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爱·伯·杜波依斯 -> 《为和平而战斗》（1952）
第十章 为辩护而奔走
我们很清楚地知道我们处在严重的危险中。我们并没有因为对我们的控告不值一驳和可以空幻地仪仗“正义”而高枕无忧。形势是很清楚的。统治全国的是全国制造商协会、美国商会和这一类有关的组织。那就是说，与整个工业生产过程受到集中的控制的同时，整个舆论也为全国范围有组织的宣传所左右。这种新的经济权力的集中，促使全国企业的利润迅速增长，同时并计划在亚洲、非洲、加勒比海地区和南美洲以低于欧洲和北美的价格收买劳动力和利用土地，以增加它们的利润。就是在欧洲和北美，它们的利润率也因有组织的劳工投票力量当中的社会主义思想日益高涨而受到威胁，现在整个东欧都因此而免于可能的剥削了。为了遏制这股社会主义的潮流，必须进行斗争，或者扬言进行斗争。
我们的国家以干涉中国、进行战争恐吓及在朝鲜采取“警察行动”来准备战争。以惊呼“共产主义”，把共产主义说成是暴力、混乱、无神主义和奴役来恐吓劳工。在帮助欧洲消除贫困和痛苦的借口下，正在欧洲劳工最无力维护他们的权利和愿望的时候，美国人民的税款被榨取去在欧洲恢复资本对工资的控制。同时，美国让私人公司收买欧洲企业的部分股份，或开设新的企业，借以收回本钱，而购买股份的钱一部分就是我们的税款。我们美国国内保持着思想控制，报纸和采访机关掌握在有势力的严密的机构手里，期刊和书籍出版业也是被控制得极为驯服。
由于这种政策，公众的恐慌和歇斯底里开始控制不住了，全国面临着“不是战争就是破坏”；面临着不是资本继续集中到非生产性的企业中，就是通货膨胀和失业造成的财政危机。由于教育、艺术和文学界的批评不得发表，批评家难以维持生计，持反对意见者遭受迫害，这就制止了人们对这种情况提出警告或加以讨论。共产党的领袖就是这样被投入狱中。接着，对舆论界来了一次政治迫害，法庭并且支持这种行动。电影剧本作家、西班牙流亡人民的救助者、德高望重的人士都被监禁。任何黑人，凡是常常对种族歧视表示愤恨，或者阅读激进的报纸，或者参加了批评目前政局的集会，或者参加了非洲事务委员会等类组织的，都会受到解雇的恐吓，或者真的丢了饭碗。
美国内部每次展开小规模的和平宣传运动，也因为没有报纸电台为它宣传，而一点不受人注意。历次的和平大会都被称为“共产党的”宣传，而只受到恶意的宣扬。但是，当两百多万人在斯德哥尔摩宣言上签了名的时候，行动的时候就来了。诬蔑运动席卷全国各地。洛杉矶《时报》之类报纸歇斯底里地说：
“这是一个警告。
假如有人拿着一份自称为世界和平大会的团体发出的宣言找到你家里来，或者在人行道上拦住你，你不要在那上面签名！……
假如你真正要和平，你不签名就对了。
这个宣言是直接从莫斯科发出来的，虽然人家往往管它叫《斯德哥尔摩宣言》。
你应该怎么办呢？不要当面斥责他，也不要把门砰的关上。赤色分子是受惯了这一套的。你该做的事情是，叫他拿出证件来；假如可能的话，记下他的姓名和住址，仔细地看清他的面貌，然后打电话通知联邦调查局。”
不久，司法部也和国务院串通一气，和平宣传站的领袖们被逮捕了。起诉有两重目的：制止和平宣传，因为这种宣传会妨碍战争叫嚣；警告黑人领袖们，叫他们少活动一点。我因为进行和平宣传而被逮捕，恐吓黑人领袖、使他们就范的一贯政策再次被应用了。但是，同时政府也不准备把这事干得太过火，因为它害怕这样会影响一九五二年的选举。只要我因为被起诉而真的吓怕了，同意和默许某种条件，他们就会撤销对我的控告，而全部目的也就达到了。
他们在司法部的一个办公室里向我的一位律师提出了这个建议；这是在全室充满烟雾、双脚搁在桌上的安闲的气氛中提出来的。这一切当然都是“非正式的”，但是如果杜波依斯愿意“不表示抗议”，对他的起诉无疑就会撤销。换句话说，只要我躺着，一动不动，那末对我的控告就会不进行了。我马上写信给我的律师，坚决地告诉他说，我宁可病死狱中，也不答应这样办。我并没有犯作别人的代理人的罪，我愿意到法庭上去证明这一点，只要审讯是公平的。
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不简单。对我们的审讯并不单纯是一件法律诉讼。我们可能因为舆论被蒙蔽而受到委屈，舆论要是不说我们是公开的卖国贼的话，也可能认定我们同情武力和暴力的计划。现在，他们已经在散布这种闲言了。大多数人，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都因而以为，根据联邦调查局所掌握的无可否认的证据，和平宣传战的人员已被证实是领受苏联津贴的。
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的态度说明了一个强大的全国性黑人团体的反应。首先倡导这个运动的一位白人威廉﹒英格利希﹒瓦林曾经说：
“我们从一开始就取得白人中开明和进步分子的同情的注视。但是，我们大家全都同意，这个团体本身必须提供各种族顺利地合作的范例，它应该以美国的自治和自我发展的原则为基础。
因此，我常常认为，是在我们吸收了杜波伊斯博士参加之后，我们的团体才真正组织了起来的。”
