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爱·伯·杜波依斯 -> 《黑色火焰》第三部：有色人种的世界（1961）
第十九章 婚姻的避难所
琴·杜比侬在亚特兰大当了一年工厂工人，一面等待着那个“隆重的毕业典礼”，因为到那时曼努埃尔便可以不受什么拘束地上她这儿来了。她很知道自己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利用这么狭隘的机会，决没法做出多少事来。但是这一年里，曼努埃尔的计划遭到了一个变化，起先似乎并不重要，结果几乎是致命的。
南部一些新领袖们的计划是，使黑人学校尽可能办得和白人学校相差无几，这样来制止种族问题上的骚动。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打算赞成由联邦政府来帮助公立小学，并且拨给公地高等学校一笔比较公平的经常费。但是黑人组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已经告到法院里，不仅要打破居住、旅行和投票方面的种族隔离，并且要打破教育方面的种族隔离。他们已经使黑人学生强行进入了南部的白人研究院和职业学校。
这一切正缓缓地实行着，而且也受到了广泛的抵抗。不过到头来，法律总是法律——如果公立小学种族隔离的案件由最高法院判决黑人胜诉，那么又会怎样呢？再说，正在这时，赖姆斯，挑选了来接替孟沙的人选，因为过速地驾驶着他的新派卡牌汽车回家，把一棵很高的小白杨树撞倒了，自己也同时送了命。干吗不把孟沙的退休延展到一九五六年他八十岁生日的时候呢？使他惊讶的是，这件事在圣诞节校董会开会的时候给提出来了。
孟沙表示反对。他已经拟定了他自己的计划。他们坚持着——好，为了给校董会个面子，他肯不肯多留上两三年，比方说吧，到—九五三年毕业典礼的时候？他勉强答应了。他们接着议决，他退休后支取半薪，作为养老金。他对这种决定一向并不怎么在意。他的薪俸多年来一直是五千元——养老金便是两千五百元了。
孟沙的教师们对他至少再留任两年，全感到衷心快慰。就连那些原指望从这个改变上得到好处的人，也都很宽慰地想到，他们对自己现有的地位至少十分肯定了。大伙儿全谈到了黑人教育方面即将到来的革命。有几个对期待着的最高法院的判决——“那不可能对我们不利”——表示欢迎，认为它将是一八六三年林肯发动的那场解放黑人运动的期待已久的最后结局。
不过大部分教师全默不作声。他们正想着的事，孟沙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正想着那七万名黑人教师；这些教师大多数全可能失业。他们还想着，谁来教下一代的黑孩子，教些什么，怎样教法？他们不知道这些孩子里有多少在学校伤心失意、遭到排斥后，会流浪街头或是给关进监狱。他们在问着，未来的年轻黑人大学毕业生上哪儿可以找到工作，他们为什么要读书和毕业呢——但是孟沙打断了他们的思想。他笑嘻嘻地说道：
“我知道！这实在并不是就完成了我们的解放运动。这只不过是另一个阶段的开端——而且只是开端。凭着暴力和欺骗，独立的黑人学校在许多地区还将存在上三四十年。要是我有这权力，那我就要把取消独立的黑人学校的事展缓下去。它是一个具有英勇历史的崇高的制度。它可以重建一个民族和一部历史。
“这件事我早就计划做了——不过这是在我环游世界回来以后，在我想到‘天下一家’以后。我想到‘天下一家’，而不是越来越多的新民族的小集团，因为这种集团无限制地分了又分，结果民族主义就变成一个有消灭全人类的危险的毒瘤了。我认识到，各民族的统一是这个世界的真正目的；我还可以看到，全世界这样团结起来了的时机已经成熟，或是快要成熟了。
“以前，我认为这至少得再过二百五十年才成，特别是在美国，因为白人那么痛恨黑人，黑人又那么不信任白人。但是这也许不再是真实的了。美国的白人发现了一个比黑人还可恨和可怕的东西——他们管它叫作共产主义。
“这实在是害怕收入、权力和威望的逐渐减少，害怕不得不跟‘暴民’分享权力。早先，他们以为这些‘暴民’是黑人，可现在他们知道，也可能是黄种人，褐色皮肤的人，甚至是白人。他们跟这个‘怪物’作战，就非得停止跟我们作战。那我们得做点儿什么呢？如果我们是傻子，我们就加入一块儿去给人扣红帽子和进行政治迫害，加紧从我们自己同胞的身上，以及从白人的身上去捞上些钱。但是如果我们聪明，我们就会知道世界需要我们，正等着来欢迎我们的回忆、经验和希望；说真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很热切，有些人还很怨恨，不过依然还是需要我们。
“因此，这才真是走向自由的一大步！”孟沙结束了他的话。
“有多少步，得要多久呢？”这群人里有一个人问，这是一个前来访问的中学校长。
“耐心，耐心——”
