种赤裸裸的、厚颜无耻的金融和工业的独裁。我们自由的西部吗？加里福尼亚州拓荒者们以住的光辉也已经不见了。贪污渎职的人在乔·希尔永远不死的西北部统治着劳工。在南部，毫无人性的落后支配着一切，就跟一百多年前一式一样。美国生来是该这样的吗——还是该把欧洲、亚洲和非洲的精华，甚至那些长年埋没在贫穷无知中的人，全弄得柔和温顺，过滤一下，精挑细选，再混合起来呢？也许，它还会这么做。但是如今，日耳曼籍的美国人甚至都记不得他们的丰富的遗产了。斯堪的纳维亚人忘了他们的民间传说。那么多意大利人都忽略了罗马从前的光荣，只记得那不勒斯的贫民窟和西西里的堕落教给他们的东西。嗐，我们最夸大的犹太政治家所夸口的是，他三十五岁的时候便很成功地投机赌博——用作弊的纸牌——赢得了权利，把他根本没挣到的一百万元的产业据为已有啦。
“爱尔兰人忘了盖尔族复兴、菲安那党和爱尔兰戏剧，还在背井离乡，从世界上的一个最可爱的地方跑来。我们黑人和印第安人就算想跟这比较一下，又拿得出个什么来呢？印第安人在这个国家里精神上已经死了，不过他们既没有文学也没有历史。黑人似乎中了催眠术。我们三四十年前曝发的那一股文学热忱——诗与音乐，舞蹈与戏剧——到哪儿去了？过去十年里，我们没写过一首诗或是一部小说，一部有气魄的历史或是剧本——除了赌棍、争夺悬赏的拳击家和爵士音乐之外，我们什么也没有写过。”
“不过，安，你这么说可不公平。除了黑人赞美白人慈悲的作品外，出版商肯出版什么别的吗，评论家肯评论什么别的，而书商又肯销售什么别的呢？史忒林·布朗和雷福得·洛根能想法把一本书刊印出来吗，就算那本书是一部杰作的话？”
“不错——可是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黑人本身不买书——他们喜欢卡迪拉克牌汽车、春季的帽子和跳舞会。他们的出版社每年花几百万块钱在无聊的宗教作品和图画杂志上；这些杂志忽略了我们广大的工人，只去赞扬流氓头子和社会上的钻营家。黑人年鉴没有啦。还记得欧洲最了不起的作曲家待在我们柏雷跟前，向他学习黑人悲歌的含义的那些日子吗？现在，我们把无聊的音乐作品卖给随便哪个有钱的白痴，而我们的一位才气横溢的桂冠诗人则在百老汇扮演小丑，逗得白痴们对愚蠢的悲伤哈哈大笑！
“我们到欧洲去，模仿美国白人的恶劣的作风，喧聒的嗓音和奢侈靡费。对于欧洲人同情和想来声援的唯一的一件事——我们自己在美国的地位——我们却闭口不谈，默不作声，或是故意撒谎，来替我们压迫者的野兽行为遮掩粉饰。
“我们——人数最多的一群黑人，可以享受到充分的教育和文化地位，足以使我们列身在文明人里——实际上却落到了我们的故乡非洲的后边，这是我们时代的矛盾。埃塞俄比亚和苏丹在政治组织上胜过了我们。加纳和尼日利亚的青年开头上我们的高等学校里来求学，如今在掌握现代文化问题方面，在以平等的身份面对面地会见欧洲人和亚洲人的能力方面，渐渐走到我们的前边去了。就连我们抚养大的孩子利比里亚，也可以坐在联合国里投票——而我们在那儿甚至连请愿的权利也没有。”
你可以感觉到，大伙儿普遍全接受安的意见和看法。其他的人也加入了讨论，热切地想对这个问题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看看我们黑人的报纸和杂志——拿它们跟被布格·华盛顿出钱收买之前蒂姆·福钦的《时代》比比。再不然，拿它们跟昂然自得、不怕批评、没有遭到竞争，正处于全盛时期的《危机》比比。”
“是道格拉斯、彻斯纳特和邓巴尔的消逝了的梦想——泰纳的精神子女又在哪儿呢？巴尔瑟又能找到些什么事做呢？”
“哦，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源泉，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4]
一个男人的声音插嘴道：
“从前，我们在哈莱姆可以听莎士比亚的戏，从前，威廉土和华克尔建立了一种纯洁、高超的喜剧。现在，我们把自己的肺里填满了香烟造成的癌，把自己的肚子里填满了百分之七十的下等威士忌。我们模仿我们的白人朋友，把时间也花在赌博、报纸和电视上，花在教堂和妓院里。”
索裘纳先前一直静静地听着，这时候才说话了。“亲爱的亲戚们，记住我们是一个有一千六百万人的民族，在人数上几乎和加拿大、埃塞俄比亚和伊朗相等，是葡萄牙、澳大利亚、奥地利、斯里兰卡、保加利亚、希腊和匈牙利的两倍。联合国里有半数以上的国家人口全比我们少。可是我们却没有发言权，无声无臭、默默无闻，不能对世界说一句话。在各项伟大的运动中——在和平运动、卫生运动、扫除文盲的运动、以及扫除人类最大的敌人‘贫穷’的运动中——我们的各个组织全寂寞无声。”
有人问道：“您小看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成续和都市同盟的努力吗？”
另一个回答道：“没有，绝对没有。可是一个社会组织除非跟着时代成长，不断地革新来适应发展中的世界，要不然它就会过时没用啦。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奋斗了五十年，来替美国黑人取得早已被认为是白人生来就有的那些公权，来取得跟民主政治分不开的投票权。在这些方面获得的胜利，是现代群众史上找不到先例的。但是今天，很明白，法定的权利和投票权对现代民主政治是不够的。跟这些一块儿，非得还有公平的经济和普及教育。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极力想转向这个比较广阔的活动范围，可是还没有成功。都市同盟倒是着手想替黑人取得公平的经济，不过一开头，它就被白人工业界逼迫着，缩小和歪曲了它的比较广泛的目的。今天，它被自己编成的绳子束缚住，简直一筹莫展。”