我在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里一共服务了二十八年。在这次案件发生之后，虽然那时我已经和这个团体没有什么正式关系，这个团体在全国的分会和会员都要帮助我，并且要求总会也参加这个行动。理事会主席直率地向秀莱﹒格拉汉说，毫无疑问，和平宣传站是靠苏联津贴来维持的。他承认，可能我不知道这件事。在理事会三月十二日的会议上，有人主张理事会对这次起诉表明态度，并且如一个支会所说那样“对杜波伊斯博士目前的困境给予积极的实际帮助”。然而，协会的书记华尔特﹒怀特报告说，他曾和华盛顿司法部长助理佩顿﹒福特谈过，知道司法部掌握有确凿的罪证，如果不控告杜波伊斯博士，那就不能控告他的四个同仁。
理事会一位白人委员原来曾愿意出面要求协会法律部也一起来为我们辩护。可是这位委员在听到我们“某些罪行”之后，便表示他不打算再为这事想办法了。
理事会最后通过下面的决议：
“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理事会对于威﹒爱﹒柏﹒杜波伊斯博士最近被起诉的事是否得当不打算表示意见，但是理事会认为，对一位伟大的保卫民权的战士采取这样行动，使得这样的指责更振振有词：有人正在力图强制黑人完全平等论者保持沉默。理事会并重申决心，继续坚决地斗争，争取美国全体人民完全的公民权利。”
可是，甚至这个决议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宣传，总会竭力劝告各地分会“不要管”这件事。某些分会有力地提出责难，并且许多分会不顾纽约总会的态度，支持我们的运动。
最后，在七月间举行的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亚特兰他年会上，约有六十五个分会提出了为杜波伊斯博士辩护的提案，结果会议通过了一个强硬的决议：
“鉴于威﹒爱﹒柏﹒杜波伊斯博士是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的光辉的创始人之一，并且五十多年来作为一个教育家、教师、学者、国际组织者和编辑，一生不渝地致力于提高南方、全国和全世界少数民族的地位，
鉴于美国政府已经对他起诉，说他是一个外国的代理人而没有依此身份进行登记，
鉴于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全国理事会已经表示，这种对一位伟大的保卫民权的战士采取这样行动，使得这样的指责更振振有词：有人正在力图强制黑人完全平等论者保持沉默，
鉴于杜波伊斯博士五十多年来一直是国内、国外和（非洲、西印度和其他地方的）黑人中间争取民主的斗争的领袖之一，
兹特决议：本大会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反对任何政府机构采取这种方法强制黑人完全平等论者保持沉默，并重申决心要继续进行斗争，为全体美国人争取这样的公民权利。”
然而，在我们被宣告无罪的前一天，华尔特﹒怀特在密尔沃基的市政府里发表了演说。他没有提到这件事情，也不许别人提出问题。在会后，已故的该市市长维克多﹒柏格的儿子悉尼﹒柏格在怀特走出会场的时候摁住了他。怀特私下告诉柏格说：他曾经到过华盛顿，并且到过司法部。他和一位高级官员谈过；他曾经要求撤销对杜波依斯的起诉，免得共产党把他捧成殉道者。司法部说，事情已经来不及挽救了；他们已掌握有“无可辩驳的证据”足以证明和平宣传站的经费是“来自莫斯科”。怀特表示，也许杜波依斯不晓得这一点；但是那方面的答复是，他们不能把他的案件跟另外几个人的分开来；几个人必须一起对付掉。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在怎样一种误解的气氛中开始为这案件进行斗争的。
一个人在被控告犯罪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我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情，老实说，我不晓得该怎么办。首先，谁来替我们辩护就成了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是幸运的——幸运的程度我们在被释放之后才知道；那便是和平宣传站一开始就请到了格罗丽亚﹒阿格林。她是一个好律师，小心、谨慎、从来不知道疲倦，她完全精通法律，掌握事实和这个案件的关键。不仅如此，阿格林女士谦虚、不计较自己，如果能使大家好好合作，她甘愿退开一旁，但如果必要时，她也愿出来，负起全部责任。宪法专家柏纳德﹒贾菲就是阿格林女士选来当她最亲密的合作者的。他们两人密切地合作，并且为我们的辩护准备好了最完善的法律根据。此外，和他们一起的还有艾尔金先生的私人律师坦莱﹒福尔克纳。然而，由于许多原因，有一个黑人的律师事务所替我们辩护是很重要的。我老早就认识华盛顿的柯布法官，他曾经担任过哥伦比亚特区的长官。我们聘请了他的事务所，柯布——霍华德——海斯事务所，因为他们对哥伦比亚特区的诉讼有长期和详细的了解，而且对于种族歧视的各个方面特别熟悉。和他们一起，我们还特聘请了华盛顿一所黑人法律学院的院长乔治﹒派克先生。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一个案件，特别是这种性质的案件，并不单是法律知识的问题。这还是一个如何引人注目的问题。能够有一些全国闻名的律师或律师事务所来出面，那是很重要的。我们未曾体会到这一点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我们开始尝试一下，马上就碰到了当前的政治迫害的新花样。律师们对于参加为我们辩护并不怎样起劲；首先，因为我们钱很少，其次因为我们思想激烈早就出了名。我们在谈和平，而我们国家——无疑的这是政府——显然要战争。