“耐心？我想我们黑人并不算是太急躁吧。打从第十三次修订案以来，都过了九十年啦——”
“唔，就算是一百年——那也是进展。”
“是吗，这我可不相信。按这样的速度——一百年一步——我们并不一定是在闯进自由去。而且记住，就连这也不是自由——只不过是一步。这儿挜一个黑孩子，那儿挜几个黑孩子，去跟白种小鬼和存心报复的白种教师同待在一所学校里——你看不出这些幼小牺牲者得付出的代价吗？他们会成千成万地退出学校——或是给勒令退学——在街头流浪，堕落！
“我们还有一大片沙漠得越过，孟沙校长。尽管他们对‘白人预选会’这样大叫大嚷，大部分合格的美国黑人还是不能投票；我们还乘坐‘吉姆·克罗’列车；在大多数城市里，我们还不能走进大旅馆、汽车旅客招待所和大饭店；我们想找一个适当的地方住还有困难；我们还得不到待遇较高的工作和提升的机会。这是公开、明白、野蛮而罪恶昭彰的歧视。但是在这一切的左右前后，是大多数美国人的那种无形的、毫无人性的态度——那种嫌恶，仇恨，嘲笑，在各方面和各种行动上的排斥，公开和含蓄的侮辱，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况。请你告诉我，校长，按一百年一步这样的速度，美国黑人得多会儿才自由呢？我的猜测是在公元二五○○年和永无希望之间吧！”
“老弟，你的话尽管有点儿言过其实，还是很对。不过就算文明进展得很慢，最高法院判决在美国公立学校里终止种族隔离，这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吗？”
“不错。私刑的减少和把人活活烧死的事件的减少，也是值得高兴的——这不过是一部分，可并不是全部。事实上，我们私下谈谈，这并不算多！”
孟沙望望这位年轻的校长。“听着，老弟，你最好别这样说，要不你会弄得丢了工作，给关进监狱去！”
“可是我现在等于已经给关在监狱里啦。我不能说话；我不能想；我不能指望提升；我不敢结婚或是生儿育女。监狱？你到底什么意思，监狱？——很对不住，校长，我一下忍不住啦！不过我很高兴我们这样谈了一次。好，再会吧。我得回去干我的学校工作啦。”
孟沙望着他离开，然后说道：“一个这样的年轻人，最糟的倒不是他的想法并不是绝对没错，而是他热切地以为自己的意见永远不会错，决不会因为时间和环境的变迁而受到影响。我们的更大的工作开始了——把我们的儿童不是作为世界上一个单独的集体，而是作为世界上一个主要的部分来加以教育。
“我们非得组织起来，照料着使我们的儿童入学，照料着使学校里有好教师、好校舍、崇高的理想和必要的教学设备。我们非得随时注意并揭露对任何一个儿童的一切不平等，不公正的待遇。我们非得在家庭和集体里安排下公立学校省略掉的或是曲解了的东西。这可不是件轻松的工作，朋友们。这得要时间和金钱，而且许多人，许许多多人，都会丢掉他们的工作。我们困苦的日子并没有结束——它正重新开头啦。”
“我们要不要转向共产主义呢，校长先生？”
“我们当然得弄明白，共产主义实在是什么意思，不是什么意思；它做些什么，不能做些什么；资本主义不能做些什么，或是不肯做些什么。同时，我们非得跟犯罪行为、阴谋、撒谎和盗窃搏斗，即使犯罪行为、阴谋、撒谎和盗窃管自己叫作‘自由企业’的话。我们还得寻求大伙儿相当美满地工作和生活的权利，即使这给叫作‘共产主义’的话！”
教师们慢慢散出去了。有一个说；“我觉得这个老头儿好象离开得正是时候。”
乔治·华克尔早就来了，坐在屋里后排的座位上。这时，他会心地笑了。他是校长的一位老朋友，虽然已经有十五年没见面了。华克尔是个体态匀称的漂亮男子，有着浅黄色的皮肤，态度温和而悠闲。他很坦率，往往坦率得叫人不好受，唯恐有人以为他不敢说出真情实况来，不问这样对他自己或是对别人多么不痛快。孟沙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个学生，在一所很大的黑人高等学校里领导了一场反对白人极端排外主义的罢课。他既打赢了，又打输了——赢了，因为他把那个谄媚的白人校长赶走了；输了，因为社会上谴责他放肆，不肯给他工作。那是一个沉痛的日子，十分动摇了华克尔的信心。他本来象古代的骑士那样搞着改革运动，大公无私，一点儿没想获得什么利益。他的报酬是，因为做了正当的事而受到了处罚。从那以后，他对正义的事就变得冷淡和爱嘲笑了。有好几年，他都在一些很小的、简陋的学校里教书，这些学校全靠了向阔佬们请求捐赠来维持着。
后来，经济萧条后，他在南部帮着开展公平就业委员会的工作。孟沙遇见他时，他很镇定地跟一些南部的白人雇主坐在一块儿，他正在说服他们——因为他不相信他们的诚实——老老实实地雇用黑人，比按照他们一贯做的那样欺骗黑人，反可以得到更大的利润。
这时候，经过了十五年，他又来看他的老朋友和先生了。他头发花白，比以前显老了点儿，但是仍旧带着那种讥诮的目光，和那种正眼看待实情的顽强的胆力。