菲利浦又插嘴道：“今天，我们在政治上几乎没有地位。我们的国会议员大部分都是不中用的人。我们的十二三个立法人，没有倡议过什么大事。我们的法官差不多全成了定型；这样比较安全。我们在劳工局里有位代表，或者纽约或芝加哥有位高级官员恰巧是黑人，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你们记得，以前纽约的一个黑人市参议员对全世界有着什么意义——他所得的报酬就是进了监狱。”
有个人气喘吁吁地说道：“听着，索裘纳。我们忍耐了三百年。我对忍耐已经厌恶极啦。不错，随便哪种忍耐——甚至象曼努埃尔·孟沙的这种，愿他受福吧。我可要战斗。”
死亡并没有很快来临到曼努埃尔·孟沙的身上。他已经太习惯于生活了。在下边屋子里，他半昏迷地躺着。后来，太阳升到东郊地狱门大桥上空时，他才醒过来，望着太阳。
那是纽约秋季最爽朗的一天。他们遵照曼努埃尔自己低声提出的要求，把他推到了朝东的大阳台上。朝阳倾射到他身上；远远的下边，可以听到黑色哈莱姆的一片有节奏的熙熙攘攘的声音，人们在工作和游戏，在唱歌和悲伤，永不沉默、永不安静。曼努埃尔脸色苍白，极度虚弱，但是他盯盯地望了好半晌这一大群给唤到他身边来的小辈——法官和他的恬静的妻子，很温和，很安详；一帆风顺、总穿得很考究的道格拉斯·孟沙跟他的身个儿高大和服装华丽的妻子。那个加里福尼亚的大夫老是那么自信；他跟他的修饰整齐的妻子带着那个美丽的、褐色皮肤的新生婴儿也站在那儿。婴儿的乌黑的大眼睛很严肃地瞅着她的曾祖父。曼努埃尔招了招手，叫他们把这孩子抱近点儿。
他轻轻地亲了下她，用几乎听不大出的声音问道，“你能不能告诉我，亲爱的小东西，在你死前，你见到的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婴孩笑了。
突然，曼努埃尔·孟沙的身子发僵。他痉挛地颤抖了一下。汗珠在前额上闪烁；泪水从眼角那儿流下来。有一刹那，他仿佛疼痛似的翻来覆去，接着用一个尽管嘶哑、却意想不到地有力的声音尖叫道，“我是打地狱来的——我瞧见满天炸弹——听见‘死亡’的尖叫声。莫斯科烈焰冲天，伦敦成了一堆灰烬，巴黎是一汪血泊，纽约沉进了大海。世界上尽是悲伤、仇恨和恐惧——没有希望、没有歌声、没有欢笑。救救我，孩子们。救救这个世界！”
他们连忙把他推进屋来，抬到床上，用毯子盖好。他在那片落照里还可以瞥见泽西崖。琴扶住他，由大夫给他打了一针吗啡。他的身体松弛下来，两眼睁得很大。他凝视着聚集在床四周的人脸。最后，他小声说道，“是真的吗？我刚瞧见的——那是真的吗？”
道格拉斯说道，“也许是真的，爸爸。不过您决不可以烦恼。”
勒弗尔斯说道，“这有可能。这有可能。”
琴一只胳膊依旧托着孟沙的头，一面说道，“决不会的！”
孟沙睡着了。他整整睡了一小时。这时候，主教赶到了。阿德尔伯也从海外打来一份电报，附来了一束蔷薇。大夫搭了下孟沙的脉搏后，说道，“时间不长啦。”大伙儿全没有作声。
孟沙睁开眼睛，低声说道，“它是一场恶梦。我现在知道啦。我刚从一次很远的旅行回来。我瞧见中国的群众用手抓起本国的泥土，筑堤堵住多年来淹没他们土地的河流。我瞧见莫斯科的金黄色圆屋项在俄国群众的头上闪闪发光；他们昨天目不识丁，今天却阅读着世界上的至理名言了。我瞧见鸟儿在朝鲜、越南、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歌唱。我瞧见印度和巴基斯坦联合起来，自由了。胡志明在巴黎庆祝世界和平；在纽约——”
他仿佛精疲力尽似的停住，回靠到琴的怀里。在后边，那群人走上前来，围在孟沙的床四周。索裘纳从匣子里把小提琴取出来。她拿起琴弓；一阵不和谐的抗议的火焰从她的小提琴上跳跃出来，倏的一下闪耀到了痛苦的高峰，接着渐渐衰弱、柔和下去，变成了十分快速的旋律。它就象大批星星掠过月光，落到辉煌已极的阳光里去了！
主教握紧两手，走上前去。在乐声中可以听到他的颤巍巍的声音念道：
“我必不至缺乏——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在我敌人面前——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5]
琴轻轻地阖上了那双没有生气的眼睛。
这样，曼努埃尔·孟沙在七十八岁——也是黑人在美国获得“解放”的第九十一年——去世了。
他的遗体上覆满了深红色的蔷薇；没有几个国王曾经静躺在这么许多鲜花下边。
[1] 见《旧约·耶利米书》第九章。
[2] 希伯来祈祷文。
[3] 《旧约·诗篇》第一篇：“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
[4] 见《旧约·耶利米书》第九章。
[5] 见《旧约·诗篇》第二十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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