我亲自给六七个有名的律师写信，要求他们即使不实际参加我们的辩护，最低限度也给我们提供一点意见。他们全都拒绝了。我写信给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扎卡里亚﹒查菲，请求跟他谈一谈我们的案件，并听取他的意见。他没有复我的信。我跟一个老朋友阿瑟﹒加菲尔德﹒海斯谈过，他的最后答复是：
“我跟某些最重要的理事谈过，并找过那些可能最赞同我们参与这事的人谈过，然而都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因此我觉得，叫美国民权保障联盟过问这件事是不可能的，除非是在审讯以后。我感到非常抱歉，因为在我个人来说，我是很愿意在这件事情上帮忙的。”
我还向另外一些人想办法，也都没有结果，最后我们大家都一致同意请了维托﹒马肯托尼奥先生，他愿意免费替我们出力。马肯托尼奥是一个出色的人；他长期以来就是国会进步议员中最有才识和最有气节的，他没有在改选中再度当选，只是因为选区被无耻地非法改划的缘故。他是不屈不饶的民权保卫者，此外又是一个勇敢而机智的辩护律师，他真心地关心这个案件。我们高兴地接受了他的好意，并让他当我们的首席辩护律师，虽然我们有些朋友摇头，认为选这样一位律师就使我们印上了和“破坏”分子串通一气的标记。但是我们坚持了我们的选择。
后来，某一位朋友劝告我们再多聘请一位全国知名的律师，他无疑一定会使我们的案件更引起公众的注意。然而，这个律师向我们索取二万五千元的手续费，我们只好打消这个注意。我相信，最后说来，幸而如此。
但是，这就碰到整个费用的问题。我们以前从来也不晓得，在美国，正义原来是要花那么巨大的代价才换得来的。一个人光是清白无罪，还不是免于惩罚。你还得有钱，而且得有许多钱。总的算起来，我们为了替自己辩护，一直到胜诉，总共花了三万五千一百五十元，首席辩护律师拒绝收受的一笔费用还不算在内。假如这个案件还要往上诉，以决定这个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是否合乎宪法，我们深信那可能叫我们花上十万元。单单为了这个费用的问题，我们足足踌躇了好几个星期，弄得灰心丧气。我们从来也没有这样深切地体会到，这次审讯将不仅是一件法律诉讼，而且是一场政治迫害，其结果决定于舆论；为了筹措为我们辩护所需的款项，我们需要大量贫苦人民的捐助，不必希望富人或者经费宽裕的基金会的赐予。
我们计划向舆论呼吁，以争取公平的审讯。这个计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向全国呼吁，另一部分是向全世界呼吁。按常理说，在向全世界的呼吁之前，应该先向美国呼吁，特别是先向黑人呼吁。但是，由于全世界和平力量先就知道了我们被起诉的事，我们还没有向我们本国人民说明我们的案件，全世界就先已惊动起来了。在上一章里，我已经说过这个运动在外国发展得多么广泛和诚恳；在我们国内运动还没有很好开展的时候外国运动已经起来了，加利福尼亚还没有知道我们的境况，中国已经先知道了。所以能够这样，不仅是由于我们对世界和平大会的呼吁，而且是由于在纽约的支援委员会的工作。
接着，我和我的妻子秀莱﹒格拉汉旅行各地发表演说，向美国人民发出呼吁，特别是向黑人呼吁。我们打算到处说明我们的案件，以对付新闻封锁；此外还打算为我们的诉讼费用筹款。
但是，在我们动身前往西部之前，在纽约成立了一个中央委员会。前明尼苏达州州长埃默﹒本逊和艺术家保罗﹒罗伯逊当选为主席。委员会的其他人员包括：维托﹒马肯托尼奥，亨利﹒普莱特﹒费尔契尔德教授，道克西﹒阿﹒威尔克逊和毛皮工人工会的利昂﹒斯特劳斯。首先，要成立办公处我们就碰到了许多困难，这是因为我们这一个特殊案件的性质，而且也是因为寻常的种族的问题。在两三个人自愿前来替我们工作之后，我们得到了爱丽斯﹒西特朗替我们当秘书。她是纽约公立学校教师，曾遭受过政治迫害。
爱丽斯﹒西特朗在哈莱姆区教黑人孩子，教了十八年。大家普遍地赞誉她是“我们教育界最优秀的教师中的最优秀的一个”。一九五〇年五月三日，纽约市教育局长詹逊停了她的职务，并且不给薪水，“因为她拒绝回答‘你是不是或者曾否是共产党员？’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他一点也不晓得她在教学上和在社会上的情况。他大概还说过，这知道不知道也没关系。西特朗小姐被解职了。她负责为我们辩护的办公室的事务。我在这里向她致敬！
她当了我们的行政秘书，并且毫不计较个人地热情工作，所领薪水有名无实。我们的办事处最初设在布列斯林饭店，这家旅馆一直想把我们撵出去，但是她坚持不走，即使被赶到冷冰冰的、无法呆的屋顶小阁楼上她也不在乎。在这里，她差不多在和全美国和全世界通信。她发出去的新闻和私人信件越来越多。