“您好吗，校长先生？唔，您这儿可是所挺不错的学校，还有一批值得瞧瞧、值得教导的学生。您教他们什么呢？教他们诚实才是上策吗？他们不会相信您，因为他们尊敬您，而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佐治亚州的白人——由您自己的黑人帮着——正在干些什么来毁掉您。不，不，您先别来驳我。我知道他们不会做想做的一切——不过他们会做不少事的。您自己又一点办法也没有；更糟的是，您甚至不能把真情实况教给您的小伙子们和姑娘们。这是黑人青年们今天的悲剧，我知道，这不单是贫穷；这不单是挨脚踢、受侮辱；这是渐渐认识到，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德行和真理根本不存在的世界。或者，就算存在，您也永远没法说明它存在。”
孟沙截断他的话说道：“我不相信您的话，乔治——我知道得比较透彻。我遇见过些好人，看到过正义胜利，真理得势。”
“您当然见过啦，要不也是您认为您见过。这反正一样。朋友，对我说来，黑人问题使我丧失了我的全部信心，全部理想。听着，孟沙，我并不时常这样说话。不过我是一个孤单的人，没有希望，身体上时常感到痛苦，精神上也老是感到痛苦。我所做的一切，我所指望的一切，我所相信的一切，全彻底毁了，或是差不多毁了，因此我相信我这一辈子永远也见不到余下的一点儿合理的事能得到挽救。早在大学的时候，我就听说，当你瞧见不诚实和错误时，就得闭上嘴跑开——因为我没有这么做，我几乎在生活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给毁掉啦。
“我想把真情实况告诉黑人学生，而丢掉了我的工作。我去参加工会运动，立刻听说，我越少谈到允许黑人加入，越少谈为他们的权利奋斗。我的职位就越稳定。我完全知道这情况，可我象个傻子一样不太能相信。当我在纽约的一家大报馆里找到干记者工作的时候，我以为我到底找到自由了。新闻自由嘛！我到底可以知道真情实况，给那些同样渴望知道真情实况的人来写写了。想想看，在美国的‘自由民主政治’下，说这种梦话。这项工作我担任了两年，渐渐认为我工作干得还不错——我知道我能胜任。但是老板们知道，关于黑人的权利，以及反对南部白人新近的繁荣的话，我谈得太多啦。于是我出来了。我不能不生活。我有一个妻子，我对她比对上帝还爱护，还有一个小孩，生下来就是跛子，这是最后一下打击，真是天意弄人，命运多舛。我怎么办呢？我加入了一伙贪污受贿的工会领袖，成了那个领导他们的粗鄙的强盗的代言人。我帮他制定计划，采用卑鄙的手段，记载下他的话来。当然，我大骂‘共产党员’。这是我租屋子、吃饭和请大夫治病的‘许可证’，是给我忠实的妻子一个家的‘许可证’。嗨，还有什么别的呢？在这个箝住人嘴的世界上，谈有什么用？现在，我得去啦。不久，希望我就死掉。别忘了我，孟沙；使你的学生们怀着远大的希望，即使你不得不象你当然得做的那样，通过撒谎来做到这一点的话——你就这么做吧。”
“华克尔，我很替你难受。你受了委屈，给人曲解了——”
“孟沙，我替自己比你替我要难受得多。在一个象样的世界上——可是，再会吧！”
琴对事情的新转变微微吃了一惊。首先，得多等上一年。其次，曼努埃尔很偶然地提到了，自己退休后只“支半薪”。她猛然想到，一笔两千五百元的薪俸在今天算得了什么。过去，他们一块儿工作的时候，两个人从正规的薪俸和许多公费上挣到了九千五百元，生活过得很安逸。现在，物价飞涨。他们却不得不靠那数目的四分之一来生活了。
她想到过去校董和教师们常提起，说孟沙的富裕的儿女一定十分乐意来供养他的晚年。但是，对于用这笔微薄的收入来养活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以及对这场在任何情况下都得举行的婚姻，他的家属会说些什么呢，她始终没有忘掉，她拒绝了道格拉斯的求婚后，道格拉斯的那一番嘲笑。他肯拿出钱来贴补贫穷的父亲，保证他生活舒适，可以买书，可以旅行吗？再说，就算他肯拿出来，她能接受他的什么吗？勒弗尔斯在法庭上那么缄默和冷静地替她辩护，他会怎么说呢，就连索裘纳，又会怎么说呢？
此外，琴自己的计划也遭到了困难。工厂里的工作很辛苦，不仅是体力上的消耗，而且，比这还厉害的，是精神上的死亡——那种单调乏味，那样一遍又一遍、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地干着毫无意义的事。平时又没有多少时间谈话和宣传。工厂里的工人全过分紧张；这正是春季赶工的日子。经过冬季的停工后，工人们正发疯般的赶着来供给时髦妇女们合意的花样；她们起先迟疑不决，后来才悠闲地选定了夏季的花样。工厂日夜开工；工作延长下去，赶得简直叫人喘不过气来。在全国各地，童工比十年前又多了五十万；十一个孩子里便有一个在工作，不是二十三个里有一个了。这是战争的另一份礼物。
她还在工会办事处里工作，不过是在下班以后、周末和假日里。这种双重的工作结果竟然太重，终于使她精疲力尽，病倒了一个月。她不能回到工厂里去，于是在办事处里担任了全日工作，待遇简直不够维持她自己。关于这一切，她写信给曼努埃尔都没有提。她延缓了他们原计划在亚特兰大的好几次会面，不得不向他提出一个她很不乐意说的借口：
“我的上司，那位秘书和他的志同道合的太太，知道我是有色人，同意黑人和白人到时候得在工会里联合在一起。但是跟我一块儿干活的工人，甚至没有几个疑心到我是黑人；万一有人发现了，那也许会毁了我们预定在明年春天举行的罢工。”
这场罢工早就是一件急切探讨着的事。工会会员们大部分全从来没有参加过罢工。他们惧怕有钱有势的雇主。另一方面，他们对自己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又不满意，但是那总比更差点儿或是什么也没有要好点儿。他们害怕罢工，相信黑人待在一边，随时都准备来顶替他们。
但是他们的领袖知道，只要他们接受下出给他们的工资，工资就会长时期都很低——而且不久还会更低，工作也会更重。现在，是战斗的时候啦。因此这场罢工最后到底决定了。它定在冬末淡季里宣布出来，好威胁赶交春季订货的热狂时期。
琴还认识到另一件事。情况并不象她以前想象的那么简单。它并不是一个私营工业应付一群劳动者。政府以警察管理人和收税人的身份，也置身在这种情况里。这个政府还那么紧紧地被大资本家控制着，凡是大资本家集团在利润方面的要求，政府总极力来满足。工业——不是地方性的，是全国性的——可以寻找最有利的经营地点；这也就成了一个因素。为了引诱工业上南部来，一个大资本家集团可以允许工业纳较低的税，或是不纳税；它可以派警察来保护工业，把劳工组织者赶出去，它可以破坏罢工来保证低工资，再说，它还可以把技术工人的工资限于发给白种劳工，即使白种劳工认为允许黑人参加工会是明智的话。种族偏见是由这个社会集团来造成和推行的，不单是由工会。
还有，这个集团把黑人劳工限制在卑贱的工作上后，便使最穷的白人也雇得起黑人，从而保证了仆人和普通劳工的供应。因此，行贿、特殊的立法和暴民法律可以变动全国的经济，而工会简直就束手无策。这一切琴全知道得太晚。罢工开始了。
这样，罢工来了，持续下去，后来突然发生了骚动，接着便是迅速的报复。随后，这场罢工便给镇压下去，失败了——还不止是失败。琴吓呆了。她尽管听说过和阅读过不少罢工的事，以前却从没有看见过一次，更没有参加过一次，没有指挥过，筹划过一次，也没有受过这样的痛苦。她以前从没有看见过一大群人饥饿、愤怒、陷于绝望，也没有看见过垂死的孩子、咒牌的妇女和浑身血迹的男人，面对着愚蠢迟钝、横眉怒目的警察和武装士兵。傲慢的雇主用污秽的罪名朝他叫骂。尤其是新闻界——那些能言善辩、无所不知的日报，对这场罢工几乎只字不提。全国，全州，甚至市外的大部分居民，对这场斗争根本没有得到一点儿消息。琴最后蹒跚地搭上了午夜的一班火车，到底特律去，只不过因为这恰巧是这班火车的目的地。
一星期后，她待在一家收费低廉的寄宿舍里看早报的时候，瞧见了一则广告。俄亥俄州许多高等学校里的一所较小的学校，暑期里要聘请一位社会科学的教师。她去应征了。教务长因为她是拉德克利夫的毕业生，又从芝加哥得了个博士学位，所以印象很好，但是由于她新近是在一个工会里工作，以前又是在一所黑人高等学校里教书，所以又有点儿琢磨不定。不过她只要写封信给孟沙校长，他准可以替她出一封介绍信。琴于是写信给他，说明了情况。
第一次会面后，教务长还是琢磨不定。“这个女人说她只有五十三岁，可是她样子又老又瘦；头发全花白啦；事实上，她很虚弱。不过她这个人又有点儿什么叫我很感兴趣。”
“她有个性，”她的助理回答。“我们可不可以在暑期这一学期里试她一下呢？如今找人教社会科学非常困难；这个女人有经验，就算是在南部黑人的一所高等学校里得来的经验。”
“好吧，”教务长说。但是她仍旧有点儿怀疑。
在那六个星期的前四个星期里，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但是进度很快，工作也很令人疲劳。暑期的学生大半都很严肃，全快到中年啦——一点儿也没有青年人的那种愉快活泼。有一天在教室里，琴·杜比依面对着学生坐在那儿。她有点儿琢磨不定、心神恍惚地望望他们，觉得他们一点儿也不熟悉。后来，她瞧见了后排座位上的一张褐色皮肤的脸。她并没有望着这个人，不过始终觉察到他，因为觉察到他，话也就讲得连贯点儿，思想也清楚点儿啦。
她说道：“你们知道，我们社会学家——我想我用不着为这个名称道歉吧——有很长一段时候在好些方面都感到有点儿惭愧，例如：我们的统计方法啦，我们的‘盖然性’啦，我们想求确实性时对偶然因素的那种坦白的、也许不算十分坦白的承认啦。所谓确实性，就是十九世纪我们已经知道一切、或是可以知道一切时的那种绝对的确实性——再假定有点儿时间来测量和观察可以测量的事物的话。