另外，道克西﹒威尔克逊那样突出忘我的、效率显著的工作也是很出色的。他自愿地承担了委员会的许多工作，他的贡献极有价值。
这时，秀莱和我第一次开始到西部各地去，初步尝试进行宣传和募集捐款。约会是由各地和平委员会、进步党人和黑人布置的。我们知道，我们将要遇到具有各种不同见解的形形色色的人。这种情况视地点和环境而有不同；往往是进步党人与少数黑人及工人形成核心；有时是工会会员最多，其次是黑人，也有少数拥护和平宣言的人。又使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因为报纸几乎完全封锁了消息的缘故，来听我们讲话的人简直可说一点也不知道我们的案件，一点也不知道世界和平运动这回事。
我们出发的时候是春天，在六月里。我们计划让秀莱先讲话，向大家讲清楚我们这件事。秀莱讲话很自然，很引起大家的兴趣，她不用提纲，而讲得很有力量，牢牢地吸引着听众。这以后，接着由地方上的某位知名人士主持募捐。然后我才讲话。我应该怎么说，成了大家操心商量的问题。多年以来，我养成了讲演时用底稿的习惯。以前我这样做收效相当好，因为我很熟悉我的讲演稿，我能说清楚的英语，我的论断也有点道理。然而，一般的听众不喜欢讲演稿。我们踌躇了一下，最后，我试用口语化底稿，准备机动地变换内容，或者甚至不用底稿。结果，证明这种方式很受欢迎，使听众能听得很入神。因此，我几乎在所有场合都利用这种办法。这是主张和平的言论，一般我是像这样地谈起来的：
“全世界都对美国最近事态的发展感到惊异。在全世界每一个城市的大街上，人们都谈论我们的行动和态度，而感到迷惑不解。世界渐渐地不由得不认为我们实际上要战争；不由得不认为我们必须要有战争，不由得不认为我们再也不能有别的办法维持我们的工人就业和庞大的利润，而唯一的办法是每年在战争准备上花七百亿元，使得我们除了过去主要由于战争而负的二千一百八十亿庞大债务之外更背上新的债务……
假如明天俄国从地球上消失了，现代世界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依然会存在；这问题就是：尽管地球富饶、我们掌握自然的力量、神奇的技术；尽管我们在全世界都有贸易，我们的商店、工厂、船舶、仓库源源不绝地供应大量货物和劳务，然而，为什么大多数人仍然饿得要死，仍然为害了本来可以预防的疾病而死亡，仍然愚昧无知，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少数人却富有到挥霍不尽呢？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就是世界当前的问题，俄国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也不是最后一个要求回答的……
假如我们的繁荣是建筑在剥削和残害别人的基础上，或者企图建筑在这个基础上，那末我们说我们美国比全世界别的地方都要富饶，那还是没有回答上这个全世界的普遍问题。要记住，正是美国资本，现在越来越多地占有南非那些雇佣奴隶劳动的广场；正是美国企业，现在搜刮中非的铜矿，正是美国投资者企图控制中国、印度、朝鲜和缅甸，并且他们正在扼住近东、加勒比海和南美的饥饿的工人的咽喉……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活着看到言论自由和舆论自由会像今天这样在美国完全被绞杀的日子，看到我们的大学学生听不到也不能谈论真理的日子。今天，在这个自由的国家里，谁也不能保证获得生计，不能保证不受诽谤和人身侵犯，甚至不能保证免于牢狱之灾——除非他能够不断地公开地说：
他憎恨俄国。
他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他全心全意地支持在朝鲜进行的战争。
他随时愿意为将来的战争出钱，不论多少，不论在什么地方，也不论在什么时候。
他随时愿意去跟苏联、中国和任何其他国家，或者跟所有国家打仗。
他深信应该使用原子弹或其他任何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并且认为谁要是反对这种主张，谁就是卖国贼。
他不仅信奉这一切，同意这一切，而且如果他们的邻居不像他那样相信这一套的话，他愿意去侦察他们，并且告发他们。
这种信条只要讲出来，就足以叫人看出是绝对失去理智的。
怎样才能使这个国家恢复理智呢？大多数人答复说：没有什么办法，只是静静地坐着，听凭暴风雨的摆布就是了。假如必要的话，扯谎，并且参加政治迫害，对着上帝发誓说，你从来也没有同情过俄国农民争取自由的斗争，你一生中从来不曾加入过任何自由主义的团体，也没有一个朋友加入过这种团体，假如你曾经加入的话，那也是因为你受了骗，上了当，做了一个大傻瓜。
但是，也有另外一些人说：我们是有点办法的。美国再也不需要胆怯鬼和扯谎者了。它需要正直的人，正直的公民即使错了，也比随波逐流的坏蛋不知爱国多少……
今天，绝大多数没有发狂的美国人民，都不要战争。大多数美国人憎恨目前的政治迫害。要想反对战争，防止公民自由的死亡，唯一的办法就是选举和你意见一致的人出来担任公职。我们不能输出连我们自己也没有的民主。我们不能在我们自己都丧失自由的时候，给别人以自由……