“今天，这种态度似乎正在改变。我们不但对人类的行为依靠统计学和盖然性，并且对物质世界——原子世界，生物学和心理学的世界——也依靠这些。我们从很自负地测量出的确实性上降了下来，干着煞费苦心地收集事实的工作，并且得出了可能性和盖然性就象得出了科学的真正结论那样。事实上，”琴几乎笑着说，“我们向我们的老朋友，‘机会’和‘自由意志’打开了门。”
有个人声从教室后排的座位上传来。“还有上帝呢？”
“唔，总而言之，”琴沉思着说。“还有神。也许有很不少人帮着来改变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进程。”
“您可不可以说，”另一个人问，“大约有十位这种神——或是人——或是有一千万个呢？”
“我可以说的是，那个数目总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并不是每个人当真都作出决定性的选择。这种选择也不是天天都作出来。不过从受过训练、精神健全的成年人那儿，却得出许多这种重要的决定。它们总起来可以形成一种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力量。”
“那么，”一个女学生问，“您把精神健全的人的数目定得很大，还是适中呢，”
琴的眼睛变模糊了：她几乎忘了这班学生。她先朝窗外望望，然后好象隔着墙望出去，望到了外边的大地。“精神健全，”她说，“到头来，也是比较性的。我现在要说的话，你们也许会觉得有点儿疯狂，但是在某时某地的少数人看来是疯狂的，在比较广大的世界上也许实在倒是精神比较健全的。”
接下去，她失去了时间和地点的感觉，迅速地讲起来了。
“不仅是原子里的能；不仅是世界以外的宇宙射线的大秘密。这个世界非得探索外边的一个世界——凭它的火焰和领导人。现在，我似乎瞧见一道白色火焰照亮了北方，有希特勒、俾斯麦、华格纳和弗洛伊德，一道熊熊的火焰，很快便暗淡下去，熄灭了；在它后边，来了傲慢自负的西方的三色火焰，拿破仑和墨索里尼待在前边，华盛顿和丘吉尔待在后边。
“接着，从东方升起来，照亮天空的是，列宁、普希金、释迦牟尼和孙中山的红色火焰，以及南方的灿烂的黑色火焰——塔哈夸、阿斯基亚、屠圣和洛班古拉的黑色火焰。北方的那道苍白暗淡的火焰就会熄灭；史彭格勒告诉我们，西方的火焰怎样在低落下去。可是我们可以瞧见，东方的火焰正越烧越旺。哦，你们没有几个人象我这样知道，南方的黑色火焰会带来些什么。
“远在世界尽头，在南极那儿，我们正在建造一座冰雪宫。世界上可从没有见过那么巨大的建筑物。金字塔上的一吋在这个高大建筑物上便是一码；帝国大厦也只是它墙上一条半露出的柱子。这个建筑物已经朦胧地显现出来，因此在地球的一头，大地不久就会倾斜下去；宇宙万物就会摇摇晃晃，向外伸进星宿的壁垒，完全暴露在太空中，既没有‘空间’的假定，也没有‘时间’的假设。
“随后，在宇宙的柱子之间，从最上层的天堂到最下层的地狱，黑色的火焰会隐隐约约地又显现出来。”
她的头垂到了桌上；学生全张大眼睛望着，随后便不安地活跃起来。
“这个老婆子敢情疯啦，”有一个学生说。
“要不是疯狂，就是瞧见一个幻象啦，”另一个说，“你们说我们该不该去告诉教务长？”
“啊呀，她死了吗？”那个褐色皮肤的小伙子跳起来喊着。
琴慢慢睁开眼睛。不知怎么，她觉得许久都没有这样休息过，比她记得起的时间还久。她望着外边一片苍翠可爱的院子；窗子四边满是蜀葵、向日葵、蔷薇和天竹葵；藤蔓攀在一堵古老的石墙上；四处的树木在微风里飒飒作响。一个令人吃惊的想头掠过琴的心上——她也许死啦，长此安息了。接着，她很快地把幻想收回来，向屋里四下望望：屋里的一切都是白色和蓝色的，只有很少几件家具。一幅画挂在墙上——是什么画呢？她欠起身来；一个护士走来啦。
“您敢情要吃一点儿午餐吧，”她把托盘放下，说。琴询问后才知道，自己大病了两星期。有好些时间她都昏睡不醒，不得不靠打针来供给营养。但是病势总算好转了，现在她已经逐步在恢复。
“你的朋友们想看看你。”
当然啦，琴想着，教务长准会用一些相当有礼的借口把她解聘。她会表示理解，迅速同意的。可是接下来，她怎么办呢？上哪儿可以——
房门打开；勒弗尔斯·孟沙法官的夫人从门外走进来了。琴以前不常看见她，但是她一眼便认出了她。她想说话——可是孟沙太太推她躺下，说道；“嗳，嗳！别说话，别使劲儿。你先得把身子养好，”
“但是我非解释一下不可——”
“没什么要解释的。我知道你为了未来——你的生活和工作——一直在烦心。其实用不着这样。我们那儿子保了两万五千块钱的寿险。保险费我们全付啦——这笔保险费他本来决不会再想到。他死啦；我们夫妻俩经济挺宽裕。因此，我们把这笔钱全部转给了他父亲曼努埃尔。所以你并没什么需要烦心的，因为除了曼努埃尔的家外，我们的家也永远是你的。”
她停住。琴悄悄把手放进她的手里。
“我们有你——你是我儿子所爱的，”孟沙太太说下去。“还有我们的父亲——他是你所爱的。他不敢叫你过贫穷的生活；你也不敢和他一块儿过这样的生活。你们俩都很傻。如今，你们俩全是我们的啦；你们俩到底聚到一块儿了。”
她把门打开；曼努埃尔·孟沙走了进来。他脸上满是皱纹，不过两眼却笑嘻嘻的，露出了又瞧见琴后的高兴。他握住她的手，抚摸着。
几星期后，琴离开了医院，主教从得克萨斯州赶来，为他们主持了婚礼。他们飞往西部去，计划在加里福尼亚州和太平洋沿岸的奇异、瑰丽的景色中作上长时期的休息。这是一次十分美满的新经历：两人又同待在一起，轻轻地、亲切地、无拘无束地谈谈说说，肌肤相亲。
世界——这个冷酷、费解的世界——变得异乎常情地多情和温厚了。人们也似乎比较亲切、比较体贴。它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他们很喜欢它，尤其因为他们彼此深挚不渝地相爱着。
他们来到崇山峻岭中的一片山谷里。那是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天空象镜子一般——风飒飒地吹着。参天的大树象严肃的岗哨那样排立在两旁，树身黄褐，象干了的血一样——这些都是基督诞生的时候便生长着的树木。在它们后边和上边，朦胧地显现出一大堆圆顶般的花岗岩，荷马歌唱的时候它便已经很古老了——也许甚至在晓星一起歌唱、上帝的儿子欢呼的时候便已经很古老了。在下面山坳里和山坡间，潺潺的流水在金黄色的阳光里蜿蜒曲折，奔流而下，水上的银白色雾气缭绕回旋，飘浮不定。
后来，他们在旧金山逗留下来，住在高处的霍浦金斯大饭店里。从那儿，他们可以望见金门。他们一块儿重新回忆了一下过去，很珍惜地细想着每一件小事，每一场胜利和失败。两人在彼此的身上发现了新的个性、新的思想和新奇的愿望。加里福尼亚州很美——他们谈到把自己的余生在这个天堂里度过；可是尽管他们这样谈着，他们却知道生命的力量在自己内心里过于强烈地激动着，工作也过于响亮地召唤着他们，因此他们不能想到完全休息——虽然孟沙已经七十八岁，琴也五十四岁了。
激起他们来的，是最高法院对公立学校种族隔离的判决。孟沙说出了他们的思想。
“这么说，最高法院说话了，而且全体的意见是一致的。他们很聪明。他们知道，如果我们黑人教我们的儿童再教上一世纪——在我们自己的不断改进的学校里，用我们自己的受过训练的教师——那么我们就决不会再是美国人，而是具有一种新文化的另一个民族了。但是如果从现在开始，美国所有的儿童，不分黑白，不问原籍是欧洲人、斯拉夫人、还是亚洲人，逐步逐步、越过越多地作为一个整体来接受教育——有同一个传统和同一个理想——那么就会出现一个种族、一个国家、一个世界。这准是很不容易作出的一个选择——他们不得不放弃‘优越的地位’，终于接受种族合一了。社会平等就要来代替白人的神圣权利。要不然就会阴森森地出现一个互相仇恨、四分五裂的世界，必然导致自杀。
“我高兴吗，我应该高兴，可我并不。多年来我一直幻想到一个伟大的美国黑人种族。现在，我只能看到一个伟大的人类。这样也许最好。我真该高兴——”
从这时候起，开始了一场不安的调查和探询。他们在这个紧要关头能做点儿什么？他们俩全有过那么多经验；他们俩全还很硬朗。
琴说：“早先，我想到一种规模很大的调查研究。我安排好在十个或是十个以上的州里来统计一个被隔离的团体的行为；一年不间断地连续进行几十年；再把这些材料分门别类，加以解释后，集中到一个地方，由国内和世界上最有眼光的人保举出的专家来指导，因此里边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的黑人学者。这个计划失败了。今天，白人没有利用黑人的见解和经验，却在告诉世界上说黑人在想些什么，是怎么个情形。我希望——我还希望——”
孟沙从报纸上抬起眼来，皱着眉头。
“亲爱的琴，”他说，“世界上出了什么毛病，美国正遭到什么事？我从没有想到我们可以这么做。政府雇用间谍、密探、职业撒谎者；到处尽是盗窃、浪费、赌博和犯罪行为。我没法明白。我真不知道怎样是好啦！”
他们决定最好在海滩附近租一所小屋子——至少租几个月——单是休息和筹划。他们碰上了黑人在“上流”社会里找个临时住处时常碰上的那种困难，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最后，他们在圣马蒂俄地区短期租到了一所小屋子；它是一个退休了的教授的，这位教授很乐意弄点儿额外收入来支付修理费。他自己安排好上邻近的一个商人家去寄宿。这办法竟然很不错；教授成了一位常客，几家邻居知道新来的人是有文化的，而且并不待上多久，不至于使房地产贬值，于是也就接受了他们。
他们继续作专题阅读和谈论。邻居们对这个黑人和他的白晰的妻子很感兴趣。他们大半没有说什么，不过却更加留神地听着。孟沙在休养安息中，说话比以往一贯更加随便了。