因此，为了全世界的缘故，我提倡进步，我提倡教育，我提倡社会公费医疗，我要求足够过活的工资和老年保险，我要求人人都有工作，要求救济失业和患病的人。我要求兴建公共工程、公用事业、公共改进设施。我要求我国人民能享有自由。因为我知道，你们也都知道，我们不能希望一方面能有这些东西，而另一方面又在全世界各地为了替大企业制造庞大利润而进行战争、破坏和杀戮，所以我和各国、各洲的千千万万人民站在一起，呼吁和平——再也不许有战争！
一个由全世界工人阶级保有和行使权力的新的权力时代已经破晓了。它的最后形式如何现在还不很清楚，然而它的进展不是任何人力所能阻挡的。”
我们这次旅行最先到芝加哥，以后依次到圣保罗、西雅图、大科马和波特兰。接着，到旧金山、奥克兰、洛杉矶、克利夫兰，最后返回纽约。
我们在六月一日乘飞机离开纽约，在芝加哥停了下来，在那里，我们参加了为罗伯特﹒摩尔斯﹒罗维特、康奈尔大学菲利普﹒莫里逊教授和我而举行的午宴和集会。我们每人讲了十分钟话，听众共七百人，有白人有黑人，情绪相当热烈。以后，我们向黑人讲话。在星期日晚上，我们在钢铁中心格利参加了一个集会。原来租用了市政府大礼堂，可是在最后关头租约被取消了，当地唯一的一家白人报纸在星期六宣布这次集会取消了。但是，这个集会仍然在以前一个溜冰场上匆匆忙忙地布置好了。
当地的黑人报纸抗议说：
“某些市区分子最近企图阻止威﹒爱﹒柏﹒杜波伊斯博士在格利讲演，这种企图给我们说明了他们是多么卑鄙。他们这些人要控制格利人民的生活。这些自命的独裁者对市中心区的某些领袖施行了一些压力，极力想使杜波伊斯博士在格利租不到任何礼堂来举行集会。然而，这些企图是枉费心机了，杜波伊斯博士讲了话，而且到会的人很多，听讲很专心，他们不怕‘统治者’可能对他们的抨击。”
而且我们的案件在黑人中的影响的另一方面，在芝加哥的一个社交集会上表现出来了。
在一个著名的黑人律师奥斯卡﹒布朗的寓所，为我们举行了一个招待会。芝加哥黑人里面许多富有的社会领袖都来了。出乎我的意料，而且也许同样出乎当天许多人的意料，欧尔﹒狄克逊，现任全国律师公会主席，在那天晚上向大家提起了我的案件，并且请求我把这事解释一下。我和我的妻子都讲了话。许多人都对我们表示同情，这以后狄克逊感情激动地提议筹募辩护基金，请求大家认捐。出乎我的意料，一会儿工夫，认捐数目就达到了一千一百元，并且还组成了一个支援委员会。但不久以后就发生了一个反应。在认捐的数目之中，实际交款的只有四百四十五元，虽然委员会催了许多次，还是无效。这些人里面，大多数人因为害怕报复或者经过考虑之后不愿拥护和平，或者的确没有钱，而拒绝交款。
在明尼苏达州，明尼亚波利斯的进步党很强大，而我妻子的家族，贝尔家族，在圣保罗的黑人中很有势力，他们祖辈几代住在这里，族里有好些人是州立大学毕业的，还有一些人在政府机关里供职。因此，《快讯报》来访问了我们，并且给我们拍了照。圣保罗最大的黑人教堂让我们使用，明尼亚波利斯来了一个人数很多的白人代表团，参加我们的晚会，因此我们的集会也许成了这个地区最盛大的一次黑白种族混合的集会了。集会目的是要向过去没有接触过的公众介绍我们的案件和世界和平运动。在集会快要结束的时候，楼厅上有一个人站了起来，说他受托前来，有话要说。于是，他就宣读了斐士克大学最近一次校友集会上通过的一项决议，这是黑人大学就我们的案件发表全国宣言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这个宣言说：
“鉴于威廉﹒爱德华﹒柏格哈德﹒杜波依斯，斐士克大学优秀的毕业生，在学术、文学和社会活动上做过杰出的贡献；
鉴于他曾得到他的校友的尊敬、钦佩和感激，并曾得到他的母校的最高的奖励；
鉴于美国政府已经对他起诉，而且现在就要传他去受讯；
并且鉴于斐士克大学校友总会在其年会上希望在这样一个时候表示对他继续的尊敬、感激和钦佩，因此决议：我们重申我们对他，对他的人格，对他忠于母校的原则和理想的精神保持信仰和信任，并且对他在争取黑种人民的彻底解放和全民民主的实现的斗争中的英勇的领导再一次表示真挚的敬意。”
在黑人为支援我而通过的许多决议中，包括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的决议在内，对我的“人格和忠诚”表示“信仰和信任”的，这是第一次。
这以后，我们出发到西北，这个气候异常、景色壮丽和思想独立的地区去。在西雅图，黑人居民很少，因此我们主要是向进步的白人呼吁。报上没有报道我们的活动，但是我们在一个好旅馆里住了下来，进步党和工会召集了五百个优秀的听众。该州领受养老金者协会——曾经一度很有势力的唐森运动的一部分——支持我们，并请秀莱到他们的年会上去讲话。
在波特兰，情况就有很大的变化。那里不仅有一个由警察局长领导的强大的反动势力，而且有一种恶毒的反对黑人情绪。对黑人的压力是很强大的：因为预计到我们不会受白人旅馆的欢迎，我们被请到一个黑人家里去住，但是就在我们到达的那天早上，这个家庭就打电话来说：“我们不能接待他们；请不要问缘故。”四个本来也答应替我们主持集会的黑人牧师突然退出了。当地的委员会无法跟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当地的分会取得联系，也无法和市区联盟取得联系。在我们举行集会的那天，警察局长和美国退伍军人团在黑人区大肆活动，报纸默不作声。我想免不了发生事故。