有一天，他说，“我一直在认真地想。我感到很迷惑——而且非常烦恼。我活得很长，周游过世界。可是当我瞧着我这片乡土时，我不得不问一声：我们有什么比自己还可怕的。我们这些人似乎愚蠢到了迟钝的地步。我们的学校越变越糟，不是越变越好；我们的儿童很放肆。在我们的国土上，愁苦的事比幸福的事多。人们正在变得不诚实，他们偷窃、赌博。我们远此我们夸耀的贫乏，因为我们买衣服、珠宝和皮货而不买食物；买汽车和洗衣机而不买书。我们借债过活；不是在储蓄。我们并不辩论——我们威胁、指控。我们不看书，不想，大部分空闲的时间全花在瞪眼瞅着恶劣的图画，以及推销我们根本用不着的商品的一些更恶劣的广告画上。我们难得去瞧瞧月亮升起来，或是太阳落下去！”
到孟沙这儿来串门的一位客人，听孟沙说了这番话后，坚持说：“你们黑人比早先可自由啦！”
“要自由来干什么，干好事还是干坏事？来改过还是来花费，来浪费还是来犯罪，敲诈——？”
“你大概比较喜欢俄国吧？”
“不，我喜欢美国，不过不是这个美国——是另一个可能出现的美国——”
琴想法温和地拦住他，不让他把心里话尽情吐露出来。等这个邻居去后，她说道，“亲爱的丈夫，你决不可以这么坦率地说话——至少对陌生人不可以这样。这些日子，这样很不安全。”
“安全’你这话什么意思？我是在对一个我们认识的人说话。这究竟有什么害处——？”
琴摇摇头，招手叫他进去吃饭。
有一天，琴带回来三本书；曼努埃尔很好奇地细细看了一下。他们常一块儿读书，琴大声朗诵出来，然后两个人再讨论内容。
“杰西·福塞特？”他问，“我不知怎么记得这名字，可是——”
“这本书这么突出地表达了我们的问题，”琴说。“这儿有三本书。都是文学作品。它们很巧妙地解释了生活，不过是一小群人的生活——不是俗恶的阔人，是费城的默默无闻的黑人的——那些仔细培养起来、向前发展的饮食业职工、教士和大管家；书里谈到他们的欢乐、悲伤和发展。
“但是这幅画面并不叫费城的白人，或是美国的白人感觉兴趣。他们忘了注意美国生活的这一片面。象一贯那样，他们甚至根本不知道有它存在。因此，美国黑人也忽略了美国白人所忽略的情况。只有三四部这种细腻的作品刊印出来，于是杰西·福塞特就在她能达到的文学高峰上停止了写作。
“这是一个耻辱，一个大损失。以前，我只偶然瞧见过她一次——一个相当肥胖的、矮小的姑娘，生得很美、很秀气，肤色晶莹黄褐，目光和心灵全灿灿发光。十八世纪的英国，或是波特荣尔时代的法国准会怎样来捧她啊！可是狂暴的二十年代的美国，甚至连看也不看她的那几首典雅的诗。因此，亲爱的，我们今儿就来读一读这位作家的《现行的混乱！》吧。”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遇到晴朗的下午，邻居们常在吃茶点的时刻上孟沙家来，坐在遥望见大海的宽敞的门廊里聊天。事实上，他们下午习以为常地备有茶点。
有一天，一个邻居，那位退休的教授，待在那儿，琴正去倒茶的时候，在市里一所中学教书的一个中年女人跑来，要借几部黑人历史的书籍——公立图书馆里这方面的书非常缺乏。附近的一个伙食商用他的旅行车把她跟那一星期的食品一块儿带了来，所以也走进来了。这时，蔷薇花正盛开。有一个自称是风景画家、逗留下来欣赏蔷薇的陌生人，也给邀了进来。另一位邻居，一个他们不很深知的作家，差不多同时走进来，借根火柴点他那焦黄的海泡石烟管。
谈话起先很散漫、很随便，不一会儿就热烈起来。老教授谈起了他最喜欢谈的话题。
“我们美国人又蠢又胆小。我们吓得了不得。为什么呢？”
那个中学教师插嘴说出了她认为最合理的答复：“学校办得很差，而且越来越差；教师往往不够格，随便哪一类教师都太少啦。”
“我从没有听说过象今天盛行着的这么多撒谎和盗窃的勾当，或是这么多互相猜疑的事，”伙食商插嘴说。“你不知道该相信什么，要是有什么——”
教授接着说了下去。“有谁当真相信共产主义是一场国际阴谋，俄国是在打算来摧毁我们吗？”
孟沙沉思了一下。“我越来越相信，美国人正被一小撮很有势力的人强迫着，在思想和行动方面全跟自己的真正信念相抵触，这一小撮人控制着我们的大部分财富和交通工具。”
“我们这下可说得有点儿道理啦，”老教授说。
“听着，有一百二十七个人在拥有六百六十亿资本的企业里，担任着二百八十九个董事长的职位。这些企业控制着美国全部法人资产的百分之七十五。这些人全不是凭任何民主方式当选就职、执掌大权的。他们是由各有关方面挑选出来，或是自动挑选出来的。这个寡头政治的掌权人人数正越来越少，对美国和世界各地工业的控制权正越来越大。小商人正在消失；技术工人正从市场上给排挤出去。怎么办呢？假使现在凭着法律把财富和对工业的合法控制权从这一百二十七个人手里拿过来，交给国家；假使明智的民主政治控制着国家，为全体人民谋福利的崇高的理想激励着选民，而他们选出来管理国家的人又全正直廉洁，肯自我牺牲——这样不通过革命走向社会主义，你们说怎样？”
大伙儿一迭连声地对这个意见提出了反驳，你一句我一句，问个没完。
“这一百二十七个人肯同意被夺去权力，不拼死挣扎吗？”
“这样抢走了这一百二十七个人的产业，怎样来补偿他们呢？”
“这样的‘明智的民主政治’在哪儿？”
“我们怎样才可以获得‘具有崇高理想的正直廉洁的公务员’呢？”
老教授没有回答——他笑了笑，悄悄地溜走了。
作家嘲笑道：“我们甚至不敢讨论这种情况，生怕挨贫穷的大棒子打，即使不挨监禁的大棒子打的话。”
“只有真正的民主政治才能治疗这个，”中学教师说，“但是民主政治却是我们这儿所没有的——我们甚至把原有的东西也快丢掉啦。”
琴说，“我们正用公民权在贿赂黑人，用高工资来使工会工人安静，这样来换取战争和投票权。”
画家临走的时候采了一朵蔷薇。“唯一的答复是革命！”这是他告辞的时候说的一句话。
“不对，”中学教师说。“答复在法学家身上。我们被法学家统治着；法学家制定法律，行使法律。他们指定法学家做法官；法官解释法学家制订的法律。我们是一个法学家的世界，由法学家统治着，为法学家服务。这说明了我们为什么这么无法无天——不公正是常事而不是例外。难怪革命老针对着法庭、法官和法学家了。”
他们哈哈笑着，互相告别，又向主人告辞后，才慢慢走了。
第二天，他们听说老教授被逮捕了，不禁大吃一惊，虽然他的罪状并不清楚。
几天以后，一个举止沉静、服装考究的陌生人上小屋来，拿出了他的证章。他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务。
“我不知道，”他很客气地问孟沙，“你乐意不乐意跟政府合作？”
“噢，当然乐意啦，”孟沙回答，“怎样合作呢？”
这个特务取出一本笔记簿来，坐下。
“你们新近在这儿举行过一次会议吗？”
“一次会议？没有，并没举行过什么会议——”
琴插嘴道，“他意思大概是指那些上这儿来吃茶点的朋友。”
“对。你把他们的名字告诉我，成吗，还有——”
孟沙很生气地站起来。“这我当然不能同意！”
“这么说你拒绝合作？”
“我拒绝当密探！再见！”
没有多久，果然象琴担心的那样，曼努埃尔·孟沙被传去，在太平洋沿岸集会的一个国会委员会里作证。孟沙觉得很诧异，不过并不反对前去。他想象不出自己有什么会叫这些人感觉兴趣的材料。他始终没有想到自己会被控搞颠覆活动，委员会要他招认什么和提供什么材料。这一点琴倒揣测到了。她打了个长途电话到洛杉矶，跟道格拉斯的女婿史太威医师谈了谈，又打了份电报给纽约的勒弗尔斯。
这次到委员会去作证时间很短，可是恶劣得简直叫人不信。孟沙一走进去便被当作一个已决犯来对待。
“你到过俄国吗？”
“你的路费是谁出的？”
“你到过中国吗，”
“你是共产党员吗，”
“你认识些什么共产党员？”
“你太太曾经被控过宣传共产主义吗？”
“她是不是因为搞颠覆活动，从你的学校里给解聘了的？”
“你是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的？”
最后，一个证人来了——就是停下来欣赏蔷薇花、被邀进孟沙家去的那个画家。
“你认识这个黑人孟沙吗？”
“我参加过在他家里举行的一次会议。出席的有这些人。”
他递给主席一张名单。“我听见他们攻击美国，主张革命。”
“孟沙是共产党党员吗z”
“据很可靠的人告诉我，他是的。”
接下来又对着孟沙说道：
“说老实话，要不就得按阴谋叛国罪对你提起公诉！”
“什么》”
接下去，停了一会儿功夫，只听见窃窃私议声。史太威医师走了进来，走到一个国会议员面前。这个国会议员和他很亲切地握握手。询问突然结束了。
那位退休教授进了监狱。中学教师丢了她的工作。作家成了一个木匠，可是画家却在华盛顿得到了一个好职位。当地的那个商人变得沉默寡言，不再来串门和聊天了。
孟沙并没有给再传到证人席上去。他对自己这次受到的待遇非常生气，想去找一个律师谈谈，但是勒弗尔斯第二天便到了。他刚从华盛顿赶来，临走之前在那儿见了一次司法部长。对曼努埃尔·孟沙的控诉就给撤销啦。
“现在，爸爸，”勒弗尔斯说。“让我们来面对实情。这是反常的时代。世界全给炮声震得患了痴呆症。全国都吓得发狂啦——不是怕共产主义，是怕自己，怕自己打算做的和可以做的，怕自己拥有的东西。别管‘为什么’——这是实情！
“就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什么也不做。只是保持缄默，等全国从这阵歇斯底里里恢复过来，回到正常的状态。不错，这也许是懦弱，但是这是很正确的识见。
“现在，我请您和琴跟我回纽约去吧。那儿可不象这儿这么美，不过比这儿安全。来跟我和我妻子住在—块儿。我们正感到冷静。我们就谈谈听听，吃吃喝喝，偶尔还邀几位朋友来玩玩，看看戏，看看电影，乘车上郊区去逛逛。”
“换句话说，”琴说，“我们全闭着嘴。”
“一点儿不错！请你们相信，这儿如今不是闭着嘴，就是死！我认为还是活着的好！”
孟沙和琴一起说道，“但愿我们能象你这样自信！”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