但是，当地的进步党很机智和勇敢。他们马上安排一下，准备在两三个白人的私人住宅里招待我们，但是我们和一位曾经参加华莱士竞选的歌唱家住在一起，并且帮助了这一家又要生产的母亲。我们被邀请到好几个私人住宅里去参加聚会，向一些人讲了话，并回答了问题。然后，在星期日晚上，我们向七百名热情的听众讲话，美国退伍军人团的人在会场外招摇地荡来荡去。集会由一个黑人工会领袖主持，里德学院的一位教授向听众介绍我的情形，一个负责收集捐款的年轻人告诉我们说，这是他最后一次以华盛顿大学教授的身份在公开场合出现，因为他刚被解聘，说他思想太激烈。
这以后，景色又变化了。我们向南到加利福尼亚的阳光和鲜花中去，我们到了旧金山、奥克兰和洛杉矶。在前两个城市里，工会替我们主持一切，在这一州的南部则换了进步党的组织。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受到的欢迎是热烈的，许多人数很多的代表团来迎接我们，向我们献一束束的鲜花。在主持会议的成员中，白人和黑人数目相等。我们住在一个热心的青年白人女子的家里，在海船厨师侍者工会的职业介绍处大厅里讲话。我们举行记者招待会时，全市黑人和白人的大报都有记者来参加，虽然第二天白人报纸上一个字也没有登出来。自由主义的《纪事报》的一位记者写了一篇长文章，我提醒他说，在联合国组织会议期间，我曾当过他那家报纸的专栏评论员。但是一个字也没有登出来。
我们在奥克兰和旧金山都举行了群众集会，一次是在公民大厅，另一次是在一所很宽敞的大厅里。在两次集会上，哈里﹒布里治的辩护律师文森特﹒哈利南都讲了话。我们影响所及共有两千人。这整个地区有很多黑人居民，他们大多是因与战争有关的职业而移居到这里来的，大部分人都参加了工会。因此，没有很大的种族问题。
我们在旧金山跟当地的黑人自由职业者和企业界人士很少接触，或者可说没有接触。黑人中有才能和精力者大多参加了工会运动。在洛杉矶，情形恰恰相反，隔离的黑人聚居在一起，他们的领导情况和南方一般的情形一样，富有和生活舒适的一些人分了出去，离开了黑人区，而迁入了市内某些最漂亮的住宅区。他们和白种人的隔离关系愈来愈少了。除此之外，黑人当中还有一批是好莱坞的演员和卖艺者，他们处于不安定的地位，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大多和白人一样怕事。根据我所知道的这种情况，我预感到，我这次访问可能会有不愉快的反响。
自从我在一九一五年第一次到过洛杉矶之后，我每次到这里来，总是住在一对年轻的自由职业者夫妇家里，他们经过一番奋斗后才达到了舒适而自立的生活。他们都很和善，都同情我的工作，每次我到西部来的时候，他们总要求我把他们的家当作自己的家。这一次，我很犹豫了一下，终于写信告诉他们我要到西部来，并且向他们表示在这次的情况下，也许我在别的地方寄寓对他们会方便一点。我承认，在他们客气地答复我说这样会方便一点的时候，而且后来在我发觉他们两人都没有参加任何欢迎或礼仪的委员会，也没有参加我们的集会的时候，我的确很失望。他们甚至把我写给他们的私信给报馆看，以证明我的这两个朋友跟我的辩护活动毫无关系。
在这里，有相当多黑人自由职业者及工商界人士与白人进步分子和工会一道，来听我演讲，使这次集会成了我这次旅行中最盛大的一次集会：正厅里共有二千二百人，另外一个大厅也挤满了人在注意倾听，还有好几百人进不来。据说，自从上次坎特伯雷教长到这里来以后，洛杉矶从来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盛况。
这次旅行就这样结束了，往后我们只在克利夫兰匆匆布置了一个工会会员和进步党人的小规模集会。这次机会是休﹒德拉西主持的，他是一个丢了议员不干而改当木匠的人，改行后他体格也魁梧了。
秀莱回纽约去了，带回了一些钱和捐款的诺言，公众都知道了我们的案件及和平事业，这一点后来证明是有决定性的。我返回芝加哥，参加和平十字军大会，这一个组织是阿波特﹒西蒙领导的，它继承了和平宣传站的事业，在全国进行和平宣传工作。这次大会在七月举行，这是在全国范围内经过一场匆忙然而又是广泛和继续不断的努力的结果。我们这次在西部旅行也帮助了大会的工作。大会需要进行内部的组织工作，成千上万代表，其中有一大批热情的青年，从全国东西南北乘着各种交通工具蜂拥而来时，大会的节目还没有确定。
然而，我老早就被请求在会上发表主要演说，考虑一下之后，决定我只简单地谈一谈今日美国存在着战争幽灵的主要原因，而不打算仅仅指出未来的组织和需要做的特别工作。我深信在这方面别人会比我做得更好；但是我以为在芝加哥室内运动场向一万五千听众所讲的话，最好有一个明确的论点。我要消除政府和公众对我的决心还存有的任何怀疑，我的决心便是要自由地思索和谈论战争的经济基础和二十世纪的失败。我以为，甚至这次大会的发起人也为我那直言无讳的分析而提心吊胆。我深信，这样一来，政府已不再幻想我会在恐怖之前屈服，或者会默默不敢作声了。我那时说：
“美国的大企业正在迫使我国走向战争，把我们的政府变成一个军事独裁政权，瘫痪一切民主的监督并剥削我们所需要的知识。
今天的美国是在控制有大量集中的资本和财富的大工业公司统治之下。这是空前的权力集中，全国某些最有才智最能干的人都为它办事，它的行动和目标没有而且从来也没有受到民主的监督。它的独裁形式很多，从君主专制政治到寡头政治，受到有组织的劳工和往往没有效力的舆论的限制，舆论不断地拼命地希图通过自由选举来表现它的意旨……
假如只有共产主义深深憎恶这种情况的话，那末我敢赌咒说，无论武器的力量，财富的力量，或者过人的才智，都不能制止共产主义的发展。不给人民以这个思想的权利，只会迅速地制造共产党人，叫你关也关不及，杀也杀不绝。除了比共产主义更好的东西，什么也制止不了这种共产主义的发展。假如我们目前的政策就是自由企业和个人进取的范例，那末这种政策就是放纵罪恶和造成痛苦，虽然也发财致富；假如这就是美国生活方式，但愿上帝拯救美国。
我们在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办法保持民主美国的理想，唯一的办法就是剧烈地限制目前集中的财富的权力，由国家占有某些天然资源，管理许多我们重要的工业，把我们的公共福利的工作社会化。这并不是说我们要仿效苏联的共产主义，也不是要搬用英国的社会主义，甚至不需要法国、意大利、或斯堪的纳维亚的准社会主义，而只要我们以某种方式或在某种程度上把我们的经济社会化，恢复新政，建立一个福利国家，否则我们就要沦于军事法西斯主义，这就将毁灭一切民主的梦想，一切消除贫困、疾病和愚昧的梦想，一切以和平代替战争的梦想。
美国必须来一次巨大的社会变革，一个非暴力的变革，而是由人民坚定不移的意志来实现的变革。在实现这种变革时，‘宽厚待人，不存恶意’，对富有者和刻苦者完全公平，丝毫无差，给贫者、病者、愚者以完全的同情，使美国得到自由和民主，世界得到和平，人类得到友爱。”
这一年夏天，秀莱和我搬到布鲁克林高地的一所房子去住。我们已计划和一位朋友的全家共同买下这所大房子。但是，到了最后时刻，他不得不打消原来的主意，因为他必须支援他的同伴从事一场有价值的斗争。秀莱和我战战兢兢地独力负担了这项抵押的重担，尽管我们的经济情况也很不稳定。在这个国家里，黑人要得到合适的住宅是很难得的，我们不敢错过这个机会。因此，在七月里，我们来了一场劳累的两头搬家：秀莱从长岛她的家搬过去，我从哈莱姆区的公寓搬过去。我们还没有住定下来，战场上的号召又来了，因为马上迫切需要款项，最好再度作西部之行。由于时间和力量的限制，我们这次最好不要走太多地方，在跟十来个地方通信接洽之后，我们决定到密尔沃基、底特律、丹佛和芝加哥去。
我们的第二次旅行跟第一次大不相同，而且收到了效果。报上也比以前更多地刊载我们的消息。听众相当多，捐款的情况也相当热烈。我们在九月间出发，先乘飞机到密尔沃基。我们在那里的主人是一位有名望的白人企业家，市长的人权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他老早就很喜欢读秀莱写的书。他招待我们到他的湖滨住宅去住，通过他的关系，我们能够一开始就会见了一些有名人物：一位州参议员，好些市议员，还有好些该市人权委员会的委员。两家日报派了记者来访问我们。曾经刊印一篇对于芝加哥卫理公会社会行动委员会会议颇有疵议的报道的密尔沃基《新闻报》，仍派了那位记者来访问我们，他写了一篇对我们很表同情的访问记。我们后来才晓得，这篇文章是经过一场很久的争论才被报纸采用的。在那以后，这家《新闻报》为了替它自己洗刷，弄得非常狼狈，因为我说朝鲜战争是白种人的欧洲要在黄种人的亚洲维持殖民主义的努力的一部分。《新闻报》说，这种说法是“不忠于国”。
我们的主人和当地最大的黑人教堂的牧师替我们召开了群众大会，那位牧师看到他的教堂里来的人这样拥挤，似乎有点慌张起来了，他警告我们不要举行“示威”。后来没有示威发生。参加大会的有七百人，这次开会使我们知道了，几天前在威斯康星州的首府麦迪逊，有人调查了一下，发觉每一百十二个人里只有一个人愿意在人权法案上签名！
在底特律，我们再一次感受到“恐怖”的威胁。这在我们这次旅程中还是第一次：我们的主人坚决主张派人日日夜夜一刻不离地替我们当保镖，这是很不好受的，但是我顺了他们的意思。这次主持底特律集会的人没有能使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当地分会也列名为发起人。这个地方分会对于我们请它合作没有做答复而径自寄信去纽约，请休伯特﹒德朗尼法官到底特律来，就在我们集会的那天同一个时间请他在另外一个教堂讲话。然而，德朗尼法官“批评了协会的这些领袖，说他们因为害怕被攻击为共产党，而不敢对这些影响黑人利益的问题采取直率的态度。”他说，这不是个人和像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之类的组织搜索共产党人，或随便这样诬蔑他们的朋友的地方。他攻击政府诬告杜波伊斯博士为“外国代理人”，他提醒听众注意杜波伊斯博士五十年来的奋斗，并且说对于这样一个人起诉，简直是从来没听说过的事。
我们在伯特利教堂向五百人演讲，查尔斯﹒希尔牧师也讲了话。希尔是一个勇敢的人。由于做父亲的是那样敢于揭露一切，空军方面曾企图解除他那在空军中当军官的儿子的职务，但是这件事引起了很强烈的抗议，以致空军方面不得不让这年轻的军官留下。希尔是市议会候补议员，他领导我们举行集会。工会也给予我们大力的支持。
离开底特律之后，我们就到丹佛去。在这里我们经历到一种新的情况。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第一次有一个巨大的地方分会敢于替我们主持集会，让我们把我们的事业向公众说明。此外，无论在自然气候上和精神气候上，丹佛也都好像是特别的。不仅我们在九月里就碰到了一场大风雪，而且在其他方面，这个大城市似乎没有卷入战争歇斯底里的漩涡里。《落基山新闻》尽可能地登载我们活动的消息，登出了许多照片和访问记。我能有机会和该市某些著名的社会工作者、自由职业者和牧师开了一个很长的座谈会，他们当中白人也有，黑人也有。在底特律，我十年来常到黑人基督教青年会演讲，那个组织却没有一个人表示丝毫兴趣；然而在丹佛，当地青年会的集会上来听讲的却非常踊跃。这里的群众集会举行得非常成功。
一个唯一神会的白人牧师向大家介绍我说：“在这个麦卡伦横行的年头里，我们谈到这样一个人，他使得我们仍然感到作美国人是光荣的。”这位牧师又要坚持自己的见解，又要保住教会中的位置，很有些困难。
那天晚上，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丹佛分会在一所黑人教堂给我们主持了一次集会，到会的有二千人之多，他们一致地通过一项决议，反对政府对我的迫害。
我们从丹佛到了芝加哥，在那里由美国和平十字军主持，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工会会员大集会。这是一个工人的集会，没有一个资产阶级分子参加，白人资产阶级也罢，黑人资产阶级也罢。这以后，我们便返回纽约，打算布置我们的住所，并准备应付十月间的审讯。
在十月里面，我们两次旅行以及在纽约办公处的努力的结果渐渐地显现出来了。我们被起诉的事以及我们的宣传引起了许多自发的反应，其中最算得是自发的一个，就是在全国南北各地无论白人和黑人的大学里学生们纷纷成立支援委员会。在芝加哥大学、俄亥俄州的威尔伯福斯大学、德克萨斯大学、斐士克大学和其他大学的校园里，出现了许多“支援杜波伊斯博士委员会”，它们印发小册子，写信和发电报给司法部和杜鲁门总统。然而，这些组织大多不久就被学校当局取缔了。
我们特别感动的是工会在这场保卫民主的新斗争中的作用。我开始愈来愈加相信，在美国，如果我们要求有眼光远大的领导，有勇敢的思想和民主的监督，我们必须依靠独立的工会。大企业正在渐渐接办慈善事业。这不仅意味着慈善事业的隐蔽动机一定是利润以及一切对目前的企业做法有利的思想和行动，而且还意味着在慈善事业上，民主不是让位给君主专制的话，也必须让位给寡头政治。今天，大公司都捐款给地方的共同救济基金，捐款给教育和宗教事业，以及捐款给“社会事业”，它们把这些捐款看作可以生利的一部分开支。因此，很难希望我们的教会和学校，甚至民主的政治选举自由地批评我们的经济制度。
在我们这个事件上，我们求援于工会的民主、群众大会和教会，而不是求援于富人或富人捐赠和设立的慈善基金。我相信，在我们这次旅行中，为我们的事件所捐的个人捐款，恐怕没有一笔是超过一百元的。这主要是贫苦民众的群众性捐助，他们或者以个人名义或者通过他们的工会或其他团体，每人捐一元或者五元。
渐渐地，全国的工会都动起来了。毛皮工人工会、海船厨师侍者工会、联合电气工人工会的三十个地方分会以及其他工会，都向杜鲁门提出抗议。有名的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工会分会——产业工会联合会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福特第六百地方分会说：
“关心和平是所有国家一切公民的本分和义务，了解和平的情况是全体美国人的权利，拥护和平的言论是不可割让的历史特权，而对和平宣传战起诉，就是对这些权利挑战。”
毛皮工人工会的本﹒戈尔德建议替我们举行聚餐会，筹募款项。这次聚餐会在十二月十六日（星期五）举行。出席的有十三个全国性和国际性工会，共捐辩护费二千三百元。这些工会和国外的工会取得联系，马上从马提尼克总工会、马达加斯加工会和世界工会联合会的八千万会员得到了广泛的影响。
非洲法属索马利兰和吉布的进步工会运动者、英国工读学生联合会、捷克斯洛伐克艺术与文化工作者协会和澳大利亚悉尼的旅馆俱乐部餐馆工会都来了信。
美国的黑人开始更清楚地了解到发生了怎么一回事。三十二个黑人领袖以及其他像非洲人卫理公会赖特主教之类的许多人联合向杜鲁门请愿。兰斯顿﹒休斯写道：
“假如威﹒爱﹒柏﹒杜波依斯被关入牢里，全世界将会普遍地感到怀疑。欧洲将感到怀疑，非洲将感到怀疑，亚洲也将感到怀疑，没有哪一个法官或陪审团能够回答在他们怀疑的后面所隐藏着的问题。美国民主旗帜的威望又将降低一等，特别是在全世界有色种族的眼中。千千万万人将要感到愤怒和不安，将会锻炼得更加坚强。”
毫无疑问，我们的两次旅行不仅在西部而且也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此外，由于爱丽斯﹒西特朗在纽约我们的办公处从事写信活动；由于其他被告和我们的律师以及其他许多朋友不断的活动，我们终于使全世界都了解了我们的案情。新闻检查制度并不能使世界、美国，特别是美国和非洲的黑人不知道关于这次起诉的基本事实，结果全国各地的人民便源源不断地捐款来偿付我们的开支，捐款一笔笔当然数目都很小，然而总起来就达到了三万五千元以上。
司法在美国不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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